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策导向范文10篇

一、投机与扩张--华尔街模式的本质

长久以来，以大摩和高盛为代表的一批从事证券买卖、为客户提供咨询服务、同时比从事储蓄和贷款业务的传统银行受到更少监管的独立投行，一直是华尔街的“形象代言人”。他们以少量资金投入，通过杠杆作用，对各种衍生证券进行炒作，以小博大，极短时间内实现牟取暴利。在这样的模式下，风险也随着一次次交易进行而累计、扩大，最终爆发出来。

金融衍生产品主要的积极作用是“对冲”投资损失，或者说规避风险，但并不是消除风险，只不过把一部分人的风险转移到另一部分人头上。比如商业银行为居民提供住房贷款，就面临着居民违约的风险；为了转移风险，商业银行将这些贷款合同卖给房地美、房利美和投资银行等机构；投资银行当然不能成为最终的风险承担者，它一方面将贷款处理成债务抵押债券CDO（CollateralizedDebtObligation），卖给包括商业银行、保险公司、养老金、对冲基金等在内的全球投资者，让债券持有者来分担房贷的风险；另一方面，投行创造出“信用违约保险”CDS（CreditDefaultSwap），让保险公司如AIG等为这种次债提供担保。

金融衍生产品的另一个作用是投机和套利，炒家除了会投机升跌，还会投机波幅。在1995年时，衍生金融工具投机得到臭名远播。尼克·李森，巴林银行的一名交易员，造成13亿美元的损失，导致这家有数百年历史的金融机构破产。

“次级抵押贷款”是指一些贷款机构向信用程度较差和收入不高的借款人提供的贷款，无法还贷的风险很高。随着美联储连续17次加息，次贷购房者的还贷负担不断加重，同时美国房价下跌，使次贷购房者难以通过出售或抵押住房来获得融资，这样，越来越多的次贷购房者无力还贷。于是，房贷机构（商业银行）形成了大量的次贷坏账；“两房”、投资银行、全球各类投资者手中的大批次债由于失去偿付来源而大幅贬值，金融危机从此汹涌袭来。

“把钱借给能还钱的人。”是人类第一间银行大门柱上刻的唯一一句话。可是今天这些世界顶尖的银行家们竟集体把钱借给低收入者，投资银行给把贷款做成债券并且给予很高的等级，保险公司甚至为这种债券担保，为什么？

教师职务评聘是学校一个重要的指挥棒，具有很强的政策导向作用。同时，它又是一把双刃剑，正确的导向，可以提高人才培养质量，构建和谐社会；错误的导向，将带来严重的社会问题。

一、高职院校究竟需要什么样的教师？

“有什么样的教师，就会有什么样的学生”，根据“人事相宜”、“人岗相适”的现代人力资源管理理念，下面从人才培养要求和高职院校教师队伍建设需要出发，分析高职院校教师迫切需要的职称政策导向。从人才培养要求来看，人才可分为四类：学术研究型、工程设计型、技术应用型、操作技能型。普通高校培养的人才规格是学术研究型和工程设计型，技校培养的是操作技能型，而高等职业技术教育培养的是面向基层、面向企业生产、服务和管理第一线、完成从设计到产品转化任务的高等技术应用型人才。这类人才基础理论虽不一定要那么深厚，但针对性、实用性、实践性要强，具有人才层次的高等性、知识的实用性、能力的职业性、人才类型的技术性、就业去向的基层性特点。“打铁须得自身硬”，作为高职院校的专业课教师，生产第一线高级应用型人才的培养者，应是技术应用成果丰硕的实战型专家，而非理论水平很高的学术（学科）专家，这就需要通过改革职称政策加以引导。

二、当前高职教师职称政策导向存在的突出问题

各个地方高职教师职称政策仍沿用普通高校教师职称政策体系，以学历为导向和主体要素，片面追求高学历，对学历实行“一票”否决。下面以《某省高等学校教授资格条件》第四条为例进行分析。该条规定：40岁以下申报副教授资格者，须具备研究生学历或硕士以上学位。这就意味着40岁以下，具备本科学历的高职教师即使比同龄的具备研究生学历或硕士以上学位的教师业绩突出，也无法申报副教授资格，必须再等上几年。

