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略支点范文10篇
时间:2024-04-13 18:52: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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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长在战略支点工作会讲话
同志们:
今天,我们在这里隆重集会,千人动员,全民参与,就是要号召全县百万干部群众立刻行动,在打造核心增长极的热潮中,在1713平方公里的大地上,吹响加快构建战略支点的进军号角,书写县发展史上崭新的时代篇章!
刚刚闭幕的县委十二届三次全会,描绘了加快构建战略支点的宏伟蓝图:全力打造统筹城乡一体化制度改革试验区、生态经济先导区的先行先试区、全省重要的现代制造业基地和全省重要的交通枢纽型物流基地的“两区两基地”。力争到2015年,县域经济综合实力进入全国50强,中部前3强;经济开发区综合实力重返全省开发区前3强,挺进千亿园区行列;县主要经济指标占全市的比重,由当前的1/7上升到1/6,2020年接近1/5。这是难得的机遇,也是挑战,更是县发展过程中的历史抉择,全县上下、各级各部门、广大干部群众必须为之不懈努力。
一、加快构建战略支点意义重大,我们必须挺身而出,勇于担当
首先,加快构建战略支点是支撑打造核心增长极的需要。打造核心增长极,是省委、省政府实施龙头昂起、推动区域发展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也是交给市的重大政治任务。作为全市打造核心增长极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责无旁贷。县主要经济指标占全市1/7的份额,三面环抱、扼守省会南大门的区位,也决定了我们必须自我加压、主动请缨,加快构建战略支点,以县发展的速度和业绩体现“加快”趋势,以发展的质量和效益体现“战略”意义,以发展的实力和规模体现“支点”作用。加快构建战略支点,不仅事关全县大局,而且事关全市大局;不仅是市委、市政府对我们的殷切期望,更是百万昌南人民的强烈愿望。为此,我们必须挺身而出,勇于担当!
其次,加快构建战略支点是推动县域经济领先领跑的需要。作为全省县域经济的领头羊、排头兵,我们必须始终致力于保持县域经济在全省领先领跑的大业,并开启全面争创一流的新征程。加快构建战略支点,就是要使县,成为在经济社会发展上好于、优于、快于其他地区的关键区域,成为在地位、作用和辐射引领带动功能上重于、强于、大于其他地方的重要支撑,成为在科学发展、社会和谐、改革创新等方面走在全市乃至全省前列的示范标杆,真正以无数个第一,支撑首府首县、第一县的称谓和地位。为此,我们必须挺身而出,勇于担当!
卫生局战略支点工作方案
为深入贯彻落实县委、县政府战略部署,加快构建核心增长极的重要战略支点,根据县委十二届三次全会和加快构建战略支点动员大会的具体要求,结合卫生工作实际,特制定本方案。
一、指导思想
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指导,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以助推超常发展、进位赶超为主线,围绕加快构建核心增长极重要战略支点的大局,按照“拼争全国五十强县市,建设现代化综合新城”的要求,主动融入、主动对接、主动作为,敢于面对、敢于担当、敢于亮剑,抓住机遇,乘势而上,努力争创全省一流卫生县,构建坚强有力的健康保障,为打造核心增长极重要战略支点提供更大的支撑、承担更大的责任、做出更大的贡献。深入贯彻上述指导思想,在发展中着力把握好以下六个基本原则:
1、坚持科学发展。把增强服务能力、提高服务水平、改善服务质量作为中心环节,注重提高卫生发展的全面性、协调性、可持续性。
2、坚持以人为本。以人人享有基本医疗卫生服务为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切实把维护人民群众健康权益放在第一位。
3、坚持公益性质。逐步把基本医疗卫生制度作为公共产品向全民提供,不断提高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的公平性、可及性和有效性。
基于区域管理学的战略实施研究
为了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和内蒙古自治区“8337”发展思路,按照市委十一届五次、六次全委会的部署要求,包头市2014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了经济社会发展的阶段性战略目标和战略定位,即:“5421”战略。基于区域管理学[1-3]的包头市“5421”战略实施研究属于区域性战略层面管理的研究,是一个区域管理职能履行过程的研究,其主要研究内容是“5421”战略规划、“5421”战略执行和“5421”战略调控职能及“5421”战略管理职能运行机制研究。基于区域管理学的包头市“5421”战略实施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1包头市“5421”战略规划职能研究
1.1包头市“5421”战略的基本内容
1.1.1战略目标
包头市2014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到2015年,即:“十二五”末,要继续保持高于内蒙古自治区平均水平的发展速度,全面完成中期评估后的“十二五”发展规划目标;到2017年,即:内蒙古自治区成立70周年之际,推动包头市经济总量比内蒙古自治区成立60周年时翻两番,地方财政总收入、城乡居民收入在2010年的基础上再翻一番以上,在我国西部城市中继续处于领先位置;到2020年,即:迎来建党100周年之际,推动城市综合经济实力和竞争力进入全国地级城市前列,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
1.1.2战略定位
保先演讲--把人生的支点放在党旗下
尊敬的各位领导、同志们:大家好!
