侦查讯问范文10篇

摘要:谈判理论（negotiationtheory）认为，任何发生在双方或多方之间的互动都可以看作是“谈判”、并用谈判理论去加以分析；侦查讯问也是审讯者与讯问对象之间的互动，因而可以借鉴与学习谈判理论来研究侦查讯问、应用谈判策略理论来制定讯问策略。

关键词:侦查讯问；谈判理论；讯问策略

“谈判理论（negotiationtheory）为人们深入认识、规划与他人之间的互动性活动提供了一种复杂的思维方式；所有的互动行为——无论是两个主体之间、还是两个以上主体之间的互动行为都可以应用谈判理论来加以考察与分析。”侦查讯问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一种发生在侦查人员与讯问对象之间的特殊谈判；应用谈判理论来考察与研究侦查讯问，有助于侦查人员加深对侦查讯问的认识、并正确地制定讯问策略。

1.谈判理论与侦查讯问

谈判的本质是两个主体为实现各自利益而参与的一种互动性活动；从这种意义上讲，侦查讯问是一种谈判，一种特殊的谈判。谈判理论对侦查讯问具有重要的理论借鉴与实践指导价值。

1.1侦查讯问是一种谈判活动

关键词:侦查讯问；谈判理论；讯问策略

内容提要:谈判理论（negotiationtheory）认为，任何发生在双方或多方之间的互动都可以看作是“谈判”、并用谈判理论去加以分析；侦查讯问也是审讯者与讯问对象之间的互动，因而可以借鉴与学习谈判理论来研究侦查讯问、应用谈判策略理论来制定讯问策略。

“谈判理论（negotiationtheory）为人们深入认识、规划与他人之间的互动性活动提供了一种复杂的思维方式；所有的互动行为——无论是两个主体之间、还是两个以上主体之间的互动行为都可以应用谈判理论来加以考察与分析。”侦查讯问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一种发生在侦查人员与讯问对象之间的特殊谈判；应用谈判理论来考察与研究侦查讯问，有助于侦查人员加深对侦查讯问的认识、并正确地制定讯问策略。

1.谈判理论与侦查讯问

谈判的本质是两个主体为实现各自利益而参与的一种互动性活动；从这种意义上讲，侦查讯问是一种谈判，一种特殊的谈判。谈判理论对侦查讯问具有重要的理论借鉴与实践指导价值。

1.1侦查讯问是一种谈判活动

摘要:谈判理论（negotiationtheory）认为，任何发生在双方或多方之间的互动都可以看作是“谈判”、并用谈判理论去加以分析；侦查讯问也是审讯者与讯问对象之间的互动，因而可以借鉴与学习谈判理论来研究侦查讯问、应用谈判策略理论来制定讯问策略。

关键词:侦查讯问；谈判理论；讯问策略

“谈判理论（negotiationtheory）为人们深入认识、规划与他人之间的互动性活动提供了一种复杂的思维方式；所有的互动行为——无论是两个主体之间、还是两个以上主体之间的互动行为都可以应用谈判理论来加以考察与分析。”侦查讯问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一种发生在侦查人员与讯问对象之间的特殊谈判；应用谈判理论来考察与研究侦查讯问，有助于侦查人员加深对侦查讯问的认识、并正确地制定讯问策略。

1.谈判理论与侦查讯问

谈判的本质是两个主体为实现各自利益而参与的一种互动性活动；从这种意义上讲，侦查讯问是一种谈判，一种特殊的谈判。谈判理论对侦查讯问具有重要的理论借鉴与实践指导价值。

