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后范文10篇

伊拉克战争改变着世界，也造成了一些悬而未决的世界性问题。联合国的未来走向就是其中一个具有重大现实和战略意义的问题。

伊战爆发前，英国首相布莱尔就曾指出，伊拉克危机将会决定新一代国际政治的模式、联合国的发展方式以及美国与联合国的关系。事实也的确如此。

伊拉克危机和战争对联合国的作用、权威、地位的挑战和冲击都是空前的，也是相当残酷的。这背后深埋着世界各种力量的国际秩序观、国际安全观的较量，也缠绕着单极与多极的斗争。

牺牲在美国霸权阴影下

伊拉克战争毕竟是局部战争，没有改变国际格局的总体框架，但却使单极倾向占了上风，使美国的国际秩序观、国际安全观占了上风，而联合国也不幸地成为美国霸权阴影下的牺牲品。

联合国的权威受到前所未有的蔑视，美国最终抛开了它，独自发动了战争。联合国的地位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这个全世界最具有广泛代表意义的国际组织，在重大国际事务中的地位因为各种讨价还价而让人大跌眼镜。

树立整体意识、大局意识、责任意识，四、改进方法促服务。要进一步强化服务意识。提高服务质量和工作效率，处理好重点服务与全面服务、常规服务与应急服务的关系，做到既保证日常工作之需，又能应对紧急突发情况。要不断改进服务方式，增强工作的主动性、预见性，做到重要会议和接待活动不出纰漏。同时，还要不断拓展服务领域，丰富服务内容，努力提高服务质量和水平。

提出了今后一个时期的总的工作思路，市委届次全会是市年末召开的一次非常重要的会议。会议总结了今年的工作。今后开展各项工作的总纲领和指南。办公室工作繁杂，如何为统战系统各部门和部领导、各科室进一步搞好服务和真正做好后勤保障工作是年工作的着眼点和落脚点。结合全会精神，就年工作进行了认真思考：

高、深”上下功夫，

一、信息宣传保先进。信息工作在组织培训、表彰奖励、排名通报的基础上。多向上级统战部门反馈站位高、有见地的建议性信息，当好参谋助手；总结工作中，深挖细研，总结带有规律性、普遍性的经验，以利于推广。宣传工作要在二等奖的基础上，力求有所突破。立足统战系统，进一步整合力量，形成大统战宣传格局，宣传稿件质量、数量上实现大的提高。

实现制度、规范化管理。包括会议制度，

二、日常工作求规范。进一步完善统战部机关工作与事务管理制度。发文、阅文与办文制度，请销假制度，财务制度，车辆管理制度等。严格按照“讲规矩、按程序、守纪律”要求，规范运作，明确科室人员分工和职责，形成一种激励约束机制，最大限度的调动每名干部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创造性的开展好工作。

《日本研究》2003年第4期刊载了刘红写的论文《战后日本经济体制的特征、问题及改革》，对影响日本经济发展的关键——经济体制特征——作了扼要的阐述和分析。刘氏指出：“具有长期、持续性交易关系本质的日本经济体制，其形成并非是根植于日本文化和传统的，究其根源是为适应战后的经济环境而形成的。”这种观点带有相当普遍的代表性。笔者认为，上述观点颇值得商榷。本文扼要阐述了日本史坛最新的研究动向，考察了日本经济体制的几项特征，分析了经济体制对日本经济发展的重要影响，指出战后日本经济体制的特征形成于战时而非战后，因此通过改革解决当今日本经济体制所面临的问题的根本前提，就是对包括战时体制在内的那场侵略战争，进行彻底清算。

一、学术热点：日本战后经济体制源于何时?

