政策评估范文10篇

一、公共政策评估概念的界定

尽管目前对政策评估的研究很多，但对于政策评估的概念却没有一个统一的、被绝大多数学者接受和普遍认同的定义。

陈振明认为，所谓公共政策评估，是指依据一定的标准和程序，对政策的效益、效率及价值进行判断的一种政治行为，目的在于取得有关这些方面的信息。林水波、张世贤认为，政策评价是“有系统地应用各种社会研究程序，收集有关资讯，用以论断政策概念与设计是否周全完整，知悉政策实际执行情形、遭遇的困难，又无偏离既定的政策方向；指明社会干预政策的效用”。

以上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和方面分别对政策评估进行界定，综合各方观点，本文倾向于这样的界定：公共政策评估是依据一定的标准和程序，对政策过程的效果、效益、效率和公众回应加以判断，评定并由此决定政策变迁的活动。

二、公共政策评估的标准

邓恩在《公共政策分析导论》中将评估标准分为六类：效果、效率、充足性、公平性、回应性和适宜性。我国台湾学者林水波、张世贤在《公共政策》一书中认为评价标准由八个方面：投入工作量、绩效、效率、充足性、公平性、适当性、执行力、社会发展总指标。张国庆在《现代公共政策学导论》中提出政策评估的首要标准和次要标准的概念。针对公共政策及其活动全过程的各个环节的结果的价值进行评估，评估的标准应该包括下列标准。

公共政策是以政府为主的公共机构为确保社会朝着政治系统所确定、承诺的正确方向发展，通过广泛参与和连续的抉择以及具体实施而产生效果的途径，利用公共资源达到解决社会公共问题，平衡、协调社会公众利益目的的公共管理活动过程。这一概念表述了公共政策的主体、手段、目的，尤其突出其目的性。

公共政策的目的性表现在公共政策的成败上，这就使政策评估在公共政策中占据重要的地位，缺少政策评估，一项政策就不能称之为政策。公共政策评估如何进行，即公共政策评估都有哪些标准，以此对公共政策成败做出判断，本文试就其作些探讨。

一、公共政策评估概念的界定

尽管目前对政策评估的研究很多，但对于政策评估的概念却没有一个统一的、被绝大多数学者接受和普遍认同的定义。

陈振明认为，所谓公共政策评估，是指依据一定的标准和程序，对政策的效益、效率及价值进行判断的一种政治行为，目的在于取得有关这些方面的信息。林水波、张世贤认为，政策评价是“有系统地应用各种社会研究程序，收集有关资讯，用以论断政策概念与设计是否周全完整，知悉政策实际执行情形、遭遇的困难，又无偏离既定的政策方向；指明社会干预政策的效用”。

以上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和方面分别对政策评估进行界定，综合各方观点，本文倾向于这样的界定：公共政策评估是依据一定的标准和程序，对政策过程的效果、效益、效率和公众回应加以判断，评定并由此决定政策变迁的活动。

摘要：公共政策的成败要通过公共政策中的政策评估环节检验。公共政策评估要通过一定的标准进行，即公共政策评估标准。公共政策评估环节通过不同的评估标准判断公共政策成效，依据成效来判断公共政策的成败。当今中国生产力评估标准是符合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的政策评估标准。

关键词：公共政策政策评估标准生产力

公共政策是以政府为主的公共机构为确保社会朝着政治系统所确定、承诺的正确方向发展，通过广泛参与和连续的抉择以及具体实施而产生效果的途径，利用公共资源达到解决社会公共问题，平衡、协调社会公众利益目的的公共管理活动过程。这一概念表述了公共政策的主体、手段、目的，尤其突出其目的性。

公共政策的目的性表现在公共政策的成败上，这就使政策评估在公共政策中占据重要的地位，缺少政策评估，一项政策就不能称之为政策。公共政策评估如何进行，即公共政策评估都有哪些标准，以此对公共政策成败做出判断，本文试就其作些探讨。

一、公共政策评估概念的界定

尽管目前对政策评估的研究很多，但对于政策评估的概念却没有一个统一的、被绝大多数学者接受和普遍认同的定义。

1研究背景

伴随着春节的来到，春运大潮又向人们涌来，一张小小的车票再次牵动了中国13亿民众的心，“买票难、买票贵”这个老大难的问题又一次被推向了舆论的风口浪尖。火车票作为一种垄断性的稀缺资源，一直沿袭限时限量的发售模式，多少年来，无论媒体曝光也好，民众提议也好，铁道部对此始终不作任何回应。

2008年，对于大多数房地产商而言，这个冬天来的有点早。伴随着全球经济的衰退和我国房地产最新政策的推行，房价大幅缩水，老百姓持币观望，开发商惶恐不安，房市岌岌可危。面对如此窘境，如何对当前的房地产政策进行评估并制定下一步政策，成为了我国政府面临的重要问题。

