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范文10篇

一、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

（一）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产生的背景

传统的贸易理论告诉我们，国际贸易产生的原因在于交易国之间的差异，以及劳动生产率、生产技术的差异（李嘉图的比较利益学说），或是要素禀赋的差异（赫克歇尔——俄林模型），并由此决定贸易格局。这对于解释南—北贸易较为有效。然而，当今世界贸易的将近一半是在要素禀赋比较相似的工业化国家之间进行的，而且发达国家之间的制成品贸易占整个世界贸易总额的比例超过2／3，传统贸易理论对此不能提供令人信服的解释。

1979～1980年前后，克鲁格曼、兰开斯特、迪克西特和诺曼几乎同时独立地发表了关于规模经济、不完全竞争市场条件下国际贸易的论文，成为国际贸易理论发展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在这些模型里，不完全竞争不再被看作例外，而被视为世界经济中大量存在的普遍现象。建立在规模收益和不完全竞争基础上的新理论，一方面赋予“贸易获益”定理的证明以新的内容，强化了自由贸易优于闭关自守的传统结论。因为除了传统理论所揭示的比较利益以外，进行国际贸易还能促进规模经济，使本国消费者获得以较低的价格享受同一商品不同种类的选择机会。另一方面，对完全竞争市场结构和常数规模经济的背离使市场本身运行处于一种“次优”的境地。这种次优的境地并不能保证潜在的收益一定能实现，所以适当的政策干预或许有可能改进市场的运行，从而使自由贸易政策失去其最优的地位，也为一些情况下的适度干预和保护提供了某种理论上的支持，出现了所谓的“战略性贸易政策（StrategicTradePolicy）”理论。

（二）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博弈理论基础

战略性的贸易和产业政策中的“战略”两字，是从博弈论中引用过来的，所以对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全面认识，也离不开对其博弈理论基础的考察。进行战略性的政策干预，就是要把市场竞争处理成一场竞赛或博弈（Game）。由于不完全竞争和规模经济的存在，市场份额对各国厂商变得更为重要，市场竞争变成了一场少数几家企业之间的博弈：谁能占领市场，谁就能获得超额利润。在这场博弈中，政府能够通过补贴、关税、配额等各种政策工具来帮助本国企业在国际竞争中获胜。这样，贸易政策通过影响本国厂商及其外国竞争对手的决策行为而产生了转移“经济租（Rent）”和扩大本国企业市场份额，从而提高本国福利水平的效果。政府政策起到了寡头竞争模型中的战略性行为的作用，从而被称之为“战略性贸易政策”。这一思想在以下的一个简单例子中表现得很清楚。

新贸易理论不仅对传统贸易理论进行了补充和发展，为贸易政策分析提供了新的理论分析工具，它还从理论上动摇了在规模经济和不完全竞争条件下自由贸易政策的最优性，证明了政府干预贸易活动的某些合理性。正是这种理论上的创新与现实需要的结合，摧发了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的出台。

一、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产生的直接原因

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的产生除了得益于新贸易理论之外，还有两个直接的社会经济原因：

第一，美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发生变化。

在过去几十年中，美国在世界经济中地位的最重要变化是贸易的重要性日益提高。统计显示，从1960—1980年，美国制造业中进出口的份额增加了一倍以上。在1960年，美国制造业的厂商基本上是面对本国消费者销售并与本国厂商竞争，出口通常是次要的活动，并且面临外国竞争的压力很小。而到了八十年代，大多数厂商要么严重依赖出口销售，要么在国内市场上遇到外国竞争者的有力竞争，因而国际考虑就成为一个重要因素。

