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策范文10篇

摘要：公共政策是公众的政策，它既是多数人的政策，也是少数人的政策，但并非少数个人或特殊阶层谋取私利的工具。公共政策应该是公正的政策，公平的政策，公开的政策。公正性、公平性、公开性是公共政策的基准性价值，是体现政策公共特性的基本维度。公共政策通过提取、分配、管制、象征等基本功能，实现自由、安全、秩序和繁荣，最终维系公共利益。本文从三个方面的设问揭示：公共政策的本质就是个人偏好与集体选择的制度安排。

关键词：公共政策谁之政策何种政策政策何为

谁的政策？

公共政策是谁的政策？这是公共政策制定与执行首先必须明确的基本问题，也是公共政策研究与分析首先必须回答的基本问题。

公共政策（publicpolicy）中的public一词，既有“公共”之意，又有“公众”之意。从字面意思出发，公共政策即公众政策。作为公众概念，其内涵相当庞杂。根据不同角度与层次，公众有男人／女人、老年人／年青人、富人／穷人、官员／百姓、知识分子／文盲、个体／群体、前人／后人、本地人／外地人如此众多诸如此类的划分。然而，就公共政策研究来说，作为社会全体成员的公众概念常常被分隔为多数人（majority）与少数人(minority)、强势群体与弱势群体的实体类别。这是因为公共政策现实中经常存在着多数人与少数人之间或强势群体与弱势群体之间的两极张力，公众的数量状况和势力大小不可避免地影响公共政策的性质，进而影响公共政策的制定与执行。

公共政策是根据多数人的意愿和利益制定的。多数人的意愿所达成的共识谓之为“公意”，它是多数人意志偏好的整合，而不是个人意志偏好的简单相加。公共政策便是根据公众意志表达机制――投票规则来实现的，这种投票规则并非总是帕累托最优的一致同意规则(unanimityrule)，而经常表现为多数人决策的多数票规则(majorityrule)。也就是说，几乎任何一项公共政策基本上都是在“少数服从多数”的状况下制定的。“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所遵循的规则便是简单多数规则与比例多数规则。于是，“多数人”在简单多数规则下具体细化为超过1／2的人员数量，比例多数规则下则具体量化为大于或等于2／3或3／4或3／5或4／5的人员数量。大多数国家的立法和公共政策制定均是根据多数制规则而达成的。由此观之，一个好的公共政策是多数人意愿和利益的产物，它不是少数人意志和利益的合成。因此，“当政治分析家谈论纵向民主时,他感兴趣的不是任何可以想象的实质性少数，而仅仅是那些构成某种控制集团的少数”[1]。如果由那些“可以想象的实质性少数”操纵和决定了某项公共政策，那么该项公共政策将不具备“公共性(publicity)”。离开了公共性，公共政策就可能变为少数人谋取私利的工具，因而也就不成其为公共的政策。

财政政策对保险政策的影响分析财政政策的有效实施，可实现国民经济的良性发展，这为保险发展创造了良好的社会经济环境。同时财政政策中的税收政策，转移支付政策又对保险政策产生直接的影响。

一、税收政策对保险政策的影响。

税收政策是国家财政为实现财政收入，调节经济而制定的税收行为规范。税收政策对保险政策的影响体现在国家对保险业的税收政策上。国家对保险业的税收政策是指国家对保险的税率、税种以及税收分配等设定行为规范，以实现税收征收和合理的分配。国家对保险业的税收政策是否合理和完善，关系着保险政策的实现以及保险业的发展。

我国长期以来对保险实行的是严格的税收政策，并且税收制度不尽合理和完善。

1．长期的高税率和不合理的保险调节税的设置（1994年以后取消调节税），削弱了保险公司的积累能力。保险公积金是按税后利润的一定比例计提的，税率的高低、税种的多寡对税后利润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较高的税率和不合理的调节税的设置必然减少保险公司的税后利润，保险公积金的积累也就自然减少。由于保险公积金是保险偿付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长此以往必然会影响到保险公司的偿付能力。这有碍培育保险市场主体，稳定保险市场的保险政策目标的实现。

