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小说范文10篇

一个人的一生就是一部历史，一个历史就会有一条演变的线索。人类的文学小说都是以历史为背景，来刻画反映当时的社会状况和作者对当时社会状况的情感。美国文学家在面对自己国家以战争为主导的历史条件下，充分展现了美国的历史进程或者说是战争史。随着美国战争的演变，美国战争小说也从自然主义逐渐向新历史主义过渡。本文主要以美国战争小说的演变为线索，探讨美国小说的历史进程。美国建立的这几百年来，经历了不少战争。从建国前的独立战争，到后来的南北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再到后来成为世界霸主后的越南战争、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等等，美国几乎时时刻刻经历着战争。由此可见，如果说美国文学史是一部战争史，也不为过。战争是美国文学上一个永不淡却的话题。美国战争小说中有不少佳作广为流传，在战争中成长的美国战争小说对各个政治风云、重大事件、权力关系十分敏感，呈现出不同的历史阶段。

一、美国战争小说的起源

美国建国时，欧洲的启蒙运动已经完成。美国早期的文学思想家、贵族阶层受到欧洲启蒙运动主义思想的熏陶，倡导完全自由，写作、生活多表现为浪漫主义形式。具有美国本土思想的是美国战争小说的鼻祖詹姆斯•库珀，也是唯一一位。他的代表作《间谍》是美国第一部以战争为题材的小说，开创了美国战争小说的历史。本书以美国大陆战争为背景，运用浪漫主义写作手法，展现了一位保守的英国军官、一位渴望独立的美国军官和纽约贵族两姐妹之间曲折、复杂的爱情故事。主人公们前一刻可能在同一个屋檐、同一个餐厅、同一个娱乐场所，毫不设防、几乎绝对信任对方的相互交流、共享娱乐，但是下一刻可能是相对于兵戎相见的战场上，为各自的国家，各自的国民奉献自己。虽为美国国民，但是在文学创作方面，库珀还是站在中立的立场上，用一种浪漫的手法模糊化敌人与友人之间的界限，不偏重于哪个国家会取得胜利。库珀的这种不注重成败、模糊化的创作方式对以后的文学创作产生了深远影响。

二、美国战争小说的自然主义浪潮

南北战争后，美国战争小说得到了空前的发展。19世纪末，工业文明的进步，美国物质财富的剧增，美国社会财富分级，弱肉强食的残酷现实为美国文学的发展提供了素材，美国文学创作由浪漫主义向自然主义发展。美国早期的自然主义作家是克莱恩，他通过战争小说的背景，再现了这个充满残酷和邪恶的现实。其代表作《红色的英勇勋章》中，主人公亨利•费来明在面对南北战争的残酷现实时复杂、矛盾的心态，就像红军长征时人民的反应一样，亨利在军队路过自家门前时，毫无畏惧、激情满怀地加入了军队。然而现实却是，当他看到漫天的枪林弹雨时，亨利想到的只是“我会当逃兵吗”。尽管在每次的战役中亨利的表现不错，但他时刻被这种无形的压力所逼迫，因此即使他成了英勇的旗手，但未来对他来说仍然不很明朗。战败了的亨利闯入一片丛林，身处迷宫一样的大自然的他还是想逃跑，却逃不脱，就像现实的生活一样。作者在文中表达了亨利自始至终都无法摆脱被大自然控制的命运。自然主义的代表人物还有马尔科姆•布拉德、欧文•肖、诺曼•梅勒。他们都以南北战争为题材来描绘社会生活，其中广为流传的是玛格丽特•米切尔的《飘》。克莱恩的自然主义强调强大的自然外力对人类命运的决定作用，人们可以与大自然抗争，但也只是徒劳。

三、迷惘的现代主义时期

一个人的一生就是一部历史，一个历史就会有一条演变的线索。人类的文学小说都是以历史为背景，来刻画反映当时的社会状况和作者对当时社会状况的情感。美国文学家在面对自己国家以战争为主导的历史条件下，充分展现了美国的历史进程或者说是战争史。随着美国战争的演变，美国战争小说也从自然主义逐渐向新历史主义过渡。本文主要以美国战争小说的演变为线索，探讨美国小说的历史进程。美国建立的这几百年来，经历了不少战争。从建国前的独立战争，到后来的南北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再到后来成为世界霸主后的越南战争、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等等，美国几乎时时刻刻经历着战争。由此可见，如果说美国文学史是一部战争史，也不为过。战争是美国文学上一个永不淡却的话题。美国战争小说中有不少佳作广为流传，在战争中成长的美国战争小说对各个政治风云、重大事件、权力关系十分敏感，呈现出不同的历史阶段。