该省教育厅人事处对此的解释是：“作为大学，应该是高层次高学历人才的聚集地，这样才能培养出高质量的人才。”事实上，这句话并不恰当，准确地说，“作为大学，应该是高能力人才的聚集地，这样才能培养出高质量的人才。”学历，学历，即学习的经历，学习的目的是为了提高能力。提高能力的目的是为了作出业绩。高学历不等同于有高知识，高知识更不能等于有高能力，而有高能力还不能等于作出了大的贡献！黑猫白猫逮住老鼠就是好猫，是骡是马“亮”出本领就见分晓。“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因此“相马”不如“赛马”。学历再高也要经过实践这块“试金石”的检验。无论是高学历的人才还是在实践中成才的人才，衡量的标准只有一个，那就是业绩。因为只有业绩才能把一个人同其他竞争者区别开来。著名经济学家肖灼基教授曾指出：“人才的优秀程度应由实践决定，由实践中的绩效决定的。评价人才，不能只看他读过什么大学，上过什么学校，而是看他给社会究竟做出了什么贡献，有些什么业绩和经历。”我们要重视学历但不能惟学历。高学历者理应比低学历者取得更大的业绩，我们的政策不能也不应该对高学历者另眼相看，具有“双重标准”。

摘要1994年外汇管理体制改革以来，在不同的市场条件下的汇率政策导向确实存在较大的差异，目前汇率政策的焦点已经开始转向国际收支的市场化均衡调节机制。对如何建立国际收支市场化均衡调节机制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关键词汇率政策国际收支均衡调节

当前，人民币汇率问题成为世人关注的焦点，以美国和日本为首的一些国家不断对我国政府施加压力，要求我国改变现行的人民币汇率政策，使人民币汇率大幅升值。面对升值压力，我国政府坚持自己的原则，在汇率问题上既独立自主，又高度负责。对汇率的改革，我国政府以自己的时间表和对自己合适的力度进行调整。

2005年3月14日，国务院总理在两会结束时对700余位海内外记者做出如下表示，“中国的汇率改革从1994年开始，到现在也没有停止。我们确立的目标是实行根据市场需求、有管理的、浮动的汇率制度。现在我们正在进一步研究改革的方案，使汇率对于市场更富有弹性。”为人民币汇率增加弹性，是中国经济市场化的重要一步，是中国与世界经济接轨的一环。

11994年以来我国汇率政策导向的阶段性差异

对于人民币汇率政策的基调，在不同的发展时期规范的政策表述是有差异的。仅从1994年外汇管理体制改革以来，在不同的市场条件下的政策导向确实存在较大的差异。

编者按：本文主要从“公共”原则的内涵；当代公共政策分析对“公共”原则的偏离；公共政策分析应如何体现“公共”原则进行论述。其中，主要包括：公共政策分析就是根据政策与目标之间的关系、公共政策是政府用来“处理或解决公共问题或公共目标”的、政策目标取向的公共性、政策问题范围取向的公共性、公共政策分析理念对“公共”原则的偏离、公共政策分析过程对“公共”原则的偏离、公共政策分析的公平目标对“公共”原则的偏离、公共政策分析模型对“公共”原则的偏离、公共政策分析的理念必须反映“公共”原则、公共政策分析的主体必须遵循“公共”原则、公共政策分析的公平目标必须体现“立体”要求等，具体请详见。

内容提要：“公共’原则有着特殊的公共政策分析中的内涵。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来透视公共政策分析的理念、过程、公平目标及其模型等方面还存在若干违背“公共”原则的现实缺陷。必须使“公共”原则在公共政策分析的理念上得到反映，主体上得到遵循，公平目标的“立体”性上得到体现，内容上得到落实，才能确保相应的公共政策有利于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美国公共政策学者斯图亚持·尼古认为，公共政策分析就是根据政策与目标之间的关系，在各种备选的公共政策中确定何种政策将最有效地实现一套既定目标的过程。这一分析过程，是政府“政策主张的先决条件”，亦即政府决策、主张及其实施的前提，从而决定了公共政策的性质。可持续发展，是指既满足当代人需要，又不危害后代人满足其自身需要能力的发展；是指既实现人类经济发展的目标，又保护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资源，并促进人与环境和谐地发展。笔者认为，尽管不是每个具体而微的政策问题都与可持续发展问题有关，但至少从宏观而言，在公共政策分析过程中，必须遵循“公共”原则，才能使公共政策有利于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一、“公共”原则的内涵

