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范文10篇

战国时期周王室衰微，诸侯蜂起，诸子百家纷纷发表本学派对时局的观点，力求以自己学派的观点拯救时局，这样就形成了中国文化史上第一次思想大解放的局面，史称“百家争鸣”。在这场不同文化的交锋中最为抢眼的是以孟子为代表的儒家学派和以苏秦、张仪为代表纵横家学派。孟子、张仪、苏秦、庄子、杨朱等“士”在向诸侯王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张时，都能严守本学派观点，熟练运用说理技巧，极大地繁荣了战国时期的口语艺术。因为儒家和纵横家是当时最为显赫的两个学派，他们的口语交际活动主要记录在《孟子》和《战国策》等书中，因此本文主要以孟子、苏秦、张仪的口语活动为分析对象。

一、口语艺术的繁荣

战国时期，“天下共主”的周王室逐渐衰微，失去了对所属诸侯国的控制，形成了士国林立的局面。各诸侯国无不怀着“莅中国而抚四夷”的目的，欲图一统天下的宏伟霸业。为此，他们广招安帮治国的天下贤士，谋求富国强兵的奇谋良策，于是礼贤下士蔚然成风。这就为当时的士人阶层提供了施展抱负、发挥才能的政治平台。于是名士蜂起，他们“度时君之所能行，出奇策异智”，纷纷发表自己的政治主张。为了证明本学派政治主张的正确性、实用性，各学派的代表人物一方面要游说各诸侯国国君，使其能够接受自己的政治主张；另一方面要不断地与其他学派的代表人物进行论战，驳斥其他学派的“淫辞邪说”。基于这两种目的，谋臣策士之间的“口水仗”也就在所难免了，正所谓“鼓天下之所动者存乎辞”［1］129。战国时期的纵横家苏秦、张仪是这方面杰出的代表，他们凭借着自己对各诸侯国地理、经济、武力、外交等国情的深入了解，不停地游说于秦国、魏国、赵国、楚国等国之间，令“所在国重，所去国轻”［2］65。以致“一怒而诸侯惧，安居而天下熄”［1］125；达到了“一人之辩，重于九鼎之宝；三寸之舌，强于百万之师”［2］78的效果。而欲达此效果，必须具备高超的口语表达能力。以“好辩”著称的孟子一面向齐宣王、滕文公等宣传“王道仁政”，一面“述圣人之道，拒杨墨”［1］138，同道、墨、农、兵诸家进行了激烈的辩论，形成了轰轰烈烈的“百家争鸣”的局面，在促进思想活跃、文化繁荣的同时，也极大地促进了口语技巧的成熟，繁荣了战国时期的口语交际艺术。

二、口语交际的主要内容

(一)孟子的游说内容：王道仁政孟子是儒家学派的代表人物，一生中他始终不移地推行“王道仁政”的政治主张。因此，他在周游列国时向各国君主系统地阐述了自己的“王道”理想和“仁政”措施。他的观点综合体现为以下四个方面：

1.省刑薄敛国君要一统天下，就必须得民心，而得民心就必须省刑罚，薄税敛。孟子在《孟子•公孙丑上》中指出：“市，廛而不征，法而不廛，则天下之商皆悦，而愿藏于其市矣；关，讥而不征，则天下之旅皆悦，而愿出于其路矣；耕者，助而不税，则天下之农皆悦，而愿耕于其野矣；廛，无夫里之布，则天下之民皆悦，而愿为之氓矣。”如果国君能推行上述的治民政策，就会“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第8课战国七雄

北京市第28中学特级教师陈毓秀

（一）教学目的

1．要求学生掌握的基础知识：

战国时期的起迄年代。战国七雄的形成和方位，商鞅变法的背景、内容和历史作用。我国封建社会的形成。围魏救赵和马陵之战。合纵与连横。

2．要求学生从思想上认识：

影视城，顾名思义，是因影视剧拍摄而搭建的外景地，或以影视文化为主要内容的主题公园。兼有影视文化和旅游文化的双重属性。这种“影视+旅游”的形式，是文化产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当文化与商业结合得愈加紧密之时，原有的产业间的界限开始模糊，随之而来的则是整条产业链的延伸与完善。易县战国影视城目前还只是影视剧拍摄的外景地，在国家大力发展文化创意产业的大背景下该如何发展壮大？本文试图通过挖掘易县“千年古县”“燕下都”的战国文化，形成易县战国影视城的独特品牌内涵，并结合清西陵、易水湖等优美的自然风光和狼牙山红色旅游的特色对易县战国影视城的资源进行整合，通过打造区域影视旅游品牌，吸引国内外游客，以文化带旅游，以旅游促发展，形成相关的产业链，从而带动易县乃至整体河北影视旅游业的发展。

