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时范文10篇

人类自15世纪晚期至本世纪90年代约500年间，共有1.5亿人死于战争，其中仅发生在20世纪100年里的两次世界大战，就造成了将近9000万人的死亡。饱受战争劫难的各国人民，渴望和平，盼望发展。然而，当今世界并不太平，强权政治还在横行，暴力干涉别国内政，恃强凌弱，弱肉强食的事件屡有发生，局部战争的硝烟远未散尽。

有专家作过统计分析，在现代战争中，直接伤亡炮火之下的人口仅占20%，而间接伤亡于次生灾害之下的占80%。由此可见，提高公民的自救意识和防护能力是赢得生命的有效措施。为此，我们特编著《战时防空袭人员疏散隐蔽防护指南》，以便使公民正确掌握科学的救援常识和技能，最大限度地减少人员伤亡。愿这些知识能为大家带来安全。

1、怎样识别防空警报信号？

防空音响警报信号有三种，即预先警报、空袭警报和解除警报，由国家统一规定，城市防空指挥机关决定发放。

预先警报：预先告诉人们敌人即将空袭城市，要求做好防空袭的准备。规定音响信号为鸣36秒，停24秒，重复3遍为一个周期，时间3分钟。

空袭警报：表明敌空袭兵器已临近本市，空袭即将开始，警告人们迅速隐蔽。规定音响信号鸣6秒，停6秒，重复15遍为一个周期，时间3分钟。

九十年代以来，中美关系进入一个充满摩擦与坎坷的时期。目前，我们还看不到什么重大的迹象表明中美之间的这种关系会在短期内出现实质性变化。为什么中美关系会出现这样一种状态？这种状态对于中美两国和世界政治的含义是什么？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中美关系会采取何种走向？这些问题，就是本文所要探讨的主题。

本文的一个基本设定是：目前阶段的中美关系，是与世界进入所谓“后冷战时代”直接相关联的；我们必须在这一时代背景下来理解当前的中美关系。简言之，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的苏联东欧巨变，把世界带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这就是所谓“后冷战时代”。相对于冷战时代，后冷战时代的世界战略格局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中华人民共和国与美国两个大国之间关系的变化，既受世界战略格局的这一根本性变化的制约，又反过来影响着新的世界战略格局的形成。

在这个基本设定下，我们将把中美关系的变化与世界战略格局的变化联系在一起来考察。首先，我们将简要地回顾中美关系从冷战时代到后冷战时代的历史发展，判定中美关系已经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其次，我们将考察这一新的历史阶段上的中美关系具有什么样的特点。第三，我们将给出一个分析当前背景下的中美关系的基本层次构架，从而进一步归纳后冷战时代背景下中美关系的内容。最后，我们会结合目下的情势发展，来展望中美关系的未来走向。

一、从冷战到后冷战：中美关系的背景发生了什么变化？

从冷战时代到今天，中国和美国两个国家之间的关系经历了长期的发展变化。简略地说，可以把这些发展变化划分为三个不同的历史阶段。这三个阶段上中美之间的战略关系是不同的，因此可以分别称之为“战略对立”阶段、“战略合作”阶段和“战略摩擦”阶段。以下，试对此三个阶段分别加以论述。

（一）战略对立阶段

抗日战争时期，以安徽省皖北地区为中心，苏鲁豫皖交界形成了一个介于国民政府与日伪军之间的中间地带。1942—1945年，随着韩国临时政府下属的光复军征募六分处、第三支队、韩国青年训练班先后在皖北阜阳地区成立。韩国独立运动力量驻皖北各部在中国军民的帮助支持下，以各种方式参加中国的抗日战争，并在抗战中做出了一定的贡献。作为抗战时期韩国光复力量的驻地，安徽省应该在中韩睦邻友好关系的前提下，处理好韩国光复军旧址的保护与开发。笔者结合安徽地区的实际状况，从历史文化遗产的角度对相关旧址保护与管理对策等方面作些探析。