这一变化使得一些传统上的国内问题变成了影响贸易政策的因素，特别是诸如市场力量和超额收益率、创新和技术变化等问题，再也不能不认真考虑它们对贸易政策的影响了。首先看市场力量问题。美国政策传统上所关心的一直是限制集中产业厂商以消费者利益为代价而提高价格和获得超额利润的能力。然而，随着美国逐步成为这样一个贸易大国，其政策目标就会变得更为复杂。保护国内消费者免受剥削是一个问题，但为了维持高收益，还必须保持或扩大国内厂商获得的市场份额。我们有理由相信，在垄断性产业中，贸易政策通常能在促进国内厂商利益，反对外国竞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或者至少我们应当关注在这些产业中，外国政府利用贸易政策以促进其本国厂商利益的可能性。再看创新和技术变化问题。美国政策传统上所关心的一直是促进活动，例如促进对经济产生有价值的外溢（Spillover）的基础研究。但现在美国仅仅是许多促进产生这种外溢活动的国家之一。这里就产生了贸易政策问题，因为贸易政策是决定技术变化速度的一个重要因素。如果外国通过补贴或保护国内市场来对高技术部门进行“瞄准”（targeting），就可能使对经济产生有价值外溢的美国产业萎缩，这就必然会产生对外国产业政策进行国际反应的可能性。

传统国际贸易理论的两个层次和核心是比较成本理论与要素禀赋论。前者揭示了互利贸易的基础及贸易得利的来源在于劳动生产率高低不同而导致的生产成本差异；后者则指出，比较成本差异的原因在于各国资源禀赋不同，并且对国际贸易的商品和要素模式作了确定性的结论。两者都认为，在完全竞争的条件下，自由竞争可以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比较优势及资源禀赋决定的利益分配天经地义，并会惠及全球。国家干预是一种偶然现象，是国内经济扭曲的产物。因而，传统国际贸易理论的最大特征就是前提严格、逻辑严密、形式完善，但这也是它的缺陷所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产业内贸易、公司内贸易不断发展，跨国投资成为经常现象，“里昂惕夫之谜”的产生，导致了人们对传统贸易理论的反思，产生了很多繁杂的、并不系统的新贸易理论。20世纪80年代，以克鲁格曼(P.Krugman)、赫尔普曼(Helpman)等为代表的经济学家对各种新的贸易理论进行综合，创立了所谓的“新贸易理论”(Neo-tradetheory)。在新贸易理论的基础上，格罗斯曼(G.Grosman)、斯本瑟(B.Spencer)、布兰德(J.Brander)、狄克西特(A.Dixit)等人以规模经济和不完全竞争为前提，以产业组织理论和市场结构理论为研究工具，提出了战略

性贸易政策理论(StrategicTradePolicy)。该理论动摇了在规模经济和不完全竞争条件下自由贸易政策的最优性，证明了政府干预的合理性，提出了适当运用关税、补贴等战略性贸易政策措施，将有助于提高一国贸易福利的主张。这一核心结论正好与传统贸易理论相悖。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因其在理论的独创性、分析方法的独到性及其解释现实的能力等方面取得重大的突破而日益为人们所重视。

一、突破之一：非完全竞争市场和规模经济条件下的贸易行为

1.规模经济效应的非常数性。规模收益用于微观经济学分析厂商的生产函数始于20世纪30年代。显然，国际经济学在这一方面落后了许多，一直停留在完全自由竞争和规模收益不变的分析基础之上。战后国际贸易发展现实显然无法得到传统贸易理论的合理诠释。现实生活中的许多产品是以规模报酬递增生产的，并且生产这些产品的行业（如汽车业、半导体业、计算机业等）构成了国民经济的支柱。产品生产的规模经济可分为外部经济效应和内部经济效应两部分。外部规模经济效应是指厂商水平上的规模报酬不变，而社会的递增性报酬以外部经济的形式体现的情况，因而这种厂商及其产业能够产生巨大的外部经济，促进相关产业的发展和出口的扩展。这种外部经济效应往往并不能为各厂商同时同等程度地享受，厂商与行业间的竞争行为因而受影响。但更重要的是厂商内部规模经济效应，即厂商水平上的规模经济。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形下，一个较大的公司能够更好地克服生产不可分割性，使生产能力得到更充分的利用。同时，由于某些一般管理费用并不会随生产规模而变化，因此其每单位成本会随着生产增加而下降。如果规模经济持续存在，则平均成本总大于边际成本，如果以边际成本定价就意味着损失，因此，内

部规模经济不可避免地与竞争均衡发生了矛盾。因而，传统贸易理论无法解释发达国家之间与产业内、公司内的贸易成为国际贸易主流这一现实。到了20世纪80年代，以克鲁格曼为首的一批经济学家才试图突破这一理论与现状的隔膜，将规模经济引入贸易分析，提出了依靠政府支持，通过获得规模经济效益，达到扩大出口、抢夺竞争对手市场份额的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

