诈骗范文10篇

摘要信用证是国际贸易中重要的信用结算工具,信用证本身不能防止欺诈,因此,信用证诈骗案件发生率很高,且诈骗数额巨大,严重破坏了国际间的正常贸易,发展中国家更是信用证诈骗的多发地区。我国将来加入WTO后,国际间的贸易会不断增加。笔者对信用证诈骗的原因、危害与特点进行研究,希望人们对此引起深层次的思考。

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和高科技的发展,金融已成为世界经济舞台上铁马金戈,纵横捭阖的时代英雄。信用证是国际贸易中重要的信用支付工具,无论在发达国家还是在发展中国家,国际贸易结算采用信用证方式都已占很大比重。在我国,进出口贸易结算的50%以上采用信用证方式。但是,信用证业务自身的复杂性和游离于基础合同的独立抽象性加重了风险防范和金融监管的难度。世界各国不时有信用证诈骗案的发生,发展中国家更成为信用证诈骗的多发地区。信用证诈骗案数额巨大,危害严重,教训深刻。因此,有必要对信用证诈骗的原因、危害与特点进行深入的探讨。

信用证(LetterofCredit简称L/C)诈骗,是危害金融管理秩序的犯罪,其产生与信用证一样有着悠久的历史,是伴随着信用证的产生、发展而产生的一种国际犯罪形式。信用证诈骗犯罪既离不开信用证这个犯罪对象,也离不开金融市场和国际贸易这个特定的犯罪领域。所以,要研究信用证诈骗犯罪,必须首先了解信用证及其在赖以生存的金融市场中的运作程序。

信用证方式的产生,很大程度上是为了防止异地、异国间贸易中存在的双方不信任与欺诈行为,但是目前世界上还没有一项制度可以完全防止欺诈,因为总会有“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的情况。信用证方式本身也不能完全避免欺诈。因为信用证的作用,仅是在双方有“信用”的前提下给以保障:对卖方是获得出口项下的货款,对买方是得到与合同相符的货物。而“信用”、是不能防止欺诈的。

一、信用证诈骗的原因

信用证自身存在的理论上的缺陷(即“独立抽象性”原则)是造成信用证诈骗的主要原因之一。信用证是针对单证文件而非货物。这一基本原则体现在UCP500(国际商会1993年修订本《跟单信用证统一惯例》500的简称)第4条规定:“在信用证业务中,有关各方所处理的是单据,而不是与单据有关的货物、服务及/或其他行为。”但单据文件极易伪造。在印刷业发达、便利的今天,伪造美钞、名画已能以假乱真,伪造与信用证要求相一致的提单等单证文件则更为容易,也更容易成功。提单是一种物权凭证,所以,有人形容提单是一把打开浮动黄金仓库的钥匙,而伪造提单比伪造名画容易得多。那么,在信用证方式下,卖方以假单证特别是提单行骗,说明货物已经付运,其实没有这回事,银行仅机械地“审核信用证规定的所有单据,以确定其表面上是否与信用证条款相符”(UCP500第3条)后即支付货款,毫无义务核对受益人(卖方)所提供的单据的实际真实性,这对买方是很危险的。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与市场交易手段的多样化，银行票据已成为人们现代生活交易中最重要的信用支付工具。但近些年来，社会不法分子将犯罪矛头指向了银行，金融诈骗的案件已时常成为新闻版的热点话题。银行票据的诈骗案件更是屡见不鲜，犯罪不断，不仅给银行与客户造成了重大的经济利益损失，而且严重影响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和谐发展与金融秩序的稳定。因此，了解银行票据犯罪类型、犯罪手段的惯常运用与形成因素，对加大对银行票据犯罪的打击力度，加强银行的业务风险防范能力，整肃金融行业秩序，稳定金融市场的健康长远发展显得尤为重要。

一、票据诈骗的类型与常用犯罪手段分析

1.伪造票据。它的表现形式是无权限的人假冒他人或者以虚构的人的名义进行不正当的票据行为，一般分为伪造票据与伪造票据上的印签两种情况。而犯罪份子惯常使用的是伪造银行汇票与银行承兑汇票达到非法占有银行资金或他人财物的目的。

2.变造票据。表现为无权更改票据内容的人，对票据上签章以外的记载事项或内容进行变更的行为。犯罪分子往往会采取高科技手段进行票据的变造，令人不易察觉。防不胜防。

3.犯罪分子在非法取得他人票据后，对根据正常商品交易签发出的合法有效票据，办理非正常止付手续，骗取销货方的货物或银行资金。犯罪分子一惯常用的做法是向银行申请签发一份银行汇票。随后以“该汇票丢失”为由向法院申请公示催告，法院通过后就会向出票行出具止付通知。如果止付成功，受损失的是销货方；如果止付失败，则有相当大的因素是付款收不到止付通知。如此一来责任就得银行来负。

