诈骗罪范文10篇

【摘要】非法占有目的是所有金融诈骗罪的必要要件，根据客观行为推定行为人具有非法占有目的易导致客观归罪，所以，认定行为人这一主观心态必须坚持主客观相一致的原则。

【关键词】金融诈骗罪/非法占有目的/非法占有/非法占用/司法推定

一、关于金融诈骗罪主观构成要件的争论

目前，对此问题学术界和实务部门主要存在以下几种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对于刑法明确规定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的，应当以此为要件；没有明确规定的，无需也不应以行为人主观上必须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为构成要件。其主要理由是：(1)罪刑法定原则的体现。我国刑法第192条和第193条写明了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而在其他金融诈骗罪条文中未写明非法占有为目的，这不是立法的疏漏。相反立法者的本意是否定其他金融诈骗罪要以非法占有目的作为各该罪的构成要件。(2)虽然金融诈骗罪是从普通诈骗罪中分离出来，但不能用普遍诈骗犯罪的主观特征来套金融诈骗犯罪的主观特征，我国刑法将金融诈骗罪归入“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秩序罪”一章中，表明了金融诈骗罪所侵犯的主要客体是金融管理秩序，而不是财产所有权。(3)从司法实践角度看，不将主观目的限定于以非法占有为目的，是有利于打击金融诈骗活动维护国家的正常金融秩序的。

第二种观点认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并不是所有金融诈骗罪主观方面的必备条件，金融诈骗罪的构成一般应以非法占有目的作为主观要件，但部分金融诈骗罪的构成不应以非法占有目的为主观要件，这主要取决于刑法的具体规定。如从刑法第198条对保险诈骗罪的文字规定可推断出投保人骗取保险金必然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但是“占用型”金融诈骗罪的构成无需具备非法占有的主观要件，如刑法第195条第（三）款规定“骗取信用证的”行为，构成信用证诈骗罪，实践中无论是非法占有目的还是非法占用目的的信用证诈骗行为都构成信用证诈骗罪。主要理由是：(1)金融诈骗罪中的“诈骗”与侵犯财产罪中的“诈骗”并不完全等义。我国金融诈骗罪中的“诈骗”包括骗取财物型诈骗和虚假陈述型欺诈两种情形。骗取财物型诈骗具有非法占有目的，而虚假陈述型欺诈则不必具有非法占有目的。(2)符合刑法的立法精神。我国刑法对金融诈骗罪的规定侧重于维护金融管理秩序，如果要求所有金融诈骗罪具备非法占有目的则对于占用型的金融诈骗行为就不能以犯罪论处，这不符合立法精神。

内容提要:“非法占有目的”是指行为人具有的非法控制、掌握他人财产权利并造成他人财产损失的目的。不仅包括对所有权侵害的目的，也包括对所有权以外的其他财产权利侵害的目的。按我国刑法的规定及刑法学界的通说，“非法占有目的”是成立诈骗犯罪的一个要件。认定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目的，我们应当坚持主客观相一致的原则，既要避免单纯根据结果客观归罪，也不能仅凭被告人自己供述，而应当根据案件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关键词:金融诈骗罪非法占有目的非法占用目的

一、金融诈骗罪主观构成要件之争论

观点一认为：金融诈骗罪的构成一般应以非法占有目的作为主观要件，但部分金融诈骗罪的构成不应以非法占有目的为主观要件，这主要取决于刑法的具体规定。如从刑法第198条对保险诈骗罪的文字规定可推断出投保人骗取保险金必然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但是“占用型”金融诈骗罪的构成无需具备非法占有的主观要件，如刑法第195条第（三）款规定“骗取信用证的”行为，构成信用证诈骗罪，实践中无论是非法占有目的还是非法占用目的的信用证诈骗行为都构成信用证诈骗罪。主要理由是：(1)金融诈骗罪中的“诈骗”与侵犯财产罪中的“诈骗”并不完全等义。我国金融诈骗罪中的“诈骗”包括骗取财物型诈骗和虚假陈述型欺诈两种情形。骗取财物型诈骗具有非法占有目的，而虚假陈述型欺诈则不必具有非法占有目的。(2)符合刑法的立法精神。我国刑法对金融诈骗罪的规定侧重于维护金融管理秩序。

