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范文10篇

昨天（10月16日）下午，浙江代表团讨论同志的报告。代表们在发言中一致拥护同志的报告，认为十七大报告是一个与时俱进、与民同心、催人奋进的报告，认真学习、深刻领会报告精神，必将极大地激励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

省委副书记夏宝龙说，十七大报告鲜明提出，要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这深刻回答了当代中国“举什么旗、走什么路”的根本问题，对党和国家的发展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第一，旗帜指引方向。历史和实践充分证明，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这是一条能够引领当代中国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唯一正确道路。第二，旗帜凸显主题。新时期以来，我们党的全部理论和实践都是紧紧围绕坚持、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主题进行的。第三，旗帜凝聚力量。事实证明，在当代中国，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成为全民族的共同理想和信念，才能成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旗帜。

省政协主席周国富说，十七大报告是一个振奋人、鼓舞人、激励人的好报告，是指导科学发展、和谐发展的强大思想武器。他说，科学发展观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指导方针，只有坚持科学发展观，才能真正实现可持续发展，避免发展中付出资源环境、社会稳定等方面的代价。我们必须全面理解和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在浙江新的实践中取得新的业绩。

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王华元说，十七大报告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总结过去五年工作实事求是，阐述改革开放伟大历史进程鼓舞人心，对科学发展观的论述非常精辟，我们完全拥护和赞成。

省委常委、杭州市委书记王国平说，十七大报告高瞻远瞩、总揽全局、关注民生。一是坚持改革开放。二是推进科学发展。三是高度关注民生。

景宁畲族自治县沙湾镇张庄村党支部书记蓝晓娟说，这五年是山区困难群众最幸福的五年。党中央坚持以人为本，构建和谐社会，中央领导亲民爱民，真扶贫、扶真贫，增强山区发展动力，使困难群众生产生活有了保障，切实感受到社会主义大家庭的温暖。（记者周咏南金波来源：新华网浙江频道）

改革开放以来,浙江省对外贸易发展迅速,在其推动下,浙江经济也取得了快速发展。浙江对外贸易呈现出增长速度快、总量大、在全国对外贸易总量中所占比重大、私营经济总用突出、外贸顺差大、出口产品多处于产业链低端,产品附加值小等特点。加入世贸组织以来,在国外市场进入门槛大幅降低的刺激下,浙江对外贸易更是呈现出爆发式发展。但是,由于浙江对外贸易的的扩张多属于依靠大量消耗资源、能源和破坏环境为代价的粗放型扩张方式,所以对内会造成资源、能源价格上涨,环境破坏严重,对外会引发贸易摩擦,频繁遭遇双反调查。做为中国的外贸大省,依靠粗放型的外贸扩张方式显然是难以为继的,为实现由外贸大省向外贸强省转变,必须实现浙江对外贸易的转型升级。

1浙江对外贸易的现状和问题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国家外贸促进政策的刺激下,浙江对外贸易取得了长足发展。进入新千年后,中国顺利加入WTO,浙江的外贸发展更是迅速增长。综合分析,浙江外贸发展总体呈现出以下几个特点:

1.1外贸总值迅速扩张,顺差大幅增加。

1978年浙江进出口总额只有0.7亿美元,1986年,我国的改革开放由农村扩展到城市,从而进入全面改革局面,当年浙江进出口总额为12.9亿美元,其中出口10.9亿美元,进口2亿美元。到2005年浙江外贸进出口总额突破1000亿美元大关,达到1073亿美元,随后仅用三年时间,2008年就突破了2000亿美元关口,达到2111亿美元。到2008年,浙江进出口总值达到2111.3亿美元,其中出口和进口值分别为1542.96亿美元、568.4亿美元,与1986年数据相比,分别增长了163倍、141倍和282倍。

外贸总值快速扩张的同时,浙江外贸顺差也大量增加。2002年浙江以169亿美元的贸易顺差居全国首位,2004年浙江的外贸顺差总额又在全国首次超过300亿美元,与全国的贸易顺差基本持平。近年来,浙江贸易顺差还有不断扩大的趋势。巨额贸易顺差的存在,一方面为我国带来了大量的外汇储备,从此我们再也不必担心因外汇供应不足而影响国家关键技术和设备的引进进程。但是大量的外汇结余增加了人民币的汇率压力,导致人民币的升值问题成为国际社会热炒的话题,并据此频频向中国政府施压。另一方面,出口的迅速扩张对国外同等产品和替代品造成了致命打击,为了维护本国生产者和民众的利益,国外政府往往会通过反补贴、反倾销等方式限制中国产品的出口。

在电影电视文学创作这一后起之文学样式中,浙江作家有较久远的历史。早在20年代,史东山就投身早期电影文学作品的创作。那时,他对电影的认识,完全建立在唯美主义的基础上,如创作的《杨花恨》、《同居之爱》,都是写男女之情的,过度渲染了这种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尽管如此,史东山毕竟是最早渗透到电影文学创作中的浙江人。因为他,浙江人染指电影文学可推至20年代初期,给20世纪浙江电影电视文学的创作开了一个好头。但真正从电影文学角度接触电影的,恐怕要从夏衍算起。有人因此称夏衍为中国电影的奠基人,这并不为过。左联成立后,共产党对电影加强领导,组建电影小组,夏衍曾参加了这一活动,并且是编剧委员会的主要成员。1933年,夏衍(化名丁一之)编写的由明星公司拍摄的第一部左翼电影《狂流》终于诞生,这也是夏衍第一部电影剧作。该剧以“九•一八”后,长江流域水灾为背景,第一次在电影作品里尖锐地揭开了农村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中国共产党地下组织领导电影运动后所提出的反帝反封建的创作任务,在《狂流》中第一次得到了正确的实践。不久,夏衍又以蔡叔声的化名,把茅盾的小说《春蚕》改编成电影剧本。剧本和它的原著一样,通过老通宝一家为养蚕育茧而奋斗、挣扎、终于失败的经过,再现了中国农民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买办和高利贷者的重重盘剥下,一步一步陷入破产的境地。《春蚕》忠于原著的改编,被称作是中国“新文坛与影坛的第一次握手”。随后,夏衍写了表现妇女觉醒的《脂粉市场》,通过百货公司女店员的遭遇,揭示在半殖民半封建的社会里,剥削阶级只把妇女当作商品,所谓妇女经济独立、职业平等,实际上只是一种欺骗。女主人公最后毅然离开公司,走进街头人群中的结尾,是有深刻寓意的,它含蓄地指出了妇女的解放是以整个社会解放为前提的,妇女要获得自己的解放,必须投身到整个社会解放的群众斗争的行列中。另一种以妇女为题材的电影剧本是反映妇女走向独立生活道路的《前程》,它透过关于女艺人生活的题材,从女伶苏兰英的生活历程中,提出崭新的主题:依靠男人的寄生生活,并不是一个女人的“前程”,要获得人格的独立和自由,必须自食其力。这个主题,在当时,应该是有现实意义的。夏衍还写过(包括和他人合作)其它一些剧本,像《时代的儿女》、《上海二十四小时》、《压岁钱》等,都是一些经得起时代琢磨的作品。显然,他对中国电影的开拓与发展尽了筚路褴褛之功。

