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略观范文10篇

寻求竞争优势的源泉：动态能力战略观

“动态能力”战略观是当代西方战略管理领域中正在迅速发展的一种理论，它集中探讨企业组织能力的演进与竞争优势之间的因果关系，并把组织能力看成是企业竞争优势的根本源泉。为了帮助理解其理论脉络，本附录首先介绍一下能力概念在企业理论中的发展，然后以战略管理的理论演进为线索介绍这个战略观的要点。

(一)企业理论中的能力概念

在现代经济学中，对企业组织的能力的讨论起源于潘罗斯发表于1959年的《企业增长理论》(Penrose，1995／1959)，虽然她本人并未直接使用这个术语。潘罗斯把企业定义为“被一个行政管理框架协调并限定边界的资源集合，”并认为企业的增长源泉是企业的内部资源。根据潘罗斯的逻辑，对生产性资源的使用产生生产性服务，生产性服务发挥作用的过程推动知识的增加，而知识的增加又会导致管理力量的增长，从而推动企业的增长。

潘罗斯是西方经济学思想史上第一个强调企业内部的知识创造是企业增长源泉的经济学家。她把知识分为两类：客观的和经验的。客观的知识独立于个人或团体之外，可以通过书籍、蓝图和语言向任何人传播。经验的知识却无法通过这些途径来传播，与个人无法分开，而且离不开一个有一起工作之经验的个人的集合(即组织)。生产性服务是在使用资源的经验中产生的，所以这种服务会创造出内在于企业的知识。同样的资源，当被用于不同目的或以不同方式并与不同类型或数量的其他资源相组合时，会产生出不同的服务，所以从特定企业的经验中所产生的知识还会是独特的。这是后来被概念化为独特的或难以模仿的企业能力的最初理论表述。

潘罗斯认为生产性服务的异质性赋予每个企业以独具的特征，而每个企业扩张的方向必然受到所“继承的”(inherited)资源的制约。因此，企业倾向于围绕着自己最擅长的领域进行竞争和扩张：“在某些专门制造领域具有高度的胜任(competence)和技术知识基础之上进行多样化和扩张是(美国)许多最大企业的特色。这种类型的胜任与市场位置结合在一起是一个企业所能发展的最强大和最持久的阵地。”很显然，这种阵地是企业的核心能力和在竞争环境中继续增长的基本武器：“长期内，一个企业的盈利能力，生存和增长并不那么取决于能组织生产甚至大范围多样化的产品，而更取决于有能力建立一个或更多的宽阔而相对坚不可摧的‘基地’，从这些基地出发企业能够在一个不确定的、不断变化的和竞争性的世界里调整并扩展它的业务。重要的考虑并不是生产规模，也不是企业的大小，相反，而是企业能为自己所建立的基本阵地的性质。”

目前，大陆研究的文章，大多侧重其政治军事活动，对他的思想研究尚不够深入，尤其是抗战前后他对西北战略地位的认识，目前尚未见到专门文章，本文试对此做一粗浅探讨。

关注西北战略地位主要是在抗战前后特殊的历史时期，因此，深深地打上了时代的烙印。1932年“一二八”事变后，及国民政府鉴于中国首都南京的危险境地，计划在中国内陆地区寻求一个安全的后方根据地，初步认定西北为长期抵抗之后方根据地；1934年视察西北时，又视西北为复兴民族的精神源泉；1942年，再次视察西北期间，更明确提出“西北是建国的根据地”，其中心思想就是把西北的战略地位与抗战紧密地结合在一起。

一、以西北为长期抵抗之后方根据地

1932年“一二八”事变后，国民政府被迫宣布迁都洛阳办公，其间召开了一次有关时局的国难会议。此次会议讨论的中心问题就是以西北为未来长期抵抗根据地的问题。时任行政院长的宣称：“今日我们在洛阳开会，是继续五千年民族奋斗的精神，发扬我民族五千年来伟大的潜藏力，用西北作最后的长期的抵抗根据，打破自建立民国以来最严重最危急的当前的困难。”[1](P1748)随后国民党四届二中全会通过了《提议以洛阳为行都以长安为西京案》，内中称“……陪都之设定，在历史地理及国家将来需要上，终以长安为宜，请定名为西京”[2](P4)，拟议退守西北并以之作为长期抵抗的根据地。由于当时日本军队挑衅的主要地区是华东的上海，中国所受的最大威胁在东部沿海地区，所以国民党中央和依据孙中山早年的构想及当时国内的实际情形，做出了一旦华东地区战事扩大，政府将退守中原与西北的打算。此案通过不久，专门提议《切实进行长安陪都及洛阳行都之建设事宜案》，其中称：“关于长安陪都者：为统一事权起见，将长安改为行政院直辖市，即兼负建设陪都之责任，其市区应根据陪都之计划，划定适当区域，市之经费，由国库拔款。”[3](P7)可见他对陪都西安的规划和建设十分关心，表明此时的确有以西北为长期抵抗根据地的打算。若要以西北为长期抵抗的后方根据地，首先必须开发和建设西北，为此，国民党中央很快成立了西京筹备委员会，以专门的组织力量对陪都西京的建设作了若干筹划，对整个西北地区也进行了一系列的调查。全国经济委员公还专门设立了西北办事处，侧重从事西北的交通水利等建设。及国民政府做出以西北为长期抵抗根据地的原因，一是九一八事变后，全国抗日救亡运动风起云涌，为消减因不抵抗而激发的沸腾民怨，提出以西北为长期抵抗的后方根据地，可转移国人视线，表明政府抗日的决心；二是从国防战略的角度看，自鸦片战争中国国门被打开后，东南沿海门户洞开无险可守，而西北内陆地形复杂，列强染指的程度较轻，许多人便看好西北，以为它可成为长期抵抗的后方根据地；另外从政治上看，当时西北地方军阀尚能听命中央，这是国民政府和确立以西北为长期抵抗后方根据地的主要原因。正如时人所言：“自鸦片战争以后，我国门户洞开，毫无国防可言，数十年来徒在国际均势下度其苟安、黯淡的生活，近者国际均势已被打破，此种苟安黯淡的生活亦失所凭依，强邻挟其军事上种种优越条件，随时足以亡我，在此种环境之下，欲言国防，实事上已不我许，故欲求救亡图存，惟有积极开发西北，固其地势，充实国防，于必要时东据崤函，西固边圉，南连三蜀，北阻强俄，成封豕长蛇之势，进可以控制天下规复失地，退则可以闭关自守为民族复兴根据地，故今日中国之言国防，舍积极开发西北以外，固别无良好之出路也。”[4](P68)这里所说的“欲言国防，实事上已不我许”，清楚地表明了东南沿海无险可守的事实。后来称：“二十四年我到西北的时候，正是敌人的压迫一天一天严重的时候，国家危急情状，真是朝不保夕，随时可亡；而当时国际情形，格外惨淡，既无道义信用可言，复无条约协定可恃；而敌人则如此蛮横凶暴，我们的国势又衰弱不堪。所以我们当时对于抗战大计，实在很不容易决定，因为当时国家的重要建设，无论经济、政治、交通、文化，统统都在沿江沿海一带，而为我们国家之宝藏的西北和西南各地，反而一点没有准备，没有开发。当时人心惶惶，都觉得抗战没有什么把握。自从二十四年江西军事告一段以后，我才能到西南各省来视察，其后又到西北华北各省巡视。我将西南与西北情势通盘考察，整个研究之后，得了一个大发现，觉得我们有西南西北这广大的土地、民众为根据，抗战已有把握，所以抗战的计划，从此就能决定了。因此可以说，我上次到西北来视察的结果，就是决定了我国抗战的大计。”[5](P1629)的这段话表明，尽管九一八后国民政府有以西北为长期抵抗后方根据地的设想，并做了一些努力，但最高当局并未完全下决心大规模建设西北，因为当时所谓“剿共”大业尚未完成。1934年把红军赶出江西后，终于可以腾出手来考虑酝酿已久的后方根据地问题了。他带着自己的顾问人员马不停蹄地奔走于华北、西南和西北，最后确立以西南为抗战的政治经济中心。主要是基于下述考虑：首先，1935春夏间，视察西南后，对这一地区有了新的认识；其次，追剿红军的过程中，国民政府中央势力渗入西南，客观上为策定以西南为抗日的主要后方根据地提供了条件。但同时仍坚持西北为国防重地的看法。1934年视察宁夏时，声称：“大家要知道，今日的宁夏，非特是西北的重镇，而且是国家的屏藩，这种重大的责任，如果专委诸政府及军队，是不可以的，应该由大家同力合作，一致联合起来保卫；假使大家放弃了责任，不起来保卫，一旦被外国人侵入，非特失去了西北的重镇，也失了国家的屏藩。”[6]虽只提到了宁夏战略地位的重要性，但透过这一事实我们可以看出他所隐含的其实是整个西北国防地位的重要性。因此即使在决定了西南为主要后方根据地之后，国民党五全大会第三次会议依旧将《西北国防经济建设案》作为重要问题来讨论，该议案宣称：“自东北事变以来，建设西北，已为全国一致之主张，但如何利用西北经济资源，如何从事西北国防准备，似尚未有根本之具体计划。兹就西北之可靠资源，与夫国防之实际需要，拟具西北国防经济之建设草案。”[7](P40)西安事变后，仍坚持西北是国防重地的看法，1937年1月曾两次致书杨虎城：“须知陕西，无论军民，不能离整个国家而存在，中央更不能无陕西以作国防之基础。”[8](P111)“兄等应知中央无论如何决不能放弃西北。中央数年以来，确认西北尤其陕西为北方国防之根据。并于开发西北建设西北之事业，无不本国防之见地，按照计划尽力进行，不独国家资本对开发西北经济、交通水利、铁路等建设不遗余力，尤奖励全国企业界大量投资，综计三年以来，合政府人民之资力，总数当在一万万元以上，而陇海线之向西延展，及其联络各线之增筑，尤为国防上既定计划，无论如何困难，断不中止进行。财政困绌如此，而不惜竭全力以图之者，诚欲使后方交通与国防要地得有相当之规模，以为御侮复兴之根据地。”[8](P133-134)抗战前后，及国民政府曾决定以西北为长期抵抗的后方根据地和御侮的国防重地，这在当时有积极意义。一方面国内由此兴起了规模巨大的“开发西北”声浪，也正是有了这一方针和国民政府的相关措施，至全面抗战爆发前，西北包括水利交通在内的开发活动才有了初步发展，从而为战时西北后方根据地奠定了物质基础。另一方面，起到了加强西北国防的作用。抗战前后，西北的国防地位的确相当重要，尤其是它涉及未来中国抗战的国际通道。非常清楚，若战争一起，中国海上交通很快就会中断，而中国的抗战若没有外援是很难取胜的。所以仅从这点来看，西北的国防已是相当重要了，何况抗战前日本人的势力已渗透到绥远，关东军还派遣大批特务在西北各地四处活动，以似是而非的“民族自决”理论在各民族当中煽风点火，挑拨离间，以达到分裂西北、以华制华的目的。假如日本的阴谋得逞，西北有失，西南也将不保，为此国民政府一直高度重视西北的国防战略地位。

