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略性改革范文10篇

一、进一步深化经营体制改革

（一）国家有关部门要放手放权，改革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对国有商业保险公司构建的行政模块和行政编制，减少行政干预，放权于企业，只在宏观上加强管理，依法监督国有商业保险公司的经营行为，方能保证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维护被保险人的经济利益。

（二）目前我国的保险业还刚刚起步，尚在拓荒时期，国家还应给予保险产业政策上的扶持，适当调低保险税率，进一步放宽保险资金运用渠道，提高保险资金投资收益率，支持国有商业保险公司进行股份制改造，以利于商业保险公司增加资本金积累，使国有商业保险公司责任准备金加速积累和保险偿付能力稳步增强，促进国有商业保险公司快速、健康发展，不断壮大我国保险业的实力。

（三）国家还要支持国有商业保险公司的人事制度和工资制度改革，建立新型的、与现阶段我国保险市场发展状况相适应的、适应市场经济体制的、“激励与约束相容”的现代经营机制，使保险公司真正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法人实体和市场主体。

（四）彻底改革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国有商业保险公司的行政设置，以《公司法》为依据，按照现代商业企业经营管理的要求，改任命制为聘任制，建立一套符合现代企业制度的人才资源配置运行机制，逐步与国际惯例接轨。

二、建立符合现代企业制度的经营机制

一、进一步深化经营体制改革

（一）国家有关部门要放手放权，改革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对国有商业保险公司构建的行政模块和行政编制，减少行政干预，放权于企业，只在宏观上加强管理，依法监督国有商业保险公司的经营行为，方能保证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维护被保险人的经济利益。

（二）目前我国的保险业还刚刚起步，尚在拓荒时期，国家还应给予保险产业政策上的扶持，适当调低保险税率，进一步放宽保险资金运用渠道，提高保险资金投资收益率，支持国有商业保险公司进行股份制改造，以利于商业保险公司增加资本金积累，使国有商业保险公司责任准备金加速积累和保险偿付能力稳步增强，促进国有商业保险公司快速、健康发展，不断壮大我国保险业的实力。

（三）国家还要支持国有商业保险公司的人事制度和工资制度改革，建立新型的、与现阶段我国保险市场发展状况相适应的、适应市场经济体制的、“激励与约束相容”的现代经营机制，使保险公司真正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法人实体和市场主体。

（四）彻底改革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国有商业保险公司的行政设置，以《公司法》为依据，按照现代商业企业经营管理的要求，改任命制为聘任制，建立一套符合现代企业制度的人才资源配置运行机制，逐步与国际惯例接轨。

二、建立符合现代企业制度的经营机制

一、老字号企业战略性资产重组的运作方式

1以规模较大的国有老字号作为战略性资产重组的实施主体。

商务部商业改革司在《2006老字号发展报告》中指出，许多老字号企业，尤其是条件较好的老字号企业，存在产权不清晰，特别是国有色彩较浓重的问题。很多老字号企业原是纯国有股份的，在体制改革后出现“一股独大”的局面，老机制老弊病老问题套牢了“老字号”，制约了企业的发展。这些问题的解决需要进行“二次改制”。从理论与实践来看，战略性资产重组比较适合于这些规模较大的国有老字号企业。因为这类企业改制影响面大，涉及大量的职工安置问题、无形资产问题、债务转移问题等等，不宜以其他投资主体将国有资产完全取而代之。而如果以这些规模较大的国有老字号企业作为战略性资产重组的实施主体，就可凭借其强大的品牌号召力吸引其他社会资源的进人，充分整合资源，优势互补，切实增强企业生命力。

2以市场机制促进资源优化配置作为老字号战略性资产重组的基本导向。

资产重组本质上是一种市场行为，但由于我国市场配置资源的制度尚未完全形成，所以完全依托市场进行资产重组的条件还不完全具备，在资产重组的起步阶段，还需要由政府运用一定的行政手段和政策措施来规划、组织、协调和推进资产重组工作。但政府推进要与企业自愿相结合，防止出现政府干预下“拉郎配”式的资产重组，因为此类的资产重组不仅不能使企业真正摆脱困境，而且很可能拖垮原来效益好的优势企业，有其名而无其实，违背资源优化配置的目的。