1.1侦查讯问是一种谈判活动

一、1997年修改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刑诉法》)进一步完善了我国侦查讯问制度。其立法精神在揭露犯罪、保障人权和追求诉讼公正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刑诉法》的修改，是我国刑事诉讼制度和司法制度的重大改革，反映了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立法、司法领域发生的观念变化，不仅为实现司法公正提供了重要的立法保障，同时也使我国刑事诉讼制度朝着民主、文明、科学的方向迈进了一大步。这次《刑诉法》修正涉及的许多内容进一步完善了我国侦查讯问制度。如：完善了强制措施，取消收容审查；强化了对犯罪嫌疑人的权利保障；确立了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不得定罪原则；将律师参加诉讼活动的时间提前到侦查阶段；增设人民检察院依法对刑事诉讼实行法律监督的原则，加强对刑事诉讼各个环节的监督等。这些修改，一方面强化了对讯问中犯罪嫌疑人的权利保护，犯罪嫌疑人刑事诉讼中主体地位进一步加强。将侦查阶段犯罪嫌疑人的称谓由“被告人”改为“犯罪嫌疑人”。规定“犯罪嫌疑人在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后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可以聘请律师为其提供法律咨询，申诉、控告”等。另一方面，对侦查讯问程序进行了技术完善，增强了可操作性。取消收容审查制度，完善刑事强制措施，限制运用传唤、拘传手段进行讯问的时间和地点等，使我国侦查讯问制度更趋理性和规范。修改后的《刑诉法》及相关司法解释继续确认“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明确规定“凡经查证确实属于采用刑讯逼供或者威胁、引诱、欺骗等方法取得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被告人供述，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这一时期的司法实践中，法庭审理否定“非法口供”的案例逐渐增多。表明我国刑事诉讼“非法口供排除规则”的实施实现了从理论到实践的初步跨越，显示了法制的进步。

二、修改后的《刑诉法》实施已近十年，在进一步完善刑事诉讼的实践和研讨中，侦查讯问程序仍是受到社会公众批评和质疑最多的程序之一。司法实践中侦查讯问活动背离立法精神，侦查机关在讯问过程中非法取证侵犯犯罪嫌疑人权利的情形屡见不鲜，因此导致公诉机关败诉，犯罪分子逍遥法外的案例也时有发生。这些现象的存在，表明我国现行侦查讯问制度还存在着不少缺陷，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侦查人员与犯罪嫌疑人之间的权利关系严重失衡。当前我国侦查讯问带有典型的“强权侦查讯问程序模式”…特征。侦查机关享有较大的权利和行使权利的自由，较少受到来自犯罪嫌疑人一方的制约。犯罪嫌疑人虽被确认为诉讼主体，但其诉讼地位应有的一些权利受到限制，立法虽然规定了犯罪嫌疑人在侦查讯问中的应有权利，但缺少可操作的程序设定，导致其在侦查讯问中的基本权利得不到保障。

第二，侦查讯问程序和内容有待丰富和完善。立法虽然规定了侦查讯问的某些规则，但缺乏具体的操作规程，导致实践中无法可依。如《刑诉法》虽然限制了传唤、拘传的时间，并禁止连续传唤、拘传、变相拘禁犯罪嫌疑人，但由于对两次传唤、拘传之间的间隔时间没有具体的规定，无法避免实践中的滥用传唤、拘传现象。立法赋予了犯罪嫌疑人在第一次讯问后或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有获得律师帮助的权利，但是犯罪嫌疑人怎样请律师，办案人员、看守监管人员怎么保障该权利的实现，有关人员不履行或不积极履行职责怎么办则无规定，缺乏可操作性。1998年六部委《关于刑事诉讼法实施中若干问题的规定》第10条虽然有了一些具体规定，但仍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刑诉法》规定“犯罪嫌疑人对侦查人员的提问，应当如实回答。但是对与本案无关的问题，有拒绝回答的权利”。哪些问题犯罪嫌疑人应当如实回答，哪些又是与案件无关的问题，法律没有明确的规定，实践中缺乏统一的执行标准。此外，立法也没有明确规定侦查人员讯问前的告知义务，许多犯罪嫌疑人并不知道自己讯问中有那些权利，行使和保护自己的正当权利更是无从谈起。为符合讯问程序正当性和法定讯问原则的要求，进一步丰富和完善我国侦查讯问的程序和内容极为必要。