一、易县战国影视城简介

20世纪90年代，随着国内影视事业的发展和人们对特色旅游和个性旅游需求的增加，国内出现了建造影视城的高峰，各地纷纷修建影视城，发展当地旅游经济。河北易县战国影视城就是在这样的“造城”高峰期诞生了。

1.易县战国影视城的兴建1996年，著名导演陈凯歌要拍摄电影《荆轲刺秦王》。为了真实地再现影片所表现的时代特征和主人公的真实生活，陈凯歌选中河北易县作为外景地。并得到易县县委、县政府的大力支持。战国影视城当即作为县委县政府的重点项目开始运作。1997年4月，易县战国影视城奠基兴建。当时选址在易县城东的麻屋庄村，主要因为麻屋庄村坐落在灵山脚下，空气清新，景色怡人，又与112国道毗邻，交通便利。1998年，战国影视城一期工程完成。影视城总占地面积700亩，建筑面积9万m2，主要由外城、内城、秦王宫、大郑宫、长信侯府以及古竞技场、古作坊、秦街、燕市等建筑组成。影视城内各建筑物的设计十分独特，秦王宫的雄壮、大郑宫的幽雅、长信侯府的华丽以及交错的关门、神秘的竞技场、古朴的作坊等，城内殿宇、楼亭遍布，回廊相连。大大小小的建筑物将战国的政治、军事、民俗融为一体，充分展示和体现了战国时期的文化内涵。目前，影视城以规模之大，建筑之雄伟，风格之古朴，堪称我国战国建筑群之首。

2.易县战国影视城的资源优势战国影视城不仅城内建有大量的人造模拟景观，气势恢宏，而且影视城所处的河北易县被称作“京南绿洲”，旅游资源十分丰富。易县湖光山色，景色怡人，既有风景秀美的云蒙山、翠云山，又有碧蓝清澈的易水湖。战国影视城处在这样的环境中，很容易与周边资源进行整合，为影视剧拍摄提供自然景观和模拟景观，同时也很容易借助周边景区发展影视旅游业务。易县不仅自然环境优美，历史文化资源也很丰富，有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被评为4A级风景区的清西陵；有举世闻名的燕下都遗址；有与“居庸关”“倒马关”并称为“内三关”的“紫荆关”；有被列为省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的狼牙山；有“五塔镇燕山”之一的荆轲塔等多处历史文化资源。优美的自然风光和丰厚的历史文化资源吸引了国内外众多摄制组，易县战国影视城建成后，先后为《荆轲刺秦王》《吕不韦传奇》《天下粮仓》《神探狄仁杰》《赤壁》《花木兰》《孔子》《墨攻》《见龙卸甲》《大秦帝国》等100多部影视剧的拍摄提供了十分理想的外景地。在1999年的第52届戛纳国际电影节上，因成功地为影片《荆轲刺秦王》提供了外景而获得技术艺术奖(即外景地设计奖)。

二、易县战国影视城目前的经营模式

第10课空前繁荣的春秋战国文化（一）

——老子、孔子、和诸子百家

北京市教育局教研部高级教师张桂芳

（一）教学目的

1．要求学生掌握的基础知识：

老子是道家学派的创始人；老子的辩证法思想。孔子是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孔子“仁”的学说的内容；孔子在教育和文化方面的主要贡献。“百家争鸣”的概念；战国时期墨、儒、法家的代表人物及其政治主张；《孙子兵法》与《孙膑兵法》。

[摘要]《战国策》一书不单是只有纵横捭阖、谲诳相轻倾夺之说，书中所体现的战争的重要性，增强君主集权、有效驾驭臣下，重用贤臣、摒去奸侫，重民爱民、关注民生等政治思想的内容与当时的时代背景相契合，既吸纳和融合了当时流行的诸子的思想言论。又在当时有很强的针对性和实用性。