对战后日本经济体制形成于何时，日本学术界尚未达成共识。概括而言，主要有两种论说，一种是“文化传统说”，另一种是“战后改革说”。前者认为：“日本的经济制度具有日本固有的文化背景，根植于民族特性。日本型企业和官僚制的原型，可以追溯到江户时代的‘藩’和‘家’。可以认为连带意识和平等主义的根源，早在农村共同体中就已经存在。”后者则强调：“战后的日本是在战争的废墟上站起来的‘新生的日本’，同以往的日本有本质的差异，同以往的历史没有联系。就这个意义而言，‘我们的生日是终战日，我们的父母是战后改革’。”由于“战后改革说”代表了长期占据日本史学主流地位的“战后史学”派的观点，因此在日本最有影响。

但是，早在20世纪70年代，否定“战后改革说”的动向在日本学术界已经出现。1977年，木神原英资、野口悠纪雄发表了《大藏省·日银王朝的分析——总体战经济体制的终焉》一文；提出了强调战时和战后经济体制存在连续性的“假说”，认为“战争结束时，日本社会的形式和理念发生了很大变化。但是另一方面，经济体制，特别是作为实行金融统制之基础的战时经济体制，却基本上得以存续”，“支撑日本经济高速增长的体制，基本上是战时总体战体制的继续”。1978年，中村隆英在《日本经济——其成长和结构》一书中指出：“战后和战前，不是飞跨战时联结起来的。战时形成、战后继续保持的社会制度、经济制度、技术、生活方式、习惯等，实在是出入意料之多。虽然这些东西在形成的时候，以后会变得怎样没人能够预料，但它们却构筑了战后的企业形式、生产组织乃至生活方式。”1988年，山之内靖发表了题为《战时动员体制的比较史考察——为了了解今日日本》的论文，认为日本为进行“总体战”而进行的战时动员，“形成了某种‘全体主义’。这种‘全体主义’，是形成战后日本‘体制社会’的起点”。

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以日本面临种种经济难题为背景，诸多学者对战后日本的经济体制进行了深入分析，得出了“日本战后经济体制是战时经济体制而延续”的结论。1993年，冈崎哲二、奥野正宽编纂出版了由8位学者共同撰写的《现代日本经济体制的源流》。该论著撰写者对日本金融体制、企业体制、劳资关系、业界团体、财税政策、农业状况等各经济领域在战时和战后的变迁，进行了详尽的历史性考察和比较分析，指出日本至战前30年代的企业统治，即由财阀家族确保股东主权的经济体制，是盎格鲁—萨克逊型的自由主义经济体制。但是在战争时期，这一经济体制转变成了“日本型经济体制”。正是这种转型后的体制，构成了促使战后日本经济高速增长的经济体制的原型。他们通过各项考察后最终得出结论：“构成现代日本经济体制的大部分要素，都是在中日战争和太平洋战争时期，为了对国家资源进行总动员而实施‘计划经济化’的战时经济的需要，以及为了达到这一目的而实施‘统制经济’的需要而制定的。”1995年，山之内靖、J·维克特·考希曼(J.VictorKoschmann)、成田龙一主编了作为13位日美学者共同研究成果的论著《总体战和现代化》。该论著同样对构成战后日本政治和经济体制的几个方面进行了颇为详尽的考察，并最终得出结论：“战后各项改革的基本方向，和战时的各项改革是共通的，这些改革使战前经济体制的制度性基础彻底解体……使战后体制向战前体制回归的道路被封闭。日本的经济虽然也算是市场经济，但是其制度性基础中，包含着在战时计划、统制经济的基础上导入的要素。可以说，日本的经济体制是一种独特的经济体制。”问同一年，野口悠纪雄发表了《1940年体制一再见了，战时经济》(按：他所谓的1940年体制，即战时体制)，考察了“1940年体制”即战时体制的形成过程、日本经济高速增长和“1940年体制”的关系、“1940年体制”的基本理念、日本经济体制面向未来的选择等几个方面，明确指出了战时和战后经济体制的存续关系：“在战前具有浓厚古典的自由主义经济性格的日本企业和金融市场，在战时经济中发生了巨大变化。现在的日本型企业、间接金融体制的原型，存在于战时经济之中。”

总之，20世纪90年代后，以日本经济风光不再为背景，对日本战时和战后经济体制是否存在连续性的探讨，构成了日本学术界一个持续的热点，其影响波及日本现代史研究的各个领域。通过初步的历史考察，笔者认为至少就日本经济体制而言，战时和战后无疑存在连续性。

摘要：日本汽车产业在战后短短几十年里获得巨大的成功，并曾一举超过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汽车生产国。主要从五个方面阐述战后日本汽车产业成功的原因，试从历史大背景下解析其成功原因。

