诈骗犯罪范文10篇

「摘要」

“数额”在公安机关对金融诈骗犯罪进行立案认定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是否具有特定的数额是决定是否作为诈骗刑事犯罪追究刑事责任的标准。现行的法律文件对于数额的规定不够具体、明确，从而给司法实践的适用带来混淆。本文分别金融诈骗个人犯罪和共同犯罪两种类型就“数额”的认定、适用问题阐明看法。在金融诈骗个人犯罪中，应当区别犯罪既、未遂两种情形，在既遂犯中，应当以所得数额作认定，适用中注意对具有返还、非法使用处分、行政机关已经单独处理过等情形的具体适用。犯罪在预备、未遂、中止的情况下，以指向数额为认定标准。在金融诈骗共同犯罪中，则应当分别定罪和量刑两种情形作认定。

「关键词」金融诈骗所得数额指向数额认定适用

“数额”在公安机关对金融诈骗犯罪进行查处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是否具有特定的数额是决定是否作为诈骗刑事犯罪追究刑事责任的标准。2001年4月18日由最高人民检察院和公安部联合的《关于经济犯罪案件追诉标准的规定》（以下简称《追诉标准的规定》），对于金融诈骗犯罪和经济犯罪中涉及到“数额”的犯罪基本都作了具体的规定，达到这一数额的，才能构成刑事犯罪立案、追诉，追究刑事责任；未达到《追诉标准的规定》中的数额的，不构成刑事犯罪，只能作为一般违法行为追究相应的民事或行政责任。《追诉标准的规定》意在解决由于缺乏对一些经济犯罪案件在立案侦查、批捕、起诉工作中出现掌握尺度不尽一致的情况，影响到案件的查处工作，从而给办案实践提供一个明确、统一的执法规范。但是，这一规定对于金融诈骗数额和其他经济犯罪追诉数额的规定，仍然有含糊之处，使得实践中仍然不宜操作。举例来说，在陈淑兰、陈淑英集资诈骗案件中，“二陈”涉及到的诈骗数额共达8877万元，用后吸收的集资款兑付先前的集资款本息为6467万元，无法返还的集资款共计2400万元，如果适用《追诉标准的规定》，究竟适用哪一个数额进行认定，该规定没有说明，从而给实践中的适用带来混淆；而这一问题在金融诈骗犯罪，乃至经济犯罪的认定中是普遍存在的。本文在下文中分别金融诈骗个人犯罪和共同犯罪两种类型就“数额”的适用问题阐明看法，为公安机关司法实践作一参考。

一、金融诈骗个人犯罪

对于金融诈骗个人犯罪的犯罪数额具体所指，在学理上有多种认识，包括：指向数额，是指诈骗犯罪的指向的公私财物数额，即行为人主观上希望骗得的数额；所得数额，是指诈骗犯罪人通过实施诈骗行为想实际得到的财物数额；交付数额，是指诈骗行为的被害人由于受骗而实际交付的财物数额；侵害数额，是指诈骗行为直接侵害的实际价值额，我们认为，对认定金融诈骗罪的数额问题应当首先分别犯罪是否既遂的情形。因为行为人在预备、未遂、中止的状态下，可能只存在指向数额，所得数额、交付数额、侵害数额都无从谈起。

2002年10月、2004年3月,东北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下称“东北高速”)在中行哈尔滨河松街支行开立了两个银行账户。截至2004年11月30日,东北高速收到银行询证函回执,确认在河松街支行两个账户中有存款余额2.93亿元。2005年1月4日,东北高速领导和财务人员到河松街支行对账,发现账面仅剩7.31万元,其余存款去向不明。同时,其子公司黑龙江东高投资开发有限公司存于河松街支行的530万元资金也去向不明。东北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已向吉林省公安厅、黑龙江省公安厅报案。

与此同时,时任河松街支行行长的高山潜逃到加拿大。数日后,东北高速原董事长张晓光因涉嫌票据诈骗犯罪被捕。后警方查明,北京世纪绿洲投资公司实际控制人李东哲与高山、张晓光均为好友,李东哲行贿张晓光,后者指令东北高速在高山分管的河松街支行开户,而所存资金大部分被高山转与李东哲使用。2004年12月31日前后,李东哲、高山先后逃至加拿大。