资产重组从根本上要坚持以市场为导向。首先，市场经济运行是按照供给和需求，即竞争与价格来决定有限资源的有效配置，这就要求经济主体资格必须独立化。老字号企业必须摆脱行政的直接干预，成为市场主体，进行自主的经济活动。其次，也是最重要的，就是保证市场竞争的公平化，这是其发挥作用的基本原则。只有在公平的市场条件下，才能促使企业不断提高自身的竞争水平，从而推动市场的发展。因此资产重组应该以提高市场竞争力为前提，而不应通过弱化市场环境来维持或提高老字号企业自身的市场地位；应该以老字号企业自身实力和品牌优势为基础，吸引企业外资产，而不应以追求高风险中资本市场的高效益为目的，去进行资产重组；应该从生产要素的优势互补。发挥资源的最大效能和提高企业生产力水平出发，增强老字号企业的市场竞争力。

编者按：本文主要从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内涵；我国战略性贸易政策的风险分析；我国实施战略性贸易政策应注意的问题进行论述。其中，主要包括：一国政府总存在出口补贴的单边干预动机、有政府补贴的一方厂商就会处于Stackelberg领导者的地位、卖方的国际垄断和规模经济、干预行为会在竞争双方的边际成本上引起相反的变化、扭曲的规模经济风险、微观基础的缺乏风险、竞争模式风险。、资源竞争风险、政府行为的非理性风险、收入分配风险、信息风险、国外报复风险、正确处理好应用战略性贸易政策与贸易自由化及遵守WTO规则的关系、处理好利用外资和实行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关系、进一步加强市场化改革的步伐，继续推进对外开放等，具体请详见。

一、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内涵、

在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研究中，Brander和Spen—cer(1981，1984，1985)描述了政府如何将外国生产者的垄断利润转移到国内生产者手中来，并得出结论：一国政府总存在出口补贴的单边干预动机。他们运用“第三国市场”模型，分析了一国政府通过对生产者干预如何提高本国生产者从双头垄断的共同出口市场中所获得利润的，在自由贸易和Coumot竞争的情况下，企业间会达成一个Coumot—Nash均衡，该产业最终趋于均衡状态。但当有一方政府进行干预时，竞争就会演变为Stackelberg竞争，有政府补贴的一方厂商就会处于Stackelberg领导者的地位，而外国竞争企业则处于跟随者的地位，外国企业会做出向本国企业让渡市场份额和利润的反应，此时，即产生利润转移效应。也就是说，政府已经承诺对行业的干预行为，并且外国企业也会认为，即使其拒绝退却而使得转移利润失败，补贴也会持续下去，此时的政府补贴成为可以置信的威胁。因此，政府最佳反应是给予一定的出口补贴。

Krugman(1984，1987，1992)设计了一个模型从保护幼稚产业的角度进行了战略方面的分析。他通过一个含有一种机会的非正统假定，从根本上改变了分析的焦点，该假定使一个国家通过限制进口的战略部署来实现另外一种福利。其分析依赖于两个基本要素：卖方的国际垄断和规模经济。对于卖方的国际垄断，类似Brander和Speneer的分析，他假定有两个企业，一个国内企业和一个外国企业，每个企业只生产单一产品，企业之间进行Coumot竞争，但有一点的差别是，Brander和Spencer仅分析第三国市场，而Krugman的模型允许产品向多个市场销售，这样，国内和国外市场由于政府的政策就有可能被分割开来。其结果是获得了一个多元市场的Cournot模型。对于规模经济，他通过给予本国生产者在本国市场上拥有特权的地位，这样，本国生产者可以获得一种较外国生产者在生产规模上的优势，这种规模上的优势即使在没有保护的市场上也将转化为较低的边际成本和较高的市场份额。规模经济的获得有静态的规模经济、动态规模经济以及干中学。而当一国政府把外国生产者从开放的市场中挤出的时候，干预行为会在竞争双方的边际成本上引起相反的变化，结果是国内生产者产量扩大，边际成本继续降低，而外国生产者产量减少，边际成本增加，这样就形成了从产量到边际成本再到产量的循环的因果关系链条，而这一循环过程就形成了进口保护和出口促进的机制。