今天我演讲的题目是:把人生的支点放在党旗下,迎着“十六大”的朝阳,沐浴着“三个代表”的雨露,水务局党委带领全局党员、干部、职工大力弘扬求实务实精神,与时俱进,开拓创新,形成一个以塑造新形象、开创工作新局面的良好氛围。作为一名党员,工作生活在这样的环境里,在迎接建党纪念日到来之际,我想了很多,也思考到很远。
古希腊学者阿基米德说过:“给我一个支点,我可以撬起地球。”阿基米德没有找到这样的支点,他也没有撬起过地球。可是苦难的中国在八十三年前就找到了拯救中国的支点,那就是中国共产党。谁也不会忘记,是中国共产党,带领着中国人民,历经磨难,战胜一次又一次的艰难险阻,谁能忘:从“九·一八”的战火,到卢沟桥事变,从南京大屠杀,到皖南千古奇冤,外强内患,村村遗骨,处处狼烟。中华民族,危在旦夕。在这紧急关头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着千百万革命志士,赶走了帝国主义,推翻了蒋家王朝,拯救了灾难深重的中华世族,唤醒了四百万中国的劳苦大众,用鲜血和生命赢得了中国革命的伟大胜利。天安门城楼上的庄严宣告,响彻了大江南北,震惊了整个世界。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谁也不会忘记,无数革命志士,在共产主义信念的支持下,抛头颅,洒热血,把自己的鲜血和挚诚倾注在党旗下。“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没有先烈的英勇献身,就没有我们的今天。今天的中国共产党,满怀豪情的迎来了83岁生日。83个春秋,弹指一挥间,83年的历程让世人刮目相看:工农业生产蒸蒸日上,人民生活普遍改善,科学技术突飞猛进,改革开放蓬勃发展。跨入新世纪的中国更是焕发出勃勃生机,三峡工程的改造,西部大开发的实施,载人宇宙飞船的成功升空,都预示着新中国又有一个全新的信念,那就是,信心满怀地迎接祖国更灿烂的明天!
我们不必走遍中华大地,身居乌兰浩特市,就能感受到党的春光。不久前还是一片菜地的城东,而如今一座座现代化的大楼正在崛起。我看到,一落雨便泥泞不堪的破旧土道,现在己经焕然一新。我忘不了住进花园般新屠的居民那喜悦的笑脸。我更忘不了,在市里提出实施“奶牛富民,乳业兴市”的战略以后,养牛户那合不拢嘴的笑脸。笑脸是代表着中国人民根本利益的中国共产党使人们安居乐业的幻想变成现实。我看到,党的科教兴国的伟大设想使我市的新科技紧追世界潮流。互联网成了青少年学习新知识、放眼全球的新工具;曾是身份象征的手提电话,已进入寻常百姓家。固然,高科技工程才刚刚崛起,但谁还会怀疑有代表着先进生产力的中国共产党这支点支撑,赶上发达国家,己经不是遥不可及之事?横扫黄赌毒,破除封建迷信,宣传科学思想,挖掘小城奇葩弘扬改革开放主旋律,乌兰浩特市人的精神面貌在奋发……
这正是“三个代表”思想在乌兰浩特市的生动体现。
我们身边就有很多共产党员。他们是那样的平凡,没有激昂的豪言壮语,甚至也没有惊天动地的伟绩,他们只是默默地耕耘,无私地奉献,踏踏实实,从平凡的小事做起,当表率,做示范,也正是他们的实践深深启发了我。我终于明白到,那些伟大领袖人物所做的,固定能体现中国共产党的伟大,而那一大批像我的同行同事,我的领导那样的共产党员,在自己的岗位上,默默地释放着光和热,他们又何尝不是伟大的呢?其实,党一直就在我们的身边,党就在我们广大人民的心里。正是有了这样一份使命感,我们就能像革命前辈一样,把人生的支点放在党旗下。也正是这份使命感,时刻鞭策着我们踏踏实实地迈好每一步。我们的理想,在学习“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中蕴藏;我们的青春,在塑造乌市人新形象中闪光。
当代地区经济跨越发展的增长
一、“十一五”湖北增长极现状分析
20世纪40年代末50年代初,西方经济学界爆发了关于一国经济平衡增长或不平衡增长的大论战,经济发展极理论应运而生。法国著名经济学家佩鲁在《经济空间:理论的应用》和《略论发展极的概念》等著作中首先提出以发展极为标志,以不平等动力学或支配学为基础的不平衡增长理论,其出发点是抽象的经济空间,以部门分工所决定的产业联系为主要内容。佩鲁认为,增长并非同时出现在所有地方,它以不同的强度首先出现在一些点或增长极上,然后通过不同的渠道向外扩散,并对整个经济产生不同的终极影响。
20世纪80年代增长极理论开始传入我国,其合理成分为我国的理论界和实践部门所借鉴并有所创新,提出了梯度转移理论、点轴系统理论等。这些具有创新性的区域经济发展理论解放了人们的思想,不但开阔了人们在区域经济研究领域的视野,同时对我国区域经济发展战略调整从均衡发展向非均衡发展产生了积极影响。特别是在邓小平同志提出了支持鼓励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的战略构想的大背景下,转变传统的均衡发展思路,让发展基础和对外开放条件较好的沿海地区率先发展起来,率先成为区域增长极,通过他们的发展辐射带动全国发展,作为我国新的区域发展战略的一种必然选择。在国家对外开放、体制改革、投资、税收等一系列优惠政策推动下,东部的极化效应得到发挥,吸引了包括海外资源和中西部资源的大量涌入,在东部沿海从南到北围绕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环渤海三大城市圈形成了产业聚集和规模经济,形成了引领全国经济发展的三大经济增长极。
进入世纪之交后,根据邓小平同志的“两个大局”理论,特别是贯彻落实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从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到促进中部崛起战略,大大地加快了中西部地区新增长极的形成。从中部地区看,以武汉为中心的武汉城市圈,作为湖北的主要增长极,比较令人瞩目。2004年以来,湖北省保持两位数增长势头。全省生产总值在2005年6520亿元的基础上,2010年达到15806亿元,五年增长1.42倍,实现了年增长由1000亿到2000亿的跨越,人均生产总值超过4000美元。财政总收入从728亿元增加到1919亿元,年均增长21.4%,其中地方一般预算收入突破1000亿元,年均增长21.9%。金融机构本外币存贷款余额分别达到2.18万亿元和1.46万亿元,增长超过1.5倍。2010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量突破1万亿元,达到10803亿元,相当于“十五”期间5年的投资总和;“十一五”全省固定资产投资累计超过3.2万亿元,年均增长29.6%。“十一五”以来,不但武汉及武汉城市圈率先发展,同时宜昌、襄阳两市的发展也随之提速。2008年,宜襄两市GDP双双突破1000亿元,是继武汉之后全省GDP率先超千亿元的大中城市。2009年两市经济总量达2544.34亿元,占全省比重19%。2010年两市经济总量达3085亿元,占全省比重19.51%,“省域副中心”作用开始显现,表明全省“一主两副”三箭齐发的格局开始形成。