我国台湾学者张世贤、陈恒均认为，公共政策是政府用来“处理或解决公共问题或公共目标”的。日本学者药师寺泰藏也认为，公共政策就是为“公共”而制定的政策。可见，“公共”指向的目的性是公共政策的本质属性。公共政策分析只有遵循“公共”原则，才能真正体现这一本质属性。这里所谓“公共”原则，一是指政策问题取向的公共性，即在公共政策分析过程中坚持以公共利益的实现为原则。公共利益是一个结构复杂的系统。各利益主体间的此得彼失，影响着公共利益的实现，甚至影响着正常的社会秩序。因此，政府作为“一个国家或社会的机构”，在借助政策手段行使公共权力、承担公共责任、解决公共问题的过程中，必须谋取公共利益，而不能在私人领域侵犯私权，或为少数人甚至政府自己谋取私利。“公共”原则要求，要以公共利益的实现问题为纲领性的政策问题进行公共政策分析，使政府决策能够更有效地约束、引导各社会主体，包括政府自己在公共领域内以其秩序化的活动增进公共利益，并“中立”地使之为现实和未来的各社会主体所平等分享。

二是指政策目标取向的公共性，即在公共政策分析过程中坚持以代际目标的实现为原则。从一个历史过程来看，“公共”原则要求，通过公共政策分析，使政府决策得以把政府的行为目标，规范、约束在既立足当代人的利益要求，又确保未来人可发展的基本条件的取向上。唯有如此，才能体现政府行为在代际之间的公共性、公平性，而不是偏执于当代的自私性、狭隘性。“发展才是硬道理”。从某种意义上讲，只有当代和未来连续、不间断的发展，即持续发展，才能真正确保全社会公共利益的实现。这种代内和代际的持续发展，是当代人和未来人公共利益的根本体现。因此，从另一角度也同样可以说，以代际目标为取向的公共政策分析，同样是在公共利益实现意义上的“公共”原则的体现。

2016年，主席在全国科技创新大会、中国科学院第十八次院士大会和中国工程院第十三次院士大会、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指出，“广大科技工作者要把论文写在祖国的大地上，把科技成果应用在实现现代化的伟大事业中。”[1]这使得我们将目光聚焦到科技论文的外流现象上来，更有学者很早就开始研究科技论文外流现象的原因。如，刘丽英等认为我国110个学科论文外流造成的文献经济总损失量为7.33亿元，其中农业工程领域论文外流导致文献经济损失总计为667万元[2]。董建军对我国学术论文的流失现状进行了分析，探讨了优质稿源流失问题的根源，并提出了对策[3]。王泽蘅研究发现中国论文外流数量比日本多、两国间数量差异逐年增大[4]。刘彩娥研究分析了我国科研论文外流的数量、质量和学科分布，并提出了防止科研成果外流的措施[5]。本文简要分析科技论文的外流现象的原因，并分析政策导向对科技期刊发展的影响。

一、科技论文外流现象及损失

截至2019年底，我国科技期刊总量为4958种，仅次于美国和英国。但是，中国SCI收录期刊仅占全球SCI论文总数的1.72%。2010—2019年间，中国作者发表了SCI论文275.5万余篇，其中只有2.2万余篇发表在中国SCI收录期刊上，仅占8.10%[6]。科技论文的外流不仅仅体现在数量上，论文质量也都较高。中国作者发表SCI论文引文影响力为12.83，同期全球SCI论文引文影响力为14.11[6]。其中被SCI收录论文数量最多的学科分类为：基础学科、应用科学等，而这些学科大多数涉及我国的高尖端技术领域，国家在这些领域往往都投入了大量的科研成本、科研经费，这不仅可能危害到科技信息安全问题，还造成了严重的经济损失和国有资源外流。