二、我国战略性贸易政策的风险分析

1、扭曲的规模经济风险。规模经济是战略性贸易政策存在的理论假定，但在一些国家和一些行业却存在很大的扭曲。在相当多的国家和行业，规模经济的存在实际上并不是该行业存在着高效率与低成本，而有可能是政府垄断的结果，在中国就存在这种大量的情况。尽管目前我国国内市场巨大，规模经济明显，但是全国并没有形成统一有序的国内大市场，这种分割的国内市场严重阻碍着一些行业实施战略性贸易政策所需要的规模经济。另外，Markusen和Ven—ables(1988)以及Horstmann和Markusen(1986)认为，如果该行业是自由进入的，出口补贴给本国企业带来的利润会诱使新的企业加入，这将会造成行业集中度的降低，提高行业的平均成本，从而降低利润转移效应。对于中国来讲，如何设定行业准入机制，既保证行业的一定寡头垄断来保证规模经济的存在，又要保持企业的竞争能力，也是战略性贸易政策能否获益的重要因素。

编者按：本文主要从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内涵；我国战略性贸易政策的风险分析；我国实施战略性贸易政策应注意的问题进行论述。其中，主要包括：一国政府总存在出口补贴的单边干预动机、本国生产者可以获得一种较外国生产者在生产规模上的优势、扭曲的规模经济风险、规模经济是战略性贸易政策存在的理论假定、微观基础的缺乏风险、缺乏国内市场运行传导机制，政策就缺乏实施的渠道、竞争模式风险、资源竞争风险、政府行为的非理性风险、收入分配风险、政府的有效干预不可避免会产生有害的再分配效应、信息风险、在信息不对称时，如果企业进行的是Coumot竞争，那么政府倾向于设计分离政策、国外报复风险、正确处理好应用战略性贸易政策与贸易自由化及遵守WTO规则的关系、处理好利用外资和实行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关系、进一步加强市场化改革的步伐，继续推进对外开放，实行国内外市场的接轨等，具体请详见。

摘要：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实施可以为一国带来垄断利润，但是在战略性贸易政策实施过程中存在着扭曲的规模经济风险、竞争模式风险、资源竞争风险、信息风险、国外报复风险、政府行为的非理性风险等。因此在中国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实施过程中应注意一些具体问题，以克服因条件的不完备而带来实施效果的弱化。

关键词：中国；战略性贸易政策；风险

一、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内涵、

在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研究中，Brander和Spen—cer(1981，1984，1985)描述了政府如何将外国生产者的垄断利润转移到国内生产者手中来，并得出结论：一国政府总存在出口补贴的单边干预动机。他们运用“第三国市场”模型，分析了一国政府通过对生产者干预如何提高本国生产者从双头垄断的共同出口市场中所获得利润的，在自由贸易和Coumot竞争的情况下，企业间会达成一个Coumot—Nash均衡，该产业最终趋于均衡状态。但当有一方政府进行干预时，竞争就会演变为Stackelberg竞争，有政府补贴的一方厂商就会处于Stackelberg领导者的地位，而外国竞争企业则处于跟随者的地位，外国企业会做出向本国企业让渡市场份额和利润的反应，此时，即产生利润转移效应。也就是说，政府已经承诺对行业的干预行为，并且外国企业也会认为，即使其拒绝退却而使得转移利润失败，补贴也会持续下去，此时的政府补贴成为可以置信的威胁。因此，政府最佳反应是给予一定的出口补贴。

Krugman(1984，1987，1992)设计了一个模型从保护幼稚产业的角度进行了战略方面的分析。他通过一个含有一种机会的非正统假定，从根本上改变了分析的焦点，该假定使一个国家通过限制进口的战略部署来实现另外一种福利。其分析依赖于两个基本要素：卖方的国际垄断和规模经济。对于卖方的国际垄断，类似Brander和Speneer的分析，他假定有两个企业，一个国内企业和一个外国企业，每个企业只生产单一产品，企业之间进行Coumot竞争，但有一点的差别是，Brander和Spencer仅分析第三国市场，而Krugman的模型允许产品向多个市场销售，这样，国内和国外市场由于政府的政策就有可能被分割开来。其结果是获得了一个多元市场的Cournot模型。对于规模经济，他通过给予本国生产者在本国市场上拥有特权的地位，这样，本国生产者可以获得一种较外国生产者在生产规模上的优势，这种规模上的优势即使在没有保护的市场上也将转化为较低的边际成本和较高的市场份额。规模经济的获得有静态的规模经济、动态规模经济以及干中学。而当一国政府把外国生产者从开放的市场中挤出的时候，干预行为会在竞争双方的边际成本上引起相反的变化，结果是国内生产者产量扩大，边际成本继续降低，而外国生产者产量减少，边际成本增加，这样就形成了从产量到边际成本再到产量的循环的因果关系链条，而这一循环过程就形成了进口保护和出口促进的机制。

