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良范文10篇

一、张学良国家统一思想的形成

张学良是有着强烈爱国情感的军事将领,他的政治生涯始终是与国家的内忧外患联系在一起的。在早年的军人生涯,便萌发了“息争统一”思想;在东北危难之际,毅然改旗易帜,摆脱了日本帝国主义的控制,结束了东北地区分封割据的状态,促成国家统一,此举标志着张学良国家统一思想的形成。

1.早年军人生涯:“息争统一”思想的萌发

张学良少年时代,正是列强瓜分中国,日俄帝国主义的侵略魔爪伸向东北,内忧外患日益深重的年代。1915年日本提出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年方十五的张学良就“颇受刺激”,“即欲立志为国家做事”。张学良厌恶动荡、希冀和平,深为国势阽危、民生憔悴担忧。曾立志出国学医以应国家之急,又决心当一名学者,均遭父亲反对,在服从为孝的观念下,他不得不走进讲武堂开始了军人生涯。这期间,张学良与爱国教官郭松龄相交甚密,受其影响,“强兵救国”、“抵御外侮”、“改革政治”等进步思想在张学良的思想中打下了深深的烙印。他从此立志,“军人以卫国为天职”。

张学良从青年时代起就开始参与军机,历任奉军要职。在混战的年代,他参加了直皖战争和两次直奉大战,“亲见因战乱原因,满目疮痍,民生凋敝,自己同胞互相残杀,而有为有志之青年,多为牺牲,大伤国家元气,衷心实为忏悔”［1］。逐渐产生停止内战,谋求祖国统一的强烈愿望。他是军阀中首倡弭兵息争的青年将领,受到孙中山“天下为公”的高度赞誉。1928年,他极力说服父帅撤兵关外,尽快结束第三次直奉战争。可见,张学良遵从父愿走上军人生涯的同时,也想利用自己的机会和优势,为国家的和平与统一“作点什么”,并尽力为之,这正是他反对战争而又参与战争的重要思想动因。毋庸回避,在参加战争的起初思想动因中他也曾有封建军阀思想的因素,试图帮助父亲扩充地盘,力挫群雄,但这毕竟不是他思想动因的主流。

2.东北易帜:国家统一思想的形成

摘要:张学良在完成东北易帜后,在内政方面做的第一件大事是枪杀杨宇霆和常荫槐。杨常之所以被杀,是因为他们触犯了为政的大忌,专横跋扈,恣意妄为,不以主帅为重。但考诸事实,杨常虽有致死之由,却无应杀之罪。张学良之所以以中世纪喋血功臣的方式枪杀杨常,主要是受人挑拨,特别是日本人的离间,让张学良感到恐慌。枪杀杨常是未经过任何法律和程序的,枪杀杨常后对东北政局具有正负两方面的影响。张学良枪杀杨常既反映出他具有政治家非凡的决断能力和气魄,同时也反映出他内心还有不自信的一面。

关键词:张学良;杨宇霆;常荫槐;杨常事件

Abstract:AfterPeterH.L.ChangtookovertherulinginNortheastChinain1928,thefirstimportantthinghedidwaskillingYangYutingandChangYinhuai.ThereasonwhytheyhadtobekilledwasthattheyviolatedtheoldChina''''straditionofofficialcircles,i.e.,disobeyedPeterChang''''softencommandsinadditiontotheirimperiousnessandridingroughshodoveralloppositiontotheirideas.But,inviewoflegality,therewerenofullreasonstoputYangandChangtodeaththoughPeterChangthoughtthattheyweresoeviltohimthattheybothtobeeliminated.Whathedidwaslikeanancientemperorkillinghishighministers.TherealreasonsofkillingthemwerethatsomeonesespeciallyJapanesesoweddissentionbetweenPeterChangandthemtofrightenPeterChang.ThereisnohistoricevidencetoprovethatkillingYangandChanghadbeeninaccordancewithlegalproceedings,andthekillingexertedbothpositiveandnegativeinfluenceonNortheastChina''''spoliticalsituationthen.ThekillingnotonlyreflectedPeterH.L.Chang''''sremarkablecourageandabilityinjudgmentasapolitician,butalsorevealedthathelackedconfidenceinhisinnerworld.

