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仲景范文10篇

【摘要】张仲景在其《伤寒杂病论》中将心病分为“胸痹”“真心痛”“心悸”等病证,其内容包含着丰富的治心病的学术思想。文章全面系统地总结了张仲景治心病的温补心阳法、温通心阳法、清心安神法、养心安神法、和解安神法、补脾益心法、温中宁心法、疏肝通阳法、温肾宁心法、补肾泻心法、阴阳并补法、化饮行气法共十二法，充分体现了张仲景治心病的辨证论治的学术思想。

【关键词】张仲景心病《伤寒论》

心病属“胸痹”“真心痛”“心悸”等病证的范畴。如《素问·脏气法时论》云：“心病者，胸中痛，胁支满，胁下痛，膺背肩甲间痛，两臂内痛。”《灵枢·厥病篇》曰：“真心痛，手足清至节，心痛甚；旦发夕死，夕发旦死。”张仲景继承和发展了《黄帝内经》治心病的学术思想，在其《伤寒杂病论》中包含着丰富的心病辨证论治学术思想。现探讨总结如下。

1温补心阳法

心之搏动，脉之通畅，皆赖心阳之鼓动。若心阳虚无力鼓动心脉，则可见心烦，心悸，甚则惊狂。治宜温补心阳。《伤寒论》61条：“下之后，复发汗，昼日烦躁不得眠，夜而安静，不呕，不渴，无表证，脉沉微，身无大热者，干姜附子汤主之。”本条为下后发汗，津伤太过，阳随津脱，故昼夜烦躁不得眠。干姜附子汤，即四逆汤去甘草，用干姜附子以胜阴复阳，不用甘草，恐其缓助阳之功。《伤寒论》64条：“发汗过多，其人叉手自冒心，心下悸欲得按者，桂枝甘草汤主之。”本条为发汗过多损伤心阳，空虚无主，故心下悸，虚则喜按。桂枝甘草汤用桂枝温阳，炙甘草益气，且可甘缓桂枝温而不热，不致汗出，并可辛甘化阳。《伤寒论》118条：“火逆下之，因烧针烦躁者，桂枝甘草龙骨牡蛎汤主之。”本条为误用火疗而复下之，致心阳虚损，心神浮越。方用桂枝甘草汤加龙骨牡蛎温补心阳并镇心安神。《伤寒论》112条“伤寒脉浮，医以火迫劫之，亡阳，必惊狂，卧起不安者，桂枝去芍药加蜀漆牡蛎龙骨救逆汤主之。”伤寒脉浮，本应解表，本条为误用火劫，阳气散乱而亡阳，惊狂不安。桂枝去芍药加蜀漆牡蛎龙骨救逆汤用桂枝汤去芍药以解表，因芍药性味酸收阴柔，非阳虚所宜。加蜀漆以散火邪，加牡蛎龙骨以固亡脱之阳气，并镇浮越之心神。

2温通心阳法

1异病同治

“伤寒中风，有柴胡证，但见一证便是，不必悉具。”（《伤寒论》101条）“呕而发热者，小柴胡汤主之。”（《伤寒论》379条）。小柴胡汤的治疗主症是口苦，咽干，目眩，往来寒热，胸胁苦满，默默不欲饮食，心烦喜呕，脉弦，但是临床证候常见错综复杂，典型的小柴胡汤证候不多，因此，张仲景认为临床上只要见到一部分主证，即可使用小柴胡汤治疗。如少阳邪热迫胃，导致胆胃气逆以致呕吐、发热症状，故用小柴胡汤和解少阳，少阳之邪得解，则热除呕止。张仲景在其著作中反复强调，根据患者病证，认真分析病因病机及病邪所在，若符合少阳病证，即可以小柴胡汤治疗，而非一病一方。

1.1黄疸病“诸黄，腹痛而呕者，宜柴胡汤”《金匮要略·黄疸病21条》。黄疸乃脾胃湿热溢于血脉，行于肌肤所成，其治疗常用清利湿热的茵陈五苓散。但是，在黄疸病过程中，常有肝邪犯胃侮脾所致腹痛、呕吐，可与小柴胡汤疏肝和胃。

1.2大便异常“阳明病，发潮热，大便溏，小便自可，胸胁满不去者，与小柴胡汤。”（《伤寒论》229条）“阳明病，胁下鞕满，不大便而呕，舌上白胎者，可与小柴胡汤。上焦得通，津液得下，胃气因和，身濈然汗出而解。”（《伤寒论》230条）。