二、科技论文外流的原因

国内大量优质论文外流的原因大致有两点。

（一）学术评价导向

为引导金融机构坚持服务“三农”、服务实体经济发展的市场定位和政策导向，加强农村薄弱环节信贷支持，并有效改善农村基础金融服务，使涉农导向更加明确，涉农信贷投放总量持续增加，2011年，中国人民银行出台了《涉农信贷政策导向效果评估指引（试行）》，明确了信贷政策导向效果评估的指标设计、方法程序和结果运用等方面的内容，对于提高信贷政策执行力具有重要意义。如今七年过去了，农村金融环境、经济环境、社会环境、人口环境乃至政治环境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对基层人民银行涉农信贷政策导向效果评估工作也带了许多变化。现从基层人民银行实践角度出发，对进一步完善涉农信贷政策导向效果评估工作，进一步提高评估结果的针对性、科学性、参考性，谈几点粗浅认识。

涉农信贷政策导向效果评估情况

（一）2017年度秭归县涉农信贷评估工作整体情况。1.评估对象的基本情况。2017年，秭归县正常经营的共有9家金融机构，其中县域法人金融机构有2家，分别是秭归农商行和秭归兴福村镇银行。除了秭归兴福村镇银行成立不到4年，不符合参评条件以外，参加2017年度涉农信贷政策导向效果评估的共有8家金融机构，分别为工行、农行、中行、建行、农发行、农商行、邮储银行、湖北银行，较上年增加了1家，其中湖北银行为首次参评。2.涉农信贷评估结果。2017年，秭归县域金融机构涉农信贷政策导向效果评估总体情况良好。8家县域金融机构评估结果为：优秀类1家，良好类3家，勉励类2家，占比分别为12.5%、37.5%、25%和25%。8家参评金融机构中评分优秀的和勉励的机构占比较往年变动不大，中等的机构占比较往年有一定减少，而良好的机构占比较往年有所上升，显示出秭归县金融机构支农惠农能力在不断改善，涉农信贷评估成效较为明显。　（二）2017年度秭归县涉农信贷评估特点分析。1.涉农贷款余额持续增长且增速在不断加快。2015年至2017年，秭归县涉农贷款余额在持续增加，增长速度有所加快，全县经济发展薄弱环节的信贷需求得到有效满足，有力支持了县域涉农经济体稳定快速发展。从总量上看，2015年与2017年相比，全部参评金融机构涉农贷款余额由38.83亿元增长到62.75亿元，提高了61.6%，年均增长20.53%；县域贷款余额由72.45亿元增长到98.5亿元，提高了35.96%，年均增长11.99%；涉农贷款余额占县域贷款余额由53.6%上升到63.71%，提高了10.11%。其中，农林牧渔业贷款余额由1.72亿元增长到2.58亿元，增长50%；农户贷款余额由11.27亿元增长到18.34亿元，增长62.73%；农田基本建设贷款余额由0亿元增长到0.06亿元；农村基础设施建设贷款余额由12.1亿元增长到18亿元，增长48.76%；只有农村中小企业贷款余额先升后降，由18.83亿元增长到21.52亿元又降到15.53亿元，降幅17.53%。对比2015年和2017年数据，涉农贷款的流向主要是农户贷款、农村中小企业贷款以及农村基础设施建设贷款，尤其是农户贷款余额和农村基础设施建设贷款余额增加显著，农村中小企业贷款余额和农田基本建设贷款余额相比往年略有下降（见图1）。从增速上看，全部参评金融机构涉农贷款余额增长稳定且呈现加快趋势，而且涉农贷款余额的年均增速要快于县域贷款余额的年均增速，说明全部贷款中流向涉农经济体的贷款呈增长态势。具体分析，受国家经济形势、金融监管政策和地方政府政策影响，以2016年为分水岭，除了农村基础设施建设贷款余额增速持续加快以外，农户贷款余额增速、农村中小企业贷款余额增速、农田基本建设贷款余额增速有所回落，呈现出先快后慢，甚至负增长的趋势，农林牧渔业贷款余额增速则是先低后高，这与秭归县的整体经济形势也呈正相关关系（见图2）。2.涉农贷款风险有所下降但力度减弱。全县涉农贷款不良贷款余额先升后降，由2015年的5995万元上升到2016年的9251万元，增幅54.31%，再降到2017年的6853万元，降幅25.93%，2017年涉农贷款不良贷款余额比2015年小幅上升，增幅为14.31%。3年里，全县涉农贷款不良贷款余额以2016年为分界点，呈现出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充分体现了各银行金融机构由前期粗放经营到后期注重防控金融风险的转变，也表现出各金融机构开始注重对优质农户和“三农”小微企业的甄别和培育。然而，在当前防范和化解重大金融风险的背景下，金融机构对贷款主体的审核和挑选势必更加严格，贷款发放和农村金融产品和服务方式的创新更为谨慎，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了金融对三农以及农村中小微企业的帮扶力度。3.涉农金融产品与服务创新日益丰富但动力不足。近年来，各金融机构为加强对农村薄弱环节的信贷支持，并有效改善农村基础金融服务，着力在创新支农信贷产品、担保方式、服务方式等方面实现突破，取得了较好的效果。在金融产品创新方面比较典型的有工行的“纳税信用贷”和“农民工住房按揭”；农行的“扶贫惠农贷”、“扶贫直补贷”和“农家乐贷款”；建行的“裕农易贷”和“陇上新农贷”；农发行的“企业信用保证基金收购贷款”、“农村创业创新园区建设贷”、“返乡下乡人员培训基地建设贷”、“新产业与新业态信贷通”、“新型经营主体创业贷”和“返乡下乡企业贷”；邮政储蓄银行的“扶贫小额信贷（惠农易贷）”；农商行分别对涉农企业、农村新型经营主体、建档立卡贫困户制定的“金融精准扶贫贷款”，为农户和涉农经济体提供了丰富的产品选择。在金融服务创新方面比较典型的做法是以“助农（惠农）取款点”、“金融精准扶贫联系点”、“银行+担保”、“银行+供销社”等模式为重点，不断优化农村金融环境，提高普惠金融的可获得性。但从整体上看，由于经营重点不同，国有五大行的涉农贷款余额占比有所下降，对涉农信贷产品与服务创新的积极性不高。