Keywords:PeterH.L.Chang;YangYuting;ChangYinhuai;killing

杨宇霆、常荫槐被杀是东北近现代史上特别是张学良执政期间的重大事件。张学良为什么枪杀杨常?杨常为何被杀?杀后罗列的罪状是否属实?杨常被杀后对东北政局有着怎样的影响?又该如何评价张学良“枪杀杨常”事件?进一步探讨这些问题,对于深入研究张学良及东北近代史,具有重要意义。

一、杨常被杀经过及公布的罪状

一、东北新建设提出的历史背景

东北幅员辽阔，土地肥沃，资源丰富。优越的自然条件，加之在地理位置上与日俄两国相邻，历来成为日俄两国争夺的焦点。尤其是日本帝国主义自中日甲午战争之后，通过一系列不平等的条约，在中国东北获得了“特殊权益”，对东北进行经济侵略，掠夺中国的资源，倾销其商品。以“满铁”为中心的日本资本主义势力几乎垄断了东北的经济命脉。至20世纪20年代末，日本商品占东北贸易进口额的70％，占出口总额的75％。日本在东北的投资高达14亿日元。日本大量商品和巨额资本的涌进，严重摧残了东北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

张学良深知：“经济是一国命脉，经济上不能复兴，政治上就永远没有独立自主的一天。”鉴于发展经济对于实现民族独立的重要性，张学良主政东北后，就发出了“东北新建设”的号召。1928年10月10日，张学良为《东北新建设》杂志题名。1929年10月8日，张学良提议成立东北新建设委员会，通盘筹划东北新建设事宜。他认为，所谓“东北新建设”或“建设新东北”，“新”就是现代化，其目的就在于“建设新的东北，助成现代化国家，消弭邻邦野心”。至九一八事变前，张学良兴办实业，发展经济、教育，整顿金融，振兴民族经济，为东北实现经济现代化做出了重要贡献。

二、东北新建设实施过程中的经济建设

1．整顿金融业

张学良主政东北之初，面临严重的经济危机和通货膨胀，东北本币奉票发生毛荒：1925年10月17日，奉票与现洋百元之比为229，到1928年猛增到2510，而到1929年6月24日则增至7200。奉票的急剧贬值导致物价飞涨。日本乘东北金融混乱之机，大量向外抵借。张学良为了抑制通货膨胀的恶性发展，果断采取了以下措施。

摘要：分析了张学良主政东北时发出“东北新建设”号召的历史背景；从整顿金融业，发展农业、民族工业以及交通运输业等方面，阐明了实施东北新建设的主要内容，论述了张学良在推进东北新建设、实现经济现代化过程中做出的重大贡献；从历史与现实结合的角度阐述了张学良实施东北新建设对今天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启示。

关键词：张学良；东北新建设；经济现代化

张学良是一位伟大的爱国者。他对推动中国社会进步，对中华民族解放事业的贡献，除了反对内战，主张和平统一祖国以外，还体现在他一直致力于和平建设国家方面。张学良主政东北时曾大力推进东北的经济现代化建设。学术界同仁研究东北新建设中的经济现代化建设对当代的启示略显薄弱，本文试图就这一问题加以探讨。

一、东北新建设提出的历史背景

东北幅员辽阔，土地肥沃，资源丰富。优越的自然条件，加之在地理位置上与日俄两国相邻，历来成为日俄两国争夺的焦点。尤其是日本帝国主义自中日甲午战争之后，通过一系列不平等的条约，在中国东北获得了“特殊权益”，对东北进行经济侵略，掠夺中国的资源，倾销其商品。以“满铁”为中心的日本资本主义势力几乎垄断了东北的经济命脉。至20世纪20年代末，日本商品占东北贸易进口额的70％，占出口总额的75％。日本在东北的投资高达14亿日元。日本大量商品和巨额资本的涌进，严重摧残了东北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

张学良深知：“经济是一国命脉，经济上不能复兴，政治上就永远没有独立自主的一天。”鉴于发展经济对于实现民族独立的重要性，张学良主政东北后，就发出了“东北新建设”的号召。1928年10月10日，张学良为《东北新建设》杂志题名。1929年10月8日，张学良提议成立东北新建设委员会，通盘筹划东北新建设事宜。他认为，所谓“东北新建设”或“建设新东北”，“新”就是现代化，其目的就在于“建设新的东北，助成现代化国家，消弭邻邦野心”。至九一八事变前，张学良兴办实业，发展经济、教育，整顿金融，振兴民族经济，为东北实现经济现代化做出了重要贡献。