[关键词]《战国策》；政治思想；时代背景；诸子学说

《战国策》一书，是反映战国时期历史的一部十分重要的典籍。它记载了许多的言谈游说之士——即所谓的纵横家的言论，正如西汉刘向所言，此书“游士辅所用之国，为之策谋”。历代学者也大体认为书中的主要内容“大抵皆纵横捭阖，谲诳相轻倾夺之说也”。但是笔者认为，书中的言谈游说之士的纵横捭阖，就其本身而言，主要还是一种“干人主”的方法和技术，作为一种政治活动来说，是属于技术层面的性质，其中并不带有什么政治思想与政治学理。用通俗的话来说，它就是教人如何为了某种利益而打动对方，“皆揣摩人君心理之术”。然而我们知道，战国时期是许多政治思想并行于世的时期，而作为一种政治思想，它必须包括如何治理国家、如何统治民众、权利的分配、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关系等等这些内容，并且对进行政治活动的人产生一定的影响与支配作用。换句话说，政治思想是在抽象的层次上研究政治主张的概念及论证涉及政府(政治机构)的措施与制度，以及具有政治行为的人，如古时的君、臣，近代的议员、公民，皆在其讨论诠释的范围之内。正如张舜徽先生在论及当时的游说之士时所言：“不外拿自己的一套主张，游说诸侯，乘机爬上统治地位，成为最高统治者周围的显赫人物。他们的任务，不外想拿各人自己的一套议论主张，实行于当时，来巩固统治者的权位，维护统治与服从的社会秩序。”《战国策》中所记载的言谈游说之士，在他们的言论中，自然也存在着一些政治思想。作为“自己各人的一套议论主张”来游说上层人物，以此来达到他们自己的某种目的。本文就是对这些游说之士的政治思想进行研究和探讨。

因为在《战国策》里很多的政治思想大都散见于各个篇章之中，因此，在研究探讨时，必须从宏观的层面上把握其总体面貌，抓住其主要的观点。

战争的重要性。对战争研究，是政治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因为“战争不仅是一种政治行为，而且是一种真正的政治工具，是政治交往的继续，是政治交往通过另一种手段的实现”。战国时期，七雄并立，彼此之间征战不休，都想战胜对方，或是达到保存、扩大自己的实力，进而达到统一天下的效果和目的。所以在当时战争就体现了它的极其重要的意义。虽然战争之惨烈正如孟子所言，各国国君“以土地之故，糜烂其民而战之，大败，将复之，恐不能胜，故驱其所爱之子弟以殉之”。但是各国之间的征战依旧如故，并且各种指挥打仗的人才如白起、廉颇等人也都为人君所重，而如何进行战争并取得胜利，也成为了一种专门之学，即所谓的“兵家”。所以《战国策》中所记载的那些言谈游说之士，在他们的言论中，也就将战争赋予了很大的重要性、合理性了。如《战国策·秦策一》载苏秦说秦惠王曰：

夫徒处而致利，安座而广地．虽古五帝、三王、五伯，明主贤君，常欲坐而致之，其势不能，故以战续之。宽则两军相攻，迫则杖戟相撞，然后可建大功。是故兵胜于外，义强于内；威立于上，民服于下。今欲并天下，凌万乘，诎敌国，制海内，子元，臣诸侯，非兵不可也。

【内容提要】文章论述了中西方早期社会变革异质特点、产生的主要原因，及其对社会发展的深刻影响。

【关键词】战国/古希腊/社会变革

中国古代的战国时期与古希腊雅典城邦、古罗马共和国前期，都发生了国家建立早期的社会改革运动。战国变法至秦帝国的统一，建立了中央集权君主专制的政治体制；此前，古希腊雅典城邦国家已经走完了它的民主政体的改革旅程；而同时，古罗马正迈步在共和国前期政治改革的社会发展阶段。古代中西方社会通过改革各自选择了极为不同的政治道路，这一历史选择过程，给各自社会的政治制度铺奠了完全异质的基石，在各自的文化传统中打下深刻的烙印，从而对此后漫长的社会发展历程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一

古希腊罗马的改革与战国变法都属于一种国家建立早期出现的社会转型现象，是在氏族血缘组织解体或宗法血亲制度崩溃的前提下，由于社会阶级和权力结构需要重新组合而进行的重要改革运动。由于两者社会结构和各方面基础条件的不同，尤其是改革的主导力量有别，而使两者在运作过程中表现出对“人”及其生存的基本权利诸核心问题存在着本质性差异。

公元前594年，希腊雅典的梭伦改革，颁布“解负令”，取消公私债务，恢复债奴的公民身份，并永远禁止把雅典公民沦为奴隶。公元前367年，罗马通过李锡尼法案，缓解了平民的债务问题，到公元前326年，又通过波提利乌斯法案，正式废除了债务奴隶制。李维的《罗马史》写道：“这一年似乎是罗马平民自由的新开始，因为债务奴役被取消了……这样，被奴役的人遂获得了解放，就是在以后也禁止奴役债务人。”（注：李维：《罗马史》第8卷，转引自于信贵《古代罗马史》，吉林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42页。）法律禁止将公民沦为奴隶，从而在外籍奴隶与本国公民之间建立起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将不得奴役本国公民的理念上升为国家制度，对本国公民的人身权作出基本保障，在此基础上逐步建立起国家公民制度，从而使平民与贵族逐渐融合成平等的自由民阶级。此改革措施的卓越之处在于从野蛮的奴隶社会中开辟出“文明”之路，开始将“奴隶”与“人”基本分开，而后罗马法“人格权”这一概念便肇始于此，它不仅是民众对平等权利追求的初步胜利，且在世界法律史上具有划时代的进步意义。

