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策管理范文10篇

[摘要]财政政策是通过税收和公共支出等手段来实现一定的经济、社会发展等宏观经济目标的长期和短期财政战略，是政府调控经济的重要手段。2005年我国实现了从积极财政政策向稳健财政政策的转变。本文就两种财政政策的实施背景、作用进行分析，并对今后财政政策的取向及应对措施进行了展望。

[关键词]财政政策；中国

财政政策是通过税收和公共支出等手段来实现一定的经济、社会发展等宏观经济目标的长期和短期财政战略，是政府调控经济的重要手段。根据财政政策在调节国民经济总量方面的功能可将财政政策划分为扩张性政策、紧缩性政策和中性政策。

一个国家在一定经济发展阶段实施何种财政政策，要根据宏观经济运行态势，相机抉择。宏观经济运行千姿百态，但概括起来讲，也就是三种类型。一种类型是社会总供给大于社会总需求，即“通货紧缩”，表现为物价总水平下降。应对通货紧缩局面，应该采取扩张性财政政策和扩张性货币政策。第二种类型是社会总供给小于社会总需求，即“通货膨胀”，表现为物价上涨。这种情况下，应该采取紧缩的财政政策和紧缩的货币政策。第三种类型就是社会总供给和社会总需求基本平衡，但在结构上有矛盾，冷热并存，发展不均衡。此时应采取稳健财政政策，即在总量上不做太大的动作，但在结构上有保有压，加强薄弱环节，压缩过热行业的投资。

我国自1998年以来实施的积极财政政策，其实质就是一种扩张性财政政策。2005年根据我国国情和国内外经济形势的发展，从实际出发，我国实施了稳健的财政政策，现就两种财政政策的实施背景、作用综述如下。

一、积极财政政策

一、资产组合理论与公债管理政策的有效性

公债管理是否可以成为政府用于调节经济的宏观经济政策，其基本前提在于公债结构的调整是否能够对实质经济变量（利率、货币供应量和托宾q等）产生影响，即公债管理政策的有效性问题。事实上，现代西方经济学家关于公债管理政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政策有效性问题的讨论上。20世纪中叶，Rolvh(1957)、Musgrave(1959)、BrownleeandScott(1963)和托宾(1963)等经济学家发表了关于公债管理政策有效性的一系列文献。尤其是托宾发表的《论公债管理政策的原则》一文从资产组合和累积角度探讨了公债管理的经济效应，开创了现代公债管理政策研究之先河。

现代资产组合理论最初是由美国经济学家哈里·马科维茨于1952年创立的，他认为最佳投资组合应当是具有风险厌恶特征的投资者的无差异曲线和资产的有效边界线的交点。威廉·夏普则在此基础上建立了资本资产定价模型(CAPM)，指出无风险资产收益率与有效率风险资产组合收益率之间的连线代表了各种风险偏好的投资者组合。根据上述理论，投资者在追求收益和厌恶风险的驱动下，会根据组合风险收益的变化调整资产组合的构成，进而会影响到市场均衡价格的形成。也正因为如此，投资组合理论和资本资产定价理论自产生以来就被越来越多地运用于包括公债管理政策在内的宏观经济政策的研究当中。

具体到公债管理政策问题，托宾认为，公债管理对经济的影响效应取决于两个因素，一是资本的预期边际生产率，它由技术、资源和市场预期等因素决定，尽管在长期内有关经济政策可间接对其施加影响，但并不直接受管理当局的控制，一般认为它是恒定的；二是资本的意愿收益率(therequiredratesofreturn)，它直接受经济政策的影响，如管理当局通过调节公债的结构来影响微观经济主体资产组合，这样可以改变资本意愿收益率。一般来说，在技术、劳动等外部条件一定的前提下，如果后者大于前者，即投资者希望得到的收益率比现有资本的收益率高，相应地资本品的市场价格将低于其重置成本（即托宾q比率下降），那么投资者将减少资本持有，这样会导致投资下降，经济紧缩；反之则相反。

这样看来，由于资本的预期边际生产率不变，那么问题的焦点就集中在公债管理是否会影响资本的意愿收益率了。托宾是从组合资产的替代性角度来回答这个问题的。当政府增加短期公债的供给时，通常银行会将短期公债作为货币的优良替代（并非完全替代）手段而公众并不这样，这时银行会因短期公债可充作“二级储备”而减少对超额储备的持有，因此贷款和派生存款增加，相应地公众将在资产组合中增加存款和公债的持有，两方面作用均会导致资本意愿收益率的降低而产生扩张效应。至于长期公债，则有两种情况，一是长期公债与货币和短期公债的替代性要大于与资本的替代性，这种情况与前述短期公债增加的效果基本相同，长期公债增加扩大了资本的需求，从而降低了资本的意愿收益率，其效应是扩张性的；二是长期公债与资本的替代性大于与非货币和短期公债的替代性，这时长期公债供给的增加即意味着资本供给的增加，资本价格（股价）下降导致资本的意愿收益率上升，其效应是紧缩性的。托宾通过论证认为前一种情况更符合现实，因而发行长期公债的效应也是扩张的。

既然两种公债的效应都是扩张的，那么公债结构调整的经济效应就取决于二者与资本替代性的比较。托宾认为，长期公债与资本的替代性要大于短期公债与资本的替代性，因而用短期公债替代长期公债所产生的效应是扩张性的，同理用短期公债替代活期公债（demanddebt，即货币）所产生的效应则是紧缩性的。

20世纪中期以来，西方财政经济理论呈现出既分化又综合的发展趋势，这一点在公债管理政策研究方面表现得尤为突出。一方面，公债管理政策研究的对象越来越精细，研究范围从最初的债务偿还管理、债务规模控制直至目前的债务结构优化，目前西方理论中的公债管理政策大多已具有特定的涵义，而并非是公债政策的简称了。另一方面，公债管理政策研究与其他经济理论也出现了综合、交叉和渗透现象，许多新兴的经济理论和方法被移植于研究公债管理政策问题，特别是20世纪60年代以来风行于西方经济学界的资产累积理论、有效市场理论、理性预期理论以及博弈论、线性规划和计量经济学更是对公债管理政策研究产生了革命性的影响。作为上述两种趋势作用的结果，目前的公债管理政策事实上已逐渐远离于传统财政学的范畴而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研究领域。

一、现代西方理论中公债管理政策的内涵

从定义上看，公债管理政策（publicdebtmanagementpolicy）即是指公债管理当局通过各种债务管理操作以实现既定经济目标的指导方针和政策措施的总称。