2．不公平的所得税率政策，破坏了保险市场秩序的重要基础——公平竞争。1997年以前，原中保集团公司的所得税率高于国内其他股份保险公司。外资保险公司的所得税率一直低于内资保险公司。这种不公平的所得税率政策导致保险市场各竞争主体竞争起点的悬殊。竞争的不公平影响了建立规范有序的保险市场的保险政策目标的实现。

1.两种政策的异同与协调配合模式

(1)政策目标侧重不同。央行货币政策的主要目标是根据生产发展和流通的需要向流通领域投放货币，并适时调节，保持物价稳定；而财政部承担着实现国家政治与经济职能、满足国家需要的任务，故其财政政策目标往往侧重于实现经济增长。(2)调节需求总量和结构的功能不同。财政政策的调节功能更多地表现在结构调整和资源配置方面，而货币政策的调节功能主要表现在调控社会需求总量上。(3)两种政策调节弹性不同。财政政策工具包括税收、国有资产收益(利润上缴或股息红利)、公债等，这些政策工具对经济调节作用较为直接，力度大，弹性差；货币政策工具则相反，具有伸缩性、灵活性的特征，对经济调节作用较为间接，弹性好。(4)两种政策时滞长度不同。一般来说，财政政策的内部时滞较货币政策为长，因为财政收入政策的重大变动都必须经过最高立法机构批准才能执行。但财政政策外部时滞却较货币政策为短，财政政策一旦付诸实践，对总需求的调节作用立竿见影，而货币政策要通过多层次传导，具体实施还取决于金融体系、企业等经济主体的配合。与此同时应该指出，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又具有同一性，主要表现为：(1)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最终目标具有一致性。尽管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各有侧重点，但最终都是为了实现经济增长这一目标。(2)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都是国家的需求管理政策。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都以货币为载体和操作对象，而一定时期的货币购买力表现为社会总需求；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对货币进行的价值形式的操作实质上是对社会总需求的操作，社会总需求的总量和结构最终可由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进行调控。因此基于两种政策之间如此紧密的联系，要想有效地实现经济增长的目标，两种政策必须相互协调配合。所谓协调配合包括两层意思：一是两者确定主辅关系，二是完成在实现宏观调节目标上的分工。在主辅关系的确定上，由于不同时期两种政策对于经济增长的作用大小是会变化的，因此需要考虑社会供求总量和结构矛盾关系的具体情况，并分析两种政策在社会供求总量和结构矛盾中的作用强度来灵活选择主导政策。另一方面，虽然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共同作用的目标是实现我国经济的增长与稳定，但是两者调节的重点与方向有差异，因此具体调节过程中还需要在宏观调控目标上进行分工。总的来说，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相互协调配合的基本模式有：(1)松的财政政策和松的货币政策，即“双松”政策。当社会总需求严重不足，生产资源大量闲置，解决失业和刺激经济增长成为宏观调控的首要目标时，适宜采取以财政政策为主的“双松”政策配合模式。(2)紧的财政政策和紧的货币政策，即“双紧”政策。当社会总需求极度膨胀，社会总供给严重不足和物价大幅度攀升，抑制通货膨胀成为首要调控目标时，适宜采取“双紧”政策。(3)紧的财政政策和松的货币政策。当政府开支过大，物价基本稳定，经济结构合理，但企业投资并不十分旺盛，经济也非过度繁荣，促进经济较快增长成为经济运行的主要目标时，适宜采用此政策配合模式。(4)松的财政政策和紧的货币政策。当社会运行表现为通货膨胀与经济停滞并存，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失衡，治理“滞胀”、刺激经济成长成为政府调节经济的首要目标时，适宜采用此政策配合模式。由此看来，两种政策不同的协调模式有不同的特点与优势，而每一种模式本身并没有绝对的好坏之分，对于不同的宏观经济情况来说应当选择不同的协调模式。而对于中国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来说，需要切实结合自身特点来选择当前形势下最适合的协调模式，这样才能实现经济增长的最终目标。