2005年1月,东北高速向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的裁定由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管辖,此案最终由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受理。2008年3月17日,法院一审判决认为,由于河松街支行对东北高速的存款监管不力,使得东北高速存款丢失,造成东北高速合法权益受损,河松街支行应承担法律后果,全额赔付存款以及相应利息。中行随后提起上诉。2008年3月17日最高人民法院作出终审判决:被告河松街支行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给付原告公司存款293973160.51元人民币及利息(利息自2004年1月4日起至给付之日止按同期活期存款利率计算);案件受理费1476525.38元由河松街支行负担。

中国银行新闻发言人王兆文对外披露,发生在中行黑龙江省分行河松街支行的案件“是一起涉嫌内外勾结的票据诈骗案件”,涉及东北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等数家企业的数亿元款项。有数据表明,2003年,全国公安机关经济犯罪侦查部门共立金融票证类犯罪案件3800余起,涉案金额高达34亿元。自2004年3月至8月底,全国公安机关共立金融票证类犯罪案件2954余起,涉案金额24.83亿元;侦破案件2080余起,挽回经济损失1.77亿元。从个案情况看,近两年发生的几起银行重大票据诈骗案件是触目惊心的,损失非常严重,影响极为恶劣。

1当前金融票据诈骗犯罪的特点

1.1犯罪手段呈多样化、智能化

一、做好报案登记与谈话，详细了解发案经过

保险事故发生后，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一般会通过各种方式向保险人报案。有的案件，如人身保险的被保险人伤亡的案件，投保人、受益人在向保险人报案的同时，还会向公安机关报案；或者保险人接到报案后认为其中有诈，再向公安机关报案。报案登记与谈话认真、细致与否直接关系到侦查工作的成败。在这一阶段，由于案发不久，即使行为人有意诈骗，也不可避免地会留有漏洞，而来不及弥补。而对于出险真正原因、经过可在日后通过有关部门的调查、鉴定加以证明。因此，报案时陈述的案情可能与事后的调查结果或鉴定结论有较大差异。这种差异对于识破保险诈骗具有重要参考价值，有可能为侦查人员查明保险诈骗事实提供线索。所以报案登记、报案时所作的登记与谈话记录，对于侦查工作至关重要，如果不能及时收集证据，固定出险经过，不仅无法全面掌握案情，而且会使骗赔者有了任意改变陈述的机会，使以后的侦查工作陷于被动，甚至导致骗赔得逞。

二、认真勘查出险现场

出险现场是证据的可靠来源地，勘查现场是收集证据、识别诈骗的重要途径。现场勘查的任务，一是查明事故的原因及有情况；二是收集、记录、固定现场的有关证据。对于具有保险诈骗嫌疑的保险事故现场应重点勘查。正常的出险现场与当事人陈述的出险经过相吻合，而且痕迹物证的分布排列也符合客观规律。而骗赔案件，不仅出险情节反常，而且现场布设离奇，并且常有顾此失彼的破绽。[1]如某杀人骗赔案件中，犯罪嫌疑人初某以自己为受益人，为其母亲投保意外伤害险，随后趁其母亲熟睡时，将她放火烧死。向保险公司报案索赔时，初某称因为前一天烧热水渍酸菜，炕烧得很热，才导致被褥被烤着，其母亲被烧死。经仔细勘查，发现炕头位置的地板革表面被烧焦，但背面却无过火痕迹，说明火不是自下而上燃烧起来的，因炕热失火的理由并不充分。另外，从屋内被烧烤的程度看，瞬间火势很强，好象是汽油酒精等易燃物突然爆燃所致。对此，初某不能自圆其说。经侦查，证实了其杀人骗赔的犯罪事实。[2]

三、严格审查相关的证明文件和卷宗

在保险诈骗案件侦查中，对有关证明文件的审查是重要环节之一。受益人提供的证明文件因险种不同而各不相同，无论何种证明文件都应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审查：

论文摘要：随着现代科学技术在金融领域的迅速发展，涉及信用卡诈骗的犯罪手段日新月异、层出不穷，从而对司法实践中如何正确认定并予以处罚带来了新的挑战。文章提出对于信用卡诈骗与盗窃罪的界定，关键要解决两个问题：一是犯罪行为所直接侵害的对象；二是犯罪行为方式的本质属性上述问题均直接影响到罪名界定。