一、安徽地区抗战时期韩国光复军驻地旧址概况

为了进一步发展韩国爱国武装力量，1942年春，韩国光复军派高级参谋金学奎赴安徽北部地区设韩国光复军招募委员会，以后又成立了光复军第三支队，金学奎被任命为韩国光复军招募委员会主任和第三支队支队长。开始在安徽北部一带活动。金学奎这样的韩国独立运动中的资深人物被派往皖北工作，并身兼韩国临时政府特派代表和韩国独立党安徽支部执行委员长，表明了抗战时期韩国独立运动力量对安徽的重视［1］。韩国独立运动力量把安徽地区视为发展壮大自身力量的重要地区，派出重要骨干、设立各种机构、借助第三种力量在此地区招募人员、筹建军队、安抚侨民、举办培训班，等等。在安徽地区活动的韩国独立运动力量主要是光复军的第三支队、征募六分处以及朝鲜义勇军。之所以韩国独立运动力量把安徽北部作为重要活动基地，主要原因有二：一是皖北地区交通优越、自然资源丰富。阜阳、蚌埠等皖北地区，是南北交通的要脉所在，地处苏鲁豫皖四省交界，而且人口稠密，有着丰富矿产资源，韩侨在此地居住较多。全面抗战爆发后，从华北地区流入安徽的韩侨便有117户，其他如淮南有25户、宿县39户，韩侨在此主要从事谷物贸易、食品杂货贸易等［2］16。大量韩侨的迁入，有利于韩国独立运动力量在皖北地区征募兵员。二是皖北地区在抗战时期战略位置重要。1938年冬，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强调“游击战重于正规战”，决定各战区划分若干游击区。皖北各地多被划为游击区。1940年冬，第一战区鲁苏豫皖边区游击总司令部成立于皖北临泉（1944年改为临泉指挥所），主要辖有第三十一、十五集团军、山东挺进军等部和数十个游击纵队。1944年，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决定以平汉路以东、长江以北、黄河以南地区划为第十战区，李品仙为司令长官。这样以皖北为中心，麋集了大量军队。这些部队集中驻扎在以阜阳为中心的皖北地区。此外，随同这些军队来阜阳的还有江苏、山东两个省政府以及其下属机构，相关工作人员与家属、工厂企业、商贸人士、学生团体等［3］。随着抗战的深入，苏鲁豫皖交界处的皖北地区也出现了韩国独立运动力量的活动［4］101。韩国光复军征募六分处在皖北的发展以及展开的工作引起了多方的关注，美国战略事务局也注意到在阜阳频繁活动的韩国光复军。1942年韩国光复军征募第六分处在安徽阜阳成立后，那些侨居在皖北的韩侨纷纷来投，举起抗日复国的大旗。甚至周边的山东、江苏、河南等省的韩侨子弟也被吸引过来。1943年11月开罗会议之后，国统区及中国沦陷区等地的韩国民众纷纷打电报给临时政府，希望临时政府能通过整训韩籍青年，为日后复国积聚力量，“久蛰思动之国内外民众，如死囚之蒙释放恩典，如痴如狂，跃跃欲试……而自国内及中国沦陷各区，设法脱出敌网分别投入较近之自由中国地事者，日见增加。彼等函电纷至，要求临时政府实施敌后扩大组织，招抚侨胞，加紧训练，预事布置，伺机总动员之工作网”［5］。1944年3月8日，金九［5］代表韩国临时政府向重庆政府递交《韩国临时政府工作大纲》，表示将“选派干员，分别设置机构，于接近敌区的自由中国地带，派人深入敌后各地，扩大组织，实行招抚训练等工作”［4］101。根据大纲，韩国临时政府决定：为加速筹备战后复国事宜，在韩侨或韩国光复军力量较集中的地区设置招抚敌后侨胞事务委员会总办事处，总办事处以下设招待所，分别负责各地区招抚韩侨的工作。在这项招抚工作中，皖北地区又是颇受重视并积极展开工作的重点地区。根据临时政府决定，招抚委员会共设总办事处三处。其中皖北界首属于华北总办事处工作区域，下设了一个招待所，负责招抚皖北及周边地区的韩侨［6］。由于皖北地区长期处于游击区的形势，故征募处人员能相对较自由地出入抗战前线开展活动，加上金学奎的积极努力，光复军征募六分处的招募工作取得了较好的成绩。