二、西北是复兴民族的精神源泉

在抗日后方根据地的问题上，和国民政府最终决定以四川和西南为主，因为特别看重地理位置、人口和物产资源，这些方面西南的条件远优于西北，只不过初期西南的统一问题尚未解决，所以只好暂定西北为长期抵抗的根据地。但在如何复兴民族的问题上，认为西北有得天独厚的条件。1934年视察西北期间，的一系列演说，都表明了他将西北视为复兴民族的精神源泉。他曾在陕西宣称：“大家都知道的陕西省，尤其是长安这个地方，是我们中国文化之发源地，亦可以说是我们中华民族的发祥地。自黄帝开国以后，从周代起，历秦汉唐诸朝，都是以长安为中国的首都，而且在这个时代，我们中华民族，无论武功文化都由此不断的发扬光大到极盛的地步，所以不仅是生长在这个地方的人，要认识这种民族历史的光荣和伟大，而毅然以复兴民族之大业，引为己任，就是从远方来游的人，只要他是中华民国的国民，是黄帝的子孙，中华民族的一份子，莫不怀古情深，油然感奋。看到如此美好的江山，和历代许多的遗迹，想起历代祖先建设国家、发展民族的伟绩，就可以晓得我们中华民族有最伟大的创造能力和最光明的文明历史，同时再想起现在我们国家危急存亡的情形，更是不胜今昔之感，你看我们的祖先，是何等的伟大，我们的历史，是何等的光荣，但是到了现在，内忧外患纷至沓来，国家已陷于危险存亡的境地，不仅不足于各国并驾齐驱而独立生存于世界，并且连第三等的国家地位也做不到，而且要列在次殖民地的地位，随时有被灭亡的危险，这是何等的耻辱，何等的悲痛。但是我们大家，都是黄帝以来历代圣祖神宗的后裔，祖先既有那样伟大的聪明智力，那样伟大的精神气魄，那样伟大的事业，难道我们就没有吗？难道我们就不能继承祖先光荣的历史和伟大的事业吗？”[9](P120)西北的确是我们中华民族的发祥地。早在远古时代，一些著名的氏族部落最初大都活动于西北，周秦两代更是发迹于渭水流域。历史上周秦汉唐皆建都西北，关中曾长期是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特别是被称为推动世界中古历史发展主轴的丝绸之路由此横穿而过，使这片广袤神奇的黄土地，成为展示中西文化交流融合的大舞台。西北的丝绸之路曾是中华民族得以向世界展示其伟大创造力和灿烂文明的门户，也是中国人向西方学习的中介地。五代以后，随着中国经济中心的南移，西北逐渐失去了往昔的风采。特别到15世纪以后，随着海上丝绸之路的开通，西北目渐走向衰落。物质的西北虽日趋落后，但作为华夏文化之源，它却沉积着深厚的文化底蕴和不朽的文明之光，它是民族灵魂、民族精神的寄托。历史步入近代后，中国所面临的强敌已不是传统的游牧民族，而是金发碧眼的“西夷”，这种前所未有的变局所引发的危机也较前更为强烈。面对西方的挑战，中国人除从西方那里学习长技以抵抗西方外，还必然要从几千年的固有文化中汲取精华，强化对固有文化的认同和归属，以便使中华民族统合于共同的旗帜下，全民一致地反抗外来侵略，参与自强自救活动。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中国人开始重新认识西北的历史地位，尤其作为中华民族发源地的西北倍受关注。中国人自古即有强烈的祖先崇拜意识，中华儿女正是基于对远古始祖的认同和归属感，才使民族凝聚力不断增强。特别在民族危亡的紧要关头，祖先崇拜意识尤其能显示伟大力量。

本文作者：张志鹏工作单位：安徽工业大学

在主流的战略管理领域中，已经形成了三种重要理论，分别是基于产业的战略观(Industry－basedview)、基于资源的战略观(Resource－basedview)和基于制度的战略观(Insti-tution－basedview)。前两种战略观是基于美国市场和公司而兴起的，后一种战略观则是在关注全世界的市场竞争和公司运营的经验中形成的，因为世界各国的公司不仅是存在巨大差异的，而且这些公司所运行的环境也千差万别，与美国相对平稳的、以市场为基础的制度框架不同(彭维刚，2007)①。上述三种战略观分别从不同层面分析了企业在采取战略决策时所面临的约束条件，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公司战略的选择依据。基于产业的战略观认为产业的条件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公司战略和绩效，产业的竞争状态(利润潜力)取决于5种基本力量。基于资源的战略观强调资源难以复制的属性是经济租的源泉、绩效和竞争优势的基本驱动器，资源的特征是有价值的(Valuable)、稀缺的(Rare)、难以模仿的(Inimitable)、组织化的(organization)(Barney1991)。基于制度的战略观认为管理人员和企业在制度约束下理性地追求他们的利益，并做出战略选择。战略选择不仅受传统战略观中的框架和企业能力所驱动，而且能够反映特定的制度框架下正式和非正式的约束(彭维刚，2007)①。总之，基于制度的战略观与基于产业的战略观、基于资源的战略观并不是矛盾的关系，而是互补的关系。也就说，只有全面地从多个视角来分析公司战略的决定，才能够完全理解公司在竞争中的行为和绩效。沿着三种战略观进一步分析，可以发现三者都隐含和涉及到一个共同的要素，即文化。虽然有的战略观是从个体的层面来提出文化因素，有的是从组织角度提出文化因素;有的强调了文化中的信仰层面内容，有的突出了文化中的价值观层面内容。但都不可避免地涉及文化因素，否则战略理论的逻辑环节就会缺失，解释力有限。首先，文化渗透和影响着公司在产业中的战略定位和价值链的实现。迈克尔•波特(2003)②认为日本企业关注的只是经营效率，而没有真正的战略定位。他指出，“日本企业如要摆脱相互毁灭、伤害绩效的战斗，就必须学习战略。”为什么日本企业没有学习战略呢?这是因为“要这么做，他们必须克服强大的文化障碍。”进一步来看，“企业的历史也可能成为包袱。创办人当初的愿景是什么?企业当初发展的产品和顾客是哪些?回顾一下，企业可以检查最原始的战略，了解它是否仍然有用。”即使从产业价值链的角度来看，在公司构建价值链的活动中，文化也充当了重要的合约内容并且保障了价值活动的成功。在企业所担负的所有社会责任中都隐含着特定的价值观和信仰。例如，公司的行为如果与社会中保护环境的伦理要求相违背，就会在相应的价值链上受到影响。而不同公司之间的竞争优势也正是建立在各自对价值链的构建和维护之上的，如果能够适应特定价值观的要求，就能够确立价值活动的优势，就可以在竞争中胜出。其次，文化是一种难以模仿的无形资源和动态能力。基于资源的战略观认为企业的无形资源包括技巧、知识、关系、文化、声誉以及能力，与企业的有形资源一样，它们都是稀缺的，都代表了企业为创造一定的经济价值而必须付出的投入。而且，企业文化作为一种重要的隐含知识、意会知识或者默会知识而存在于企业之中，其企业能力构成中不可缺少的要素。深入来看，企业文化为各类企业所选择是因为它具有一定的价值创造特性(value－creatingproperties)，一些研究将企业文化为企业创造价值的途径概括为三种:“第一，文化减少了企业内个人的信息处理要求，允许个人更好地把注意力集中于他们日常的工作;第二，它补充了正式的控制制度，减少了企业中监督个人的成本;第三，文化影响了企业中个人的偏好，使他们趋向共同的目标。这就降低了企业中个人的谈判和讨价还价成本，并促进了更多协作行动的产生与发展(戴维•贝赞可等，1999)”③。第三，作为非正式制度的文化具有广泛作用。有关制度的研究中早已经包含了非正式制度，即认知系统的作用，并提出在正规制度难以发挥作用的地方，非正规制度将发挥更大的作用。许多的管理行为在很大程度上是由非正式的管理认知决定的，正式的公司治理(corporategovernance)机制无法面面俱到地加以规范(彭维刚，2007)④。例如，多元化的管理者动机(managerialmotives)在很多情况下是因为管理权力、名望和收益与企业规模紧密相连，一些管理人员会出于私利使他们的企业过度多元化。因此，在基于制度的战略观中，制度是包括了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两类，而其中的非正式制度又包涵了规范、文化、伦理道德等内容(彭维刚，2007)⑤。在全球化背景下，国际竞争规则日益接轨和趋同，企业在激烈的竞争中相互熟悉和模仿。可以说，产业结构、资源和制度条件对于公司战略的差异化影响越来越小，企业所处的文化环境及其内部的文化认知更为重要，成为影响和解释公司战略差异的重要因素。