公债管理政策的内涵是在公债管理概念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般来看，广义的公债管理是指政府决策当局和公债管理部门围绕公债运行所进行的决策、组织、规划、指导、监督和调节等一系列工作，具体内容不仅包括公债的发行、流通、使用和偿付，还包括管理体制、债券评级、反假防伪等诸多内容，管理对象既包括债务规模也包括债务结构。而狭义的公债管理仅指政府的债务管理机构对既定规模下的公债结构所进行的调整措施，相应地，管理对象仅指既定债务规模下的债务结构。与之相对应，广义的公债管理政策即我们通常所说的公债政策，它既包括公债规模的控制政策，也包括公债结构的调整政策。狭义的公债管理政策仅指后者，具体而言，即是指政府通过发行、偿还和调换等政策措施来调整公债的结构，以此来影响经济动向、实现既定经济目标的一种宏观经济政策（坂人长太郎，1987）。

西方公债管理政策的内涵经历了由广义向狭义的转变过程。早在自由资本主义时期，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等西方古典经济学家对公债管理政策问题就有所涉及，但由于当时还处于公债发展的初级阶段，公债理论的争论焦点集中于政府是否应当借债、政府如何偿债等问题上，延伸开来公债管理政策即是与压缩债务规模紧密联系的。但是，以詹姆斯?托宾、本杰明?弗里德曼等为首的当代西方学者指出，公债规模的大小主要取决于政府的财政收支状况及赤字弥补方式（或盈余的使用），在现代预算管理体制下它是由一国或地区的最高权力机关审批通过的，政府无权决定。但对于公债结构，政府则完全可以自行掌握，因为政府提交审批的预算报告中通常并不包括公债的结构。换言之，政府的债务管理部门可在既定规模下自行制定公债结构的调整方案，并适时采取相应的发行、偿还和调换方式将其付诸实施（J.Tobin，1963）。

进一步来看，尽管形式上公债规模是由一国或地区最高权力机关批准的，但公债规模也并不或不完全随人们的主观愿望所左右，这一点从简单的历史回顾中就可以看出。在自由主义思想深入人心的古典主义时期，西方各国政府一边高举反对借债的大旗，一边却在大肆发行巨额公债，当时英国等一些国家的债务比率（debtratio）曾长期高达100%甚至200%以上。二战以来直到20世纪80年代初，凯恩斯主义的国家干预学说又风靡一时，凯恩斯主义者阿尔文?汉森适时提出了补偿性财政政策的建议，但美国等西方国家的赤字和发债规模并没有随经济周期反向变动，而是呈现出连年递增的发展态势。到80年代以后，美国里根政府转而奉行供给学派的削减赤字、压缩债务规模的财政主张，但美国的财政赤字和债务规模不仅没降，反而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摘要:通过对医保政策的解读、分析、测算及在实施过程中医务人员的心态分析、评估，以“面对面”互动交流等方式，进行“集中式”答疑解惑，根据现有医保政策来精心指导，促进科室科学发展、提升服务患者水平。发挥医保政策在医院管理中的作用，指导临床科室合理收治、合理检查、合理用药、合理收费，真正做到因病施治，最终达到医保基金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社保管理好基金，医院使用好基金的目的。

关键词：医保政策;医院管理;医保基金会;促进

临床科室发展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建立更加公平可持续的社会保障制度，要求整合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建立健全合理兼顾各类人员的社会保障待遇机制和正常调整机制。全面实施深化改革，经济发展步入新常态，对全民医保制度健全完善既是机遇又是挑战。而医保的全覆盖、老龄化的到来和城镇化的提速等无疑都要提高其保障水平，增加医保基金支出。医院医保办作为一个平衡枢纽，不仅要与医院临床科室、医院职能部门相互协调工作，同时要加强与医保经办机构的交流，积极推行政府的医保政策，为参保人谋求更多的利益。

一、医保政策在医保管理中的作用

政策是制度建设的魂和根，决策则是决定性的环节。医保管理从表面上看主要关注的是医保基金额度的使用，把基金收支是否持平放在了重要位置，但实际上积极为临床一线提供政策信息，站在服务对象的角度思考问题、制定管理措施，以患者和医务人员的利益为出发点，有姿态、讲诚信、有方法，才能取得临床科室和信任和支持。具体说来，一是为进一步加强医保管理，完善医保考核制度，结合我院医保实际运行情况，制订了《关于加强医保管理的规定》，目的是加大规范诊疗行为，确保合理用药、合理检查、合理收费的管理力度。二是为进一步完善我市医保政策体系建设，夯实信息管理基础，引导合理医疗消费，根据市政府、人社局及社保中心等部门的文件要求对全院医师信息进行基础数据采集，完善“阳光医保”工作。

二、合理运用医保政策，完善医保管理制度

一、公共政策管理:从管理工具到工具管理的拓展性路径

(一)政策管理的界定

对于公共政策管理，目前学术界还没有形成一个较为统一的界定。学者吴定在《政策管理》一书中认为所谓政策管理，是指采取科学的、系统的以及条理的管理知识及方法，用于了解公共政策相关的概念与理论，并且有效管理政策运作过程的各项活动，进而妥善处理相关政策议题，实为政策实务人员、研究者及一般社会大众，对政策议题具有兴趣者所共同关切。［2］(P16)总体而言，公共政策管理应包含以下几个特征:在本质上属于一种管理行为和管理过程的统一;在目的上旨在维护和实现公共利益;在实现方式上表现为充分运用现代管理手段和方法。由此，我们认为，公共政策管理就是公共政策管理者依据政策系统各要素之间的关系，运用协调、组织、控制等手段和方法，以提高政策运行质量和效果为目标，有效化解政策冲突、强化政策监控，确保公共政策目标实现的管理活动和过程的总和。

(二)从管理工具到工具管理的转变

公共政策管理研究是理论研究的拓展，也是公共政策现实运作的客观需要，这既是理论研究的凸显，更是对实践活动的回归，这也必然将拓展现有的公共政策研究范围，转换研究视角。无论是从公共政策自身运作，还是从公共行政的运行来看，公共政策管理都是公共行政管理中最为重要和关键的组成部分，是一个公共政策运行系统不可或缺且亟待强化研究的领域。从理论研究来看，目前的研究多集中在某一领域的公共政策管理。如货币政策、高兴技术产业政策、环境政策管理等，这些研究集中从某一类型的政策管理着手分析，然而，从政策系统来研究和分析政策管理这一问题还显得不足。我们强调和关注公共政策管理研究，对拓宽公共政策理论研究领域和优化公共政策体系，调整公共政策运作过程有着重要意义。