2.结语

总的来说，国家需要通过财政和货币政策的协调作用促进经济的发展与增长。只有切实针对我国宏观市场经济存在的问题来选取最合适的协调方式，才能够有效地解决核心问题，重新启动国民消费和企业投资。因此，在实行宏观经济调控时，只要抓住核心问题，结合实际、有的放矢，我国的经济一定能够实现快速稳定的增长。

本文作者:杨博文吴春晓王静工作单位:云南大学工商管理与旅游管理学院

一、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在宏观调控中的不同作用

（一）作用机制不同

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都为调控社会供求总量的工具，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在调节社会供求总量中通过不同的途径和作用来表现。它们之间互相协调。1）财政政策作用于社会经济采取直接方式，而对于供求总量采取间接方式，货币政策则供应总量是直接的，间接对社会经济产生影响。2）从财政政策调控看，财政首先是起到调节社会经济结构的作用。运用税收政策、财政贴息等形式起到控制和缓和社会需求总量的作用，但是货币政策对社会经济的调节，是通过银行贷款等方式来控制货币的总量。与财政政策在机制上有所不同。

（二）作用方向不同

从消费需求的情况看，社会消费需求是通过财政支出构成的，财政政策在社会消费层次形成中起到了决定的作用。而货币政策主要是通过工资基金的管理和监督和现金投放等方式进行调控，以间接方式影响人们的消费需求。从投资需求的形成看，虽然财政和银行都向生产过程供应资金，但两者有着不同的侧重，财政政策侧重调整产业结构，使国民经济结构趋向合理化，而倾向货币政策则侧重于调整总是和产业结构。

（三）对社会总需求有着不同的功效

摘要：为了确保我国宏观经济的正常运行，国家往往会通过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对经济的运行进行调节；宏观经济政策通过调节市场的总需求与总供给达到相应的政策效果，最终使产出达到均衡。文章主要通过IS-LM模型分析可知影响产品市场和货币市场的因素，从而推出影响宏观经济政策的因素。

关键词：财政政策；货币政策；IS-LM模型

宏观经济学主要研究宏观资源配置，解释经济波动现象，研究宏观经济总量。一国政府通过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对经济运行进行调整，实现经济增长、物价稳定、充分就业等。但单一的财政政策或货币政策往往不能解决实际问题，为了弥补单一的政策的局限，往往这两种政策配合使用，最终使总供给予总需求达到充分就业下的均衡。

政策的作用机制

（一）财政政策作用机制

财政政策是政府变动税收和支持以便影响总需求进而影响就业和国民收入政策；是政府为促进就业水平的提高、减轻经济波动、防止通货膨胀和实现经济稳定增长而对政府支出、税收和借债水平所作出的决策。财政政策主要是通过变动政府支出，变动税收和公债等这些政策工具，通过乘数，作用于国民收入，进而达到调节宏观经济运行的目的[1]。比如在经济萧条的时候，总需求不足，政府会采用扩张性财政政策，增加支出、削减税收和降低税率等多种措施来刺激总需求，使总需求增加，从而国民收入与就业就会增加，进而使经济复苏。

一、中签率低引发的现象

伴随着申请者人数不断增多，小客车中签的概率越来越小。自2011年1月北京市进行首轮摇号以来，前7个月的中签比例持续下降。有关的数据显示，前7个月个人小客车指标的中签比例分别为:10．6:1、16．6:1、22．6:1、27:1、30．3:1、32．8:1、34．9:1。8月中签比例为34．3:1，中签难度稍稍低于7月。2011年的9月－2012年1月，中签比例分别为:35．7:1、37:1、39:1、40．8:1、43．1:1，从数据上看，小客车指标摇号的中签难度越来越大。近日北京缓解拥堵网站，2012年11月下旬，申请摇号总人数已经突破120万人，摇号中签率已降至67:1，再创新低。然而一边是中签难度的越来越大，另一边却有7个月连续中签的“摇号帝”的横空出世。还有媒体报道出北京交管局长因在购车摇号过程中徇私舞弊被纪委立案调查。在北京号牌成为稀缺资源后，围绕机动车号盘的一套相关的市场利益链条，已经悄然形成。随着“购车摇号”中签难度越来越大，汽车“刚需族”与“弃号族”的矛盾不断激化。摇号购车全家上阵“占坑”来提高中签比率，这种现象在摇号首月便已出现。买卖购车指标、以租代售等牟利乱象时有发生。