一、军事技术教育——张学良强调要训练军技过硬的精兵强将

作为军人，张学良对军队的军事技术教育尤为重视。他对军官的考核、升迁有着严格的军事技术要求和规定，经常是以部队间的对抗演习和实弹射击的成绩，作为考核评分和奖惩的标准。对待下级军官和军士的军事培训他也极为重视。1928年他刚主政东北即通令“各军一律添授内堂，每日上课一二小时，添授中国武术，每日至少一小时”[1]。成立各类高、中、初级军事教育机构，设立轮训下级军官的军官养成所和训练军士的教导队等，都是张学良提高东北军军事技术素质的具体措施。例如在培养初级军事人才的讲武堂，教官多聘请北京陆军大学、保定军官学校和日本士官学校出身的军官担任。军事教育课程也主要参照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和保定军官学校教程制定。在学科方面有典、范、令、战术学、兵器学、地形学、筑城学、交通学、军制学、卫生学、军队教育学等教学内容;在术科方面有制式教练、战斗教练、野外演习、实弹射击。阵中勤务、筑城作业、通信作业等教学内容，均由队长、队附担任讲授。刺枪术、马术和器械体操(如天桥、浪木、平台、木马、大小双杠、障碍超越)等，均由各专属教官教授。刺枪术完全是学日本的，操作时带有护具，如护胸、护面、护手等。学员的野营演习也是必不可少的，如实地战术作业、测图实施、野战筑城、通信作业、战斗、行军、宿营及阵地彻夜等。为提高部队的军事素质，学习国外先进军事技术，张学良多次选送学员出国培训。例如1925年3月张学良一次性就送出35人到法国留学。其中在东北军官训练班的1?000余名学员中，挑选年龄小、体格健壮的葛世民、白景丰、王常立、朱长凯等28人学习航空;在陆军中挑选李健勋、尚业昌2人学陆军;在北京工科和中法专门学校挑选杜采林、于天民等3人学机械，还有翻译2人。28人学习航空者，有18人在招收学员条件非常严格的法国毛兰纳航空学校接受学习和训练，10人在法国西南克鲁德亚的高特龙航空学校学习和训练，主要学习机械、驾驶、战斗、轰炸、无线电联系等。28人毕业后都获得了国际航行驾驶证，具有初级航空人员资格。1926年，这28人又先后在法国南部的依斯特陆军航空学校训练，学习驾驶和战斗。在里昂的法国正规航空军35团参加轰炸、投弹、瞄准、扫射、空中战斗、无线电联系等实际战斗见习。1927年初学成回国，成为当时中国空军界令人瞩目的有生力量[2]。

二、军队政治思想教育——张学良强调要树立为民族争生存的思想意识

统帅下的东北军，在政治思想方面主要是灌输封建的“忠君”思想，要求部队“效忠”个人，服从的意志，感激的“恩泽”，甘心情愿充当的家兵。张学良在东北军改造中，特别注重现代化新式军队的政治思想教育，力求把东北军由过去的军阀军队改造成为“国家的武力”和“民众的武力”。他教育东北军官兵要“以人格为立身之本”，1930年1月他在葫芦岛航警学校轮机班毕业典礼上提出:“航警学校之创立，意在造成海军专门人才”，“诸生毕业后，应重实习，尤须与下级士兵同其甘苦，并当不畏艰难，发扬朝气。现中国海军尚在幼稚时代，欲求发达，端赖人材，否则纵有海军，徒资敌用，甲午之役可为殷鉴。近来外患更亟，诸生既为军人，有捍卫国家之天职，责任重大，今举三事，用相策励:一、修养人格;二、继续求学;三、放大目光。三者之中，以人格为立身之本，更须注重为党国之干城，树军人之模范”[3]255。他教育东北军官兵要“认清军队为国民所共有”，1931年5月他在呼吁和平统一时强调:“操军权者，不过受国民之委托，代其节制训练，既非任何个人所得而私有，更非任何个人所得而滥用”，只要认清这一点，“则一切祸根，立可消除。军人能克制权欲，服从命令，以国利为前提，以民意为依归，军队始得谓民众之武力;军人以此自勉，社会以此策励，和平统一乃得植牢(于)不可拔之根基”[3]462。他教育东北军官兵要“下最大决心为民族争生存”，1934年9月他对庐山军官训练团第三期东北军毕业学员训话:“国家已经到了今天这样地步，国人胥应有最大觉悟，用最大的努力，以挽救危亡。每一个人都应知道，要想把今日中国弄得好，任何阶级都要负责任;尤以吾侪军人负责特重”。“我们更不要忘记的是:生于东北的军人对于收复失地复兴民族的责任，所负尤大。应当无时无地不在记着，你们是生于东北，长于东北，东北父老对于你们有最(殷)切的期待。”[4]810－811他教育东北军官兵要牢记“军人以卫国为天职”，1936年他在长安王曲军官训练团多次发表抗日理论与实践讲演，强调“抗日是中华民族唯一的出路”，“抗日是东北军的最大使命”，“东北军不只要抗日，而且还要站在抗日战线的第一线”。号召全军将士:“宁肯斗争致死，决不束手待毙!”张学良的抗日决心与信心，对东北军提高认识、统一思想起了很大作用，对联共抗日的工作发生很大影响。王以哲是张学良最得力的助手，很受张学良的信任和重用。我们仅从王以哲任第七旅旅长时，亲自编写的“旅训”、“旅歌”中，也可以看出张学良对东北军的政治思想教育理念。王以哲写的旅训是:“我民族受强邻压迫，危在目前，凡我旅官、士、兵、夫等，务本总理遗嘱及司令长官旨意，牺牲一切，努力工作，以互助之精神，结成团体共赴国难。”王以哲写的旅歌是:“痛我民族受强邻之压迫，最伤心割地赔款，主权剥夺，大好河山成破碎，神州赤子半漂泊，有谁人奋起救祖国，救祖国。我七旅官、士、兵、夫快快来负责，愿合力同心起来工作，总理遗嘱永不忘，长官意志要严磨，乘长风直破万里浪，救中国。”王以哲还要求部队每天早晚点名时都由值日官领读、领唱，借以教育部队。