不能说战略管理研究忽视了文化因素，困难的是如何准确地界定和测量、比较文化因素。事实上，多个学科的研究者先后提出过数百种的有关文化的定义，管理学对于文化的比较和测量也有不少成果。例如得到比较广泛应用的定义是:文化是一种能够将一组人或一类人加以区别的集体认知模式(Hofstede，2007)⑥。在本文中，所使用的文化内涵更多地是从企业家和企业的实践中抽象出来的。即能够从企业家行为和企业实践中可以观察得到，可以通过访谈、调查等手段获得，且能够进行评分比较的要素。根据这一原则，可将文化定义为个体习得和组织演变而成的相对稳定的终极信仰、价值观念和行为规范所构成的认知模式。具体来说，终极信仰是指个体对于人生意义、目的的认知，这一认知状况不仅决定了个体的偏好结构，也直接影响到个体的资源配置方向。虽然在企业中每个个体都会有自己对于人生意义和目的的认知，但企业家的终极信仰对组织和其他个体具有更为重要的影响。价值观念是指人们和组织对事物特定状态的偏好和评价，它们关系到什么是对与错，什么是善与恶，什么是道德与不道德，什么是公平与不公平。在企业中，价值观念往往表现为企业文化，成为企业进行决策的伦理依据。行为规范则是指组织中个体对于哪些事情应该做，哪些事情不应该做的非正式、约定俗成的准则。例如，在一个组织中论资排辈的风气盛行，另一些组织则鼓励年轻人冒尖。当然，这三个层面的文化因素有着密切的内在联系，终极信仰不可避免地与企业文化、利益相关者态度相互影响，但终极信仰对其他因素具有决定性的影响作用。上述三个层面的文化因素不仅客观地存在于所有企业组织中，重要地是这些因素对组织战略的制定和实施产生深刻而全面的影响。总体来看，文化是从三个层面影响着战略(见图1)。图1文化的内涵及其在企业战略中的体现(一)企业家灵性资本对战略目标定位的影响终极信仰能够给个体提供一般性的解释，赋予人生的意义和目的。就个体的禀赋而言，终极信仰的核心内容通常被称为灵性(spirituality)(张志鹏，2010)①。Crumpton(2011)②给出了一个灵性的全面定义:灵性是一种有关至高力量的体验和意识，是一种与自我、他人、星球和至高力量具有内在联系并担当责任的一种感觉。这些有关真实的根本信念包括个体或群体看待世界、获得目标和意义、体验确信的一个整合基础。我们的价值观、品性、动机和行为都来源于我们的灵性。灵性形成是一个持续的旅程，其目的地就是自我觉悟和趋向于真实。具体来说，灵性包括下列要素:(1)对生活意义的寻求，(2)与超越性的相遇，(3)团体感，(4)对终极真理或最高价值的追寻，(5)对创造神秘感的尊敬和感激，(6)个人转变。尽管企业中每个人都具有不同的灵性，但企业家的灵性状况对于战略具有更为重要的影响。无论如何，工作都只是人生的一部分，公司经营管理也只是实现人生目的和意义的途径。具体来看，企业家灵性是通过直接影响企业使命(mis-sion)从而限定战略目标和定位(position)的。公司战略总是在特定组织使命的背景下制定的，战略从根本上而言就是一种实现组织使命的手段。在组织使命还没有明确的情况下，制定公司的战略是不可能的。一些作者将组织使命简化为“利益最大化”;而另一些研究者则将组织使命简化为“生存”。然而，现实中的组织使命是复杂的、多面的，它不但与利润、生存有关，而且与组织相关的人的动因及组织与社会、社区的关系都相关。企业家个人对于人生意义和目的的认知往往来自于对特定超自然力量的信仰，这些认知直接决定着该组织为之长期奋斗的使命和愿景。如迈克尔•波特(2002)③所总结的，“许多产业研究都发现，企业组织要达到卓越的成功，背后往往有一个重理性的领导者，本书在研究许多案例时也发现，领导者的理想特质对企业和产业造成强大的影响”。当组织的使命和愿景确定后，实际上就已经为公司战略划定了可能的目标和定位。因为使命和愿景决定了公司长远的、最终的价值追求，也是直接决定公司短期目标的依据。公司战略说到底只是实现公司使命和愿景的一种措施和手段。当公司使命和愿景改变后，公司战略目标和定位就会随之改变。现在，研究者已经认同一个有意的公司行为如决策制定总是源于特定的期望和信念，而这些期望和信念则由满足特定信仰的需要所驱动。研究者也曾实证调查了公司所有者个人价值观和他们在公司中所采用的战略之间的联系。这些联系被发现在中小企业中更为密切，在中小企业中老板管理者的期望和价值观与公司的活动和成果的联系更为紧密(CovinandSlevin1989④，KoteyandMeredith1997)⑤。(二)企业文化对战略设计的影响企业文化影响着雇员个人的偏好与行为。“一个组织的文化能够带来价值，因为它影响着组织同供货商、客户和雇员的关系，这种关系每个组织与每个组织都不同。如果一个组织的文化使之重视管理队伍的稳定性，它在这方面形成的专用的资本就会比那些管理人员流动性很大的公司要大得多。一个一直注重社会责任的组织与一个有着不负责任的名声的公司相比，前者与当地社会的关系比后者要好。从战略的持久性的角度，我们越来越重视企业文化和人力资源政策。伊丹(Itami)认为，像企业文化这样的无形资产常常是保持竞争优势的惟一方式，这主要是因为这种优势根本无法模仿(沙伦•奥斯特，2004)”⑥。深入来看，企业文化通过影响组织运营而对战略设计起作用。在战略目标和定位确定后，组织运营状况就直接决定160着战略方案的设计。例如，当一家公司在文化上已经形成和适应了专业化发展时，采取多元化战略就面临着组织运营的阻力。成功公司的管理者均热衷于本企业的文化，但文化可以从两个方面阻碍战略管理。一方面，根深蒂固的信念会遮住管理者的视线，使他们经常不能察觉到外部条件的变化。另一方面，当特定的文化在过去曾经行之有效时，很自然的做法是在未来仍固守这一文化，尽管在发生了很大的战略变化时也仍会如此。弗雷德•R．戴维(2001)①也指出:“在进行内部战略管理分析时，应给企业文化以足够的重视，因为文化与战略必须共同发挥作用。”他认为，“企业文化对经营决策有明显的影响，因而必须在内部战略管理分析中予以评价。如果企业的战略可以利用本企业在文化上的优势，如积极的工作态度或较强的道德信念，那么管理者便往往可以迅速和容易地实施战略。相反，如果企业的文化不能提供支持，战略的转变则可能是无效的和达不到预期目的的。企业文化与新的战略会发生冲突，这将导致混乱和迷失方向。”早期的研究者认为由于个人价值观是个人生活和行为的直觉部分，管理者必须利用价值观作为管理决策时的准则。他们总结价值观是“管理者关于公司战略应该如何的概念的一种变量”，另一些研究者进一步肯定了价值观在战略管理模型中总是成为一种关键要素，而且价值观是战略性行为的原因。一些研究者已经研究了个人价值观影响管理决策和行为的程度。(三)利益相关者态度对战略实施的影响行为规范是文化的广泛反映和表达渠道。不仅在不同的国家行为规范有着巨大差异，即使在同一国家的不同地区也由于历史传统而造成人们对于创业、财富、职业、收入分配等活动具有不同的行为规范。这些行为规范不仅还渗透到当地的公司之中，而且还通过当地公司的行为向其他区域的人们展示。利益相关者态度作为特定社会行为规范的体现，直接决定着企业可以利用的资源状况，进而影响着战略能否得到有效实施。布伦森(Brunsson，1989)②曾论述说，在这种文化中，当代组织为了生存需要，不仅需要生产出产品，还必须生产“合法性”。组织被要求沿着普遍被认为是合理的、公平的、有效率的、理性的、现代的等等这些原则管理自己的行为。这些合理行为的规范是由股票分析师、管理顾问、财经记者和商学院所构建和加强的，他们在一起形成了商业运行的“制度环境”。如果一个公司忽略这些制度的预期，那么它将冒着被贴上古怪、守旧、不可靠、坏老板甚至更糟的损害性标签的风险。深入来看，企业与多个利益相关者之间存在着非正式合约。这些合约决定了利益相关者在多大程度上愿意将资源提供给企业(如购买企业股票)，在多大程度上接受和实施公司战略。“一份合理的长期性契约会得到双方遵守，其基础是它应当让人感到是公正的，对双方具有同等价值。要使契约做到对双方都公正，每一方都得感到它符合他们自身的利益。一份心理契约不仅是用货币价值或相互交换的货物或服务来衡量，而且主要的是通过相互交换或共享的信仰、价值标准、期望值和满意度来衡量的(杰夫•卡特赖特，2004)”③。当某一公司在行为规范上受到利益相关者的抵制，无论其战略多么完美，就难以真正实施。“管理学家巴特利特和戈歇尔特别强调目标的价值，目标中包含了员工能够认同并获得满足感的更高的“宗旨”。他们写到，“更胆大地表明自己是什么的公司一般情况下能够吸引并留住认同公司价值观的员工，这些员工对接纳自己的组织也变得十分投入。”与此类似的是，顾客对于他们认为肩负着有价值使命的公司也会产生归属感。例如，苹果公司顾客的忠诚度似乎超越了理性的经济利益，他们甚至设法让苹果公司生存下来。相反，鄙视卖方的公司目标和价值观的顾客更热衷于寻找新的供应来源(阿玛尔•毕海德，2004)”④。