论文关键词：信用卡诈骗犯罪司法认定完善

随着现代科学技术在金融领域的迅速发展，涉及信用长诈骗的犯罪手段日新月异、层出不穷，从而对司法实践中如何正确认定并予以处罚带来了新的挑战。曾出现这样的案例，行为人利用工作之便，修改银行ATM机程序，从中获取了他人信用卡的卡号和密码，随后又利用这些信息大量制作伪造的信用卡并使用。对于这类情况，司法实践中就如何定性存在不同意见，亟待引起重视并加以解决，以确保执法的准确性和规范性。

一、司法实践中存在的认识分歧

刑法理论上，盗窃犯罪乍骗犯罪的根本区别在于客观方面，盗窃犯罪具有秘密性，被害人的贝寸产损失并非出于其错误认识和“自愿”行为；诈骗犯罪则通常采用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欺骗手段，被害人由此产生错觉，并基于错误认识而”自愿”交付、处分财产。但司法实践中，针对客观方面出现的诸多新情况、新问题，在定性认识上的分歧不可避免。如就上述案例而言，至少存在两种针锋相对的意见：一种意见认为，该行为等同于”盗窃信用并使用”，构成盗窃罪。因为信用卡的卡号、密码是一定财产价值的载体，可以成为盗窃罪的对象，行为人通过秘密窃取的手段获取信息，即表明持卡人对信用卡的安全性处于失控状态，故盗窃行为已经完成，同时卡号、密码作为信用卡真实性的核心要素，只要输入符合要求，对ATM机而占就是张”真”的信用卡，其确认交易、履行付款义务并无过错，银行也就不必承担任何责任，所以交际被害人是那些真正的持人，其损失系行为人秘密窃取造成的，而并非陷入错误认识后被人骗取。此外，行为人窃取卡号、密码在整个犯罪中起到了关键作用，并最终导致持卡人的实际损失，而伪造信用卡并使用只是实现非法占有的手段次要行为，不影响丰行为秘密窃取性质的认定。另一种意见则认为构成信用乍骗罪。理由是行为人窃取卡号、密码以及伪造信用卡的根本目的在于使用这些伪造的信用卡获取非法利益，属于”伪造信用卡使用”，其数行为之间具有牟连父系，同时触犯伪造金融票证罪和信用卡诈骗罪，构成刑法理论上的牵连犯。由于刑法分则对此未作特别规定，故应按照”从一重罪处断”的原则处理，但伪造金融票罪和信用卡诈骗罪的法定刑完全相同，不存在轻重之分，故应以其结果行为即信用卡诈骗罪处理。

二、认定信用卡诈骗犯罪应当注意的若干问题

（一）信用卡诈骗犯罪问题

信用卡自1950年由美国人富兰克林·麦克创建的大莱公司开创以来便在全球引发了一场足以影响人类货币历史进程的变革，产生了推动金融业各项业务开展的良好效应。信用卡是当今世界广泛流行的一种先进的新型支付手段和消费信贷结算工具，是银行或信用卡公司发给用户（包括个人和单位）用于购买商品、取得服务或提取现金的信用凭证。以此凭证持卡人就可以在暂不支付现金的情况下得到某些商品或服务，进行消费活动，在以后一定时间内再补足所欠款项。信用卡因其具有快捷便利等优点而被广泛地采用，然而由于信用卡业务是以持卡人的个人信用为基础，因而具有较大的风险性。信用卡运作的任何一个环节出了问题就会给银行或特约商户及信用卡持卡人造成经济损失。信用卡在我国出现虽然时间不长，但是信用卡诈骗活动却不少。据有关资料统计，我国信用卡诈骗的案件在1994年达到近万起，造成银行直接经济损失数千万元，犯罪分子的非法获利数额呈逐年上升的趋势。这类犯罪不仅侵犯了银行、特约商户及信用卡持有人的合法利益，而且还严重地扰乱了金融秩序，因此《刑法》规定对这类犯罪行为应予以严惩。

根据《刑法》第196条规定，信用卡诈骗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进行信用卡诈骗活动，骗取数额较大的财物的行为。”其特征是：