以上两条均为阳明少阳同病，以少阳为主的证治。阳明病主见潮热、大便硬结，但是上两条分别见潮热无腑实、腑实无潮热，没有完全具备阳明腑实病的条件，所以不能用承气汤攻下。“胸胁满不去，舌上白苔”是体现少阳证未解，病邪虽入里，但舌苔不是黄燥，未致大热，更见呕逆，说明证候仍以少阳为主，当从少阳论治，亦体现了先表后里的治疗原则，可与小柴胡汤和解少阳、宣展枢机，使上焦气机得以宣通，胸胁硬满可去，津液得下，则大便自调，胃气和降，则呕逆可除，若三焦通畅，气机无阻，自可周身濈然汗出而解。

1.3产后郁冒病“产妇郁冒，其脉微弱，呕不能食，大便反坚，但头汗出。……小柴胡汤主之”《金匮要略·产后病2条》。产妇郁冒病，除头晕眼花、郁闷不舒的主症外，还表现有脉微弱，呕不能食，大便坚，但头汗出等症。郁冒虽有外感因素影响，但主要是与产妇亡血阴虚有关。产后血虚，血虚则导致阴虚，阴虚则阳气偏盛，偏盛之阳上逆，胃失其和降，津液下亏，肠道失润，故见呕不能食、大便坚的症状。治用小柴胡汤扶正达邪，和利枢机，使阴阳相和，则郁冒病诸症自解，正如《金匮要略心典》所说：“邪气不可不散，而正虚不可不顾，惟此法能解散客邪而和利阴阳耳”。

【摘要】中医学界多数学者认为《脉经》是我国现存最早之脉学专著。本文作者则认为：该书系以“类例相从”的方法，对魏以前经典医籍做了一次历史性的总结，是一部汇集魏以前医籍之大成的经典著作。本文从七个方面论述《脉经》当属医经类著作的性质。

【关键词】脉经性质医经

《脉经》魏·王叔和撰。就该书的性质而言，日·丹波元胤的《中国医籍考》将其著录于“诊法”类。中医学界多承此说，认为《脉经》是我国现存最早之脉学著作。然该书自序曰：“撰集岐伯以来，逮于华佗，经论要诀，合为十卷。百病根源，各以类例相从，声色证候，靡不该备。其王、阮、傅、戴、吴、葛、吕、张，所传异同，咸悉载录。”因此，该书系以“类例相从”的方法，对魏以前经典医籍做了一次历史性的总结，是一部汇集魏以前医籍之大成的经典著作。本文拟从七个方面论述《脉经》当属医经类著作的性质。

一、从历史看

1.秦汉为医经与经方分立时期

《汉书·艺文志》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综合性分类目录。其“方技略”著录的是与医药卫生相关的书籍，分为医经、经方、房中、神仙四种。其中房中、神仙两种，章学诚在《校讐通义·汉志方技》中指出“房中、神仙，则事兼道术，非复方技之正宗矣”。因此，我们可以认为，当时医学图籍主要分列为医经、经方。其中以《黄帝内经》为代表的“医经”类著作共计七家，二百一十六卷。其小序言：“医经者，原人血脉、经落、骨髓、阴阳、表里，以起百病之本，死生之分，而用度箴石汤火所施，调百药齐和之所宜。”指出，医经是记述中医学基础理论的一类书籍。以《汤液经法》为代表的“经方”类著作共计十一家，二百七十四卷。其小序言：“经方者，本草石之寒温，量疾病之浅深，假药味之滋，因气感之宜，辩五苦六辛，致水火之齐，以通闭解结，反之于平。”指出经方是记述利用中药组方配伍制成方剂的一类书籍。医经与经方分立，体现了当时学术发展的状况。

医学文化，是指为涉及保健与疾病的各种正规的人类学活动，包括从生物学和文化角度研究人类行为与保健、疾病标准物理现象、社会文化现象与健康之间的关系。

中医文化，是指中医学理论体系形成的文化社会背景以及蕴含的人文价值和文化特征。它是人类文化宝库中一颗璀璨的文化，以其整体的治疗思想，多角度观察病理的方法，奇特的治疗技术，和谐有用药手段而著称于世，是传统文化中的精华学文化构成了中华中医文化的基础和主干。

有了人类，就有了医药的活动。中原地区是中华中医文化的主要发祥地。早在伏羲、黄帝时期，就有了医药起源的美妙中华中医文化的源头。

河南是中医的源头，是中医文化的主要发祥地。人们在长期的采集生活中，逐渐发现了植物药，车渔猎生活中，逐发现了动物药；在冶矿生产实践中，逐渐发现了矿物药。与此同时，又发明了针法、炙法和外治法等。

