侦查案卷制度范文10篇

一、我国侦查案卷的制度特征

刑事案卷是刑事诉讼中的国家专门机关在刑事诉讼过程中对其收集的证据材料、制作的法律文书等,按照一定的要求装订成册所形成的书面材料。由于刑事诉讼可分为侦查、起诉、审判三个大的阶段,刑事案卷亦可相应地分为侦查案卷、起诉案卷和审判案卷。侦查案卷是侦查机关在刑事审判前阶段就整个侦查过程和所收集的证据情况所作的书面记录。①从构成上看,侦查案卷以侦查机关从立案开始到侦查终结期间所作的记录为主。检察机关在审查起诉阶段也有可能对部分证据进行调查核实,并将调查核实情况予以记录,作为散页证据材料附入案卷。此外,对检察机关审查起诉后退回补充侦查的案件,侦查机关也会将其补充侦查的情况作为补充侦查卷附入案卷之中。从形式上看,侦查案卷分为侦查卷宗、侦查工作卷宗和秘密侦查卷宗三种,实务中亦被习惯性地称为正卷、副卷和绝密卷。②其中,侦查卷宗又可分为文书卷和证据卷,前者包括各种强制措施、侦查措施和结案的法律文书及审批文书,后者包括立案材料、口供、被害人陈述、证人证言、物证照片、书证、现场勘验笔录等各种证据材料和相关说明性材料。侦查工作卷宗主要包括证据线索材料、讨论笔录、侦查报告和侦查文书副本等。秘密侦查卷宗包括各种技术侦查措施的内部审批、使用及侦查结果的记录材料。在侦查终结后的审查起诉、审判阶段,侦查卷宗(正卷、诉讼卷)将会随着程序的进展移送给起诉、审判机关,作为起诉和审判的主要依据。侦查工作卷宗和秘密侦查卷宗不随案移送,由侦查机关自己保存,因而也可称为非诉讼卷宗。③对刑事诉讼产生影响的是侦查卷宗(正卷),因此本文讨论的侦查案卷仅限于此。

侦查案卷制度涉及到有关侦查案卷的制作、移送、使用、保管等各方面的规定和习惯。虽然我国当前并不存在独立、系统的有关刑事案卷的法律规定,但相关规定散见于刑事诉讼法和办案部门的部门规章及技术性规程之中,此外,某些具体的案卷运用方式更多地形成于办案部门的办案习惯中。依照这些规定和习惯,仍然可以较为清晰地概括出我国侦查案卷制度的稳定形态和突出特点。考虑到侦查案卷的保管与刑事诉讼没有直接关系,本文对此不予论及。

(一)案卷制作上的全面性、规范性、封闭性

侦查案卷制作包括侦查人员按照法律规定、技术规程或惯例形成各种书面材料并对案卷材料予以选择、分类、整理的一系列活动。我国侦查案卷的制作具有内容全面、形式规范、过程封闭的特点。

1在制作内容上,侦查案卷具有全面性。它既包含了一个案件中侦查机关收集的几乎所有证据,又包含了反映侦查工作开展过程的各种文书和说明性材料。与案件实体问题和程序问题有关的具有法律意义的书面材料,都尽可能囊括其中。

摘要案卷制作上的全面性、规范性、封闭性,案卷移送上的全程性,案卷使用上的官方性、依赖性、决定性共同构成了我国侦查案卷制度的主要特征。现行侦查案卷制度迎合了我国刑事诉讼传统价值理念和结构模式的需要,导致控辩对抗严重失衡、刑事审判流于形式。改造这一制度的主要着力点在于扩大侦查案卷制度中的辩方权利和严格限制侦查案卷的证据效力。

关键词侦查案卷阅卷权案卷裁判证据规则

在我国刑事诉讼中,案卷是开展诉讼程序和产生诉讼结论的主要依据,是认定案件事实和决定法律适用的主要信息载体。刑事案卷的制作和使用过程,既反映出我国刑事诉讼的结构形态,又体现了我国刑事诉讼中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的运作模式。侦查案卷是刑事案卷的核心,因此,对侦查案卷制度进行必要的检视,或许可以从一个全新的视角思考我国刑事诉讼中的固有问题,发现刑事诉讼制度改革的着力点。