关键词：战后；日本汽车产业；成功原因

日本之所以能够完成现代化，成为世界上首屈一指的经济大国，离不开汽车产业的发展。尤其在战后，日本国内几乎成为一片废墟，但是日本却以汽车产业为主导，发展多领域的行业，从而带动了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可见汽车产业在日本经济中的重要地位。

战后最初的五年，日本汽车产业发展可谓是举步维艰。但在日本政府的引导扶持下，日本汽车行业的精英们积极研究、开发汽车技术、旨在开发出日本特色的汽车产品。到了20世纪50年代，日本汽车行业依靠自身的力量逐步摆脱了困境形成了完整的生产体系。60年代更是突飞猛进的发展；1961年日本汽车产量超过意大利跃居世界第五位；1965年名古屋至神户的高速公路开通，掀起了日本的汽车消费热，就在同年，日本汽车产量超过法国跃居第四；1966年超过英国升为第三；1968年追上德国，居于世界第二。70年代，两次“石油危机”让省油实用的日本小轿车大行其道，出口量剧增，丰田、三菱、日产、富士重工等公司迅速成为世界级的汽车生产商，丰田汽车公司更是在1972年到1976年四年间就生产了1000万辆汽车。到了1980年日本汽车产量达到1104万辆，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汽车大国。

日本从战前汽车生产的无名小卒，一跃成为世界汽车大国，汽车产业已成为现代日本经济的支柱产业，速度之快，令世人瞩目。

1日本政府对汽车产业的引导和扶持

《日本研究》2003年第4期刊载了刘红写的论文《战后日本经济体制的特征、问题及改革》，对影响日本经济发展的关键——经济体制特征——作了扼要的阐述和分析。刘氏指出：“具有长期、持续性交易关系本质的日本经济体制，其形成并非是根植于日本文化和传统的，究其根源是为适应战后的经济环境而形成的。”这种观点带有相当普遍的代表性。笔者认为，上述观点颇值得商榷。本文扼要阐述了日本史坛最新的研究动向，考察了日本经济体制的几项特征，分析了经济体制对日本经济发展的重要影响，指出战后日本经济体制的特征形成于战时而非战后，因此通过改革解决当今日本经济体制所面临的问题的根本前提，就是对包括战时体制在内的那场侵略战争，进行彻底清算。

一、学术热点：日本战后经济体制源于何时?

对战后日本经济体制形成于何时，日本学术界尚未达成共识。概括而言，主要有两种论说，一种是“文化传统说”，另一种是“战后改革说”。前者认为：“日本的经济制度具有日本固有的文化背景，根植于民族特性。日本型企业和官僚制的原型，可以追溯到江户时代的‘藩’和‘家’。可以认为连带意识和平等主义的根源，早在农村共同体中就已经存在。”后者则强调：“战后的日本是在战争的废墟上站起来的‘新生的日本’，同以往的日本有本质的差异，同以往的历史没有联系。就这个意义而言，‘我们的生日是终战日，我们的父母是战后改革’。”由于“战后改革说”代表了长期占据日本史学主流地位的“战后史学”派的观点，因此在日本最有影响。

但是，早在20世纪70年代，否定“战后改革说”的动向在日本学术界已经出现。1977年，木神原英资、野口悠纪雄发表了《大藏省·日银王朝的分析——总体战经济体制的终焉》一文；提出了强调战时和战后经济体制存在连续性的“假说”，认为“战争结束时，日本社会的形式和理念发生了很大变化。但是另一方面，经济体制，特别是作为实行金融统制之基础的战时经济体制，却基本上得以存续”，“支撑日本经济高速增长的体制，基本上是战时总体战体制的继续”。1978年，中村隆英在《日本经济——其成长和结构》一书中指出：“战后和战前，不是飞跨战时联结起来的。战时形成、战后继续保持的社会制度、经济制度、技术、生活方式、习惯等，实在是出入意料之多。虽然这些东西在形成的时候，以后会变得怎样没人能够预料，但它们却构筑了战后的企业形式、生产组织乃至生活方式。”1988年，山之内靖发表了题为《战时动员体制的比较史考察——为了了解今日日本》的论文，认为日本为进行“总体战”而进行的战时动员，“形成了某种‘全体主义’。这种‘全体主义’，是形成战后日本‘体制社会’的起点”。