观点二认为：刑法规定的八种金融诈骗罪无一例外地都必须以非法占有目的作为主观要件。理由是：(1)不论是金融诈骗罪，还是普通诈骗罪，都是目的犯。金融诈骗罪是从普通诈骗罪派生出来的，既然是诈骗，行为人当然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2)集资诈骗、贷款诈骗罪之所以规定了以非法占有为目的，是为了与刑法规定的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和高利转贷罪划清界限，而其余金融诈骗罪对非法占有目的不作规定，是因为“不言自明”的，对这些犯罪，条文都使用了“诈骗活动”一词，表明了非法占有目的。(3)对于在法条上未规定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的金融诈骗罪，并非不要求行为人主观上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而是这种欺诈行为本身就足以表明行为人主观上的非法占有目的。

综上所述,第一种观点从法条的具体规定入手想理清各个金融诈骗罪的主观目的，但也是不易合立法原意的。第二种观点虽认为非法占有目的是所有金融诈骗罪的主观要件，看似与第一种观点相对立，并且也成为代表学界和实务界主流的观点，但其认为法条所规定的各种客观欺诈行为本身就已表明了行为人具有该主观目的，在司法实践中不需去证明行为人具有非法占有目的，或可通过司法推定对具有特定情形的行为人可推定其主观上具有非法占有目的，肯定了非法占有目的不是金融诈骗罪的主观要件。

一、合同诈骗罪的犯罪对象

合同诈骗罪侵犯的客体是双重客体或复杂客体，理论界对此没有异议。该罪侵犯的客体包括国家对合同的管理制度和公司财产的所有权。合同诈骗罪的对象是对方当事人的财物。这里的对方当事人，即与之签订合同的另一方当事人，既可以是自然人，也可以是法人，还可以是不具有法人资格的其他组织。财物的种类多种多样，诸如生产资料、生活资料、动产、有形财产、多数无形财产、合法取得的财产、非违禁品都能成为合同诈骗罪的对象是毋庸置疑的。这里主要探讨的是不动产、无形财产中的知识产权、非法取得的财产、违禁品是否能成为合同诈骗罪的对象问题。

对于不动产能否成为包括诈骗罪在内的财产犯罪的对象问题，自古罗马法以来就是刑法理论争议的问题，但从近现代以来各国刑事立法发展情况看，将不动产纳入财产犯罪之对象的做法越来越普遍。如《日本刑法》第235条之2专门规定了侵夺不动产罪；《意大利刑法典》第631条将“意图占有他人不动产之全部或一部，而移动或变动境界者”规定为犯罪；我国台湾地区《刑法》第320条第2项也规定了窃占不动产罪。在我国刑法学界，有学者提出，盗窃、抢劫罪犯罪对象一般说来不能包括房屋等不动产，而诈骗、侵占的犯罪对象则包括不动产。（注：周振想主编：《刑法学教程》，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525页。）应该说，尽管在司法实践中骗取不动产犯罪案件极其少见，但从理论上说，骗取不动产是完全可能的，而且，刑法也没有将不动产排除在合同诈骗罪对象之外，所以笔者认为合同诈骗罪的对象可以包括不动产。

无形财产中的专利权、商标权和著作权等知识产权不能成为合同诈骗罪的对象应当是没有疑义的。因为这类财产虽然也要依附于一种有形的载体之上，但是行为人骗取了有形的知识产权载体，却并不意味着权利原有人就失去了对这些知识产权的所有权。至于行为人骗取这些知识产权给权利人的权利造成的侵犯，完全可以以侵犯知识产权罪来追究刑事责任。当然，通过签订、履行合同而骗取此类知识产权的载体数量较大拒不退还的，也可以以合同诈骗罪处罚，但这时的犯罪对象已变为作为有形物品的载体。（注：赵秉志、于志刚：“论侵占罪的犯罪对象”，载《政治与法律》1999年第2期。）至于专有技术，过去有关司法解释曾一度将之规定为财产犯罪的侵犯对象。（注：如1992年12月11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关于盗窃案件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释》曾规定盗窃罪的对象包括重要技术成果。）应该说，在1979年刑法对知识产权保护缺乏明确规定的情况下，通过司法解释将专有技术纳入刑法保护的范畴是可以理解的。但即使如此，过去也有论者指出，对于非法占有企业技术成果的行为，在刑法上规定为独立的犯罪，是比较适当的。（注：王作富、韩耀元：“论侵占罪”，载《法律科学》1996年第3期。）也正因为如此，现行《刑法》第219条专门规定了侵犯商业秘密罪。按该条规定，以盗窃、利诱、胁迫或者其他不正当手段获取权利人的商业秘密的，属于侵犯商业秘密的行为，如果给商业秘密的权利人造成重大损失的，应以侵犯商业秘密罪论处。因此，专有技术已不能成为合同诈骗的对象。