2.市场的非完全竞争性。由微观经济学可知，厂商这一层次上的规模经济的存在意味着价格行为与非负的利润不一致，因而市场不可能是完全竞争的。对于不完全竞争的市场结构，西方经济学迄今没有一个一般性的结论。但是，毕竟放弃了传统贸易理论最不现实的假设，即世界市场是完全竞争的。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分析了以下可能的三种市场结构：(1)可竞争市场（伯兰特假定这与无代价和无限制地进入和退出相结合）；(2)古诺双寡头国际竞争模型（即均衡产量水平由两个厂商反应曲线的交叉点所决定）；(3)垄断竞争。尽管一般性不完全竞争理论没有产生，但是，在各种不同的市场结构下，在实证和规范两个方面有关贸易的一些重要结论都有效，也是可行的。

战略性贸易政策是指在不完全竞争条件下，一国政府可以通过贸易政策干预来抽取和转移国外垄断企业的利润或租金来提高自身的福利水平，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一经提出就引起广泛的争议，很多学者从实践角度对这一政策的可行性进行了分析，认为在贸易实践中使用战略性贸易政策存在严格的条件限制，但从理论可行性角度进行的分析并不多见。本文通过建立一个简单的博弈模型分析了战略性贸易政策在理论上的可行性。

一、战略出口政策和战略进口政策的博弈分析

战略出口政策的主要观点是政府对寡占行业中的本国企业给予出口补贴，会使本国企业获得一种Stackelberg领导者地位，增加其在第三国市场的销售额。出口补贴所带来的企业利润增加可能超过补贴额，从而使得本国的福利水平提高。我们用一个例子来说明该观点，如表1所示，假定在一个寡头垄断行业中有两个潜在的生产者，一个本国厂商，一个外国厂商，二者的产品均在两个生产国以外的第三国市场上销售，这两国内部无消费。括号前面的数字表示企业获得的超额利润，括号里面的数字表示该国福利的变化，可以看作是该国政府的收益。在没有政府干预的情况下，企业获得的超额利润等同于该国福利的改善，因为超额利润可以看作是一种额外的收益，均衡的结果应该是两个厂商都进行生产，各自获得5个单位的超额利润。战略性出口政策认为本国或外国政府可以改变这一均衡结果。假定本国政府可以给予本国的厂商5个单位补贴，而外国政府不进行干预，如表2所示，均衡的结果是本国厂商进行生产，外国厂商不生产，由于本国政府的补贴，本国福利水平提高了19个单位（。

但如果两国政府都可以选择干预或不干预，结果又会怎么样呢？我们用扩展式博弈表示这一情形。图1中S表示补贴，DS表示不补贴，P表示生产，D表示不生产。第一层节点表示本国政府决策，补贴或不补贴；第二层节点表示本国政府决策后外国政府的反应决策；第三层节点表示政府决策后本国厂商的反应，生产或不生产；第四层节点是外国厂商的反应；第五层节点是均衡的结果。采用逆向归纳法，可以得到这一博弈的子博弈精练纳什均衡为（本国政府补贴，外国政府补贴，本国企业生产，外国企业生产）。这是因为只包含两国厂商决策行为的从左至右四个子博弈的纳什均衡分别为（本国厂商生产，外国厂商生产）、（本国厂商生产，外国厂商不生产）、（本国厂商不生产，外国厂商生产）、（本国厂商生产，外国厂商生产），很明显，均衡的结果是两国政府都进行补贴，各自获得4个单位的福利改进。