经过三年的发展，总人数已达205人之多。［2］16为了积聚力量复国，韩国临时政府也意识到培训韩国青年的重要性，在呈递给中国国民政府的信函中请求给予帮助，“扩大实施国内及敌后有系统的组织后，继即开始相当训练，况值思想派系纷杂之此际，不可不紧密注力于严格的训练。但敝临时政府过去因种种难题，未克设置训练机构，实属极大的缺陷。除即速设法筹设机构，实施训练外，拟尽先选拔较优青年若干人，由敝临时政府负责保送于中央训练团。分别施以相当的训练，对党务、政治、军事掌握后，分派各地，与各该地中国国民党战地工作人员，结成密切的联络，扩大实行敌后工作，此拟请特准施行者也。临时政府还拟定了训练工作计划：在敌后实行扩大组织后，必须分地训练。其初步工作，因限于教材及预算，暂先分设于甲、乙、丙三办事处，在各该地中国战地党政工作机关协助之下，次第实行”［7］。1945年5月28日（农历四月十七），金九致函请求在西安、阜阳设立韩国来归青年训练班，电文称“有志青年源源来归，翘首待命于阜阳一带者无未可计。西安、阜阳两方面现已准备成立训练班，不日即行开始。业敦请盟国及侨美侨中著名之军事教授从事积极训导，以期早日成功”［5］416。并请求西安、阜阳军政当局予以协助。6月11日，正式批准了金九的请求，同时电令西安、阜阳军政当局“随时协助”［5］416。1945年6月16日，国民政府秘书长吴铁城致函金九，“顷奉总裁代电，以关于阁下请在西安、阜阳成立训练班并电该两处军政当局随时协助一节，经准照办，饬转达等因，特此奉达”［2］16。吴铁城又以中国国民党中央军事委员会的名义给中国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发函，要求他们速办光复军训练班，安置来归青年，“查关于韩国来归青年之安置一案，前经函复韩国临时政府径与贵会洽办，在光复军中予以安置，并以渝机字第350号函达在案。现据报，韩国青年陆续逃来后方者为数颇多……韩国临时政府尚无妥善安置办法，彼等颇感失望等语，拟请贵会迅即设立光复军训练班，在西安、老河口等处就地收容，予以训练，分派前方各部队服务，俾得有所效力。相应函达，查照核办，讯予见复为荷”［8］。后经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下属第十战区司令李品仙与金学奎协商，决定在第十战区干部训练班临泉（阜阳下属县）分团内特设韩国光复军训练班，由金学奎任韩国光复军训练班主任，学员们接受政治和军事技术的培训。在短短的几个月里，阜阳训练班共培训了三期学员。第一期就有50名毕业生，全部被派往前线，开展反日复国的工作。第二期学员毕业后，留在光复军招募处工作，协助培训新入伍的韩国光复军战士。第三期学员毕业后被派往重庆，充实韩国光复军总司令部和韩国临时政府。培养了相当一批政治军事干部，使韩国光复军不仅在数量上有了发展，而且运动骨干的军事素质也有所提高［9］。征募六分处设立后，光复军总司令部派金学奎赴皖北地区，负责征募人员，后在征募六分处的基础上筹建韩国光复军第三支队。1945年6月30日，在阜阳剧场举行了成立典礼，金学奎任支队长［10］。除此以外，1945年美国陆军战略作战部专门邀请以阜阳为主要活动基地的光复军征募六分处主任金学奎前往昆明，讨论韩美军事合作的问题［11］。从此，安徽阜阳地区成为抗战时期韩国光复军活动的重点地区之一。综上所述，以皖北为中心的苏鲁豫皖交界地区是抗战时期韩国临时政府及韩国光复军等韩国独立运动力量在华活动的重点区域之一，驻地在阜阳的主要为金学奎所领导的征募六分处。韩国独立运动力量在阜阳地区的积极活动，反映了国民政府给予韩国民族独立事业的大力支持，同时也体现了韩国独立志士为追求祖国光复的斗争精神。其活动的主要驻地为阜阳市城郊的九里沟。