战国秦汉三国时期，是中医理论体系形成时期，其标志是《黄帝内经》、《伤寒杂病论》和《神农本草经》等医学经典相继同世，《黄帝内经》大约是战国秦汉时期，为后世中医理论之源。《伤寒杂病论》系东汉南阳郡涅阳张仲景所著，该书的最大贡献原则，奠定了临床诊断理论的基础。《神农本草经》成书于东汉的洛阳，其主要贡献是提出了中药学理论。而这三部医药学原完成的，可以说中华医药理论的形成是在中原。

南北朝至隋唐进期，中医学得到了全面发展。

摘要:古代医家治疗哮喘最常用的药物为麻黄，应用时多“去上沫”，现代研究发现，“上沫”中含有大量麻黄碱，“去上沫”后可以减缓麻黄发汗解表之力，更适于哮喘的治疗。历代医家根据哮喘的病因病机，创立了许多行之有效的方剂，如小青龙汤、参苏止咳方等。但也存在煎煮不便、成分复杂、靶点不明等缺点。而西药给药便捷，作用机制明确，但亦存在诸多副作用。所以应采用中西医结合治疗，中医应借鉴现代医学手段，加大对给药途径、作用机制、中药单体、复合制剂的研究。借鉴现代医学疾病量化标准，将中医证候量化，实现精准辨证、精准用药，为治疗哮喘提供思路与方法。

关键词:支气管哮喘;从痰饮论治;麻黄;中西医结合

哮喘是以慢性气道炎症为特征的一种异质性疾病，主要症状有喘息、气短、胸闷、咳嗽等，同时具有可变性呼吸气流受限［1］。全球哮喘流行病学调查显示，全球哮喘患者约有3亿，临床患病率约为4.5%。流行病学调查结果显示，我国哮喘患者约有3000万，临床患病率为1．42%［2］，14岁以上人群哮喘患病率为1．24%［3］，且哮喘患病率较过去明显增加［4－5］。笔者总结古今各医家对哮喘的认识，论述中医药在防治哮喘方面的理论和实践，为临床防治哮喘提供思路与方法。

1理论溯源

《黄帝内经》中有“喘鸣”“喘喝”“喘呼”“喘鸣肩息”等症状的记载，与现代医学哮喘的典型临床表现一致。《黄帝内经》认为，阴阳失和是哮喘的核心病机，《素问•太阴阳明论》言:“犯贼风虚邪者，阳受之……阳受之，则入六腑……入六腑，则身热不时卧，上为喘呼。”《素问•阴阳别论》言:“阴争于内，阳扰于外，魄汗未藏，四逆而起，起则熏肺，使人喘鸣。”东汉末年，张仲景在继承《黄帝内经》理论的基础上，对哮喘症状的描述更加完善，并提出相应的治则和方药。在其著作《伤寒杂病论》中，将哮喘发作的患者称之为“喘家”，提出用小青龙汤、小青龙加石膏汤、桂枝加厚朴杏子汤、射干麻黄汤等治疗。张仲景认为，外邪侵犯可致哮喘，患者可有“喉中水鸡声”，这与现代医学之哮喘发作症状一致。在《金匮要略》中，张仲景系统阐述了痰饮理论，如伏饮、留饮，至今仍对正确辨识呼吸道慢性疾病有指导意义。张仲景描述的哮喘患者易出现“背寒冷如手大”，切合现代临床情况，也是现代从痰饮论治哮喘的理论基础。巢元方在《诸病源候论》中称哮喘为:“上气鸣息”“呷嗽”，并明确指出:“上气鸣息”是因“邪乘于肺……肺管不利，不利则气道涩，故气上喘逆，鸣息不通”。“呷嗽”是“嗽则气动于痰，上搏咽喉之间，痰气相击，随嗽动息，呼呷有声”。指出外邪侵袭，与痰相合，使肺管咽喉不利，肺气宣降失职，肺气上逆而发出声音。治疗上应加用消痰破饮之品。《丹溪心法》首次提出哮喘，强调痰浊是哮喘的重要病理因素，并将疾病分为未发、既发不同阶段，提出“未发以扶正气为主，既发以攻邪气为先”。治疗时，因肺为娇脏，则用药应选用“薄滋味”之品，专主于“痰”。明代《医学正传》中初次将哮与喘分开论述，指出“哮以声响名，喘以气息言”，同时明确哮即“喘促喉中如水鸡声者”。《景岳全书》提出“夙根”论，指出哮病的反复发作与“夙根”有密切关系，“哮有夙根，遇寒既发，或遇劳既发者，亦名哮喘。”将未发、已发不同阶段的治法具体化:扶正气者须辨阴阳，攻邪气者须分微甚。到清代，医家对于哮喘的认识更加详细具体，这对现代哮喘的治疗有重大指导意义。总之，哮喘病机可总结为:“内有壅塞之气;外有非时之感;膈有胶固之痰。”西方医学传入我国后，与中医学相互交融，取长补短，中西医结合治疗哮喘已成为我国独有的优势。