三、军纪风纪教育——张学良强调要造就爱国爱民的文明军人

张学良非常厌恶旧军阀军队扰民之作风，在他的军队教育理念和实践中，特别强调军纪风纪教育。1923年张学良担任东三省陆军讲武堂监督和军士教导队队长时，就要求学兵要有爱心，要爱人民，爱国家。他说:“爱者，爱人民也。吾军人食国家之饷乞，何莫非国民之脂膏，乃有军人欺凌百姓，非国家养兵之意也，故人人须具爱国心。”[5]6强调“本队欲以格律之教育，造成文明之军人。无论从学校或军队中来者，一律须受本队之新教育新陶冶，变放荡而秩序，化粗野为驯雅。不但可作兵卒之模范，且可作一切人民之模范”[5]9。他曾多次表示厌恶内战，更对自己参加打内战，使老百姓因内战被蹂躏失所，饥寒交迫，深感难过和内疚，对百姓的痛苦深表同情，多次训令要求“各军应本爱护人民之旨，严饬所部，不但对于地方力戒骚扰，尤宜斟酌情况，予以协助维持，务使各安生业。……如有不法军人，以拉夫抓车扰及地方者，即按军法严惩，以重民生，而肃军纪，是为至要”[5]119。为整饬军纪，张学良还曾险遭不测。那是1926年9月中旬，奉军骑兵师穆春所部，军纪败坏，烧杀抢掠，无所不为，还抢走当地著名喇嘛庙的金佛，民不堪苦，喇嘛不满，便向张学良控诉。张学良对此案异常重视，立即亲自前往张家口处理此案。在张学良召集该师军官和士兵集合训话时有人向其开枪射击，一时间，枪声四起，死伤惨重，卫队长姜化南为掩护张学良而中弹身亡。面临如此险境，张学良临危不惧，指挥部队平息骚乱，当场枪毙该师团长于奉林，然后将师长穆春、旅长王永清和徐永和带回北京关押查处。1928年9月12日，刚刚主政东北的张学良就颁布《整顿军纪风纪的布告》，历数奉军种种不法行为，强调必须以“整饬军纪风纪为先，若不严饬取缔，将何以安地方而保商民”。要求“凡我军人务宜遵守纪律为职责，服从为天职，以保民爱民为念，以扰民害民为戒，倘再有故犯以上等等不法行为，准被害者指名告发，—经查实，定按军法分别从严惩处，决不姑宽”[5]109。并详列整顿军纪风纪条例13条公布于众。1934年张学良重掌东北军后，更是严格检查、教育、约束东北军的军纪风纪，清理、整顿和改善东北军。他深入东北军进行调查巡视，发现东北军有三大致命弱点:即生活不严肃，态度蛮横，不良嗜好太多。军官思想迟钝，做事敷衍，更是弱点中的弱点。为此，他反复在部队讲话谈及此事，要求东北军“无论在职责上，名誉上，尤其是在作人上，我们都应该彻底纠正，彻底改善”。严于律己的张学良果敢地承认:“东北军过去的错误，我本身至少要负有95%以上的责任。”[4]684他一再强调:“我们应当深知民众是我们的主人，我们必须保护我们的主人;必须竭力爱民，维护地方的安宁秩序，尽量解除民众方面的痛苦，而后军民始能打成一片，始能收军民合作之效。”[5]21他要求“全军将士每个人心中时刻要想着三个问题:(1)你们的一切享受，都是老百姓的膏血，你们拿什么来报答老百姓?怎么样才能使中国的老百姓都能自食其力，安居乐业？(2)你们要如何地彻底觉悟，振作起精神，以图光大东北军的荣誉?(3)你们常想着如何才能实践长官谆谆告诫的事项？如何才能完成军人神圣的天职”[6]。