一、我国侦查案卷的制度特征

刑事案卷是刑事诉讼中的国家专门机关在刑事诉讼过程中对其收集的证据材料、制作的法律文书等,按照一定的要求装订成册所形成的书面材料。由于刑事诉讼可分为侦查、起诉、审判三个大的阶段,刑事案卷亦可相应地分为侦查案卷、起诉案卷和审判案卷。侦查案卷是侦查机关在刑事审判前阶段就整个侦查过程和所收集的证据情况所作的书面记录。①从构成上看,侦查案卷以侦查机关从立案开始到侦查终结期间所作的记录为主。检察机关在审查起诉阶段也有可能对部分证据进行调查核实,并将调查核实情况予以记录,作为散页证据材料附入案卷。此外,对检察机关审查起诉后退回补充侦查的案件,侦查机关也会将其补充侦查的情况作为补充侦查卷附入案卷之中。从形式上看,侦查案卷分为侦查卷宗、侦查工作卷宗和秘密侦查卷宗三种,实务中亦被习惯性地称为正卷、副卷和绝密卷。②其中,侦查卷宗又可分为文书卷和证据卷,前者包括各种强制措施、侦查措施和结案的法律文书及审批文书,后者包括立案材料、口供、被害人陈述、证人证言、物证照片、书证、现场勘验笔录等各种证据材料和相关说明性材料。侦查工作卷宗主要包括证据线索材料、讨论笔录、侦查报告和侦查文书副本等。秘密侦查卷宗包括各种技术侦查措施的内部审批、使用及侦查结果的记录材料。在侦查终结后的审查起诉、审判阶段,侦查卷宗(正卷、诉讼卷)将会随着程序的进展移送给起诉、审判机关,作为起诉和审判的主要依据。侦查工作卷宗和秘密侦查卷宗不随案移送,由侦查机关自己保存,因而也可称为非诉讼卷宗。③对刑事诉讼产生影响的是侦查卷宗(正卷),因此本文讨论的侦查案卷仅限于此。

侦查案卷制度涉及到有关侦查案卷的制作、移送、使用、保管等各方面的规定和习惯。虽然我国当前并不存在独立、系统的有关刑事案卷的法律规定,但相关规定散见于刑事诉讼法和办案部门的部门规章及技术性规程之中,此外,某些具体的案卷运用方式更多地形成于办案部门的办案习惯中。依照这些规定和习惯,仍然可以较为清晰地概括出我国侦查案卷制度的稳定形态和突出特点。考虑到侦查案卷的保管与刑事诉讼没有直接关系,本文对此不予论及。

一、我国侦查案卷的制度特征

刑事案卷是刑事诉讼中的国家专门机关在刑事诉讼过程中对其收集的证据材料、制作的法律文书等,按照一定的要求装订成册所形成的书面材料。由于刑事诉讼可分为侦查、起诉、审判三个大的阶段,刑事案卷亦可相应地分为侦查案卷、起诉案卷和审判案卷。侦查案卷是侦查机关在刑事审判前阶段就整个侦查过程和所收集的证据情况所作的书面记录。①从构成上看,侦查案卷以侦查机关从立案开始到侦查终结期间所作的记录为主。检察机关在审查起诉阶段也有可能对部分证据进行调查核实,并将调查核实情况予以记录,作为散页证据材料附入案卷。此外,对检察机关审查起诉后退回补充侦查的案件,侦查机关也会将其补充侦查的情况作为补充侦查卷附入案卷之中。从形式上看,侦查案卷分为侦查卷宗、侦查工作卷宗和秘密侦查卷宗三种,实务中亦被习惯性地称为正卷、副卷和绝密卷。②其中,侦查卷宗又可分为文书卷和证据卷,前者包括各种强制措施、侦查措施和结案的法律文书及审批文书,后者包括立案材料、口供、被害人陈述、证人证言、物证照片、书证、现场勘验笔录等各种证据材料和相关说明性材料。侦查工作卷宗主要包括证据线索材料、讨论笔录、侦查报告和侦查文书副本等。秘密侦查卷宗包括各种技术侦查措施的内部审批、使用及侦查结果的记录材料。在侦查终结后的审查起诉、审判阶段,侦查卷宗(正卷、诉讼卷)将会随着程序的进展移送给起诉、审判机关,作为起诉和审判的主要依据。侦查工作卷宗和秘密侦查卷宗不随案移送,由侦查机关自己保存,因而也可称为非诉讼卷宗。③对刑事诉讼产生影响的是侦查卷宗(正卷),因此本文讨论的侦查案卷仅限于此。