2症状与证候

教学目标

要掌握的基础知识有：我国是世界上首先发明纸的国家；蔡伦改进造纸术；《九章算术》；《神农本草经》；张仲景和华佗的医学成就；张衡的地动仪。

通过归纳秦汉时期我国处于世界领先地位的科学技术成就，提高学生综合概括历史问题的能力。

通过本课的学习，使学生认识到秦汉时期文化的繁荣昌盛，是建立在国家统一、经济发展的基础之上的，说明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的政治、经济的反映，并能从中感受到我国古代科学家的聪明才智、优良品德和高尚情操，激发民族自豪感，加深对中国历史和文化的认同感；秦汉时期许多科学成就处于世界领先地位，特别是造纸术的发明对世界文明贡献巨大。

教学建议

地位分析：

【关键词】脾胃学说;升降学说

脾胃学说与升降学说均是中医基础理论的重要内容之一，对中医临床有着重要的指导作用。在学习、研究这2种学说的过程中我们发现，它们的内容及其形成发展过程有很多重叠和交叉之处，如果把它们汇成两条线，这两条线并不是平行的，而是时有交点甚至紧紧缠绕在一起，是不可分的。简而言之，升降之中见脾胃，脾胃之中寓升降。

1内容上的交叉

脾胃学说的核心内容———脾胃为人体元气之本，脾胃为精气升降运动之枢纽，脾胃为气血生化之源，脾胃主水谷精微之运化，脾宜升则健，胃宜降则和等，无一不与升降密切相关。气机升降可以说是升降学说的灵魂内容，在升降还未引入医学之前，我国古代唯物主义哲学家们就把自然界物质的运动变化归于气之升降，所以升降从一开始指的就是气机的升降。而脾胃为气血生化之源，是人体元气之本，李东垣说:“元气、谷气、荣气、清气、卫气、生发诸阳上升之气，此六者，皆饮食入胃，谷气上行，胃气之异名，其实一也。”［1］可见脾胃与气也是息息相关、密不可分的。那么升降一经引入医学，必定与脾胃产生千丝万缕的联系。《素问·经脉别论》曰:“饮入于胃，游溢精气，上输于脾，脾气散精，上归于肺，通调水道，下输膀胱，水精四布，五经并行。”［2］这既属升降学说的内容，又属于脾胃学说的内容，既是对水液在人体消化吸收之升降出入的描述，又是对脾胃运化水谷精微的论证。《素问·阴阳应象大论》曰:“清气在下，则生飧泄;浊气在上，则生月真胀。”［3］开始运用气机升降出入的理论解释与脾胃相关的病理变化。

正因为脾胃为精气升降运动的枢纽，所以脾胃为病必打破人体升降之和谐;正因为脾胃为气血生化之源，故脾胃病，气血匮乏则必升降无权;正因为脾胃主水谷精微之运化，所以脾胃病则运化失调，升降无序。由此可知，脾胃病必定影响甚或打破人体升降出入的平衡。同样，升降失调也会导致脾胃病。李东垣认为，脾胃内伤发病的主要病机是脾胃气机失调，升降出入失常，所以说“脾宜升则健，胃宜降则和”。另外，自张元素发现药性升降理论之后，脾胃病的治疗用药又开始受药性升降理论的指导。综上可见，脾胃病的病因、病机、治则、用药与升降亦是联系紧密、密不可分的。总之，升降学说与脾胃学说在内容上大多是杂糅在一起的。

2形成发展过程中的交叉

教学目标

要掌握的基础知识有：我国是世界上首先发明纸的国家；蔡伦改进造纸术；《九章算术》；《神农本草经》；张仲景和华佗的医学成就；张衡的地动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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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本课的学习，使学生认识到秦汉时期文化的繁荣昌盛，是建立在国家统一、经济发展的基础之上的，说明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的政治、经济的反映，并能从中感受到我国古代科学家的聪明才智、优良品德和高尚情操，激发民族自豪感，加深对中国历史和文化的认同感；秦汉时期许多科学成就处于世界领先地位，特别是造纸术的发明对世界文明贡献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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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位分析：

