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赔偿范文10篇

一、国际法的诞生与战争赔偿

就一般意义来讲，战争指的是人类进入阶级社会以来，为了解决阶级与阶级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不同的国家集团之间的矛盾所采取的一种最高的斗争形式。战争本身并不是目的，它只不过是政治的延续，是战争的发起者为了达到其所追求的目的而采取的一种比较极端的手段。发生于不同国家之间的战争不管持续多久，总得有一个结束，此时，战胜的一方就会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战败的一方。通常情况下，处于战胜一方的国家要向战败方提出各种各样的赔款或赔偿要求。这种做法，首先是在有关国家结束战争的和谈实践中得到体现，继而，这种惯例便渐渐地成为人类战争规则中的成文规定。

战争赔偿的事实很早就有。就中国而言，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各诸侯国的征战中，就有了失败方向胜利方支付“赔偿”的现象。秦统一中国后的数千年里，总的来讲中原王朝多处于强势状态。不过在中原王朝比较衰弱的时候，周边的少数民族政权往往趁虚而入，即使不能入主中原取而代之，也常诉诸战争的形式，通过达成条约或协议，改变着强弱关系。如到南宋时期，宋金开战，最后南宋被迫讲和，在被史称为“绍兴和议”的协议中，南宋除了向金称臣、割让土地外，也有向金“岁贡银25万两，绢25万匹”的赔偿规定，这种赔偿已接近近代意义上的战争赔偿了。

在欧洲，连绵不断的战争也导致了种种战争赔偿的形式。除了一般意义上战败方向胜利方所作的实物或金钱赔偿外，有时是势力较弱的一方在尚未失败的情况下，为了不至于进一步引火烧身，便自动做出赔偿。发生于1475年的英法战争便是这种情况，当时的英格兰国王爱德华四世为了反对法国干涉其国内的王位之争，便出兵法国。双方虽未曾交战，但法国方面为了避免战争，还是以爱德华撤军作为前提，向英国做出巨额赔款。

古代中国和西方世界虽然有关于战争赔偿的事实存在，但这与近代民族国家形成后的战争赔偿是有所不同的。

近代意义上的战争赔偿属于国际公法的范畴。国际公法的产生是以1618～1648年欧洲“三十年战争”结束后，各国通过谈判所达成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作为标志。也正是这个条约才标志着近代意义上国家主权观念的确立，并在真正意义上产生了近代的国际关系以及调整国际关系间的一系列准则。

摘要：战争赔偿是人类自有战争以来就已经出现的一种现象，只是到18世纪以后才渐渐形成为国际法的规定。两次世界大战在规范战争赔偿问题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战争赔偿的内涵、目的、赔偿方式等都与此前有了较大的区别。进入20世纪后期，国际法在强调国家赔偿的同时，更注重加害国对受害者个人的补偿，从而使战争赔偿的解决朝着更为人道、对加害方的责任追究更为宽泛的方向发展。

关键词：国际法战争赔偿历史演变

一、国际法的诞生与战争赔偿

就一般意义来讲，战争指的是人类进入阶级社会以来，为了解决阶级与阶级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不同的国家集团之间的矛盾所采取的一种最高的斗争形式。战争本身并不是目的，它只不过是政治的延续，是战争的发起者为了达到其所追求的目的而采取的一种比较极端的手段。发生于不同国家之间的战争不管持续多久，总得有一个结束，此时，战胜的一方就会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战败的一方。通常情况下，处于战胜一方的国家要向战败方提出各种各样的赔款或赔偿要求。这种做法，首先是在有关国家结束战争的和谈实践中得到体现，继而，这种惯例便渐渐地成为人类战争规则中的成文规定。

战争赔偿的事实很早就有。就中国而言，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各诸侯国的征战中，就有了失败方向胜利方支付“赔偿”的现象。秦统一中国后的数千年里，总的来讲中原王朝多处于强势状态。不过在中原王朝比较衰弱的时候，周边的少数民族政权往往趁虚而入，即使不能入主中原取而代之，也常诉诸战争的形式，通过达成条约或协议，改变着强弱关系。如到南宋时期，宋金开战，最后南宋被迫讲和，在被史称为“绍兴和议”的协议中，南宋除了向金称臣、割让土地外，也有向金“岁贡银25万两，绢25万匹”的赔偿规定，这种赔偿已接近近代意义上的战争赔偿了。