一、美国战争小说的起源

美国建国时，欧洲的启蒙运动已经完成。美国早期的文学思想家、贵族阶层受到欧洲启蒙运动主义思想的熏陶，倡导完全自由，写作、生活多表现为浪漫主义形式。具有美国本土思想的是美国战争小说的鼻祖詹姆斯•库珀，也是唯一一位。他的代表作《间谍》是美国第一部以战争为题材的小说，开创了美国战争小说的历史。本书以美国大陆战争为背景，运用浪漫主义写作手法，展现了一位保守的英国军官、一位渴望独立的美国军官和纽约贵族两姐妹之间曲折、复杂的爱情故事。主人公们前一刻可能在同一个屋檐、同一个餐厅、同一个娱乐场所，毫不设防、几乎绝对信任对方的相互交流、共享娱乐，但是下一刻可能是相对于兵戎相见的战场上，为各自的国家，各自的国民奉献自己。虽为美国国民，但是在文学创作方面，库珀还是站在中立的立场上，用一种浪漫的手法模糊化敌人与友人之间的界限，不偏重于哪个国家会取得胜利。库珀的这种不注重成败、模糊化的创作方式对以后的文学创作产生了深远影响。

二、美国战争小说的自然主义浪潮

南北战争后，美国战争小说得到了空前的发展。19世纪末，工业文明的进步，美国物质财富的剧增，美国社会财富分级，弱肉强食的残酷现实为美国文学的发展提供了素材，美国文学创作由浪漫主义向自然主义发展。美国早期的自然主义作家是克莱恩，他通过战争小说的背景，再现了这个充满残酷和邪恶的现实。其代表作《红色的英勇勋章》中，主人公亨利•费来明在面对南北战争的残酷现实时复杂、矛盾的心态，就像红军长征时人民的反应一样，亨利在军队路过自家门前时，毫无畏惧、激情满怀地加入了军队。然而现实却是，当他看到漫天的枪林弹雨时，亨利想到的只是“我会当逃兵吗”。尽管在每次的战役中亨利的表现不错，但他时刻被这种无形的压力所逼迫，因此即使他成了英勇的旗手，但未来对他来说仍然不很明朗。战败了的亨利闯入一片丛林，身处迷宫一样的大自然的他还是想逃跑，却逃不脱，就像现实的生活一样。作者在文中表达了亨利自始至终都无法摆脱被大自然控制的命运。自然主义的代表人物还有马尔科姆•布拉德、欧文•肖、诺曼•梅勒。他们都以南北战争为题材来描绘社会生活，其中广为流传的是玛格丽特•米切尔的《飘》。克莱恩的自然主义强调强大的自然外力对人类命运的决定作用，人们可以与大自然抗争，但也只是徒劳。

三、迷惘的现代主义时期

关键词：苦难人性变异战争小说

摘要：丘东平以“苦难意识”作为中心性美学基调搭构起其叙事空间，深入挖掘和深刻反思了个体生命的脆弱与顽强、人性的卑微与崇高、战争的残酷和非理性，正是这种知识分子立场，使他的小说极大地扩展了五四文学传统的疆域，又有力地推动了中国小说现代化的发展进程。

丘东平，对很多人来说是一个陌生的名字，也许只有大学中文系的学生或研究现代文学的人才略知一二。但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中国文坛，他却如彗星般划过，并以传奇的人生经历、短暂的生命过程、另类的文学作品给人们留下了无数的惊奇与迷惑。曾有人向郭沫若介绍：“这是中国新进作家丘东平，在茅盾、鲁迅之上”，固有夸张的成分，但郭沫若也不得不承认：“我在他的作品中发现了一个新的世代的先影，我觉得中国的作家中似乎还不曾有过这样的人。”{1}有人认为他“是我们的《静静的顿河》,我们的《内战史》《铁流》《毁灭》的最理想最可能的作者”{2}。也有人评价：“七月派作为一个小说流派，是由最有代表性的作家东平与路翎支撑起来的。……没有东平与路翎——尽管人数只占三分之一，七月小说流派就不能存在。”{3}但是因其过早离世，因其小说的异端色彩，因其所属的七月派“被贬抑、被排斥、被抹煞”的历史事实，而被研究者们长期地有意无意地忽略了。事实上，对他的忽略，将导致我们对20世纪三四十年代乃至整个现代文学史上小说的研究是不全面的，而且缺失的是一分极有意味、深刻的理解。

阅读丘东平的小说，会感觉到一种焦虑，一种压抑，甚至是一种极度的紧张，这不仅与作者阴冷的叙述语调、晦暗的叙事心态以及沉闷的场面氛围相关，还与作品中扑面而来的苦难感密切相连。“沉郁”、“恼怒”、“愁苦”、“痛苦”、“苦难”等诸如此类相近或相同意义的词汇在丘东平小说中不断堆积和频繁出现，使人感到无可形容的压迫，似乎整个空气都是沉甸甸的。很多研究者也看到了这一点，认为东平的小说“具有一种特殊的壮美和悲剧性”{4}，“以沉重的语言，描绘着沉重的苦难和奋起”{5}，“色调悲壮沉郁”{6}。