文化渗透在企业的无形和有形资源之中，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战略的选择，不仅限制了战略目标定位、方案抉择和实施，而且在更高层面上决定了企业是否决定采取通用性的竞争战略。从这个意义上来看，文化不仅是一种战略管理中的独特要素，它本身就能够成为解释公司战略行为的一种视角。也就是说，有必要提出基于文化的战略观。深入来看，基于文化的战略观并非是全新的认识，在一定意义上只是对大量相关研究的综合与总结。事实上，在明茨伯格(2001)⑤所总结的十大战略理论流派之中的企业家学派、文化学派都已经涉及到了文化因素。当然，提出基于文化的战略观并不是简单地将原有的素材堆积在一个拼盘中。它所要表达的是一种新的研究范式，试图构建一个有助于深化研究的新平台。首先，基于文化的战略观突出了企业家灵性在战略选择中的作用。在战略管理理论中，企业家与规划团队一直被看，企业家在战略决策上的作用才更为清晰。这就使得基于文化的战略观与传统的企业家理论在更为深刻的层面上融合起来。其次，基于文化的战略观解释了为何企业愿意/不愿意采取竞争战略。战略管理研究者一直提倡企业采取竞争战略，并提供了多种的战略分析工具和战略方案，仍然有许多企业在实践中将竞争战略抛在脑后。为何这些企业愿意或不愿意采取竞争战略，对此，基于文化的战略观具有更强的解释力。①Karakas，Fahri．Spiritualityandperformanceinorganizations:aliteraturereview．JournalofBusinessEthics，2010，94(1):89－106．②［美］彼得•F•德鲁克:《管理———任务、责任、实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100－101页。③［美］迈克尔•波特:《国家竞争优势》，北京:华夏出版社，2002年版，第569－570页。再次，基于文化的战略观能够提供文化－企业－战略互动的完整图景。文化对公司战略的影响并不是直接的，而是通过对企业使命、组织和资源的内在约束进行。在文化约束下企业进行行业及竞争战略选择，确定战略目标、措施并加以实施。在战略实施后，又进一步表现为绩效水平，进一步反馈和强化原有的文化认知(见图2)。如果绩效水平较高，原有的文化认知就会被进一步肯定;如果绩效不佳，则会开始反思原有的文化认知，谋求变革。当然，一旦企业家和企业成员不愿改变原有认同的文化信仰和价值观念时，企业的战略变革会变得困难重重，直接影响到企业的存亡。图2基于文化的战略观最后，基于文化的战略观提供了解释和制定公司战略的分析工具。如果需要系统解释文化因素对于某一公司战略的影响，或者是为某一公司制定战略时需要对文化进行变革。都可以应用本文所发展起来的三个具体分析工具，具体来说，就是企业家灵性———企业愿景与使命———战略定位与目标分析，简称SMP分析;企业文化———组织运营———战略设计分析，简称COD分析;利益相关者态度———可利用资源———战略实施分析，简称ARI分析。在此基础上，又可以借助基于文化战略观的模型进行总体分析。五、结论与展望彼得•德鲁克(1987)②的观点可谓经典。他在《管理———任务、责任、实践》中写道:“企业不了解自己是什么，代表着什么，自己的基本概念、价值观、政策和信念是什么，它就不能合理地改变自己。”“只有明确地规定了企业的宗旨和使命，才可能树立明确而现实的企业目标。企业的宗旨和使命是确定优先顺序、战略、计划、工作安排的基础。它是设计管理职位特别是设计管理结构的出发点。”这表明，文化因素早就为研究者所关注，只不过被长期忽视罢了。文化的重要性不会因为企业发展演变了数百年而衰减，这是由于它涉及到了企业的最内在的性质，关系到企业是什么的问题。虽然说基于文化的战略观只不过是将前人的洞见集中表述出来，但也包含了许多新的内容。利用这一分析框架，可以将战略管理理论与企业家理论、企业文化理论、灵性与管理的研究综合起来。事实上，在传统的战略管理理论中，我们看到了高超的产业结构分析方法和取得竞争优势的经营技巧，却忽视了战略背后的文化认知因素。从本质上来看，战略并非是要打败竞争对手，而是要战胜自己固有的信念和价值观念，这才是“不战而胜”所追求的效果。进入21世纪后，快速崛起的中国企业面临着更为激烈的国际市场竞争和更为复杂多变的国内制度变革。应对挑战和维持竞争优势的唯一方法就是不断创新。然而，“对企业而言，一旦塑造出专业化的形象与态度，人力资源的训练也会朝特定的行为模式发展，新人也会因为这种稳健经营的理念而被吸引。传统战略此时有如一种宗教，任何对它的质疑或创新观点都会被视为异端邪说，挑战它的新思潮更会被组织机制筛减或否定，个人对传统战略的挑战，更会遭到被孤立或放逐的命运(迈克尔•波特，2002)”③。

邓小平同志十分重视德育。他从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需要出发，系统地阐述了德育在社会主义教育事业中的战略地位和作用，形成了以成才教育为中心的德育战略观。

一、邓小平从战略的高度把德育放在全面发展教育之首

早在1977年，邓小平就指出，“教育方面有好多问题，归根到底是要出人才、出成果’，。0那么，“培养人才有没有质盆标准呢?有的，这就是同志说的，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个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0思想道德素质，是构成人的精神面貌的主要因素，在人的全面发展起着导向和灵魂的作用。德育就是要发展学生的政治素质、思想素质、品德及其人格和心理等素质，通过发展这些素质，去引发出人的内在潜能，发展人的创新的本质力量。

德育对全面发展教育的内容设定、结构形成和功能发挥起着战略导向作用。从内容上来看，只有以德育为首，全面发展教育才能具有培养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的教育功能。邓小平鲜明地提出:“毫无疑问，学校应该永远把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放在第一位。”。他强调指出:“要加强各级学校的政治教育、形势教育、思想教育、包括人生观教育、道德教育。”并一再要求我们“一定要把思想政治工作放在非常重要的地位，切实认真做好，不能放松”。。否则，就会发生方向性的失误。so年代末，邓小平在回顾总结我国改革开放的经验教训时指出:“十年最大的失误是教育，这里我主要是讲思想政治教育。”⑤也就是忽视了对青少年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由此可见，缺少德育为首，全面发展教育无法肩负起社会主义教育的本质使命。

从结构上来看，以德育为首的教育结构统领并优化着、激励着受教育者的主体能动性，强化了教育的本质要求，进而引起教育功能的进化。正如邓小平同志指出:“学生把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放在第一位，这不仅不排斥学习科学文化，相反，政治觉悟越是高，为革命学习科学文化就应该越加自觉，越加刻苦。”。在这样一种教育结构中，教育变成了积极向上开发人的潜能过程，从路线上引导着受教育者发挥学习的主动性。