除了夏衍之外,其他的浙江剧作家也在现代期为电影文学的创作作出了不同程度的贡献。沈西苓曾经从事过左翼电影活动。1932年,沈西苓计划写作一个以上海女工生活为题材的电影剧本,夏衍把从事工人运动时调查所得的关于包身工的材料提供给他。当夏衍写出了不朽的报告文学巨篇《包身工》时,沈西苓也写出电影文学剧本《女性的呐喊》。作者以大量的事实,围绕女主人公叶莲的遭遇,勾画了洋场恶少胡大少爷、工头陈大虎凌辱包身工的无耻嘴脸,暴露了帝国主义、买办资产阶级和封建把头势力互为一体榨取女工血汗的血腥罪行,同时通过叶莲为中心的几个女工的非人生活,展示了包身工被剥削、被压迫、被凌辱的凄惨境遇。这是沈西苓电影版《包身工》的面世,它的反帝色彩是相当鲜明的。

沈西苓还作有抗战题材的作品《乡愁》和反映旧社会杭州西湖摇船女悲剧的《船家女》。1937年问世的反映青年出路问题《十字街头》,标志着沈西苓创作思想的日益成熟与发展。剧作描写了30年代四位失业的大学生老赵、阿唐、刘大哥、小徐的苦闷和觉醒。刘大哥是个刚毅的青年,在民族存亡关头,回北方家乡参加抗敌工作去了。小徐消沉懦弱,企图自杀,被老赵搭救后,回老家了。阿唐是个乐天派,以给商店布置橱窗糊口。老赵则对生活充满信心。显然,作者通过了一群知识分子的不同性格和生活道路的描写,肯定了坚定地斗争着的刘大哥,批判了消沉的小徐,而对于老赵们,则着重描写了他们的失业和贫苦、彷徨和挣扎,最后选择了投身社会之路。《十字街头》生动地反映了30年代知识青年处在人生选择的十字路口的精神面貌。沈西苓的最后一部作品是《中华儿女》,这也是作者抗战时期唯一创作的作品。它由四个短故事组成,总的主题是描写中国不同阶层的人们如何进行抗战,反映抗日群众的觉醒和斗争。尤其是主题歌,“屈辱地活着有何用,戴天的仇恨尚未雪,咬紧牙关向前进,誓将敌人灭”,唱出了人民的战斗的声音。袁牧之也是解放前影响全国的重要的电影工作者。1934年创作的《桃李劫》,是作者写作的第一个电影文学剧本。剧本中的陶建平、黎丽琳是一对富有正气、耿直不阿的小资产阶级知识青年,起初抱着为社会谋福利的热烈幻想从学校走进社会,由于对所遇到的种种不合理的社会现实表露出一次又一次的义愤和反抗,遭到社会黑暗势力的抵制和打击,以至幻想破灭,落得家破人亡的结局。作品再现了这个黑暗社会中正直的小资产阶级分子的悲愤、痛苦、反抗和挣扎,对社会提高了深沉的控诉。1937年,袁牧之创作了深刻描写都市下层生活的《马路天使》。该剧生动地再现了30年代都市下层社会贫苦市民歌女、妓女、吹鼓手、剃头匠、小贩等的苦难生活,同时反映了这些小人物身上所具有的团结互助、正直善良的优秀品质。无论是老王、小陈、小红、剃头匠、小贩或失业者,都是以朋友的欢乐而乐,以朋友的痛苦而痛苦,体现了劳动人民相互之间同甘苦、共患难、勇于牺牲自己的高尚品德。作品通过生活在底层的小人物的命运的展示,抨击了当时社会的黑暗现象,歌颂了劳动人民人性的至善至美。史东山,在30、40年代创作热情进一步激发,推出的一批作品奠定了他在中国电影史上的地位。其主要作品具有明显的进步倾向。如《长恨歌》、《狂欢之夜》等,反映了30年代的社会现实,在读者和观众中产生了深刻影响,已基本体现出这一色彩。1938年,史东山完成了抗战爆发后第一部正面描写抗日战争的剧作《保卫我们的土地》。剧作选取了从“九•一八”到“八•一三”这个时期作为故事发生的背景,通过刘山夫妇的觉醒和老四的堕落以及两者之间的对比和斗争,暴露日本侵略者烧杀抢掠的罪行,鞭挞民族的败类,歌颂反抗侵略、保卫祖国的英雄人民。

《保卫我们的土地》表达出当时中国人民要求抗战的民族愿望和爱国主义的庄严主题。1947年,史东山编了《八千里路云和月》(原名《胜利前后》),轰动了国内外。作品以抗战开始到抗战胜利初期为背景,通过救亡队员江玲玉、高礼彬的经历,并有意和周家荣利用抗战发国难财对比,暴露国民党反动派抗战时消极逃跑、胜利后劫收发财、荒淫无耻的罪恶行径,从一个侧面概括了战时和战后国民党统治区社会生活的真实。由于它的深刻的暴露性,受到广大观众和社会舆论的热情欢迎。在上海“孤岛”活动的柯灵,其“孤岛”时期的主要电影作品是《乱世风光》。它以战乱中逃难失散的孙伯修、凌翠兰家庭的演变,揭示了“孤岛”生活的两面:一方面,发国难财的奸商在交易所里兴风作浪,过着荒唐奢侈的生活;另一方面,在物价飞涨下呻吟的贫苦市民,却受着二房东的剥削,在街头冒雨排队买米,在为生存而含泪供人消遣。作者以相当敏锐的观察力,较为深刻地揭露了“孤岛”这两种天壤之别的生活。桑弧的第一个电影剧本是1941年的《肉》,1942年还有《洞房花烛夜》和《人约黄昏后》等剧本的诞生。1947年的讽刺喜剧《假凤虚凰》,是他战后的第一个作品。作品用讽刺喜剧的形式,揭露了旧社会尔虞我诈的生活方式。大丰公司经理张一卿企图用仪表堂堂的理发师杨小毛向征婚的范如华求婚来骗得一笔钱弥补他投机生意的亏空;范如华并非富家之女只是个寡妇,希望用征婚的办法来物色一个财貌双全的依靠,维持她不劳而获的生活。作者就借助于这些利用旁人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和企图用金钱来收买一切的可耻行为,对他们进行无情的嘲笑。整个剧本富有喜剧色彩,情节结构巧妙,人物形象生动,对话风趣,达到了相当高的艺术水平。建国后的创作,在外地的浙江籍新老作家如夏衍、柯灵、林杉、黄宗江、季康等,不时有佳作问世。如夏衍,建国后的主要作品是名著的改编本,有《祝福》、《林家铺子》等。电影文学剧本《祝福》由鲁迅的同名小说改编,在忠于原著、保持原著神韵的基础上,作者根据当时形势的需要,增加了祥林嫂再婚后与贺老六和解以及祥林嫂砍门槛等情节,丰富了人物性格,增强了戏剧性,是名著改编的优秀范例。《林家铺子》由茅盾小说改编而成。剧本也十分忠实于原作,但也作了必要的丰富。剧作加强了时代背景的描绘和渲染,对林老板的性格作了改动,增加了他压迫零售商的情节。这样的设计,反映出林老板既是被压迫者、又是剥削者的两面性,从而深刻揭示“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的社会现实。这也成为名著改编的样板。柯灵仍然表现出改编的天赋,1963年,他根据夏衍的同名话剧改写电影文学剧本《秋瑾》,塑造一个忧国忧民、为民族兴亡英勇献身的女革命家的英雄形象,并展示了女革命家丰富而复杂的精神世界。他还根据茅盾的长篇小说《腐蚀》,改成电影剧本,揭露旧时代国民党特务统治的罪恶。