因此，政府的干预并不像战略性出口政策所认为的那样会在降低对方福利水平的基础上提高本国的福利水平，而是使两国的福利水平都比不干预的时候低；虽然如此，由于每个政府都有通过干预提高自己国家福利水平的动机，最终的结果是双方都干预，政府在战略性出口政策的选择上陷入“囚徒困境”。但现实中大部分国家的政府没有像模型预示的那样广泛实行战略性贸易政策，这是因为上述模型的假定是静态的，即政府的政策制定是一次完成的。当我们考虑政府在每个时期都可以制定不同的政策，而且无限延续下去，上述模型就变成一个无限重复博弈模型。为了简化分析，假定贴现率为1，两国政府在制定政策时有四种策略可供选择：A＝每个时期都进行补贴；B＝每个时期都不补贴；C＝偶尔补贴，即在某一个时期补贴，然后是否继续补贴视对方的反应而定；D＝不补贴，但报复，即自己不首先进行补贴，但如果对方政府在某一时期补贴，则在以后的每一个时期都进行补贴。如果两国政府都不进行补贴，则两国政府在每一期的收益都为5个单位，因为我们假定贴现率为1，所以无法算出它的总值，就用R来表示。如表3所示，这一无限重复博弈模型中唯一的（子博弈精练）纳什均衡为（D，D），实际的结果是两国政府都没有进行补贴，各自获得收益R，“囚徒困境”并不存在。所以，战略性出口政策不仅理论上不可行，而且也不会有哪个国家的政府去实施。

战略进口政策的主要观点是对进口的寡头垄断产品征收进口税，关税带来的进口价格上升会小于关税本身，这相当于政府利用关税来抽取外国寡头垄断厂商的垄断利润。其模型的假定和战略出口政策是相似的，不过把分析的对象从第三国市场转向本国市场，对本国厂商扶持的手段也就从出口补贴变为进口关税，除了需要考虑本国消费者的福利水平受价格变化的影响之外，模型的分析过程和结论与战略出口政策都没有不同。那么，在这里战略进口政策是否可行就取决于对方国家的政府是否可以采取报复措施，如果本国没有同类产品向对方国家出口，战略进口政策的实施就可以提高本国的福利水平。但如果对方国家可以采取报复措施，则战略进口政策在理论上不可行，在现实中也不会存在。

一、引言

有关政府在一国对外贸易中的作用定位一直是国际贸易理论中颇具争议的问题。重商主义认为政府应该对国际贸易进行严格管制，主张政府实行奖出限入政策。比较优势理论和要素禀赋理论则认为政府不应该干预对外贸易，主张通过自由贸易来增进各国的福利。这种自由贸易观点后来又受到以李斯特为代表的德国历史学派以及凯恩斯超贸易保护主义的反对。

20世纪80年代产生的国际贸易新理论——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StrategicTradePolicy)认为在规模经济和不完全竞争的市场结构下，通过适当运用关税、补贴等战略性贸易政策措施，将有助于提高一国经济福利水平。该理论将政府的作用内生化，主张政府以积极的态度干预国际贸易。与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差不多同时产生的国家竞争优势理论(CompetitiveAdvantagesofNations)却认为政府不应直接干预国际贸易。该理论认为政府在创造和保持一国竞争优势上仅起辅助作用。

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和国家竞争优势理论作为新贸易理论主要代表，在有关政府作用的定位上虽有一些相似的观点，但基本观点却是不同的。本文将环绕这两种理论在政府作用上的不同定位展开论述，以求得出一些有益的结论。

二、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和政府的定位

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认为规模经济会带来竞争优势，而实现规模经济的最佳途径是进行政府干预，政府应该对具有规模经济的“战略性”部门进行扶持。所谓“战略性”部门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存在“经济租”的部门，通过政府的扶持政策使某个国内部门能够从国外竞争者手中获得更多的“经济租”，亦即是不完全竞争市场结构下的超额垄断利润，这样的部门可以被认为是战略性部门(BranderandSpencer,1981,1985)；另一种情况是存在较大的“外部经济”的部门，通过对该部门的政策扶持，可以发挥其巨大的外部性，这样的部门也可认为是战略性部门(Ethier,1982)。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认为政府干预对形成静态和动态规模经济具有积极作用(Krugman,1984)。