但“一主两副”的格局尚处雏形阶段,增长极作用有明显的局限性。它具体表现在:第一,“一主两副”对全省的带动力仍显不足。从总量看,湖北地区生产总值不仅一直低于河南,与湖南相当,而且也低于2010年江西和山西。从经济增速看,“十一五”时期,湖北省GDP增长1.43倍,低于湖南(1.44);人均财政收入明显低于山西,人均固定资产投资额低于江西和山西,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低于山西和湖南。第二,“一主两副”三极中,“主”强“副”弱的格局并未改变。2010年武汉GDP为5515亿元,占全省比重34.89%。第二位的宜昌为1547亿元,占全省比重9.78%。第三位的襄阳1538亿元,占全省比重9.73%。与河南省比较,郑州GDP为4000亿元,占河南省比重17.43%。洛阳2380亿元,占河南省比重10.37%。南阳2065亿元,占河南省比重9%。与湖南省比较,长沙市4547亿元,占湖南比重28.59%,岳阳1539亿元,占全省比重9.68%,常德1491亿元,占全省比重9.38%。第三,除“一主两副”三极外,湖北其他增长极太弱。昔日全国有名的老工业基地黄石市居然由湖北第二跌落至湖北第九。截至2010年末,湖北GDP过千亿元的城市只有3个,而河南GDP过千亿元的城市有12个,湖南GDP过千亿元的城市也有6个。这也就是近两年湖北GDP被湖南超过的重要原因。这就需要考虑强化新增长极的发展。就武汉城市圈这个老增长极而言,结构也亟待优化,改变武汉与周边八个城市发展差距太大的局面。根据2010年的数据,黄冈市GDP为850亿元,孝感市为800亿元,几乎只相当于武汉市的零头,且“1”对“8”的引领作用也不够。各市的产业转移、招商引资相当一部分来自于湖北以外,而不是武汉。在缺乏社会性专业化和协作的条件下,由政府通过计划和重点投资建立起来的增长极与增长极的自组织过程,被严格的行政体制所隔断,而且由政府推进建立的增长极与当地的产业结构表现出极大的疏离,使得企业间的连锁作用、扩散作用都未发挥出来,从而使现有增长极成为孤岛或飞地。
二、湖北老新增长极并举的基本思路
“一带一路”下广东外贸发展研究
摘要:近30年来,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不断提升。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2013年9月和10月,“一带一路”战略在我国应运而生。该战略不仅为世界各国的繁荣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对于广东省的外贸发展更是新的经济增长点。文章从广东参与“一带一路”建设找切入点,首先系统诠释“一带一路”战略,再针对广东参与“一带一路”介绍现状和意义,然后分析广东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优劣势,在此基础上提出广东外贸创新发展的路径。
关键词:一带一路;广东;外贸发展;路径研究
一、概述
“一带一路”丝绸之路经济带与二十一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简称为“一带一路”。,在2013年9月7日提出共同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紧接着,10月,主席在访问东盟国家时提出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一带一路”战略显现雏形。“丝绸之路经济带”主要涉及亚欧大陆国家及地区,总的来说有三个方向,第一条从中亚和俄罗斯经过延伸至欧洲;第二条经由中亚,西亚,至波斯湾地区和地中海沿岸国家地区;第三条依次经过东亚,南亚,印度洋至波斯湾地区。二十一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第一条由我国东部及东南沿海港口城市途径南海,印度洋抵达欧洲;第二条途径南海至南太平洋。
二、广东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意义
从经济角度来说,广东经济近几年来都领先全国其他省份,因其特殊地理为主和历史原因,广东已然成为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举足轻重的合作对象,广东省前期的经济积累也为参与“一带一路”建设打下了良好坚实的基础。广州自古以来就是开放海上丝绸之路的要港。当今,广州在广东省对外贸易发展上都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20世纪80年代后,广东紧抓改革开放的机遇,发挥敢为人先的精神,务实对外开放政策,最终,在经济、社会发展上有全方位的提升。在经济合作、文化交流方面,广东与海上丝绸之路的沿线国家一直保持密切的联系。
学习贯彻党代会精神通知
省直各部门机关党委、直属党总支、直属党支部:
全省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热切关注的中国共产党**省第九次代表大会,已于**年6月16日胜利闭幕。这次大会,是在我省深入实施“十一五”规划、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大会的召开,对于动员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团结和带领全省人民,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积极推进和谐**建设,加快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构建中部崛起的重要战略支点,具有十分重要而深远的意义。为在省直机关学习贯彻好大会精神,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统一思想、领会精神,充分认识省第九次党代会召开的重大意义