二、安徽地区抗战时期韩国光复军驻地旧址的保护

（一）注重规划引领，完善保护机制

注重规划引领，科学制定并完善《安徽省韩国光复军保护管理规划》，进一步明确旧址保护的基本原则和管理措施，协调解决旧址科学保护与群众增收致富、社会发展的关系，推进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制定系统的、科学的世界遗产阐释和展示策略，向社会公众介绍韩国光复军的历史沿革。重视并启动相关旧址的保护工作，以创新的思路，正确处理保护、利用与发展的关系，切实把韩国光复军驻地旧址的保护与开发变成加强中韩友好往来的过程。从国家战略高度，建立统一协调机构，制定旧址保护的法律法规，统筹保护与发展规划，实施有效保护，科学合理利用。应强化对以安徽地区抗战时期韩国光复军驻地旧址的保护和管理职责，更新保护的法律理念，走保护与开发并重的可持续发展之路。要在宪法的大原则下，进一步制定统一的文化专门立法，并辅之以行政法规、部门规章以及地方性法规予以补充完善，形成保护与利用并重的法律法规体系。

思想政治教育是党的政治优势和优良传统，它时刻服从于、服务于党的中心工作。抗日战争爆发后，党在陕西洛川召开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中央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明确指出：“这一新阶段内的最中心的任务，是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的最后胜利”［1］276，思想政治教育的中心任务随之变为：为争取抗战的胜利，积极动员全国各民族、各阶层人们加入到抗战队列中。妇女思想政治教育是党的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主要任务也成为动员广大妇女加入抗战队列。党在抗战时期的妇女思想政治教育分为国统区的妇女思想政治教育、沦陷区的妇女思想政治教育和边区的妇女思想政治教育三部分。由于对象自身素质及所处实际环境的不同，思想政治教育方法也各有差异。本文仅探讨党在边区的妇女思想政治教育及其意义。

一、党在边区进行妇女思想政治教育的依据

“卢沟桥事变”后，全国性的抗日战争拉开序幕，大批热血男儿拿起武器，投身抗战洪流。与男子相比，中国妇女，尤其是边区妇女思想保守，政治觉悟低，抗战积极性不高，党却对这个群体相当关注，并对她们进行了深入细致的思想政治教育。其依据概括如下：

（一）党对边区妇女在抗日战争中的作用有着清醒的判断

无产阶级革命导师马克思在1868年12月12日寄给路德维希•库格曼的信中，给予妇女很高的评价：“每个了解一点历史的人也都知道，没有妇女的酵素就不可能有伟大的社会变革”［2］586。受马克思妇女观的影响，其后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也十分重视妇女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作用。“无产阶级妇女运动之母”克拉拉•蔡特金指出：“如果没有妇女参加，无产阶级就不能将自己的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进行到底”［3］17。列宁在1920年2月《致女工》中说：“无产阶级如果不争得妇女的完全自由，就不可能得到完全的自由”［4］307。斯大林也在多次讲话中强调妇女在社会生活中的不可替代性，他曾在1934年1月26日关于联共（布）中央工作的总结报告中指出：“妇女占我国人口的半数，她们是一支劳动大军，并且她们负有教育我们的孩子，我们的后代，即我们的将来的使命。”［4］361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之日起，就坚持马克思主义妇女观，十分重视妇女的作用，积极推动妇女运动向前发展。抗战爆发后，对广大妇女中蕴藏的巨大抗战潜力有着清醒的认识，在许多场合都有提及。在参加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第四期女生队开学典礼时，就指出：“中国革命如果没有占人口半数的女同胞积极参加，就不能彻底成功”［5］98。1939年7月23日，中国女子大学举行开学典礼，亲自到场祝贺，并对妇女与抗战胜利的关系进行了精辟地论述：“假如中国没有占半数的妇女的觉醒，中国抗战是不会胜利的。妇女在抗战中有非常重大的作用：教育子女，鼓励丈夫，教育群众，均需要通过妇女，只有妇女都动员起来，全中国人民也必然会动员起来了”［6］44，还发出“全中国妇女起来之日，就是中国革命胜利之时”的壮志豪言。由此观之，对妇女在抗日战争中作用的清醒判断是党进行边区妇女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观原因。

（二）妇女是受战争迫害最严重、最仇恨日本侵略者的群体

摘要：抗战时期，提出实行抗战教育政策，强调教育为长期战争服务，教育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主张进行教育改革。的教育思想体现了抗战时期的教育时代性、全民族抗战背景下的教育群众性以及为了抗战胜利目的教育目的明确性等特点。