二、从管理工具到工具管理:公共政策管理研究的价值

隋代统一且相对稳定的国内环境，为商业发展提供了众多有利的条件，同时国家对人身控制的放松，也促使更多的人从事商业。这时候无论是商业数量还是质量上都有了很大的提高。在商业管理政策上，隋王朝抛弃了前代杀鸡取卵的剥夺方式，开始从注重巩固根基，对商业发展采取了积极扶持的态度。隋王朝是一个对后世有着深远影响的王朝，它推行了系列的商业管理政策，并都得到了很好的执行，这是隋代统治者在数百年的乱世环境下，主动对旧有制度的调整，去除了以往的积弊，重新建立了新的政治经济格局，具有显著的成效及深远的影响。隋王朝通过采用制度来规范及保障商业活动，为后来唐朝的繁荣创造了重要基础，并为封建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一、隋代商业的经营管理政策及特征

隋朝以前的封建王朝大多采用对民间商业遏制的方式，汉朝统治者借鉴及发展了管仲的“官山海”思想，实行了严格的盐铁官营政策，对历代王朝产生了重要影响。到了隋朝，国家对商业管理政策发生了重要变化，改变了传统控制、禁忌的政策，对商业采取了全面开放的政策，使得社会资源得到了合理的配置，最终经济得到了复苏，社会呈现出繁荣景象。隋文帝时期，政府对商业管理重新定位，其主导思想是与民休息。在这种宽松的社会环境下，出现了开山泽之禁、除入市之税的良好政策氛围，为民间商业发展与繁荣提供了有力的政策保障。隋代商业管理根据资源分布情况可分为中央及地方经营两大类，其内容也不尽相同。中央的手工业经营及管理主要由尚书省工部、少府监、光禄寺良运、太子家令司、尚宫局等组成，其中的尚书省工部是总政令机关，掌管国家整个的手工业生产。隋朝政府对地方商业的管理主要是依靠地方政府本身或中央直接派员管理，且经济管理还自成体系。太府寺作为国家的储藏及物价的调节机关，与地方政府职能的相关性降低。兴盛一时的隋代商业到了隋炀帝时出现了根本性的转折，在商业管理政策方面，前期许多较好保护商业的政策没有很好地沿袭下来，同时，统治者无视经济规律，对商业直接干预成为了导致经济衰微的直接原因。商业的稳定及发展一定要以社会的稳定为基础，但是隋炀帝时期过度征收劳役，极大地破坏了商业发展的劳动力来源，特别是造成了农业的大萧条，进而使得商业失去了重要的原材料及销售市场。隋代商业在短短时间内走向了发展与繁荣，同时也在较短时间内转向了衰落，这在任何朝代都很少出现这类现象。这除了隋炀帝个人的因素外，还有着深刻的社会制度及管理政策原因。

重本而不抑末是隋朝前期发展商业的主要管理措施，实现了资源与政府的共享，不但允许多方经营，而且还免受关市之税，这些前所未有的商业政策极大地促进了经济的发展。隋文帝的这一政策是对当时国家财政的根本性调整，主要是根据隋朝小农经济的飞速发展及“输籍制”使得政府的农业税费的汲取能力大大提高。这是隋王朝明显不同其他的朝代的显著特征。这些商业管理政策的实施使得隋朝社会经济重新获得了活力，新生政权得到了稳固。同时，这些政策有着明显的时代特征。以前，中国的商业完全是一种自然状态，隋朝开始放开铁、盐、酒等商品经营的禁忌，是社会利益的重新整合与再分配。隋朝实行这些政策有着一定的必然性，一方面，连年的战争对当时的社会生产力造成了严重的破坏，如何恢复生产成为了主要问题。另一方面，隋朝政权是通过不正当途径获取的，统治者为了获取民心及打击其他政权，在政治上有着安抚民心的作用。对商业管理方面，隋文帝及隋炀帝采取了完全不同的政策。隋炀帝在社会经济取得巨大成果基础上，对当时的社会生产不加重视，并企图将国家及社会成本转嫁到工商业身上，对它们进行了残酷的剥削与压榨，严重损害了当时的社会基础，进而加速了政权的衰微。

二、隋代商品贸易的管理政策

隋朝时期，统治者对商品流通及贸易的政策较为宽松，没有设置较多的障碍，这样商品的流通及交换的发展刺激了社会生产的发展，再加上政治上的稳定、大运河的开凿等，直接促使了隋代商业的进一步发展及繁荣。隋代以前各朝为了扩大税收，对商品贸易设置了众多的税收项目，这样就限制了资源的合理配置及商业的繁荣。但是，隋代对商品贸易实行了较为宽松的政策。杨坚统一中国后，为了稳定当时的政治形势，故而废除了入市税收，并在社会经济稳定后向全国推广这一政策。这样就促进了商品的流通及经济的发展，同时也提高了人们从事商业活动的积极性。随着大运河的开凿及南北经济的交融，逐步建立了统一的全国市场。在管理机构上，隋文帝时期是由司农寺掌管，到了隋炀帝时就改为太府寺掌管。它们的最高行政官员的品级都较高，从这里可以看出当时的统治者对商业发展的重视。在具体管理形式上，中央与地方有着明显的分工，在中央有两京市令，在地方上有不同级别的市令，这样就组成了一个掌管商业流动的较为完整的体系。为了有效保障商品交易的顺利完成，隋代政府对商品市场进行了具体的管理规定。隋代不允许随便的商品交易，虽然没有规定具体的时间，但是它对交易时间还是有所限制的，如“二十门分路入市”。可见，隋代的商品交易是在政府的统一安排下进行开市与闭市。在交易地点的选择上也是由政府决定的，并将其纳入统一的城市规划当中。在城市内，政府专门设立了严格的坊市制度，将商业区与居民区分开。例如，隋代根据需要专门设立了两京五市。在商品交易时，政府可以根据需要调整交易的地点。

内容摘要：产业政策包括产业组织政策、产业结构政策和产业分布政策。产业政策的手段包括经济手段、行政手段和法律手段。国际经验表明，产业政策同样适用于现代物流业。我国的物流产业政策尚处于形成初期，目前主要包括产业定位等方面内容，还存在理论准备不足等方面问题，应通过改进决策机制等措施加以完善。

关键词：物流产业政策问题完善

产业政策为一种重要公共产品，是产业发展的制度基础。产业政策可以加速对市场失灵的校正，但同时也存在政府失灵的现实风险，如何低成本、高效益地推进物流政策领域的制度创新，对于正处在产业上升期的我国物流产业是急需研究的重要课题，也是关系到相关职能部门利益和业界利益的敏感问题。