刚刚闭幕的省第九次代表大会,是一次继往开来、与时俱进的大会,是一次民主和谐、团结奋进的大会。这次大会通过的几个重要文件,特别是俞正声同志代表八届省委所作的《坚持科学发展,推进改革创新,为构建促进中部崛起的重要战略支点而奋斗》的报告,全面回顾和总结了省第八次党代会以来五年的工作,研究和确定了今后五年全省经济社会发展的指导思想、奋斗目标和重大举措,提出了新时期加强党的领导和建设的主要任务。省第九次党代会的一系列重大决策和部署,顺应时代要求,充分体现民意,既符合中央精神,又切合**实际,是指导今后五年全省工作的纲领性文件。学习宣传贯彻省第九次党代会精神,主要是学习俞正声同志在省第九次党代会上的报告和在省委九届一次全会上的讲话,准确把握报告提出的一系列新思路、新任务、新要求。学习贯彻好这次会议精神,必将对全省上下进一步解放思想,锐意进取,努力把**建成中部乃至全国重要的先进制造业基地、高新技术产业基地、优质农产品生产加工基地、现代物流基地和综合交通运输枢纽,使**成为中部经济要素富集、充满创新活力的区域,成为中部发展现代服务业的重要平台,成为促进中部地区崛起的重要增长极,在科学发展、社会和谐、改革创新等方面走在中部地区的前列产生重要推动作用。各级党组织要充分认识省第九次党代会的重大意义,迅速掀起学习宣传贯彻省第九次党代会精神的热潮,把广大党员干部的思想统一到会议精神上来,把智慧和力量凝聚到全面落实会议提出的目标任务上来,把行动统一到贯彻省委的要求部署上来,努力开创各项工作的新局面,确保全面完成省第九次党代会提出的目标和任务。
二、联系实际,突出重点,切实抓好省第九次党代会精神的贯彻落实
学习省第九次党代会精神,要紧密联系各部门、各单位工作实际和党员干部的思想实际,抓好贯彻落实。各级党组织要大力宣传会议精神,宣传**过去五年来的发展成就和未来五年的宏伟目标,宣传扩大对内对外开放和加强党的建设是实现今后五年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关键措施,特别是宣传构建促进中部崛起重要战略支点的意义和对各行各业的要求。要以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为重点,全面加强和改进机关党的建设,要坚持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武装头脑,切实抓好党员、干部的理论学习,将学习的体会和成果转化为谋划工作的思路、促进工作的措施、领导工作的本领,努力在学习型政党建设中取得扎实成效。要通过学习,突出抓好省直机关各部门领导班子和党员干部队伍建设,不断提高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不断增强服务意识和监督意识,把各级领导班子建设成为朝气蓬勃、奋发有为的坚强领导集体,造就一支高素质的干部队伍和人才队伍;按照围绕中心、服务大局、拓宽领域、强化功能的要求,加强机关基层党组织建设,不断增强创造力、凝聚力和战斗力;全面加强机关作风建设,进一步增强宗旨意识、组织观念和群众观念,密切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深入开展反腐败斗争,永葆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以反腐倡廉的实际成果取信于民。学习宣传贯彻省第九次党代会精神,要结合本部门本系统在全省加快发展中承担的职责和任务,鼓舞引导党员干部增强机遇意识、忧患意识和责任感、紧迫感,以饱满的热情和奋发有为的精神风貌,在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推进经济又好又快发展上建功立业,以优异的成绩迎接党的十七大胜利召开。学习贯彻会议精神要重实际、求实效、办实事,通过深入实际、深入基层、深入群众,调查研究,发现问题,有针对性地提出本部门、本单位贯彻落实的具体意见和措施。
书记在干部工作述职会讲话
同志们:
今天,新一届四套班子全部到位,已经整整一年(2011年7月28日我们的新一届人大、一府两院班子选举产生,7月27日新一届政协班子选举产生,7月25日新一届县委选举产生)。我们在这里召开县级领导干部工作述职大会,主要目的是认真总结换届以后、一年以来的发展实践,细化、深化驾驭全局、领导发展的工作举措,以四套班子、县级领导的率先垂范,共同承担起加快构建战略支点的历史使命。
在大家的共同努力、共同参与和共同见证下,为期一天的会议马上就要结束。党政一线的领导进行了现场述职,人大、政协以及其他县领导作了书面述职,大家围绕换届后一年以来的工作情况、支撑加快构建核心增长极战略支点的工作打算和下一步的工作举措的主题,客观总结、系统谋划、科学展望,会议开的很成功,也取得了预期的效果。特别是听了、看了各位领导的发言和表述,令我感触很深、触动很大,大家一年来的工作业绩、成效和亮点都是可圈可点的,下一步的工作思路、打算和举措,也都结合了市里面的中心工作以及县里面的工作任务和工作特点,进行了认真思考,进行了比较好的阐述。我相信,通过今天的会议,必将进一步坚定我们的发展信心和动力,必将进一步明确我们的发展路径和方法,也必将进一步推动县在新的起点、更高的平台上,实现新的跨越、更大的发展。
今天的会议,我们也是作一个有益的探索。我们还邀请了全县负责干部和部分“两代表一委员”过来旁听,就是让大家来监督我们的工作。大家在听的过程当中,也能感受到有些领导的感觉还不是那么准。组织上信任我们,把我们放在重要的岗位上,我们是怎么在认真履责,是否在尽心履责,在谋划与你岗位相适应的工作,做到了没有?我想通过这次述职会之后,我们要进一步加大工作监督的力度,包括人大对政府职能部门的监督,两代表一委员的评议,特别是对老百姓反映大、企业反映大,不作为、慢作为现象的监督,以此来促进、推动我们把工作做的更好。
下面,我结合个人的思考和想法,结合大家的意见和建议,谈三个方面的内容:
一、对工作的简要总结
试析国际战略思想
不仅是一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同时还是一位杰出的国际战略家。他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伟大实践中,始终关注国际风云的变幻,以一个国际战略家的世界眼光,提出了适合中国国情的国际战略思想。这一思想对建立新中国、捍卫独立主权、提高中国国际地位,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它对于我们科学分析当今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制定21世纪的中国国际战略,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笔者认为,国际战略思想是一个完整的科学体系,可以概括为“2731体系”,即由两种理论、七项原则、三大灵魂、一个支点四大要件构成。一、两种理论中间地带理论和三个世界理论是支撑国际战略思想这座大厦的两块磐石,是我们理解国际战略思想的先导。(一)中间地带理论。1946年,由于美苏战略目标相左,导致在重大国际问题上针锋相对,互不相让,战时同盟关系不复存在,让世人倍感新的战争即将爆发。而国内有美国撑腰的企图借此与共产党一决雌雄,内战迫在眉睫。此时,中共面临巨大压力,不仅党内外有人产生了悲观情绪,而且国际上有人希望中共与国民党妥协,以免由此引发第三次世界大战。精辟分析了时局,提出了著名的中间地带理论。认为:“美国和苏联中间隔着极其辽阔的地带,这里有欧、亚、非三洲的许多资本主义国家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美国反动派在没有压服这些国家之前,是谈不到进攻苏联的。”