邓小平德育为首的全面发展的战略观，这是教育起点上的战略前瞻，从规律性的角度定格了我国教育跨入新时代的发展方向。

为了应对经济全球化条件下日趋激烈的竞争局面，提高企业的长期竞争实力，战略管理的理论与方法兴起。它突破了传统管理“正确地做事”的思维范式，而立足于“做正确的事”。这一思想深深影响了作为企业决策支持系统的管理会计，成本管理自然也不例外，从战略角度来研究成本形成与控制的战略成本管理（strategiccostmanagement，SCM）应运而生。本文将对SCM的思想观念、在这一观念指导下的方法集以及这些观念和方法如何在我国企业中有效推行等问题进行较为全面的探讨。

一、战略成本管理（SCM）的观念

美国会计学界两位著名的教授库伯（Cooper）和斯拉莫得（Slagmulderr）对SCM曾作如下简明的界定：SCM意指企业运用一系列成本管理方法来同时达到降低成本和加强战略位置（improvethestrategicpositionofafirm）之目的[1]。综合当今SCM的思想观念与方法，笔者认为其与传统的成本管理相比至少具有以下特点：

l．成本管理的目的变化SCM的目的不仅在于降低成本，更重要的是为了建立和保持企业的长期竞争优势。也就是说企业必须探求提高（或不损坏）其竞争地位的成本降低途径。如果某项成本降低途径削弱了企业的战略地位，则应弃之不用；另一方面，如果某项成本的增加有助于增加企业的竞争实力，则这种成本的增加是值得鼓励的。如某细分市场上的顾客需要设立某项特殊的产品售后服务，虽然这一做法会增加企业成本，但它吸引了顾客，保持了企业的竞争优势，从长远来看利大于弊；当然企业亦可通过工程再造（reengineerin）来重组业务流程，以达到同时降低成本和强化企业的竞争地位之目的。比如某医院通过精简就诊程序来降低成本，并且力图使得重新设计后的就诊程序有利于减轻病人的心理压力。医院这一举措导致顾客增加，战略位置加强。

2．成本管理的范围拓展SCM是全方位、多角度、突破企业边界的成本管理。首先，由于当今企业成本结构中，产前与产后的成本比重逐步增加，则其成本管理不应停留在产品生产过程的耗费控制方面，更应着眼于产前的产品设计和材料采购成本、产后的产品营销和顾客使用成本控制等方面。因而SCM深入到企业的研发、供应、生产、营销及售后服务部门，以全面、细致地分析和控制各部门内部及各部门之间（intra－organizational）相互联系的成本。其次，战略成本管理范围不局限于企业内部，还超越企业边界进行跨组织（inter－organiza－tional）的成本管理，诸如与企业价值链相关的上游（供应商）与下游（分销商）企业建立电子资料信息交换系统（EDI）、及时运输系统，相互协调地进行成本改进。值得注意的是，在当今全球经济一体化条件下，企业成本管理不应局限于国内而应在全球范围内重构企业价值链，以获取全球经济的组合优势。最后，还应对企业外部（extra－organizational）竞争对手成本信息进行推测与分析，在相互比较中找出本企业的成本差距，重塑企业的成本与竞争优势。

3．成本管理的重点转移传统成本管理重在成本节省（costreduction），即力求在生产过程中不徒耗无谓的成本和改进工作方式以节约本将发生的成本支出，它表现为“成本维持”和“成本改善”两种执行形式[2]。减少废品损失、节约能耗、零库存。作业分析与改进等皆属此列。而SCM重在成本避免（costavoidance），立足于预防。在进行企业策划时就对企业的地理位置、市场定位、经营规模等一系列具有源流特质的成本动因进行全面综合的考虑，以从源头上控制成本的发生。另外，在产品的设计与开发阶段，为避免成本的发生，尽力设计满足目标成本要求、且具有竞争力的产品。

目前，大陆研究的文章，大多侧重其政治军事活动，对他的思想研究尚不够深入，尤其是抗战前后他对西北战略地位的认识，目前尚未见到专门文章，本文试对此做一粗浅探讨。

关注西北战略地位主要是在抗战前后特殊的历史时期，因此，深深地打上了时代的烙印。1932年“一二八”事变后，及国民政府鉴于中国首都南京的危险境地，计划在中国内陆地区寻求一个安全的后方根据地，初步认定西北为长期抵抗之后方根据地；1934年视察西北时，又视西北为复兴民族的精神源泉；1942年，再次视察西北期间，更明确提出“西北是建国的根据地”，其中心思想就是把西北的战略地位与抗战紧密地结合在一起。

一、以西北为长期抵抗之后方根据地

1932年“一二八”事变后，国民政府被迫宣布迁都洛阳办公，其间召开了一次有关时局的国难会议。此次会议讨论的中心问题就是以西北为未来长期抵抗根据地的问题。时任行政院长的宣称：“今日我们在洛阳开会，是继续五千年民族奋斗的精神，发扬我民族五千年来伟大的潜藏力，用西北作最后的长期的抵抗根据，打破自建立民国以来最严重最危急的当前的困难。”[1](P1748)随后国民党四届二中全会通过了《提议以洛阳为行都以长安为西京案》，内中称“……陪都之设定，在历史地理及国家将来需要上，终以长安为宜，请定名为西京”[2](P4)，拟议退守西北并以之作为长期抵抗的根据地。由于当时日本军队挑衅的主要地区是华东的上海，中国所受的最大威胁在东部沿海地区，所以国民党中央和依据孙中山早年的构想及当时国内的实际情形，做出了一旦华东地区战事扩大，政府将退守中原与西北的打算。此案通过不久，专门提议《切实进行长安陪都及洛阳行都之建设事宜案》，其中称：“关于长安陪都者：为统一事权起见，将长安改为行政院直辖市，即兼负建设陪都之责任，其市区应根据陪都之计划，划定适当区域，市之经费，由国库拔款。”[3](P7)可见他对陪都西安的规划和建设十分关心，表明此时的确有以西北为长期抵抗根据地的打算。若要以西北为长期抵抗的后方根据地，首先必须开发和建设西北，为此，国民党中央很快成立了西京筹备委员会，以专门的组织力量对陪都西京的建设作了若干筹划，对整个西北地区也进行了一系列的调查。全国经济委员公还专门设立了西北办事处，侧重从事西北的交通水利等建设。及国民政府做出以西北为长期抵抗根据地的原因，一是九一八事变后，全国抗日救亡运动风起云涌，为消减因不抵抗而激发的沸腾民怨，提出以西北为长期抵抗的后方根据地，可转移国人视线，表明政府抗日的决心；二是从国防战略的角度看，自鸦片战争中国国门被打开后，东南沿海门户洞开无险可守，而西北内陆地形复杂，列强染指的程度较轻，许多人便看好西北，以为它可成为长期抵抗的后方根据地；另外从政治上看，当时西北地方军阀尚能听命中央，这是国民政府和确立以西北为长期抵抗后方根据地的主要原因。正如时人所言：“自鸦片战争以后，我国门户洞开，毫无国防可言，数十年来徒在国际均势下度其苟安、黯淡的生活，近者国际均势已被打破，此种苟安黯淡的生活亦失所凭依，强邻挟其军事上种种优越条件，随时足以亡我，在此种环境之下，欲言国防，实事上已不我许，故欲求救亡图存，惟有积极开发西北，固其地势，充实国防，于必要时东据崤函，西固边圉，南连三蜀，北阻强俄，成封豕长蛇之势，进可以控制天下规复失地，退则可以闭关自守为民族复兴根据地，故今日中国之言国防，舍积极开发西北以外，固别无良好之出路也。”[4](P68)这里所说的“欲言国防，实事上已不我许”，清楚地表明了东南沿海无险可守的事实。后来称：“二十四年我到西北的时候，正是敌人的压迫一天一天严重的时候，国家危急情状，真是朝不保夕，随时可亡；而当时国际情形，格外惨淡，既无道义信用可言，复无条约协定可恃；而敌人则如此蛮横凶暴，我们的国势又衰弱不堪。所以我们当时对于抗战大计，实在很不容易决定，因为当时国家的重要建设，无论经济、政治、交通、文化，统统都在沿江沿海一带，而为我们国家之宝藏的西北和西南各地，反而一点没有准备，没有开发。当时人心惶惶，都觉得抗战没有什么把握。自从二十四年江西军事告一段以后，我才能到西南各省来视察，其后又到西北华北各省巡视。我将西南与西北情势通盘考察，整个研究之后，得了一个大发现，觉得我们有西南西北这广大的土地、民众为根据，抗战已有把握，所以抗战的计划，从此就能决定了。因此可以说，我上次到西北来视察的结果，就是决定了我国抗战的大计。”[5](P1629)的这段话表明，尽管九一八后国民政府有以西北为长期抵抗后方根据地的设想，并做了一些努力，但最高当局并未完全下决心大规模建设西北，因为当时所谓“剿共”大业尚未完成。1934年把红军赶出江西后，终于可以腾出手来考虑酝酿已久的后方根据地问题了。他带着自己的顾问人员马不停蹄地奔走于华北、西南和西北，最后确立以西南为抗战的政治经济中心。主要是基于下述考虑：首先，1935春夏间，视察西南后，对这一地区有了新的认识；其次，追剿红军的过程中，国民政府中央势力渗入西南，客观上为策定以西南为抗日的主要后方根据地提供了条件。但同时仍坚持西北为国防重地的看法。1934年视察宁夏时，声称：“大家要知道，今日的宁夏，非特是西北的重镇，而且是国家的屏藩，这种重大的责任，如果专委诸政府及军队，是不可以的，应该由大家同力合作，一致联合起来保卫；假使大家放弃了责任，不起来保卫，一旦被外国人侵入，非特失去了西北的重镇，也失了国家的屏藩。”[6]虽只提到了宁夏战略地位的重要性，但透过这一事实我们可以看出他所隐含的其实是整个西北国防地位的重要性。因此即使在决定了西南为主要后方根据地之后，国民党五全大会第三次会议依旧将《西北国防经济建设案》作为重要问题来讨论，该议案宣称：“自东北事变以来，建设西北，已为全国一致之主张，但如何利用西北经济资源，如何从事西北国防准备，似尚未有根本之具体计划。兹就西北之可靠资源，与夫国防之实际需要，拟具西北国防经济之建设草案。”[7](P40)西安事变后，仍坚持西北是国防重地的看法，1937年1月曾两次致书杨虎城：“须知陕西，无论军民，不能离整个国家而存在，中央更不能无陕西以作国防之基础。”[8](P111)“兄等应知中央无论如何决不能放弃西北。中央数年以来，确认西北尤其陕西为北方国防之根据。并于开发西北建设西北之事业，无不本国防之见地，按照计划尽力进行，不独国家资本对开发西北经济、交通水利、铁路等建设不遗余力，尤奖励全国企业界大量投资，综计三年以来，合政府人民之资力，总数当在一万万元以上，而陇海线之向西延展，及其联络各线之增筑，尤为国防上既定计划，无论如何困难，断不中止进行。财政困绌如此，而不惜竭全力以图之者，诚欲使后方交通与国防要地得有相当之规模，以为御侮复兴之根据地。”[8](P133-134)抗战前后，及国民政府曾决定以西北为长期抵抗的后方根据地和御侮的国防重地，这在当时有积极意义。一方面国内由此兴起了规模巨大的“开发西北”声浪，也正是有了这一方针和国民政府的相关措施，至全面抗战爆发前，西北包括水利交通在内的开发活动才有了初步发展，从而为战时西北后方根据地奠定了物质基础。另一方面，起到了加强西北国防的作用。抗战前后，西北的国防地位的确相当重要，尤其是它涉及未来中国抗战的国际通道。非常清楚，若战争一起，中国海上交通很快就会中断，而中国的抗战若没有外援是很难取胜的。所以仅从这点来看，西北的国防已是相当重要了，何况抗战前日本人的势力已渗透到绥远，关东军还派遣大批特务在西北各地四处活动，以似是而非的“民族自决”理论在各民族当中煽风点火，挑拨离间，以达到分裂西北、以华制华的目的。假如日本的阴谋得逞，西北有失，西南也将不保，为此国民政府一直高度重视西北的国防战略地位。