4.冒充身份非法提款。有调查发现，某些票据诈骗分子在非法取得他人票据后。利用事先伪造或者盗窃等非法途径得来的票据合法持有人的身份证件、印章或其他身份证明材料。冒充持票人到银行行使付款请求权，进行非法提款。

论文摘要：信用证是国际贸易中的一种重要的支付手段。信用证诈骗是发生在信用证结算过程中一种比较复杂的犯罪行为社会危害性极大。本文指出信用证结算贸易的当事人应从自身的角度加强对信用证诈骗的防范。

论文关键词：信用证诈骗国际支付

信用证，英文称为documentarycrdits(跟单信用证)lettersofcredit(信用证)或commercialcredits(商业信用证)。国际商会统一惯例(UCP)简单地称之为“credits''''’。实际上他们都是指一种有银行应买方申请而向卖方(受益方)发出的由银行保证在收到符合要求的单证时支付货款的信用函件。实是一种付款的安排，也是当今国际贸易结算中使用最普遍的支付工具之一。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国际贸易逐渐繁荣，信用证结算的应用也日渐频繁。与之伴随而来的是信用证诈骗犯罪也不断增加，给国家和经济组织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而且扰乱了金融市场秩序。众所周知“中国是外国卖方利用假证行骗的主要受害国”，所以对信用证诈骗的犯罪做出系统研究十分必要，以利于对其进行有效防范和打击。本文拟对此做出浅显的分析和探讨。

一、信用证诈骗犯罪的界定

关于对信用证诈骗犯罪的界定，学界并无太大分歧，学者较多的是将其核心内容界定为“利用信用证进行诈骗活动”或是“利用信用证进行诈骗活动的行为”。笔者认为，对信用证诈骗犯罪的界定应首先考虑刑法的相关规定，并以之为依据。我国《刑法》第195条规定“有以下情形之一，进行信用证诈骗活动…”，可见《刑法》基本是用“利用信用证进行诈骗活动”，与“进行信用证诈骗活动”意思是极为相似的。笔者认为二者有细微的差别仍需引起注意，“利用信用证”的前提是“有信用证”。无论其信用证是真是假，至少形式上是有信用证，然后才能谈到如何“利用”信用证。如果依照“利用信用证”的思路来界定信用证诈骗活动就有可能与《刑法》的相关规定发生冲突，比如：某一出口商谎称由买方需要的资源，骗的买方信用证，但没有利用此信用证去进行其他诈骗活动。此种情形是否属于信用证诈骗犯罪?显然是的因为我国《刑法》第195条规定的进行信用证诈骗活动的第三项便是“骗取信用证的”，所以通过诈骗取得信用证的行为本身就已是信用证诈骗犯罪行为。

一、合同诈骗罪的犯罪对象

合同诈骗罪侵犯的客体是双重客体或复杂客体，理论界对此没有异议。该罪侵犯的客体包括国家对合同的管理制度和公司财产的所有权。合同诈骗罪的对象是对方当事人的财物。这里的对方当事人，即与之签订合同的另一方当事人，既可以是自然人，也可以是法人，还可以是不具有法人资格的其他组织。财物的种类多种多样，诸如生产资料、生活资料、动产、有形财产、多数无形财产、合法取得的财产、非违禁品都能成为合同诈骗罪的对象是毋庸置疑的。这里主要探讨的是不动产、无形财产中的知识产权、非法取得的财产、违禁品是否能成为合同诈骗罪的对象问题。

对于不动产能否成为包括诈骗罪在内的财产犯罪的对象问题，自古罗马法以来就是刑法理论争议的问题，但从近现代以来各国刑事立法发展情况看，将不动产纳入财产犯罪之对象的做法越来越普遍。如《日本刑法》第235条之2专门规定了侵夺不动产罪；《意大利刑法典》第631条将“意图占有他人不动产之全部或一部，而移动或变动境界者”规定为犯罪；我国台湾地区《刑法》第320条第2项也规定了窃占不动产罪。在我国刑法学界，有学者提出，盗窃、抢劫罪犯罪对象一般说来不能包括房屋等不动产，而诈骗、侵占的犯罪对象则包括不动产。（注：周振想主编：《刑法学教程》，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525页。）应该说，尽管在司法实践中骗取不动产犯罪案件极其少见，但从理论上说，骗取不动产是完全可能的，而且，刑法也没有将不动产排除在合同诈骗罪对象之外，所以笔者认为合同诈骗罪的对象可以包括不动产。