摘要：利用经济计量模型测算战略性新兴产业与大学生就业的关联效应，并对产业发展的就业扩张空间进行估算；通过分析战略性新兴产业对大学生就业的影响因素，提出发展浙江省战略性新兴产业，提高大学生就业率和就业质量的对策。

关键词:战略性新兴产业；就业效应；关联效应

近年来，大学生就业形势严峻。根据教育部统计，2015年全国高校毕业生人数继续攀升，高达749万。与此同时，一方面，经济增速放缓，受到自身技术结构的制约，产业的大学生就业吸纳效应无法充分释放；另一方面，产业结构层次偏低，影响了大学生就业质量。战略性新兴产业属于知识高度密集型产业，对人力资源的依赖性较强，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可以促进当前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从而会带来就业结构的调整，具体表现在各层次劳动力需求比例会不断变化，高技能高素质劳动力的需求会不断提升。目前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刚刚起步，对高素质专业人才需求量相当大，而专业人才主要来源于大学毕业生。因此本文基于对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的互动效应的认识，从大学生就业的角度，探讨浙江省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大学生就业效应。

一、浙江省战略性新兴产业与大学生就业现状

（一）浙江省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现状

1、产业发展呈现稳步增长态势

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对云南省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必将有利于促进云南省经济和社会的协调发展，有利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有利于维护国家的长治久安；必将有助于云南省“科学发展、和谐发展、跨越发展”目标的实现。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是云南省加快转变发展方式的重要途径2010年，云南省全省生产总值达到7220.11亿元，同比增长12.3%。其中，第一产业实现增加值1105.81亿元，增长4.0%；第二产业实现增加值3223.93亿元，增长15.8%；第三产业实现增加值2890.10亿元，增长11.5%。全省三次产业结构比为15.3∶44.7∶40.0，人均GDP达到15749元，比2009年增长11.6%。但不容忽视的是，多年经济快速增长积累下来的矛盾日益显现，随着生产要素成本的上升、资源环境的约束和竞争格局的变化，依靠物质投入、外延扩张的增长模式已难以为继。战略性新兴产业代表着一种新的增长路径与发展模式，具有技术含量高、资源消耗低、综合效益好、竞争优势强的特点。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应该成为云南省培育新的产业竞争优势，引领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带动科技和高新产业发展，提升县域经济竞争力的长期重要战略措施；成为云南省实现资源依赖向科技依托、投资拉动向创新驱动、粗放发展向集约发展转变的重要途径。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是云南省提升自我发展能力和县域经济核心竞争力的迫切需要改革开放30年来，云南省形成了一定的产业体系，极大地促进了云南省经济社会的发展。但总体上来看，云南省产业层次不高，整体竞争力不强，很多产品处于价值链低端。随着国内外市场的不断完善，云南省产业结构所暴露出来的不利因素越来越多，产业竞争优势不明显，产业链条缺失，产业自身发展的内在机制尚未形成。因此，必须把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作为保持云南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最直接的动力，依托资源、能源、土地、政策等优势，集约发展特色优势产业，淘汰落后产能和低水平重复建设项目，为引进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留发展、腾空间。要大力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形成规模效益和产业集群，把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和竞争优势，提升产业竞争力和自我发展能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是破解云南省农村经济发展中深层次问题的重要支撑云南省委、省政府及各级政府对农业农村经济社会发展采取了一系列重大措施。可以看出，省委、省政府对解决“三农”问题越来越强调综合改革，强调多部门配合、全社会参与，对支撑和保障云南省的经济发展、社会稳定、政治安定等都起到了重要作用。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云南省农村社会经济发展中的深层次问题也随之凸显：一是云南省城乡经济发展速度差距较大，农业生产效益低，农村人口盲目向城市流动；二是经济发展极不平衡，由于具有“山区、民族、边疆”三位一体的特点，云南省的社会经济发展地区性差异较大；三是云南省的贫困面较大，贫困程度深，扶贫攻坚依然是云南省经济建设中长期艰巨的重要任务；四是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难度大；五是在云南省农业向市场经济转变和向现代农业转变过程中，产业化和产业化经营机制尚未建立起来，分散经营的小生产影响了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经济效益的增长[3]。对于“三农”问题的解决，单纯依靠增加对农业的投入和补贴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从战略上加以深入的研究。从根本上讲，中国的“三农”问题并不是由农业、农村、农民造成的，而是从深层次反映出了经济结构的不合理，是一种经济、社会因素综合在一起产生的问题。“三农”只是表现问题的载体，而不是问题的根源。不跳出这种认识局限，不可能解决好“三农”问题。要真正解决中国的“三农”问题，关键点和难点在于减少传统意义上的农民，因为农业效益低、保障力不强等问题的更主要原因是农民的比重太大，要解决农民的分流问题、减少传统意义上的农民，最关键的是要从农业领域中寻找、开拓新兴产业，需要从中衍生和派生出一系列效益高、发展前景好、符合战略性新兴产业要求的特色优势产业，这样才能使经济结构得到优化、“三农”问题得到逐步解决。