近年来，我国各个城市都在进行着轰轰烈烈的“大建设”，然而这个大建设却通常分三步走。最初制定方案时考虑不全面，不得已又重来一遍。试问最初对公共设施改造政策进行评估时，为何没有考虑到这些问题？

包括上述问题在内的各种社会问题的出现，若究其深层原因，不难发现公共政策评估的标准在一定程度上出现了偏颇，因此，我们有必要对公共政策评估的标准进行深层次的研究。

2传统公共政策评估标准及存在的问题

(论文关键词)公共政策评估主体原则

(论文摘要)我国在公共政策评估的实施过程中仍然存在着诸多问题，究其原因之一，主要是我国在政策评估方面的着重点在于提出各种不同的评估方法、模式，却忽视了对政策评估的研究。事实上，只有本着利益相关、多元化、独立性、专业化、公开公平、代表性等公共政策评估性原则，才能选出客观、独立、合理、有效的政策评估主体，才会有利于公共政策评估的改进。反之，公共政策评估的有效性将受到影响。

公共政策评估主体就是直接或间接地参与公共政策评估过程的个人、团体或组织。公共政策评估主体在评估活动中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它决定着评估标准的制定、评估范围的大小以及评估方法的选择，从而发挥着主导性的作用，直接影响到评估工作的成败。笔者认为，只有遵照以下系统的评估主体性原则，才能选定客观、独立、合理、有效的公共政策评估主体，才能实现科学有效的公共政策评估。

一、利益相关原则

一般的公共政策教材认为，在公共政策评估活动中，除立法机关、政党组织、司法机关、社会组织和公民外，比较重要的公共政策评估主体是政策制定者和执行者、专业机构和人员、大众传播媒体。在这其中，把政策对象这一重要评估主体排除在外是非常不科学的。因为作为公共政策对象的社会组织和公众，他们能够亲身感受到公共政策给自己的经济、社会生活带来的影响，对公共政策最有发言权。可惜的是，在一些政策评估实践中，具有如此重要发言权的团体往往不能参与到政策评估的过程中，他们不能把他们的意见、他们的切身体会表达出来，这对于公共政策的评估来说无疑是巨大的损失。评估主体中作为政策对象的社会组织和公众代表的缺位，导致公共政策评估过程中相关利益群体和个人话语权的缺失，使得评估结论所涵盖的观点不够全面。社会组织和公众作为政府行为相对人参与公共政策评估，不仅能够提高公共政策评估的客观性和全面性，更能够提高公共政策评估结论的公信力。

二、多元化原则

古人云：预则立，不预则废。现代企业人力资源部门最重要的职能之一就是进行企业的人力资源规划。所谓人力资源规划是指根据企业的发展规划，通过诊断企业现有人力资源状况，结合企业经营发展战略，并考虑未来的人力资源的需要和供给状况的分析及估计、对职务编制、人员配置、教育培训、人力资源治理政策、招聘和选择等内容进行的人力资源部门的职能性规划。要做好人力资源规划则需要把握住五个关键点：

关键字：政策；分析；评估

一、现有人力资源的诊断与评估

要做好人力资源规划，首先就要对企业自身的人力资源状况做到心中有数，传统的企业人力资源诊断与评估着重对静态数据的罗列，如人员的学历结构、年龄结构、职称结构等，这些并不能完全体现企业人力资源的真实状况。人力资源诊断与评估还必须清查员工所具有的能力以及与未来要求的差距，从而使企业明了在人员类别、数量、质量等方面还需做何准备才能为企业发展战略提供人才保障。

人力资源的诊断与评估的内容应包括如下几个方面：

1、基本的人事信息诊断与评估

摘要：公共政策评估在当前公共政策系统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科学的、合理的政策评估可以有效地提高政策的价值和民主。然而在实际的评估中却存在着一些问题，影响着公共政策的评估，其主要表现在评估主体过于单一、评估体系不完善以及缺乏合理的评估途径等。本文就这些问题突出几条对策，帮助提高公共政策评估的效率。

关键词：政策评估；评估现状；完善途径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特色建设脚步的不断加快，公共政策评估已经成为当前政策执行、政策监控、政策终结以及政策结果的重要过程，这个过程对当前政策所达成的目标效果有着深远的影响。当然，政策评估体系如何按照特定的方法、科学有效的可行性进行效益和效果认定分析是当前所要面临的首要问题。