无形财产中的专利权、商标权和著作权等知识产权不能成为合同诈骗罪的对象应当是没有疑义的。因为这类财产虽然也要依附于一种有形的载体之上，但是行为人骗取了有形的知识产权载体，却并不意味着权利原有人就失去了对这些知识产权的所有权。至于行为人骗取这些知识产权给权利人的权利造成的侵犯，完全可以以侵犯知识产权罪来追究刑事责任。当然，通过签订、履行合同而骗取此类知识产权的载体数量较大拒不退还的，也可以以合同诈骗罪处罚，但这时的犯罪对象已变为作为有形物品的载体。（注：赵秉志、于志刚：“论侵占罪的犯罪对象”，载《政治与法律》1999年第2期。）至于专有技术，过去有关司法解释曾一度将之规定为财产犯罪的侵犯对象。（注：如1992年12月11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关于盗窃案件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释》曾规定盗窃罪的对象包括重要技术成果。）应该说，在1979年刑法对知识产权保护缺乏明确规定的情况下，通过司法解释将专有技术纳入刑法保护的范畴是可以理解的。但即使如此，过去也有论者指出，对于非法占有企业技术成果的行为，在刑法上规定为独立的犯罪，是比较适当的。（注：王作富、韩耀元：“论侵占罪”，载《法律科学》1996年第3期。）也正因为如此，现行《刑法》第219条专门规定了侵犯商业秘密罪。按该条规定，以盗窃、利诱、胁迫或者其他不正当手段获取权利人的商业秘密的，属于侵犯商业秘密的行为，如果给商业秘密的权利人造成重大损失的，应以侵犯商业秘密罪论处。因此，专有技术已不能成为合同诈骗的对象。

对于由走私、诈骗或者其他非法活动所得的财物是否能成为诈骗罪的对象，理论上有不同的观点。如有的论者认为，公民个人的财物限于公民个人的合法财物，即公民个人的非法财物不能成为诈骗罪的对象。（注：欧阳涛等：《经济犯罪的定罪与量刑》，广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384页；张穹主编：《中国经济犯罪罪刑论》，大地出版社1989年版，第331页。）另有论者则认为，这种提法是不准确的。因为公民个人的非法财物，就公民个人对该财物的这种实际占有关系而言，由于缺乏法律依据或财物所有人的同意，构成对所有权的侵犯，因而不受法律保护。但是，就这种财物本身而言，其背后仍然存在权利关系，理所当然应该受到法律的保护。所以公民个人的财物，无论是合法的还是非法的，均可以成为诈骗犯罪的侵犯对象。（注：高铭暄、王作富主编：《中国惩治经济犯罪全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044页。）笔者认为肯定说的观点更为妥当，当然这并不是出于对财物持有人非法行为的保护，而是因为行为人无权占有该项财物。因为按照国家法律规定，非法收入应当没收归公、非法占有他人非法取得的财物，实质上是对国家财产的侵犯，对此国家当然要进行刑事追究。

对于违禁品，我国法律严禁任何组织或个人非法拥有，也禁止自由流通。但是违禁品作为一种“黑色”商品存在是有经济价值的，法律越禁，其利润就越高。违禁品能否作为财产犯罪的对象，我国的司法实践大致持肯定的态度。如最高人民法院1998年3月10日的《关于审理盗窃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5条第8项关于“盗窃违禁品，按盗窃罪处理，不计数额，根据情节轻重量刑”的规定。从理论上说，违禁品尽管为法律所禁止非法持有，但是这种禁止并不等于任何人可以任意非法取得并加以占有。因为违禁品虽然属于违法物，但其同样仍然存在合法的所有人。利用合同骗取违禁品的行为和利用合同骗取其他物品一样，都侵犯了一定的所有权关系，因而都应当以合同诈骗罪追究刑事责任。

摘要：近年来，网络诈骗事件引起了社会和刑法学界的广泛关注。从中国网络诈骗的刑事立法沿革来看，可以分为两个时期：1949年至1996年为无网络诈骗立法时期、1997年至今为网络诈骗的规制和立法完善时期。中国对网络诈骗的刑事立法呈预备行为实行行为化、犯罪主体扩充化、非纯正数额犯趋势化的特点。未来中国预防和规制网络诈骗犯罪应该注重技术防护和刑法规制相协调、多种社会调控手段相结合、完善网络诈骗犯罪行为的规制。

关键词：网络诈骗；刑法规制；立法沿革；立法特点

随着互联网的普及与快速发展，人们从中获得了巨大的便利的同时，也遭受了前所未有的损害。在日常生活中，网络诈骗行为随时可能发生。根据《2014年中国网站可信验证行业发展报告》显示，截至2014年6月底，31.8%有网络购物经历的网民曾在网购过程中直接碰到钓鱼网站或诈骗网站，网购遇骗网民的规模达6169万，超过39.7%的网民损失额度超过500万，保守估算每年因钓鱼网站或诈骗网站给网民造成的损失不低于308亿。[1]面对这样的事实，如何既能有效打击网络诈骗犯罪，又能最小限度的阻碍网络技术的发展，成为刑法学界研究的重点课题。