一、战略性贸易政策及其实用性的评论

在西方理论界，近二、三十年来，随着新贸易理论兴起，作为该理论在政策领域的拓展，布兰德和斯潘塞等人提出了战略性贸易政策。所谓的战略性贸易政策(strategictradepolicy)是建立在不完全竞争、规模经济基础上的新贸易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有狭义和广义之分。从狭义而言，即为“利润转移理论”，其基本思想是由于寡占存在着超额垄断利润或租金，一国政府可以通过贸易干预来影响本国企业及其国外竞争对手的行动，以改变竞争格局，从而达到从国外寡头企业向本国转移利润，提高本国福利的目的。狭义的战略性贸易政策主要包括三个观点：战略出口政策、战略进口政策和以进口保护促进出口政策。广义的战略贸易政策与产业政策结合起来，除了上述“利润转移”的论点，还包括“外部经济”理论。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基本模型对现实做了极大的简化，从而突出了问题的核心，但正因为如此，其结论的得出依赖于一些严格的假定前提，一旦这些假定发生变化，其实施效果就会受到一定的影响，政府应该采用的最佳政策工具就会发生变化。因此，战略性贸易政策提出后，一些学者提出了种种批评意见，主要可分为经济与政治经济两方面。

在经济批评方面主要有以下观点：1、战略性贸易政策模型对一些特定的前提具有较强的依赖性和敏感性(如,对假设竞争行为、厂商数目、时间选择的敏感性)，因而缺乏一般性结论的政策含义。在实际政策制定中，对企业成本、竞争行为、市场结构等信息缺乏准确的了解就不能制定适当的政策。2、战略性贸易政策给本国带来的福利提高并不是很大，对某些支持甚至可能对本国福利产生不利的影响。3、至今在战略性贸易政策领域，还没有明确的标准来确定该扶持哪一类部门或产业，大多是凭经验来确定的。此外，还有人从扭曲理论的框架出发，指出战略性贸易政策未必是纠正某一扭曲的最佳“对症”政策。

在“政治经济学”上的局限主要可以概括为：1、国家之间同时采用战略性贸易政策进行干预会导致“囚徙困境”局面的出现。2、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实施在出口补贴的筹集、选择特定行业等方面都可能给本国国内带来不利的收入再分配效应。3、政府通过贸易政策支持本国企业竞争会引起“道德风险”问题，造成国内企业对政府政策的依赖性，甚至引发“直接非生产性寻租”活动，导致社会资源的浪费。4、政府的政策干预可能不适当，其行为可能缺乏应有的效率，其政策决策会受到特殊利益集团的影响，这些都可能导致本国福利恶化。尽管对战略性贸易理论存在诸多批评或质疑，但不可否认，这一观点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有积极的意义和贡献。

二、战略性贸易政策在中国的适用性分析

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的前提假定是：规模经济与不完全竞争。理论创立者们已明确提出这些前提条件。我们还应认识到，该理论由西方学者在市场经济体制基础上提出，对他们来说经济体制是不言而喻的，但对中国这样的转型国家就不同了。市场经济体制是否已经建立起来并处于良好的运行之中，这是判别该政策能否应用的一个极为关键的条件。由于这一条件对西方国家是不言自明的，西方学者并没有明确提出，因此可以把它称为战略性贸易政策应用的隐含条件。

20世纪80年代以来产生的新贸易理论及其政策建议——战略性贸易政策，引起了国内学者的广泛关注。部分学者提出，传统的比较优势理论在我国已经过时，应紧跟国际潮流，用战略性贸易政策来指导我国对外贸易发展战略；另一些学者则认为，我国发展对外贸易还是应该以比较优势理论为基础。本文将从分析两个理论的前提假设条件入手，研究两个理论在中国的适用性问题。

一

要探索传统贸易理论（或比较优势理论）与现代贸易理论（或新贸易理论）在中国现阶段的适用性问题，首先必须从一般理论意义和发展中国家的对外贸易实践历程分析这两种理论的适用性。

（一）两种国际贸易理论前提假定

比较优势理论的实质是自由贸易论，其基本理论立足点是古典和新古典经济思想，考虑的是在完全竞争条件下如何在世界范围内最优配置经济资源的问题。比较优势论最根本的前提假定是完全竞争和规模报酬不变，这是一种典型的新古典分析方法。尽管新古典微观经济理论在理论史上遭到了众多的批评，但其理论大厦历经100多年的风雨却从来没有被摧毁过。比较优势理论是新古典经济理论在国际范围的延伸，它所倡导的是基于国际分工基础上的贸易互利论。从福利经济学的角度说，这种国际范围内的自由贸易可以达到整体世界经济的帕累托最优。因此，比较优势理论具有坚实的理论根基。从理论的应用来看，传统贸易理论较客观地解释了宗主国与殖民地之间、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贸易现象。但比较优势理论解释不了20世纪70年代以来国际贸易领域出现的新变化，如发达国家之间的贸易量大大增加、同类产品之间的贸易量大大增加、跨国公司在国际经贸活动中的作用空前加强、产业的规模经济明显等现象。