侦查案卷制度涉及到有关侦查案卷的制作、移送、使用、保管等各方面的规定和习惯。虽然我国当前并不存在独立、系统的有关刑事案卷的法律规定,但相关规定散见于刑事诉讼法和办案部门的部门规章及技术性规程之中,此外,某些具体的案卷运用方式更多地形成于办案部门的办案习惯中。依照这些规定和习惯,仍然可以较为清晰地概括出我国侦查案卷制度的稳定形态和突出特点。考虑到侦查案卷的保管与刑事诉讼没有直接关系,本文对此不予论及。

(一)案卷制作上的全面性、规范性、封闭性

侦查案卷制作包括侦查人员按照法律规定、技术规程或惯例形成各种书面材料并对案卷材料予以选择、分类、整理的一系列活动。我国侦查案卷的制作具有内容全面、形式规范、过程封闭的特点。

1在制作内容上,侦查案卷具有全面性。它既包含了一个案件中侦查机关收集的几乎所有证据,又包含了反映侦查工作开展过程的各种文书和说明性材料。与案件实体问题和程序问题有关的具有法律意义的书面材料,都尽可能囊括其中。

在当前书面印证模式下，法官对侦查案卷材料几乎不进行任何可采性审查，一概视为印证的材料来源证人很少出庭，办案人员几乎不出庭。这种严重缺乏单个证据真实性保障的做法，增加了印证出错的几率．

在我国刑事诉讼中，印证是法官运用证据认定案情的基本方法。当前，我国刑事审判的基本方式为案卷审判。在刑事审判过程中，无论是控辩双方举证、质证，还是法官审查判断证据、认定案件事实，都围绕侦查阶段形成的案卷材料展开。案卷笔录材料成为法庭审理的主要对象，并最终成为法庭裁判的主要依据。刑事一审、二审乃至死刑复核程序中，审判的基本方式莫不如此。这种以案卷笔录为中心的审判方式，将不可避免地对我国刑事审判印证的实践形态产生深刻的影响，使其呈现出鲜明的书面印证特征。第一，印证证据书面化。法庭天然地将公诉方移交的侦查案卷笔录视为具有可采性的证据，既不会对案卷笔录的可采性进行专门审查，也不会对由此引发的侦查行为的合法性进行司法审查。第二，口供笔录为印证之本。这一点首先表现在印证过程中口供笔录的难以或缺上。其次，证据印证主要围绕口供笔录展开。整个庭审过程可以说就是—个如何印证口供笔录的过程：庭审结束后，法官一般会进入庭后阅卷阶段。法官阅卷时，自然也会将口供笔录作为证据印证的主要对象一第三，书面证据证明力优先当庭上陈述与笔录记载内容产生矛盾时，法官印证时往往优先采信后者。在法官看来，案卷笔录的证明力具有压倒庭上证言的绝对优势，审判印证实际上演变为一种如何以案卷笔录推翻庭上不一致陈述的证明活动。

有利于“发现真实”是印证证明方法的基本功能。但不容忽视的是，印证也有产生错误累加效应的风险。在证据虚假的情况下，相互印证的证据越多，事实认定错误的可能性就越大。此时，证据能够相互印证的结果不仅使法官难以发现证据的虚假成分，反而增强了虚假证据的证明力，导致法官产生错误的心证。

为避免印证方法可能产生的错误累加效应，合理、科学的印证证明方法应当是先单个证据独立审查，后全案证据相互印证。然而，我国书面印证实践却抛弃了行之有效的单个证据独立审查方法，因而难以避免错误累加效应的发生。如前所述，在当前书面印证模式下，法官对侦查案卷材料照单全收，几乎不进行任何可采性审查，一概视为印证的材料来源，证人很少出庭作证，办案人员也几乎不出庭作证。这种严重缺乏单个证据真实性保障的做法，无疑增加了印证出错的几率。

以审前口供笔录为中心的印证方式进一步扩大了书面印证的错误累加效应。由于我国缺少沉默权、自白任意性规则方面的制度设计，侦查阶段形成的口供笔录的合法性、真实性难以保障。一旦作为“证据之源”的口供虚假，围绕口供笔录形成印证的全案主要证据都有可能失真，最终导致严重的错案。