对于由走私、诈骗或者其他非法活动所得的财物是否能成为诈骗罪的对象，理论上有不同的观点。如有的论者认为，公民个人的财物限于公民个人的合法财物，即公民个人的非法财物不能成为诈骗罪的对象。（注：欧阳涛等：《经济犯罪的定罪与量刑》，广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384页；张穹主编：《中国经济犯罪罪刑论》，大地出版社1989年版，第331页。）另有论者则认为，这种提法是不准确的。因为公民个人的非法财物，就公民个人对该财物的这种实际占有关系而言，由于缺乏法律依据或财物所有人的同意，构成对所有权的侵犯，因而不受法律保护。但是，就这种财物本身而言，其背后仍然存在权利关系，理所当然应该受到法律的保护。所以公民个人的财物，无论是合法的还是非法的，均可以成为诈骗犯罪的侵犯对象。（注：高铭暄、王作富主编：《中国惩治经济犯罪全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044页。）笔者认为肯定说的观点更为妥当，当然这并不是出于对财物持有人非法行为的保护，而是因为行为人无权占有该项财物。因为按照国家法律规定，非法收入应当没收归公、非法占有他人非法取得的财物，实质上是对国家财产的侵犯，对此国家当然要进行刑事追究。

对于违禁品，我国法律严禁任何组织或个人非法拥有，也禁止自由流通。但是违禁品作为一种“黑色”商品存在是有经济价值的，法律越禁，其利润就越高。违禁品能否作为财产犯罪的对象，我国的司法实践大致持肯定的态度。如最高人民法院1998年3月10日的《关于审理盗窃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5条第8项关于“盗窃违禁品，按盗窃罪处理，不计数额，根据情节轻重量刑”的规定。从理论上说，违禁品尽管为法律所禁止非法持有，但是这种禁止并不等于任何人可以任意非法取得并加以占有。因为违禁品虽然属于违法物，但其同样仍然存在合法的所有人。利用合同骗取违禁品的行为和利用合同骗取其他物品一样，都侵犯了一定的所有权关系，因而都应当以合同诈骗罪追究刑事责任。

当前,合同诈骗在经济领域时有发生并呈上升趋势,但司法实践中对此罪的认定,以及对法条的理解和运用出现了诸多分歧。本文试对合同诈骗罪中所涉及的几个疑难问题进行研究,以期在认识、理解和司法认定中趋于统一。

一、电子合同形式的司法认定

(一)电子合同可以成为合同诈骗的合同形式

何谓电子合同?简单的解释是,电子合同具有同纸质合同相同的法律效力,是纸质合同的替代者。目前我国对电子合同尚未作出明确的法律定义,结合国际通行概念,笔者将其概念理解为:在网络条件下,当事人之间为实现一定目的,通过电子邮件(E—mai)和电子数据交换(ED)所明确相互权利义务关系的协议。

由于电子合同是一个新生事物,能否成为合同诈骗的合同形式,有一定争议。有人认为,合同诈骗罪认定需要证明行为人所利用的合同存在,由于电子合同缺乏有形载体,因而在实践中,认定双方当事人之间是否存在合同关系以及合同内容,在举证、认证上存在困难,故不应作为合同诈骗的合同形式。

笔者认为,电子合同应当成为合同诈骗的合同形式。在传统商务活动中,为了保证交易的安全与真实,一份书面合同要由当事人或其负责人签字、盖章,以便让交易双方识别是谁签的合同,保证签字或盖章人认可合同内容,这样在法律上才能承认这份合同有效。而在电子商务的虚拟世界中,合同是以电子文件的形式表现和传递的。《合同法》第10条规定:“当事人订立合同,有书面形式、口头形式和其他形式。”第11条规定:“书面形式是指合同书、信件以及数据电文(包括电报、电传、传真、电子数据交换和电子邮件)等可以有形地表现所载内容的形式。”也就是说,不管合同采用什么载体,只要可以有形地表现所载内容,即视为符合法律对“书面”的要求,这实际上已赋于了电子合同与传统合同相同的法律效力。合同法实际上已经认可了电子合同的法律效力,而刑法对合同诈骗的合同形式也没有作具体规定。仅因为电子合同的证据客观可见性问题,将其排除在合同诈骗的合同范围之外,理由是不充分的,既缺乏依据,也不利于惩处犯罪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电子合同作为国家法律所确认的合同形式,应当成为合同诈骗的合同形式。