教学目标

要掌握的基础知识有：我国是世界上首先发明纸的国家；蔡伦改进造纸术；《九章算术》；《神农本草经》；张仲景和华佗的医学成就；张衡的地动仪。

通过归纳秦汉时期我国处于世界领先地位的科学技术成就，提高学生综合概括历史问题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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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以人为本的医道观

中国传统医学以人为本，重视人的生命价值，认为天地万物，莫贵于人，把保护人类健康、减少预防疾病、追求健康长寿作为中国传统医学伦理的核心。“医乃仁术”更是以人为本的医道观的高度概括。

中国传统医学发展过程中，历代医家倡导以人为本，认为性命攸关为大，医家应潜于医道，济世救人。《素问·宝命全形论》说“天覆地载，万物悉备，莫贵于人”。《灵枢·师传》讲：“入国问俗，入家问讳，上堂问礼，临病人问所便”。张仲景《伤寒杂病论·自序》中从“爱身知己”“爱人知人”出发，指出“精究方术”是为“上以疗君亲之疾，下以救贫贱之厄，中以保身长全，以养其生”。王叔和《脉经·序》中言“夫医药为用，性命所系”，“一言有疑，则考校以求验”。皇甫谧《甲乙经·序》中说“若不精通于医道，虽有忠孝之心，仁慈之性，君父围困，赤子涂地，无以济之”。葛洪《肘后备急方·序》中言选录“率多易得之药，其不获已，须买之者，亦皆贱价草石，所在皆有”，以便“贫家野居所能立办”，强调医要“愍人之苦，惆人之急，救人之穷”［2］。禇澄在《禇氏遗书》提出“用药如用兵”“当验之药未验，切勿急投”。

以孙思邈为代表的一些医家，更是把尊重人和爱护人的生命发展到极致，立“仁”为济世救人的指导思想。孙思邈《备急千金要方·序》中有“人命至重，有贵千金，一方济之，德逾于此”的著名论断；在《备急千金要方·大医精诚》要求医家心怀仁爱，不管“贵贱贫富，长幼妍媸，华夷愚智”，要“皆如至亲之想”。明代龚廷贤《万病回春》中教导医家要“一存仁心，乃是良箴，博施济众，惠泽斯深”，“十勿重利，当存仁义，贫富虽殊，施药无二”。清初喻昌在《医门法律》中说：“医，仁术也。仁人君子必笃于情。”“仁”还是评价医生的重要标准。南齐杨泉的《物理论·论医》指出良医应是“仁爱之士”“聪明理达”“廉洁淳良”“其德能仁恕博爱，其智能宣畅曲解”。宋朝林逋在《省心录·论医》说“无恒德者，不可以作医”。明代龚信在《古今医鉴·明医鉴》中也说：“今之明医，心存仁义。”由此观之，中国传统医学有着以人为本的仁爱传统。

以人为本的医道观还体现在中国传统医学的预防伦理思想中。中国传统医学在治疗上历来防重于治。《素问·四气调神大论》说：“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乱治未乱。”《素问·刺热篇》说：“病虽未发，见赤色者刺之，名曰治未病。”东汉张仲景进而阐述治未病思想，《金匮要略》云“夫治未病者，见肝之病，知肝传脾，当先实脾”。葛洪提出：“治身养性，务谨其细，不可以小益为不平而不修，不可以小损为无伤而不防［2］。”孙思邈在《备急千金要方·养性序》中说：“善养性者，则治未病之病。”朱丹溪在《丹溪心法》中认为，“与其救疗于有疾之后，不若摄养于无疾之先。盖疾成而后药者，徒劳而已。是故已病而不治，所以为医家之法，未病而治，所以明摄生之理。夫如是则思患而预防之者，何患之有哉？”清代叶天士研究既病防变，在《温热论》中指出，“务在先安未受邪之地”。

【摘要】中国传统医学对医德、医道、生命、健康等问题的深刻看法和认识，形成了传统医学伦理观,铸就了早期的医学伦理大厦。它的精诚合一的医德观、以人为本的医道观、“三才”统一的整体观以及朴素的生命质量观为现代医学伦理的发展留下了宝贵的资源，并给当今医学的进一步发展提供颇多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