一、公共政策评估的基本理论

政府作为公共政策评估的主要组织者和决策者，其在公共评估体系中占据着主导地位，政府作为公共政策的主体，有效地发挥出政府的职能将是公共政策评估的重要方向。其基本理论可以从两个方面进行论述，一方面是政府职能决定论，另一方面是行政效能决定论。政府职能是国家行政管理的根本，也是行政管理的最根本体现，从行政评估职能可以体现出国家行政管理的基本内容。政府职能涉及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作为基本政策统治的基本内容，其覆盖了经济职能、文化职能，是确保经济稳定、文化生活的基本。行政职能是国家行政机关的工作人员完成行政活动以及功能的重要体现，这种体现是效益和效率的综合表现。其评估的基本制度是公共政策评估体制运行的基本框架，对公共政策评估起着决定性作用。

二、我国公共政策评估的现状

为引导金融机构坚持服务“三农”、服务实体经济发展的市场定位和政策导向，加强农村薄弱环节信贷支持，并有效改善农村基础金融服务，使涉农导向更加明确，涉农信贷投放总量持续增加，2011年，中国人民银行出台了《涉农信贷政策导向效果评估指引（试行）》，明确了信贷政策导向效果评估的指标设计、方法程序和结果运用等方面的内容，对于提高信贷政策执行力具有重要意义。如今七年过去了，农村金融环境、经济环境、社会环境、人口环境乃至政治环境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对基层人民银行涉农信贷政策导向效果评估工作也带了许多变化。现从基层人民银行实践角度出发，对进一步完善涉农信贷政策导向效果评估工作，进一步提高评估结果的针对性、科学性、参考性，谈几点粗浅认识。

涉农信贷政策导向效果评估情况

（一）2017年度秭归县涉农信贷评估工作整体情况。1.评估对象的基本情况。2017年，秭归县正常经营的共有9家金融机构，其中县域法人金融机构有2家，分别是秭归农商行和秭归兴福村镇银行。除了秭归兴福村镇银行成立不到4年，不符合参评条件以外，参加2017年度涉农信贷政策导向效果评估的共有8家金融机构，分别为工行、农行、中行、建行、农发行、农商行、邮储银行、湖北银行，较上年增加了1家，其中湖北银行为首次参评。2.涉农信贷评估结果。2017年，秭归县域金融机构涉农信贷政策导向效果评估总体情况良好。8家县域金融机构评估结果为：优秀类1家，良好类3家，勉励类2家，占比分别为12.5%、37.5%、25%和25%。8家参评金融机构中评分优秀的和勉励的机构占比较往年变动不大，中等的机构占比较往年有一定减少，而良好的机构占比较往年有所上升，显示出秭归县金融机构支农惠农能力在不断改善，涉农信贷评估成效较为明显。　（二）2017年度秭归县涉农信贷评估特点分析。1.涉农贷款余额持续增长且增速在不断加快。2015年至2017年，秭归县涉农贷款余额在持续增加，增长速度有所加快，全县经济发展薄弱环节的信贷需求得到有效满足，有力支持了县域涉农经济体稳定快速发展。从总量上看，2015年与2017年相比，全部参评金融机构涉农贷款余额由38.83亿元增长到62.75亿元，提高了61.6%，年均增长20.53%；县域贷款余额由72.45亿元增长到98.5亿元，提高了35.96%，年均增长11.99%；涉农贷款余额占县域贷款余额由53.6%上升到63.71%，提高了10.11%。其中，农林牧渔业贷款余额由1.72亿元增长到2.58亿元，增长50%；农户贷款余额由11.27亿元增长到18.34亿元，增长62.73%；农田基本建设贷款余额由0亿元增长到0.06亿元；农村基础设施建设贷款余额由12.1亿元增长到18亿元，增长48.76%；只有农村中小企业贷款余额先升后降，由18.83亿元增长到21.52亿元又降到15.53亿元，降幅17.53%。对比2015年和2017年数据，涉农贷款的流向主要是农户贷款、农村中小企业贷款以及农村基础设施建设贷款，尤其是农户贷款余额和农村基础设施建设贷款余额增加显著，农村中小企业贷款余额和农田基本建设贷款余额相比往年略有下降（见图1）。从增速上看，全部参评金融机构涉农贷款余额增长稳定且呈现加快趋势，而且涉农贷款余额的年均增速要快于县域贷款余额的年均增速，说明全部贷款中流向涉农经济体的贷款呈增长态势。具体分析，受国家经济形势、金融监管政策和地方政府政策影响，以2016年为分水岭，除了农村基础设施建设贷款余额增速持续加快以外，农户贷款余额增速、农村中小企业贷款余额增速、农田基本建设贷款余额增速有所回落，呈现出先快后慢，甚至负增长的趋势，农林牧渔业贷款余额增速则是先低后高，这与秭归县的整体经济形势也呈正相关关系（见图2）。2.涉农贷款风险有所下降但力度减弱。全县涉农贷款不良贷款余额先升后降，由2015年的5995万元上升到2016年的9251万元，增幅54.31%，再降到2017年的6853万元，降幅25.93%，2017年涉农贷款不良贷款余额比2015年小幅上升，增幅为14.31%。3年里，全县涉农贷款不良贷款余额以2016年为分界点，呈现出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充分体现了各银行金融机构由前期粗放经营到后期注重防控金融风险的转变，也表现出各金融机构开始注重对优质农户和“三农”小微企业的甄别和培育。然而，在当前防范和化解重大金融风险的背景下，金融机构对贷款主体的审核和挑选势必更加严格，贷款发放和农村金融产品和服务方式的创新更为谨慎，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了金融对三农以及农村中小微企业的帮扶力度。3.涉农金融产品与服务创新日益丰富但动力不足。近年来，各金融机构为加强对农村薄弱环节的信贷支持，并有效改善农村基础金融服务，着力在创新支农信贷产品、担保方式、服务方式等方面实现突破，取得了较好的效果。在金融产品创新方面比较典型的有工行的“纳税信用贷”和“农民工住房按揭”；农行的“扶贫惠农贷”、“扶贫直补贷”和“农家乐贷款”；建行的“裕农易贷”和“陇上新农贷”；农发行的“企业信用保证基金收购贷款”、“农村创业创新园区建设贷”、“返乡下乡人员培训基地建设贷”、“新产业与新业态信贷通”、“新型经营主体创业贷”和“返乡下乡企业贷”；邮政储蓄银行的“扶贫小额信贷（惠农易贷）”；农商行分别对涉农企业、农村新型经营主体、建档立卡贫困户制定的“金融精准扶贫贷款”，为农户和涉农经济体提供了丰富的产品选择。在金融服务创新方面比较典型的做法是以“助农（惠农）取款点”、“金融精准扶贫联系点”、“银行+担保”、“银行+供销社”等模式为重点，不断优化农村金融环境，提高普惠金融的可获得性。但从整体上看，由于经营重点不同，国有五大行的涉农贷款余额占比有所下降，对涉农信贷产品与服务创新的积极性不高。