二、西北是复兴民族的精神源泉

在抗日后方根据地的问题上，和国民政府最终决定以四川和西南为主，因为特别看重地理位置、人口和物产资源，这些方面西南的条件远优于西北，只不过初期西南的统一问题尚未解决，所以只好暂定西北为长期抵抗的根据地。但在如何复兴民族的问题上，认为西北有得天独厚的条件。1934年视察西北期间，的一系列演说，都表明了他将西北视为复兴民族的精神源泉。他曾在陕西宣称：“大家都知道的陕西省，尤其是长安这个地方，是我们中国文化之发源地，亦可以说是我们中华民族的发祥地。自黄帝开国以后，从周代起，历秦汉唐诸朝，都是以长安为中国的首都，而且在这个时代，我们中华民族，无论武功文化都由此不断的发扬光大到极盛的地步，所以不仅是生长在这个地方的人，要认识这种民族历史的光荣和伟大，而毅然以复兴民族之大业，引为己任，就是从远方来游的人，只要他是中华民国的国民，是黄帝的子孙，中华民族的一份子，莫不怀古情深，油然感奋。看到如此美好的江山，和历代许多的遗迹，想起历代祖先建设国家、发展民族的伟绩，就可以晓得我们中华民族有最伟大的创造能力和最光明的文明历史，同时再想起现在我们国家危急存亡的情形，更是不胜今昔之感，你看我们的祖先，是何等的伟大，我们的历史，是何等的光荣，但是到了现在，内忧外患纷至沓来，国家已陷于危险存亡的境地，不仅不足于各国并驾齐驱而独立生存于世界，并且连第三等的国家地位也做不到，而且要列在次殖民地的地位，随时有被灭亡的危险，这是何等的耻辱，何等的悲痛。但是我们大家，都是黄帝以来历代圣祖神宗的后裔，祖先既有那样伟大的聪明智力，那样伟大的精神气魄，那样伟大的事业，难道我们就没有吗？难道我们就不能继承祖先光荣的历史和伟大的事业吗？”[9](P120)西北的确是我们中华民族的发祥地。早在远古时代，一些著名的氏族部落最初大都活动于西北，周秦两代更是发迹于渭水流域。历史上周秦汉唐皆建都西北，关中曾长期是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特别是被称为推动世界中古历史发展主轴的丝绸之路由此横穿而过，使这片广袤神奇的黄土地，成为展示中西文化交流融合的大舞台。西北的丝绸之路曾是中华民族得以向世界展示其伟大创造力和灿烂文明的门户，也是中国人向西方学习的中介地。五代以后，随着中国经济中心的南移，西北逐渐失去了往昔的风采。特别到15世纪以后，随着海上丝绸之路的开通，西北目渐走向衰落。物质的西北虽日趋落后，但作为华夏文化之源，它却沉积着深厚的文化底蕴和不朽的文明之光，它是民族灵魂、民族精神的寄托。历史步入近代后，中国所面临的强敌已不是传统的游牧民族，而是金发碧眼的“西夷”，这种前所未有的变局所引发的危机也较前更为强烈。面对西方的挑战，中国人除从西方那里学习长技以抵抗西方外，还必然要从几千年的固有文化中汲取精华，强化对固有文化的认同和归属，以便使中华民族统合于共同的旗帜下，全民一致地反抗外来侵略，参与自强自救活动。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中国人开始重新认识西北的历史地位，尤其作为中华民族发源地的西北倍受关注。中国人自古即有强烈的祖先崇拜意识，中华儿女正是基于对远古始祖的认同和归属感，才使民族凝聚力不断增强。特别在民族危亡的紧要关头，祖先崇拜意识尤其能显示伟大力量。

关注西北战略地位主要是在抗战前后特殊的历史时期，因此，深深地打上了时代的烙印。目前，大陆研究的文章，对他的思想研究尚不够深入，尤其是抗战前后他对西北战略地位的认识，尚未见到专门文章，本文试对此做一粗浅探讨。

1932年“一二八”事变后，及国民政府鉴于中国首都南京的危险境地，计划在中国内陆地区寻求一个安全的后方根据地，初步认定西北为长期抵抗之后方根据地；1934年视察西北时，又视西北为复兴民族的精神源泉；1942年，再次视察西北期间，更明确提出“西北是建国的根据地”，其中心思想就是把西北的战略地位与抗战紧密地结合在一起。