在欧洲，连绵不断的战争也导致了种种战争赔偿的形式。除了一般意义上战败方向胜利方所作的实物或金钱赔偿外，有时是势力较弱的一方在尚未失败的情况下，为了不至于进一步引火烧身，便自动做出赔偿。发生于1475年的英法战争便是这种情况，当时的英格兰国王爱德华四世为了反对法国干涉其国内的王位之争，便出兵法国。双方虽未曾交战，但法国方面为了避免战争，还是以爱德华撤军作为前提，向英国做出巨额赔款。

摘要：战争赔偿是人类自有战争以来就已经出现的一种现象，只是到18世纪以后才渐渐形成为国际法的规定。两次世界大战在规范战争赔偿问题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战争赔偿的内涵、目的、赔偿方式等都与此前有了较大的区别。进入20世纪后期，国际法在强调国家赔偿的同时，更注重加害国对受害者个人的补偿，从而使战争赔偿的解决朝着更为人道、对加害方的责任追究更为宽泛的方向发展。

关键词：国际法战争赔偿历史演变

一、国际法的诞生与战争赔偿

就一般意义来讲，战争指的是人类进入阶级社会以来，为了解决阶级与阶级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不同的国家集团之间的矛盾所采取的一种最高的斗争形式。战争本身并不是目的，它只不过是政治的延续，是战争的发起者为了达到其所追求的目的而采取的一种比较极端的手段。发生于不同国家之间的战争不管持续多久，总得有一个结束，此时，战胜的一方就会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战败的一方。通常情况下，处于战胜一方的国家要向战败方提出各种各样的赔款或赔偿要求。这种做法，首先是在有关国家结束战争的和谈实践中得到体现，继而，这种惯例便渐渐地成为人类战争规则中的成文规定。

战争赔偿的事实很早就有。就中国而言，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各诸侯国的征战中，就有了失败方向胜利方支付“赔偿”的现象。秦统一中国后的数千年里，总的来讲中原王朝多处于强势状态。不过在中原王朝比较衰弱的时候，周边的少数民族政权往往趁虚而入，即使不能入主中原取而代之，也常诉诸战争的形式，通过达成条约或协议，改变着强弱关系。如到南宋时期，宋金开战，最后南宋被迫讲和，在被史称为“绍兴和议”的协议中，南宋除了向金称臣、割让土地外，也有向金“岁贡银25万两，绢25万匹”的赔偿规定，这种赔偿已接近近代意义上的战争赔偿了。

在欧洲，连绵不断的战争也导致了种种战争赔偿的形式。除了一般意义上战败方向胜利方所作的实物或金钱赔偿外，有时是势力较弱的一方在尚未失败的情况下，为了不至于进一步引火烧身，便自动做出赔偿。发生于1475年的英法战争便是这种情况，当时的英格兰国王爱德华四世为了反对法国干涉其国内的王位之争，便出兵法国。双方虽未曾交战，但法国方面为了避免战争，还是以爱德华撤军作为前提，向英国做出巨额赔款。

摘要：日本侵华战争给中国及中国人民造成了极大损害。考虑到中日人民友好关系，中方在《中日联合声明》中宣布放弃中国政府的损害赔偿，但并未声明也放弃受害人民的损害赔偿，中国受害人民向日本政府提出损害赔偿是完全正当的要求。日本法院不应剥夺中国受害人民向日本政府求偿的权利。

关键词：侵华战争；战争赔偿；政府赔偿；民间赔偿；国家赔偿法

1999年9月22日，日本东京地方法院对侵华战争的中国受害人提起的索赔诉讼首次作出了驳回诉讼请求的判决，这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尽管日本司法部门对其驳回诉讼请求的判决“理由”作了详尽的阐释，但从国际法的角度看，其所谓“理由”是站不住脚的。本文将从国际法的角度分析如下：