产业政策主要包括产业组织政策、产业结构政策、产业分布政策等，它们相互联系、相互交叉，形成一个有机的政策体系。产业组织政策主要包括反垄断政策和公共管制政策；产业结构政策主要包括支柱产业政策、衰退行业援助政策、产业发展的技术政策、幼稚产业的保护政策、高新技术产业化政策；产业分布政策主要包括产业空间分布政策、产业区际经济协调政策。产业政策的功能主要是弥补市场缺陷，有效配置资源；保护幼小民族产业的成长；熨平经济震荡；发挥后发优势，增强适应能力。对于产业政策的作用，“市场失效”和“政府失效”理论有不同的认识，但通常认为：在产业经济发展的导入期、衰退期，产业政策的作用至关重要，而在产业经济进入成长期和成熟期，产业政策则趋于无效。产业政策的操作手段主要包括：经济手段（主要有财税措施、金融措施、价格措施、政府采购与收入调节等），法律手段，行政手段（如信息指导、行政审批、行政处罚、行政强制、制度改革等）。在新制度经济学家看来，与政府其他政策一样，产业政策同样是利益集团反复博弈的公共选择结果。

我国的现代物流产业起步于上世纪90年代末期，从产业发展的整体水平来看，尚处于产业发展的导入期，且面临开放物流业市场后世界级物流企业的竞争；从我国物流产业的市场结构角度看，行业集中度过低、缺乏有实力的大企业，物流服务的差别化较低、缺乏必要的产业分工与协作、低水平恶性竞争严重；制度性退出壁垒过大、兼并重组的成本过高等问题十分突出；从物流产业技术创新的角度看，受企业规模和风险及其分担方式的影响，物流企业技术进步和技术扩散的速度较慢；受信息不对称、存货、沉没成本的影响，市场出清机制还存在较大不足；从政府公共管制的角度看，不同领域内的管制过多与管制不足并存；从产业布局的角度看，一些地区的物流基础设施与其整体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及生产力布局不协调；从物流基础设施的分布看，物流基础设施受体制影响，缺乏统一的规划衔接、节点设计落后、通用性较差等等。这些问题，从根本上说，都是缺乏产业政策指导或产业政策不合理造成的。因此，需要通过知识的普及、专家型管理者的引入等手段降低制度创新的成本，并通过选择适宜的产业政策推动我国现代物流产业的发展。

国外发达国家物流业发展较早，相应地物流产业政策也比较成熟，其中许多方面值得我们借鉴。

摘要：肺炎疫情的出现，给我国矿业带来了前所未有的考验：一方面，短期内大宗矿产品现货价格和期货价格出现大幅下跌，国内外上市矿业企业股价受挫下行；另一方面，用工紧张、运输不畅、供需走弱，以及部分矿业企业涉矿证件到期等问题增加了矿业企业复工复产难度。为此，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通过创新服务方式、放宽矿业权和储量评审申请时限、延期分期征收矿业权出让收益、搭建投融资平台等方式缓解了矿业企业的压力，提振了市场信心，部分矿业企业股价也因此触底反弹。本文将重点围绕疫情防控期间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出台的各类涉矿政策，总结7类矿政管理做法，以及其中的创新经验，探讨政策执行过程中以及疫情结束后需要重点关注的问题，同时也为正在遭受疫情困扰的国际矿业市场提供管理参考。

关键词：肺炎；矿业政策；矿业企业

1疫情冲击矿业市场，带来矿政管理政策需求

1．1短期内大宗矿产品现货价格和期货价格出现大幅下跌。疫情暴发至今，全球矿业市场受到严重冲击，并呈现出三个阶段的发展。第一阶段，疫情暴发初期（2020年1月17日～2月3日），国内疫情冲击全球矿业市场，导致大宗矿产品价格普遍下跌，矿业公司股价普遍下降。从期货市场看，伦敦金属交易所矿产品价格2月5日与1月20日相比，基本金属期货价格：铁矿石下跌15．5％、铜下跌9．7％、铅下跌7．5％、锌下跌11．6％、铝下跌5．3％、镍下跌8．5％；上海期货交易所国内矿产品期货价格：铁矿石下跌12．4％、铜下跌7％、铅下跌9％、锌下跌6％、铝下跌4％、镍下跌2．8％。从现货市场看，根据Wind数据库和长江有色金属现货市场价格，铜下跌6．6％、铅下跌7．2％、锌下跌6．1％、铝下跌5．6％、镍下跌4．4％。从股票市场看，国内上市矿业公司的股价从1月10日前后开始持续下跌，到1月21日几乎是集体暴跌，中国铝业、五矿资源、洛阳钼业、天齐锂业、兖州煤业等国内大型矿业公司无一例外［1］。第二阶段，我国出台大量支持政策（2020年2月4日～2月21日），国内矿业板块股票指数普遍反弹，国外主要矿业公司股票也出现反弹。国内矿业企业股价绝大部分在2月3日～2月4日触底反弹。截至2月24日，石油板块指数上涨7％、煤炭板块指数上涨11％、有色板块指数上涨23％、钢铁板块指数上涨14．5％、稀有资源板块指数上涨19％，部分公司股票甚至再创新高。第三阶段，国外疫情蔓延、趋重（2020年2月24日至今），导致国外股市普跌，大宗矿产品价格低位震荡，国内矿业股票市场震荡。必和必拓（BHP）、力拓（RioTinto）、淡水河谷（Vale）的美股市场股票价格再创新低，3月10日与1月17日相比，分别下跌43％、40％、33％。嘉能可（Glencore）、英美资源（AngloAmerican）在伦敦股票市场分别下跌33％、29％。1．2矿业企业亟需矿政管理政策支持。受肺炎疫情影响，国内不少矿业企业复工复产难度增加。一方面，用工紧张、运输不畅提高了企业的复工成本，同时矿产品价格下跌、市场需求下滑也使企业生产压力变大；另一方面，不少矿业企业存在涉矿证件到期办理、矿产资源储量评审备案、疫情防控急需用矿项目相关手续办理等现实难题。基于此，矿业企业对于矿政管理政策存在大量需求。1．3大量矿政管理政策密集出台。春节以后，政府干预延迟股票市场开市，同时在金融、政策等多方面予以支持，其中就包括自然资源部和各省级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出台的一系列政策措施。这些政策措施的实施，有效保障了矿业企业的平稳运行，大大提振了市场信心。据统计，针对矿业企业复工复产遇到的难题，自然资源部相继4项服务矿山企业的政策。宁夏、黑龙江、河南、贵州等26个省（区、市）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先后出台了多项涉矿政策，内容涉及适当延长矿业权有效期、延期缴纳出让收益、对急需用矿项目开通“绿色通道”、实行线上审批等。这些“非常之策”有助于解决矿业企业面临的现实困难，使其尽早复工复产，也受到各地矿业权人的普遍欢迎。