【摘要】本文介绍了网络诈骗罪、网络盗窃罪的概念及其特征，分别阐释了“处分过程”、“机器和计算机系统不能成为诈骗罪的受骗者”、“财产性利益的性质”这几个关键理论支撑点，同时认为将盗窃罪的对象扩大解释到包含财产性利益的基础上，我国刑法就没有必要新增设“计算机诈骗罪”与“计算机盗窃罪”。

【关键词】网络平台；盗窃罪；诈骗罪；区别；处分过程

随着计算机系统及互联网领域的发展，司法实践中出现了在互联网平台或利用计算机系统非法获取财物或财产性利益的案件，对于这类新兴案件，常常容易出现到底是定盗窃罪还是诈骗罪的争议。本文主要分析了这两种犯罪的特征、构成及其区分点，在探究的同时也希望理论界能有更多此类研究和观点，以对司法实践处理这类新型犯罪有所指引。

一、网络诈骗犯罪与网络盗窃犯罪的概念及特征

1、网络诈骗犯罪的概念及特征。“网络诈骗罪”现阶段还不属于我国刑法规范意义内的一个罪名，同“网络犯罪”一样，都是依据犯罪学和司法实践，进行归类定性的一种犯罪类型。结合诈骗罪的定义，可以将网络诈骗罪概括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依托计算机网络技术来虚构事实或者隐瞒真相的方式，骗取数额较大的公私财物（包含财产性利益）的行为。[1]互联网的特性决定了网络诈骗犯罪的隐蔽性、突破地域限制、侵害范围广、诈骗方式层出不穷、诈骗犯罪团伙化、产业化的发展等特征，因此网络诈骗犯罪，在司法实践中侦破难度较大。2、网络盗窃犯罪的概念及特征。与上文中网络诈骗犯罪一样，我国目前没有网络盗窃罪这一罪名。结合司法实践经验以及计算机网络知识，网络盗窃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利用加密、编程、解码以及其他计算机网络技术或电子金融转账服务系统，在计算机网络平台上非法获取电子资金、财产性利益或盗用电信服务的行为。[2]相比于传统盗窃罪，网络盗窃罪的概念重在突出利用计算机网络技术的作案手段或侵犯的对象。网络盗窃犯罪可以理解为盗窃罪中的一种特殊类型，其特殊性有：第一，犯罪构成的客体常常是他人的电子资金或电子货币、电信服务以及虚拟财产等财产性利益；第二，犯罪构成的行为常常是利用计算机系统漏洞、编程、解密以及其他计算机网络技术或电子金融转账系统，在计算机网络平台上窃取电子资金、财产性利益或盗用电信服务的行为；第三，犯罪构成的主体往往具有高智商或过人的计算机网络技能，其受教育程度明显高于一般盗窃犯罪的主体。

二、网络平台中盗窃罪与诈骗罪的区别

合同诈骗罪与合同纠纷是两种不同性质的现象，但二者的客观表现却有着相同或相似之处。

合同诈骗犯罪，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以虚构事实或隐瞒真相的方法，骗取当事人财物，数额较大的行为。

合同诈骗罪与合同纠纷是两种不同性质的现象，但二者的客观表现却有着相同或相似之处。合同中的一方当事人没有履行或者没有完全履行合同，使对方受到损失，并且一方在签订合同时可能有某些欺骗性的因素，则前者是合同诈骗罪，而后者是合同纠纷，二者有着本质的不同。然而，在实践中，区别二者分界限往往是比较困难的，二者的根本不同点，在于行为人有没有履行合同的诚意，也就是说是否具有非法占有对方当事人财物的目的。如果没有这一非法占有的目的，只是因为在履行合同过程中，因遇天灾人祸或市场变化等不可抗力的客观因素，使当事人没有能力继续履行合同的，只能定性为合同纠纷。比如，在签订合同时有虚构事实或隐瞒事实的行既可能是合同诈骗犯罪的一种形式，也可能是合同纠纷中的民事纠纷。又如，合同签订后不履行合同的行为，既可能是行为人出于经营困难造成的，也可能是行为人见利起意，在履行中滋生非法占有的目的而拒绝履行自自己的合同义务，也就是说既可能是合同纠纷，也可能是合同诈骗罪。