这分令人窒闷的苦难感究竟源自何处呢?首先，这无疑与作者的人生经历密切相关。丘东平的母亲是填房，他出生三天，他的祖母就去世了，在这个充满迷信色彩的家庭中他是不受欢迎的，所以东平常说：“我是在我的父母不愿生我的时候生出来的。”他身材矮小、脸庞黝黑，其貌不扬，他的兄弟父母对他“并没有多大帮助，毋宁说，他们是讨厌东平的”{7}。少年时代，他参加了彭湃领导的海陆丰农民暴动，暴动失败以后，丘东平带着灰暗的心情离开养育自己的故土，流浪到香港，经历过最底层的生活，后参加淞沪抗战、福建事变，1937年加入新四军，在敌后建立抗日游击根据地，1941年在战场上为国捐躯。自小家庭温情的缺失，艰难曲折的人生道路，四处漂泊的生存状态强化了丘东平的忧患意识和丰富敏感的心理素质，使他形成了对生活之中沉郁、苦难的方面尤为敏锐的极端个性。其次，作者所处的是一个充满灾难、痛苦、挫折的悲剧时代。丘东平的创作高峰期是在20世纪30年代，这是一个社会黑暗、政治反动、经济凋敝、官僚腐败的时代，再加上日寇的入侵，使贫瘠的国土横遭侵占和践踏，困顿的国民饱受蹂躏和屠杀。而丘东平又是一个完美主义者，他曾说：“我是一把剑，一有残缺便应该抛弃；我是一块玉，一有瑕疵便应该自毁”{8}，而他愈是追求完美，现实的苦难和丑恶就愈令他痛苦，所以“他时时感觉到自己是一颗暴烈的炸弹，如果一撒手，这炸弹有随时爆发的可能”，“他所显示给别人的是一副灰暗沉郁的脸相”{9}。在创作中，沉郁、苦难就成为一种弥散性的情绪和氛围，无处不在、无时不在，每篇作品都浸染着浓重的悲郁色彩。再次，丘东平小说浓郁的苦难意识主要来自尼采的影响。“东平和路翎早年都接受过尼采思想气质上的较深的影响”{10}，他是“很赞赏尼采的《苏鲁支如是说》”{11}的，丘东平在给郭沫若的一封信中就曾提及尼采：“我的作品中应包含着尼采的强音，马克思的辩证，托尔斯泰和《圣经》的宗教，高尔基的正确沉着的描写……”{12}这里的“尼采的强音”,指的应是尼采哲学的主角———酒神精神。尼采在《悲剧的诞生》中认为，人生就像酒神狄俄尼索斯那样，永远摆脱不了悲剧的命运。他还认为，人生没有苦难，就会败坏生活的情趣，降低生命的意义。那么，与其避让，不如奋起抗争。“酒神”的精神在于不畏苦难和不幸，不把苦难和不幸看做灾难和恐怖，而应把苦难和不幸当成人生的“佐料”和“营养”，只有苦难才能勃发人的生机，磨炼人的意志，刺激人的活力。在尼采的酒神哲学中，我们至少可以感受到一种东西:对苦难的崇拜。哲学思想的启迪和现实人生感受，使丘东平全身心地沉浸于血样的生活，搏击于火样的斗争，以苦难意识为突破口，表现出人们的不平、愤懑、痛苦、挣扎与渴望，还原那些被遮蔽的真实的生活细节和处境，揭示出人的悲剧性生存困境。

在丘东平小说中，苦难意识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人类社会发展史实质上是一部战争史，而战争刺激文学作品的产生与发展，这种影响在美国文学中尤为明显。美国从1776年建国至今不过两百多年，却经历了不少的战争，其中以两次世界大战对美国文学影响最为深远。1939年9月，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除了广为人知的纳粹分子在集中营里大规模屠杀犹太人和美军在广岛和长崎投放原子弹这两件大事外，还有一件就是盟军对一座不设防的历史名城德累斯顿进行轰炸———这些事件给美国人在思想上很大的震动，促使他们对现存的社会道德准则和价值观念产生了根本性的怀疑，于是，很多美国作家开始认真思索美国社会复杂的现实。有的作家把写作重点转移到个人精神生活方面去，探索自我，刻画“反英雄”形象，有的作家则通过怪诞、幻想式的夸张方式讲些支离破碎的故事，再现生活中的混乱、恐怖和疯狂，以讽喻社会现实。库尔特?冯内古特则属于后者，《五号屠场》就是在这样背景下诞生的黑色幽默中反战经典作品。

一、反战文学中的经典

“到现在为止，我已经活过了四个二十外加两个年头了。我已经记不清有多少次我本该死了。”冯内古特曾经这样写道。冯内古特的著名长篇小说《五号屠场》就是以二战为背景，在盟军铁定胜利的情况下，对德国历史名城德累斯顿，也是一座具有不设防的素有“德国建筑珍珠”美誉的城市进行狂轰滥炸，致使十三万五千民众成为二战的牺牲品。在小说当中，作者借用雍永森的口吻来阐述小说的写作原由，并且借由他以第一人称讲述小说的主人公毕利的成长经历。有人把《五号屠场》当做自传体的小说来读，认为这篇小说就是作者在阐述自己的二战经历；也有读者认为这部小说其实是作者借小说主人公毕利来表现美国年轻人在二战的背景下对战争的厌恶。无论怎样，这部小说的另一个主题就是关于青年成长的主题，无论是作者冯内古特，还是小说的主人公毕利，都是成长于第二次世界大战这个背景下，这一代人也经常被称为垮掉的一代(theBeatGeneration),以及战争对这代美国年轻人的成长所造成的心理上的阴影。总之，许多年后，这一代的曾经的美国的年轻人，还是生活在战争的阴霾中，不能自拔。这也是作者为什么会选择元小说、意识流、黑色幽默等一些手法来表现他们这一代人的反战情绪，这种状态看似疯狂，实则理性，这也是为什么作者冯内古特总是被认为是一个不严肃的作家，被误读的原因所在。