2疫情期间矿政管理政策分析

2．1部一级矿政管理政策分析。2020年2月13日～2月26日，自然资源部相继《关于疫情防控期间自然资源部矿业权审批登记申请有关事项的函》《关于延长2020年矿业权人勘查开采公示信息填报期限等事项的函》《关于疫情防控期间矿产资源储量评审备案有关事项的函》《关于疫情防控期间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评审有关事项的函》等四个服务矿山企业的政策。内容涵盖矿业权审批登记、矿业权人勘查开采公示信息填报、矿产资源储量评审、矿山地质环境保护和土地复垦。这些政策主要从两个方面入手。一方面是审批登记申请延期。勘查许可证、采矿许可证有效期和补正期限、矿产资源储量评审备案申请延期至疫情解除后3个月，勘查开采公示信息填报期限延长至疫情解除后1个月。另一方面是优化线上服务。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评审由会议评审改为函审，并要求各地就勘查开采信息公示制作系统操作培训视频和培训手册，通过信息公示系统推送，运用电话、网络等形式与管理部门、矿业权人进行实时互动交流，及时解决工作中遇到的问题［2］。2．2省级自然资源主管部门矿政管理政策分析。截至2020年3月5日，天津、河北、吉林、黑龙江、江苏、浙江、安徽、福建、江西、山东、河南、湖北、湖南、广东、广西、海南、重庆、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26个省（区、市）自然资源主管部门相继出台疫情防控期间的涉矿政策（表1），主要归纳为7种做法。2．2．1推进“不见面”审批，提升审批服务效率。多数省创新工作方式，全面实行审批事项网上受理，推行政务服务线上办理，简化审批要件和流程，提升服务效能。通过运用现代通讯和信息化手段，即电话咨询、网上申报、电子邮件、传真等，采取特事特办、纸质材料暂缓提交、减少层级和环节等方式，最大限度地实现“不见面”审批，减少人员聚集［3］。其中，吉林、陕西等省还特别加强了矿政工作人员在岗值守，并对外公开联系方式，及时解答矿业权人提出的问题。为了提高网上矿业权审批效率，河南省还明确了办理时间，将审批时间由法定的40日压缩到20日。2．2．2放宽矿业权和储量评审等申请时限，为矿业企业复工复产争取时间。在矿业权有效期延续申请、矿产资源储量评审备案、矿业权人公示信息网上填报等方面，各省级自然资源主管部门明确表示放宽申请时限。其中，对于疫情防控期间到期的勘查许可证、采矿许可证，有25个省级自然资源主管部门明确适当延续行政许可证的有效期，延长期限多数为疫情防控措施解除（省政府解除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响应）后3个月，河北、湖南两省为1个月。在起始时间上，各地规定略有不相同。江苏、福建、四川、甘肃、宁夏等省（区）规定2020年1月1日后到期的可延期，浙江、安徽、山东、湖北、贵州、云南、新疆等省（区）规定1月24日后，天津、陕西、青海等省（区、市）规定2月1日后，黑龙江省规定2月4日后，河北、吉林、江西、河南、湖南、广东、广西、重庆、青海、新疆建设兵团等则规定疫情一级响应期间到期的可延期。此外，青海省还对2月至4月到期的由青海省自然资源厅审批登记的70宗矿业权进行了梳理并公告。重庆市则明确表示，为了支持重点矿业企业复工复产，对2020年到期的矿业权依企业申请可顺延6个月。2．2．3调整矿业权出让收益征收相关管理要求。浙江、河南、广西、重庆、甘肃、新疆等6个省（区、市）就缴纳矿业权出让收益作出规定，适当延长缴纳期限，延期缴纳款项免缴资金占用费、滞纳金。在延长时间和缴纳方式上，各地略有差异。其中，重庆市规定不能按期缴纳矿业权出让收益的，经批准可延期6个月缴纳；甘肃省规定缴纳期限可延长至疫情结束后3个月；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规定延长至疫情防控解除后30个工作日内；浙江省说明可适当延长缴纳期限，未明确延长时间，具有较大的弹性。在缴纳方式方面，广西壮族自治区提出对受疫情影响不能如期缴纳相关费用的，允许矿业权出让收益分期缴纳。与其他省延长缴纳期限相比，河南省则直接暂停矿业权出让收益的征收。2．2．4改进矿产资源管理查询、评审服务等工作河北、山东、河南、湖北、云南等5个省将矿产资源储量评审、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等审查方式由原来的集中会议评审调整为专家函审。同时，针对一些有急需评审诉求的项目，部分省也给出明确说明。其中，山东省规定，疫情防控期间原则上暂不组织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方案、储量报告等评审工作，急需评审的，在确保评审质量的前提下，可通过电话、网络等方式抽查核实。湖北省则明确，需以会审方式进行评审的，采用网络视频或电视电话等形式进行沟通交流；需现场核查的，矿业权人可先进行评审备案申报，待疫情结束后优先安排。此外，各省对评审内容中的涉密资料也有严格要求。2．2．5加快矿业权出让，保障矿产资源供给。疫情防控期间，浙江、河南、贵州、广东、广西、海南、重庆、陕西等省（区、市）为了保障对医疗应急设施、扶贫解困等民生工程的矿产资源供给，在加大对交通、能源、水利等重点工程的矿产资源保障方面出台多项优惠政策，如开通“绿色通道”，优先受理、审批，即收即办，简化矿业权抵押备案事项等［4］。针对砂石企业复工复产，河南省要求要加快建筑用砂石等大型矿山矿业权的出让工作，积极探索“净矿”出让，不断提高供给保障能力。广东省规定，要稳定海砂供应市场，加大重大项目砂石资源供应保障，开展新砂源的海域使用论证和储量勘查核实前期工作，动员督促现有采石场企业尽快复工复产，抓紧新设采矿权的出让，加快审批延续采矿权的登记。广西壮族自治区明确要求，自然资源主管部门要主动对接联系砂石企业，加强服务，督促指导尽快复工复产，保障稳增长项目建设的砂石稳定供应。重庆市要求，稳定碎石产能，保障全市重点工程和医疗应急设施等的砂石需求。海南省提出，要指导和帮助矿业企业特别是砂石土开采企业早日复工复产，加快推进三亚、澄迈、定安等市县建设大中型建筑石料机制砂一体化骨干基地。为全力保障电煤供应，贵州省简化生产煤矿采矿许可证短期延续登记；陕西省对煤矿变更、延续申请事项凡符合条件的优先办理。此外，重庆市还提出，要加快页岩气勘查开发。2．2．6加快组织推进地质勘查项目实施。为降低疫情防控期间对地勘项目实施的影响，山东、河南、四川等3个省针对地勘项目申报、验收的时间、方式均作出明确要求。其中，山东省对2018年度省财政地质勘查项目成果验收工作，延期至疫情防控解除后3个月内完成。河南省通过函审、网络视（音）频会议等形式对项目设计、组织实施、勘查成果等进行管理；对2021年度项目申报工作，通过网上办理、分散办公等方式，提前开展筛选、储备和申报等工作，保证工作的连续性。四川省对正在实施的省地勘基金项目和省页岩气调查评价项目结题时间进行顺延。2．2．7加大投融资平台对矿业的金融扶持力度。对于受到疫情影响的矿业企业，个别省通过政策引导，加大金融机构对企业的投资力度，帮助企业渡过难关。如河南省出台了专门的政策加大对矿业的金融扶持力度。通过充分发挥河南省国土资源开发投资管理中心在矿产资源领域专业投融资平台的作用，加大对矿业的投融资力度，帮助企业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经营。同时，在河南省绿色产业发展基金的基础上，设立绿色矿山建设子基金，支持全省绿色矿山建设，缓解矿业企业的资金压力［5］。2．3矿政管理政策取得积极反响。矿业行业对实施上述政策措施反响积极。一是申请各类证照办理延期，为矿业企业提供了3个月及以上的缓冲期，解决了矿业权到期后无法正常生产的实际问题。二是矿业权出让收益分期缴纳或延期缴纳，以及免缴资金占用费、滞纳金等款项，减轻了企业负担。三是有力保障了涉及疫情防控的建设项目用矿，特别是一些地方的电煤供应，如贵州省自然资源厅2020年2月3日～21日，快速办理了21件采矿许可证的短期延续、变更，合计保障产能780万t／a，为当地电煤供应不中断提供了可靠保障［6］。一些矿业企业希望，网上申报、简化要件、电话指导、及时审批等“特事特办”的举措，能够成为“常态”。四是为企业复工复产提供快速高效的自然资源保障服务。从多渠道受理、开通“绿色通道”，到缩短办理时间，提供及时便捷的服务，均为企业快速复工复产提供了保障。