合同纠纷，是指行为人有履行或基本履行合同的诚意，只是由于客观原因而未能完全履行合同。合同纠纷，以当事人的违法行为为前提，其侵害的是合同产生的债权。而合同诈骗罪，行为人实施诈骗行为，其侵犯的是财产所有权。两者区分的关键是行为人有无履行合同的诚意亦即是否具有非法占有对方当事人财物或骗子取对方当事人财物的目的。对行为人主观目的认定是非常困难的，例如虚设担保固然是合同诈骗的种手段，但不能据此认为凡是虚构担保的行为都是合同诈骗罪。行为人虽然虚设了担保，但目前是为了通过合同的履行来实现商业上利润的，则仍属于合同纠纷的范围。行为人签订合同后，事实上没有履行，但没有履行并不一定是合同诈骗，可能是行为人的经营困难造成的。

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对两者进行区分：（1）主观方面：行为人在主观上是明知自己没有履行能力而虚构隐瞒事实真相，以达到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目的，还是有部分履行合同的能力，用夸大履行能力的方法，使对方产生错觉，通过履行约定的民事法律行为以过到谋取一定利益的目的。（2）履行能力，行为人不具备履行合同的实际能力和担保，还是有部分履行合同的能力和担保。（3）欺骗手段的程度。行为人是隐瞒真相、虚构履约能力还是只在数量，质量等方面有某些不实之处。（4）履行合同的行为。订立合同后，行为人是没有履行合同的意愿和行为，没有履行合同的诚意，坐等对方履约上当，在获得非法利益后，推托、搪塞甚至逃跑，还是对履行合同有较积极的态度，既取得一定的利益，同时又承担一定的义务。

因此，对两者界限的关键是行为人的主观目的，行为人是以骗取财物为目的，还是通过履行约定的民事法律行为而获得经济利益。而要判断行为人的主观目的，必须从是否具有履行合同的能力，是否采用欺骗手段以及履行合同的行为，违约后的表观等几个方面分析、判断。

论文摘要

自从1985年中国银行在我国境内发行第一张信用卡以来，我国的信用卡方兴未艾，在信用卡的软件和硬件环境、发卡银行和发卡数量及交易金额等方面均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我国也在一步步迈向“塑料货币”的时代。作为一种非现金支付的交易工具，信用卡对国人的消费习惯产生深刻的影响的同时，逐步确立了其作为新兴支付工具的主导地位。然而，伴随着我国信用卡事业的不断发展，信用卡业务存在的一些风险点也逐渐显现出来，信用卡诈骗就是其中最为严重的问题之一。与普通的财产诈骗相比，信用卡诈骗不论是在犯罪手段、行为方式、侵犯客体还是在社会危害性上都具有自身的特点。目前，我国法律关于信用卡诈骗的规定还很不完善，尤其是在认定某一行为是否是信用卡诈骗的问题上存在着诸多漏洞，为犯罪分子提供了可趁之机。本文仅就信用卡诈骗的法律问题进行探讨，并提出自己的一些观点，希望能对认定信用卡诈骗活动有所帮助。

信用卡诈骗罪是1997年刑法确定的一个新罪名。是一种较为新型的金融诈骗犯罪。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金融业务的不断拓展，有关信用卡诈骗罪也出现了许多新问题。对信用卡诈骗罪具体内涵的把握，罪与非罪的界定，在理论界和司法实务界均存在较多的难点和争议。可以说该罪的确立对惩罚金融领域的信用卡诈骗行为，维护金融秩序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本文就信用卡诈骗罪相关问题略作探讨，希望能对信用卡诈骗罪的准确认定有所裨益。

一、信用卡诈骗的概念和特征

1、信用卡诈骗罪的概念

刑法第196条：“有下列情形之一，进行信用卡诈骗活动，数额较大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二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五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五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内容提要】信用卡诈骗罪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利用信用卡诈骗财物等的犯罪。本文是从信用卡诈骗罪的概念，犯罪构成要件等几个方面，结合我国2005年2月28日颁布的《刑法修正案（五）》中关于信用卡诈骗罪内容的修改，对信用卡诈骗罪的部分学说及法律的司法应用等方面加以梳理总结的同时，提出了自己的一些观点和看法。