一、侵华战争的性质和战争损害赔偿的范围

日本法院一方面对日本在侵华战争期间给中国人民造成的极大的损害这一历史事实及原告受到的悲惨遭遇予以承认：另一方面却认为战争导致的个人损害应通过国家间的和平条约及其他外交途径解决，甚至说和平条约缔结后受害人提起诉讼会扰乱和平条约确立的友好关系。为了避免两国回到战争状态，否定个人的诉讼权利是合乎情理的①。以上由东京司法部门作出的判决书中的理由表面上看似乎有一定道理，但是从国际法的角度仔细分析，其理由是明显站不住脚的，驳回中国受害人的个人诉讼请求是滥用法律，显失公允的。日本政府发动这场反人道的侵略战争行为的性质早有定论，就连在上述的驳回中国受害人诉讼的判决书中也不得不承认“日本对中国人民的这场战争是毫无辩解理由的，只能是基于帝国主义、殖民主义意图的侵略行为而己。”②

一国违反国际法对他国进行侵略，违反战争法对他国施行反人道暴行，必须承担国家责任，这早己为国际法和国际惯例所确认。现代国际法规定，实施侵略战争的国家承担国家责任主要形式有惩罚战争罪犯、限制国家主权、赔偿、道歉等。对于战争罪犯除了按国际法予以严惩外，其所属的发动侵略的国家还应当对受害国及受害国民给予战争赔偿。战争赔偿的范围包括两部分：其一是对国家主权、军队、国有财产、历史文物等所受损害的赔偿，即政府赔偿；其二是对受害国国民在战争期间因遭到敌军不分皂白地屠杀所受到的人身伤害和财产损失的赔偿，即民间赔偿。战争赔偿的范围划分为政府赔偿和民间赔偿两个部分，这是国际法确定无疑的准则。作为发动侵略战争的国家不仅要对受害国政府给予赔偿，还应对受害国国民给予赔偿。

摘要：日本侵华战争给中国及中国人民造成了极大损害。考虑到中日人民友好关系，中方在《中日联合声明》中宣布放弃中国政府的损害赔偿，但并未声明也放弃受害人民的损害赔偿，中国受害人民向日本政府提出损害赔偿是完全正当的要求。日本法院不应剥夺中国受害人民向日本政府求偿的权利。

关键词：侵华战争；战争赔偿；政府赔偿；民间赔偿；国家赔偿法

1999年9月22日，日本东京地方法院对侵华战争的中国受害人提起的索赔诉讼首次作出了驳回诉讼请求的判决，这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尽管日本司法部门对其驳回诉讼请求的判决“理由”作了详尽的阐释，但从国际法的角度看，其所谓“理由”是站不住脚的。本文将从国际法的角度分析如下：

一、侵华战争的性质和战争损害赔偿的范围

日本法院一方面对日本在侵华战争期间给中国人民造成的极大的损害这一历史事实及原告受到的悲惨遭遇予以承认：另一方面却认为战争导致的个人损害应通过国家间的和平条约及其他外交途径解决，甚至说和平条约缔结后受害人提起诉讼会扰乱和平条约确立的友好关系。为了避免两国回到战争状态，否定个人的诉讼权利是合乎情理的①。以上由东京司法部门作出的判决书中的理由表面上看似乎有一定道理，但是从国际法的角度仔细分析，其理由是明显站不住脚的，驳回中国受害人的个人诉讼请求是滥用法律，显失公允的。日本政府发动这场反人道的侵略战争行为的性质早有定论，就连在上述的驳回中国受害人诉讼的判决书中也不得不承认“日本对中国人民的这场战争是毫无辩解理由的，只能是基于帝国主义、殖民主义意图的侵略行为而己。”②

一国违反国际法对他国进行侵略，违反战争法对他国施行反人道暴行，必须承担国家责任，这早己为国际法和国际惯例所确认。现代国际法规定，实施侵略战争的国家承担国家责任主要形式有惩罚战争罪犯、限制国家主权、赔偿、道歉等。对于战争罪犯除了按国际法予以严惩外，其所属的发动侵略的国家还应当对受害国及受害国民给予战争赔偿。战争赔偿的范围包括两部分：其一是对国家主权、军队、国有财产、历史文物等所受损害的赔偿，即政府赔偿；其二是对受害国国民在战争期间因遭到敌军不分皂白地屠杀所受到的人身伤害和财产损失的赔偿，即民间赔偿。战争赔偿的范围划分为政府赔偿和民间赔偿两个部分，这是国际法确定无疑的准则。作为发动侵略战争的国家不仅要对受害国政府给予赔偿，还应对受害国国民给予赔偿。