一、网络诈骗的刑事立法沿革

（一）1949年-1996年：无网络诈骗立法时期

1949年成立的新中国是一个现代科技比较落后的国家，各方面的资源几乎都是空白的，在计算机网络方面更是没有一点基础，平常百姓对现代化的网络几乎是没有概念的。直到20世纪90年代，我国的互联网才开始发展。中国最早的网络是在1994年由中国邮电部投资建设的中国公用计算机互联网chinaNET，其目的是为中国公众用户提供INTERNET的各种服务，推进信息化产业的发展，而且个人电脑于上世纪90年代后期进入中国，2000年后才开始普及。在1949-1996年期间，普通家庭几乎没有接触过电脑，也没有关于利用网络实施诈骗的案例发生，所以，1979年刑法典并没有任何关于规制网络诈骗行为的条文，国家也没有制定其他的法律法规对网络诈骗进行规制。

「摘要」

“数额”在公安机关对金融诈骗犯罪进行立案认定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是否具有特定的数额是决定是否作为诈骗刑事犯罪追究刑事责任的标准。现行的法律文件对于数额的规定不够具体、明确，从而给司法实践的适用带来混淆。本文分别金融诈骗个人犯罪和共同犯罪两种类型就“数额”的认定、适用问题阐明看法。在金融诈骗个人犯罪中，应当区别犯罪既、未遂两种情形，在既遂犯中，应当以所得数额作认定，适用中注意对具有返还、非法使用处分、行政机关已经单独处理过等情形的具体适用。犯罪在预备、未遂、中止的情况下，以指向数额为认定标准。在金融诈骗共同犯罪中，则应当分别定罪和量刑两种情形作认定。

「关键词」金融诈骗所得数额指向数额认定适用

“数额”在公安机关对金融诈骗犯罪进行查处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是否具有特定的数额是决定是否作为诈骗刑事犯罪追究刑事责任的标准。2001年4月18日由最高人民检察院和公安部联合的《关于经济犯罪案件追诉标准的规定》（以下简称《追诉标准的规定》），对于金融诈骗犯罪和经济犯罪中涉及到“数额”的犯罪基本都作了具体的规定，达到这一数额的，才能构成刑事犯罪立案、追诉，追究刑事责任；未达到《追诉标准的规定》中的数额的，不构成刑事犯罪，只能作为一般违法行为追究相应的民事或行政责任。《追诉标准的规定》意在解决由于缺乏对一些经济犯罪案件在立案侦查、批捕、起诉工作中出现掌握尺度不尽一致的情况，影响到案件的查处工作，从而给办案实践提供一个明确、统一的执法规范。但是，这一规定对于金融诈骗数额和其他经济犯罪追诉数额的规定，仍然有含糊之处，使得实践中仍然不宜操作。举例来说，在陈淑兰、陈淑英集资诈骗案件中，“二陈”涉及到的诈骗数额共达8877万元，用后吸收的集资款兑付先前的集资款本息为6467万元，无法返还的集资款共计2400万元，如果适用《追诉标准的规定》，究竟适用哪一个数额进行认定，该规定没有说明，从而给实践中的适用带来混淆；而这一问题在金融诈骗犯罪，乃至经济犯罪的认定中是普遍存在的。本文在下文中分别金融诈骗个人犯罪和共同犯罪两种类型就“数额”的适用问题阐明看法，为公安机关司法实践作一参考。

一、金融诈骗个人犯罪

对于金融诈骗个人犯罪的犯罪数额具体所指，在学理上有多种认识，包括：指向数额，是指诈骗犯罪的指向的公私财物数额，即行为人主观上希望骗得的数额；所得数额，是指诈骗犯罪人通过实施诈骗行为想实际得到的财物数额；交付数额，是指诈骗行为的被害人由于受骗而实际交付的财物数额；侵害数额，是指诈骗行为直接侵害的实际价值额，我们认为，对认定金融诈骗罪的数额问题应当首先分别犯罪是否既遂的情形。因为行为人在预备、未遂、中止的状态下，可能只存在指向数额，所得数额、交付数额、侵害数额都无从谈起。

内容提要:“非法占有目的”是指行为人具有的非法控制、掌握他人财产权利并造成他人财产损失的目的。不仅包括对所有权侵害的目的，也包括对所有权以外的其他财产权利侵害的目的。按我国刑法的规定及刑法学界的通说，“非法占有目的”是成立诈骗犯罪的一个要件。认定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目的，我们应当坚持主客观相一致的原则，既要避免单纯根据结果客观归罪，也不能仅凭被告人自己供述，而应当根据案件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关键词:金融诈骗罪非法占有目的非法占用目的