二、监管不力

虽然为了方便公众对政策进行咨询和监督，该政策建立了对外受理窗口、北京市小客车指标调控管理信息系统等，但实际操作中出现了很多问题。公众对摇号产生的全部流程不了解，只能看到摇号的结果。一方面，由于信息的不对称，很容易使公众对摇号的结果产生怀疑，从而怀疑有“暗想操作”的可能。另一方面，“摇号购车”的监督机制不健全。参与摇号的监督人员如何产生的，权利机构是如何对摇号购车进行监督，公众无从得知。

三、对北京经济、汽车行业的冲击

汽车限购政策给北京的经济和汽车行业带来了很大的冲击。北京市副市长程红在2011年工作会上谈到，汽车以前是主力消费品，过去北京的消费市场4成多都是被车带动起来的，但是汽车限购的政策也带来了极大的消费缺口。市商务委主任卢彦在会上说“限购政策对汽车消费带来的变化，给持续扩大消费市场规模造成很大压力”。北京北辰亚运村汽车交易市场统计数据显示，2011年前5个月北京新车累计交易12．28万辆，同比减少近20万辆，同比销量累计下降61%。据市场专业人员分析，北京市新车销量中有四成左右是由外地消费者带来的。

一、公共政策评估概念的界定

尽管目前对政策评估的研究很多，但对于政策评估的概念却没有一个统一的、被绝大多数学者接受和普遍认同的定义。

陈振明认为，所谓公共政策评估，是指依据一定的标准和程序，对政策的效益、效率及价值进行判断的一种政治行为，目的在于取得有关这些方面的信息。林水波、张世贤认为，政策评价是“有系统地应用各种社会研究程序，收集有关资讯，用以论断政策概念与设计是否周全完整，知悉政策实际执行情形、遭遇的困难，又无偏离既定的政策方向；指明社会干预政策的效用”。

以上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和方面分别对政策评估进行界定，综合各方观点，本文倾向于这样的界定：公共政策评估是依据一定的标准和程序，对政策过程的效果、效益、效率和公众回应加以判断，评定并由此决定政策变迁的活动。

二、公共政策评估的标准

邓恩在《公共政策分析导论》中将评估标准分为六类：效果、效率、充足性、公平性、回应性和适宜性。我国台湾学者林水波、张世贤在《公共政策》一书中认为评价标准由八个方面：投入工作量、绩效、效率、充足性、公平性、适当性、执行力、社会发展总指标。张国庆在《现代公共政策学导论》中提出政策评估的首要标准和次要标准的概念。针对公共政策及其活动全过程的各个环节的结果的价值进行评估，评估的标准应该包括下列标准。

一、构建与市场经济相容的微观基础

在市场经济中，追求利润最大化的企业、追求效用最大化的消费者和追求收益最大化（或风险最小化）的投资者构成了经济运行的微观基础。满足了这种定语限制的经济主体是与市场经济运行的内在要求相适应的或者说相容的，反之则反是。这几个看似简单的修饰语，可以作为判断经济主体是否市场化的标准。以此标准来衡量，目前我国各种经济主体尚未实现市场化或者尚未完全实现市场化。换言之，目前我国经济的微观基础与市场经济是不相容的或者说是不完全相容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宏观调控手段，而宏观调控手段与传统计划经济条件下的“经济计划”手段最大的区别就在于，后者是—种对经济的事前规制，因为它是计划者对被计划者的直接控制，所以它发挥作用不需要市场作为媒介。而前者即宏观调控是市场机制充分发挥作用从而导致经济总量非均衡对政府提出的调控经济的内在要求，以减少市场机制自动调节的时滞所产生的高昂成本。可见宏观调控既是市场机制作用的结果又是提高市场经济效率的必然要求。同时，宏观调控政策的有效性又必须以市场行为人能够对各种市场信号作出灵敏的反应为前提。这就是说，财政货币政策有效性是基于与市场经济相容的、完善的微观经济基础之上的。那么，要提高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效应，就必须首先改善这种微观基础，具体包括：