二、解构主义与黑色幽默

元小说是指“一种有意地、系统地引起人们关注其人工制品地位的虚构作品，其目的是使人们对小说与现实之间的关系产生异味。这种作品在对自己的构筑方法提供一种批评时，不仅考查叙述体小说的结构，而且探讨文学虚构文本外面世界的可能的虚构性”[1]2。小说《五号屠场》并没有采取正常的叙事角度以写实的方法去描述故事的情节发展，而是采取了元小说的结构，也可以理解为是对小说的一种解构主义，即在作品中告知读者该作品的写作原由。从小说的篇章结构我们也不难看出，小说共十个章节，在第一章和最后一章是冯内古特让雍永森这个人物以小说中的第一作者自居，以一种全知全能的角度来阐释写作这本小说的脉络，借以避开个人情感的主观因素。用一种更客观的态度来描述二战期间的德累斯顿大轰炸，不掺杂任何主观因素，让读者自己去感知战争的残酷性，特别是在战争中幸存下来的像作者冯内古特这样的曾经的年轻士兵们以及对于战后物质生活丰富下但心理层面的战争阴霾仍然挥之不去。小说的一开始“作者”雍永森就以及其客观和淡漠的口吻提到过一件极具讽刺意味的事情：“我认识的一个人因为拿了别人的茶壶而真的在德累斯顿被枪毙了”[3]13。在小说的结尾，作者又提到这件事情“：那可怜的老中学教师埃德加?德比从这儿的一处地窖里拿了一个茶壶被逮住了。他是在犯抢劫罪的名义下被逮捕的，审判以后就被枪毙了”[3]164。平淡的口吻叙述一件看似平常实则极其不平常的事情，以求得读者共鸣，世间的公正在哪里，一个可怜的中学校教师在战争的废墟中拿了一个不属于他的茶壶被判以抢劫罪枪毙，那么谁又来审判策划和实施德累斯顿大轰炸的美国军队，谁又来对这被炸死的十三万五千普通民众负责？一个茶壶可以判一个人死刑，而无辜被炸死的十三万五千的民众的死却没人负责，这就是作者所要面对的残酷的现实，正义、公正荡然无存。冯内古特曾经说过“，别人给混乱以秩序，我则给秩序以混乱”[2]218。冯内古特是美国著名的黑色幽默作家，这在他的作品中尤其在《五号屠场》中体现得尤为深刻，小说中的人物怪诞之极，让人摸不着头脑，小说中的主人公毕利?皮尔格里姆一出场，就让我们感到了这种‘给秩序以混乱’的强烈视觉冲击：“听！毕利?皮尔格姆挣脱了时间的羁绊。他就寝的时候是个衰老的鳏夫，醒来时却在举行婚礼。他从1955年的门进去，却从另一个门1941年出来。他再从这个门回去，却发现自己在1963年”[3]20。就是一些这样让人摸不着头脑的场景描写、人物刻画，才更能让读者去深刻感知战争的残酷。

三、成长中的青年因素

一、教材编排：

•八单元：本教材的理念以及编排方式，都很有创意，与以往教材有着鲜明的区别。它以小说的基本元素来区分单元，分为“叙述”、“场景”、“主题”、“人物”、“情节”、“结构”、“情感”、“虚构”等八大单元。

•四板块：每个单元又分为阅读、话题、思考与实践、链接。

二、这套教材有什么特色?

1、在分类和编排上与以往不同。历来讲授作品无非是在内容、形式两方面机械地做些文章，作品尽管千差万别，但分析起来都是差不多的路数。这套教科书则致力于打破这样的框架，依据小说的一些基本特质来区分为8个单元。以这些特质作为组织教材的“纲”，起到“纲举目张”的效果。这样的编排使本书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相当于一本微缩型、简略型的外国小说史和小说创作论。既有利于照顾到“面”，又有利于在“点”上纵深挖掘，有利于学生形成对小说的系统性认识。

2、选文的可读性。本来应该生意盎然的语文教育曾经在某一段时间里被扭曲得枯燥乏味。恢复语文教育的审美活力是我们的用力之所在。故所选文章都有较强的可读性，面孔新鲜，覆盖面和地区广，有利于激发学生的阅读兴趣和参与激情，有利于使语文学习变成一种享受而不是苦差。

［摘要］狄更斯是中国译介最早、译介作品最多的英国作家之一。文章对全面抗战时期狄更斯作品在中国的译介情况系统梳理后发现，抗战时期的社会文化语境决定了这一时期狄更斯作品在中国的译介呈现战争题材更受译者青睐、短篇小说译介多于长篇小说、长篇小说多为重译本且语言通俗化等特点。全面抗战时期狄更斯作品在中国的译介对抗战文艺及狄更斯在中国的译介进程都有一定的历史价值，是狄更斯在中国翻译史不可忽视的重要时期。