此剧制片后未曾公映。季康作有文学剧本《五朵金花》,这是一部描写少数民族地区青年劳动和爱情生活的喜剧。副社长金花的车坏了,途中得到铁匠阿鹏的帮助,两人相恋,约定来年相会。第二年,阿鹏如约而来,找遍了苍山洱海,巧遇积肥模范、拖拉机手、饲养员、炼铁能手四朵“金花”,造成一系列令人好笑的误会,最后在蝴蝶泉边找到了他心爱的那朵“金花”。剧本通过阿鹏寻找金花的经历,表现了白族人民勤劳、智慧、能歌善舞的民族风情和他们在祖国大家庭里建设社会主义新生活的热情。谢晋和他人一起把关于浙江越剧的故事写进了电影剧本《舞台姐妹》,剧本通过竺春花等越剧姐妹在解放前所走的不同道路和解放后的人生选择,阐明了做戏与做人的人生哲理。黄宗江、石言的《柳堡的故事》,描写的是抗日战争期间的1944年春天,新四军某部班长李进与农村姑娘二妹子在柳堡发生一段纯洁动人的爱情故事,表现了在革命队伍中,个人利益必须服从革命利益、革命集体又应关心个人的主题。黄宗江还作有反映少数民族生活的《农奴》,通过强巴的血泪生活史,发出了落后、残酷的西藏农奴制度必须消灭的强烈呐喊。可以说,这些作家的加盟,使建国后的浙江电影文学的创作增色不少。比较而言,在浙江省内本土上进行电影文学创作的作家人数并不多见,起步也晚,大概始于1958年的年代。50、60年代只有一些戏曲电影文学剧本,也都是原先戏曲本子的变异,如顾锡东的《蚕花姑娘》、贝庚的《孙悟空三打白骨精》、胡小孩的《花烛泪》等。浙江省电影文学剧本作品的增多,是在改革开放以后的新时期。80年代有张思聪等的《何处不风流》、童汀苗等的《流亡大学》拍成电影,并在全国播放。东海舰队的李云良一度成为全国知名的青年电影剧作家,他的《爱情与遗产》等给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女作家姚云还因创作《小刺猬奏鸣曲》获得优秀少年儿童故事片作者特别奖。90年代,黄亚洲等创作的电影剧本《开天辟地》,获得第10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编剧奖,并且出现了电视文学剧本的创作与电影剧本创作齐头并进的好局面。浙江不断推出反响强烈的电视剧本,如《鲁迅》、《华罗庚》、《女记者的画外音》、《中国神火》、《中国商人》、《喂,菲亚特》等,女作家王旭烽根据自己创作的同名长篇小说改编的20集电视剧本《南方有嘉木》、程蔚东的“中国系列”和对茅盾作品的改编,已成一道独特的风景。加上一些作家加盟影视文学剧本的创作,如薛家柱、杨东标、钱林森、吕建华、杜文和、章轲、王彪、韩炜等,浙江影视文学创作的队伍显得十分壮观。

在影视文学剧本的创作中,黄亚洲无疑是一个极有创作激情的既涉足电影又牵连电视的双栖作家。由他创作的影视作品,实在难以记数,但不乏精品。其中电视剧本《野姑娘茉莉花》、《东方大港》、《上海沧桑》、《日出东方》、电影作品《红杜鹃•白手套》、《开天辟地》、等影响极大。《野姑娘茉莉花》取材于改革开放年代的浙江农村生活。韩家老三“野姑娘”茉莉花从农大毕业后,回乡任副乡长。她立意创新,却遭到打击。但她顶住了来自各方面的压力,自强不息,一步步地走上副县长的重要领导岗位。她的“野”劲儿终于得到了人民的认同。该剧被搬上屏幕后,获1993年第11届“金鹰奖”优秀电视剧奖。与汪天云合作的主旋律电影《开天辟地》,则以纪实风格反映中国早期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活动,剧本凸现了中国最早觉悟的知识分子陈独秀、、等接受、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活动,影片通过北京长辛店、上海小沙渡等最早爆发的工人运动,《共产党宣言》中译本问世,营救陈独秀,讲演,三次论战,湖南等地共产主义小组成立,留法支部集会,京城脱险,共产国际代表抵沪,“一大”会议风波,移会嘉兴南湖,终于在1921年7月创建了中国共产党等重大历史事件的“再现”,突出了中国共产党诞生的艰难曲折和所具有的开天辟地的伟大历史意义。剧作家的大手笔,赢得了一片叫好声。该剧获得“五个一工程”优秀影片奖、广电部1991年优秀故事片奖等。编剧黄亚洲及合作者汪天云获中国电影第10届“金鸡奖”最佳编剧奖。程蔚东也是浙江新时期极有代表性的影视文学作家,他改编自茅盾作品的电视剧《春蚕•秋收•残冬》和《子夜》,从一个新的历史高度,对文学名著作了既忠于原著又符合新的审美观念的处理,曾经引起影视剧坛的注目。他的“中国”系列作品,是他独特视角的体现。如电视剧本《中国神火》,这是我国第一部全景式地反映“两弹”创业史的电视文学作品。剧本展现了1955—1964年间我国“两弹”的研制和发射的历程,塑造了一批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科学家、工程技术人员和人民解放军官兵的艺术群像。该剧获得“五个一工程”优秀电视奖和第12届“飞天奖”长篇电视剧一等奖。《中国商人》以80年代末90年代初中国商业正在发生的变革为背景,讲述了三家国营大商场在现代商战中的表现,塑造了以大东百货大楼总经理田雨、新世纪购物中心总经理罗维莉和农民商业城总经理辛萍萍为代表的一代新型社会主义商人形象。由此可见,对现实生活的关注、对重大事件的重视,是程蔚东影视文学作品的立足之点。自然,这也是当代浙江影视作家共同的立场。浙江影视作家往往站在时代的前列,对正在发生的重要事件做迅速的反映,并从主旋律层面打响。早在80年代初期,浙江剧作家就推出了《女记者的画外音》,《新闻启示录》等时代弄潮儿的电视作品。如张光照的《女记者的画外音》,以女记者到双燕服装厂采访为线索,描写了年轻厂长在改革道路上的追求、探索和奋争。剧作取材于浙江某衬衫厂的真实事迹,故事接近于报道剧的风格,有较深厚的生活气息和时代特色。这是中国电视上较早反映改革题材的、对中国电视艺术发展起重要影响的成功之作。它的成功之处,主要在于作品中跳动着鲜明的主旋律,既赞颂立志改革、大胆创新的精神,又抨击因循守旧、无所作为的落后行径,真实地再现了改革现实的时代风貌。该剧曾获第2届“金鹰奖”优秀单本剧奖、第4届“飞天奖”单本剧一等奖。张思聪等编剧的《喂,菲亚特》,也是一部反映改革的电视文学作品。剧本描写90年代一群青年的命运以及他们性格的成长,展现了社会历史的风云和变迁。菲亚特是流行于温州的小型出租车,主人公丁志方就是通过它才走上市场经济的改革之路。该剧也以其主旋律的色调,获得“五个一工程”奖。