涉农信贷评估工作存在的问题

（一）评估指标体系不够完善。目前，所有银行机构使用的定量指标和定性指标及其权重是完全统一的，但由于不同银行机构的业务重点、市场定位、经营模式和风险防控模式不同，尤其是工农中建这些全国性大型商业银行与本地的农商行、村镇银行业务侧重点有显著差异，导致评估结果可比性不强，未能真正反映评估对象的涉农信贷重点、方向、风险及成效，也未能真正体现涉农经济主体的实际信贷成本、经营概况和实际效果，从而降低了评估结果作为上级行调整涉农信贷政策的参考价值。（二）评估数据报送的质量难以保证。目前定量评估数据主要来源于人民银行金融统计监测管理信息系统，定性指标数据主要来自于自评问卷，包括涉农信贷政策实施情况、涉农信贷制度建设情况、涉农金融产品与服务方式创新以及涉农信贷业务的奖惩情况等大量佐证资料需要金融机构主动按时报送。但在具体评估过程中，这些报送资料缺乏有效的核验手段，对不按要求自评、材料弄虚作假的金融机构，没有明确的规章制度进行有效制约，致使报送材料的真实性大打折扣。（三）缺乏现场评估的依据。目前涉农信贷政策导向效果评估工作主要采取的是非现场形式，由人民银行分支机构结合定量指标数据和金融机构主动报送的定性指标数据，通过人民银行开发的信贷政策导向效果评估信息管理系统与人工计算双重途径进行评估，缺乏现场评估这种能够随时查阅评估对象相关资料的方式。同时，相关政策文件中也没有对现场评估这种方式作出明确的制度规定，导致对现场评估这种方式实际操作起来难度大。（四）评估结果运用无明确操作细则。目前涉农评估结果被划分为优秀、良好、中等和勉励四档，然而对评估结果运用方面的规定则较为宽泛，对不同档次金融机构的奖惩不够明确，且缺乏具体、详细的执行标准，致使评估结果对金融机构的约束和导向作用没有完全发挥出来。例如，对于如何将评估结果与金融机构的差别准备金动态调整、银行间市场业务准入管理相结合，目前没有做出明确规定。（五）评估工作人员的专业素质有待提高。涉农信贷政策导向效果评估需要工作人员具有较高的专业知识和政策理论水平，而基层人民银行工作人员的业务素质、政策水平和分析手段相比较涉农评估工作的要求还略有差距，这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涉农评估工作的高效开展。