公元前五世纪后期，魏国李悝变法，其《法经》规定：“盗符者诛，籍其家；盗玺者诛，议国法令者诛，籍其家及其妻氏。”（注：［明］董说：《七国考》卷12引桓谭《新论》。）“籍其家”就是将其家人全部沦为奴隶。此类法律为当时各国普遍采用，如云梦《秦律》中有关各式罪犯之家人籍为奴隶的条文不少。公元前361年，秦国商鞅变法，“事末利及怠而贫者，举以为收孥。”更将从事工商业或贫穷的民众都沦为奴隶，而官僚集团则按军功爵秩分配“臣妾”（注：《史记·商君列传》、《商君书·垦令篇》）。说明官府是如何蛮横地侵犯着民众的人身权。《商君书·错法篇》载：“同列而相臣妾者，贫富之谓也。”说得十分坦然。《战国策·秦策四》谓当时各国“百姓不聊生，族类离散，流亡为臣妾，满海内矣。”裘锡圭也详尽论证了当时奴隶数量很大，且在各类生产上普遍使用，应定性为奴隶制社会的问题（注：裘锡圭：《古代文史研究新探》，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出版。）。总之，商鞅变法后，秦国的奴隶数量大增，使用也更普遍，乃至秦、汉两代成为中国历史上奴隶数量最多的时期。一直到清代，统治者也根本没有保护本国民众基本人身权的概念，民众因犯罪与债务沦为奴隶者触目皆是，人们始终不懂得什么是“人格权”！（注：参阅拙作：《论罗马法“人格”与秦汉律“名籍”问题》，《华东政法学院学报》2000年第4期。）

春秋战国的市，就是市场。有市场，就有与市场相关的经济活动。虽然春秋战国是个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的社会，不可能使各种生产要素都进入市场，出现以市场作为资源配置基础和主要手段的市场经济体制；然而，由于春秋战国市场是建立在商品交换的基础上的，而这一点又使它与现代市场经济存在着共同之处。因此，正确认识这一问题，有助于了解它与现代市场经济的异同，有助于对古代社会经济认识的深化。作者愿就此问题谈一些意见。

一、春秋战国市的设置与市之间的联系

市在中国古代出现很早，传说中有"神农作市"、"祝融作市"〔1〕。到春秋战国，随着铁器的使用，社会经济的发展，城市的扩大和增多，市场也随之发展了起来。根据记载，春秋战国有国家常设的市、临时的市和农村的市三种：

《周礼·考工记·匠人》载："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左祖右社，面朝后市。"这段话讲了周王朝国都建筑的规模和布局。国都面积方九里（81平方里），《左传》隐公元年载诸侯国都为方900丈，即方三里，卿大夫都邑不能超过方300丈，即方一里〔2〕。周王都城布局为"左祖右社，面朝后市"，即左为祖庙，右为社（土地神），前面是国王居住、办公的"朝"，后面是市场。市被视为珍宝、货物荟萃之地，所以成了国都中与祖庙、社、朝并列的四大布局之一。这说明周代对市是非常重视的。王畿内的道路上也设有市，《周礼·地官·遗人》载："凡国野之道，……五十里有市，市有候馆，候馆有积。"国野道路上两市之间距离为50里，候馆是有楼可观望的房屋，积是积存谷物等物资的地方。不难看出，周王畿从国都到通往四方的道路上星罗棋布地分布着一个个市场。诸侯国也是如此。《管子·乘马篇》载："方六里命之曰暴，五暴命之曰部，五部命之曰聚。聚者有市，无市则民乏。五聚命之曰乡。"据此可知：五暴曰部，五部曰聚，聚有市，五聚曰乡，则一乡之内有五个市场。《管子·小匡》载管仲在齐改革时置"士农之乡十五"。根据这些情况，齐国从国都到各乡之内分布着大大小小的市场。《管子·揆度篇》谈各类诸侯国设市的情况时说"百乘之国，中而立市"，"千乘之国，中而立市"，"万乘之国，中而立市"。《揆度篇》是现存轻重十六篇之一。《轻重篇》虽然成书的时间有所争论，但反映的一些制度应是春秋战国时期的制度，上述所说"百乘"、"千乘"、"万乘"等大大小小的诸侯国国内都设立着市场就反映了这一点。