「内容摘要」近年来，日本法院公然漠视国际法的准则，接连驳回日本侵华战争导致的中国民间受害者向日本政府索偿的诉讼请求，引起社会各界的关注。本文针对日本法院的判决及被告人的“答辩理由”，就对日民间索偿的法律性质、受害者个人的请求权、民间索偿的法律途径以及诉讼时效等问题作一学理探讨。

「关键词」对日民间索偿；法律性质；个人请求权；法律途径；诉讼时效

1999年9月22日，日本东京地方法院对三起侵华战争导致的中国民间受害者向日本政府提起的索偿诉讼作出了驳回诉讼请求的判决，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关注。近年来，中国民间受害者接连依照法律程序向日本政府索偿，这一正义行动得到了我国政府的支持及社会各界的声援。据有关史料记载，在长达八年的那场亘古未有的浩劫中，中国军民的伤亡总数达二千一百万人（其中一千万人是被日本侵略军直接屠杀的）；中国蒙受的损失达三千亿美元，其中属于政府间的战争赔偿为一千二百亿美元，属于民间受害赔偿的为一千八百亿美元。然而，半个多世纪以来，日本军国主义的阴魂仍然不散，一小撮日本极右势力竭力篡改历史，否认侵华战争的性质和事实。而对于这场惨绝人寰的侵略战争负有不可推卸的法律责任的日本政府，至今没有勇气向中国人民作出公开道歉，对于饱受侵华日军蹂躏的中国受难者的民间索偿更是置若罔闻。作为被告的日本政府所指定的人更是公然漠视国际法的准则，为逃避中国的民间索偿寻找“法律依据”。而日本法院判决的“依据”与被告人的意见如出一辙，一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作为国际私法学的理论工作者，应该正视实践中出现的这一新问题，并且有责任在理论上澄清这些诉讼涉及的法律问题，帮助中国民间受害者争取胜诉。与此同时，因战争罪行引起的民间赔偿涉及国际私法、国际公法及国内法众多领域的法律问题，具有较高的理论研究价值，反映了国际私法与国际公公法相互交叉、相互渗透这一当代国际法学发展的趋势。笔者不揣浅陋，拟针对上述东京法院的判决及被告人的“答辩理由”，就对日民间索偿的法律性质、受害者个人的请求权、民间索偿的法律途径以及诉讼时效等问题作一学理探讨，以求教于同行专家。

一、对日民间索偿概况及争执焦点

据最新资料透露，目前日本各法院审理的与战后赔偿有关的案件约六十件，原告系来自韩国、中国、中国台湾地区、菲律宾、印度尼西亚、中国香港地区、荷兰、英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等国家和地区的民间受害者。这些案件涉及下列战争罪行：（1）从军性奴隶（慰安妇）；（2）强制劳工；（3）虐待俘虏；（4）南京大屠杀；（5）731部队（人体试验与细菌战）；（6）遗弃毒气弹；（7）军票；（8）其他战争罪行。

中国民间对日提出赔偿诉求起始于八十年代改革开放之初。在此之前，中国政府在1972年签署的《中日联合声明》中郑重宣布：“为了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放弃对日本国的战争赔偿要求。”从法律上讲，中国政府的这一声明只是放弃政府间的战争赔偿，并不意味着放弃受害国民就战争导致的损失和损害索取受害赔偿的权利。中日邦交正常化后，中国受害者耐心等待着日本政府的良知醒悟，但面对日本政府的冷漠态度，法律和人权意识不断增强的中国受害者毅然拿起了法律武器，向日本政府讨还公道。据报刊披露，从八十年代开始，在日军侵华战争中受害惨烈的江苏、山东、浙江等地的一些受害者表达了向日本政府索偿的强烈要求。1988年，被日寇屠杀三百余人、烧毁全村房屋的山东省仕平县张家楼村的村民，通过日本驻华使馆，率先向日本政府发出了索赔书，就“私人财产的损失和人员死亡”向日本政府提出索赔要求。1994年，在侵华日军细菌战中遭受深重灾难的浙江省义乌市崇山村的村民主任吴利琴等三人，向日本政府提交了三人联合诉状，就日军使用细菌武器、进行细菌人体实验、焚烧民房等人身与财产损失，要求日本政府赔偿1551万美元。联合诉状递交后如石沉大海，崇山村的村民又联合五地日军细菌战的受害者108人，起草了状告日本政府的《108人联合诉状》。1997年8月，崇山村村民王锦悌等人跨海赴日，向日本东京法院递交《108人联合诉状》。除此之外，在日军侵华战争中被抓去当慰安妇、被掳去日本当劳工以及南京大屠杀的中国受害者也纷纷提出诉讼，向日本政府索偿。