一、金融诈骗罪主观构成要件之争论

观点一认为：金融诈骗罪的构成一般应以非法占有目的作为主观要件，但部分金融诈骗罪的构成不应以非法占有目的为主观要件，这主要取决于刑法的具体规定。如从刑法第198条对保险诈骗罪的文字规定可推断出投保人骗取保险金必然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但是“占用型”金融诈骗罪的构成无需具备非法占有的主观要件，如刑法第195条第（三）款规定“骗取信用证的”行为，构成信用证诈骗罪，实践中无论是非法占有目的还是非法占用目的的信用证诈骗行为都构成信用证诈骗罪。主要理由是：(1)金融诈骗罪中的“诈骗”与侵犯财产罪中的“诈骗”并不完全等义。我国金融诈骗罪中的“诈骗”包括骗取财物型诈骗和虚假陈述型欺诈两种情形。骗取财物型诈骗具有非法占有目的，而虚假陈述型欺诈则不必具有非法占有目的。(2)符合刑法的立法精神。我国刑法对金融诈骗罪的规定侧重于维护金融管理秩序。

观点二认为：刑法规定的八种金融诈骗罪无一例外地都必须以非法占有目的作为主观要件。理由是：(1)不论是金融诈骗罪，还是普通诈骗罪，都是目的犯。金融诈骗罪是从普通诈骗罪派生出来的，既然是诈骗，行为人当然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2)集资诈骗、贷款诈骗罪之所以规定了以非法占有为目的，是为了与刑法规定的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和高利转贷罪划清界限，而其余金融诈骗罪对非法占有目的不作规定，是因为“不言自明”的，对这些犯罪，条文都使用了“诈骗活动”一词，表明了非法占有目的。(3)对于在法条上未规定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的金融诈骗罪，并非不要求行为人主观上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而是这种欺诈行为本身就足以表明行为人主观上的非法占有目的。

综上所述,第一种观点从法条的具体规定入手想理清各个金融诈骗罪的主观目的，但也是不易合立法原意的。第二种观点虽认为非法占有目的是所有金融诈骗罪的主观要件，看似与第一种观点相对立，并且也成为代表学界和实务界主流的观点，但其认为法条所规定的各种客观欺诈行为本身就已表明了行为人具有该主观目的，在司法实践中不需去证明行为人具有非法占有目的，或可通过司法推定对具有特定情形的行为人可推定其主观上具有非法占有目的，肯定了非法占有目的不是金融诈骗罪的主观要件。

一、轻刑化概述

轻刑是指对已经触犯刑法的犯罪行为，尽量不采用相对较重的刑罚方法，而提倡采用相对较轻的刑罚处罚，来防控该犯罪的刑事政策。在司法实践领域，法官对轻刑化的态度主要反映在自由刑、罚金、缓刑假释的扩大适用，以及刑罚科处量和严厉性有所降低上。轻刑化仅仅对犯罪行为进行一种非刑罚化的评价，并非是对已触犯刑律行为的非犯罪化。这可以从两方面进行把握:1、刑罚的轻刑化必须以罪责刑相适应原则为前提。轻刑化不能一味的强调“轻刑”，而偏离了罪责刑相适应原则和罪刑法定原则的前提，要在遵循罪责刑相适应原则和罪刑法定原则的基础上对犯罪情节和结果进行总体评价，在能够实现预防和惩戒犯罪的目的基础上尽可能对犯罪行为科处相对较轻的刑罚。2、刑罚的轻刑化与重刑的适用并不冲突。刑罚的主要目的在于有效地惩戒和预防犯罪，有的犯罪必须要重刑才能达到这个效果，有的犯罪只要轻刑就有足够的威慑力，不能盲目追求轻刑化的目标而不适用重刑。