(注:《选集》第四卷,第1193页。)因此,受到现实威胁的不是苏联,而是处于美苏之间的国家和人民以及美国人民。据此,号召美国人民和一切受到美国侵略威胁的国家的人民团结起来,反对美国反动派及其在各国的走狗的进攻。1956年苏伊士运河事件爆发后,对中间地带理论又有新的认识,形成了新的中间地带理论(亦称两个中间地带理论)。认为,苏伊士运河事件反映了帝国主义国家以反共产主义之名行争地盘之实,“在那里冲突的,有两类矛盾和三种力量。两类矛盾,一类是帝国主义跟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即美国跟英国、美国跟法国之间的矛盾。三种力量,第一种是最大的帝国主义美国,第二种是二等帝国主义英、法,第三种就是被压迫民族。”(注:《选集》第五卷,第341页)在这里,把“中间地带”明确分为两个部分。1964年,当资本主义大国之间的各种矛盾特别是美、法矛盾越来越尖锐时,《人民日报》1月21日发表的社论在阐述上述思想时,明确把两部分称为第一中间地带和第二中间地带。即亚洲、非洲、拉丁美洲是第一个中间地带,日本、欧洲、北美加拿大、大洋洲是第二个中间地带。我们要依靠第一中间地带,使之成为反对美帝国主义的主力军;团结第二中间地带力量,使之成为反对美帝国主义的同盟者。由此可见,中间地带理论的实质是:根据形势的发展,不把帝国主义世界看成铁板一块,对其各个不同组成部分予以区别,以便联合一切可能联合的力量,反对主要敌人。中间地带理论是也是中国共产党人提出的第一个比较明确系统的国际战略理论,它为中国也为其它弱国、穷国和中小国家正确处理对外关系提供了科学理论指导。(二)三个世界理论。提出中间地带理论是以二战后形成的雅尔塔体系为前提的。经过一段和平发展后,这个体系已经发生质变。一方面,在美国的大力扶持下,西欧国家和日本的国力迅速提升,对美国在资本主义阵营中的盟主地位提出了挑战;另一方面,中苏两党在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在意识形态上的论争导致两国关系破裂,使社会主义阵营分崩离析,特别是,战后广大亚非拉民族国家纷纷诞生,并成为国际舞台上一支不可忽视的政治力量。这些变化说明,国际政治力量已经发生了新的分化和改组,需要对国际格局进行新的定位。1974年2月,在会见赞比亚总统卡翁达时,第一次明确完整地提出三个世界理论。说:“我看美国、苏联是第一世界。中间派,日本、欧洲、澳大利亚、加拿大,是第二世界。咱们是第三世界。”“亚洲除了日本,都是第三世界。整个非洲都是第三世界,拉丁美洲也是第三世界。”(注:《外交文选》,第600-601页)邓小平在同年4月10日召开的联合国第六次特别会议上发言时,全面阐述了的三个世界理论,引起了强烈的国际反响。三个世界理论把苏联列入第一世界,这既是对苏联霸权主义的深刻揭露,也是对苏联国际地位的重新确定。这一理论肯定了新兴第三世界国家的国际地位,并坚定地站在第三世界一边,从而为中国找到了与国力和国家利益相符的战略地位。尤其是,这一理论把日本、欧洲、加拿大、澳大利亚这些资本主义国家划入第二世界,指出它们同霸权主义国家既有联系又有冲突,从而抓住了第二世界国家的本质特征,极大地增强了国际反霸力量。由此可见,在建构20世纪70年代的中国国际战略时,已经放弃了以社会制度、意识形态为标准的旧模式,这不仅使中国逐步摆脱了一度在国际上比较孤立的困境,成为遏制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的主要力量,而且为中国后来实行真正意义上的对外开放廓清了道路。二、七项原则(一)国家利益原则。众所周知,在国际社会中活动的主体是拥有主权的独立国家。国家主权至高无上,神圣不可侵犯,因而源于国家主权的国家利益(包括安全利益、经济利益、政治利益、文化利益)就自然成为国家对外政策的基本动因,成为国家对外活动的出发点和归宿。以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对外关系上,始终以国家和民族的根本利益为最高准则,坚定不移地站在争取和维护民族独立与国家主权的原则立场上。在国家交往中,既尊重别国的主权,善于学习别国的长处,又坚定地维护国家的尊严,维护中国人民选择的社会主义制度,决不允许别国干涉中国内政,决不拿国家利益作交易。“要讲政治条件,连半个指头都不行”,曾如是说。这从当年果断作出抗美援朝决策、拒绝赫鲁晓夫在中国建立联合舰队和长波电台、实施“一条线”“一大片”战略可见一斑。在维护中华民族利益的斗争中,既坚定国家利益至上,又旗帜鲜明地反对狭隘的民族主义和排外主义倾向。(二)和平共处原则。历来主张,国家无论大小、贫富、强弱,都应当互相尊重,平等相待,和睦相处,在和平共处原则基础上发展对外关系,并提出了共产主义体系和资本主义体系不是谁战谁的问题,而是在长期的历史发展长河中不断合作的问题。在中共七大上,指出:“在彻底打倒日本侵略者,保持世界和平,互相尊重国家的独立和平等地位,互相增进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及友谊这些基础之上,同各国建立并巩固邦交,解决一切相互关系问题。”(注:《选集》第三卷,第1084-1085页)在新政协筹备会上,向世界宣告:即将诞生的新中国愿意同任何外国政府“在平等、互利和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的原则的基础之上,谈判建立外交关系的问题。(注:《选集》第四卷,第1466页。)在此基础上,于1953年12月接见印度代表团时代表中国政府明确提出“互相尊重领土主权、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惠和平共处的原则”(注:《选集》,第118页。)。1957年,在苏联最高苏维埃庆祝十月革命40周年会议上说:“我们坚决主张,一切国家实行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这样大家知道的五项原则。”(注:《人民日报》1957年1月7日。)为说明不同社会制度能够和平共处,长期合作,从中国共产党的思想来源进行分析。他说,中国共产党的思想不仅来自德国的马克思主义,来自俄国的列宁主义,还有来自英美法等国的达尔文主义、以华盛顿和林肯为范例的民主政治,以及18世纪法兰西哲学、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等。作为二战后国际强权政治、冷战共处的对立物,和平共处原则反映了中国和世界人民渴望和平、追求平等、共同发展的普遍愿望,因而在国际关系中至今仍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在许多重要国际会议上和一系列国际文件中不断被引用或重申,并成为中国实现和平与发展战略的重要途径。(三)反霸原则。