涉农信贷评估工作存在的问题

（一）评估指标体系不够完善。目前，所有银行机构使用的定量指标和定性指标及其权重是完全统一的，但由于不同银行机构的业务重点、市场定位、经营模式和风险防控模式不同，尤其是工农中建这些全国性大型商业银行与本地的农商行、村镇银行业务侧重点有显著差异，导致评估结果可比性不强，未能真正反映评估对象的涉农信贷重点、方向、风险及成效，也未能真正体现涉农经济主体的实际信贷成本、经营概况和实际效果，从而降低了评估结果作为上级行调整涉农信贷政策的参考价值。（二）评估数据报送的质量难以保证。目前定量评估数据主要来源于人民银行金融统计监测管理信息系统，定性指标数据主要来自于自评问卷，包括涉农信贷政策实施情况、涉农信贷制度建设情况、涉农金融产品与服务方式创新以及涉农信贷业务的奖惩情况等大量佐证资料需要金融机构主动按时报送。但在具体评估过程中，这些报送资料缺乏有效的核验手段，对不按要求自评、材料弄虚作假的金融机构，没有明确的规章制度进行有效制约，致使报送材料的真实性大打折扣。（三）缺乏现场评估的依据。目前涉农信贷政策导向效果评估工作主要采取的是非现场形式，由人民银行分支机构结合定量指标数据和金融机构主动报送的定性指标数据，通过人民银行开发的信贷政策导向效果评估信息管理系统与人工计算双重途径进行评估，缺乏现场评估这种能够随时查阅评估对象相关资料的方式。同时，相关政策文件中也没有对现场评估这种方式作出明确的制度规定，导致对现场评估这种方式实际操作起来难度大。（四）评估结果运用无明确操作细则。目前涉农评估结果被划分为优秀、良好、中等和勉励四档，然而对评估结果运用方面的规定则较为宽泛，对不同档次金融机构的奖惩不够明确，且缺乏具体、详细的执行标准，致使评估结果对金融机构的约束和导向作用没有完全发挥出来。例如，对于如何将评估结果与金融机构的差别准备金动态调整、银行间市场业务准入管理相结合，目前没有做出明确规定。（五）评估工作人员的专业素质有待提高。涉农信贷政策导向效果评估需要工作人员具有较高的专业知识和政策理论水平，而基层人民银行工作人员的业务素质、政策水平和分析手段相比较涉农评估工作的要求还略有差距，这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涉农评估工作的高效开展。