一、以西北为长期抵抗之后方根据地

1932年“一二八”事变后，国民政府被迫宣布迁都洛阳办公，其间召开了一次有关时局的国难会议。此次会议讨论的中心问题就是以西北为未来长期抵抗根据地的问题。时任行政院长的宣称：“今日我们在洛阳开会，是继续五千年民族奋斗的精神，发扬我民族五千年来伟大的潜藏力，用西北作最后的长期的抵抗根据，打破自建立民国以来最严重最危急的当前的困难。”[1](P1748)随后国民党四届二中全会通过了《提议以洛阳为行都以长安为西京案》，内中称“……陪都之设定，在历史地理及国家将来需要上，终以长安为宜，请定名为西京”[2](P4)，拟议退守西北并以之作为长期抵抗的根据地。由于当时日本军队挑衅的主要地区是华东的上海，中国所受的最大威胁在东部沿海地区，所以国民党中央和依据孙中山早年的构想及当时国内的实际情形，做出了一旦华东地区战事扩大，政府将退守中原与西北的打算。此案通过不久，专门提议《切实进行长安陪都及洛阳行都之建设事宜案》，其中称：“关于长安陪都者：为统一事权起见，将长安改为行政院直辖市，即兼负建设陪都之责任，其市区应根据陪都之计划，划定适当区域，市之经费，由国库拔款。”[3](P7)可见他对陪都西安的规划和建设十分关心，表明此时的确有以西北为长期抵抗根据地的打算。若要以西北为长期抵抗的后方根据地，首先必须开发和建设西北，为此，国民党中央很快成立了西京筹备委员会，以专门的组织力量对陪都西京的建设作了若干筹划，对整个西北地区也进行了一系列的调查。全国经济委员公还专门设立了西北办事处，侧重从事西北的交通水利等建设。及国民政府做出以西北为长期抵抗根据地的原因，一是九一八事变后，全国抗日救亡运动风起云涌，为消减因不抵抗而激发的沸腾民怨，提出以西北为长期抵抗的后方根据地，可转移国人视线，表明政府抗日的决心；二是从国防战略的角度看，自鸦片战争中国国门被打开后，东南沿海门户洞开无险可守，而西北内陆地形复杂，列强染指的程度较轻，许多人便看好西北，以为它可成为长期抵抗的后方根据地；另外从政治上看，当时西北地方军阀尚能听命中央，这是国民政府和确立以西北为长期抵抗后方根据地的主要原因。正如时人所言：“自鸦片战争以后，我国门户洞开，毫无国防可言，数十年来徒在国际均势下度其苟安、黯淡的生活，近者国际均势已被打破，此种苟安黯淡的生活亦失所凭依，强邻挟其军事上种种优越条件，随时足以亡我，在此种环境之下，欲言国防，实事上已不我许，故欲求救亡图存，惟有积极开发西北，固其地势，充实国防，于必要时东据崤函，西固边圉，南连三蜀，北阻强俄，成封豕长蛇之势，进可以控制天下规复失地，退则可以闭关自守为民族复兴根据地，故今日中国之言国防，舍积极开发西北以外，固别无良好之出路也。”[4](P68)这里所说的“欲言国防，实事上已不我许”，清楚地表明了东南沿海无险可守的事实。后来称：“二十四年我到西北的时候，正是敌人的压迫一天一天严重的时候，国家危急情状，真是朝不保夕，随时可亡；而当时国际情形，格外惨淡，既无道义信用可言，复无条约协定可恃；而敌人则如此蛮横凶暴，我们的国势又衰弱不堪。所以我们当时对于抗战大计，实在很不容易决定，因为当时国家的重要建设，无论经济、政治、交通、文化，统统都在沿江沿海一带，而为我们国家之宝藏的西北和西南各地，反而一点没有准备，没有开发。当时人心惶惶，都觉得抗战没有什么把握。自从二十四年江西军事告一段以后，我才能到西南各省来视察，其后又到西北华北各省巡视。我将西南与西北情势通盘考察，整个研究之后，得了一个大发现，觉得我们有西南西北这广大的土地、民众为根据，抗战已有把握，所以抗战的计划，从此就能决定了。因此可以说，我上次到西北来视察的结果，就是决定了我国抗战的大计。”[5](P1629)的这段话表明，尽管九一八后国民政府有以西北为长期抵抗后方根据地的设想，并做了一些努力，但最高当局并未完全下决心大规模建设西北，因为当时所谓“剿共”大业尚未完成。1934年把红军赶出江西后，终于可以腾出手来考虑酝酿已久的后方根据地问题了。他带着自己的顾问人员马不停蹄地奔走于华北、西南和西北，最后确立以西南为抗战的政治经济中心。主要是基于下述考虑：首先，1935春夏间，视察西南后，对这一地区有了新的认识；其次，追剿红军的过程中，国民政府中央势力渗入西南，客观上为策定以西南为抗日的主要后方根据地提供了条件。但同时仍坚持西北为国防重地的看法。1934年视察宁夏时，声称：“大家要知道，今日的宁夏，非特是西北的重镇，而且是国家的屏藩，这种重大的责任，如果专委诸政府及军队，是不可以的，应该由大家同力合作，一致联合起来保卫；假使大家放弃了责任，不起来保卫，一旦被外国人侵入，非特失去了西北的重镇，也失了国家的屏藩。”[6]虽只提到了宁夏战略地位的重要性，但透过这一事实我们可以看出他所隐含的其实是整个西北国防地位的重要性。因此即使在决定了西南为主要后方根据地之后，国民党五全大会第三次会议依旧将《西北国防经济建设案》作为重要问题来讨论，该议案宣称：“自东北事变以来，建设西北，已为全国一致之主张，但如何利用西北经济资源，如何从事西北国防准备，似尚未有根本之具体计划。兹就西北之可靠资源，与夫国防之实际需要，拟具西北国防经济之建设草案。”[7](P40)西安事变后，仍坚持西北是国防重地的看法，1937年1月曾两次致书杨虎城：“须知陕西，无论军民，不能离整个国家而存在，中央更不能无陕西以作国防之基础。”[8](P111)“兄等应知中央无论如何决不能放弃西北。中央数年以来，确认西北尤其陕西为北方国防之根据。并于开发西北建设西北之事业，无不本国防之见地，按照计划尽力进行，不独国家资本对开发西北经济、交通水利、铁路等建设不遗余力，尤奖励全国企业界大量投资，综计三年以来，合政府人民之资力，总数当在一万万元以上，而陇海线之向西延展，及其联络各线之增筑，尤为国防上既定计划，无论如何困难，断不中止进行。财政困绌如此，而不惜竭全力以图之者，诚欲使后方交通与国防要地得有相当之规模，以为御侮复兴之根据地。”[8](P133-134)抗战前后，及国民政府曾决定以西北为长期抵抗的后方根据地和御侮的国防重地，这在当时有积极意义。一方面国内由此兴起了规模巨大的“开发西北”声浪，也正是有了这一方针和国民政府的相关措施，至全面抗战爆发前，西北包括水利交通在内的开发活动才有了初步发展，从而为战时西北后方根据地奠定了物质基础。另一方面，起到了加强西北国防的作用。抗战前后，西北的国防地位的确相当重要，尤其是它涉及未来中国抗战的国际通道。非常清楚，若战争一起，中国海上交通很快就会中断，而中国的抗战若没有外援是很难取胜的。所以仅从这点来看，西北的国防已是相当重要了，何况抗战前日本人的势力已渗透到绥远，关东军还派遣大批特务在西北各地四处活动，以似是而非的“民族自决”理论在各民族当中煽风点火，挑拨离间，以达到分裂西北、以华制华的目的。假如日本的阴谋得逞，西北有失，西南也将不保，为此国民政府一直高度重视西北的国防战略地位。

二、西北是复兴民族的精神源泉

在抗日后方根据地的问题上，和国民政府最终决定以四川和西南为主，因为特别看重地理位置、人口和物产资源，这些方面西南的条件远优于西北，只不过初期西南的统一问题尚未解决，所以只好暂定西北为长期抵抗的根据地。但在如何复兴民族的问题上，认为西北有得天独厚的条件。1934年视察西北期间，的一系列演说，都表明了他将西北视为复兴民族的精神源泉。他曾在陕西宣称：“大家都知道的陕西省，尤其是长安这个地方，是我们中国文化之发源地，亦可以说是我们中华民族的发祥地。自黄帝开国以后，从周代起，历秦汉唐诸朝，都是以长安为中国的首都，而且在这个时代，我们中华民族，无论武功文化都由此不断的发扬光大到极盛的地步，所以不仅是生长在这个地方的人，要认识这种民族历史的光荣和伟大，而毅然以复兴民族之大业，引为己任，就是从远方来游的人，只要他是中华民国的国民，是黄帝的子孙，中华民族的一份子，莫不怀古情深，油然感奋。看到如此美好的江山，和历代许多的遗迹，想起历代祖先建设国家、发展民族的伟绩，就可以晓得我们中华民族有最伟大的创造能力和最光明的文明历史，同时再想起现在我们国家危急存亡的情形，更是不胜今昔之感，你看我们的祖先，是何等的伟大，我们的历史，是何等的光荣，但是到了现在，内忧外患纷至沓来，国家已陷于危险存亡的境地，不仅不足于各国并驾齐驱而独立生存于世界，并且连第三等的国家地位也做不到，而且要列在次殖民地的地位，随时有被灭亡的危险，这是何等的耻辱，何等的悲痛。但是我们大家，都是黄帝以来历代圣祖神宗的后裔，祖先既有那样伟大的聪明智力，那样伟大的精神气魄，那样伟大的事业，难道我们就没有吗？难道我们就不能继承祖先光荣的历史和伟大的事业吗？”[9](P120)西北的确是我们中华民族的发祥地。早在远古时代，一些著名的氏族部落最初大都活动于西北，周秦两代更是发迹于渭水流域。历史上周秦汉唐皆建都西北，关中曾长期是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特别是被称为推动世界中古历史发展主轴的丝绸之路由此横穿而过，使这片广袤神奇的黄土地，成为展示中西文化交流融合的大舞台。西北的丝绸之路曾是中华民族得以向世界展示其伟大创造力和灿烂文明的门户，也是中国人向西方学习的中介地。五代以后，随着中国经济中心的南移，西北逐渐失去了往昔的风采。特别到15世纪以后，随着海上丝绸之路的开通，西北目渐走向衰落。物质的西北虽日趋落后，但作为华夏文化之源，它却沉积着深厚的文化底蕴和不朽的文明之光，它是民族灵魂、民族精神的寄托。历史步入近代后，中国所面临的强敌已不是传统的游牧民族，而是金发碧眼的“西夷”，这种前所未有的变局所引发的危机也较前更为强烈。面对西方的挑战，中国人除从西方那里学习长技以抵抗西方外，还必然要从几千年的固有文化中汲取精华，强化对固有文化的认同和归属，以便使中华民族统合于共同的旗帜下，全民一致地反抗外来侵略，参与自强自救活动。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中国人开始重新认识西北的历史地位，尤其作为中华民族发源地的西北倍受关注。中国人自古即有强烈的祖先崇拜意识，中华儿女正是基于对远古始祖的认同和归属感，才使民族凝聚力不断增强。特别在民族危亡的紧要关头，祖先崇拜意识尤其能显示伟大力量。