1.从宏观层次和微观层次改革国有企业。从宏观层次改革国有企业就是站在全局的高度对国有企业进行战略性重组和结构性调整。这需要进一步完善国有企业的退出机制，以全面收缩国有企业的经营战线，使其尽可能地从一般竞争性领域退出，让位给比它具有更高效率的其他所有制企业。这既是非国有企业发展的需要，同时也是国有企业自身和整个经济发展的需要。事实上，国有企业的巨额亏损不仅使中央和地方财政难以承受，也给银行造成了沉重的负担。因为一个充斥着不可持续的信用扩张的经济结构以及一个充斥着大量的不良债权的经济体系都是不可能持续下去的。一个很明显的经验事实是，在传统国有企业经营体制下，由于预算的极度软约束，为了追求控制权的扩大，国有企业普遍存在无效率的规模扩张，在这种情况下它对贷款利率信号是极不敏感的。国有企业累积的风险可以转嫁给银行，银行最终又转嫁给国家。在这种微观基础上，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由于缺乏效率）都将无效。从这个意义上说，从宏观层次改革国有企业是提高财政货币政策效应的首要前提。而从微观层次改革国有企业是指对那些经战略性重组后保留下来的有存续必要的国有企业，按照其行业性质和对国家经济安全影响程度等方面的不同。分别建立适合他们各自特点的企业制度和企业经营机制。但总的趋势应该是，除极少数企业继续保持国有独资外，对绝大多数国有企业都要进行规范的股份制改造，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进行全面的制度创新，建立起与市场经济体制相容的微观运行机制，从而强化它作为市场主体的性质和功能，参与市场的公平竞争，或发展壮大，或退出消失。

2.保护非公产权。财政投资对民间投资的带动不足，是扩张性财政政策效应偏低的一个重要原因。而民间投资不足的原因主要有两个：其一为银行对非公企业贷款的歧视性政策，另一则为对非公产权保护的法律框架不健全。在这种情况下，非公财产所有者特别是私人财产所有者的不确定因素多，保卫自己财产的交易成本过高。这种不确定使企业家无法形成对未来的稳定预期，从而导致非公投资者缺乏全力以赴投资的长期行为。这样，作为市场经济微观基础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的各种非公企业，就很难发展到其应有的规模、水平和实力。

3.进一步打破垄断，向非公企业开放更多的领城。第一，减少对传统国有垄断部门的准入障碍，即向民间资本（非国有经济）开放这些投资领域，这一方面为竞争格局形成提供基本前提，另一方面达到启动民间投资需求，增强社会对未来经济良好预期之目的。第二，正如国有部门垄断地位形成靠的是国家力量一样，打破这种垄断也必须依靠国家力量，对诸如电信、民航、电力、铁路、教育、金融等传统垄断领域，科技进步及社会发展已为它们成为竞争性领域提供了可能性，国家不仅要允许而且应以优惠政策鼓励新人者，同时对目前居于垄斯地位的企业赋予更多的逆补贴方式，以促使竞争格局的早日形成。

二、完善金融市场。逐步实行利率市场化

人民日报评论员：更要注重把握政策

--六论第二批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

中央在研究部署第二批先进性教育活动时强调，在城市基层和乡镇机关开展先进性教育活动，更要注重调查研究，把握好相关政策。第二批先进性教育活动开局良好、进展顺利、初见成效，与各级党组织深入调研、认真把握政策密不可分。随着先进性教育活动的深入，遇到的政策性问题会更多，把握政策的要求会更高，我们要进一步增强政策观念，坚持不懈地落实好中央的要求。