制约云南省农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不利因素分析

在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上，云南省有着“提升空间大，资源集聚，优势明显，发展基础好，支撑作用强”的优势条件。但全省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目前还处于起步阶段，面临着不少的困难和问题。投入渠道单一，制约了农业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培育与发展农业科技成果，从需求提出到推广、应用，再到转化成产业的全过程，需要足够的经费保障，而云南省的经费投入一直依赖政府拨款。由于低层次运行和对科技认识的不足，企业科技经费的投入比例明显偏低，非公有制企业对科技创新的投入就更为有限[4]。而科技创新是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源头，科技经费投入结构的不合理，发展活力不足，正是云南省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存在的主要问题之一。农业科技成果转化水平不高，制约了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培育农业科技成果的推广应用，离不开健全完善的科技服务体系，否则科技成果和适用技术就难以及时有效地传播给广大群众，就不能转化为农业生产力。现阶段，农业发展并不是缺少技术和科技成果，而是缺乏有效的推广途径和手段，科技人员与服务对象，科技成果与产业提升，一直是难以突破的“最后一公里”问题，科技成果的作用没有得到有效的发挥。科技人才的匮乏，成为战略性新兴产业全面推进的障碍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关键是高新技术的应用，而高新技术的应用又主要依靠科技人才。已有的科技人员面临知识老化、技术落后等问题，加之缺乏高新农业科技人才引进机制，人才断档现象比较突出，尤其是深入农村生产一线的专业技术服务人员严重不足，这些都难以适应战略性新兴产业培育与发展的实际需求。农业科技服务形式落后，制约了农业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培育与发展云南省地处边疆，相对于发达地区，经济发展较为落后，科技人员服务农业的体系更显单一和落后，与计划经济时期的服务方式相比没有太多改变，依然采用州（市）、县（区）、乡（镇）“三级农科服务网络”，所提供的服务仅局限于原有的行政管理范围，专业化水平较低，只能开展一般性的信息咨询与服务业务，农村社会化服务体系不健全，产前、产中、产后服务脱节，严重影响了农艺措施和物化技术效益的发挥。农业科技服务和科技推广机制不灵活，观念滞后，难以满足现代农村经济结构和生产经营方式的需要，更加难以满足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需求[5]。