【关键词】信用卡诈骗金融凭证诈骗骗领

一信用卡诈骗罪的概念

针对信用卡诈骗罪的概念，首先要先弄清楚什么是信用卡及其分类。信用卡是银行或者专业信用卡公司等非银行金融机构签发给信用良好的单位或个人，用来在特定的商店及其它场所进行购物，消费的一种信用凭证。根据资金清偿方式的不同，信用卡又可以分为借记卡和贷记卡。借记卡，是由银行发行的先存款后消费的信用卡，持卡人在申领信用卡时需要事先向发卡行存入一定款项，其透支的额度以存款余额为限，当存款余额减少到一定额时需要及时补存。而贷记卡则不同，它是由发卡行提供银行信用，兼具支付功能和消费功能，允许持卡人在信用卡帐户上没有存款也可以先行透支消费，然后还款或分期付款。①我们学生现在用于学费转存的大都是属于借记卡。

信用卡的业务有与生俱来的风险性，它的使用是以持卡人的个人信用为前提的。在知识经济迅猛发展的时代中,有关于信用卡方面的犯罪行为也是愈来愈多。因此，惩治和防范信用卡犯罪也是世界各国共同的问题。例如法国1991年12月30日第91至1382号法律规定,任何人,犯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处1至7年的监禁和3600法郎至500万法郎的罚金,或单处罚金:⑴伪造或篡改支付卡或提款卡的;⑵在了解事实的情况下,使用或企图使用伪造的或篡改的支付卡或提款卡的;⑶在了解事实的情况下,使用或企图使用伪造的或经篡改的支付卡支付的付款的。②我国刑法第196条规定,信用卡诈骗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采用使用伪造作废的信用卡，或者是使用虚假身份证明骗领信用卡的，或者是冒用他人的信用卡,恶意透支的方法,诈骗数额较大的公私财物的行为。简单的说，信用卡诈骗罪就是行为人利用信用卡进行诈骗活动,骗取钱款数额较大的行为。信用卡诈骗犯罪与普通的财产诈骗犯罪还是有区别的,信用卡诈骗犯罪无论从行为人的犯罪手段还是行为方式等方面分析都是有其自身的特征,刑法将信用卡诈骗罪单独设置也是十分有必要的。

然而，对于信用卡诈骗罪中的信用卡的认定,学界里也有分歧。有人认为,利用借记卡进行诈骗活动的，不构成信用卡诈骗罪,即次罪中信用卡仅指贷记卡。这一部分人的观点是认为借记卡不是从信用卡中分离出来的,根据1999年《银行卡业务管理办法》的规定，借记卡与信用卡已经被区分为两种不同的银行卡。借记卡并不体现持卡人的信用,不具有透支功能,而其本质上属于一种金融凭证。①因此将利用借记卡实施诈骗的定为金融凭证诈骗罪。另外一种观点则是认为包括在内的,认为信用卡的本质特征是一种信用支付工具,透支只是其众多功能中的一种,不能将功能与特征混淆。另外,既然法律上已经明文规定了信用卡诈骗罪,就应该发挥其作用。对于这一争论,全国人大常委会于2004年12月29日通过了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有关信用卡规定的解释，即刑法规定的“信用卡”，是指由商业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发行的具有消费支付，信用贷款，转帐结算，存取现金等全部功能或者部分功能的电子支付卡。从该解释里已经明确知道信用卡诈骗罪中的信用卡包括借记卡和贷记卡。

摘要

自从1985年中国银行在我国境内发行第一张信用卡以来，我国的信用卡方兴未艾，在信用卡的软件和硬件环境、发卡银行和发卡数量及交易金额等方面均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我国也在一步步迈向“塑料货币”的时代。作为一种非现金支付的交易工具，信用卡对国人的消费习惯产生深刻的影响的同时，逐步确立了其作为新兴支付工具的主导地位。然而，伴随着我国信用卡事业的不断发展，信用卡业务存在的一些风险点也逐渐显现出来，信用卡诈骗就是其中最为严重的问题之一。与普通的财产诈骗相比，信用卡诈骗不论是在犯罪手段、行为方式、侵犯客体还是在社会危害性上都具有自身的特点。目前，我国法律关于信用卡诈骗的规定还很不完善，尤其是在认定某一行为是否是信用卡诈骗的问题上存在着诸多漏洞，为犯罪分子提供了可趁之机。本文仅就信用卡诈骗的法律问题进行探讨，并提出自己的一些观点，希望能对认定信用卡诈骗活动有所帮助。