1.犯罪主体是自然人一般主体，即已满16周岁具有辨认和控制能力的自然人，单位不能成为本罪主体。

2.客体是复杂客体，即国家金融管理秩序和公私财物所有权。

3.客观方面表现为信用卡诈骗行为，具体表现为以下四种形式。

摘要:随着现代网络和通讯的高速发展，利用电信网络诈骗的犯罪模式不断出现。电信网络诈骗相比普通诈骗行为具有更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影响更加广泛。当前，针对电信网络诈骗的滥觞，司法不断加大力度围剿电信网络诈骗，力图清新电信网络空气。但在司法实践中，仍有不少争议问题亟待解决。

关键词:电信网络诈骗;治理;量刑

一、电信网络诈骗概述

2016年，公安机关严厉打击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全国共破获电信网络诈骗案件8．3万起，同比上升49．6%，为群众挽回损失25亿元。电信网络诈骗在我国目前并不是一项独立罪名，它是《刑法》规定的诈骗罪中的一种特别的可类型化的方式或手段，即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利用现达的电话、网络平台或电子信息等非接触性的方式，采用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手段，使对方产生错误认识，基于认识错误而处分财产，骗取公私财物数额较大的犯罪行为。2016年3月4日，最高人民法院九起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典型案例，体现了国家对该类犯罪的重视与打击力度。但司法实践中仍有一些问题值得我们探讨。

二、电信网络诈骗治理困境与措施

(一)社会管理缺陷:头痛医头，过度倚重刑法的威慑作用。刑法因为其严厉性和强制性对于预防和控制犯罪具有重要作用，但不是所有的不法行为都适宜用刑法来威慑。因此在刑法理论上，存在刑法之最后手段性的说法，认为刑法规定的法律效果系所有法律规范中最为严厉，而具痛苦性、强制性与杀伤性的法律手段。所以，对于电信网络诈骗的治理还应当考虑造成它屡禁不止的其它根源。首先，网络电信部门监管不到位，个人信息泄露情况严重，这是导致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重要起因。2016年9月23日，六部门了《关于防范和打击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通告》，要求电信企业要严格落实电话用户真实身份信息登记制度，这一制度有利于填补信息安全的漏洞。但同时，应逐渐推广网络实名制，通过实名上网确认身份。韩国政府从2002年起开始实施网络实名制，要求网民在主要网站信息，必须先输入个人身份证号码接受身份认证，在经过验证后方可以代码替代真实姓名留言。这样，有助于打消不法分子通过隐藏身份或伪造身份来逃避法律责任的侥幸心理。因此，对于电信网络诈骗，除了运用刑法来定罪处罚外，还应运用各方面的社会管理措施来综合治理，树立防控电信网络诈骗犯罪不单单是哪个部门一家的事。其次，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分子逐渐成公司化、组织化的特点，人数众多且多为共同犯罪，使得抓捕更加困难，单靠公安机关一方难度大。因此，遏制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发展蔓延，必须在合作与协作上下功夫，不能仅仅依靠刑法的威慑作用，还应大力构建和完善合作作战机制、联动协作机制和警务合作机制，切实提升整体作战、共同打击犯罪的效能。同时，针对此类犯罪新动向、新特点，进一步创新工作机制，加强部门间协作配合，深入开展重点地区整治，着力提升打击能力水平。(二)相关法律法规不完善与其他国家相比，我国针对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在立法方面比较滞后，存在很多缺失。2016年12月20日，最高人民法院公布《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办理电信网络诈骗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规定“实施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实际骗得财物的，以诈骗罪(既遂)定罪处罚。”并且司法实践中，针对电信网络诈骗犯罪，一般都是以诈骗罪定罪。根据中国裁判文书网2010－2016年电信诈骗案判决罪名列表来看，综合462份判决书的判决(含数罪并罚)情况，其中有419起是以诈骗罪来定罪，可见诈骗罪(含未遂)仍是定罪最多的类型。有33起是妨害信用卡管理罪，有11起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有10起是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罪。其余还有盗窃罪、招摇撞骗罪、破坏公用电信设施罪等。可见，电信网络诈骗往往还触犯了其它法益，因此还应充分考虑与其他犯罪的关联，考虑犯罪的罪数与竞合问题，所以应尽快弥补相关立法的不足。其次，量刑方面，一般也是比照诈骗罪的量刑幅度。因此应当尽快出台此类犯罪的量刑指导性案例，填补量刑的空白。