《浙江创伤外科》杂志是由浙江省教育厅主管、温州医科大学主办、浙江省台州医院、中国医科大学绍兴医院、慈溪市人民医院协办的以创伤医学为主要内容的学术性期刊。本刊已加入《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和“中国期刊网”、“万方数据系统科技期刊群”、“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中文科技期刊数据库”、“中文生物医学期刊文献数据库（CMCC）”、“中文科技资料目录－医药卫生”等国内外知名检索期刊数据库，已被波兰哥白尼数据库文摘收录。

本刊连续被评为浙江省期刊优秀奖、集体先进奖及评为优秀期刊质量奖。

《浙江创伤外科》杂志国内外公开发行，CN33-1253/R，ISSN1009-7147，刊期为双月刊、页码为160页、开本大16开，全部采用铜版纸印刷，包装精美，定价每期8.00元，全年48元，逢双月底出刊。本刊宗旨：面向临床、服务临床；面向基层、服务基层。本刊栏目设专家讲座、论著、临床研究、诊治分析、经验交流、病例报告、文献综述、护理园地等，欢迎广大医学院校师生、医疗科研机构、各级医疗卫生单位、县乡基层医院的广大医学卫生人员、医药厂商、个体医生及其他医学卫生人员踊跃来稿和订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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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好浙江经验，推进率先发展，最紧迫、最根本的是让思想来一次飞跃。诚如李源潮书记在讲话中指出的：“学习浙江经验，要按照市场化的思路、国际化的眼光、现代化的理念重新审视我们的发展和建设，推动新一轮思想大解放。”没有深刻的重新审视，就没有深刻的思想解放。对照浙江，我们最大的差距在思想解放；学习浙江，我们首要的任务也是思想解放。对于镇江而言，我们要实现“立志两率先，奋力两步走，争当苏南后起之秀”的目标，解放思想更具迫切性、现实性。尤其需要我们在这样几个问题上，进一步突破思维瓶颈。

要重新认识富民优先的内涵。浙江经验向我们揭示了这样一个深刻道理：富民优先既是一种发展理念，也是一种发展模式；既是发展的目的，也是发展的手段。以富民优先的思路抓发展，就是要以富民的成果来检验发展的成果。要使人民群众成为发展成果的享受者，首先要成为率先发展的参与者，真正让广大人民群众成为创造财富的主体，真正把广大人民群众引导到率先发展的第一线。从领导工作的角度，要把以民为本、富民优先的原则，充分体现到抓全局、定决策、办实事的各个环节，始终把富民工程放在各项工作的第一位。去年以来，我们通过3个多月的深入调研，以今年市委、市政府1号文件的形式下发了《关于加快提高城乡居民收入的意见》，不仅向全市上下进一步明确了市委、市政府富民优先的鲜明工作导向，而且明确了一些突破性的政策举措和工作举措，力求在富民优先的道路上迈出新的步伐，加速提升镇江人民共同富裕、全面小康的水平。

要重新认识民营经济的活力。在浙江，民营经济已成为经济发展的主力军。不是习惯认识上的小打小敲，而成为搏击商海的主导者；不是起步阶段的家族管理，而成为机制创新的先发者。经济学家分析：浙江民营经济发展有四大奥秘：一是小题大做，温州都是小商品，但是却形成了大产业；二是举轻若重，以轻工业为主的经济却成为重量级经济；三是“无中生有”，创造出令人惊叹的“零资源现象”；四是内外并举，是“走出去”的经济。可以讲，没有民营经济的发展，就没有浙江经济的今天，民营经济表现出了特别强的动力机制、特别高的市场化程度、特别明显的富民效应。现在，民营经济在我省已经成为继乡镇企业、开放型经济之后的第三次经济大潮，新一轮发展机遇已经扑面而来。在这样的机遇面前，我们要切实按照十六大提出的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和资本的活力充分迸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的要求，按照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大力发展和积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加快发展的要求，大力消除对民营经济的偏见和歧视，彻底改变那些不利于民营经济发展的做法和规定，真正把民营经济作为富民优先的主体工程、龙头工程、一把手工程。

要重新认识全民创业的潜能。浙江的民富水平令人惊叹，全民创业的精神更让人钦佩。全民创业，创造了极大的社会财富，积累了极大的个人财富。在浙江，人人想当老板、人人争当老板、人人都有创业冲动，那种“走遍千山万水，历尽千辛万苦，不怕千难万险”的开拓精神，那种“白天当老板、晚上睡地板”的拼搏精神，那种“敢冒天下人不敢冒的险、敢吃天下人不愿吃的苦、敢赚天下人看不起眼的钱”的创新精神，那种穷时能吃苦、富了也能吃苦，打工能吃苦、当老板也能吃苦的奋斗精神，使浙江人办成了不少别人办不成的企业，开创了别人无法开创的事业，培育了外地无法长大的产业，创造了大家难以想象的经济奇迹。这种全民创业、自主创业的精神，就是浙江民营经济蓬勃发展的原动力；这种蕴藏在民间的创业激情和创造力，从来就不能低估，只要党委、政府倾心引导、倾力扶持，创业热潮就能一浪高过一浪。对镇江而言，激励全民创业，一要靠舆论引导，在全市上下确立“创业者光荣、创业者有功”的价值导向和舆论导向，让全民创业、自主创业、艰苦创业成为镇江精神的内核；二要靠政策推动，民营经济有着不可遏止的内在动力，但这丝毫不意味着我们党委、政府可以袖手旁观，对于我们镇江这样民营经济发展很不充分的地区而言，必须把民资的内力和政策的外力结合起来，努力实现跨越式发展；三要靠能人带动，从某种意义上讲，民营经济就是能人经济。镇江乡镇企业、国有企业中不乏“能人”，要通过体制机制的创新，让“能人”走向自主创业的前台，成为带动全民创业的“领头羊”。