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开展任何一项重大工作，都必须把握好政策。这次先进性教育活动涉及面广、参加单位的类型多，把握好政策至关重要。尤其是参加第二批先进性教育活动的党员，处在生产、科研、教育和社会服务与管理第一线，同群众的接触更直接，不少党员基层干部还常常处于矛盾的焦点上。这就需要我们更加注重调查研究、把握好政策，这样，才能确保先进性教育活动既不走过场，又不出偏差，真正取得实效。

注重把握政策，就要始终坚持正面教育、自我教育为主的原则。这一原则体现了我们党对广大党员的充分信任和爱护，反映了开展党内集中性学习教育活动的必然要求。各级党组织要坚持正面引导，启发广大党员的自觉意识，激发他们自觉学习必读文献、诚心诚意听取意见、实实在在整改问题的内在动力。要坚持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武装党员，提高党员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要积极组织开展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具体要求大讨论，总结提炼出党员在不同行业、不同岗位保持先进性的具体要求，使党员学习有目标、评议有标尺、整改有方向；要精心设计并组织开展各具特色的主题实践活动，为党员发挥作用、服务群众搭建平台；要注意用身边的典型引导党员，通过看得见、摸得着的榜样，教育、激励党员；要引导党员自觉查摆问题，深入剖析根源，认真进行整改，立足本职岗位，更好地发挥先锋模范作用。

注重把握政策，就要处理好坚持正面教育为主与坚持从严治党的关系。坚持正面教育仍要积极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对照党员标准，紧密联系思想和工作实际，开展深刻的自我批评，是党员自我提高的内在要求；同志间开展既严肃认真又与人为善的相互批评，有助于党员认识自己的缺点和问题，更好地发扬优点、纠正错误。开展必要的警示教育，有针对性地选择反面典型案例，准确深入地剖析其违法违纪的根源，有助于党员保持清醒头脑，增强抵御各种消极因素侵蚀的能力。中央决定这次学习教育活动不单独搞一个组织处理阶段，强调对那些不履行党员义务、不具备党员条件的，要多做教育转化工作，同时又规定对经教育不改、不符合党员条件的党员，要根据党章和有关规定，按照正常程序进行处理；对违纪党员，要按照《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的规定，给予纪律处分。这些，都体现了坚持正面教育为主与从严治党的统一，我们要认真领会，全面贯彻落实。

1.稳健的财政政策的基本内容、性质、地位

我国实行稳健财政政策的基本内容。概括地说：控制财政赤字、推进改革、调整结构、增收节支。这四项内容相互联系，缺一不可。稳健的财政政策与积极的财政政策的根本不同点是：稳健的财政政策不仅包括财政收支供给与需求总量的调控平衡，而且还包括社会、经济、教育、文化等结构的调整与均衡发展。

我国实行稳健财政政策的性质。稳健的财政政策既不是扩张的，也不是紧缩的，而是在财政预算收支上有压有保，有保有限，有严有宽；在项目建设上有上有下，有长线有短线，压与保、严与宽、下与上相结合，适度在其中；始终保持预算收支基本平衡、结构均衡。稳健的财政政策是平衡的、匀称的财政政策，它既不“缺位”，也不“越位”，可以称之为“中性”财政政策。

稳健的财政政策是一个国家根本性的、长期性的、基本的，而不是保守的或停滞的财政政策。稳健的财政政策，是规模与效益、速度与质量相统一，是高水平、高质量的财政政策。稳健的财政政策同“发展是硬道理”、“发展是第一要务”相适应，具体解决的是发展什么和怎样发展这个全局性的财政政策问题。

2.稳健的财政政策需要严密的、持久的法制保障

稳健的财政政策既为财政法制建设提出了更严格的要求，又为提升财政法制建设创造了更有利的条件。所谓提出了更严格的要求，是由这种基本的财政政策的内在结构的严密性、发展的协调性以及操作的可靠性所决定的。所谓创造了更为有利的条件，是由这种基本的财政政策的长期性、根本性所决定的。财政法制建设不是朝令夕改的暂时规定，而是具有经常性、持久性的财政规律在法律上的反映，也是与稳健的财政政策的长期性、根本性相一致、相符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