对策建议

摘要：公共政策是国家治理的基本工具，其在分配社会资源、规范社会行为和推动社会发展等方面发挥着重要的积极的作用。为了规范政策制定、贯彻政策落实、促进政策完善，国家审计机关开展公共政策评估审计具有十分广泛的现实意义。受到各种因素的约束和影响，政策评估审计在我国仍处于起步探索阶段。本文从政策评估审计的内涵出发，描述政策评估审计的发展现状及现存不足，结合我国的具体国情和国外有关经验做法，提出促进政策评估审计发展的建议。

关键词：公共政策；评估审计；发展

一、公共政策评估审计的现实意义

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我国逐步形成了以政府治理为主导，市场治理和社会治理为辅助支持的国家治理结构体系，其中，社会公众为国家治理的委托人，政府为社会公众的主要人。依据受托经济责任原则，为了达到良好的社会治理效果，抑制政府治理主体在公共政策行为过程中的机会主义倾向，需要依赖一种能够发挥免疫功能的经济问责机制，于是政策评估审计由此而生。依据审计署科研所研究报告，政策评估审计可以定义为“国家审计机关在法定职权范围内，从形式、事实、价值三个维度，对公共政策、公共政策系统（政策主体、政策客体、政策环境）、公共政策过程（政策制定、政策执行、政策评估、政策终结等）和公共政策的结果及其影响进行的监督、评价、建议、咨询等审计活动”。［1］政策评估审计作为新型的独立审计类型，其特点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预防性，与传统的审计模式相比，政策评估审计强调事前监督，察觉未来隐患，追踪问题本源，为政府主体提供前瞻性的意见与建议；二是广泛性，公共政策作为国家治理目标实现的主要途径，往往会涉及对政治、经济、文化、环境等各领域的调整，因此政策评估审计较一般审计项目而言，其审计对象具有明显的广泛性；三是全局性，社会公共政策本身具有博弈性和妥协性特征，其在内容安排、实施方式、出台时机等方面体现了权力机关对社会不同利益集团的综合平衡考虑，因此政策评估审计需要基于政策治理的宏观性，运用全盘思维进行反映和分析公共政策的运作流程。［2］政策评估审计致力于服务国家治理，充分体现了受托经济责任的本质要求，具有以下三个方面的现实意义。（一）提供公民参与政策过程的途径，有利于政策过程的透明化。政策评估审计可以提供公民参与政策过程的途径。在审计计划阶段，政策评估审计所使用的现场走访、问卷调查等方式能够吸收接纳公众的公共政策意见，提高公民的参与度。同时，社会公众还可以利用审计举报、审计请求等方式，影响政策评估审计的范围向公众所关注的重要政策领域聚焦靠拢。政策评估审计的结果公告可以提高政府的透明度。受历史等因素的影响，我国政策的制定、执行、评估等一系列过程基本都是在行政以及有关部门的内部完成的，公民无法掌握真实、透彻的内部信息，因此无法保障委托人——社会公众的知情权。政策审计的结果公告能够改变目前这种政策信息由内部知情人士垄断的局面，使公众更全面地了解政策过程的整体运行情况，从而督促政府依法行政，提高政府管理信息的透明度。（二）服务国家治理，有利于政策制定的科学化。政策评估审计能够通过政策选择的不断完善和优化来服务国家治理。对具有重大意义的社会公共政策进行评估审计，可以找出政策过程中的缺陷和问题，对评估政策进行优化选择，同时提出进一步发展和完善公共政策的针对性建议，为国家治理提供合理保障。政策评估审计能够促进政府公共政策制定的科学化。随着社会环境条件的不断更新变化和政府活动的日趋复杂，传统的政府审计模式显然不能适应现实的苛刻需求。作为一种执行反馈工具，政策评估审计运用政策实施过程中衍生的问题去反思政策制定过程中存在的失误，［3］可以有效地使公共政策制定流程逐步走向科学化，促使政府制定出科学、民主、合理的社会公共政策。例如我国在1999年推出的助学贷款政策的演变过程就充分体现了政策审计的反馈作用。通过政策审计发现问题并及时调整，从最开始的国家助学贷款发展到2007年的生源地助学贷款，学生违约风险得到了有效控制，最终实现了国家、银行和高校学生的共赢。（三）对政策落实执行效果进行检验，有利于政策执行的效率化。政策评估审计可以检验政策的执行效果。经过一系列科学论证的公共政策能否实现预期目标，在很大程度上还要取决于政策的实际执行情况。变化莫测的外部因素大大增加了政策落实状况的不确定性，这就必然要求在政策执行的全过程中对执行效果进行不间断地跟踪审计，及时判断、分析和总结，保障政策贯彻落实，促进政策目标的实现。政策评估审计能够督促政府履行职能，提高政策执行效率。政策评估审计有利于促使政府部门关注其公共政策是否达到了预设期望，是否满足了社会需求，是否促进了国家治理，从而提高政府的管理水平和服务质量。此外，政策评估审计尤其是政策执行情况审计的问责，还可以督促相关责任人恪尽职守、认真履职，保证政策执行效率。例如在2006年审计署开展的对全国18个省（市）收费公路的政策审计中，通过对“贷款修路、收费还贷”公共政策的审计，卓有成效地明晰了交通部门和地方政府在收费公路政策中的责任与角色，从而推动了该项政策的有效实施。