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以日本面临种种经济难题为背景，诸多学者对战后日本的经济体制进行了深入分析，得出了“日本战后经济体制是战时经济体制而延续”的结论。1993年，冈崎哲二、奥野正宽编纂出版了由8位学者共同撰写的《现代日本经济体制的源流》。该论著撰写者对日本金融体制、企业体制、劳资关系、业界团体、财税政策、农业状况等各经济领域在战时和战后的变迁，进行了详尽的历史性考察和比较分析，指出日本至战前30年代的企业统治，即由财阀家族确保股东主权的经济体制，是盎格鲁—萨克逊型的自由主义经济体制。但是在战争时期，这一经济体制转变成了“日本型经济体制”。正是这种转型后的体制，构成了促使战后日本经济高速增长的经济体制的原型。他们通过各项考察后最终得出结论：“构成现代日本经济体制的大部分要素，都是在中日战争和太平洋战争时期，为了对国家资源进行总动员而实施‘计划经济化’的战时经济的需要，以及为了达到这一目的而实施‘统制经济’的需要而制定的。”1995年，山之内靖、J·维克特·考希曼(J.VictorKoschmann)、成田龙一主编了作为13位日美学者共同研究成果的论著《总体战和现代化》。该论著同样对构成战后日本政治和经济体制的几个方面进行了颇为详尽的考察，并最终得出结论：“战后各项改革的基本方向，和战时的各项改革是共通的，这些改革使战前经济体制的制度性基础彻底解体……使战后体制向战前体制回归的道路被封闭。日本的经济虽然也算是市场经济，但是其制度性基础中，包含着在战时计划、统制经济的基础上导入的要素。可以说，日本的经济体制是一种独特的经济体制。”问同一年，野口悠纪雄发表了《1940年体制一再见了，战时经济》(按：他所谓的1940年体制，即战时体制)，考察了“1940年体制”即战时体制的形成过程、日本经济高速增长和“1940年体制”的关系、“1940年体制”的基本理念、日本经济体制面向未来的选择等几个方面，明确指出了战时和战后经济体制的存续关系：“在战前具有浓厚古典的自由主义经济性格的日本企业和金融市场，在战时经济中发生了巨大变化。现在的日本型企业、间接金融体制的原型，存在于战时经济之中。”

总之，20世纪90年代后，以日本经济风光不再为背景，对日本战时和战后经济体制是否存在连续性的探讨，构成了日本学术界一个持续的热点，其影响波及日本现代史研究的各个领域。通过初步的历史考察，笔者认为至少就日本经济体制而言，战时和战后无疑存在连续性。

摘要：日本政府在战后初期的反通货膨胀政策中，先后经历了金融紧急措施阶段、赤字财政倾斜生产阶段、道奇路线阶段，最后在强有力的通货紧缩政策下被抑制下来。在整个通货膨胀过程中，日本政府坚持发展第一位的政策，对我国经济具有启迪意义。

关键词：通货膨胀、金融紧急措施、赤字财政、倾斜生产、道奇路线

一、日本战后经济危机概况

二战后大部分参战国家发生了严重的通货膨胀，这些都是典型的财政通货膨胀，而其背景则是作为战争的结果所发生的供应能力的极端缩小。

战后日本的通货膨胀尤其严重，原因有：第一，长期战争积累了强大的购买力，而消费品的供应能力却因战争破坏下降了。假定以1935年生产设备余额为100，那么战后则为140。第二，滥发的临时经费加剧了通货膨胀。第三，以转产为由的银行贷款增多和存款的减少。1945年8月到1946年1月银行共贷款290亿日元。存款却从1945年9月的370亿日元以每月平均10亿日元减少。第四，银行券的大量发行。第五，存款挤兑；第六，物资被隐藏和生产上人为的开工不足；第七，大资本为避免资产被没收而减产或转产。