信用卡诈骗罪是1997年刑法确定的一个新罪名。是一种较为新型的金融诈骗犯罪。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金融业务的不断拓展，有关信用卡诈骗罪也出现了许多新问题。对信用卡诈骗罪具体内涵的把握，罪与非罪的界定，在理论界和司法实务界均存在较多的难点和争议。可以说该罪的确立对惩罚金融领域的信用卡诈骗行为，维护金融秩序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本文就信用卡诈骗罪相关问题略作探讨，希望能对信用卡诈骗罪的准确认定有所裨益。

一、信用卡诈骗的概念和特征

1、信用卡诈骗罪的概念

刑法第196条：“有下列情形之一，进行信用卡诈骗活动，数额较大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二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五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五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一、合同诈骗罪概述

(一)合同诈骗罪的实质。合同诈骗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以虚构事实或隐瞒事实真相的方法，骗取对方当事人数额较大财物的行为。［1］我国在97年新《刑法》实施以前，利用合同进行诈骗的行为通常会以诈骗罪进行定罪处罚。①在97年新《刑法》制定之前，刑法理论界对于合同诈骗罪是否应当独立成罪曾有过深入探讨。立法最终在考虑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初级阶段国情的基础上，将合同诈骗罪单独列出。由此可以看出，我国的合同诈骗罪实际上是一种特殊的诈骗形式，犯罪客体不再仅仅是财产权，而是双重客体，即财产权益和市场交易正常秩序的结合。从立法设计上也能看出，该罪名被置于刑法分则第三章(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第八节(扰乱市场秩序犯罪)下，也意味着该种行为所侵犯的不仅仅是财产权益，更是一种扰乱市场正常秩序行为。(二)合同诈骗罪的特点。1．利用“合同”的形式进行诈骗合同诈骗罪不同于一般诈骗罪的本质特征就在于合同诈骗是利用合同骗取他人财物的行为，从而侵犯了市场经济秩序。［2］普通诈骗罪是采用虚构事实或隐瞒真相的方式骗取财物，合同诈骗罪是指在签订、履行合同的过程中，利用欺诈手段骗取财物的行为。普通诈骗罪可以通过单方虚假表述的形式，而合同诈骗罪中必须存在相应的“合同”。2．该种行为破坏了市场经营的正常秩序合同诈骗罪相较于普通诈骗罪，其所侵害的法益不仅仅是公私财物的所有权，更包括对市场经营正常秩序的破坏。合同诈骗罪的设立目的之一便是规范市场经营秩序，对于利用与市场秩序无关的合同进行诈骗的行为，则不应当属于合同诈骗罪的范围。

二、合同诈骗罪在司法实践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对“合同”含义的理解存在的争议。我国97年新《刑法》虽然规定了合同诈骗罪，但一直以来都没有出台相关立法或司法解释来解释其中“合同”的含义。在刑法理论界，对该问题曾有过诸多探讨，但一直以来都未能达成一致意见。第一，是如何对“合同”的含义进行理解。有学者主张，将“合同”理解为经济合同更符合该罪名的目的，但其所依据的法条②已经与时代不相符合，或者已经废止。而且，“经济合同”这一概念也随着我国《合同法》的出台而退出舞台，故此时再作此理解实为不妥。第二，刑法理论界一直以来都在探讨口头合同的性质。有学者认为口头合同因其不能像书面合同一样随时呈现的固有特点，而应被排除在合同诈骗罪中的“合同”范围之外。［3］也有学者认为，在我国关于合同诈骗罪的立法中，“签订”应当是订立书面合同所独具的，口头及其它合同因无法被“签订”而不应当被认定为该条文中的“合同”。但是，有些学者认为口头合同属于我国合同法规定的合同形式之一，除法律有特殊规定外，其与书面合同的效力相同。［4］(二)认定“非法占有目的”时存在争议。国外一般将合同诈骗罪归入诈骗罪或者诈欺罪，很少独立成罪，“非法占有目的”一般也只是作为选择性或者必要性构成要件。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非法占有目的”的有无对合同诈骗罪的能否成立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并且始终困扰着理论界和司法实务界，一直未找到恰当方法予以解决。有学者认为，可以从行为人有没有想过将财产归还作为判断标准。但是在当前的实践中，作为主观心理状况的“非法占有目的”，是无法被直接看出的，在实践中也只能通过行为人客观的行为进行推断，故该说法很难成立。另有学者认为可以从行为人的实际履约能力上进行考察，也有学者认为可以从非法占有的时间长度上对行为人进行考察。这两种说法均采用从客观推主观，具有一定的可取性，但是仅以某一方面为基础进行推断，很容易出现漏洞，无法应对复杂的实践情况。(三)刑法条文中所列举的“其他方法”过于笼统。现实生活中合同诈骗罪的具体行为方式复杂多变，实践中无法完全列举，故为了以后打击此类犯罪有刑法上的依据，97年新《刑法》在一至四款中列举了该罪名的具体行为方式，同时保留了第五款作为“兜底条款”，这也是我国刑事立法上所采取的惯常形式，也有着对成文法不周延性的考虑。虽然该条款的设立对打击该类型犯罪有着重要的作用，但其缺点也是很明显的:首先，在此处设立该条款与刑法中“罪刑法定”原则存在着一定的冲突;其次，若用之不当则可能罪及无辜，容易导致刑罚误用。［5］此外，该兜底条款的保留，容易造成对该条文的滥用，与刑法所应当具有的谦益性相冲突，也可能造成国家机关利用公权力擅自干预正常的市场秩序。