摘要:张学良是伟大的爱国者和民族英雄。其国家统一观经历了从青年时代“息争统一”思想的萌发,到“东北易帜”国家统一思想的初步形成,再到武装调停中原大战,国家统一思想与地方主义观念的结合。从九一八事变到热河失守,张学良国家统一思想与保存地方实力观念发生碰撞。西安事变的发生,标志着张学良国家统一思想升华至全新境界。身陷囹圄后,仍心系祖国和平统一大业。实现国家统一是张学良一生的期盼和追求。

关键词:国家统一;东北易帜;九一八事变;西安事变

一、张学良国家统一思想的形成

张学良是有着强烈爱国情感的军事将领,他的政治生涯始终是与国家的内忧外患联系在一起的。在早年的军人生涯,便萌发了“息争统一”思想;在东北危难之际,毅然改旗易帜,摆脱了日本帝国主义的控制,结束了东北地区分封割据的状态,促成国家统一,此举标志着张学良国家统一思想的形成。

1.早年军人生涯:“息争统一”思想的萌发

张学良少年时代,正是列强瓜分中国,日俄帝国主义的侵略魔爪伸向东北,内忧外患日益深重的年代。1915年日本提出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年方十五的张学良就“颇受刺激”,“即欲立志为国家做事”。张学良厌恶动荡、希冀和平,深为国势阽危、民生憔悴担忧。曾立志出国学医以应国家之急,又决心当一名学者,均遭父亲反对,在服从为孝的观念下,他不得不走进讲武堂开始了军人生涯。这期间,张学良与爱国教官郭松龄相交甚密,受其影响,“强兵救国”、“抵御外侮”、“改革政治”等进步思想在张学良的思想中打下了深深的烙印。他从此立志,“军人以卫国为天职”。

一、张学良的“体育救国”理念的形成

自汉朝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并经历代统治者推广以来,整个中国社会都秉承了“崇文抑武”的价值观念,其典型就是宋、明两个文弱王朝。后人总结明朝灭亡教训时甚至提出“士人亡国说”,认为正是过分“重文轻武”导致明王朝军事实力薄弱从而不能抵御清军的攻击。鸦片战争后,特别是第二次鸦片战争以来,在鸦片大肆泛滥、忽略体育教育、社会经济生活落后等诸多原因的综合作用下,中国人体质日渐虚弱,被外国人诬为“东亚病夫”。在国势衰微、强敌入侵的大背景下,中国先进的政治家、思想家和学者们提出“师夷长技以自强”,主张引进西学,近代体育也随着“西学东渐”的过程传入中国。

由于发轫于国势凋零的历史条件,故中国近代体育起初并没有浓厚的竞技色彩,而是带有强烈的“强兵强国”的政治色彩。洋务运动家首先将西洋体操引入军队,并任用洋教习带队练习,其目的正如张之洞所说:“体操学,关衰旺,人人胜兵其国昌”［1］,从而达到“制夷”的目的。维新思想家梁启超从政治高度出发,盛赞西方注重体育教育,“锻炼强民之体魄”,主张中国借鉴西方之长,以体育配合智育,培养出具有“民德、民智、民力”的合格公民,将体育视为个人全面发展与国家兴旺的政治基础。资产阶级革命先驱孙中山将体育提升到挽救国家危亡的高度:“今以提倡体魄之修养,此与强种保国有莫大关系。”［2］在他的倡议和推动下,革命派于1905年在绍兴创办了体育单科学校[CD2]大通师范学堂。清政府亦于1906年通令全国各省于省城师范学堂附设体育专修科,“以养成小学体育教习”。

由上看出,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各个阶层已逐渐将体育当做救国的重要途径加以提倡,并在有限的范围内进行了初步实践。进入20世纪后,中国状况不但没有改观,其情势反而愈加急迫。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1901年清廷与列强签订了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中国由此完全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此后,沙俄(及其后的苏俄、苏联)与日本在东北展开了激烈的争夺,东北人民饱受凌辱,东北面临瓜剖豆分之势。