由于法官在书面印证中重视的是侦查案卷笔录，相应地，侦查机关一直以来也都十分重视案卷笔录的制作，尽量使证据之间的相互印证性能够在案卷笔录的内容上体现出来。这对于侦查机关充分调查、获取印证性证据、形成规范有效的案卷笔录无疑发挥着鼓励作用。但是，书面印证只重视案卷笔录内容之间的相互印证，而忽视内容印证之外的真实性审查，这就会促使侦查机关在特定情形下，基于自身的利益追求，制造“表面印证”的虚假案卷笔录。

20**年至2009年5月，某某基层检察院共受理移送起诉案件2011件3149人，其中轻微刑事案件1642件2518人，分别占受案总数的75.22％和62.43％。最近，某某基层检察院对办理轻微刑事案件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并提出对策和建议。

一、存在问题

（一）轻微刑事案件退查率高

在某某基层检察院办理的1642件轻微刑事案件中，退回补充侦查的474件，占轻微刑事案件总数的23.68％，占同期退回补充侦查案件总数（616件）的60.22％。如陈某非法经营案，犯罪嫌疑人陈某伙同其妻子朱某在玉林市玉州区城西街道其住处销售“六合彩”资料时被公安机关抓获，并查获“六合彩”书籍2864册、“六合彩”卡片214张、“六合彩”扑克83副。公安机关将案件移送起诉后，因证据不足、事实不清而两次退回补充侦查。

（二）轻微刑事案件延长审查期限比例高

在某某基层检察院办理的轻微刑事案件中，因法定审查期限不能办结而申请延长审查期限的有203件，占轻微刑事案件总数的14.44％。如黎某失火案，20**年3月5日，犯罪嫌疑人黎某未经有关部门批准在某镇新旺村一山岭点火炼山时，失火引发森林火灾，造成直接经济损失5.2万多元，该案案情简单，且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犯罪嫌疑人又主动投案自首，应符合快速办理，但案件移送起诉后，却要延长审查期限15天。

位于**山脚下的**县检察院现有干警42人，前些年曾因出现干警违纪事件受到了省院的黄牌警告。近年来，该院把全面加强党风廉政建设作为队伍建设的重头戏来抓，通过不断探索，逐步建立起一个以党组领导为核心、业务部门自我监督和相互制约为主体，纪检监察部门充分发挥职能作用为一体的党风廉政建设责任网络，有效地预防和治理了党风廉政建设中存在的问题，促进了各项检察工作的稳步发展，实现了“干警无违法违纪、办案无责任事故”的目标。近年来，该院先后被省院评为“人民满意的检察院”、“五星级”先进检察院、“基层检察院建设先进单位”，连续二届被市委、市政府评为“文明单位”，连续三年被市院评为目标管理先进单位。该院的主要做法是：

一、充分发挥党组班子的核心作用，切实加强对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的组织领导

1、统一党组一班人的思想。该院党组班子对党风廉政建设工作的认识，经历了一个从不理解到理解，不自觉到自觉的过程。一个时期以来，由于各种因素的影响，个别领导对党风廉政建设工作在思想认识上存在一些误区。有的认为当前社会风气不好，检察队伍出点问题难免，不重视抓；有的怕得罪人，怕影响自己的评议票和推荐票，不敢抓；有的认为党风廉政建设就是纪检监察部门的事，不愿抓。这些认识误区成了推进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的一大思想障碍。

针对这种情况，该院党组首先在班子内部反复学习讨论，使班子成员深刻认识到，不加强党风廉政建设，队伍难以纯洁，检察事业难以发展，检察机关的形象难以保证，并在抓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上，班子成员的思想达到了三个共识：一是党组对党风廉政建设工作的重要性达到了共识，即只有党组高度重视，切实从组织领导抓起，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才有保障；二是在突出责任制的龙头地位上达到了共识，即要把建立一个完善的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体系作为首要环节来抓；三是对责任制的明确达到了共识，即明确“一把手”为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的第一责任人，对本院的党风廉政建设负总责；其他班子成员对职责范围内的党风廉政建设负主要领导责任，做到党风廉政建设与业务工作一起部署，一起检查，一起总结。