关键词：；教育思想；抗战时期

纵览全部教育思想，始终坚持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他的这些思想，在抗日战争中就多次出现他的言论里或中共中央以及其他一些文件中，并在各抗日根据地得到广泛贯彻执行，为促进抗战事业的全面发展和取得抗战的胜利起到了重要作用。

一、抗战时期教育思想的主要内容

（一）实行抗战教育政策，强调教育为长期战争服务

日本帝国主义的大举入侵，使中华民族处于亡国的紧急关头。在抗战时期，推翻日本帝国主义的压迫成为中国革命最紧要的任务。为使一切政治、经济和文化教育的政策、措施都适应抗日救亡的要求，多次提出要实行抗战教育政策。卢沟桥事变的前两个月，在延安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上，作了题为《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的报告，向全国人民指出：“政治上，军事上，经济上，教育上的国防准备，都是救亡抗战的必需条件，都是不可一刻延缓的。”[1]报告还对红军和抗日根据地提出了要求：“要使红军适合抗日战争的情况，立即改组为国民革命军，并将军事的政治的文化教育提高一步，造成抗日战争中的模范兵团。”[1]抗日根据地在实行政治建设、经济建设的同时，还必须“实行必要的文化建设”。卢沟桥事变不久，作了《反对日本进攻的方针、办法和前途》的指示——反对妥协退让，坚决实行抗战。指出：只有实行坚决抗战的方针，采取一整套坚决抗战的方法，才能达到一个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实现中国自由解放的前途。坚决抗战的方法之一便是实现国防教育，根本改革过去的教育方针和教育制度。

一、近代中国长期不统一是汉奸产生的基本原因

“夫人必自侮，然后人侮之，家必自毁，然后人毁之，国必自伐，然后人伐之。”抗战时期汉奸之所以大量出现，主要是由中国自身的原因造成的。汉奸的产生与中国近代中国长期不统一密切相关。

民国初年以来，中央政权的力量式微，国内派系林立，军阀横行。1927年在南京建立统治后，这种局面也没有完全改变，地方与地方之间，国民党与其它政治力量之间，国民党内的派别之间，斗争十分激烈。某个派别的领导人在争夺中央政权而不得或为了保存自己实力的情况下，面对日本的军事压力和利益诱惑，可能就会选择投降的道路。

由于近代中国始终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强有力的中央政府，地方上各自为政，事实上出现了许多独立王国。这种状况导致部分民众对国家没有认同感，国家观念淡薄，而地域观念很强。对此，孙中山先生忧愤不已，他将这种状况称之为“一盘散沙”。而西方列强为了各自的利益，在华纷纷扶植自己的势力，上述状况都便利了外国侵略者对华推行“以华制华”和“分而治之”的政策。

“东北易帜”后，国民党形式上完成了国家的统一，实际上的势力不能达全国。1931年日本制造九·一八事变，拉开了长达14年的侵华战争的序幕。当时中央政府的政策是“攘外必先安内”，对日军采取不抵抗政策。结果，东三省很快成为日本的殖民地。日本为麻痹中国人民的反抗意识，成立了傀儡政权——伪满洲国，这是近代列强入侵中国以来第一个以国家面目出现的汉奸政权。

伪满政权主要由东北人组成，“在伪满高级官员中东北人有35人，占被统计人数的71%，奉系背景占82%。”（注：汪朝光：《抗战时期伪政权高级官员情况的统计与分析》，载《抗日战争研究》1999年第1册，第68、72-73页。）可以看出，伪满高级官员集团基本上是在东北任职的原奉系人员所组成，体现了民国时期东北长期脱离中央政府，在父子统治下浓重的、封闭的地域色彩和派别色彩。

后冷战时代的西方政治哲学中，存在着乐观主义和悲观主义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上文所介绍的福山的“历史终结论”是前者的精确表达，而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则是后者的代表。

1993年，美国哈佛大学教授萨谬尔·亨廷顿（SamuelP.Huntin-gton）在权威的《外交事务》上发表了一篇题为《文明的冲突？》的长文，以极其阴郁低沉的笔调为西方人描述了一幅后冷战时代的世界图景，从而也在美国和全世界引起了一场关于后冷战时代的大辩论。