“动态能力”战略观是当代西方战略管理领域中正在迅速发展的一种理论，它集中探讨企业组织能力的演进与竞争优势之间的因果关系，并把组织能力看成是企业竞争优势的根本源泉。为了帮助理解其理论脉络，本附录首先介绍一下能力概念在企业理论中的发展，然后以战略管理的理论演进为线索介绍这个战略观的要点。

(一)企业理论中的能力概念

在现代经济学中，对企业组织的能力的讨论起源于潘罗斯发表于1959年的《企业增长理论》(Penrose，1995／1959)，虽然她本人并未直接使用这个术语。潘罗斯把企业定义为“被一个行政管理框架协调并限定边界的资源集合，”并认为企业的增长源泉是企业的内部资源。根据潘罗斯的逻辑，对生产性资源的使用产生生产性服务，生产性服务发挥作用的过程推动知识的增加，而知识的增加又会导致管理力量的增长，从而推动企业的增长。

潘罗斯是西方经济学思想史上第一个强调企业内部的知识创造是企业增长源泉的经济学家。她把知识分为两类：客观的和经验的。客观的知识独立于个人或团体之外，可以通过书籍、蓝图和语言向任何人传播。经验的知识却无法通过这些途径来传播，与个人无法分开，而且离不开一个有一起工作之经验的个人的集合(即组织)。生产性服务是在使用资源的经验中产生的，所以这种服务会创造出内在于企业的知识。同样的资源，当被用于不同目的或以不同方式并与不同类型或数量的其他资源相组合时，会产生出不同的服务，所以从特定企业的经验中所产生的知识还会是独特的。这是后来被概念化为独特的或难以模仿的企业能力的最初理论表述。

潘罗斯认为生产性服务的异质性赋予每个企业以独具的特征，而每个企业扩张的方向必然受到所“继承的”(inherited)资源的制约。因此，企业倾向于围绕着自己最擅长的领域进行竞争和扩张：“在某些专门制造领域具有高度的胜任(competence)和技术知识基础之上进行多样化和扩张是(美国)许多最大企业的特色。这种类型的胜任与市场位置结合在一起是一个企业所能发展的最强大和最持久的阵地。”很显然，这种阵地是企业的核心能力和在竞争环境中继续增长的基本武器：“长期内，一个企业的盈利能力，生存和增长并不那么取决于能组织生产甚至大范围多样化的产品，而更取决于有能力建立一个或更多的宽阔而相对坚不可摧的‘基地’，从这些基地出发企业能够在一个不确定的、不断变化的和竞争性的世界里调整并扩展它的业务。重要的考虑并不是生产规模，也不是企业的大小，相反，而是企业能为自己所建立的基本阵地的性质。”

受潘罗斯的启发，第一个提出企业能力概念的经济学家是理查德森(Richardson，1972)。他在《工业组织》一文中，使用“能力”(capabilities)概念来指企业的知识、经验和技能。他认为，工业开展着无限多的活动，而这些活动需要由具备适当能力的组织来开展。需要由同样的能力去从事的活动是相似活动(similaractivities)，而企业倾向专门从事于其能力可以带来比较优势的活动，即相似活动。代表了生产过程的不同阶段而又要求这种或那种协调的非相似活动定义为互补活动(complementaryactivities)。互补活动需要由不相关的能力去从事，所以需要由不同的企业来进行。最关键的要点在于他认为，由于许多需要协调的非相似活动必须通过企业之间的能力互补来进行(如技术上的匹配和交流)，所以互补活动的协调既不可能全部由一个企业承担，也不可能完全通过执行平衡供给和需求功能的市场来承担，而必须由企业之间的合作来承担。于是，理查德森扩展了潘罗斯的企业理论，把企业之间的合作概念化为在企业之外(市场)的或企业之内(科层)的协调机制之外的第三种协调机制。

摘要:科学发展观的提出,总结吸收了我国不同发展阶段制定与实施不同的经济社会发展战略之历史经验和思想智慧,并以世界经济社会发展理论的成果与教训为鉴,突出以人为本,强调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充分反映了中国共产党人对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深刻认识,从发展理念、发展模式、发展要求等方面对发展理论作出了重要创新,为我国制定和实施更加成熟完善的经济社会发展战略奠定了科学的理论基础。

关键词:发展战略;历史演变,科学发展观;理论创新

新中国成立至今,围绕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发展目标,中共领导人在不同时期先后提出了不同的经济社会发展战略,主要有的平衡发展与赶超战略,邓小平的非均衡发展和台阶式发展战略,的跨越式发展和协调发展战略。进入新世纪,以为总书记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总结吸收了上述经济社会发展战略之制定和实施的历史经验和思想智慧,并以世界经济社会发展理论的成果与教训为鉴,提出了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使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战略更显成熟,更加凸显人文关怀。它充分反映了中国共产党人对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深刻认识,是对发展理论的重要创新。本文通过回顾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的历史演变过程,有助于更好地理解科学发展观提出的历史与理论背景,更深入地认识科学发展观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战略上所作出的重要理论创新。

一:平衡发展和赶超战略

是新中国的主要缔造者。新中国成立后,针对我国生产力水平落后且发展不平衡的情况,在如何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的问题上,先后提出了平衡发展战略和赶超战略。

1.平衡发展战略

内容摘要：本文首先提出制度理论来解释企业战略管理的过程问题，接着讨论了在战略研究领域内有重大影响的组织社会学制度理论，并综述了三个重要的研究主题，即制度的三个维度、同构化、合法性。然后通过对相关文献的分析，总结了组织社会学制度理论的主要研究方法，最后提出了未来的研究方向。

关键词：战略管理制度理论同构合法性

问题提出

对于企业战略研究者来说，对制度的关注由来已久。企业是经济交易的主体，因此其战略选择和战略实施不可避免地受到所处的外部制度环境影响。随着20世纪80年代新制度主义思潮的兴起，企业战略学者开始越来越多地注意制度因素在企业制定和实施战略中所扮演的角色。新制度经济学理论率先进入企业战略研究领域，而且迅速成为主流理论。其中，以交易成本经济学（TransactionCostEconomics）的影响最大。根据新制度经济学理论，制度被视为资源配置的体系（Williamson，1975，1985）。这种资源配置的体系可以分为市场机制和企业组织两种制度形式。不同制度对资源配置的成本也不同，一种制度替代另外一种制度的分界点在于交易成本相等。当某种制度（如市场）的交易成本低于另外一种制度（如市场）的时候，效率高的交易制度（市场）会取代效率低的制度（企业）论文。

新制度经济学对企业战略的研究影响深远。例如，交易成本经济学对“制造”还是“购买”（MakeorBuy）的战略选择的深刻指导意义。著名新制度经济学家Williamson的著作中对诸如垂直整合（VerticalIntegration）、多元化（Diversification）以及多事业部组织结构（MultidivisionalStructure）等重大企业战略问题都有精辟的分析。如今，交易成本经济学仍然是企业战略理论的主要支柱之一（Wright，Filatotchev，Hoskisson&Peng，2005）。而系统地建立“以制度为基础”的企业战略理论始于彭维刚（M.W.Peng），1997年，Peng在AMR杂志上与Heath合作建立了转型经济体制内企业增长战略的理论分析框架（Peng&Heath，1997）。2003年，Peng在AMR发表了InstitutionalTransitionsandStrategicChoices一文，给出转型经济体制下企业战略管理选择的一般理论模型（Peng，2003）。制度理论真正在企业战略研究领域取得突破性发展的一年是2000年，这一年AcademyofManagementJournal（AMJ）出版了由Hoskisson，Eden，Lau&Wright四人主编的题为《新兴经济中的战略》（StrategyinEmergingEconomics）的特刊，将制度理论、交易成本经济学理论和资源为基础的理论并列为战略管理的三大支柱理论。

本文将从制度理论入手，利用制度基础观分析研究企业战略管理的视角和维度，以及这些研究所采用的变量设置和测量的方法，并指出未来的研究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