战后日本通货膨胀的总体表现是物价的飞涨，黑市贸易盛行。如东京零售物价指数从1945年至1949年物价增长了240倍。（见表—1）

摘要：英国在二战后建构了自己衰落、渐变、动摇和务实的国际形象。在世界霸权和平的转移中，在平缓而不是大起大落的变化中，英国没有落伍，它仍然在前进。当我们以国际形象的视角回顾英国从二战结束到现在这段历史的时候，我们更多关注的是它的衰落、渐变、动摇和务实。它在这个过程中塑造的国际形象，为国际社会提供了有益的启示。英国的实例告诉我们，作为国际形象基础的国家实力的各个组成部分中，人口、国土和资源等自然因素是基础的基础。

关键词：英国；国际形象；启示

二战后英国在相对衰落中失去了领先世界潮流的能力，在世界霸权和平的转移中，在平缓而不是大起大落的变化中，英国没有落伍，它仍然在前进。当我们以国际形象的视角回顾英国从二战结束到现在这段历史的时候，我们更多关注的是它的衰落、渐变、动摇和务实。它在这个过程中塑造的国际形象，为国际社会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一、塑造国际形象必须以国家实力为根本基础

没有一定实力的国际行为主体，就不具备进行国际形象塑造的物质条件，国家实力限定了国际形象塑造的方向和潜在空间。上述命题如此显而易见，然而如果把它同英国的实际结合起来，就会产生悲剧的味道，启发我们进一步地思考。有学者认为：“在20世纪，进步是英国历史的主流，它发展的大方向是应该加以肯定的。”［1］然而，从国际政治的角度看，进步并不是20世纪特别是二战后英国国际形象的最主要的特征，它最主要的特征是“衰落”，这最终还是由英国的国家实力决定的。人们在探求英国“衰落”的原因时，“往往首先考虑英国本身太小的事实”［1］，支撑这个事实的两个指标——人口和国土正是国家实力最基本的变量。也就是说，英国的实例告诉我们，作为国际形象基础的国家实力的各个组成部分中，人口、国土和资源等自然因素是基础的基础。

在充满自由竞争的国际政治体系中，政治影响力在国际行为主体间的分配是不均衡的，对这种影响力的追求势必受到政治资源、国际关系模式、国际社会交往、文化等因素的制约，而它的作用则是预测、探寻未来的行为［2］。如果我们要依据上面的判断“预测、探寻未来的行为”的话，那么它的潜台词或者说它的进一步的推论就是，在全球化条件下，塑造世界强国形象的机会将更多的倾向于人口和国土大国。

中东是伊斯兰教的发源地和传播地。伊斯兰教是一种涉世性极强的宗教，政教合一、族教混同、两世兼重是其根本特点。所以，在中东现代化启动、发展乃至受挫的过程中，伊斯兰教与其紧密相随，相伴而行。既体现了与现代化的矛盾和冲突，也表现了与现代化的适应性与相容性。[1]从战后中东社会现代化进程的角度出发，探讨伊斯兰教及其改革与中东社会现代化进程的相互关系，研究世俗化与伊斯兰教发展对中东社会现代化产生的影响，对于揭示中东现代化的发展规律及其前景具有重要意义。

一、伊斯兰教与政治制度的演进

战后中东地区政治发展的一个重大变化就是相继诞生了一批现代民族国家。这些民族国家纷纷以政治的或文化的民族主义为立国之本，以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维护国家与民族的利益为根本宗旨，以发展民族经济从事现代化建设为基本目标，在上层建筑领域则以政治制度、法律制度、教育制度的世俗化为基本方向。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传统伊斯兰教的社会基础，降低了伊斯兰教在政治生活中的地位。致使传统伊斯兰的政治思想一度受到冷遇，甚至是某种程度上的衰落。尽管在这些国家的宪法中还抽象地肯定伊斯兰教的重要地位，规定伊斯兰教为国教，国家元首也要由穆斯林担任，但实际上官方的意识形态、政治体制、政党组织、议会制度以及政治领导作用等方面还是以世俗化为基本点。伊斯兰教基本上被置于从属于国家政治的地位。所以，战后初期直到60年代末期，伊斯兰教在政治方面的主导作用仅仅体现在是作为阿拉伯民族主义、社会主义的一种补充，它只是为国家政权的正义性、合法性、庄严性提供了一种传统依据和神圣的象征。[2]