三、认定的完善

(一)明确“合同”的含义。首先，该罪名中“合同”的含义与合同法中“合同”的含义应当作为两个概念加以理解。在认定时应当注意，该处“合同”的性质应当是用于市场交易的合同，因为行为人利用该处“合同”进行诈骗时所侵犯的是市场经济的正常秩序。因调整范围的限定，诸如政府间的、人身关系的、用于劳务的合同之类，则不属于该罪名中的“合同”。其次，随着经济的发展，口头合同在现实生活中大量的出现，合同的形式也不应仅仅限于书面合同。从根本上看，口头与书面合同是相同的，只是前者通常以言语的形式表现，而后者以书面形式呈现，但若仅以二者表现形式的不同而将口头合同排除在该处“合同”的范围之外，显然是不成立的。并且，该罪名中的“合同”究竟为何种形式，一直以来都没有正式的立法、司法解释或法规予以明确，这也就意味着，在立法层面并未将口头合同排斥于外。故而，口头合同也存在符合该罪名中“合同”特征的情形。(二)认定行为人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目的”时应考虑的因素。在对“非法占有目的”进行认定时，应当坚持主观与客观相结合，要避免仅仅依照客观情况进行主观推断的情况，同时也要避免认定者个人主观因素的介入。在司法实践中，一般从以下几方面着手进行综合的分析:第一，看合同主体资格是否真实。在使用合同进行欺诈时，合同的主体资格一般都不是真实的，因为该行为实施者只是想通过合同获得大量没有依据的利益。故而，若是一方故意隐藏其真实的身份，则此行为或可成为认定其主观状况及目的的一个重要因素。［6］第二，看行为人实际履约能力及行为的有无。通常，合同诈骗中行为人一般都没有实际履行合同的力量，而且其本人也没有使合同能够完全履行的意思和实际行为。当行为人在无该能力及行为时，而与他人签订明显无法履约的合同，则可推断行为人一开始就有风险转嫁意识，进而认定其具有“非法占有目的”。第三，分析行为人没有实际履约的原因。一般来说，如果行为人一直都在为合同的履行而努力，最终合同仍未能履行，且是由于行为人所不能控制的客观原因所造成的，则一般认为行为人不具有“非法占有目的”。反之，则可认定其具有这种主观目的。第四，看行为人的履约情况及态度。一般情况下，积极履约的行为人都是为了更好的实现合同，而那些能履行而不积极履行的行为人则可能具有不良的目的。第五，看行为人对财物的处置方式。以“非法占有目的”取得财物的行为人在取得财物后，一般将财物藏起来或者任意地处分，而且在被发现后拒不归还藏匿的财物，或者因其任意挥霍的行为导致财物无法归还。(三)认定是否符合“其它方法”时应注意的事项。充分考虑到实践的可能变化，该条文中专门留出一款对该罪名做出保留性的规定。但是，该款背后也隐藏了严重的问题，故在认定时应注意以下事项:首先、“其他方法”应当与前四项列举的行为特征相一致。若是行为人的诈骗行为并没有采取利用“合同”的形式进行，则其所使用的其他方法的性质无论有多么恶劣，都不能认定为该罪名中的“其他方法”。其次，应当明确行为人使用的是“合同”，还是与之有关的其它相类似的方法所进行诈骗。利用合同进行诈骗通常以“合同”为掩盖，而后者通常不是以“合同”为掩盖，而是利用与合同有关的其它方式所进行的。最后、立法机关应当及时地总结和归纳司法实践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对“其他方法”做出尽可能具体明确的规定，以便于司法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