保障措施及对策建议

加强农业科技推广和服务体系建设，加速科技成果转化要加强科技成果转化，就要大力支持设在云南省的国家级科研院所、高等院校开展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为云南省农业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培育与发展服务；省级及部分州（市）级农业科研机构要着眼于全省或本地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重点开展应用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以及区域性重大应用技术、实用技术的开发和引进；州（市）级、县级农业科研机构主要开展技术引进、示范、推广和咨询服务。加快云南省农业科研机构的结构性调整[6]。社会公益类农业科研机构：主要从事基础性、公益性研究及农业科技基础性工作；科技服务类农业科研机构：以科技服务为主要手段，为农民、企业、农村合作经济组织等农业生产经营主体提供技术中介服务；技术开发类农业科研机构：以市场为导向，开展技术研发，逐步发展成为科技型企业。加快农业教育机构改革，调整专业结构和学科方向[7]。高等农业院校在开展好高层次农业专业技术人才培养的同时，还要加强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为云南省农业科技创新提供新的理论和方法。其他农业院校在重点培养好推广型农业科技人才的同时，还要加强农村实用技术及农村专门人才的培训，提高农民科技文化素质；大力扶持农村专业技术协会、专业合作社和农村科技示范户，拓展服务功能，积极创办经营实体，提高其技术引进、试验、应用和推广服务的能力。农业龙头企业要增强技术创新的内在动力，提升科技开发、技术引进和创新能力以及为农业服务的能力，进一步开拓农村技术市场，大力开展社会化的技术中介服务，加速科技成果转化，通过市场机制把科技知识和先进、适用的农业技术提供给千家万户。建立和完善教育培训体系，提高劳动者科技文化素质要采用多种途径造就一支高素质、精干、结构合理的科技队伍，特别是要大力培养科技经营型人才和优秀青年学科带头人。采取优惠政策吸引省内外高科技人员回省服务，为云南省农业和农村科技注入新的活力；重视在职科技人员继续教育和知识更新，通过学历教育、职业教育、技术培训等形式，逐步建立以中等教育为龙头，职业教育为主体，各级各类教育和培训有机结合、协调发展，多渠道、多层次、网络化的培训体系，培养一批较高水平的农村基层干部队伍和农民技术员队伍，大力提高农业劳动者科技文化素质[8]。培育农业科技龙头企业，加大农业产业的科技创新大力扶持农业科技型企业，引导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以多种形式投资参与农业科技研发，支持有实力的企业独立或合作创办农业科研机构，鼓励企业以购买成果专利或合作研发等形建立多元化农业科技投入体系，广辟农业科技经费来源要建立以政府投资为主体，多元化、社会化的投入体系，广辟农业科技经费来源[10]。要增加政府对农业科技的投入，科技三项费、自然科学基金、重大科研项目费用等科研专项经费要向农业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倾斜；每年明确一定比例的专项经费，作为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优势区域的科技发展基金，重点用于该区域开展相关产业培育的科学研究和技术引进；明确大型农业龙头企业、农业高科技企业年经营的一定比例收入用于相关产业关键技术的研发与引进，并把企业研发费用计入生产成本；加大科技投资风险基金对农业高科技的支持力度，对其开发的高技术产品在出口信贷和贴息等方面给予优惠；严格管理农业科技经费的使用，提高资金利用效率。完善农业科技管理体系和运行机制，为农业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培育提供制度保障各级政府要切实加强对农业科技工作的领导，建立科技、农业、林业、水利、粮食及其他涉农部门组成的农业科技协商制度，强化对农业科技重大问题和重大活动的组织、协调与管理，加快农业科技管理的科学化、制度化、规范化和标准化。同时，要建立和完善与农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科技创新体系相适应的开放、流动、竞争、协作的农业科技管理制度和运行机制，为农业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培育提供制度保障[11]。健全农业科技政策法制体系，为农业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培育提供法制保障要建立健全农业科技政策法制保障体系，使农业科技机构、队伍、经费、科技成果与知识产权、科技奖励等得到有力的保护，为农业科技发展创造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12]。同时，要在国家整体科技法制框架内，制定和完善符合云南省农业科技特点的政策与法规体系，为加快农业科技体制改革，建立战略性新兴产业的科技创新体系，培育发展农业新兴产业，提高科技创新能力和竞争力提供有力的法制保障。