生于1901年的张学良在成长过程中亲身体会了被压迫者的切肤之痛。在与进步人士特别是与孙中山的交往中,张学良吸收了中国近代体育思想的精华。“皇姑屯”事件后,他子承父业,作为东北的实际统治者更加深切地感受到了亡国危机。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张学良形成了他“体育救国”的理念,其主要内容包括以下三点。

首先,“五育并重”、注重体育。由于地处一隅,加上清政府实行边禁政策,因此东北地区文化发展滞后,教育尤为如此,张学良希望通过教育改变落后挨打的局面。在梁启超“三育并重”的基础上,张学良提出德、智、体、美、群“五育并重”的教育方针,将教育看做救亡的起点与立足点:“诸生务须认明今日教育为救国方法之出发点,今日学生,为将来国家之主人翁,……必须养成完美人格,求得真实学问,方不负养士初衷,才可负救国重任”［3］672。针对中国当时整个社会忽略体育的现状,张学良感到百倍惋惜:“我们中国教育界,大半不肯注重体育,所以各处学生,多半体质柔弱,把他们的学业,间接耽误了”,“健全的精神,藏在健全的身体里面”,“如果没有好体育,就是有好学问,也恐无用了”。有鉴于此,张学良要求学生“个个特别注意体育,然后用健全的身体,研究精妙的学问,造成有用之才,方不负国家设学的本旨”［4］。在此,张学良纠正了历史上的理念偏差,明确指出:体育是教育的有机组成部分,健全的身体是智育的物质载体,更是“养成完美人格”、改变国人“东亚病夫”形象的重要途径。

一、最终配合张学良、杨虎城，基本上同意张学良杨虎城所提的八项救国主张，表示愿意以领袖的人格担保兑现谈判达成的协议。尊将为领袖并与有着的非同一般关系的张学良看到既然已经作出如此姿态，便决定送蒋回宁，以维护领袖的威信和尊严。

一开始的态度十分蛮横，拒不与张杨合作，但是后来迫于各方面的压力，同时为了不让何应钦的阴谋得逞，态度变得缓和了，同意与张杨合作，表示：改造政府，三个月内召开救国会议，改组国民党，同意联俄联共。（1）还让22日抵达西安的宋氏兄妹代表他同西安和中共方面进行谈判。经一再讨价还价，宋氏兄妹终于接受了张杨和中共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达成了以“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为基础的协议。对于谈判达成的协议，经和宋美龄的一再劝说，终于表示愿意以“领袖的人格保证”兑现，回到南京以后逐条逐步执行。24日学口头答应张学良：（一）下令中央军退出潼关以西；（二）辞去行政院长的职务，由张学良推荐战时内阁名单，并令何应钦出洋，令朱绍良等中央大员离开陕甘；（三）回京后释放爱国七领袖；（四）联红容共；（五）立即召开国民党会；（六）联俄联共。（2）这表明了愿意和平解决事变，在与会昭时表示“我们肯定不会打内战了。”（3）25日还对张学良说：“今天以后发生内战，我负责。今后我绝不剿共。”（4）至此基本上接受了张杨在通电中所提的八项救国主张，张杨基本上达到了发动西安事变的目的。

经过“东北易帜”、“中原大战”中武装调停、“九一八”和“热河抗战”失利后代蒋受过，张学良与之间有着非同一般的交情。张学良一直真心尊蒋为领袖，认为“是领袖，有领袖的人格，有可靠的信用，有崇高的威严”（5）正因为如此，在事变之初他就向杨虎城表示“如果委员长到西安后，采纳了我们的意见，我便送他回南京”（6），也曾向做过类似的表态：“为了增高你的声望，便于领导抗日，我愿学一学负荆请罪……（7）现在逐步转向合作，已经答应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基本与张杨八项救国主张相吻合。也就基本实现了张杨发动西安事变的目的。更何况由于西安事变声望扫地，就像蒋自己讲的一样：“栽了一个大跟头，名誉地位统统完了。统帅走上了这条末路，在人们心目中还有什么分量？”那么实现当初的诺言，送蒋回宁，以维护的领袖威信与尊严，便势在必行。这在张学良送蒋回宁前夕的言论可以看出来，他曾对应德田说道：“我们这次发动事变，对他的打击太大，我们说抓就把他抓起来，说放就叫他一走了事，他还成什么领袖？……所以我必须亲自送他回去，使他能够保持威信和尊严，好见人，好说话，好办事，不致使他感到难堪……”。（8）