［关键词］全面抗战时期;狄更斯;译介

狄更斯(CharlesDickens，1812—1870)是19世纪英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代表人物之一，一生共创作了十五部长篇小说，数十部中篇小说及上百篇短篇小说，其作品运用现实主义写作手法，大都真实再现了他所在时代各个阶级不同人的生活状况，注重描写底层生活人民的艰难困苦，揭露社会不公。因其作品中蕴含的人道主义精神，幽默风趣的语言及引人入胜的故事情节，狄更斯成为当时最受欢迎的小说家，其作品也被翻译成多种语言在世界各地出版发行。在中国，狄更斯是译介最早也是译介作品最多的欧美作家之一。1904年，上海《大陆报》将狄更斯介绍给中国读者，1907年林纾与魏易合作翻译了狄更斯的五部长篇小说，取得了很好的反响。从此之后，狄更斯的作品在中国的译介就没有中断过。关于狄更斯作品在中国的译介，有学者已经做过相关研究。柯亚最早对狄更斯作品在中国的译介历史进行了针对性、系统性的研究，考察了狄更斯在我国近一百年的译介史，并分别从文学接受角度与翻译研究角度剖析了新中国成立前(1907—1949)、新中国成立后头三十年(1949—1977)、新时期以来(1978—2002)各个时期的译介特点与重点，揭示了在狄更斯译介背后复杂的操纵因素及与之关联的我国各个时期文化语境的特色。［1］童真在其专著《狄更斯与中国》中，将狄更斯在中国的译介分为1907—1948、1949—1966、1977—2008三个时期，介绍了狄更斯译介的主要译者及出版者，并分析了狄更斯代表作DavidCopperfield的三个汉译本;指出了狄更斯在中国具有广泛影响和被接受的缘由，分析了狄更斯对中国文学及中国作家的影响，着重分析了狄更斯对老舍及张天翼创作的影响。［2］现有研究都没有将全面抗战时期作为一个独立的时期来探讨。笔者认为，抗战期间，意识形态、文学取向、目标读者及时代诉求都有其与众不同的特点，因此，笔者将对全面抗战时期狄更斯作品在中国的译介情况进行系统的梳理总结，并分析其价值所在。

一、全面抗战时期狄更斯作品译介情况

全面抗战时期，因时代语境的变化，民族救亡成为了时代的主流，社会现实促使文学翻译的选择更加倾向于现实主义文学。这一时期狄更斯作品的译介主要表现在翻译出版及期刊连载两个方面。首先，从翻译出版情况来看，魏易编译的《双城故事》(ATaleofTwoCities)于1933年3月出版后，上海商务印书馆分别于1933年11月及1935年6月再版了1926年12月该馆出版的伍光建译本《劳苦世界》(HardTimes)。1933年12月，上海商务印书馆以32开本的形式出版了林纾和魏易合译的《块肉余生述》(DavidCopperfield)，至1937年6月该译本已三次出版。1934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伍光建翻译的《二京记》(ATaleofTwoCities)。同年，由奚识之译注的《双城记》(ATaleofTwoCities)由上海三民图书公司出版。1938年，上海达文书局出版了张由纪翻译的《双城记》，该译本于1940年再版。1940年4月，上海合众书店出版了海上室主翻译的《双城故事》文言文译本。1942年2月，上海新时代社出版了邱斌存翻译的欧美作家短篇小说集《汤琰穆飞游记》，其中狄更斯的短篇小说《娜如底死》《曷利底死》被收录其中。1943年1月至1945年6月，重庆文化生活出版社陆续出版了许天虹翻译的《大卫·高柏菲尔自述》(DavidCopper-field)(4册)，该译本原译稿54～57章在桂林紧急疏散时丢失，后由徐永怀补译。1944年2月，重庆自强出版社出版了邹绿芷翻译的狄更斯短篇小说集《黄昏的故事》，其中收录《黑内幕》《酒徒之死》《街灯夫》《黄昏的故事》《敏斯先生及其从凶》《雷斯奥斯帕金斯》六篇短篇小说。1945年1月至1946年1月，重庆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了许天虹翻译的《双城记》(3册)。1945年2月，重庆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了方敬翻译的狄更斯中篇小说《圣诞欢歌》(AChrist-masCarol)。1945年9月，重庆国际文化服务社出版了陈原翻译的狄更斯短篇小说《人生的战斗》。从期刊发表方面来看，也很丰富。1939年10月至1940年4月，《文学研究》每月连载孙云翻译的《圣诞欢歌》。1944年，邹绿芷所译的狄更斯短篇小说《酒徒之死》刊载于《文艺杂志》第三卷第三期。同年，邹绿芷翻译的《和雷细奥·斯帕金斯》刊于《中原》第一卷第三期。1943年，《改进》杂志刊载了许天虹翻译的狄更斯短篇小说《古怪的当事人》及其随笔《我的家庭生活》。自1931年至1945年抗战期间，狄更斯有《双城记》《大卫·科波菲尔》两部长篇小说在中国得到译介，既包括新译本的出版，也包括前人译本的再版。从译本数量来看，《双城记》在当时最受译者及出版者欢迎，共出版五个不同译本，《大卫·科波菲尔》次之。当时在中国译介的中短篇小说有《人生的战斗》《娜如底死》《曷利底死》《黑内幕》《酒徒之死》《街灯夫》《黄昏的故事》《敏斯先生及其从凶》《雷斯奥斯帕金斯》《圣诞欢歌》《古怪的当事人》，共计11篇，此外还有随笔《我的家庭生活》。