新中国成立后,以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对外关系中,始终把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发展同各国友好合作、促进共同经济繁荣作为对外工作的根本目标,并把反霸视为重中之重,强调中国永远不称霸、永远不搞扩张,同时反对任何形式的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和侵略扩张行为。强调:“中国是大国,党是大党,也没有理由看不起小国小党。”(注:《选集》第五卷,第97页。)当年的抗美援朝战争就是一次生动的反霸行动,三个世界理论更是体现了反霸的鲜明态度。之所以把美苏看作第一世界,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美苏都企图称霸世界,都想把亚非拉广大发展中国家纳入它们的势力范围,并欺侮那些实力不如它们的发达国家。只有反对霸权主义,才能实现国家主权平等,才能维护第三世界国家的独立权、生存权、发展权。因此,反对霸权主义就是维护人权和国权。(四)对外开放原则。深受辛亥革命影响并得到陶冶的,在青年时代就深感闭关锁国对中华民族的极大危害,因而力主对外开放。在建构其国际战略思想时,对外开放始终是一个重要的构件。第一,他明确提出了向外国学习的口号。说:“我们提出向外国学习的口号,我想是提得对的。现在有些国家的领导人就不愿意提,甚至不敢提这个口号。”(注:《著作选读》(下册),第740页。)第二,他科学阐述了对外开放的必要性。一是“国无论大小,都各有长处和短处。”(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第6页。)二是我国处在一穷二白的状况。尖锐指出:“现在我们能造什么?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碗茶壶,能种粮食,还能磨成面粉,还能造纸,但是,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注:《著作选读》(下册),第712页。)在此前的中共七大上,甚至认为没有美国的支持中国的工业化不可想像。三是“中国已紧密地与世界联成一体”。(注::《论新阶段》,第69页。)第三,他提出了对外开放的方针政策。如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向一切国家学习,实行全方位的长期的对外开放,坚持平等互利,不断增强民族自信心,必须有分析有批判地学习。可见,在新中国要不要对外开放、为什么要对外开放以及如何对外开放这些带有根本性问题上,都有深刻的思考,只是由于历史条件的制约,才使新中国的开放事业在一定时期受到局限。正如邓小平所说:“同志在世的时候,我们也想扩大中外经济技术交流,包括同一些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经济贸易关系,甚至引进外资、合资经营等。但是那时候没有条件,人家封锁我们。”(注:《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127页。)(五)反和平演变原则。和平演变是西方国家用来扰乱视听,扰乱民心,动援敌对国国民信念,甚至制造动乱以直接摧毁敌对国家的意志,最终实现其颠覆敌国政权的目的。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社会主义国家武装干涉、军事包国和政治孤立遭到失败后,于20世纪50年代初提出了和平演变战略,把希望寄托在社会主义国家第三代、第四代人的身上,企图通过经济、政治、思想和文化渗透,使社会主义国家政权从内部演变,实现不战而胜的目的。最早觉察到这一变局,并号召全党提高警惕。1959年,在一次小型会议上指出,杜勒斯所说的和平转变,“就是要转变我们这些国家,搞颠覆活动,内容转到合乎他的那个思想。”(注: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第1143页。)1964年6月,进一步指出:帝国主义说我们第一代、第二代没有希望,第三、四代怎么样,有希望,帝国主义这话讲的灵不灵?我不希望灵,但也可能。为此,着手建构“防修工程”,把培养革命事业接班人作为防止和平演变的百年大计、千年大计、万年大计来抓。认为这是关系我们党和国家命运的生死存亡的极其重大的问题,并提出“要特别警惕像赫鲁晓夫那样的个人野心家和阴谋家,防止这样的坏人篡夺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注: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第1161-1162页。)实践证明,富于远见的反和平演变战略,对于我们维护民族独立、捍卫社会主义成果,推进社会主义大业,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和重大的历史价值。(六)一边倒原则。认为,在雅尔塔体系作用下,新中国要想求得生存和发展,“不是倒向帝国主义一边,就是倒向社会主义一边,绝无例外。骑墙是不行的,第三条道路是没有的”。(注:《选集》第四卷,第1473页。)因为新中国成立后,帝国主义不甘心在中国的失败,极有可能对新生政权进行武装干涉,如同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所面临的遭遇,这就决定了新中国有必要同社会主义国家结成联盟,以便增强抗衡力量。实践证明,这一国际战略是完全正确和十分必要的,它有利于保障新生国家的安全,有利于使新中国获得国际承认,有利于获得必要的国际援助。当然,一边倒是建立在独立自主、平等互利基础之上的,绝不意味着倒向苏联的怀抱,决不意味着关闭同西方国家的往来,绝不意味着我们可以对苏联和各人民民主国家有依赖之心,而是把战略上的配合同战术上的批评有机结合起来。之后,在1949年春夏之交又先后提出了“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这些原则标志着新中国的外交与旧中国屈辱外交的彻底决裂,并以新的姿态出现在国际舞台上。(七)国际统战原则。1935年日本帝国主义制造华北事变后,中华民族面临的亡国灭种严重危机进一步加深,以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开始思考建立国际统一战线问题。1935年12月,在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第一次明确指出,差不多一百年以来,中国之所以能保持一种半独立的地位,这是由于中国人民对帝国主义的斗争和帝国主义国家相互之间的斗争的结果。而现在日本帝国主义想把整个中国从几个帝国主义国家都有份的半殖民地状态变为日本独占的殖民地状态,这就必然加剧日本与其他列强之间的矛盾,从而为建立一个包括英美在内的国际抗日统一战线提供了可能性。