要重新认识营造环境的重要。浙江经济是“老百姓”的经济，政府所起的作用就是一个字：“放”，放手发展，放胆实干。一个“放”字，放出了活力、放出了财富、放出了一片新天地。在浙江，一切遵守法律的投资、创业和创新活动都受到鼓励，一切有益于富民强市的劳动都得到承认和尊重，一切所有制经济类型都享受公平竞争的待遇，一切合法劳动收入和合法非劳动收入都得到保护。正是这种自由、宽松、平等的环境，催生了民营经济的崛起和腾飞。镇江要创造投资创业环境的新优势，必须要在软环境上“放”得更彻底，进一步放宽领域，放低门槛，务实诚信、优质服务，突破关键性制约因素；在硬环境上突出差别竞争、提升品位，充分利用镇江独特的区位优势、丰富的长江岸线资源和各类工业园区，为民营经济发展提供良好的载体，力争通过几年时间努力，形成外来投资与本土创业齐上、铺天盖地与顶天立地并进的局面，把镇江打造成为资本活跃集聚、人才竞相涌入、创业氛围浓厚的热土。

江苏与浙江同处东南沿海和长江三角洲经济发达地区，两省经济在总量规模、发展速度及经济运行质量诸方面均有不俗表现，形成了“以三资企业为龙头”和“以民营企业为代表”的风格迥异的区域发展特色。深入比较分析两省税收增长状况，对“富民强省”，提升江苏经济在全国的优势地位很有意义。本文依据有关财政税收资料，作以下比较分析。

一、江、浙两省财政税收现状比较

(一)浙江财政收入增长快于江苏，江苏总量保持优势

**年浙江实现财政收入1166.58亿元(不含基金收入，下同)，比上年增长36.3%，江苏财政收入1292.76亿元，增长27.1%，浙江比江苏增速快9.2个百分点，总量少126亿元。纵向看，表一数据显示，**年后的5年，财政收入无论是环比还是平均增速，浙江均要快于江苏，且浙江增速有加速趋势，使得江苏总量优势不再显著。**年江苏财政收入是浙江的1.45倍，**年缩小到1.11倍。横向看，两省财政收入在全国的位置均向前移，但浙江位次提升快于江苏，由**年的第7位跃居第4位，江苏则由第4位移至第3位。(表略)

(二)浙江地方税收超常增长，江苏中央、地方收入基本同步

**—**年，浙江地方一般预算收入年均增长33.6%，比江苏高11.3个百分点，主要是营业税、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增长较快，年均分别增长22.2%、49.4%和40.7%；特别是**年到**年浙江企业所得税增长迅猛，年增速分别达42.5%、70.8%和99.8%，而江苏这3年增速一般。**—**年浙江一般预算收入年均增幅比上划中央收入增幅高15.6个百分点，而江苏只高出5.6个百分点。

一、浙江地方金融发展概况

本文所指的浙江地方金融是指仅在浙江省各级行政区域范围内设立的，受浙江各级地方政府行政事权管辖的法人金融机构及其融资业务。因此浙江地方金融机构仅包括以下几类：注册地及法人总部在浙江的银行机构，包括股份制商业银行（浙商银行）、城市商业银行、民营银行、农村合作金融机构及注册地在浙江的证券公司、保险公司等非银行类金融机构。（一）地方银行业。股份制商业银行：作为浙江省内唯一的全国性股份制商业银行，浙商银行自2004年8月建立至今，成长迅速、发展良好，2016年末资产总额13548.55亿元，在英国《银行家》杂志2017年公布的“全球银行业1000强”榜单按总资产位列第131位。资产质量在主要商业银行中保持相对优良水平，2016年不良贷款率为1.33%，低于全国商业银行平均不良率。2016年底存款余额7362.44亿元，较年初增长42.68%，贷款总额4594.93亿元，较年初增长33.02%。城市商业银行：浙江省的城市商业银行大多从城市信用社改制而来，自1996年成立第一家城市商业银行以来，浙江目前共有12家城市商业银行。截至2016年末，浙江省12家城市商业银行资产总额超过26000亿元人民币，20年间增长超过100倍。其中，宁波银行和杭州银行的发展尤为引入注目，两家银行都已在国内A股上市，在英国《银行家》杂志2017年公布的“全球银行业1000强”榜单中，宁波银行排名175位，杭州银行排名第209位。农村中小金融机构：主要包括农村合作银行、农村信用社、村镇银行及其信托、租赁及财务公司。到2016年末，浙江农信系统各项存款余额16429.8亿元，各项贷款余额10954.3亿元，存贷款总量居全省银行业第一。浙江农信系统承担了浙江省二分之一的农户贷款和五分之一的小微企业贷款，支农支小贷款存量、历年增量、服务覆盖面均居全省银行业第一。民营银行：2014年3月，银监会公布首批5家民营银行试点方案，其中浙江占据两席，分别是温州民商银行和浙江网商银行。两家民营银行2015年营业以来紧密围绕实体经济特别是小微企业、社区居民、三农，提供个性化、有针对性、更加便利的金融服务，不但经营良好，而且不良贷款率低，其中浙江网商银行不良贷款率低于1%，民商银行的不良贷款率甚至为0。浙江省的民营银行发展开局良好。（二）地方证券业。浙江是中国资本市场发展最活跃的省区之一。截至2015年，浙江境内上市公司总数299家，位居全国第二，其中中小板上市公司50家，占全国中小板上市公司总数的16.37%，位居全国第二；创业板上市公司50家，占全国创业板上市公司总数的10.16%，位居全国第四。截至2015年底，浙江共有证券公司5家，基金管理公司2家，期货公司12家。得益于浙江优良的创新创业环境，浙江私募基金行业持续发展壮大，截至2015年底，浙江共有1747家私募基金管理人在中国基金业协会完成登记，管理资产规模2711.22亿元，位居全国第五。相比浙江规模巨大的证券市场，浙江证券公司数量较少，整体盈利能力与行业平均水平相比还有较大差距，竞争力偏低，综合实力偏弱。（三）地方保险业。截至2016年，总部在浙江的地方保险公司有3家，农村保险互助社1家。在银行、证券、保险三大业态中，浙江地方保险业规模最小。浙江保险业发展整体环境有待提高，法规体系不健全，导致保险事故认定，事故理赔纠纷问题突出。居民尚无完整的保险观念，对于新颖的投资型商品接受度不高，且大多仍为人情保险，主要是储蓄型商品或佣金导向商品为主。以浙江省省会杭州为例，杭州的保险深度3.2%，而世界平均水平有8%，发达国家的保险深度则在10%以上。杭州人均长期寿险保单持有量仅0.4件，而发达国家人均1.5件，台湾更是达到人均2.16件。杭州市家庭产险投保率仅为5%，公众责任保险的投保率不到10%，而发达国家的投保率在80%以上。（四）浙江互联网金融发展概况。浙江省创新创业氛围浓厚，是互联网金融发展最为活跃的地区之一。2015年末，浙江省注册为“互联网金融”“财务管理”“投资管理”“金融及金融服务外包”等企业数量近20万家。浙江省拥有全国超过1/3的互联网企业，掌握大量的数据资源和高新科技。借助于阿里巴巴及旗下的蚂蚁金融的推动，省会杭州更是被称为“中国移动支付之都”，从2011年到2015年，在全国337个城市中，杭州的数字普惠金融排名第一，其中在移动支付、征信领域、理财业务、网贷和互联网保险等各个领域，杭州都居于全国首位。浙江省互联网金融发展有着众多优势，包括政策环境（浙江省政府的全力推动），经济基础（浙江民营经济发达，小微企业数量众多，民间财富充裕），基础设施完善（完善的网络设施，发达的网络经济），以及突出的创新创业氛围。浙江互联网金融市场需求庞大，发展前景广阔。浙江省的企业主体99%以上是中小微民营企业，产生出庞大的投融资需求，而小微企业的融资特点使得浙江互联网金融有巨大的市场和发展空间。浙江省互联网金融发展迅速、新兴业务领域和业务形态不断产生。例如，P2P、股权众筹、互联网支付、互联网金融产品销售平台等企业快速增长。以支付宝、余额宝为代表的新兴互联网金融机构对整个金融体系产生了“鲶鱼效应”，极大地促进了金融体系的变革和效率提升。未来浙江互联网金融发展将在推动互联网金融企业规范经营的基础上，着力支撑杭州打造互联网金融中心，促进银行金融机构与互联网金融融合发展。（五）浙江地方金融发展存在的问题。首先，金融产业发展不均衡。浙江地方银行业发展最好，实力最强，以浙商银行、杭州银行、宁波银行为代表的地方银行业盈利能力强，发展迅速，许多指标在全国同行中处于领先地位。浙江地方证券业和保险业发展滞后，法人机构数量少，综合实力较弱。以阿里巴巴旗下蚂蚁金服为代表的浙江省互联网金融发展迅速，相关业务领域在全国乃至全世界都处于领先地位，但也存在蚂蚁金融一家独大，其他互联网金融机构有待进一步发展的问题。其次，公司治理有待进一步市场化，部分金融机构由于占控股地位的国有资本和集体资本的所有人缺位，委托关系不明确，在人事任免、经营运作中仍带有很强的行政色彩。第三，浙江地方金融业在发展过程中存在创新能力不足和人才短板的问题，而金融行业是典型的人才密集型行业，高端人才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公司的竞争力。以银行业为例，存贷利差依然是其主要收入来源，金融产品创新能力不足。人才方面，地方银行业缺乏懂经济、法律、会计、产业等知识的复合型人才，缺乏了解金融市场和熟练运用各项金融工具尤其是金融衍生工具的专业型人才。一些金融机构人员在学历层次，知识结构，服务意识上存在不少问题，这在一些农村合作金融机构中表现的尤为明显。浙江证券期货行业对人才尤其是高端人才的吸引力不强，不少人才外流到上海、北京、深圳等国际化程度高的一线城市。保险业内精通保险、擅长管理的中高端人才，特别是核保、核赔、风险管理等专业型人才和管理、营销、培训等经验型人才缺乏，成为限制保险业发展的主因瓶颈。