一、战略性贸易政策及其实用性的评论

在西方理论界，近二、三十年来，随着新贸易理论兴起，作为该理论在政策领域的拓展，布兰德和斯潘塞等人提出了战略性贸易政策。所谓的战略性贸易政策(strategictradepolicy)是建立在不完全竞争、规模经济基础上的新贸易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有狭义和广义之分。从狭义而言，即为“利润转移理论”，其基本思想是由于寡占存在着超额垄断利润或租金，一国政府可以通过贸易干预来影响本国企业及其国外竞争对手的行动，以改变竞争格局，从而达到从国外寡头企业向本国转移利润，提高本国福利的目的。狭义的战略性贸易政策主要包括三个观点：战略出口政策、战略进口政策和以进口保护促进出口政策。广义的战略贸易政策与产业政策结合起来，除了上述“利润转移”的论点，还包括“外部经济”理论。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基本模型对现实做了极大的简化，从而突出了问题的核心，但正因为如此，其结论的得出依赖于一些严格的假定前提，一旦这些假定发生变化，其实施效果就会受到一定的影响，政府应该采用的最佳政策工具就会发生变化。因此，战略性贸易政策提出后，一些学者提出了种种批评意见，主要可分为经济与政治经济两方面。

在经济批评方面主要有以下观点：1、战略性贸易政策模型对一些特定的前提具有较强的依赖性和敏感性(如,对假设竞争行为、厂商数目、时间选择的敏感性)，因而缺乏一般性结论的政策含义。在实际政策制定中，对企业成本、竞争行为、市场结构等信息缺乏准确的了解就不能制定适当的政策。2、战略性贸易政策给本国带来的福利提高并不是很大，对某些支持甚至可能对本国福利产生不利的影响。3、至今在战略性贸易政策领域，还没有明确的标准来确定该扶持哪一类部门或产业，大多是凭经验来确定的。此外，还有人从扭曲理论的框架出发，指出战略性贸易政策未必是纠正某一扭曲的最佳“对症”政策。

在“政治经济学”上的局限主要可以概括为：1、国家之间同时采用战略性贸易政策进行干预会导致“囚徙困境”局面的出现。2、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实施在出口补贴的筹集、选择特定行业等方面都可能给本国国内带来不利的收入再分配效应。3、政府通过贸易政策支持本国企业竞争会引起“道德风险”问题，造成国内企业对政府政策的依赖性，甚至引发“直接非生产性寻租”活动，导致社会资源的浪费。4、政府的政策干预可能不适当，其行为可能缺乏应有的效率，其政策决策会受到特殊利益集团的影响，这些都可能导致本国福利恶化。尽管对战略性贸易理论存在诸多批评或质疑，但不可否认，这一观点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有积极的意义和贡献。

二、战略性贸易政策在中国的适用性分析

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的前提假定是：规模经济与不完全竞争。理论创立者们已明确提出这些前提条件。我们还应认识到，该理论由西方学者在市场经济体制基础上提出，对他们来说经济体制是不言而喻的，但对中国这样的转型国家就不同了。市场经济体制是否已经建立起来并处于良好的运行之中，这是判别该政策能否应用的一个极为关键的条件。由于这一条件对西方国家是不言自明的，西方学者并没有明确提出，因此可以把它称为战略性贸易政策应用的隐含条件。

战略性新兴产业代表了未来技术创新及产业发展的方向，不仅对传统产业的转型升级、推进经济结构调整具有重要的作用，还是抑制通货膨胀的新生力量（徐炜哲，2011）。当前，镇江市初步形成了新能源、新材料、电子信息、航空制造、海洋工程等“五+X”新兴产业发展格局，有力地支持了技术升级、产业转型，税源、税基企业量质齐升，税赋贡献能力不断提高，潜力不断增强。2010年1至9月镇江市规模工业新兴产业实现利税总额82.6亿元，同比增长63.6%，增幅高于全市工业平均水平25.9%。

一、支撑镇江市新兴产业税赋贡献能力不断提高的原因分析

1、地方政府出台政策支持新兴产业

《镇江市五大新兴产业发展规划纲要》于2010年7月23日正式施行，明确了发展目标：到2015年五大新兴产业的销售规模比2009年增长7倍。新兴产业发展配套政策也将陆续出台，包括：《关于加快全市新兴产业的扶持激励政策实施细则》、《关于认定新兴产业科技研发类固定资产投资项目的通知》等。目前，镇江市设立并安排了26个新兴产业科技专项，将有力地促进新兴产业的发展。