一、假币诈骗犯罪的特点

假币诈骗犯罪一般是指行为人先通过非法手段获取假人民币，后利用假人民币进行诈骗活动的行为，主要有以下特点：

（一）假币诈骗侵害的对象范围大。假币诈骗犯罪不仅仅发生在经济较发达的中等城市，而且开始渗透到农村集市等偏僻的角落，被侵害的对象大都是经济状况较差的低收入群体。

（二）作案时对受害人诱惑性大。如有的假币诈骗犯罪成员诱骗购买假币的客户时，先将真币出示给客户，并声称是科技含量高的假币，甚至邀请客户一起到银行验币。在取得客户的信任后，让提客户用真币换取高比例的假币。此种作案手法诱惑性大，很容易使人上当。

（三）假币诈骗犯罪日趋团伙化、职业化。假币诈骗犯罪是一个系列性的犯罪，从非法获取假币、诱骗受害人购买假币以及到实施诈骗，整个过程环节多，涉及范围广，犯罪嫌疑人在作案时往往分工明确、配合默契。在诈骗活动开始交易时，往往是团伙成员中的两个人前往交易，其余在附近观察可疑情况，一旦情况有变，即掩护他人逃匿。犯罪活动结束后，迅速切断联系，团伙成员各奔东西。

二、打击假币诈骗犯罪工作中存在的困难和问题

本文作者：翟燕工作单位：中国人民大学

票据制度在经济生活中发挥着汇兑、信用、支付、结算、融资等举足轻重的作用,“是商品交易的血管里流动着的血液”。票据诈骗犯罪,即违反票据法的有关规定,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以虚构事实或隐瞒真相的方法,利用票据骗取财物,数额较大的行为。票据诈骗犯罪既违反了票据法又违反了刑法,其违反刑法是以违反票据法为前提,应承担相应的民事、行政、刑事责任。从行政刑法的角度理解票据诈骗犯罪特征,就是结合票据法及行政刑法的相关理论来解读刑法相关规定。

一、行政刑法的基本原理

行政刑法发源于德国,以与“刑事犯”相对应的“警察犯”的出现为标志。行政刑法之父哥特斯密特认为:司法的目的在于保护法益与人的意思领域,为达此目的,其所采用的手段是持续的宣誓与法律的规定等;在这些宣誓与规定中,一定要具有强制力的刑法,作为达成司法目的的强制手段,这就是“司法刑法”之意旨;与之相对,行政的目的在于促进国家与社会的福利,其促进手段是行政作为,在此行政作为中同样具有强制力的法规,用以确保行政作为之畅通无阻,此即行政刑法之意旨。①哥特斯密特的行政刑法理论得以付诸实施,体现为德国1949年的《经济刑法》和1952年的《秩序违反法》将违警罪从刑法中分离出来,并划归到行政法的范畴之中,形成了行政犯与刑事犯相分立的立法模式。继受德国行政刑法理论的日本和我国台湾多将行政刑法作为特别刑法来对待,即从刑法的角度,研究附属于行政法中的刑事规范。著名学者福田平认为:“行政刑法是国家为达到行政上的目的,课人民以作为或不作为的义务,而于其违反义务时课以刑罚制裁的行政刑事法规的总称。”台湾地区也有类似观点,如林山田就认为“行政刑法是附属刑法”,“附属刑法与核心刑法同样以刑事刑罚为制裁手段,其本质为刑事不法而非行政不法”。②在我国大陆,行政刑法的研究起步比较晚,走的主要是建构理性主义的道路,目前形成了刑事法说的模式,即将行政刑法作为刑法的一部分,规定于普通刑法典(第3、6等章)中。此外,还包括劳动教养制度。有学者将行政刑法定位为“独立的第三学科”,既不属于刑法也不属于行政法。但鉴于行政刑法的本质特征在于行政和刑事两种责任的竞合,不具备独立的调控机制,所以不宜将其定位为独立的学科。尽管如此,行政刑法还是比单纯的刑法更加准确地描述了某些犯罪,本文试从行政刑法的角度分析票据诈骗犯罪的特征。