1936年7月,与美国记者斯诺谈话时,第一次向国际社会阐明了中共关于建立国际抗日统一战线的主张。指出:“日本帝国主义不仅是中国的敌人,同时也是要求和平的世界各国人民的敌人,特别是和太平洋有利害关系的各国,即美、英、法、苏等国人民的敌人。日本的大陆政策和海洋政策不仅指向中国,而且也指向这些国家。这样,日本的侵略就不仅是中国的问题,而且是应由太平洋地区所有国家来对付的问题。”(注:吴黎平:《一九三六年同斯诺的谈话》,第125页。)这一设想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最终变为现实,从而为中国赢得抗日战争的胜利创造了有利的外部条件。新中国成立后,从20世纪50年代末起,由于美苏两个超级大国都与中国为敌,为维护国家安全和民族独立,根据中间地带理论,果断调整中国国际战略,重新提出国际统战原则,主张在世界范围建立反帝、反霸统一战线,以此为依托,打破美苏的重压和围困。三、三大灵魂(一)实事求是。实事求是是无产阶级世界观的基础,是中国革命和建设取得胜利的根本经验,是贯穿于国际战略思想各个组成部分的活的灵魂。指出:“我们是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主义叫我们看问题不要从抽象的定义出发,而要从客观存在的事实出发,从分析这些事实中找出方针、政策、办法来。”(注:《选集》第三卷,第853页。)所以,历来注重“冷眼向洋看世界”,善于追踪世界风云,从中把握国际政治力量之间矛盾关系的演变,作出科学判断,并适时调整中国国际战略。上述一系列理论原则的提出,都鲜明体现了实事求是精神,是实事求是精神的理论结晶。新中国能在扑朔迷离的国际社会中始终立于不败之地,与长期坚持用实事求是来观察、分析、处理国际事务息息相关。(二)独立自主。国际战略中的独立自主,是指一国在国际交往中不屈服、不依附于任何大国,始终把方针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敢于同企图控制和干涉本国内政的帝国主义、霸权主义行为进行坚决斗争。这是坚持实事求是、从本国实际出发、走自己的路的必然结论。历来认为,每个国家、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历史传统、文化习俗和地理环境,各国人民应根据本国的基本国情和自身优势,独立自主地决定自己的一切事务,任何外国无权干涉。他特别强调:“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注:《选集》第一卷,第115页。)在新政协筹备会上,重申:“中国必须独立,中国必须解放,中国的事情必须由中国人民自己作主张,自己来处理,不容许任何帝国主义国家有一丝一毫的干涉。”(注:《选集》第四卷,第1465页。)在出席莫斯科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时,专门就各党的独立自主问题与各国党的领导人交换看法,认为国有大小,党也有大小,都要平等相处,各国党的事由他们自己决定,并明确要求把这个意思写进大会宣言。认为,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必须主要依靠自己的努力,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这是我们这个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必要条件。什么都靠别人,靠不住。处处依赖别人,不但经济不可能很快地上去,就是已经赢得的政治独立也有可能重新丧失。由于始终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战略,使新中国在国际风云的惊涛骇浪中经受了严峻考验。因此,邓小平强调:“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我们的立足点。中国人民珍惜同其他国家和人民的友谊和合作,更加珍惜自己经过长期奋斗而得来的独立自主权利,任何外国不要指望中国做他们的附庸,不要指望中国会吞下损害我国利益的苦果。”(注:《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3页。)(三)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在国际斗争中,始终高瞻远瞩,不信邪,不怕压,敢于斗争,从不屈服于任何国际敌对势力的威胁与蛊惑,从不拿原则作交易,敢于从战略上藐视它们,保持一往无前的战斗精神;在战术上高度重视它们,善于同它们作斗争,灵活运用各种策略,谨慎地处理各种外交问题,并在斗争中做到有理、有利、有节,把谋万世与谋一时、谋全局与谋一域有机结合起来。这是国际战略思想的精华所在。例如,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奉行的和平共处原则,生动体现了原则的坚定性和策略的灵活性。在国家关系上坚决反对任何国家以任何借口干涉别国内政、侵犯别国主权,在国际事务中时时处处维护中国的独立、主权和尊严。而在某个事件上或特定场合中,为打破僵局,促使形势朝着有利于人民事业的方向发展,能够作出必要的让步和妥协。在万隆会议上讨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时,有些国家的代表并不反对它,只是不喜欢用“共处”这个词,由此使会议陷入僵局。有鉴于此,表示可以采用联合国宪章中用过的“和平相处”来代替“和平共处”,从而使问题得到妥善解决。四、一个支点在时代,中国革命和建设所面临的国际环境异常险恶,所面对的国际敌人十分强大,因而必须树立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坚定信心。在建构其国际战略思想时,最根本的立足点是“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在1946年8月6日同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谈话中,指出:“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看起来,反动派的样子是可怕的,但是实际上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力量。从长远的观点看问题,真正强大的力量不是属于反动派,而是属于人民。”(注:《选集》第四卷,第1195页。)1958年进一步指出,“从本质上看,从长期上看,从战略上看,必须如实地把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看成纸老虎。