2、周密部署党风廉政建设工作。近年来，该院党组坚持把党风廉政建设作为一项事关检察机关的形象工程来抓，摆上了党组的重要议事日程。院党组及时研究提出了《关于加强我院党风廉政建设的意见》，对党风廉政建设进行了全面部署，规定每年初要研究制定党风廉政建设工作计划，并层层签订党风廉政建设责任状；党组班子每季度要听取一次党风廉政建设工作的汇报，分析一次党风廉政状况；每年要召开两次领导班子民主生活会，对照党风廉政建设各项规定，开展自查自纠及批评与自我批评，不断完善廉洁自律措施。

3、建立党风廉政建设责任体系。该院根据高检院《检察机关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实施办法》，出台了《**县检察院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实施细则》，该《实施细则》体现了“四个严格”：一是严格责任分解。就是对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各项工作，明确分管领导、牵头部门，并层层进行延伸细化，确保责任分解不留死角；二是严格责任落实。就是要求各分管领导、部门负责人对照责任分解的内容，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坚决克服“好人主义”思想，切实负起责，负好责。三是严格责任考核。就是加大对党风廉政建设工作的考核力度，努力增强各级责任人对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的自觉性；四是严格责任追究。就是对未按规定履行责任制，对下属失教失管，造成严重后果和不良影响的，要坚持原则，一查到底，从严追究。

摘要：现代检察制度是随着国家将刑罚权分解并由不同国家机关承担侦查、起诉与审判职能而产生与发展起来的，是法治思想的产物。刑事法治的要旨在于对国家刑罚权进行限制以保障公民个体的权利。我国法治实践表明，检察机关的根本任务应从侧重刑罚的保护功能(惩治犯罪)向刑罚保护功能和保障功能(保障人权)并举，维护国家刑罚权良性运行的轨道转变，这不仅是刑事司法规律对检察权运行的本质要求，也是“法律监督”属性在刑事司法领域的本质含义和具体体现。

关键词：国家刑罚权；检察职能；罪刑法定主义；制衡职能

一、域外国家刑罚权与检察职能关系比较

“刑法属于授权性规范，刑事诉讼法属权于限性规范。刑法设定了国家的刑罚权，刑事诉讼法则为国家刑罚权的正确行使、适度行使设置规则和界限。”检察机关通过对刑罚权运行中不同环节的刑事司法主体的权力制衡，发挥着保障实体公正与程序公正的职能作用，实现国家刑罚权的规范运行和刑事法治的统一标准。

(一)西方主要国家刑罚权的实体问题与检察职能

检察机关对刑事案件实体裁判起着制衡的作用在两大法系国家刑事裁判活动中是相同的，只是由于诉讼模式和诉讼机制的不尽相同，在具体的运行机理上存有各自的特点。

新律师法自2008年6月1日实施以来，给进一步提高检察机关指控犯罪的能力带来了挑战和机遇，现结合我院的工作实践，谈一点体会和拙见，以求抛砖引玉之效。

一、目前基层检察工作不适应新律师法要求的主要问题

（一）缺乏与律师沟通的工作机制，对证据的动态控制能力不足

根据新《律师法》第34条的规定，律师在刑事诉讼过程中从审查起诉阶段开始可以分享案件的所有证据，刑事案件的所有证据对律师成为公开的。但是目前检察机关缺乏与律师沟通的合法机制，公诉人在庭前很少与律师开示证据，而《律师法》解决了律师了解公诉人所掌握证据的问题，公诉人却没有了解律师掌握证据的合法渠道。如果律师不主动向公诉人出示和提供，公诉人只有到审判阶段才能掌握。证据的不确定性无疑加大了动态控制的难度。

（二）公诉引导侦查的能力不足

由于体制和工作机制方面的原因，公诉工作对侦查的引导指挥作用发挥不够，公诉与侦查在工作衔接上存在不足。从目前的实践情况来看，审查逮捕环节对公安机关的证据引导作用大于公诉环节，案件批捕进入公诉环节以后，公诉部门的补查意见往往落实不力，时而出现经两次退补后，证据并没有新的变化的情况。检察机关自身也存在公诉对自侦工作引导不力的问题。尤以自侦部门对言辞证据的取得和固定能力不足为上。随着嫌疑人维权意识的增强和律师法律服务作用的加大，因检察机关威慑性所带来的恐惧性在降低，嫌疑人不供、翻供的现象增多，口供的突破难度日益加大，从我院今年来办理的自侦案件看，嫌疑人在侦查环节供认，在审查批捕或起诉环节翻供的现象比较普遍。加强公诉引导侦查的作用，两环节合力固定证据显得尤为重要。而实践中因两环节配合中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直接影响证据的证明力。