二、金融诈骗罪轻刑化可行性分析

(一)基于刑法谦抑性原则的轻刑化可能。刑法的谦抑性原则是指在实施刑法的过程中要注意把握刑法处罚的尺度，只要是能用其它法律手段可解决的问题就应该尽量避免使用刑法来处理。①金融诈骗罪所侵犯的法益是金融管理秩序，实质上也是金融市场的运营秩序，在进行刑法规制前，民事赔偿、行政处罚等手段也能够都在不同程度上弥补受害者的损失，并对加害者产生一定的威慑力，督促其积极履行维护金融管理秩序稳定的义务，从这个角度来讲，金融诈骗罪存在着较为宽裕的轻刑化空间。(二)基于金融风险不可避免性的轻刑化可能性。由于引发原因不同，风险可以分成两种不同的风险，即外生性风险和内生性风险。外生性风险是由于社会信息的不完全性所带来，但该种风险会随着技术的进步逐渐的减小。内生风险是指由于私人信息的产生，一些信息由于仅掌握在少数的私人手中，由于逆向选择有意将交易客体的质量信息加以隐藏，从而使价格机制无法作用于交易客体的质量维度，由此引发的损失或获利的可能性②。金融诈骗罪其本身也是一种风险外化的体现，这种风险所带来的结果是付出资本的一方必然蒙受损害，因为金融机构资金供求关系的中间媒介，必然会存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形，从而导致金融行业的风险性较为高的后果。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正因为金融风险不可避免，金融诈骗罪轻刑化具备一定可能性。(三)基于金融诈骗侵害法益特殊性的轻刑化可能性。“秩序是人类一切活动的前提和基础，没有秩序，人类就无法以人的生存方式生存和发展。”③“而社会秩序离不开社会规范，一定的社会秩序总同一定的社会规范相联系。”为了保障社会秩序，刑法有时会牺牲一定的公民权利，但保障社会秩序的目的最后也是为了保护全人类的生活秩序，因此，公民权利是更为优先的，如果是非必要的，不容侵犯。从犯罪的理论分类来看，相较强盗、暴行等伦理犯而言，金融诈骗罪侵犯的客体虽然是金融管理秩序和公私财物的所有权，但更主要的侵害客体其实是法秩序，否则单诈骗罪就可以对金融诈骗罪的行为作出司法评价，无需再单独规定金融诈骗罪。

三、金融诈骗罪轻刑化的实证考量

(一)金融诈骗罪与诈骗罪的法律适用冲突。通说认为，金融诈骗犯罪与诈骗罪两者之间的关系属于法条竞合关系，但二者出现冲突的时候，应遵循特别法优先普通法的原则。部分学者则持不同观点，他们认为，金融诈骗罪与诈骗罪之间的关系是一种重法补充的关系，即当“特殊法条优于普通法条”的具体原则与“罪刑相适应”的基本原则相抵触时，自然应是前者让位于后者。④但适用重法的情况有三个前提，一是同一违法行为既符合普通法条的构成要件又符合特别法条的构成要件，且二者对于刑罚的规定不尽一致;二是普通法条规定的法定刑畸重而特别法条规定的法定刑畸轻，且无相应减轻的情节和依据，如果适用轻•701•刑，则与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相违背;三是刑法并未明文要求必须使用特别法条或者未明确禁止适用普通法条。⑤而金融诈骗罪与诈骗罪恰恰符合上述三个前提，因为金融诈骗罪侵犯的客体不仅仅是公民的财产利益，还侵犯了国家的金融秩序，相较于诈骗罪侵犯客体的单一性(仅侵犯财产利益)，金融诈骗罪的刑罚应当比诈骗罪规定更为严厉。如果出现了某种金融诈骗罪的犯罪行为刑法处罚比一般诈骗罪更为轻，就应当严格适用普通法条的重法规定。⑥笔者并不认同重法补充论的观点，从以下两方面进行论述。1．从立法者的原意来看，立法者之所以规定特殊法条和普通法条，必有其用意。刑法第一百九十八条没有明文规定可以适用第二百六十六条，但刑法第一百四十九条第二款⑦规定，就有明确优先适用重法的原则。因此，如果仅仅以法律未明文禁止就可以随意选择适用普通法条，那显然就扩大了普通法条的适用范围，失去了规定特别法条的意义。2．从金融市场自身特点来说，虽然金融诈骗罪所侵犯的客体是双重法益，在我国刑法的刑罚配置上也有所偏重，但金融风险因市场客观经济规律的存在而不可避免，金融市场的从业者也具备较高的专业知识，相应的风险防范能力也较高，更能承受一定的风险，但当一定的责任。因此，金融市场的特殊性决定了金融刑法不能简单粗暴地替代其他社会调控手段，去替市场从业者承担固有的风险。(二)金融诈骗罪轻刑化的司法现状。从我国刑法对金融诈骗的规定来看，法定刑一般根据犯罪数额分成不同的几档:一是数额较大;二是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三是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三档。不难看出，刑法上评价金融诈骗罪的罪与非罪、罪轻与罪重，犯罪金额是一个重要的标准。在法定刑配置上，随着《刑法修正案(九)》的出台，集资诈骗罪的死刑被废除，除了保险诈骗罪的最高刑为有期徒刑，其余的均为无期徒刑。立法者对于保险诈骗罪轻刑化态度，主要考虑到保险行业的特殊性，保险行业专业性较强，也具备更强的行业风险防范能力，在进行相应的保险理赔时，其所应当承担的核实义务也应当较强，此时，如因其自身风险防范能力不足使得犯罪分子有机可乘，一味利用严刑峻罚去规制而忽略了行业本身应不断完善和加强的自身风险防范能力体系的建设，不能实现有效控制和预防保险诈骗罪的目的。(三)金融诈骗罪轻刑化之出路。1．从立法角度考虑有学者认为，既然我国金融诈骗罪的整体刑罚配置与国外相比相对较重，可以通过立法加以调整和规制。但修改立法并非简单的事，而且我国刑法有自身的特点，与国外相比在经济发展水平上也存在着差异，不能一概而论。因此，可以从立法技术着手，比如，金融诈骗罪大多采用叙明罪状的规定，这样容易限制处罚范围，不符合金融领域新型犯罪发生的需要，可以调整立法技术，减少使用叙明罪状的规定;西方国家因为金融市场较为发达，更加注重征信体系的立法和建设，从源头上减少金融诈骗犯罪的可能，我国在这方面也可以借鉴采纳，注重金融信用体系的建设，从源头上对金融信用进行规制与保护。2．从司法角度考虑因为金融诈骗罪有别于普通的诈骗罪，其法律适用上也存在差异，随着经济的发展，金融诈骗罪的犯罪手段也十分地多样化，如果一种犯罪行为从犯罪构成来讲部符合金融诈骗罪的犯罪行为，则也不适宜再用普通诈骗罪来定罪量刑。举例而言，普通诈骗罪3000元即可定罪量量刑，但金融诈骗罪要10000左右才能定罪量刑，如果一个金融诈骗的行为的诈骗数额在3000到10000之间，就达不到金融诈骗罪的入罪起点，但也不能因此就将其定为诈骗罪，可以在刑法之外，从民事和行政的角度对诈骗行为人进行处罚。只有在民事、行政、舆论监督等手段均无法公平地处理，达到最佳社会效果时，刑法的介入才有必要。对于国际金融诈骗行为，因为金融犯罪日益增多，案情也日趋复杂，各国对于金融诈骗犯罪的规定和态度存在差异，各个国家的金融市场规则也存在差异，为新型国际金融犯罪的产生也提供了契机。因此，加强国家间的交流，完善国家间的信息联合机制，弥补国际金融市场的漏洞，完善国际间的诉讼机制，才能相应提高金融诈骗罪的司法效率，更能公正合理地规制金融诈骗犯罪。3．引导其他社会控制手段的完善一是完善金融机构征信系统，加强对相关金融行业机构的监督，实行信息公开，提升监督管理水平，降低金融诈骗罪的发生几率。二是充分发挥证监会、银保监会的监管和引导作用，促进金融行业健康有序发展，防范金融风险，整合经济、行政、法律等手段，尽量将案件化解在初期消灭在萌芽状态。慎重动用刑罚手段，从而实现轻刑化。