一、亨廷顿的基本观点

后冷战的时代意味着什么？与沉浸于自得和自满的西方众多政治精英们不同，亨廷顿认为，冷战的结束并不意味着冲突的结束，相反，后冷战时代的冲突将更加剧烈，范围更广，也更加难以消除，因为引起冲突的基本根源变化了。他提出：“新世界冲突的主要根源，既不是意识形态也不是经济，而文化将是截然分隔人类和引起冲突的主要根源。”[1]在国际事务中，民族国家仍然是基本的政治角色，其力量仍举足轻重，“但是，全球政治的主要冲突将发生在不同文明的民族和集团之间，文明的冲突将左右全球政治，文明之间的断层线将成为未来的战斗线。”[2]

冷战期间，区分国家的原则或者是意识形态，形成所谓的“西方”与“东方”，或者是经济发展水平，形成所谓的“第一世界”、“第二世界”和“第三世界”。亨廷顿认为，在后冷战的新世界中，这些旧原则都失去了意义，应该用“文明”取而代之。文明到底是什么？亨廷顿给文明下了这样一个定义：“文明是人类文化最高层次的组合，也是人类文化认同的最广领域，……它一方面由语言、历史、宗教、风俗、制度等共同的客观因素所决定，另一方面也有个人主观自我认同的因素。”[3]按照亨廷顿的看法，当今世界存在着七、八种文明，即“西方、儒家、日本、伊斯兰、印度、斯拉夫—东正教、拉丁美洲以及可能还有非洲文明。”〔4〕未来世界的基本格局将取决于这些文明之间的互动。

亨廷顿认为，自17世纪以来的国际冲突，包括两次世界大战和冷战，都是“西方的内战”。他将这一历史时期的冲突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从17世纪到1793年的法国大革命，西方世界的冲突主要发生在君主之间；第二个阶段从1793年到1917年的俄国革命，这时冲突的主线由君主变为民族国家；第三个阶段从1917年到冷战结束，这段时期意识形态取代民族国家成为冲突的根源。在亨廷顿看来，“君主、民族国家、意识形态之间的冲突基本上是西方文明的内部冲突”。[5]但是，在后冷战时代，国际政治这种一直由西方人玩的游戏发生了变化。亨廷顿认为：“冷战结束后，国际政治已迈出西方阶段，重心转到西方与非西方文明，以及非西方文明之间的相互作用上。”〔6〕非西方文明国家不再是西方殖民主义统治的历史对象，而同西方一起成为国际政治的主角。

哲学总是与现实息息相关的。这不仅表现为哲学关心现实，而且表现为现实在某些关键的历史时刻给哲学以重大影响。冷战的结束就是这种重大历史时刻，它直接引发了关于后冷战时代的大辩论。关于后冷战时代的世界图景，西方政治哲学中存在着两种完全不同的观点，一种是“历史终结论”，另一种是“文明冲突论”。本文先介绍第一种观点。

“历史终结论”的主角是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Fukuyama）。他在美国《国家利益》杂志1989年夏季号上发表了一篇长文，题目为《历史的终结？》。而后，福山将此文扩展为一部轰动一时的著作，于1992年以《历史的终结和最后的人》为题出版，系统地阐述了他的政治哲学和历史哲学。福山的文章和著作在美国引起了热烈反应，尽管也有不同的意见，但主流是佳评如潮，赢得了一片喝采声。

一、普遍历史的观念

1989年苏联和东欧骤变之后，政治学家、历史学家和哲学家们苦苦思索着这样的问题：如何看待冷战的结束？后冷战社会将呈现什么样的世界图景？怎样将冷战与后冷战时代嵌入对人类历史的统一理解之中？

面对欢欣而又感到茫然和无所适从的西方人，福山提出了一个石破天惊的观点：“我们面对的东西既不仅仅是冷战的结束，也不是战后历史这一特殊时期的消逝，而是一种历史的终结。”[1]