新贸易理论正是抓住了比较优势理论的两个基本前提对其进行否定，认为国际商品市场具有不完全竞争和规模收益递增两个基本特征，从而合理地解释了国际贸易领域的新现象。以古鲁格曼、赫尔普曼、迪克西特等为代表的新贸易理论，其精髓和要义集中体现在规模经济理论中。规模报酬递增意味着厂商存在内部规模经济，也即大厂商比小厂商有成本优势，从而可形成寡头垄断或垄断竞争的不完全竞争市场结构。在这种前提下，同行业厂商数目少，各厂商生产有差异产品，从而每个厂商一定程度上都是价格制定者而不是价格接受者。这就是说，假定消费者的需求偏好是异质的，那么即使在资源禀赋相似的情况下，各国出于规模经济考虑来专业化生产有限类别的产品也必然产生国际贸易。即除比较优势外，规模经济成为国际贸易又一独立动因，通常用来解释行业内贸易现象。由新贸易理论必然逻辑推演出战略性贸易政策，即一国政府借助研发补贴、生产补贴或出口补贴等政策手段，保护国内市场，扶植本国战略性产业的成长，实现规模经济，抢占国际竞争对手的市场份额，或者通过进口征税攫取外国垄断利润。因此，战略性贸易政策本质上是一种有限保护政策。

关键词：战略性贸易政策新贸易理论发达国家启示

内容摘要：文章通过分析发达国家战略性贸易政策实践的特点，提出我国实施战略性贸易政策的重要性、基本原则及具体思路。本文在对战略性贸易政策进行理论综述的基础上，指出战略性贸易政策来源于新贸易理论，但目前尚存在对立的理论观点。

新贸易理论与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综述

新古典贸易理论认为，贸易是对资源差异的反应，一个技术要素密集的国家，会出口技术要素密集的产品，而进口资源相对稀缺的产品。如果两个国家的经济技术水平相当，且拥有相同的自然资源，那么他们就不会进行相互之间的贸易。然而，二战以后国际贸易在技术水平和资源禀赋相似的发达国家之间大幅度增加，由此改变了传统理论观点。

新贸易理论则强调被传统理论忽略的几个重要因素，即规模经济、干中学和不完全竞争。新贸易理论认为，国际分工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时机和传统的差异造成的，此时国家之间的贸易行为已不再完全取决于各国之间资源优劣的差异，而更多地取决于一个国家在某一时点上在某个行业所具有的技术优势或规模优势。规模经济导致的报酬递增，本身是对资本、技术和人才的一种聚集，这种聚集反过来又进一步使经济规模扩大，这就形成了在某个行业的相对优势地位（Lucas，1988）。随着市场规模的扩大，该国可以扩大其在某个行业的生产规模，而规模经济和“干中学”等原因又可以使该行业的产品成本下降，从而在国际市场上赢得优势（Krugman，1987）。相反，如果一个国家的某个行业规模较小，其行业成本必然相对较高，自然会在国际市场处于相对劣势地位。

战略性贸易政策的核心就是国家通过生产扶持、出口补贴、税收优惠、进口关税等贸易和产业政策手段来扶持本国战略性目标产业，提高产业的国际竞争力，从国际市场获得更多的超额利润。Brander（1984，1985）指出一国政府通过对特定产业提供适当的出口补贴或R&D补贴，能够提高本国厂商的竞争能力，从而使本国厂商扩大出口市场份额，增加利润，最终增加本国国民福利。同时，对外国垄断厂商征收进口关税可以转移其所获得的垄断租金，提高本国的国民福利。Lester（1992）指出高新技术产业比其它产业有更大的发展潜力，国家可以通过政策将有限的资源配置给这些产业，国家可以通过政策扶持微电子等重点高新技术行业而获益，否则将在国家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