第三，相关配套制度不健全。一是侦查讯问制度缺乏有效的制度监督。如我国《刑诉法》尚未确立对侦查过程合法性的司法审查原则。现行制度对侦查讯问活动的监督，主要依赖侦查机关“内部监督”和检察机关的监督，因侦查机关特别是检察机关在刑事诉讼中基本处于控方地位，这种监督带有明显的自我监督性质，很难发挥有效的监督作用；二是缺乏侦查讯问中犯罪嫌疑人权利保障机制，包括犯罪嫌疑人获知权利的途径、行使权利的方法及侵权投诉程序；三是非法口供排除的具体规则不明确，司法实践中非法口供被法庭模糊采证的情形依然突出；四是看守监管制度不完善，犯罪嫌疑人由同属于公安机关的监管部门看守羁押，侦查机关很容易违反规程开展讯问，不利于犯罪嫌疑人的权利保护。

论文关键词侦查讯问参与框架机构权力权力冲突

论文提要本文利用参与框架理论对侦查讯问话语进行了分析。结果发现：在侦查讯问过程中，无论是在开头和结尾部分的P12R参与框架还是在信息收集部分的S3R框架中，侦查人员参与角色分布表明他们对话语内容几乎没有控制权，处于“无权势”地位。控制权分别被警察机构(讯问的开头结尾部分)和犯罪嫌疑人(信息收集部分)分配。但在语言互动细节中，侦查人员借助其强大机构权力(表现为互动中的话语权力)，实现了对交际资源的占有和支配。处于“有权势”地位，而犯罪嫌疑人却处于“无权势”的地位。讯问双方的这种权力冲突关系贯穿于侦查讯问话语的全过程，将会为侦查讯问话语的进一步分析研究提供新的视角。

1导言

侦查讯问是指侦查人员为了获取犯罪嫌疑人的真实供述和辩解，查明案件事实真相而依法对犯罪嫌疑人进行正面审讯的一项侦查措施。侦查讯问是典型的机构话语，实现机构目的是机构话语最为突出的特征(Levinson，1992；Drew&Heritage，1992；廖美珍，2005)。侦查讯问的目的是获取犯罪嫌疑人的口供和保护犯罪嫌疑人权利的统一(徐美君，2003)，它在侦查人员与犯罪嫌疑人之间的言语互动中实现。

在侦查讯问中，讯问双方会针对自己的话语自觉或不自觉地分配给自己某种话语地位或参与角色，从而形成参与框架。侦查讯问话语在开头、信息收集和结尾三个部分中，由于各部分的功能任务以及讯问双方目的关系的不同，会话参与者对参与框架选择的也会不同。本文利用参与框架理论对侦查讯问话语各部分进行分析。

2参与框架理论

【论文关键词】侦查讯问；制度；问题；改革完善

【论文摘要】1997年修改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进一步完善了我国侦查讯问制度，在揭露罪犯、保障人权和追求诉讼公正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该法实施以来，也存在不少问题，主要有侦查人员与犯罪嫌疑人之间的权利关系严重失衡，侦查讯问程序和内容有待丰富和完善，相关制度配套不健全。要进一步完善侦查讯问制度，就要建立完善侦查讯问相关的配套制度，规范侦查讯问程序，明确侦查讯问的原则及相关规则。

一、1997年修改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刑诉法》)进一步完善了我国侦查讯问制度。