「内容摘要」近年来，日本法院公然漠视国际法的准则，接连驳回日本侵华战争导致的中国民间受害者向日本政府索偿的诉讼请求，引起社会各界的关注。本文针对日本法院的判决及被告人的“答辩理由”，就对日民间索偿的法律性质、受害者个人的请求权、民间索偿的法律途径以及诉讼时效等问题作一学理探讨。

「关键词」对日民间索偿；法律性质；个人请求权；法律途径；诉讼时效

1999年9月22日，日本东京地方法院对三起侵华战争导致的中国民间受害者向日本政府提起的索偿诉讼作出了驳回诉讼请求的判决，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关注。近年来，中国民间受害者接连依照法律程序向日本政府索偿，这一正义行动得到了我国政府的支持及社会各界的声援。据有关史料记载，在长达八年的那场亘古未有的浩劫中，中国军民的伤亡总数达二千一百万人（其中一千万人是被日本侵略军直接屠杀的）；中国蒙受的损失达三千亿美元，其中属于政府间的战争赔偿为一千二百亿美元，属于民间受害赔偿的为一千八百亿美元。然而，半个多世纪以来，日本军国主义的阴魂仍然不散，一小撮日本极右势力竭力篡改历史，否认侵华战争的性质和事实。而对于这场惨绝人寰的侵略战争负有不可推卸的法律责任的日本政府，至今没有勇气向中国人民作出公开道歉，对于饱受侵华日军蹂躏的中国受难者的民间索偿更是置若罔闻。作为被告的日本政府所指定的人更是公然漠视国际法的准则，为逃避中国的民间索偿寻找“法律依据”。而日本法院判决的“依据”与被告人的意见如出一辙，一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作为国际私法学的理论工作者，应该正视实践中出现的这一新问题，并且有责任在理论上澄清这些诉讼涉及的法律问题，帮助中国民间受害者争取胜诉。与此同时，因战争罪行引起的民间赔偿涉及国际私法、国际公法及国内法众多领域的法律问题，具有较高的理论研究价值，反映了国际私法与国际公公法相互交叉、相互渗透这一当代国际法学发展的趋势。笔者不揣浅陋，拟针对上述东京法院的判决及被告人的“答辩理由”，就对日民间索偿的法律性质、受害者个人的请求权、民间索偿的法律途径以及诉讼时效等问题作一学理探讨，以求教于同行专家。

一、对日民间索偿概况及争执焦点

据最新资料透露，目前日本各法院审理的与战后赔偿有关的案件约六十件，原告系来自韩国、中国、中国台湾地区、菲律宾、印度尼西亚、中国香港地区、荷兰、英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等国家和地区的民间受害者。这些案件涉及下列战争罪行：（1）从军性奴隶（慰安妇）；（2）强制劳工；（3）虐待俘虏；（4）南京大屠杀；（5）731部队（人体试验与细菌战）；（6）遗弃毒气弹；（7）军票；（8）其他战争罪行。