二、台湾金融业发展概况

台湾金融业在1990年以前属于政府管制的垄断行业，金融机构多为公营，数量少且享有高获利。1991年开始，台湾开放设立民营银行，推行金融自由化，利率、外汇管制逐步放开。商业银行、保险公司、证券公司等各类金融机构迅速增加，对业务范围的限制也逐步放宽。同时，逐步推进金融国际化进程，鼓励金融机构设立海外分支机构，增设外资银行分支机构，放宽其业务限制，核准外汇指定银行设立境外金融业务分行，成立台北外币拆借市场，提升台北的国际金融地位。进入21世纪，台湾当局颁布“金控法”，组建金融控股公司，推动混业经营，做大做强金融业。截至2016年底，台湾本地银行数量为40家，外商银行在台分行29家，基层金融机构（包括信用合作社，农会信用部及渔会信用部）333家，另有证券公司119家，保险公司49家，金融控股公司16家。经过20多年的发展和改革，台湾改变了过去公营银行机构占主导的金融面貌，许多金融指标已接近发达国家的水平，其金融机构、金融工具以及融资渠道日趋多元化，金融体系的自由化与国际化程度也获得了很大的提高，台湾金融体系已经焕然一新。（一）台湾金融业发展具备的优势。台湾金融业发展起步早，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金融改革使台湾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具体而言，台湾的银行、证券和保险业有如下发展优势：1.台湾银行业：台湾银行业历经利率自由化、汇率自由化、业务综合化、资产价格泡沫化的考验，对企业金融、消费金融、财富管理、风险管理、客户关系管理有完整的经验，民营银行在经过消费金融风暴和国际金融危机的洗礼后培养了大量拓展市场及风险管理的人才。台湾银行机构针对华人社会需要，发展出特有的金融制度，其人才经验，业务经验和系统及服务效率，皆非外资银行可比拟。具体而言，台湾银行业具备如下优势：（1）熟悉金融控股经营模式。相比大陆的金融分业经营，台湾金融业熟悉金融控股运营模式，并具有较强的公司治理机制。（2）金融产品买卖上具有比较优势。台资银行在金融衍生工具交易方面有丰富经验，能为客户提供全功能的资产管理业务，规避风险、进行套期保值等，建立在全新客户消费观念上的开放式服务模式，使其零售银行业务的品牌运作、人才和管理等都具有一定优势。（3）拥有较高素质的人才。台湾高等教育普及率高，人力训练投入大，中高级从业人才海外经验丰富，从业人员普遍素质较高。（4）有丰富的农村合作金融经验。台湾农村合作金融历史悠久，在为农户生产和生活筹措资金、加速实现农业现代化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5）有丰富的中小企业融资经验。台湾被称为“中小企业王国”，台资银行在其中小企业由小到大、进而成为国际性大企业过程中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2.台湾证券业：台湾证券业发展时间较长，已经建立了较为完备的证券交易机制和法律体系，并且具有长期的市场经验，金融市场成熟度高，通过证券市场融资的成本和难度低，台湾当局对证券转换的限制比较少，对投资者的保护也比较完善。许多中小企业都可以通过证券市场获得融资，并且这些上市的中小企业集中于高科技行业，因此证券市场发挥了对实体经济的促进作用。相比大陆，证券业者经营成熟，投机性小。3.台湾保险业：台湾保险业在1994年全面开放后，发展迅猛，目前台湾已跻身世界保险业发达地区行业，保险深度居世界第一位。台湾保险市场已经相当成熟，可以接受各类型之保险商品，居民保险意识强，2011年人均寿险保单达到2.16张，超过发达国家水平。台湾保险业者具有将商品设计结合市场需求导向的实务经验，若两岸保险业能合作，台湾业者提供经验、创新及人才，大陆业者提供通路，必能共同推升保险市场。（二）台湾金融业发展存在的问题。台湾金融机构创新能力相比跨国金融机构较弱，利差依然是银行主要获利来源，证券业的主要收入来源为经纪业务手续费，缺乏国际资产管理经验、商业咨询服务以及衍生性金融商品之设计等。由于台湾市场狭小，推动自由化后金融机构数量猛增，但随着台湾制造业大量外移至大陆及东南亚，导致银行、证券、保险各业都普遍存在客户流失、竞争过度的问题。据统计，过去10年来，台湾银行业净利差平均1%多，2016年为1.38%，在亚洲地区（不含日本）最低，台湾的保险业市场也已达到饱和状态，据统计，台湾的人年缴保险费用占国内生产总值（GDP）比率约为17%，是世界最高。证券业同样也面临产业发展瓶颈，除了内部过度竞争的因素以外，外部影响主要是香港已转型成进军内地市场的一个重要筹资中心，许多在大陆投资的台湾企业开始至香港挂牌上市，这使得台湾本地的证券业者流失重要客户。此外，由于台湾薪资水平陷入原地踏步的僵局，导致人才流失加剧，据统计，2011年至2015年金融业流失1.5万人才，居各行业之首。因此台湾金融业者必须寻求向外发展的机会，而台湾70%的对外投资和贸易均在大陆，由此可见大陆市场对于台湾金融业者的意义之重大。