其立法精神在揭露犯罪、保障人权和追求诉讼公正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刑诉法》的修改，是我国刑事诉讼制度和司法制度的重大改革，反映了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立法、司法领域发生的观念变化，不仅为实现司法公正提供了重要的立法保障，同时也使我国刑事诉讼制度朝着民主、文明、科学的方向迈进了一大步。这次《刑诉法》修正涉及的许多内容进一步完善了我国侦查讯问制度。如：完善了强制措施，取消收容审查；强化了对犯罪嫌疑人的权利保障；确立了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不得定罪原则；将律师参加诉讼活动的时间提前到侦查阶段；增设人民检察院依法对刑事诉讼实行法律监督的原则，加强对刑事诉讼各个环节的监督等。这些修改，一方面强化了对讯问中犯罪嫌疑人的权利保护，犯罪嫌疑人刑事诉讼中主体地位进一步加强。将侦查阶段犯罪嫌疑人的称谓由“被告人”改为“犯罪嫌疑人”。规定“犯罪嫌疑人在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后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可以聘请律师为其提供法律咨询，申诉、控告”等。另一方面，对侦查讯问程序进行了技术完善，增强了可操作性。取消收容审查制度，完善刑事强制措施，限制运用传唤、拘传手段进行讯问的时间和地点等，使我国侦查讯问制度更趋理性和规范。修改后的《刑诉法》及相关司法解释继续确认“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明确规定“凡经查证确实属于采用刑讯逼供或者威胁、引诱、欺骗等方法取得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被告人供述，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这一时期的司法实践中，法庭审理否定“非法口供”的案例逐渐增多。表明我国刑事诉讼“非法口供排除规则”的实施实现了从理论到实践的初步跨越，显示了法制的进步。

二、修改后的《刑诉法》实施已近十年，在进一步完善刑事诉讼的实践和研讨中，侦查讯问程序仍是受到社会公众批评和质疑最多的程序之一。

摘要:谈判理论（negotiationtheory）认为，任何发生在双方或多方之间的互动都可以看作是“谈判”、并用谈判理论去加以分析；侦查讯问也是审讯者与讯问对象之间的互动，因而可以借鉴与学习谈判理论来研究侦查讯问、应用谈判策略理论来制定讯问策略。

关键词:侦查讯问；谈判理论；讯问策略

“谈判理论（negotiationtheory）为人们深入认识、规划与他人之间的互动性活动提供了一种复杂的思维方式；所有的互动行为——无论是两个主体之间、还是两个以上主体之间的互动行为都可以应用谈判理论来加以考察与分析。”侦查讯问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一种发生在侦查人员与讯问对象之间的特殊谈判；应用谈判理论来考察与研究侦查讯问，有助于侦查人员加深对侦查讯问的认识、并正确地制定讯问策略。

1.谈判理论与侦查讯问

谈判的本质是两个主体为实现各自利益而参与的一种互动性活动；从这种意义上讲，侦查讯问是一种谈判，一种特殊的谈判。谈判理论对侦查讯问具有重要的理论借鉴与实践指导价值。

1.1侦查讯问是一种谈判活动

所谓诉讼权利告知是指公安、司法人员在进行刑事诉讼活动过程中，明确告诉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并让其了解在诉讼活动过程中依法享有哪些诉讼权利的一项程序性法律规定。在刑事诉讼活动过程中告知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诉讼权利是当今世界上许多国家通常的做法，许多国家的法律对诉讼权利告知作了非常严格的规定，如美国著名的“米兰达忠告”,又称米兰达规则，规定警察在讯问犯罪嫌疑人之前，必须对犯罪嫌疑人进行下列忠告：“你有权保持沉默，你说的每一句话都可能成为对你不利的呈堂供证”。如果警察在讯问犯罪嫌疑人之前没有向其提出米兰达忠告，那由此收集到的证据将不被法院接受。英、美、法各国均是将是否对犯罪嫌疑人提出来米兰达忠告作为衡量整个刑事诉讼程序是否合法的重要标准，从而确保犯罪嫌疑人对自身享有的诉讼权利有一个充分的了解。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诉讼过程中享有一定的诉讼权利，这些诉讼权利由公安、司法人员在刑事诉讼活动中明确告知，国际上许多国家包括我国都已将这列为一项法律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享有哪些权利以及如何保障这些权利的实施作出了详细规定。公安、司法机关侦查、审判案件时，大多数能够正确执行诉讼权利告知程序的有关规定,可并非所有执法者都严格执行这项规定，不可否认少数执法机关在执行这一诉讼权利告知程序时存在较大偏差。本文就此做了一些粗浅的探索，主要就我国目前侦查机关在讯问犯罪嫌疑人时对诉讼权利告知的执行情况以及如何去具体实施告知谈了谈自己的看法。

一、犯罪嫌疑人在侦查中享有的诉讼权利种类

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及有关立法精神，笔者对犯罪嫌疑人在侦查中享有的诉讼权利做了以下归纳。