二、全面抗战时期狄更斯作品在中国

【论文关键词】通俗小说抗战时期市场理论建设

【论文摘要】抗战时期，中国通俗小说勃兴的原因主要有四个方面：一是通俗小说自身的发展需要，二是战争的催化作用，三是市场的需要，四是理论建设的推动作用。

中国近现代通俗小说越来越受到学术界的重视，其文学史地位也已经得到了很多专家学者的肯定。而要研究这类文学类型，则不能不对其发展繁荣的原因进行研究剖析。抗战时期，现代文学格局和趋向发生的转变最为显著，通俗小说在此期间不断繁荣并走向成熟，因此本文主要探讨抗战时期通俗小说勃兴的原因。

一、通俗小说自身发展需要

(一)小说一直在中国文坛内处于边缘的地位，它走向中心位置得益于梁启超倡导的“小说界革命”。19世纪末，梁启超在日本发现了政治小说，于是发表了《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提出“欲新一国民”必“先新一国之小说”。这种倡导促使中国传统文学观念发生了转变，小说的社会作用和文学地位得到了文人的重视，以夏曾佑、狄葆贤、吴趼人、徐念慈为代表的一大批作家视小说为启蒙的工具，开始从事小说的创作。

西方文艺思想对中国传统文学和文化产生了重大影响，使我国近现代通俗小说具有了社会性。西方的文学思潮、文学思想如民主、平等、科学、自由、人性等传人了中国，新小说开始注意表现这些精神对中国民众的影响；小说创作也开始改变传统的情节结构模式和叙事方法，借鉴了西方的手法，如截取生活横断面来表现生活、注重人物的性格刻画和心理描写、景物描写、采用第一人称叙事角度、采用倒叙手法等等。

【摘要】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强调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文学作品属于意识范畴，一部文学作品完成，它又能相对独立存在，并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人们的意识形态。本文从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解读《老人与海》，使读者能够从宏观角度对该作品有进一步的理解和认识。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老人与海》

厄内斯特·海明威（1899—1961）是20世纪最有名的美国作家之一。他的作品《老人与海》由于“精通叙事的艺术”而获得了1954年的诺贝尔文学奖。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核心内容是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这篇文章试图用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来解读该作品。

海明威的童年生活非常幸福，经常跟父亲出去钓鱼、打猎，1914年，一战爆发，他去了前线。他作战勇敢，经常帮助别人。战争结束后，他带着政府授予他的勋章回到家乡。一战影响了他的生活，尽管战争最后胜利了，他变得沮丧、失望，可怕的战争阴影笼罩着他，从此他经常失眠。同时他也开始思考战争到底给人们带来了什么？想那一些年轻人失去了宝贵的生命和一些伤势严重甚至落下终身残疾的人，而对于那些有幸活下来的人来说，他们不得不承受巨大的精神痛苦。战争把传统的道德和理想观全都破坏了，他们痛恨战争，感到空虚无助。爱情、友情、甚至放荡的生活都不能帮助他们摆脱精神痛苦，他们不知道对待生活应该采取一种什么样的态度。

战后作家自认为是“迷茫的一代”,脱离信仰，远离了文明。海明威被誉为“迷茫的一代”的代言人，起初他感到迷茫，经过仔细考虑他决定投身写作，来反映年轻一代的精神世界。

《老人与海》就是在这个时期创作的。这部小说情节非常简单，主角人物是一位圣地亚哥的老渔夫，配角是一个叫马诺林的小孩。这位风烛残年的渔夫一连八十四天都没有钓到一条鱼，几乎都快饿死了；但他仍然不肯认输，而充满着奋斗的精神，终于在第八十五天钓到一条身长十八呎，体重一千五百磅的大马林鱼。大鱼拖着船往大海走，但老人依然死拉着不放，即使没有水，没有食物，没有武器，没有助手，而且左手又抽筋，他也丝毫不灰心。经过两天两夜之后，他终于杀死大鱼，把它拴在船边。但许多小鲨立刻前来抢夺他的战利品；他一一地杀死它们，到最后只剩下一支折断的舵柄做为武器。结果，大鱼仍难逃被吃光的命运，最终，老人筋疲力竭地拖回一副鱼骨头。他回到家躺在床上，只好从梦中去寻回那往日美好的岁月，以忘却残酷的现实。小说中有一句很精彩的话：“一个人可以被毁灭，但是不能被打败。”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提起这首词，人们都会想到四大名著之一的《三国演义》。

《三国演义》是我百读不厌的一本书，不同的时期读它，有着不同的感受。在幼时，看的是连环画《三国演义》，它在我心中是一个个传奇的故事，桃园三结义，三顾茅庐，草船借箭……。我还明白了俗语“三个臭皮匠，赛过诸葛亮”，“周瑜打黄盖，一个愿打，一个愿挨。”

在学生年代，我看的是小说《三国演义》，它在我心中是一篇长篇历史小说，它不仅使我懂得了许多历史知识，更让我记着了一个个栩栩如生的鲜活的人物：足智多谋的诸葛亮、忠肝义胆的关羽，粗中有细的张飞，阴险狡诈的曹操，赤膊上阵的许褚，软弱无能的刘禅……