2、新兴产业发展格局初步形成，并不断壮大

镇江市五大新兴产业逐步呈现出爆发式增长的良好态势，成为带动全市经济快速发展的“助推器”。2010年新兴产业销售收入1058.3亿元，同比增长46.1%，增幅高于全市工业平均增长13.8%，对全市工业的增长贡献率超过三分之一；新兴产业项目持续推进，固定资产投资实现倍增目标，全年达518.24亿元，同比增长129.6%。以多晶硅和薄膜太阳能及风力发电产业为代表的新能源产业链已形成；新材料产业中恒神碳纤维、中亚玻纤等一批国内、国际技术领先项目陆续建成；软件业、服务外包等电子信息产业快速发展。

一、战略性高技术产业的特征

第一，这些产业的发展不仅与国家经济发展关系密切，而且往往与国家在国际上的地位。威望、利益密切相关；与国家安全密切相关，为国家提供维护国家利益和安全的战略工具。核工业的发展，起源于原子弹制造；航天工业的发展，起源于冷战中洲际导弹的研究、制造。有关国家发展这些产业往往着眼于国家的政治、军事等公共政策目标，在战略性高技术产业发展中，经济决策与政治决策往往是合一的。这就使战略性高技术产业发展中，存在着一种远离市场，与政府活动密切相关的倾向。这也同时导致这些产业中企业的发展，在起点上就存在着偏离一般企业以经济利益为主要目标的倾向。

第二，这些产业的主要产品，在相当大程度上具有公共产品的性质，购买者主要是政府。如人造卫星、洲际导弹、原子弹、F18战斗机等等，只能由政府购买，而且是有关国家的中央政府。有关国家政府支出中相当大一部分，被用来购买战略性高技术产业的产品，如武器装备、民航飞机、通讯设备、核电站等等。如此之大的政府支出，足以在战略性高技术产业的产品市场上对产业形成决定性影响。“所有的美国商用飞机生产商都曾是大宗防务合同的承接者，至少是在它们发展的关键时刻。来自联邦政府的庞大的合同为它们带来了利润，使它们能够用其开发商用飞机。比如说，波音公司成立后的前20年，在商用飞机领域一直亏损，空中客车的情况也是如此。波音公司之所以能够承受这些损失，完全是由于它在军事合同方面有所作为”。

第三，这些产业的主要产品往往具有很强的外部性。一个国家的人造卫星可以向世界许多国家免费发送气象、地质、教育等方面的信息，使更多的人受益。核电站如果不注意安全问题，将造成类似切尔诺贝利那样的悲剧。

第四，正是由于这些产业具有上述特点，因此这些产业的产品销售中，从来不存在完全自由竞争的市场。这些产业的国内市场往往由几个大公司形成寡头垄断或垄断竞争，在某些情况下，则存在着垄断。在发展中国家，以国家的行政力量集中有限的资源，发展战略性高技术产业时，常常出现这种状况。如我国的原子能工业、宇航工业都是由一家企业垄断市场的。在这种情况下，该企业的市场供给量，就是该产业的市场供给量。该企业的规模，也即该产业的规模。实际上这些企业也面临着一个高度买方垄断的市场。产品往往只有一个买主——中央政府。买主的出价决定了该产业主要产品的利润。而买主的购买量往往取决于国家财政的状况以及国际形势，买主做出的决定一般来说属于政治决定。

这些产业面临的国际市场是高度管制的。这些产业的产品出售，往往与国家的安全战略联系在一起，作为国家安全战略手段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国家间由政府直接进行交易或者对其国际市场流通进行控制。例如，冷战时期，西方国家通过“巴统”（COCOM）对相当多的战略性高技术产业的产品、技术、材料进行市场管制。继“巴统”之后成立的“瓦森纳安排”（WA），则负责专门对军品、军民两用技术、物质的出口进行管制；“桑戈委员会”（ZanggerCommittee）负责制定对非核国家出口核材料、设备、技术的控制条件和程序。由于这些产业在国际市场中受到高度管制，购买者有限，需求有限，必须以国际市场为目标才能达到经济规模，才能生存（例如任何一个欧盟国家的市场都不足以支持航空工业的独立存在），因此，这些产业在国际舞台的竞争，往往是以国家为后盾的竞争，有时就直接是国家间的竞争。正因为如此，美国政府在波音公司与欧洲空中客车公司向沙特阿拉伯出售飞机的竞争中，由中央情报局提供了支持。也正因为如此，某些国家才冒着与中国搞坏关系的危险，向台湾出售战斗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