1、为自己辩护的权利。我国刑事诉讼法第32条规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除自己行使辩护权以外，还可以委托一至二人作为辩护人。第33条又规定，诉讼案件自案件移送审查起诉之日起，犯罪嫌疑人有权委托辩护人，自诉案件的被告人有权随时委托辩护人。根据以上法律规定，犯罪嫌疑人在侦查阶段的辩护权只能由自己行使。自我辩护是犯罪嫌疑人根据事实和法律，提出自己无罪、罪轻或者应当免除，减轻刑事责任的意见及事实证据材料,以维护自己合法权利的一种诉讼权利。辩护权是犯罪嫌疑人在刑事诉讼活动中最重要的一项权利，居所有诉讼权利的核心地位。侦查讯问是侦查阶段每个案件的必经程序，犯罪嫌疑人的自我辩护权主要是在侦查人员对犯罪嫌疑人的讯问中来实现的。

2、有聘请律师为其提供法律咨询的权利。我国刑事诉讼法第96条规定，犯罪嫌疑人在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后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可以聘请律师为其提供法律咨询，申诉、控告。

日前，齐齐哈尔市建华区院反贪局干警在公务员之家版权所有检察长的直接指挥下，经缜密侦查，小时突破了现任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副局长朱广义在发包市龙华路、建设大街、中华东路跨街广告工程中收受广告商贿赂余万元的要案。从初查到突破此案，该院检察长担任此案主办人，与参战干警共同认真研究调查取证的具体方法，周密布置突审步骤，直接安排后勤保障，把大量工作放在了外围调查和间接证据的获取上。同时注重了实事求是地收集有罪和无罪证据，做到了全面、真实地反映客观事实，形成了以侦查目标为核心的外围圈。突审前较为周密地公务员之家版权所有进行了审前突审情况假设论证，做到了实施突审出现有利和不利情况均有应对措施，把握突审主动权，临阵有序。从调查讯问到讯问核实做到了依法有序适时。突破嫌疑人供述后，采取了换位取证复核固定证据，全程进行收集视听资料的工作，将此案办成铁案。该院适时地实施了异地羁押，彻底击垮了嫌疑人的精神防线，犯罪嫌疑人彻底如实交待，至月日，此案的工作已进入审查逮捕程序，此案目前仍在侦查中。

近年来，全国各级公安机关持续不断加强执法办案工作，刑侦部门执法办案水平有了很大提高。但从局部和个案来看，还存在～些不足和问题值得引以为训，应当引起高度重视。

一、主要问题

(一)命案现场勘查工作比较粗糙，缺乏现场重建意识，对犯罪过程分析不到位，无法为后续的侦查办案、移送起诉提供有效的证据支撑在现场勘查过程中，刑事技术人员往往比较注重可以认定个体特征的痕迹物证的发现和提取，忽略了一些可以重建犯罪现场的物质痕迹的变化。在许多案件中，技术人员缺乏现场重建意识，对形成痕迹的动作、过程没有做出具体的、有充分依据的分析，对于痕迹物证与犯罪动作行为的关系，缺少具有客观依据的判断，因此无法满足侦查、办案工作的需要。例如发生在南方某省的熊某某杀人案件，技术人员在针对室内现场的勘查工作过程中，只是简单地针对犯罪现场作了客观记录，没有对现场遗留血迹的形成机理、被害人尸体位于一楼地面的原因等做进一步的验证；法医在尸体检验时，也仅从自身专业角度，对死因做出一个综合结论，没有结合侦查员调查访问了解的情况，对高坠落地姿态、损伤等做出具体的分析、判断。导致对于“犯罪嫌疑人在楼内将已受伤后趴在二楼半楼梯平台上的被害人抬起抛至底层”这一有争议的犯罪事实，因缺少相关证据佐证，最终只能凭犯罪嫌疑人的供述来认定。