一、引言

每个学科都有普遍而独特的大问题，无此不足以立学科［1］。哲学探讨的核心问题是本体论、价值论和认识论，即真、善、美之根本。数学的巅峰是破解世界级的猜想或难题，不断将人们对数学的认知边界向前推进。在自然科学，一个范式（paradigm）会确立本学科最重大的问题，所以常规科学都围绕这些问题展开。所以，大科学要回答大问题，比如物理学、化学、生物学、医学等。例如，物理学探究引力波等重大问题，以期追索宇宙的起源。在社会科学，不同学科也会探讨大“科学”问题，如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在公共管理和公共政策这样的应用学科，同样需要回答大问题。比如在国际商务领域，学者们孜孜以求的大问题是：什么决定了企业的国际成败［2］？那么，公共管理与政策领域是否存在值得关注的大问题？在探讨公共管理（学）的大问题之前，我们需要明确的是公共管理的大问题还是公共管理学的大问题。从实务的角度而言，公共管理实践有亟待破解的重大问题。从学科的立场来说，公共管理学科也存在必须面对的重大问题。理论与实践并非并驾齐驱，二者也未必亦步亦趋。与此同时，本文未将公共管理与公共政策加以区分，也未特别区分公共行政与公共管理。虽然公共管理与公共政策开始逐渐分化为两个领域，但是一直以来二者的联系多于差别。公共管理关注公共组织及其运转，以及政治与行政的互动关系；公共政策涉及政策的设计、形成、执行与评估等环节，而其每个环节都同公共管理密不可分。因此，本文将二者互换使用，并认为至少目前我们可以探讨共同的大问题。我们生活在一个伟大的时代和伟大的国家，如果我们无法提出和尝试回答一些伟大的问题，那么我们的学科存在的意义是什么？我们作为这个学科的学者工作的价值何在？陈立齐指出，西方公共行政的实践和学术都狭隘地关注管理组织的技术问题，而同大问题和国家目标相脱节。如前所述，有关中国和西方公共行政的技术或科学方面，早已有了相当的共识。关于公共行政学科和职业的范围和目的，例如大问题，则还没有形成足够共识。的确，关于这些大问题会是什么，甚至可能都不会取得共识［3］。基于大问题对学科发展的深远意义，本文回顾了公共管理学科对大问题的求索与争论，并探讨了大问题的定义与标准。结合最近中国公共管理青年学者的努力与反思，本文提出了未来公共管理研究值得关注的大问题。