1.战略性贸易理论的内涵与政策主张

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认为，在不完全竞争的现实社会中，在规模收益递增的情况下，政府可以选择有发展前途且外部效应大的产业加以保护和扶持，使其迅速扩大生产规模、降低生产成本、形成贸易优势来提高产业或企业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能力。战略性贸易理论的主要内容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以内部规模经济为基础的利润转移理论；另一个是以外部规模经济为基础的外部经济理论。

1.1利润转移理论

利润转移是指政府通过政策来剥夺外国厂商的出口利润，把它转移到本国厂商身上，以促进本国厂商和笨狗产业的发展，从而为本国厂商赢得国际竞争力，打开国际市场。该理论的具体主张主要有以补贴促进进口、用关税获取国外厂商垄断利润、以进口保护促进出口三个方面。

1.2外部经济理论

外部经济理论认为，某些产业或厂商能够产生巨大的外部经济效应，促进相关产业的发展，并带动进口的扩张，但由于这些厂商不能占有外部经济所带来的全部利益，因此这些厂商或产业就不能发展到社会最佳状态。如果政府能对这些厂商或相关产业提供适当的帮助、保护与支持，就能够促进这些产业与相关产业的发展，加大国际竞争优势，以获得的长远的战略利益。

20世纪80年代以来产生的新贸易理论及其政策建议——战略性贸易政策，引起了国内学者的广泛关注。

部分学者提出，传统的比较优势理论在我国已经过时，应紧跟国际潮流，用战略性贸易政策来指导我国对外贸易发展战略；另一些学者则认为，我国发展对外贸易还是应该以比较优势理论为基础。本文将从分析两个理论的前提假设条件入手，研究两个理论在中国的适用性问题。

要探索传统贸易理论（或比较优势理论）与现代贸易理论（或新贸易理论）在中国现阶段的适用性问题，首先必须从一般理论意义和发展中国家的对外贸易实践历程分析这两种理论的适用性。

（一）两种国际贸易理论前提假定

比较优势理论的实质是自由贸易论，其基本理论立足点是古典和新古典经济思想，考虑的是在完全竞争条件下如何在世界范围内最优配置经济资源的问题。比较优势论最根本的前提假定是完全竞争和规模报酬不变，这是一种典型的新古典分析方法。尽管新古典微观经济理论在理论史上遭到了众多的批评，但其理论大厦历经100多年的风雨却从来没有被摧毁过。比较优势理论是新古典经济理论在国际范围的延伸，它所倡导的是基于国际分工基础上的贸易互利论。从福利经济学的角度说，这种国际范围内的自由贸易可以达到整体世界经济的帕累托最优。因此，比较优势理论具有坚实的理论根基。从理论的应用来看，传统贸易理论较客观地解释了宗主国与殖民地之间、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贸易现象。但比较优势理论解释不了20世纪70年代以来国际贸易领域出现的新变化，如发达国家之间的贸易量大大增加、同类产品之间的贸易量大大增加、跨国公司在国际经贸活动中的作用空前加强、产业的规模经济明显等现象。

新贸易理论正是抓住了比较优势理论的两个基本前提对其进行否定，认为国际商品市场具有不完全竞争和规模收益递增两个基本特征，从而合理地解释了国际贸易领域的新现象。以古鲁格曼、赫尔普曼、迪克西特等为代表的新贸易理论，其精髓和要义集中体现在规模经济理论中。规模报酬递增意味着厂商存在内部规模经济，也即大厂商比小厂商有成本优势，从而可形成寡头垄断或垄断竞争的不完全竞争市场结构。在这种前提下，同行业厂商数目少，各厂商生产有差异产品，从而每个厂商一定程度上都是价格制定者而不是价格接受者。这就是说，假定消费者的需求偏好是异质的，那么即使在资源禀赋相似的情况下，各国出于规模经济考虑来专业化生产有限类别的产品也必然产生国际贸易。即除比较优势外，规模经济成为国际贸易又一独立动因，通常用来解释行业内贸易现象。由新贸易理论必然逻辑推演出战略性贸易政策，即一国政府借助研发补贴、生产补贴或出口补贴等政策手段，保护国内市场，扶植本国战略性产业的成长，实现规模经济，抢占国际竞争对手的市场份额，或者通过进口征税攫取外国垄断利润。因此，战略性贸易政策本质上是一种有限保护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