近年来，随着人们物质文化水平的不断提高，手机、网络等新型通讯工具越来越普及。但随之而来的，是犯罪分子利用这些通讯工具所具有的隐蔽性强、操作简单、地域跨度大、覆盖范围广、易逃避打击等特点，通过移动电话、网络、短信等方式实施诈骗活动，严重扰乱了人民群众的正常生活秩序。

一、利用手机、网络等工具进行诈骗的种类

一是冒充亲友诈骗。犯罪分子通过电话套出受害人的亲友，并以其亲友身份称将于近日来拜访，后又以途中有意外（如车祸善后、就医、被抓缴纳罚款）需要资金为由，让受害人向其汇款。二是冒充特定身分诈骗。通过获取受害人单位领导、子女或亲友的详细资料，犯罪分子冒充领导、老师、医生等特定身分，编造理由（如：领导生病、子女在学校受伤、被绑架等），让受害人向其提供的账户上汇款。三是冒充银行信用卡中心诈骗。犯罪分子通过捏造受害人在商场刷卡消费事由，以短信的方式通知受害人。当受害人回电后，再冒充银行工作人员，提出帮忙升级信用卡，骗取受害人密码并骗转存款。四是虚假网上购物诈骗。犯罪分子在互联网上以极低价格贩卖商品，骗取受害人汇款。五是虚构“中奖”信息诈骗。犯罪分子通过电子邮件、短信、qq、msn等方式发送虚假“中奖”信息，以风险抵押金、税款、代办费等诸多名义实施诈骗。六是虚构招聘、婚介等诈骗。犯罪分子以短信或在网络上刊登招聘、婚介等信息，以报名费、面试费、服装费、介绍费等名义，骗取钱财。七是虚构办理高息贷款或信用卡套现业务诈骗。犯罪分子通过短信、qq、msn等方式谎称可办理高息贷款或信用卡套现业务，以提前交纳手续费、税款、利息等名义实施诈骗。八是利用互联网传播虚假信息诈骗。犯罪分子在互联网上散布可快速致富、技术资料转让等虚假信息，以提前支付定金、转让费、公证费等名义，要求受害人汇款。九是以虚构信息对受害人进行威胁诈骗。犯罪分子利用短信或电话，以公布隐私、绑架、爆炸等虚构信息要挟，要求受害人汇款。