二、国内外舆论误解张杨发动“兵谏”的目的，强烈反对西安事变，对张学良大肆攻击，要求西安方面尽快释放，这大大出乎张学良的意料。张学良希望通过亲自送回宁来表明自己的诚意，以消除对他的误解，以正视听。

由于西安事变发生后，揭示西安事变真相，提出八项救国主张的通电被东北军交通处处长蒋斌扣压，并先于张杨通电发表前，将西安事变的情况告之何应钦。何应钦得知后，立即将全国所有的邮电系统严加控制，并造谣宣传说西安方面已经全部赤化。在三、四天之中，外界对于西安事变的真相没有丝毫了解，一个星期以后，才在一些地方的私人印刷品上出现了零星的不全面的关于西安事变的消息和张杨的八项救国主张的片断报道，即使这样的报道也遭到国民党特务机构的封锁。因此全国各地迟迟得不到有关西安事变的真实情况，对张杨的八项救国主张也很不了解，生出很多的怀疑与误解。

当时的社会名流都强烈反对西安事变，表示对西安事变不理解和极端的愤怒，谴责张杨，认为张学良这是“劫持最高统帅”，强烈要求立即释放。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等公开责难张学良。在当时很有影响的胡适博士撰写了《叛逆张学良》一文，呼呈全国反对张学良；著名的历史学家傅斯年对张学良进行了少有的谩骂式攻击，说他“做起事来颇象土匪”。当时国内各政治派别，各阶层都有人以极其强硬的口气致电质问张学良。张学良在他们眼中成了典型的军阀，“十恶不赦”的叛徒、土匪。这给张学良以措手不及，让他很苦恼。本来在“九一八”事变丧失东北三省，“热河抗战”失利，在西北围剿中共领导的红军，这一切责任都在，可是为了丢车保帅，不得不替蒋受过，背上了“不抵抗将军”的骂名，被逼下野“出洋考察”。现在他为了抗日，不得已通过“兵谏“的非常举动来逼蒋抗日，不料还是让国人不理解并备受攻击，这不能不让张学良感到苦恼。这些压力都给张学良的精神上以“强烈的刺激”。

一、“拥蒋抗日”主张，奠定事变和平解决的思想基础

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的主要目的是停止内战、联共抗日，他并没有将排斥在抗日统一战线之外，而是提出“逼蒋抗日”的。早在1936年3月，张学良与李克农在洛川会谈时，张学良就针对中共的“反蒋抗日”方针，首次阐述了自己的观点:“要争取一切可能争取的人参加抗日战争，是不是可以包括在内呢”[1]51。1936年4月9日，当张学良与在肤施举行会谈时，张学良进一步阐述了自己的观点，他指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既然要争取一切可以争取的力量参加，那么也应包括在内。他是中国现在的实际统治者，我们发动抗日战争，如不把他争取过来，困难是很大的”[1]56。张学良认为:“是有抗日的思想和打算的，……但他有个很固定的看法，就是认为必须先消灭共产党才能抗日。”张学良深知的一贯固执，也考虑到做其工作的难度，他指出，必须用最大的力量争取，想尽一切办法争取。张学良还明确地向提出具体办法，那就是“你们在外边逼，我在里边劝，内外夹攻，一定可以把扭转过来”[1]57。肤施会谈后，张学良按照最初的设想对展开了艰巨的工作，在多次劝谏、苦谏乃至哭谏不果的情况下，张学良与杨虎城一道断然采取了“兵谏”的方式。事实证明，张学良拥蒋抗日的决心早已有之，这不仅是他发动西安事变的思想基础，也是他坚持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思想前提，注定了张学良在对事变的处理上，必然采取和平解决的方针。

二、确保蒋氏安全，为事变和平解决提供前提条件

张学良在西安事变中，采取了一系列确保安全的措施，为事变和平解决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和前提条件。张学良、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的目的是“逼蒋抗日”，并没有将置于死地的想法。在布置临潼捉蒋时，当于学忠问到抓到后，第二步怎么办时，张学良毫不犹豫地回答:只要他答应抗日，我们还拥护他做领袖。张学良在部署行动计划时，向参加行动的东北军强调要保证蒋的安全。他对负责捉蒋任务的孙铭九、王玉瓒等人反复叮嘱:“千万不可把委员长打死了，万不得已时，只能把他的腿打伤，不要叫他逃跑了。”[2]217当东北军报告一时找不到时，张学良情绪激动地对左右说:“若是找到委员长，我一定说服他抗日，只要他抗日，我仍拥护他为领袖，若找不到他，就割了自己的头，请虎城拿到南京请罪。了此公案，决不能要停止内战而引起内战。若是如此，我张某便成了千古罪人”[3]。焦急万分的张学良命令负责搜山的白凤翔，务必在九点以前找到委员长，否则拿着自己的人头来。可见张学良保护的态度和诚意。此后，张学良又周密部署了在西安的安全问题，将特意安排在张公馆对面的高桂兹之处。从上述的一系列措施中，我们不难看出在西安事变前后，张学良绝无伤害之意，这些为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创造了先决条件。假如当初张学良未对蒋采取相应的保护措施，的性命不保的话，历史真将被改写，新的内战将不可避免。