二、公共政策评估审计现状分析

随着国家治理体系的日渐发展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的不断推进，政策评估审计作为国家治理的新型模式虽然获得了十足的关注，但目前在我国尚处于积极摸索的发展阶段，以下便从相关政策文件的颁布概况和审计业务的具体实践两个方面进行简要阐述。（一）制度文件颁布概况2014年以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以及审计署颁布了一系列重要文件来支持政策评估审计在我国的发展建设。相关政策审计制度文件的内容可以从表1中窥见一斑。通过表1我们可以发现，当前出台的政策审计制度规定文件大都是对政策评估审计的基本属性（重要作用、所处地位、实施目标等）予以明确，涉及的是宏观理论层面问题，主要发挥政策引导作用，因而对系统性建设政策评估审计制度的初步规定就出现了一定的真空地带，同时相关政策文件的颁布时间也普遍偏晚。这些都是我国政策评估审计尚处于摸索发展阶段的具体表现。（二）政策审计具体实践作为一种刚起步的新型审计模式，政策评估审计的具体业务实践在我国还处于基础性阶段。这首先集中体现在政策审计的项目数量层面。以2015年为例，审计署官方网站公告的审计结果统计显示，当年审计署一共了34个文件公告，其中涉及政策评估审计项目的有6个，占比为17.65%，所占比例明显处于较低的层次水平。其次，我国政策评估审计业务实践的不成熟还表现在政策审计项目的内容层面。我国审计署2010—2016年开展的政策评估审计项目的主要内容情况如表2所示。通过表2可以看出，我国审计署近七年的政策评估审计重点关注了各项规划政策的落实执行情况，但对政策过程的其他环节，如政策制定及政策本身、政策审核及合法通过、政策反馈及有效改进等方面几乎没有涉及，政策审计内容总体上呈现出单一性、零散性、保守性的特征，而这些特征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政策评估审计在我国尚处于摸索发展的初级阶段。三、公共政策评估审计问题剖析通过政策评估审计在我国的逐步发展和不断探索可以看出，当前国家审计已经基本具备开展政策评估审计所需的必要条件，但纵观近几年我国的政策评估审计实践不难发现，其在审计项目规划、审计职能地位、审计人才建设、审计方法体系方面还存在着一些不足。（一）政策评估审计项目确定模式缺乏规范性。审计项目的选择和确立是审计工作的起点，是审计目标的具体体现，更是提高审计资源配置效率的重要基础。然而，纵观我国审计机关近年来的政策评估审计实践，在审计项目确定模式方面还缺乏规范性，没有一套完善的管理体制。一方面，我国审计机关尚未单独设置相关部门来制定计划管理制度对审计项目计划工作进行全面管理，合理确定政策评估审计项目，保证审计工作有条不紊地开展进行；另一方面，审计署的审计战略规划和各地方审计机关制订的审计项目计划之间未能紧密衔接，关联度不高。［4］审计工作的发展规划、战略计划与具体审计项目之间应保持无缝衔接，从而使发展计划对审计项目起到指导作用，具体项目对发展计划起到支撑作用，形成辩证的统一关系。（二）政策评估审计机关的独立性体现不充分。独立性是审计工作的灵魂，政策评估审计也不例外。然而，从目前的审计职能地位上看，我国审计机关还不是独立的政策评估组织机构。审计机关的经济监督权限不等同于政策评估权限。当前我国的相关法律规范中尚没有关于政策评估审计的条款，从《宪法》《审计法》《审计法实施条例》等法律法规对审计的职能定位可以看出，审计行政部门是进行经济监督的国家机关，而非公共政策的评估机构。对哪些公共政策应该进行审计，政策过程中哪些阶段应该进行评估，政策评估审计的流程应包含哪些必要步骤，怎样评价政策评估审计的效果等都没有明确的法律法规依据，同时缺乏评估权力的法律保障。这都给审计机关单独开展公共政策评估审计带来了不小的难度，且这个独立性的问题在地方审计机关表现得更为突出。由于地方审计机关的人力、财力、物力大都直接取自地方政府，地方审计机关的负责人也由本级人民政府提拔任命，这势必会使地方审计机关对地方政府形成形式上的独立、实质上的依附现象，审计机关实际上成了地方政府的“内部审计机构”，其进行的政策评估审计难免会受到地方政府的干扰和影响。（三）政策评估审计人员的综合素质有待提高。政策评估审计是一项庞大冗杂的社会工程。公共政策本身的复杂性和广泛性对政策评估审计人员的综合素质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社会公共政策按照不同的维度可以进行不同层次的分类，本文以社会公共领域的组成部分为标准将公共政策分为五类，详见图1。由图1可以看出，政策评估审计要求审计人员具备较为全面的知识结构，其内容涵盖了社会学、经济学、管理学、财政学、工程学、统计学等。虽然目前审计人员的学历水平得到了较大提升，但人员专业单一化的问题也较为突出。政策评估审计需要对政策计划、制定、执行、落实的全过程进行监督反馈，工作量大，涉及面广，从而需要有充足的审计资源与力量来满足跟踪审计内容的专业性和广泛性，因此，提高政策评估审计人员的综合素质势在必行。（四）政策评估审计流程与方法体系比较零散。目前我国政策评估审计方法体系大致沿用了国家审计的程序和方法，主要包括：审计准备阶段（了解公共政策的背景和主要内容、审阅有关文件资料、划定审计范围和确定审计重点）、审计实施阶段（实地调研、现场审计、相关单位走访、汇总问题数据、撰写审计底稿）、审计报告阶段（撰写审计报告初稿、听取公共政策利益相关方意见、形成最终报告、将审计报告结果向社会进行公告）。在现实审计过程中，部分政策评估审计的方法已经开始应用。如在2012年8月审计署的社会保障资金审计结果公告中，揭示的诸如险种间尚未完全实现有效衔接、各地实行的保障政策尚不完全统一、基金筹集管理使用有待进一步完善等问题都应用了政策审计中的效果评估模型，［5］同时也体现了经济评估模型中常采用的比较分析法和比率分析法。然而这些数据分析方法和政策评估方法的应用都比较零散，未能系统地遵循评估模型体系。政策评估的专业性、逻辑性、整体性不强，欠缺科学、合理、系统的政策评估审计流程与方法体系的问题亟待解决。