从这点上,建立我们的战略思想。另一方面,它们又是活的铁的真的老虎,它们会吃人的。从这点上,建立我们的策略思想和战术思想。”(注:《著作选读》(下册),第806-807页。)认为,像美国这样的国家,表面上很强大,实质上很虚弱。因为美国到处伸手,侵略别国,而它每占领一个地方,就像一根绳索套在自己的脖子上。美国就像十个指头按十个跳蚤,哪个指头也动弹不得。所以,美国没什么了不起,并不可怕。可以说,以为核心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整个国际战略都建立在这个支点上。它使我们一次次地渡过难关,是我们不断战胜强大敌人的精神动力源。伟大的科学家阿基米德曾说给他一个支点他就可以将地球撬起来,可惜他始终没能找到它。而在建构其国际战略思想时,支点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以上所述均奠基于这个支点,倘若离开或否定它,将无法理解一生所做的一系列具有深远意义的国际战略决策。在上述体系中,“理论”是指导,“原则”是规矩,“灵魂”是统帅,“支点”是基础,由此构成一个内容丰富、层次分明、逻辑严密的完整的科学体系。它是邓小平国际战略思想的重要的源头活水,并在以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的国际战略谋划中得以延续。
国际战略思想分析论文
不仅是一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同时还是一位杰出的国际战略家。他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伟大实践中,始终关注国际风云的变幻,以一个国际战略家的世界眼光,提出了适合中国国情的国际战略思想。这一思想对建立新中国、捍卫独立主权、提高中国国际地位,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它对于我们科学分析当今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制定21世纪的中国国际战略,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笔者认为,国际战略思想是一个完整的科学体系,可以概括为“2731体系”,即由两种理论、七项原则、三大灵魂、一个支点四大要件构成。
一、两种理论
中间地带理论和三个世界理论是支撑国际战略思想这座大厦的两块磐石,是我们理解国际战略思想的先导。
(一)中间地带理论。1946年,由于美苏战略目标相左,导致在重大国际问题上针锋相对,互不相让,战时同盟关系不复存在,让世人倍感新的战争即将爆发。而国内有美国撑腰的企图借此与共产党一决雌雄,内战迫在眉睫。此时,中共面临巨大压力,不仅党内外有人产生了悲观情绪,而且国际上有人希望中共与国民党妥协,以免由此引发第三次世界大战。精辟分析了时局,提出了著名的中间地带理论。认为:“美国和苏联中间隔着极其辽阔的地带,这里有欧、亚、非三洲的许多资本主义国家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美国反动派在没有压服这些国家之前,是谈不到进攻苏联的。”(注:《选集》第四卷,第1193页。)因此,受到现实威胁的不是苏联,而是处于美苏之间的国家和人民以及美国人民。据此,号召美国人民和一切受到美国侵略威胁的国家的人民团结起来,反对美国反动派及其在各国的走狗的进攻。1956年苏伊士运河事件爆发后,对中间地带理论又有新的认识,形成了新的中间地带理论(亦称两个中间地带理论)。认为,苏伊士运河事件反映了帝国主义国家以反共产主义之名行争地盘之实,“在那里冲突的,有两类矛盾和三种力量。两类矛盾,一类是帝国主义跟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即美国跟英国、美国跟法国之间的矛盾。三种力量,第一种是最大的帝国主义美国,第二种是二等帝国主义英、法,第三种就是被压迫民族。”(注:《选集》第五卷,第341页)在这里,把“中间地带”明确分为两个部分。1964年,当资本主义大国之间的各种矛盾特别是美、法矛盾越来越尖锐时,《人民日报》1月21日发表的社论在阐述上述思想时,明确把两部分称为第一中间地带和第二中间地带。即亚洲、非洲、拉丁美洲是第一个中间地带,日本、欧洲、北美加拿大、大洋洲是第二个中间地带。我们要依靠第一中间地带,使之成为反对美帝国主义的主力军;团结第二中间地带力量,使之成为反对美帝国主义的同盟者。由此可见,中间地带理论的实质是:根据形势的发展,不把帝国主义世界看成铁板一块,对其各个不同组成部分予以区别,以便联合一切可能联合的力量,反对主要敌人。中间地带理论是也是中国共产党人提出的第一个比较明确系统的国际战略理论,它为中国也为其它弱国、穷国和中小国家正确处理对外关系提供了科学理论指导。
(二)三个世界理论。提出中间地带理论是以二战后形成的雅尔塔体系为前提的。经过一段和平发展后,这个体系已经发生质变。一方面,在美国的大力扶持下,西欧国家和日本的国力迅速提升,对美国在资本主义阵营中的盟主地位提出了挑战;另一方面,中苏两党在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在意识形态上的论争导致两国关系破裂,使社会主义阵营分崩离析,特别是,战后广大亚非拉民族国家纷纷诞生,并成为国际舞台上一支不可忽视的政治力量。这些变化说明,国际政治力量已经发生了新的分化和改组,需要对国际格局进行新的定位。1974年2月,在会见赞比亚总统卡翁达时,第一次明确完整地提出三个世界理论。说:“我看美国、苏联是第一世界。中间派,日本、欧洲、澳大利亚、加拿大,是第二世界。咱们是第三世界。”“亚洲除了日本,都是第三世界。整个非洲都是第三世界,拉丁美洲也是第三世界。”(注:《外交文选》,第600-601页)邓小平在同年4月10日召开的联合国第六次特别会议上发言时,全面阐述了的三个世界理论,引起了强烈的国际反响。三个世界理论把苏联列入第一世界,这既是对苏联霸权主义的深刻揭露,也是对苏联国际地位的重新确定。这一理论肯定了新兴第三世界国家的国际地位,并坚定地站在第三世界一边,从而为中国找到了与国力和国家利益相符的战略地位。尤其是,这一理论把日本、欧洲、加拿大、澳大利亚这些资本主义国家划入第二世界,指出它们同霸权主义国家既有联系又有冲突,从而抓住了第二世界国家的本质特征,极大地增强了国际反霸力量。由此可见,在建构20世纪70年代的中国国际战略时,已经放弃了以社会制度、意识形态为标准的旧模式,这不仅使中国逐步摆脱了一度在国际上比较孤立的困境,成为遏制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的主要力量,而且为中国后来实行真正意义上的对外开放廓清了道路。
二、七项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