二、票据诈骗犯罪客体的特征

票据诈骗犯罪行为包含两方面的内容:一方面,行为人实施了使用伪造、变造、作废的票据,假冒他人票据,签发空头票据等虚假票据行为,行为本身侵害了票据管理制度;另一方面,票据诈骗行为骗取了或旨在骗取他人数额较大的财物,行为结果侵害了公私财产所有权。由于票据诈骗犯罪同时直接侵害了两种具体的社会关系,所以具有双重客体。票据诈骗犯罪的双重客体中,票据管理制度是主要客体。本罪归属于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一章金融诈骗罪一节,足见立法原意更重视其破坏票据管理制度的属性。此外,这也是本罪区别于普通诈骗犯罪的重要特征。与普通诈骗犯罪相比,本罪不仅侵犯具体的财产权,而且侵犯无形的抽象的票据管理制度。而票据管理制度是我国金融管理制度和市场经济秩序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整个市场经济建设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破坏票据管理制度的行为极大地损害了票据的信用基础,妨碍了票据的正常流通,特别是在我国目前信用经济正在构建之中,其危害性更为严重。

近年来，随着人们物质文化水平的不断提高，手机、网络等新型通讯工具越来越普及。但随之而来的，是犯罪分子利用这些通讯工具所具有的隐蔽性强、操作简单、地域跨度大、覆盖范围广、易逃避打击等特点，通过移动电话、网络、短信等方式实施诈骗活动，严重扰乱了人民群众的正常生活秩序。

一、利用手机、网络等工具进行诈骗的种类

一是冒充亲友诈骗。犯罪分子通过电话套出受害人的亲友，并以其亲友身份称将于近日来拜访，后又以途中有意外（如车祸善后、就医、被抓缴纳罚款）需要资金为由，让受害人向其汇款。二是冒充特定身分诈骗。通过获取受害人单位领导、子女或亲友的详细资料，犯罪分子冒充领导、老师、医生等特定身分，编造理由（如：领导生病、子女在学校受伤、被绑架等），让受害人向其提供的账户上汇款。三是冒充银行信用卡中心诈骗。犯罪分子通过捏造受害人在商场刷卡消费事由，以短信的方式通知受害人。当受害人回电后，再冒充银行工作人员，提出帮忙升级信用卡，骗取受害人密码并骗转存款。四是虚假网上购物诈骗。犯罪分子在互联网上以极低价格贩卖商品，骗取受害人汇款。五是虚构“中奖”信息诈骗。犯罪分子通过电子邮件、短信、qq、msn等方式发送虚假“中奖”信息，以风险抵押金、税款、代办费等诸多名义实施诈骗。六是虚构招聘、婚介等诈骗。犯罪分子以短信或在网络上刊登招聘、婚介等信息，以报名费、面试费、服装费、介绍费等名义，骗取钱财。七是虚构办理高息贷款或信用卡套现业务诈骗。犯罪分子通过短信、qq、msn等方式谎称可办理高息贷款或信用卡套现业务，以提前交纳手续费、税款、利息等名义实施诈骗。八是利用互联网传播虚假信息诈骗。犯罪分子在互联网上散布可快速致富、技术资料转让等虚假信息，以提前支付定金、转让费、公证费等名义，要求受害人汇款。九是以虚构信息对受害人进行威胁诈骗。犯罪分子利用短信或电话，以公布隐私、绑架、爆炸等虚构信息要挟，要求受害人汇款。

二、侦破难点

首先，该类案件是跨空间作案，大多数无犯罪现场。其次，犯罪分子作案时使用的手机号码、银行帐户和网络等开户资料大多为虚假信息。再次，犯罪分子往往采取甲地开办手机卡、银行帐户，乙地实施诈骗，丙地取款，丁地分赃等跨地域多点作案，调查取证工作难度极大。第四，犯罪分子作案所用手机、电脑基本是“专机专用”，常规侦控手段很难有所突破。第五，犯罪分子在诈骗得手后，大多数变换作案手机卡及银行卡，对公安机关串并案侦查极为不利，增加了顺线追踪的难度。第六，案件涉及多地域、多部门、多警种，若无法形成合力将难于突破。第七，案件涉及的团伙成员及分工时有变化，对明确团伙结构、成员分工情况带来困难。第八，犯罪分子大量向不特定地区和对象虚假信息，对查找受害人、深挖团伙案件的难度较大。第九，犯罪证据调取工作涉及面广，工作量大，给警方在警力、财力和能否按时办结案件上造成一定的压力。