工作多年以后，我再反复读了小说《三国演义》，更觉得它是一部诉说英雄和美人、忠义和狡诈、战争和谋略、沧桑和无奈……壮丽的民族史诗，饱含处世权谋与人生智慧，人生哲理和名言历史巨作。

《三国演义》是一部诉说英雄美人的史诗，东坡居士的一曲《念奴娇·赤壁怀古》令人感慨万千，“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遥想三国，正是乱世出英雄，人才辈出。试想当年有横槊赋诗的曹操，驰马射虎的孙权，隆中定策的诸葛亮，足智多谋的周公瑾……真是“一时多少豪杰”啊!然而《三国演义》中我最景仰的顶天立地大英雄当属关羽关云长。《三国演义》中的关公形象：丹凤眼，卧蚕眉，面如重枣，五绺长髯，青衣青袍，手执青龙偃月刀，跨下赤兔马。关公的忠义之举，智勇之能，在《三国演义》故事中一展无遗，桃园三结义，温酒斩华雄，三英战吕布，屯土山约三事，斩颜良诛文丑，千里走单骑，过五关斩六将，华容道义释曹操，单刀赴会，水淹七军，刮骨辽伤，大意失荆州，败走麦城等故事妇孺皆知。

纵观关云长一生，“义”当头，诚信为先，他用自己的人生实践了“义不负心，忠不顾死”的诺言。从桃园结义到断首捐躯，他把一切都献给了刘备及他的统一事业，千百年来一直被人们称颂。《三国演义》是一部极尽推崇“忠孝节义”的小说，“玉可碎不可损其白，竹可破不可毁其节”，关云长背负着忠君的沧桑与巍峨，透着不尽的壮烈与苍凉，留给世人一个从容赴死的背影，赤诚，隽永……。相反，三国演义中不讲信义出尔反尔的人不少，像马超，姜维，张松……其杰出代表当属吕布。虽然，作者罗贯中在虎牢关和濮阳的两次大战来渲染吕布如何的勇武善战，天下无敌,直杀得“八路诸侯心丧胆裂”。但吕布“背恩诛董卓,忘义杀丁原”的卑劣行径，最终落得声败名裂，身首异处，为世人所不齿……。另外，《三国演义》里许邵对曹操中肯的评价：“子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也”，令人深思！

摘要：贾平凹的长篇小说《山本》，通过对秦岭涡镇荣辱兴衰的描写表现了中国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复杂历史变迁，以书写战争贯穿全文。人性的卑俗与丑陋、血腥的杀戮、死亡的暴烈与凶残成为作品着意表现的对象，展示出作者独特的审美观念，即贾平凹把丑的东西剖析给人看，以此揭示历史与人性的真实，使人感受到历史与现实的复杂性和深广度，从而给读者带来更加广阔的阅读视野和更加深沉的审美体验。

关键词：贾平凹；《山本》；审丑艺术

贾平凹是中国当代文坛的奇才，他具有旺盛的创作能力，仅长篇小说的数量就达到16部之多，并且其创作多次斩获国际国内文学大奖，取得了非凡的成就。《山本》是贾平凹的最新力作，讲述了在军阀混战、社会动荡的20世纪二三十年代，居于秦岭深处的涡镇愤然抵抗最终陷入毁灭的全过程。小说自问世以来就获得了文艺界的一致好评，陈思和称它是一部向“传统小说致敬”之作，是“一部中国特色的历史”［1］。从作品内容表现来讲，更多的是着眼于一些血腥、污秽场景的叙述，将涡镇中杀伐动乱的丑陋场景呈现于人前，铺天盖地的丑陋现象给人的心灵带来巨大冲击。这显然是审丑艺术的体现，给读者带来了不同寻常的审美体验，其中隐含着作者在创作中所持的独特审美理念。他这样痛快淋漓地描绘肮脏与丑陋，使人感受到历史与人性的复杂性和真实性，使作品达到了美丑对照、以丑衬美的艺术效果。

一、《山本》中的“丑陋”