但是，60年代末开始，随着伊斯兰复兴运动的兴起和迅速蔓延，伊斯兰教在中东政治生活中的作用日渐加强。各国政府纷纷利用伊斯兰教来加强自己政治的合法性基础，各国政府的议会在制定、颁布并实施一系列内外政策时，均以伊斯兰教为价值判断标准，以争取各阶层穆斯林的支持。他们还在一些官方文件和大众传媒中尽可能地使用穆斯林熟悉的伊斯兰语言，并依靠宗教权威机构来解释各项政策的“合法性”。一些国家的政府还出巨资帮助宗教组织和宗教活动，就在推行“世俗化”最为积极的埃及、土耳其等国的政府也都十分注意利用伊斯兰教来改变其“世俗”形象，而不再特别强调和推行“政教分离”了。[3]

在一些中东国家，伊斯兰教成为组织反对本国政府的旗帜和工具。在这些组织中原有的伊斯兰反对派组织的活动日趋活跃，名目繁多的新组织也纷纷出现。其中影响最大的有埃及、叙利亚、约旦等国的“穆斯林兄弟会”，伊拉克的“号召党”，土耳其的“救国党”，黎巴嫩的“阿迈勒运动”和“真主党”，阿拉伯半岛的“伊斯兰革命阵线”等。各国的反对派组织一般都利用伊斯兰教抨击当权者推行的政策违背了正统信仰，违反了伊斯兰教法，破坏了伊斯兰传统社会。甚至认为民族国家本身就是违反伊斯兰教义的。并号召人民应该起来推翻现存政府，重新建立真正的伊斯兰政府。他们往往利用穆斯林群众对现实不满的情绪，掀起民众运动，反对执政当局。一些极端组织和激进分子还采取绑架、暗杀、劫机、袭击政府官员等暴力手段与政府进行斗争。伊斯兰组织对中东政治影响最大的事件是伊朗伊斯兰革命的胜利。

当代伊斯兰教在中东政治中的作用还体现在这些国家的对外政策上。早在战后初期埃及与沙特争雄抗衡的斗争中，双方就都以伊斯兰教为对外政策的工具。纳赛尔执政时期特别强调伊斯兰教在对外政策中的作用，专门发起成立了世界伊斯兰教大会，作为联系和影响保守的阿拉伯国家的一条渠道。沙特阿拉伯则利用其丰富的石油资源和拥有麦加和麦地那两个伊斯兰圣地的有利条件，发起成立了伊斯兰世界联盟，用泛伊斯兰团结来对抗以埃及为代表的激进的阿拉伯民族主义。第三次中东战争后宣布成立的伊斯兰会议组织成为伊斯兰国家走向联合的政治标志，这一体现泛伊斯兰团结精神的国际组织，强调伊斯兰国家有共同的宗教信仰、相似的文化传统和近代历史遭遇，在国际事务中要加强团结，广泛的开展合作。

论文关键词：战后资本主义;生产力发展;理性思考

论文摘要：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经济得到飞速发展，生产力水平不断提高。但这一切相对于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和历程来看还很短。因此，不断研究和学习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尤其是战后资本主义国家生产力发展的经验教训，就显得尤为重要。同时，这些研究和学习对于正确认识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艰巨性和必然性有极为重要的意义。本文主要从资本主义生产力发展的外部原因和内部原因两方面思考并进行论述。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1945年以后），短短几十年，资本主义生产力取得巨大发展。这种发展不论是速度还是规模都前所未有，影响巨大。这些对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生产力发展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和研究价值。那么，战后资本主义生产力到底取得了哪些发展呢？下面就对资本主义生产力发展状况进行初步的认识。

一、对资本主义生产力发展的认识

首先，经济方面。战后资本主义国家在世界经济发展中处于制约地位，世界经济中最大的一块是发达国家经济。世界经济展的速度与规模仍在相当程度上受发达国家的制约，并且在国际经济事务中处于支配地位。今天的世界经济是由包括各种类型经济的200多个国家和地区参与的全球经济,不是也不能受哪一部分国家的完全支配。但是，诸如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贸易组织之类的国际经济机构的活动,诸如国际价格、利率、汇率之类的国际经济要素的变动,还在一定程度上受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支配。