中国民间对日提出赔偿诉求起始于八十年代改革开放之初。在此之前，中国政府在1972年签署的《中日联合声明》中郑重宣布：“为了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放弃对日本国的战争赔偿要求。”从法律上讲，中国政府的这一声明只是放弃政府间的战争赔偿，并不意味着放弃受害国民就战争导致的损失和损害索取受害赔偿的权利。中日邦交正常化后，中国受害者耐心等待着日本政府的良知醒悟，但面对日本政府的冷漠态度，法律和人权意识不断增强的中国受害者毅然拿起了法律武器，向日本政府讨还公道。据报刊披露，从八十年代开始，在日军侵华战争中受害惨烈的江苏、山东、浙江等地的一些受害者表达了向日本政府索偿的强烈要求。1988年，被日寇屠杀三百余人、烧毁全村房屋的山东省仕平县张家楼村的村民，通过日本驻华使馆，率先向日本政府发出了索赔书，就“私人财产的损失和人员死亡”向日本政府提出索赔要求。1994年，在侵华日军细菌战中遭受深重灾难的浙江省义乌市崇山村的村民主任吴利琴等三人，向日本政府提交了三人联合诉状，就日军使用细菌武器、进行细菌人体实验、焚烧民房等人身与财产损失，要求日本政府赔偿1551万美元。联合诉状递交后如石沉大海，崇山村的村民又联合五地日军细菌战的受害者108人，起草了状告日本政府的《108人联合诉状》。1997年8月，崇山村村民王锦悌等人跨海赴日，向日本东京法院递交《108人联合诉状》。除此之外，在日军侵华战争中被抓去当慰安妇、被掳去日本当劳工以及南京大屠杀的中国受害者也纷纷提出诉讼，向日本政府索偿。

[摘要]通过对20世纪50～70年代初中国对外战略的历史考察，可以发现中国对日邦交正常化战略发挥了关键作用。中国政府在防止日本军国主义复活原则的基础上，首倡“以民促官”及“官民并举”的基本方针，提出正确对待历史问题并放弃战争赔偿，并采取“先美后日、以美促日”的外交战略于1972年实现了中日邦交正常化，取得了继中美发表《上海公报》后的又一外交胜利。虽然中国对日邦交正常化战略在实施过程中历经曲折，但它兼具现实性和灵活性，体现了以“和谐”为核心的政治文化，在中国外交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关键词]中国日本邦交正常化战略

中日两国于1972年9月实现邦交正常化，其重大意义不仅在于结束了两国间长达35年的战争和敌对状态，还在于它从根本上改变了自1894年以来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所形成的敌对历史，使中日两国重新恢复友好关系。中日之所以能够实现邦交正常化，与美国尼克松政府基于冷战形势谋求与中国接近以及日本政府的政策转向不无关系，但中国政府自建国初期开始实施的对日邦交正常化战略也发挥了重要作用。目前，国内学术界关于中日邦交正常化的研究较多地侧重于对当时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以及中日领导人个人的作用，就中国对日邦交正常化战略还缺乏全面而客观的认识。事实上，中国自建国初期就已明确了对日邦交正常化的战略原则和战略方针，并随着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逐步调整，为邦交正常化的实现起到了关键作用。本文拟对20世纪70年代初期以前的中国对日邦交正常化战略进行历史考察，以期得到一些有益的启示。

一、确立防止日本军国主义复活的战略原则

国内关于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初期开始的中国对日总方针基本已经形成共识，即“发展中日两国人民之间的友好关系，孤立美国，间接地影响日本人民，给日本政府以压力，迫使日本改变对中国的关系，逐步实现中日关系正常化”。这表明，当时的中国政府从重视中日关系发展、谋求长期和平相处的地缘政治思想出发，将发展中日两国的友好关系放在优先位置。然而，通过对20世纪50～70年代的中国对日邦交正常化战略的历史考察，可以发现中国领导人始终对日本的未来发展心存疑虑。鉴于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历史以及美国对日本的扶植政策，中国政府在积极促进中日邦交正常化的同时，事实上将防止日本军国主义复活作为对日邦交正常化的首要原则。