《山本》的整体构架是以宏大的历史为背景，但在具体叙述中却淡化了历史的色彩，重点着眼于描写秦岭中的花草树木、鸟兽飞禽以及涡镇人民的日常生活，在这种平淡的叙述中将浩大的历史囊括于其中。正如作者在小说后记中所说的那样：“《山本》里虽然到处是枪声和死人，但它并不是写战争的书，只是我关注一块木头一块石头，我就进入这木头石头中去了。”［2］525在对日常生活的描写过程中，作者更加注重展现生活中丑陋不堪的一面，表现生活中不和谐的、令人难以接受的丑恶现象。“丑可以显示生活的本来面目，因为实际生活中不仅有美的、健康的、光明的东西，同时也有丑的、病态的、阴暗的东西。”［3］233《山本》所展现在读者面前的就是一种丑陋的人类生存本相，从丑本身出发，挖掘丑中所蕴含的审美因素，从突出其独具的审美特性中揭示其特有的审美意蕴。以丑为美，丑到极处，便是美到极处。《山本》中的“丑陋”具体表现在作品中充斥着的大量血腥杀戮场景。《山本》描绘了一幅复杂的的社会场景，从涡镇一直延伸到广阔的秦岭山脉，将涡镇置于军阀混战的背景之下，所以这个小镇也就不可避免的上演着残酷无情的杀伐场面。作品对于这种变态杀戮场景的刻画是大胆而直接的，血腥的杀戮行为揭示了人类战争的残酷性。作品中运用大量篇幅描写了由于战争而导致的血腥场面，用极其平稳的语气将那些令人毛骨悚然的血腥场景叙述出来，如：“夜线子和马岱就各拿了一把杀猪刀，口含清水，噗地在邢瞎子脸上喷了，从半截腿上开始割肉。……一个骷髅架子上一颗人头，这头最后砍下来也献在了灵桌上，祭奠就结束了。”［2］494这段描写与莫言在《红高粱》中描写罗汉大爷的死具有相同的惊人效果，使人不敢直视，毛骨悚然。正如李清泉先生在谈到《红高粱》中罗汉大爷的死时说：“我阅读到这部分时毛发耸立，有点惨不忍睹……它对于人的神经刺激过于强烈，久久不能消散……这当然不是不能接受罗汉大爷的死，而是不接受凌迟的具体细致的过程描写”。［4］贾平凹同样竭力将血腥残酷的历史现实呈现于读者眼前，给人带来一种强大的精神震撼。《山本》中的“丑陋”也表现在对人物死亡形式的处理上。作者运用大量的笔墨来描写死亡，作品从头至尾出现了众多人物，但他们大多都没有避免死亡的结局，而且他们死形各异，甚至有些人的死亡十分出人意料。这种叙述模式整体给人带来一种压抑感，作者抛弃了对美好人生的渲染而转向描绘死亡，实际上是对当时整个社会背景的一种反抗，对动乱时代的人类生命之脆弱的深切惋惜。在《山本》所营造的社会背景之中，每个人的生命都十分的轻贱，作者将小说里各个人物的死亡处理的很随意。或如杨钟、唐建、杜鲁成、周一山等死于激烈的战争；或如陈来祥、杨掌柜、莫医生等死于意外。人类的生命被刻画的十分脆弱，大多数人为战争失去了生命。小说中大多数人物的死亡形式通常伴随着屎尿横飞的场景，这是贾平凹小说中的独特现象，也是他审丑的具体变现。如井掌柜掉入粪坑被淹死；王魁在逃跑过程中掉入粪坑，被杜鲁成活捉，继而被割头；土匪玉米遭毒蜂蛰了之后，众人就开始擤鼻涕，白的黄的都抹在玉米身上，并掏了尿往玉米身上浇。这些画面的描写在读者看来不免反感，甚至使人感到恶心。贾平凹在《山本》中对死的描写充满着污秽，他所追求的美是用丑陋、血腥的东西表现出来的，这给人一种带有苦味的审美感受。《山本》中的“丑陋”还着重表现在对人性阴暗面的挖掘。小说描绘了一幅丰富多彩的涡镇市井图，作品描写了各类人物以及他们之间爱恨情仇的故事。在广阔的历史天地中，人物形象被赋予多种内涵，富有层次感。作者于平凡琐碎的世俗世界里，展现了人性丑陋的一面。实际上，人性的扭曲也体现了人性的真实，作品所追求的正是真实人性的美。在传统的文学作品中，英雄人物是作家着重刻画的对象，英雄人物对于推动故事发展具有重大的意义。然而，在《山本》里，对英雄人物的正面刻画相对而言就逊色许多，作者反而不遗余力的将他们人性中的不足刻画出来。井宗秀是保卫涡镇的大英雄，但作者赋予他生命的不完整性和精神畸形，作者对他的性格刻画显示了人性的复杂性与多面性。小说中写到：“井宗秀掏出了枪，他是练习过射击的，却还从来没对着人，他把枪交给陆林。……井宗秀当下下了命令：所有人坚守岗位，与镇同在，凡是上了城墙城楼的，乳妇不得下去喂奶，丁壮不准就地瞌睡。”［2］235这时的井宗秀在长期的权力围绕下已经成为一个不近人情、杀人如麻的人物，与他涡镇守护者的形象大相径庭。井宗丞是小说中又一个英雄形象，他具有长远的眼光，带领游击队在秦岭地带做出一番事业，但在他的性格中也存在冷血无情的一面。小说写到井宗丞追杀恶霸程茂雨的一段：“程茂雨果然从迎春花蔓里往出爬，井宗丞就拽着他的头发拉了起来。……井宗丞一枪打了，说：我不会沾你血的。看着程茂雨倒在那里，身子往外喷血，喷完了，用刀割了头。”［2］94这一连串的动作一气呵成，作者没有对井宗丞的心理活动进行任何刻画，仿佛他杀死的只是一样东西，就像是摆弄了一样器具一般无动于衷。从而显示了井宗丞的冷血与残酷，缺少了人情味。作者着重将审视的点放在人性的不足之处上，小说中对英雄人物的描写毁誉参半，一方面极力将重大的英雄事件置于平淡的口吻中加以呈现，另一方面毫不掩饰的描写他们性格中固有的丑恶之处。对人性恶的突出描写表现了战争环境的残酷，极力挖掘人性中阴暗丑陋的一面显示了人性的真实。

二、《山本》审丑艺术形成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