二、侦破难点

首先，该类案件是跨空间作案，大多数无犯罪现场。其次，犯罪分子作案时使用的手机号码、银行帐户和网络等开户资料大多为虚假信息。再次，犯罪分子往往采取甲地开办手机卡、银行帐户，乙地实施诈骗，丙地取款，丁地分赃等跨地域多点作案，调查取证工作难度极大。第四，犯罪分子作案所用手机、电脑基本是“专机专用”，常规侦控手段很难有所突破。第五，犯罪分子在诈骗得手后，大多数变换作案手机卡及银行卡，对公安机关串并案侦查极为不利，增加了顺线追踪的难度。第六，案件涉及多地域、多部门、多警种，若无法形成合力将难于突破。第七，案件涉及的团伙成员及分工时有变化，对明确团伙结构、成员分工情况带来困难。第八，犯罪分子大量向不特定地区和对象虚假信息，对查找受害人、深挖团伙案件的难度较大。第九，犯罪证据调取工作涉及面广，工作量大，给警方在警力、财力和能否按时办结案件上造成一定的压力。

三、采取的对策

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和高科技的发展,金融已成为世界经济舞台上铁马金戈,纵横捭阖的时代英雄。信用证是国际贸易中重要的信用支付工具,无论在发达国家还是在发展中国家,国际贸易结算采用信用证方式都已占很大比重。在我国,进出口贸易结算的50%以上采用信用证方式。但是,信用证业务自身的复杂性和游离于基础合同的独立抽象性加重了风险防范和金融监管的难度。世界各国不时有信用证诈骗案的发生,发展中国家更成为信用证诈骗的多发地区。信用证诈骗案数额巨大,危害严重,教训深刻。因此,有必要对信用证诈骗的原因、危害与特点进行深入的探讨。

信用证(LetterofCredit简称L/C)诈骗,是危害金融管理秩序的犯罪,其产生与信用证一样有着悠久的历史,是伴随着信用证的产生、发展而产生的一种国际犯罪形式。信用证诈骗犯罪既离不开信用证这个犯罪对象,也离不开金融市场和国际贸易这个特定的犯罪领域。所以,要研究信用证诈骗犯罪,必须首先了解信用证及其在赖以生存的金融市场中的运作程序。

信用证方式的产生,很大程度上是为了防止异地、异国间贸易中存在的双方不信任与欺诈行为,但是目前世界上还没有一项制度可以完全防止欺诈,因为总会有“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的情况。信用证方式本身也不能完全避免欺诈。因为信用证的作用,仅是在双方有“信用”的前提下给以保障:对卖方是获得出口项下的货款,对买方是得到与合同相符的货物。而“信用”、是不能防止欺诈的。

一、信用证诈骗的原因

信用证自身存在的理论上的缺陷(即“独立抽象性”原则)是造成信用证诈骗的主要原因之一。信用证是针对单证文件而非货物。这一基本原则体现在UCP500(国际商会1993年修订本《跟单信用证统一惯例》500的简称)第4条规定:“在信用证业务中,有关各方所处理的是单据,而不是与单据有关的货物、服务及/或其他行为。”但单据文件极易伪造。在印刷业发达、便利的今天,伪造美钞、名画已能以假乱真,伪造与信用证要求相一致的提单等单证文件则更为容易,也更容易成功。提单是一种物权凭证,所以,有人形容提单是一把打开浮动黄金仓库的钥匙,而伪造提单比伪造名画容易得多。那么,在信用证方式下,卖方以假单证特别是提单行骗,说明货物已经付运,其实没有这回事,银行仅机械地“审核信用证规定的所有单据,以确定其表面上是否与信用证条款相符”(UCP500第3条)后即支付货款,毫无义务核对受益人(卖方)所提供的单据的实际真实性,这对买方是很危险的。

根据UCP500,对单据的正确与否,银行只要认定其“表面相符”便没有任何责任。UCP500第15条规定:“银行对于任何单据的形式完整性、准确性、真实性、伪造或法律效力、或单据上规定的或附加的一般及/或特别条件,概不负责;对于单据所代表的货物的描述、数量、重量、品质、状况、包装、交货、价格或存在,或货物的发货人、承运人或保险人或其他任何人诚信或行为及/或不行为,清偿能力及资信情况等,也不负责。”这一免责条文清楚强调银行对于假单证不负任何“把关”责任。除非是单证表面已可看出有“假”,但这在现实中是不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