修订后的《律师法》是一个司法制度完善中的一个进步,它赋予了律师更充分的会见权、阅卷权、调查取证权和言论豁免权,规定了律师对当事人的相应义务，这对当事人权利的保障、律师执业的畅通、执法部门执法工作的规范都有很大的促进作用；然而，辩方律师权利的相对扩大也就意味着作为控方的检察公诉部门义务的扩大，这必将给公诉工作带来一定的消极影响，对公诉工作也是一次较大的挑战。只有准确适用律师法，才是解决问题之道。

一、修改后律师法奏响多重积极效果，缩现司法进步

律师法的修改产生了一定的积极效果，它着眼于公民权利保护的广度，着眼于律师执业权利的保护的力度，着眼于执法程序规范、透明的深度，是我国司法进步的一个缩影：

1、体现以人为本，给予当事人及时、全面的法律保护

“你有权保持沉默，但你所说的每一句话将成为呈堂证供。”“在我的律师来之前，我不会回答你的任何问题”这只能在影视中才能听到的台词，随着律师法的修改使之变为现实。修改后的律师法规定，犯罪嫌疑人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或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受委托律师凭律师执业证书、律师事务所证明和委托书或者法律援助公函，有权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并了解有关案件情况。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被监听。这一规定使律师可以在第一时间会见犯罪嫌疑人，给予犯罪嫌疑人及时的法律帮助，并且会见内容不被监听，将给律师和当事人创造更好的交流环境，给予当事人及时的法律保护。修改后的律师法还规定律师应当保守在执业活动中知悉的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不得泄露当事人的隐私。律师对在执业活动中知悉的委托人和其他人不愿泄露的情况和信息，应当予以保密。这一规定使当事人在案情涉及自己隐私、商业秘密等自己不愿意泄露的情况和信息时没后顾之忧，仍可以大胆的与律师交流，获得更全面的法律保护。修改后的律师法赋予了律师更强的调查取证权，可以获取更多对当事人有利的证据，这对当事权利的保障是无可厚非的。

2、强化律师权利,保障律师执业顺利畅通

随着中国社会的转型和发展，金融环境的完善日益重要，特别是在建设国际金融中心的上海，防范和控制金融风险，构建一个良好的金融司法环境具有更加重要的意义。金融检察制度的建立通过发挥检察权在金融监管中的作用，对于预防和打击金融犯罪，维护健康有序的金融秩序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而金融检察制度的构建需要一系列的配套制度来支撑和完善，包括建立金融犯罪案件检察引导侦查机制、捕诉衔接机制、检法沟通机制、非诉讼金融纠纷解决机制等制度。

一、建立金融犯罪案件检察引导侦查机制

（一）引导侦查机制的法律依据与主要意义

检察引导侦查机制是检察机关适时介入侦查机关的侦查活动，帮助侦查机关确立正确的侦查方向，引导其合法、准确地发现、收集、固定、补充和保全证据的工作机制。它并非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而是各地检察机关在现行法律的框架内，通过实践经验的积累所逐渐探索出的一种创新工作形式。虽然没有一条法律条文直接指向这一机制，但根据《刑事诉讼法》第66条、第140条第1款规定的规定，“公安机关要求逮捕犯罪嫌疑人的时候,应当写出提请批准逮捕书,连同案卷材料、证据,一并移送同级人民检察院审查批准。必要的时候,人民检察院可以派人参加公安机关对于重大案件的讨论”，“人民检察院审查案件,可以要求公安机关提供法庭审判所必需的证据材料”。这两条可以说是引导侦查机制的法律支撑。介入侦查并非越俎代庖，其权力基础在于宪法所赋予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权。介入侦查也并非没事找事，其意义在于：

（1）根据批捕证据标准，引导侦查机关准确取证，减少错捕率；

（2）根据起诉证据标准，引导侦查机关有针对性地取证。一方面促使获取有价值证据，提高办案质量，另一方面减少退回补充侦查次数，提高办案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