同时在这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五十多年的历程中，也并非都是一帆风顺，它也经历了各种坎坷和波折，呈现出螺旋式发展的特点。

二战结束之后，世界各国均以发展或振兴本国经济为己任。传统的"地缘政治"走到了尽头，取而代之的是"经济政治"时代的到来，经济实力成为衡量一国国际地位的重要标准。但受地理环境等外在因素的影响，各国之间均存在着明显的经济差异，形成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两极分化。一般认为，造成这种差异的决定性因素是由于各国社会发展道路的迥异。特别是两德的统一，被看作是东西方对抗，资本主义战胜社会主义的标志之一。两德的分裂是冷战的产物，它的统一固然受冷战结束的影响，但却是建立在两德经济发展差异的基础上。"至1989年东德人均国民生产总值降为联邦德国的33%"。（1）人民生活更是出现了明显的差异。"1988年民主德国的平均月工资收入为1270东德马克；联邦德国为3850西德马克，按照1：1的比率计算，民主德国的平均月工资也只有联邦德国的三分之一"。（2）由于东德的产品质量、服务质量均赶不上西德，工作时间长、闲暇短，东德人民的实际生活水平大约只及西德的二分之一，生活水准也相应低于西德。最终东德以一种羞辱的心态并入西德版图，放弃了自己坚持、宣传了几十年的社会主义口号。而西德正是凭借强大的经济实力完成了祖国的重新统一。从中不难发现一个问题：何以两个同时起步的德国，经济发展的差异如此明显？难道仅仅是因为两德选择的发展道路不同吗？显然不是。这就有必要对产生这种差异的历史原因作多方面的探究。一、国内环境是经济发展的内部动因

1．地理环境资源的差异

资源分布在东西两德之间存在着差异。东德位于欧洲大陆的中心位置，国土面积仅为西德的1/3，境内自然资源贫乏，"全德出铁量仅占1.3%，煤占2%，钢占7%"。（3）相对而言，"全德78%的矿山、84%的冶金铸造产品出自西部地区"。（4）由于地理形势的影响和相对缺乏工业原料，造成东德强烈依赖于区域之间的经济联系。一旦与东西方的经济联系被切断，其生产的物质条件和经济发展的速度必然会受到影响。而事实是，东德作为苏联的卫星国，不仅拒绝了欧洲复兴计划的援助，而且不能与周边国家的经济互相协调一致，也不能参加整个欧洲经济整顿和重建传统贸易关系的工作。1961年"柏林墙"的建立虽有效地阻止了劳动力的外流，却也隔绝了与西方的联系。这对东德的经济发展产生的影响是消极、长远的。

从历史发展看，东西部一直存在着工业化程度和生产效率方面的差距。紧邻法国的西部地区是工业发展最早，也最为先进的地区。二战前德国的重工业、原材料工业大多集中在西部?quot;1936年德国西部地区在全国整个工业产值中占61%，其中，原料和基础材料生产占66%，基础设备生产占61%"。（5）东部则寥寥无几。战后西德又承袭了战前德国的绝大部分工业设施，"德国分裂后，英、美、法占领区的工业产值占1944年的63%，而基础材料占63%，消费品工业占60%"。（6）包括鲁尔和萨尔两大工业区。相比较，西德拥有的原有工业基础雄厚，使经济的重建置于高水平起点上。

2．人力资源的差异

战后的西德满目疮痍，然而德国一贯重视教育而培养出来的大批专业技术人才却没有因战争而耗尽，这些人才成为战后西德复兴必不可少的"非物质资本"。为迅速恢复经济，西德企业极重视将受到专业培训的人才安排到工业领导岗位上，而且银行也以专家担任业务领导作为进行贷款的先决条件。各种人才进入企业后，给各企业带来了革新和诸种专业知识，使资本能适应技术进步和需求结构的变化，并已此推动企业的发展。因此历届西德政府均着眼于科技投资和发展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