三、浙江地方金融与台湾金融的合作互动

（一）浙江地方金融与台湾金融合作的意义。台湾金融业发展比大陆早30年，其在金融民营化、市场化、国际化、制度化建设上有许多成功或失败的经验可供大陆同行参考。通过对浙江和台湾两地金融业发展现状的对比分析，可以发现台湾金融业在综合实力、管理水平、服务效率、风险意识和控制、业务经验以及金融人才等领域有比较优势，此外台湾金融机构熟悉金融控股经营模式，熟悉混业经营，在金融品买卖上具备优势。浙商银行正是看重台湾银行机构人才、业务经验及风控方面的优势，与台湾玉山银行在2010年签署了合作备忘录，由玉山银行协助浙商银行进行人员培训及中小企业融资与风险管理。浙江地方金融发展虽然历史较短，但伴随着大陆经济的起飞成长非常快，浙商银行、杭州银行、宁波银行的资产与存贷款规模已赶上并超过了台湾同行。浙江民营经济发达，企业家勇于开拓创新，在改革开放过程中领市场经济之先河，非常适应市场化运作。近年来大陆的互联网金融实现了跨越式发展，互联网金融发展水平已领先于其他国家。而浙江是中国大陆互联网金融发展最为活跃的地区之一，新兴业务领域和业务形态不断产生，极大地促进了金融体系的变革和效率提升，浙江的互联网金融领先于台湾。台湾是浙江省的第一大进口来源地及第五大出口目的地，在浙江投资的台商超过6800家，对台经贸合作是浙江经济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浙江地方金融与台湾金融合作互动对浙江而言不仅有利于金融业本身的发展，更是进一步加强浙台两地经贸合作的重要推手。通过两地金融业的合作互动，对浙江而言，能进一步吸引优质台资企业到浙江来投资。而对于台湾金融业而言，浙江金融市场具备足够的吸引力，一方面台资企业众多，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台商积极转向大陆内需市场的开发，转型升级需要金融业的大力支持；另一方面，浙江金融生态环境良好，经济发达，居民富裕，金融需求量大，台湾金融机构如若切入浙江市场，能摆脱其在岛内过度竞争的困境，开拓广阔的市场空间。相比一般外资金融机构，台湾金融机构具备文化语言优势，而金融业是与文化密切相关的行业，人才的沟通交流对合作的达成与成功的取得至关重要。同文同种的文化优势使得浙台两地金融业更有可能实现深度合作。（二）浙江地方金融与台湾金融已有的合作成果。在银行、证券和保险三大产业，浙台两地还没有实现互设金融机构或参股、合资新建等形式的深度合作，目前的合作成果较少，主要有以下几项：1.2010年浙商银行与台湾玉山银行签署合作备忘录议，双方开展人员培训和技术交流合作。2.2012年浙江省创业风险投资引导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与（台湾）光阳投资有限公司实现股权合作，成立了杭州鑫悦动创业投资有限公司。3.2014年台湾裕隆汽车在杭州发起设立了“裕国融资租赁有限公司”。4.2016年台湾裕隆汽车在杭州发起设立了“裕隆汽车金融公司”。相比浙台两地紧密的经贸关系，双方的金融合作显然滞后，这势必影响经贸合作的深入发展，因而这一领域的合作亟待推动。（三）浙江地方金融与台湾金融未来合作机会分析。台湾银行机构（及所属金控集团）与大陆国有银行及股份制银行相比，规模小很多。国有及股份制银行已经纷纷与外资合作，台资银行机会不多。但浙江地方银行机构目前已经实现与外资合作的银行仅有5家，实现股权方式的深度合作只有3家（见表1）。台湾银行机构平均资产规模略高于浙江同行（表2），此外台资银行与浙江地方银行的股权结构较类似（民营资本为主），客户类型亦类似（以中小企业为主）。因而浙江地方金融机构存在与台资金融机构合作的空间和机会。

摘要：本文立足于生态经济化建设，在了解生态经济化样本稀缺性特征的基础上，结合“浙江样本”的具体情况，详细研究了基于稀缺性特征推进生态经济化发展的路径与方法，并从落实生态资源有偿化、优化生态保护补偿战略等多个维度进行了分析，最终达到了推进生态经济化发展的目的。

关键词：稀缺性；生态经济化；“浙江样本”

生态化经济建设是浙江省经济发展的新方向，早在习主政浙江开始，有关“美丽浙江”、“绿色浙江”的生态化发展模式就已经得到了广泛的应用与推广，成为解决地区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矛盾的有效手段。实践经验证实，“浙江样本”对于基于稀缺性为导向的生态经济化建设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对于其他地区的生态经济建设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因此应该得到相关人员的关注。

一、生态经济化的特征研究

根据“浙江样本”的实践情况，基于稀缺性的生态精细化建设呈现出以下几点特征：1.实现了资源无偿使用到有偿使用的转变。本文所讲述的资源主要是指各种社会资源与自然资源，其中自然资源包括环境资源与实物资源。就生态经济化建设本身而言，其自然资源具有稀缺性的特征，这种稀缺性体现在了生物资源、水资源、矿产资源等多个方面[1]。浙江省在长期发展中，早已经深刻认识到生态经济化本身所具有的环境特征，并通过一系列的管理条例与政策手段来对这些内容加以明确为。例如在《浙江省土地管理实施办法》中，详细指出了抛荒费、土地补偿费、地面附着物补偿费等各类土地价格，并在短时间内实现了全省的推广；在2012年出台的《浙江省海域使用管理条例》中，深化明确了浙江省相关海域使用权管理的相关内容，实现了使用权管理的有法可依。总体而言，根据“浙江样本”的经验可以发现，为了能够进一步规范社会生产过程中的相关行为，这种资源的有偿使用能够促使社会生产的规范性，最终为加快生态经济化建设奠定了必要的基础。2.从环境的无偿使用到有偿使用。从生态经济化发展的角度来看，企业的污染排放成本存在明显的异质性特点，并且污染物在各污染企业之间的交汇有助于提高企业绿色生产水平[1-2]。针对这种情况，“浙江样本”进行了进一步的尝试与实践。例如，嘉兴市颁布了《嘉兴市主要污染物排污权交易办法》，在全市范围内开展了污染权有偿使用，并将市场机制应用其中，深化了当地对环境“有偿使用”概念的理解，促使排污企业能够规范自身的行为。同时，浙江省的生态平衡资源的有偿使用不再局限在人对人之间的补偿上，还体现在生态用水、生态用气等多个方面。例如在《关于建立西部乡镇生产补偿机制的实施意见》中，浙江省从地级市为单位，从多个维度开始对环境进行补偿，并提高了相关资源向西部经济欠发达地区的转移，保证了全省生态经济化发展水平。