曾经指出：“如果日本军国主义再起，我们是怕的。”他认为，中国并不是怕日本本身，而是怕美日联合起来对付中国，“因为美国扶植日本的军国主义。……美国在东方的主要基地是日本。……日本在国会中强行通过了同美国的军事同盟条约”，该条约已经“把中国沿海地区，也包括在日本所解释的远东范围之内”。可见，新中国领导人在当时对日本未来的发展趋向并没有太大的把握，对中日关系的未来也并不是特别有信心。尤其是1965年日本社会党众议员冈田春夫揭露了日本防卫厅的“三矢计划”，更是引起新中国领导人的高度警觉。该计划是日本防卫厅于1963年秘密研究的一项军事作战计划，它以爆发第二次朝鲜战争并波及日本为假想前提，计划与美军实行联合行动并进行战时国家总动员，成立“临时国会”以迅速通过“有事法制”、“有事预算”等相关法案，使日本陆上、海上和空中自卫队能够自由行使武力。因此，坚决反对日本军国主义东山再起，是对日思想的一个基本立场。直到晚年，在1974年回答中国是否能对日本放心的问题时，仍表示“在可以估计到的一段时间内是信的。将来很难说”。

这是一个老旧的话题了。你要再谈，未必出得了新意。毕竟就是这么个题目。海德格尔在哪里引用过老子的话，在哪里论说了汉语思想中的“道”，诸如此类，学界已经弄得相当清楚了。不但德国学界清楚了，中、日、韩三国的学者们也清楚了（珀格勒尔的这篇文章就是他1998年在韩国汉城做的一个演讲，收在韩国人编的这个特刊上）。在我们这里，北京大学的张祥龙教授在《海德格尔与中国天道》一书中已经对这个题目做了特别精深的讨论，并且专门在书后做了一个附录，把海德格尔有关老子的论述都集中在一起了。笔者也曾在一些地方附带议论过这个题目。[3]这里之所以再来谈一次，倒也不是有什么新发现，而是因为读了珀格勒尔的文章后有一点点感想。

老实说珀格勒尔教授的这篇文章也没有太多惊人的东西，还是用了这么些材料编织起来的。而首先令我感兴趣的是他的一个结论，或者说一个判断。他在文章结尾处说：德国哲学家与日本方面的交流已经不是一个“单行道”了，年轻一代的德国哲学家中也有不少掌握了日文，因此两方面可以进行真正的对话了；而“与中国的对话还需要时间”。[4]我想，这应该是一个有一定事实依据的判断。近代以来，日本人一直十分虚心、极其用功地向欧洲学习，不但把许多欧洲的东西介绍到日本，而且也把日本的东西推介到欧洲；他们甚至于干脆就邀请欧洲学者去日本做研究、当教授。据我所知，日本人二十年代就邀请过海德格尔（时为弗莱堡大学私人讲师）去日本当教授，海氏一时心动，最后在雅斯贝尔斯的劝阻下才未接受这个邀请；但后来海德格尔的一位弟子，哲学家卡尔·洛维特却是在日本当了一阵子教授的。至于中国，虽然我们也做了一点工作，但由于所谓“众所周知的原因”，我们在这些个方面做得就比较差了，与日本相比差得太远了，所以现在差不多还在珀格勒尔所说的“单行道”上跑——莘莘学子跑欧洲、美洲去学习，而且如今更多的是学技术和工商的，愿意学哲学、学人文科学者还是稀罕。

这些都是大家了解的情况。所以我说珀格勒尔教授的这个判断也没什么。不过，珀格勒尔得出这个结论，似乎还与他在文章中对已故中国学者萧师毅先生的一篇回忆文章的批评有着一点关联。在这篇题为“我们在木材市场会面”的文章中，萧师毅先生描写了他与海德格尔共译老子《道德经》的经过。我这里说“批评”似乎也还不够确切，实际上珀格勒尔更多地只是用德语的第一虚拟式（用于转述他人的话）对萧师毅的文章作了摘要的陈述。不过，珀格勒尔的口气中明显地透露出一个意思：萧师毅的文章是有一些疑点的。

萧师毅的文章我以前读过英文本，题目有所不同，叫“海德格尔和我们的《道德经》翻译”，内容是大致一样的。记得读的时候对萧先生恭敬有加，虽然没有念过他的其他作品，对他的学问和思想没有了解，但光是他与海德格尔共译老子《道德经》这个故事，也已经令我肃然了。所以，当时并没有留意他的文章本身到底怎么样，只是惊奇地、感动地读过一遍而已。现在看了珀格勒尔的文章，我赶紧去图书馆里把萧文的德文本找来，再细读一下。这个德文本刊于《回忆马丁·海德格尔》一书中，此书由贡特·纳斯克编辑，由纳斯克出版社出版于海德格尔去世后第二年。[5]这书是海德格尔的弟子们、朋友们以及相关的人们写的一些纪念文章的汇编。据珀格勒尔的看法，这本书中的回忆文章总体是好的，但也有几篇文章是道听途说的东西，往往混淆了一些材料和事实。