当时，东北军和17路军内部主张杀蒋的官兵不在少数，包括中共也曾一度倾向审蒋，西安各界更是群情激奋，主张将蒋交付人民审判。张学良并未因此被这种情绪所左右，在公开场合明确表明自己释放的态度。如1936年12月13日上午，张学良在会见被扣押的南京政府方面的要员时，明确表示:“委员长今日诚然是中国的领袖，即今后还是需要他做我们的领袖。但领袖应虚心听取各方的意见，和过去专制皇帝不同，只要委员长能改变态度，采纳意见，我将亲自送他回南京”[4]。张学良尽自己的最大努力试图把西安事变向和平解决的方向指引。

三、力主事变和平解决

摘要:伟大的爱国者张学良在国势危亡的历史条件下继承和发扬了中国近代以来的体育思想,在其基础上形成了“五育并重、注重体育”、“抵御外辱、复兴民族”、“体育走进社会”的“体育救国”理念。在任东北大学校长期间,他将其体育理念付诸实施,为东北大学制定了完备的体育发展规划,完善了学校体育设施,引进体育人才,组建各种运动队并组织参与众多的体育活动。发掘、培养、资助中国奥运第一人刘长春是其体育理念与实践的重要结晶和标志。张学良的体育理念与实践为我国体育发展史和东北大学的发展留下了宝贵的精神遗产。

关键词:张学良;体育理念;体育实践;东北大学

自1896年第一届近代奥林匹克运动会召开以来,世界各国－不论其政治立场如何－都先后加入,中国亦于1932年第十届奥运会首次派运动员参赛。此次参赛的唯一运动员便是东北大学体育专修科学生刘长春,刘长春也因此被誉为中国奥运第一人。刘长春能取得如此殊荣,固然是其努力奋斗的结果,但其成就毫无疑问与东北大学特别是东北大学时任校长张学良的精心培养与大力支持密不可分。值第二奥运会即将于北京举办之际,缅怀中国近代体育史特别是奥运史的大力推动者张学良将军,探析其体育理念、厘清其体育实践,对于进一步发扬光大张学良的爱国主义精神和奥林匹克精神,无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张学良的“体育救国”理念的形成

自汉朝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并经历代统治者推广以来,整个中国社会都秉承了“崇文抑武”的价值观念,其典型就是宋、明两个文弱王朝。后人总结明朝灭亡教训时甚至提出“士人亡国说”,认为正是过分“重文轻武”导致明王朝军事实力薄弱从而不能抵御清军的攻击。鸦片战争后,特别是第二次鸦片战争以来,在鸦片大肆泛滥、忽略体育教育、社会经济生活落后等诸多原因的综合作用下,中国人体质日渐虚弱,被外国人诬为“东亚病夫”。在国势衰微、强敌入侵的大背景下,中国先进的政治家、思想家和学者们提出“师夷长技以自强”,主张引进西学,近代体育也随着“西学东渐”的过程传入中国。

由于发轫于国势凋零的历史条件,故中国近代体育起初并没有浓厚的竞技色彩,而是带有强烈的“强兵强国”的政治色彩。洋务运动家首先将西洋体操引入军队,并任用洋教习带队练习,其目的正如张之洞所说:“体操学,关衰旺,人人胜兵其国昌”［1］,从而达到“制夷”的目的。维新思想家梁启超从政治高度出发,盛赞西方注重体育教育,“锻炼强民之体魄”,主张中国借鉴西方之长,以体育配合智育,培养出具有“民德、民智、民力”的合格公民,将体育视为个人全面发展与国家兴旺的政治基础。资产阶级革命先驱孙中山将体育提升到挽救国家危亡的高度:“今以提倡体魄之修养,此与强种保国有莫大关系。”［2］在他的倡议和推动下,革命派于1905年在绍兴创办了体育单科学校[CD2]大通师范学堂。清政府亦于1906年通令全国各省于省城师范学堂附设体育专修科,“以养成小学体育教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