福山的这种观点由两个思想支撑着。第一，人类历史是意识形态的演化史，“推动历史前进的矛盾首先存在于人的意识之中”。〔2〕他认为，混乱的外部历史事件是表面现象，意识支配它们的本质。换言之，“意识是原因而不是结果，并能独立于物质世界自动发展，从而作为混乱外部事件之基础的真实主题是意识形态的历史。”〔3〕如果人类历史是意识形态的演化史，那么当人类满足于某种意识形态之后，历史便停止前进了。

论文关键词：抗日战争；；和谐社会

论文摘要：一般认为，的和谐社会思想集中体现在建国后《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和关于和平赎买资本主义工商业等论著之中。本文通过对抗日战争时期提出的统一战线理论、“三三制”民主政权理论与减租减息土地政策的分析，认为抗日战争时期在对立中求统一、在冲突中求平衡，以及在对民主政治的阐释和实践中追求公平与正义，已经含有丰富的和谐社会思想。在抗日战争时期十分复杂与艰难的社会环境和革命实践中激发和孕育的理论，既是指导中国人民夺取抗战胜利的法宝，又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思想资源。

众所周知，中国近代以来一直处在两种剧烈的基本矛盾——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之中。从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到1935年的“华北事变”，日本帝国主义企图把本来由西方列强支配的半殖民地的中国变为日本独占的殖民地，暴露了占领全中国的狼子野心。这样就改变了当时的国际国内政治格局，使得日本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上升为当时特别突出、特别尖锐的矛盾，从而把中国同其它帝国主义的矛盾推到了次要的地位，同时也扩大了日本自身与其它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同时，日本侵华改变了中国国内的阶级关系，使中国的资产阶级、官僚阶层甚至军阀都遇到了相同的生死存亡问题。在民族矛盾加剧、国内阶级矛盾和政治集团之间矛盾缓解的同时，国内各阶级、各阶层有了团结合作、共同对敌的意向与要求。以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顺应历史潮流，担负起领导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历史使命。针对国难当头、大敌当前的严峻局势，在如何赢得战争胜利、取得民族独立，以及如何处理民族矛盾、阶级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等方面，进行了一系列理论创造，倡导建立、维护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推行“三三制”民主政权制度、实行减租减息的土地政策等。充分体现了在对立中求统一、在冲突中求平衡的领导艺术和对民主政治与公平正义的不懈追求。中国共产党人在抗战实践中形成的这些理论、政策，既是指导中国人民夺取抗战胜利的法宝，又是当前我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宝贵思想资源，值得我们认真总结、吸收和借鉴。

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理论中的和谐社会思想

外部矛盾的加剧促使内部矛盾的缓解，帝国主义的侵略造成被侵略民族内部各派势力的整合。但是，此种情势的出现离不开人为因素的因势利导，更离不开先进理论的指导。抗日战争爆发后，及时地提出党的基本策略任务是“把红军的活动和全国的工人、农民、学生、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的一切任务汇合起来，成为一个统一的民族革命战线。”①即“建立广泛的民族革命统一战线”②，通过对国内不同阶级、不同阶层人们的分析，他充分论证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可能性和必要性。在初步建立抗日民族统—战线的基础上，又多次强调“抗日战争胜利的基本条件，是抗日统一战线的扩大和巩固。”③可以看出，认为战胜强大的日本帝国主义的关键要靠全国各族人民的团结统一，即要靠统一战线。中国共产党人战胜国内外强大敌人的“三大法宝”之一的统一战线方略，其思想、理论，正是在抗日战争时期达到了高度的成熟、高超的发挥和成功的运用。统一战线是保障抗战胜利的基础，在把握和解决这个基础问题的过程中，创造性地运用和谐思维，正确地协调各种矛盾，最大限度地维持国内的团结与一致，构造了一个战时的和谐局面。其和谐社会思想归结起来，有如下几点：