二、生态经济化发展路径分析——基于“浙江样本”的经验

赴浙江学习考察后，感慨万千，我认为浙江改革发展的主要特点和经验：一是经济实力雄厚。突出表现在经济增速快，运行质量高，发展气魄大，人民生活水平高;二是产业特色鲜明。工业所占比重大,且已形成块状经济,知名企业和大个企业较多;三是体制机制灵活。浙江在发展过程中，比较早地认识到了单一所有制的弊端，比较早地进行了市场取向的改革，形成了灵活的机制优势和举全民之力、集社会之财推动发展的良好局面。2003年，民营经济占全省GDP的70．1％，全国工商联公布的中国民营企业综合实力500强中，浙江占188家，居全国首位。在“中国十大民营企业”排名中，浙江占4家。我们要以这次考察为契机，认真学习浙江经验，统一思想，坚定信心，进一步调动全市上下的积极性，瞄准建设经济强市、文化名市、旅游大市的目标，奋力谱写邯郸经济社会发展的新篇章。我认为邯郸市与浙江等沿海先进地区经济发展上的差距，主要差在民营经济这一块。要实现全市确定的宏伟战略目标，把邯郸建设成为经济强市，加快民营经济发展是重要的途径，也是必然的选择。认真学习借鉴浙江经验，就必须强力组织民营经济发展的新突破，尽快把民营经济培育成为市域经济的主体。

一、要在思想上再放胆。党的十六大报告强调，必须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必须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十届人大二次会议通过的宪法修正案，也作出了国家保护非公有制经济合法权益，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对非公有制经济依法实行监督和管理的明确规定。理论是实践的指南，思想是行动的先导。当前，我们要进一步解除一切思想禁锢，切实消除一切对发展民营经济的疑虑，坚决摈弃一切对民营经济的偏见，树立“发展民营经济光荣、为社会做贡献有功”的思想观念，像浙江人那样，放心放胆放手发展民营经济。

二、要在认识上再提高。当前，我国大力提倡发展以股份制为主要形式的混合所有制经济，大力提倡发展多种所有制经济。民营经济因其自身所具有的与生俱来的天然优势，近年来在中国蓬蓬勃勃，发展极快。在沿海发达地区，民营经济早已成为当地经济和财政收入的主要支柱，成为新生的主力军。相比之下，我们这里民营经济发展严重滞后。因此，必须奋起直追。对于民营经济来说，能发展多快就发展多快，能占多大比重就占多大比重。民营经济自主投资、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担风险，具有机制灵活、适应市场能力强等特点，是最具爆发力的经济增长极。在促进经济增长、扩大就业和活跃市场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我市要缩小同先进地区的差距，亟须民营经济的新突破。

三、要迅速壮大民营经济群体。我市民营经济总量少，企业个头小。要把民营经济培育成为市场经济的主体，首先要扩充数量，进而提高运行质量、增加科技含量。在量的扩张上，一是全方位扩大开放，加大招商引资力度，催生一批新企业。要紧紧抓住沿海产业向内地梯度转移的机遇，千方百计扩大同浙江等沿海地区的合作，引进项目、引进资金、引进技术、引进品牌、引进管理、引进人才。要以民营企业为招商主体、项目主体，促其各类生产要素与沿海地区对接，尽快把企业做大做强。一要在洽谈项目上下功夫，争取比去年取得更大的成效。二要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鼓励支持社会各界有胆有识之士投身发展民营经济，自主创业兴业。要在市场准入、政策扶持、信贷发放、场地提供、简化手续等方面，为民营经济发展大开绿灯，使民营经济脱颖而出，大展身手。四、要在政策上再放活。从我市民营经济发展的现状看，发展氛围还不够浓，政策运用还不够活。要放手发展民营经济，必须坚决取消一切对它们的限制性、歧视性政策规定。国民待遇，人人平等。凡非国家禁止的领域，一律让民营经济进入，凡是国有企业享受的待遇，一律让民营企业享受。要在不违背国家法律的前提下，制定更加灵活的地方政策放水养鱼，对民营经济实行先发展，后规范，先予之，后取之。要在“鼓励”二字上做文章：鼓励民营企业参股、控股、收购、租赁国有企业、集体企业，鼓励民营企业参与城镇经营、基础设施建设、农业开发、旅游开发等社会公益事业和新兴服务业，鼓励金融资金向效益好信誉好的民营企业倾斜、各类人才向民营企业流动，鼓励民营企业进行机制、技术、管理、制度创新，向外向型、科技型、集团化发展。

五、要进一步优化发展环境。环境不够宽松是制约和妨碍我市、我区民营经济发展的突出因素，要解决经济发展环境上存在的问题，一靠教育。主要是通过教育使各部门、各级公务人员牢固树立企业至上的服务意识，依法行政，提高效率。二靠制度。要借鉴外地的经验，实行“优化发展环境工作考核制”和“妨碍经济发展环境责任追究制”，消除一切发展民营经济的羁绊。三靠政策。加大政策对民营经济发扶持力度，在国家法律法规允许的条件下，让政策向民营经济倾斜，保障民营企业的合法权益，加快民营经济建设步伐。四靠人才。要加强与先进地区的交流与合作，换脑筋、拓思路，特别要注重引进高级人才，广辟人才渠道，重奖开放功臣，重用开放能人，服务全区民营经济发展。

复兴区作为我市的重化工业区和城乡结合部，区情特点鲜明而独特，蕴涵着巨大的发展潜力。辖区内市属以上大中型企业众多，工业经济相对发达，经济总量和社会贡献在全市19个县（市、区）中分别列第一和第二。我市确立的“工业立市”之路，更将使辖区以工业为主导的经济焕发新的生机与活力，必将给复兴区的发展带来大好机遇。复兴区的经济走势，潜力在民营、活力在民营，希望在民营。我区民营企业较多，且大多已经完成资本的原始积累，面对民营企业的进一步投资兴业、扩张规模的有利时机，我们要在思想上放心放胆、政策上放宽放活、工作上放手放开，激发民营主体的发展积极性，按照“民营当先、民营突破”的要求，继续把发展民营经济置于突出位置，认真落实有关优惠政策，积极搞好服务，支持民营企业通过兼并、联合、重组等形式，参与国企和集体企业改革，让民营经济在邯郸复兴这块得天独厚的适生环境里，像雨后春笋般地丛生，得到充足的阳光雨露和肥力，长成一棵棵枝繁叶茂的参天大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