对策建议

[论文关键词]金融危机次级贷款自由主义

[论文摘要]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风暴席卷全球，其影响不仅仅局限于金融业和集体经济，还对人们的理论体系产生冲击，使自由主义政策受到挑战。金融危机的产生主要由次级贷款业务的扩张和美国房价下跌的现实引起，但从制度上来说，根本原因在于金融衍生品的本质特征和衍生金融市场缺乏监管导致的投机泛滥。无论是当前的救市政策，还是未来的风险防范，政府干预都将是必然选择。

2008年9月集中爆发了被称为“华尔街风暴”的金融危机，其影响之大、范围之广，使得人们将之与1929-1933年资本主义经济大萧条相提并论。

9月7日，曾占据美国房贷市场半壁江山的房利美和房地美被美国政府接管；9月15日，美国第四大投资银行雷曼兄弟申请破产保护，第三大投行美林被美国银行收购；9月21日，美国第一大投行高盛和第二大投行摩根士丹利转型为银行控股公司，加上今年3月第五大投行贝尔斯登被摩根大通收购，至此，美国前五大投行已“全军覆没”。其它的金融巨头也未能幸免：9月16日，世界最大保险公司--美国国际集团（AIG）告急；9月25日，美国最大储蓄银行华盛顿互惠银行被美国联邦监管机构接管；9月29日，美联银行被花旗银行收购……金融机构纷纷倒闭不仅意味着“华尔街模式”的覆灭，而且引发了人们对于金融市场的深刻反思。

美联储前主席艾伦·格林斯潘(AlanGreenspan)10月23日表示，信贷危机“与我所能想象的任何情形相比，涉及面都要大得多”。在回答美国众议院监督委员会主席沃克斯曼(HenryWaxman)的问题时，美联储前主席表示，他从自己的思路中“发现了一个缺陷”。格林斯潘说：“当时我犯了一个错误，就是假定各机构(具体来讲就是银行和其它企业)的自我利益决定了，它们是保护自己股东利益的最佳方面。”[1]

格林斯潘曾经是神话般的人物，他1987年8月开始担任美联储主席，并且史无前例的四次连任，历经四位总统。他导引下的美国经济经历过两次衰退、一次股市泡沫和一次历史上最长的增长期，在克林顿时代创造出了“零通货膨胀”的经济增长奇迹。美国媒体曾经毫不掩饰的宣称：“谁当总统都无所谓，只要让艾伦当联储主席就行。”

[论文关键词]金融危机次级贷款自由主义

[论文摘要]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风暴席卷全球，其影响不仅仅局限于金融业和集体经济，还对人们的理论体系产生冲击，使自由主义政策受到挑战。金融危机的产生主要由次级贷款业务的扩张和美国房价下跌的现实引起，但从制度上来说，根本原因在于金融衍生品的本质特征和衍生金融市场缺乏监管导致的投机泛滥。无论是当前的救市政策，还是未来的风险防范，政府干预都将是必然选择。

2008年9月集中爆发了被称为“华尔街风暴”的金融危机，其影响之大、范围之广，使得人们将之与1929-1933年资本主义经济大萧条相提并论。

9月7日，曾占据美国房贷市场半壁江山的房利美和房地美被美国政府接管；9月15日，美国第四大投资银行雷曼兄弟申请破产保护，第三大投行美林被美国银行收购；9月21日，美国第一大投行高盛和第二大投行摩根士丹利转型为银行控股公司，加上今年3月第五大投行贝尔斯登被摩根大通收购，至此，美国前五大投行已“全军覆没”。其它的金融巨头也未能幸免：9月16日，世界最大保险公司--美国国际集团（AIG）告急；9月25日，美国最大储蓄银行华盛顿互惠银行被美国联邦监管机构接管；9月29日，美联银行被花旗银行收购……金融机构纷纷倒闭不仅意味着“华尔街模式”的覆灭，而且引发了人们对于金融市场的深刻反思。

美联储前主席艾伦·格林斯潘(AlanGreenspan)10月23日表示，信贷危机“与我所能想象的任何情形相比，涉及面都要大得多”。在回答美国众议院监督委员会主席沃克斯曼(HenryWaxman)的问题时，美联储前主席表示，他从自己的思路中“发现了一个缺陷”。格林斯潘说：“当时我犯了一个错误，就是假定各机构(具体来讲就是银行和其它企业)的自我利益决定了，它们是保护自己股东利益的最佳方面。”[1]