三、采取的对策

〔摘要〕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有由电信诈骗向网络诈骗转变、诈骗手法更新迅速、诈骗对象选择更加精准、犯罪上下游产业化链条化突出的特点。应当运用协同治理理论，从以下五个方面构建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协同治理机制:发动多元主体广泛参与治理;充分发挥联席会议制度作用;公安机关强化侦查打击;强化行业治理压实主体责任;充分调动多方主体联动进行反诈骗宣传，以期对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综合治理提供建议与思路。

〔关键词〕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协同治理;多元主体;联席会议制度

一、当前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特点与发展趋势

电信网络诈骗犯罪通常被认为是犯罪嫌疑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利用互联网与现代通讯技术，通过虚构事实、隐瞒真相，在不与受害人发生现实物理接触的情况下，骗取受害人财物的行为。当前，互联网通讯技术与快捷支付技术日益发展，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手法得以不断翻新，其特点与发展趋势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整体上由电信诈骗向网络诈骗转变。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诈骗手法不断发展变化，早期主要是电信诈骗，即利用改号软件拨打电话虚构事实引诱被害人转款，或者用伪基站发送含有木马链接的短信引诱被害人点击实施诈骗。近年来，诈骗分子使用网络工具进行诈骗的案件逐渐增多。360猎网平台于2020年1月7日的《2019年网络诈骗趋势研究报告》数据显示，受害者接触诈骗者或诈骗信息的主要途径前三位分别是QQ、微信、电话，三者举报量分别占总举报量10.69%、10.38%、9.76%。由此可以看出，相对于电话诈骗，诈骗分子使用即时通讯工具、社交软件实施诈骗的越来越多。以网络为工具实施诈骗的情况愈发严重，网络诈骗案件在整个诈骗案件中的占比呈逐年上升趋势，2017年仅占7.67%，2018年占比达到17.61%。这样的趋势变化，无疑给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打击治理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二)诈骗形式多样，手法更新迅速。据公安部刑侦局统计，已经产生并常见的电信网络诈骗手法有48种。为了不断提高诈骗犯罪的收益和成功率，诈骗分子在不断研究欺骗性更强的诈骗手法。诈骗手法、话术与剧本等都由专门团队设计，配合获取到的个人信息有针对性地精准施骗。比如2019年盛行的“杀猪盘”诈骗，是传统的交友诈骗和网络平台赌博诈骗的结合体，专门针对社交软件与婚恋网站上渴望交友恋爱的人群。诈骗手法不断更新还因为诈骗分子紧跟新政策与时事热点。(三)诈骗对象的选择更加精准。大数据时代，快递业、手机软件、电商平台都存储着大量的公民个人信息数据，诈骗分子使用黑客技术或者通过行业内部渠道能够获取到大量的公民个人信息，包括公民的姓名、家庭成员、主要社会关系、各种联系方式、日常活动轨迹、购买习惯等等。诈骗团伙的组织策划人员通过对这些信息的分析，精心制作出针对性极强的诈骗方案。这样的精准诈骗使得受害人往往难以识破骗局，大大提高了诈骗的成功率。比如爬虫等技术的出现使得精准诈骗成为现实，婚恋交友类诈骗中，资料组先在技术组的协助下，在婚恋网站爬取用户信息然后进行筛选使用，“精心”制作诈骗剧本，为精准实施诈骗提供基础。(四)犯罪上下游产业化、链条化突出。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各个环节之间会衍生出一系列网络黑灰产业链，其上游产业链主要涉及信息流方面木马病毒钓鱼软件的制售。同时也存在部分因工作性质掌握大量公民个人信息的单位内部人员受利益驱使，利用工作便利贩卖公民个人信息的现象。下游产业链主要涉及资金流方面，诈骗分子要将骗到手的钱迅速转走、洗白，由于转账有限额，需要数目不小的银行卡进行转账，进而催生了贩卖银行卡的灰黑产业链。有人专门负责收购银行卡，有人为了蝇头小利，用自己的身份证办理银行卡售卖，还有很多上游卖卡人员直接组合四件套，即对公账户、银行卡、电话卡、公司公章卖给诈骗分子供其洗钱。