二、何谓公共管理领域的大问题

既然每个学科都在追求大问题，那么什么算是“大”问题？苹果手机有一个经典广告词，即“Biggerthanbigger”，直译为“比更大还更大”或“比逼格更有逼格”，意译则是“岂止于大”或“越来越大”。不管何种翻译，“大”和“更大”都是人们向往的状态。毕竟，埋头苦干前要先明确方向，否则就是南辕北辙。何谓大问题？什么称得上是大问题？对此，有学者总结了不同学科对大问题的求索，发现大问题至少具备三个核心特征。首先，大问题往往需要投入大量时间和资源才能解决，即大问题不是轻而易举就可以解决的难题；其次，大问题有潜力产生显著和持久的影响，即大问题有很强的联动性，可以对社会形成强大的影响力；最后，大问题能够促进一个领域的知识发展，使一个领域乃至多个领域都能够不断积累知识［1］。从上面三个标准来看，大问题是难以回答且有可能产生较大的学术贡献和社会影响的问题。那么，公共管理的大问题是什么？RobertD．Behn［4］较早提出了这个问题：什么是真正重要的问题？什么是公共管理研究应该聚焦的问题？我希望许多学者都可以发展他们自己的公共管理大问题清单。我们应该传播、论证、捍卫、修正和进一步论证这些问题。我们不仅应该认真思考数据和方法论，而且应该严肃思考问题———大问题。我们应该决定它们是什么，回答它们中的一些，并修订这个清单。我们应该总是将我们的注意力聚集到这些大问题上。然后，当公共管理学者们聚在一起时，我们也会讨论“公共管理的大问题”［4］。为此，Behn［4］提出了三大“候选”问题：微观管理、激励、绩效测量。（1）微观管理问题是公共管理者如何才能打破微观管理循环，避免繁文缛节导致的恶性循环。（2）激励问题是公共管理者如何激励公职人员以及政府以外的其他人员，使他们可以富有活力地完成公共目的。（3）绩效测量问题是公共管理者如何测量公共部门的绩效，以帮助组织实现目标。Behn［4］的提议一石激起千层浪，引发了《公共行政评论》（PAR）后续多篇论文的跟进。为此，PAR在1996年以来组织了多次大问题（BigQuestions／BigIssues）争鸣专栏，对公共管理领域的大问题进行持续探讨［5，6］。Kirlin［5］认为民主国家的公共行政（PublicAdministration）所关注的大问题，不同于Behn探讨的公共管理（PublicManagement）的大问题。对此，他提出了四个评判大问题的标准：实现民主政体、将单个公共组织层面的重要价值问题提升到社会层面、直面集体行动的工具复杂性、鼓励更有效的社会学习。他列出了七个可以探讨的大问题，包括：“什么是支持民主政体的集体行动工具？什么是非政府集体行动的合适角色？如何在基于功能的组织结构设计同基于地理的组织结构设计之间求得权衡？如何解决国家与地方的政治领域存在的张力？哪些决策可以脱离政治并服从理性？如何在中立胜任力、代表性、领导力之间求得平衡？如何提升社会学习？”Kirlin的探讨说明，在民主体制下的公共行政问题要超越微观的公共管理问题。Kirlin［6］还指出，在确定何谓大问题时，我们面临的最大挑战是，我们习惯于太过关注公共部门日复一日的运营问题，而忽略了公共管理置身其中的更大的社会。换言之，大问题不应狭隘地围绕公共组织管理，而要聚焦公共管理如何影响社会。Neumann［7］指出，从科学的角度而言，目前公共管理所关注的大问题“足够大”吗？他认为，作为公共管理的真正大问题，“它们必须是最基础层面的问题———它们必须解决这个学科在其最核心的要素所具备的最本质的实质和动态”［7］。比如，什么是一个“公共”组织的本质？公共组织如何与其环境联系在一起？管理公共组织意味着什么？Behn［4］提出的大问题都是实际应用的，而未能深入到更基本的层次，即对公共组织的理解。与此同时，大问题也要随着学科范式而变迁，如基于复杂性、非线性等理论进展去理解公共组织。还有学者认为，对于识别“大问题”本身要有一套方法论，而目前的探讨在这方面是缺失的［8］。Callahan［8］指出，与其非此即彼地纠缠于关注组织管理还是社会，不若将二者结合在一起。社会有多个层次，将这些不同层次联系在一起，可以说明为什么公共管理领域如此纷繁复杂却又相互勾连。为此，他提出了四个可以研究的问题，它们将组织与制度联系在一起。这些问题包括：“（1）什么把制度与公共组织联系在一起，从而促进集体问题解决所必需的合作？（2）什么是组织与制度层面的联系，它们促进了民主自治和有限授权的政府？（3）公共管理的什么特征促进了公众对公共组织和制度的信任？（4）什么通过公共部门的组织促进了制度适应？”显然，Callahan［8］试图弥合Behn［4］与Kirlin［5］之间的分歧，说明宏观制度和微观组织的问题都是大问题，但更大的问题是如何将二者整合为一体。与此同时，针对公共管理分领域的大问题也日益兴起，比如公共管理网络的大问题［9］、公共价值理论的大问题［10］、非营利组织管理的大问题［11，12］、行政伦理的大问题［13］、公共行政教育的大问题［14］、公共部门绩效管理的大问题［15］。这些探讨表明，公共管理学科日益分化，而不同子领域在追求各自的大问题，尽管它们同母学科有很大的关联。大问题的探讨和修正往往同学科发展的重大事件密不可分，比如明诺布鲁克会议在“大问题”的塑造方面就扮演重要角色［16］。明诺布鲁克会议是以美国锡拉丘兹大学明诺布鲁克会议中心召开的三次公共管理会议命名的，该会每20年召开一次，代表了本学科走向的风向标。1968年首次召开时，明诺布鲁克会议由一批青年学者发起，逐步厘清了民主行政和社会公平的重要意涵。1988年，第二届明诺布鲁克会议召开，关注到市场化与管理主义的凸显意义。2008年，第三届明诺布鲁克会议召开，网络治理和协作公共管理日趋成为学者们关注的重点。与此同时，明诺布鲁克会议也从纯粹的美国公共管理走向全球公共管理，吸引大批国际学者的参与和争锋。明诺布鲁克会议意在为年轻学者提供一个同资深学者分庭抗礼的平台，使叛逆派、“造反派”“少壮派”可以站起来，引领本学科朝着新方向发展。所以，明诺布鲁克会议意味着学科研究走向的断裂与连续、间断与均衡、转换与承传，也是大问题不断凝练和更新的重要场域。就此意义而言，我们需要类似明诺布鲁克会议这样的平台，使学界可以就一个时期的大问题展开论辩，使大问题越辩越明。