摘要：近二十年来，在省政府和教育厅的持续关注下，山西省教育体系中的基础教育、中等职业教育、高等教育持续稳健发展，资助体系不断优化，山西省教育事业得到长足进步。本文对山西省财政投入总量和结构两大方面进行分析，总量上采用绝对指标和相对指标进行评价，结构上从各层级间教育支出和城乡教育支出两方面经行分析，根据总量和结构相关指标的分析，得出山西省财政教育支出的评估结果，并对相关问题提出建议。

关键词：教育；绩效指标；绩效评估

一、进入新世纪后山西省教育政策历史进程及主要成果

在这20年间，我们国家从第十个五年计划到第十三个五年计划当中，对教育的关注度逐渐上升。总体上来讲，从2000年到2019年间，虽然政府加大教育方面的投入，由于计划生育政策的执行，使得在校生人数数量上呈现下降趋势，学生的平均入学率逐年上升。与此同时，学校总量也逐渐减少，专任教师数量也逐渐下降，但是下降幅度没有比学生数量下降幅度大，这样使得平均每个老师对应教授的学生数量减少，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教育质量。基础教育：在省政府教育财政投入不断增长的趋势下，对农村基础教育逐步推进九年义务教育，调整优化中小学的布局，在2006年，普九教育工作的建设工作得到验收，“十一五”计划期间连续五年初中小学入学率达到99%，并且逐步加强对农村学校教学设施的完善，逐步缩小城乡教育在硬件上的差别，逐渐建设义务教育标准化学校。在“十一五”期间第一次将高中教育单独划出，开始作为我省教育关注重点，进一步加强我省高中阶段教育，优化高中教育结构，鼓励普通高中发展多样的教学方式，为学生提供更加多样的升学机会。2019年高中学生毕业数是2000年的三倍。高等教育：在“十五”期间，太原理工大学作为全省唯一一所“211工程”建设取得一定进展，山西大学也成为省政府与教育部共建的大学。在此之后，省教育厅分三期加强建设两校的创新体系。之后逐步推行大众化高等教育，截止2019年底，山西省普通高校研究生在校生人数为3.86万人，普通本专科生在校人数为80.20万人，是2000年研究生数量的14倍，普通本专科生数量的6倍，高等教育建设效果显著。中等教育：在改革开放以后，中等职业教育建设得到不断发展。在2000年至2005年间，我省加大在中等职业教育中经费的投入力度，建设国家级重点、省级重点中等职业学校，不断扩大办学规模，紧密结合我省支柱产业的需求建设示范专业与实训基地，鼓励社会力量积极参与到职业教育当中，并鼓励加快技能实用人才的培养，不断提高我省劳动者的创新能力和素质。2011年我省中等教育在校生人数达到最大值61.94万人，截止到2019年底，中等职业教育在校生人数为38.41万人，相比2011年下降幅度达到38%,但是整体上看，我省教学覆盖率却得到显著提升。