(二)讯问工作准备不充分，讯问人员对案发现场信息掌握不够，不能对犯罪嫌疑人有针对性地实施讯问实践证明，现场信息无论在破案阶段，还是在侦查讯问阶段都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在讯问过程中，现场信息不仅能够成为突破犯罪嫌疑人精神防线的重要武器，而且讯问人员可以利用现场信息缜密推断出犯罪情节及犯罪过程，并设计使用严谨的讯问语言，将犯罪现场信息演变成证据来使用。因此讯问人员必须充分掌握犯罪现场信息，了解案情的进展。同时，在命案办案过程中，犯罪嫌疑人口供与作案经过、现场情况之间的印证也是至关重要的，要求讯问笔录所反映的犯罪嫌疑人的有罪供述与犯罪的客观情况之间，不可以有相互矛盾之处，必须体现出高度的一致性，以确保审讯的合法性与真实性。但从实践来看，讯问工作存在许多不足，主要问题是，有些讯问人员在未充分了解案情、把握现场信息的情况下，不能抓住重点内容，对犯罪嫌疑人有针对性地实施讯问，导致犯罪嫌疑人的口供与现场信息不一致。例如发生在浙江的俞某某抢劫案，在办案初期，讯问人员在未吃透案情、充分了解犯罪现场信息的情况下，就对犯罪嫌疑人进行了讯问。当犯罪嫌疑人交代抢劫杀人的基本犯罪事实时，讯问人员马上制作笔录进行固定。但对具体犯罪过程仅听犯罪嫌疑人自行供述，讯问人员对于作案工具、赃物去向、现场进出口、现场物品摆放位置、作案过程、手段等本应仔细盘问的重点问题未加强调和深究，也未将犯罪嫌疑人的口供与尸检、现场勘查、现场访问所取得的证据、信息进行比较、分析，从而不能及时发现并合理排除犯罪现场信息与犯罪嫌疑人口供之间的矛盾，迫使犯罪嫌疑人彻底交代全部作案过程。当事后发现犯罪嫌疑人交代的细节与客观情况完全吻合时，反而令人对后期讯问笔录的合法性产生怀疑，有口供不稳定的嫌疑，也给犯罪嫌疑人翻供提供了一定条件。

(三)审讯过程中固定证据形式单一，录音录像不规范，严重影响有罪供述的证明力由于命案犯罪嫌疑人翻供的现象比较普遍，侦办过程中侦查人员应对此有所预见，并及早采取相应对策，加以预防。但有些案件的审讯过程只用笔录固定，未对犯罪嫌疑人供述进行录音录像，甚至对犯罪嫌疑人指认犯罪现场、供述作案过程的经过也不加以固定。所以当犯罪嫌疑人翻供时，因为没有其有罪供述的视听资料，无法复原案犯供述时的真实情况，因此不能对犯罪嫌疑人翻供行为有效地予以驳斥。导致因犯罪嫌疑人翻供而极大地弱化了其原有罪供述的证明效力，使得侦查工作陷入被动或僵局。

(四)侦查人员未形成统一的指挥，各自为战，对案件陛质认识不足，对证人取证不及时全面命案侦办过程中涉及的侦查措施、手段相比一般案件要多、要广，命案侦查办案应当是整体协同作战，对于各方面、各专业的线索、证据要互相印证，从而排除矛盾，客观地反映案件事实。但从案件剖析的情况看，各自为战的现象屡有发生。仍以发生在南方某省的熊某某杀人案件为例，在该案侦查的初始阶段，没有确定破案责任人，取证工作比较紊乱；在侦查过程中，由于没有形成统一的指挥而各自为战。最初侦查机关认定该案件为故意伤害案，因为犯罪嫌疑人持刀砍人的犯罪事实有大量证据证实，足以认定。但在办案初期，由于没有统一的组织分工，侦查人员也未充分预见到该案发生地段和现场目击者的特殊性，没有及时固定梳理证人证言，排除其中的矛盾点，巩固证据体系，从而错过取证的最佳时机。当后来需要进一步取证时，证人或已不知去向，或因时间关系记忆出现偏差，使得证据的可信程度降低，直接影响到后期的移送起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