格林斯潘曾经是神话般的人物，他1987年8月开始担任美联储主席，并且史无前例的四次连任，历经四位总统。他导引下的美国经济经历过两次衰退、一次股市泡沫和一次历史上最长的增长期，在克林顿时代创造出了“零通货膨胀”的经济增长奇迹。美国媒体曾经毫不掩饰的宣称：“谁当总统都无所谓，只要让艾伦当联储主席就行。”

为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推动经济转型升级，进一步提升我县区域创新能力，发挥科技创新对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引领和支撑作用，努力建设创新型社会和省科技强县。现就加快科技创新制定如下政策。

一、加大科技创新投入

（一）加大财政科技投入力度，优化财政科技投入结构。县财政科技投入占财政支出的比例达到3.5%，增长幅度高于经常性财政收入增长幅度。县财政科技投入重点用于支持科技创新平台建设、科技成果转化和产学研合作、企业技术创新、重大科技项目实施、知识产权保护、科技创新条件和科技进步奖励等。科技经费列入乡镇财政预算，乡镇当年本级财政科技投入占本级财政预算支出的比例达到3%。

（二）引导企业加大科技投入。企业为开发新技术、新产品、新工艺发生的研究开发费用，未形成无形资产计入当期损益的，在按照规定据实扣除的基础上，按照研究开发费用的50%在企业所得税前加计扣除；形成无形资产的，按照无形资产成本的150%摊销。企业年度实际发生的技术开发费当年不足抵扣的部分，可在以后年度企业所得税应纳税所得额中结转抵扣，抵扣的期限最长不得超过5年。企业开发新技术、新产品、新工艺未能享受国家税前抵扣政策的，地方财政给予一定额度的补助。按照企业研究实验经费投入达到销售收入1.35%且年度研究实验经费投入达到200万元及以上的，按实际投入金额给予5%的补助。

二、支持科技创新创业平台建设

（三）加快科技孵化器建设。对被认定为国家级科技企业孵化器的，免征营业税、所得税、房产税和城镇土地使用税。对县政府规划建设的科技企业孵化器，孵化器和在孵企业缴纳的增值税、营业税、所得税地方留成部分全额返还孵化器。“毕业”企业落户在当地的，其两年内缴纳增值税、营业税、所得税地方留成部分的50％，返还给原孵化器，用于支持孵化器建设。对首次被认定为国家级、省级科技企业孵化器的，分别给予200万元和100万元的奖励。对在孵期间（3年内）或毕业后1年内被认定为国家重点扶持高新技术企业并产生效益的，给予相关孵化器10万元奖励。对县政府投资建设的科技企业孵化器，给予孵化器建设一定资金保障，建成后前3年视创业园经营情况给予补助，每年最高不超过200万元，以后视发展情况酌情进行补助。

[摘要]本文从人才培养要求和高职院校教师队伍建设需要出发，分析了当前高职院校教师职称政策导向存在的突出问题。文章指出高职院校教师的职称政策，应充分考虑高职校的特点和其人才培养的要求，着眼于解决当前高职教师中存在的实际教学能力和实践教学能力不高的问题，建立以专业工作业绩为导向的职称评价体系。

[关键词]高等职业教育；教师职称；政策；讨论

教师职务评聘是学校一个重要的指挥棒，具有很强的政策导向作用。同时，它又是一把双刃剑，正确的导向，可以提高人才培养质量，构建和谐社会；错误的导向，将带来严重的社会问题。

一、高职院校究竟需要什么样的教师？

“有什么样的教师，就会有什么样的学生”，根据“人事相宜”、“人岗相适”的现代人力资源管理理念，下面从人才培养要求和高职院校教师队伍建设需要出发，分析高职院校教师迫切需要的职称政策导向。

从人才培养要求来看，人才可分为四类：学术研究型、工程设计型、技术应用型、操作技能型。普通高校培养的人才规格是学术研究型和工程设计型，技校培养的是操作技能型，而高等职业技术教育培养的是面向基层、面向企业生产、服务和管理第一线、完成从设计到产品转化任务的高等技术应用型人才。这类人才基础理论虽不一定要那么深厚，但针对性、实用性、实践性要强，具有人才层次的高等性、知识的实用性、能力的职业性、人才类型的技术性、就业去向的基层性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