萧师毅的文章到底有什么疑点呢？我们这里先把他的文章综述一下（参考了珀格勒尔文章中的指示）。萧师毅先谈了事情的起因。他与海德格尔相识于1942年。他在北平完成心理学和中国哲学的学习后，到意大利米兰继续学业，在那里习得了“学院的严谨”。然后到了弗莱堡，参加海德格尔的讨论班。其间他把自己的《道德经》意大利文译本送给海德格尔。萧也描述了他对弗莱堡城的印象，特别记录了1944年11月27日弗莱堡的一次空袭。空袭前十二个小时，城里许多动物和一些人变得焦躁不安。特别奇怪的是城市公园里的一只大鸭子，它在近十二个小时里嘎嘎叫着，发疯地扑打着翅膀。一般人们以为，动物们对自然灾难有预感反应，但空袭却不是自然事件，而是人类行为。萧说：“弗莱堡城市公园入口处为这只鸭子竖立的纪念碑不仅令启示灵学家们困惑，也给哲学家们一个谜团”。[6]

战后萧师毅与海德格尔在木材市场（按：弗莱堡城内一地名）碰面。当时海德格尔正在忍受“非纳粹化”（肃清纳粹影响）的审查。海德格尔向萧抱怨自己受到了误解和不公正的待遇。萧说他作为“半同盟者”（按：当时中国为战胜国之一）站在海德格尔面前，带着某种“胜利者的骄傲”，同时也难以“心安理得”，因为他清楚地意识到“海德格尔受到了人们多么不公和荒谬的待遇”。所以，“为反对不公而斗争的精神和力量”在他心里油然而生了。萧说对一个中国人来说，这是很正常的态度；他像绝大多数中国人一样，在青年时代就读了许多侠义小说和英雄传奇。劫富济贫、反抗不公乃是侠客和英雄的本色。所以中国人通常都需要、并且乐于为他人的利益而反抗不公。不过，萧当时也看到了自己的限制：虽然他是“半同盟者”，但“他不能像对待小学生那样对待当地负责的法国官员，尽管他们中有许多人像其他占领区的官员一样应该得到这样的对待”。于是，萧就想到用孟子的一句话去安慰海德格尔：“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指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然后知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海德格尔听了这话似乎受了“感动”，遂要求与萧合译老子《道德经》；萧欣然应允了。

当我们谈到国际资本流动时，一般讨论较多的是经济和管理风险。对这些风险的防范研究也较为深入。但是，对于国家风险的研究却很少，而这个问题恰恰是国际资本流动中最为重要的一个问题。国家风险主要包括主权风险和政治风险。本文就这两种风险的种类与防范作以下探讨。

一、主权风险及防范

主权风险从广义上来讲，它是指国家的主权问题。从狭义上来讲，仅指企业的所有权问题。

（一）主权风险的神类

l、宏观主权风险。主要是指资本流动引起的对国家主权的危害，这其中包括了直接和间接的方面，直接的就是将资金大量地输入到国内反对派的手中，生产和购买军火，对执政党进行直接的威胁。间接的表现为输入资金的同时附带其他条件，而这些条件中有些明显地对输入国主权构成威胁。如甲国向乙国提供大量的贷款，但条件是必须购买中国的军火，其安装、发射及使用必须经中国允许。

2、微观主权风险。主要是指某些国家向另一些国家的重要领域进行投资，其目的就是为了操纵和控制该国的经济，如跨国公司通过进行各种形式的直接投资，占有拉丁美洲、中东、非洲、东南亚的油田、矿山和种植园，控制着咖啡、可可、香蕉、橡胶、黄麻等农业资源。对企业进行投资时具体表现为尽可能地占有多数股权，以达到对该企业的操纵和控制，这方面在中外合资企业方面表现得尤为突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