二、山西省教育财政支出绩效评价体系与绩效评估结果

为了能够客观地、公平地体现山西教育财政政策的效果，可以通过构建反映总量和结果两大类的绩效指标体系来合理评估山西省财政教育支出的情况。（一）反映总量的绩效指标反映山西省财政教育支出总量的指标分为两大类：绝对规模与相对规模。绝对规模是用每年山西省投入的公共预算教育支出来确定。相对规模是指，在考虑每年财政教育支出时也要对应考虑当年全省的经济发展情况，对教育支出做出更为客观地衡量。在实际生活中可以选用全省GDP来反映当年山西省的经济状况。1.绝对规模从绝对规模上来看，山西省在对教育方面的投入规模总体上是呈现上升趋势的。2007-2019年间，山西省的教育名义财政支出从181.22亿元增长至696.28亿元，12年间增长了2.84倍，总体呈现上升趋势。从数据上来看，平均增幅为12.6%，我省财政教育支出虽然总量上有所增加，但是增长缓慢。2.相对规模《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提出要到2012年我国财政性教育支出要占比GDP达到4%，山西省以此为目标，在2012年该比重达到4.78%，首次突破4%。该比重相比之前年份增幅较大，并且之后虽然该比重有所波动，但是一直稳定在4%以上。但是通过分析各年比重变化幅度可以发现，该比重增长速度呈现周期性变化，甚至增长幅度会出现负值，说明山西省在教育支出方面波动较大。总体上来看，该2007-2019年的平均增长幅度仅仅为3.25%。对于山西来讲，财政教育支出不管是绝对规模还是相对规模，平均增幅均较小。（二）反映结构的绩效指标选取反映结构的绩效指标本文从两个方面来考虑：层级间、城乡间教育支出1.层级间的教育支出2019年山西省财政教育支出总和为696.28亿元，可以得出普通小学占比34.54%，普通初中占比23.79%，普通高中占比14.06%，中等职业学校占比9.14%，普通高等学校占比18.33%。通过数据比较可以看出，教育经费当中很大一部分是由小学占用，小学教育社会效益是相当明显的，所以山西省在该部分的投入比重较大可以理解。但是整体上讲，在整个教育体系中对高等教育的支出并没有跟上初等教育的投入规模。根据经合组织之前的《OECD教育概览摘要》中的要求经合组织国家高等教育生均成本应该是小学的2.4倍，而山西省的高等教育生均成本是小学教育生均成本投入的1.5倍，相比要求的数值来讲是偏低的。2.城乡间的教育支出中高等院校在山西省主要分布在城市，所以对比分析城乡间教育支出的差异就集中到了初等教育之上，通过比较2019年初等教育的资源分布来分析城乡教育支出的差距。2005年—2019年随着城镇小学学生数量的增加，城镇小学中的专任教师也在逐年增长，表现为生师比变化不大；反观农村小学学生数量却在逐年下降，农村小学专任教师数量也在逐年下降，但是教师的下降幅度小于学生的下降幅度，表现为生师比下降明显，城镇小学与农村小学的生师比在2005-2019年间均小于规定的标准。山西省在小学师资力量配置方面成效不错，一直低于规定比例。除此之外，随着农村人口进城求学现象的出现，虽然小学学生与小学教师均呈现逐年增长的趋势，但是山西省政府在逐年增加城镇小学教师的数量的同时也没有忽略农村小学教师数量减少的问题，通过控制农村专任教师的流失使得城镇与农村的生师比都呈现下降趋势。城镇中学生在校生人数在2005年—2019年间先增后减，在2011年城镇中学在校生规模达到最大，与此同时，城镇中学专任教师数量没有随着学生数量的减少而减少，山西省政府反而扩大了城镇中学专任教师的规模，表现为从2011年开始，山西省的生师比逐年下降，城镇中学生师比在2011年往后开始低于规定标准。反观农村，一方面来讲，农村中学生师比一直控制在规定比例之下。另一方面，中学在校生和专任教师数量都是是逐年下降的，但是二者从2017年开始数量趋于稳定，山西省在农村中学生源流失的情况下，控制农村中学教师规模的下降幅度，使得农村中学教师的下降规模小于学生的下降规模。（三）评估结果一方面，山西省财政教育支出在总量上表现尚可。山西省财政教育投入的绝对规模表现为上升趋势，并且投入的财政教育支出占GDP的比重在3%-5%之间，比较稳定。另一方面，在结构上即使高等教育生均教育经费投入较少，但是山西省财政教育支出结构总体上表现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