其—，以和为贵，不计前嫌，努力促成国共两大军事集团能够合作的和谐局面。瓦窑堡会议后，中共中央便向国民党明确提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公开放弃反蒋口号，力倡国共合作，并成功促成了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随后又向国民党提出五项要求，做出四项保证，以重大的让步来谋求国共两党的和平共处与合作抗日。纵观中共从抗日反蒋到逼蒋抗日，再到联蒋抗日，这一战略转变意义重大。因为国共两大军事集团的对抗，不仅不能有效地形成对抗日本帝国主义的合力，而且直接关系到国内政治、经济的稳定和人民生活的状况。社会动荡不安，生产完全停滞，人民就不能得到最起码的生命和生活保证，社会就得不到最基本的和谐保障。有人也许会反驳，国难当头之际，人民自是不得安宁，又何谈和谐？其实不然，既然对外战争不可避免，国内的矛盾冲突减少一些，人民所受的苦难自然减少几分，社会不稳定、不和谐的因素也便降低几分，这极大地有利于对日作战。况且，当时的和谐社会，主要是对抗日势力和抗日群体包括解放区和国统区的广大人民群众而言的，至于沦陷区，也有一个发动和依靠人民群众，团结和凝聚抗日力量，孤立亲日势力，集中全部力量打击日寇和汉奸的问题。从这个角度讲，国共合作是在特殊形势和特定环境中我党谋求战时社会和谐的一大创举，展现了以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着眼于整体和全局的自我牺牲精神，也反映了“兄弟阋于墙，外御其务”④与“和为贵”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和谐思想。

各位老领导、各位老同志：

在这赤日炎炎的盛夏，今天，我们在这里召开抗战时期离休干部座谈会，共同庆祝我们伟大的中国共产党成立84周年，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大家欢聚一堂，共同回忆烽火岁月，共话我党84年来的风雨历程，此情此景，我很受感染，也很受触动。在此，请允许我代表县委组织部、县委老干部局向在座的各位老领导并通过你们向我们广大的老干部、老党员、老战士致以节日的问候和崇高的敬意。

回顾我们党84年来的风雨历程，我们由衷地感到，我们党领导全国人民，克服了种种困难，战胜了艰难险阻，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胜利，无论是革命史还是建设史都证明了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我们今天改革开放的新局面，实践也必将证明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中华民族的繁荣富强和伟大复兴。我们的党不愧是伟大的党。84年的风雨历程，可以说我们党的执政地位也是来之不易的。在现实的历史条件下，我们党把增强自身的执政地位作为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重大课题和重要任务，把执政能力建设作为新形势下党的根本性建设。今年上半年，我们开展的以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主要内容的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就是党中央作出的一项重大战略举措。只要我们能够坚持“三个代表”，永葆党员先进性，就一定可以更好地增强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也就能够更好地得到人民的支持和拥护，巩固党的执政地位。

从1840年开始到抗日战争胜利的105年间，饱经外辱的中国惟一赢得的，就是60年前的那场抗日战争胜利。那是近100年来积贫积弱的中国第一次在一场生死存亡的民族战争中取得胜利，这场胜利改变了中华民族的历史命运，唤醒了沉睡了几个世纪的中国。今天我们在座的都是抗战时期的离休干部，为了中华民族的独立和富强，你们无私无畏，浴血奋战，换来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换来了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也为后人留下了一笔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你们是光荣的缔造者，是历史的见证人，你们的历史功绩将永远铭记在人民的心中。

历史不能忘却。今年恰逢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同时也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今天5月份，5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领导人云集莫斯科红场举行盛大纪念庆典。我们的国家主席也在中国驻俄罗斯使馆会见了当年曾在中国东北抗日战争中浴血奋战的俄罗斯老战士代表，对他们的功勋表达了崇高的敬意，也为我们作出了很好的表率。我们说尊重历史，首先就要尊重曾经经历过重大历史，并且为我们做出过重大贡献的老干部、老战士。我们也欣喜的看到，近年来，我县各级党委和政府对老干部工作的重视程度不断提高，对老干部的感情不断加深，对老干部工作领导力度不断加大。县委、县政府每年都多次召开专题会议、办公会议研究部署老干部工作，解决老干部工作中存在的实际困难和问题。应该说，我县老干部的“两个待遇”还是得到了很好的落实。今后，我们会进一步加大工作力度，加强协调，更好地为老干部做好服务。同时也希望各位老领导对老干部工作能一如既往的给予支持和帮助，支持永嘉的发展大计，共创我们永嘉的美好明天。

今天，面对在座的各位老领导、老同志，我的心情是敬佩，因为你们足以令人感动！是期待，愿你们健康长寿、幸福安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