三、中国公共管理领域的大问题

关于中国公共管理领域的大问题，一些学者进行了有益探讨［17－21］。张正军［21］回归了美国公共管理领域有关大问题的争论，并指出了中国在这方面的适用性。Mingus和Jing［17］认为，可以套用Behn［4］的框架去建构中国公共管理研究的大问题，并针对性地提出了类似的大问题清单。马骏［19］指出，我们要挣脱知识障碍的束缚，唤起和激发本学科的学术想象力。曹堂哲［18］提出公共管理问题的类型学，从价值和事实两个维度出发，提炼了五种问题，包括科学发现类问题、评估类问题、技术设计类问题、批判类问题和诠释类问题，它们分别对应五种研究方法论，包括实证主义、评估研究、技术设计、批判主义和诠释主义。最近，颜昌武［20］再次回顾了公共行政学的大问题之争，并探讨了中国公共行政学的大问题。上述学者的研究表明，有关中国公共管理研究的大问题之争是有意义的，尽管我们迄今尚无法达成共识。陈立齐［3］认为，与Behn提出的三个大问题相比，还有更大的问题等待我们去提出和回答。他指出，公共行政的大问题应该将公共行政同世界舞台上一个国家的期望联系在一起，包括：历史地看，公共行政在国家兴亡中扮演什么角色？公共行政在当下和未来可以做什么来帮助一个国家取得成功（或者预防一个国家走向失败）？对于所有国家而言，公共行政的普适价值（例如职业伦理）如果有的话，会是什么？如果可能，西方国家可以从中国学到什么，中国又可以从西方国家学到什么？因此，本文尝试探讨中国公共管理研究的“候选”大问题，以及其所应具备的特征。首先，大问题要不“跑偏”，要紧扣关乎学科生死存亡和荣辱与共的根本问题。对于本学科而言，什么是我们安身立命且不得不回答的问题？什么是我们孜孜以求且绕不开的问题？揭示了这些问题，或许就对本学科的大问题有了基本认识。比如，《公共行政的精神》一书就认为公共性、社会公平和公民精神是本学科的精神实质，也是值得关注的大问题［22］。由此可见，明确本学科可以一以贯之去持之以恒地求索的根本问题，才能说这是大问题。其次，大问题要大，但也要小，即要建立问题树并形成一个问题的丛林。比如，要坚持大视野、小切口，以小见大和见微知著。Behn在提出大问题时就是遵循这一原则，即每个大问题下应有若干小问题，它们为不断壮大的学者群体提供源源不断的问题源。与此同时，这也意味着学者之间的学术分工与合作也日益紧密，从属于某个大问题的小问题得以解决，则可以汇聚而解决更大的问题，以此类推而形成居于累积性的知识体系。最后，大问题要细，要考虑到公共管理学的多范式与多源流特征，不同细分领域要有不同的细分大问题。公共管理学科和其他学科一样，开始日益分化和细化，出现了明显的劳动分工趋势。一个明显的例子，就是不断丰富的学术研讨会的组织形式。过去的学术研讨会，你走进任何一个房间，都会找到共同话题和共同语言。但是，如今的学术研讨会动辄上千人，连续多日并安排上百场分论坛，而学者们也会分门别类地进入不同的分论坛，彼此之间的共同兴趣则让位于不同细分领域的专业方向。这意味着我们所谓的大问题，既要有宏大视野，也要有专业精深。整个学科要对大问题有共识，尽管同时要允许细分领域的分歧。此外，大问题要情境化（contextualiza－tion），即探讨植根于本土中国与全球视野的大问题。与此同时，大问题要持久，要历久弥新地屹立在学科前沿，使我们不仅关注眼前的问题，而且指引我们探讨一百年后的大问题乃至千年大计。如果是关于公共管理学科的大问题，我们首先需要回答的问题是，中国公共管理学科所面临的大问题，是否不同于其他国家或国际学术共同体。中国的社会文化、政治体制在很多根本方面同其他国家大相径庭，这使我们会认为中国的公共管理研究需要追求不同于其他国家的大问题。果如此，我们将会距离普适的大问题相去甚远，而只能回答中国学者所感兴趣的问题。由此可见，在大问题的立场上会反映我们是孤芳自赏、自我陶醉、自我欣赏，还是富有更广泛的责任感，致力于推进全人类的普适问题。比如，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这样的代表全人类的大问题，既是实务界面临的重大挑战，也是学术界需要回应和投入的大问题。这意味着情境化或本土化的问题从属于更具普适性的问题，只有后者才是更加值得求索的大问题。当然，公共管理学是一个多元方法论流派的领域［18］，既有实证主义，也有后实证主义和反实证主义；既有现代性，也有后现代主义和批判理论［23］。从后现代主义的视角而言，就是要解构和消弭科层、权威、主导等现代概念，而更加关注少数派、弱势群体和平等。就此而言，大问题固然至关重要，小问题也并非无足轻重。一个看似小的问题，对于其所涉及的群体而言却可能是天大的问题。“风起于青萍之末，浪成于微澜之间。”大问题也是在不断演化的，这意味着我们现在视为大问题的问题，在未来可能要让位于其他问题，而这些问题在现在或许只是我们忽视的小问题。因此，我们关注和求索大问题，并不意味着抹杀小问题的重要性。但是在资源和注意力都有限的情况下，我们需要有所取舍，而大问题则往往是我们的不二之选。

货币政策是指中央银行为达到一定的经济目标而运用一系列控制手段的方针和措施的总称，是国家调控宏观经济的手段之一。国家通过对利率和货币供应量的调节来实现稳定货币、经济增长的目标。货币政策的主要内容包括信贷政策、利率政策、汇率政策和外汇收支政策等。保险政策是国家保险监管部门为了实现保险市场供需平衡，促进保险市场健康发展，对保险活动所采取的各种管理、调节手段和办法措施。货币政策与保险政策关系密切，二者相互影响，相互制约。

一、货币政策对保险政策的影响和制约作用

货币政策对保险政策的影响是通过其对保险市场的影响反映出来的。货币政策一般分为扩张性货币政策、紧缩性货币政策以及中性货币政策。运用不同的货币政策对保险市场的影响不同。

（一）不当的货币政策会影响保险市场的正常发展

1.在市场货币供求均衡或货币供应量小于需求量时，如果运用减少货币供应量，提高利率的紧缩性货币政策，会打破市场供求的平衡，加剧市场的不平衡，导致货币供应紧张，市场有效需求不足，生产能力相对过剩，经济结构不合理，物价跌落，经济停滞，即通货紧缩现象。这对保险市场非常不利表现为：首先，影响保险市场的有效需求。从个人投保需求来看，通货紧缩、失业增加、收入减少、个人对保险的有效需求相应减少。从企业投保需求来看，通货紧缩、市场需求不足，使市场竞争激烈，许多企业被淘汰出局，生产经营规模缩小；另一方面，市场需求不足，导致产品价格下降，企业（特别是传统企业）利润下滑，许多企业因此发生不同程度的支付困难和偿付困难。为了节约费用开支、降低成本，企业一般会选择自保或其他转移风险的方式，尽可能扩大自担风险的限额，减少对商业保险的需求。因此通货紧缩使保险投保人的投保愿望、投保能力、投保需求降低。其次，紧缩性货币政策使保险企业的盈利能力和偿付能力降低。一方面由于保险市场有效需求减少，市场规模的偏小，保险市场的竞争显得尤为激烈，为了拓展市场，开拓新业务，在竞争中占据有利地位，降低费率，加大业务投入，提高服务质量将是许多保险公司的必然选择，这将影响他们的承保利润；另一方面，通货紧缩，资本市场萎缩，减少了保险资金投资运用的机会，增大投资风险，影响保险公司的投资收益。保险公司承保利润和投资收益是其利润的主要来源，二者的减少必然降低保险公司的盈利能力，从而削弱其偿付能力。

2.在市场货币供求平衡或货币供应量大于需求量时，如果运用增加货币供应量，降低利率的扩张性货币政策，会使货币供应超过市场对其需要的量，过多的货币投入将引起物价上涨，货币贬值，通货膨胀。这对保险市场发展仍然不利。由于物价上涨，货币贬值，保单保值和增值能力下降，保险的预期保障程度降低，使人们投保的积极性大受影响，表现为退保的大量增加，保单继续率下降和新业务发展困难。同时，在费率缺乏弹性的条件下，由于保单实际赔付率（或给付率）小于名义赔付率（或给付率），而投保人所交的费率却是按名义赔付率（或给付率）来确定的。这样实际上是减轻了保险人的实际经济责任，损害了投保人的经济权益，保险人处于有利地位。这种状态会使保险公司获利丰厚，并诱使更多的资本、机构和其它稀缺资源挤进保险供给行列，导致保险市场供过于求，引起市场的失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