二、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打击治理的困境分析

近年来，为了应对电信网络诈骗犯罪高发多发态势，理论界与实务界进行了一系列探索，公安部等有关部门采取了一系列举措，初步实现了查处违法犯罪嫌疑人数与破案数明显上升、发案数与群众财产损失明显下降的“两升两降”目标。但是，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高发势头还没有从根本上得到遏制，打击治理该类犯罪的形势依然严峻，打击治理工作存在明显和突出的困境。(一)联席会议制度落实不到位。联席会议制度是各级党委政府统筹指挥打击治理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有益制度尝试，然而在实践中的落实还存在一系列问题:一是联席会议成员单位参与度不强，主动性不高。二是公安机关与电信运营商和银行部门协作的深度与广度不够，行业壁垒导致数据信息共享困难，公安机关前往电信与银行部门调取证据的手续与审批程序还较为复杂，成员单位之间的合作还存在制度性瓶颈。三是在案件侦查中，一些网络公司与第三方支付公司对于公安机关的协作不重视不积极配合，而互联网主管部门对此类行为没有采取有效的监管举措。出现这些问题的原因在于各级有关部门联席会议制度落实不到位，导致成员单位主动性不高，成员单位之间协作不畅，打击治理的合力难以形成。(二)公安机关打击效能不高。打击犯罪是公安机关的主责主业，目前公安机关对于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侦破能力还不够高，主要表现有以下几点:一是打击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各专业警种合成作战机制不完善，合成状态松散，难以保证高质量的同步上案。二是公安机关刑侦部门的异地侦查协作存在制度性障碍，协作方在无偿性协作理念下协作动力不足，不能及时提供应有的帮助与支持，导致公安机关在侦办跨地域系列电信网络诈骗案件时异地调取证据等工作开展困难。三是侦查队伍建设不完善，业务能力不强，囿于繁重的侦查破案工作不能获取及时的培训，从而不能应对更新迅速的电信网络诈骗犯罪。(三)行业治理举措力度不够。行业治理的相关举措力度不够，防范体系和监管环节存在漏洞。信息流方面，一是手机卡实名不实人现象突出，有些人用自己的身份证办理手机卡之后进行贩卖，形成产业链，使得侦查人员在进行线索研判查到手机号之后，难以与犯罪嫌疑人相对应。二是互联网平台、社交软件等虚拟平台实名制落实不到位，导致网络空间与平台成为诈骗分子青睐使用的工具。三是诈骗电话和短信的预警拦截效果不理想，电信行业对产品与业务的风险把关不到位，技术防范与端口封堵效果不理想，没有能将诈骗电话阻断在行骗之前。资金流方面，个人贩卖银行卡现象较为严重，形成了黑色产业链。对公账户开立容易，而公安机关查控冻结比较困难。另外，一些银行等金融机构没有落实涉案账户、灰名单账户管控预警机制，第三方支付平台的查询止付工作较为困难。(四)反诈骗宣传效果不理想。诈骗犯罪区别于其他类型犯罪的最为显著的特点，是犯罪人与被害人之间存在信息流的交流与互动。从某种意义上讲，如果没有被害人陷于错误认识之后的主动配合，诈骗分子的犯罪目的就难以实现。［1］因此，强化反诈宣传，使所有的电信网络诈骗潜在被害人具有识别骗术能力与防骗意识尤为重要，可以说是治理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治本之策。然而在反诈宣传方面，基本上是公安机关的单打独斗。以联席会议制度为依托的全社会联动宣传局面还没有形成，多方主体参与到反诈宣传中的参与度不够;宣传内容较为枯燥，宣传形式不新颖进而难以深入人心;反诈信息尚不统一，针对易受骗群体的宣传力度不大，群众参与度不高。这样一系列的问题使得我们的反诈宣传工作效果不甚理想，效能不高，没有发挥应有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