《周礼·地管·司市》载，在国王与"诸侯会同"和"师役征伐"时，可以临时设市，由管理市场的官吏司市"帅贾师而从"，掌握物价和买卖等事宜。战国时在军队驻屯的地方出现了军市。《史记·冯唐列传》载战国末年赵将李牧曾把"军市之租皆自用飨士"〔3〕，因此深得士卒喜爱。《战国策·齐策五》载苏秦对齐闵王说"士闻战，则输私财而富军市"云云，说明齐国也有军市的设置。《商君书·垦令篇》主张加强对军市管理，令军市"无有女子"，让"商人自给甲兵"，又令军市不得"私输粮者"等等，说明秦国也有军市。赵、齐、秦三国都有军市，说明军市发展已较普遍。由于军市是随军队驻屯而兴起的，对特定地区来说如果军队转移了，军市也就不存在了。从这个意义上说，军市仍是属于临时性的为军队服务的市场。

在农村存在着按井田而划分的集市。《公羊传》宣公十五年何休注："一夫一妇受田百亩，以养父母妻子，五口为一家，公田十亩，即所谓十一而税也。庐舍二亩半。凡为田一顷十二亩半，八家而九顷，共为一井，故曰井田。……井田之义：一曰无泄地气，二曰无费一家，三曰同风俗，四曰合巧拙，五曰通财货。因井田以为市，故俗语曰市井"。这种"因井田以为市"的农村集市称之为"市井"。

教学建议

复习课设计

春秋战国时期的文化

在讲述本课内容之前，引导学生回忆春秋战国时期的时代特点，了解这一时期文化发展的时代背景。

一、思想

本部分内容包括老子、孔子和诸子百家的主要思想和成就。本部分知识学生在初中已经学过。教师可以在学生回忆所学内容的基础上，加以补充。并引导学生对各思想家的思想进行评析。

【内容提要】文章论述了中西方早期社会变革异质特点、产生的主要原因，及其对社会发展的深刻影响。

【关键词】战国/古希腊/社会变革

中国古代的战国时期与古希腊雅典城邦、古罗马共和国前期，都发生了国家建立早期的社会改革运动。战国变法至秦帝国的统一，建立了中央集权君主专制的政治体制；此前，古希腊雅典城邦国家已经走完了它的民主政体的改革旅程；而同时，古罗马正迈步在共和国前期政治改革的社会发展阶段。古代中西方社会通过改革各自选择了极为不同的政治道路，这一历史选择过程，给各自社会的政治制度铺奠了完全异质的基石，在各自的文化传统中打下深刻的烙印，从而对此后漫长的社会发展历程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一

古希腊罗马的改革与战国变法都属于一种国家建立早期出现的社会转型现象，是在氏族血缘组织解体或宗法血亲制度崩溃的前提下，由于社会阶级和权力结构需要重新组合而进行的重要改革运动。由于两者社会结构和各方面基础条件的不同，尤其是改革的主导力量有别，而使两者在运作过程中表现出对“人”及其生存的基本权利诸核心问题存在着本质性差异。

公元前594年，希腊雅典的梭伦改革，颁布“解负令”，取消公私债务，恢复债奴的公民身份，并永远禁止把雅典公民沦为奴隶。公元前367年，罗马通过李锡尼法案，缓解了平民的债务问题，到公元前326年，又通过波提利乌斯法案，正式废除了债务奴隶制。李维的《罗马史》写道：“这一年似乎是罗马平民自由的新开始，因为债务奴役被取消了……这样，被奴役的人遂获得了解放，就是在以后也禁止奴役债务人。”（注：李维：《罗马史》第8卷，转引自于信贵《古代罗马史》，吉林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42页。）法律禁止将公民沦为奴隶，从而在外籍奴隶与本国公民之间建立起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将不得奴役本国公民的理念上升为国家制度，对本国公民的人身权作出基本保障，在此基础上逐步建立起国家公民制度，从而使平民与贵族逐渐融合成平等的自由民阶级。此改革措施的卓越之处在于从野蛮的奴隶社会中开辟出“文明”之路，开始将“奴隶”与“人”基本分开，而后罗马法“人格权”这一概念便肇始于此，它不仅是民众对平等权利追求的初步胜利，且在世界法律史上具有划时代的进步意义。

公元前五世纪后期，魏国李悝变法，其《法经》规定：“盗符者诛，籍其家；盗玺者诛，议国法令者诛，籍其家及其妻氏。”（注：［明］董说：《七国考》卷12引桓谭《新论》。）“籍其家”就是将其家人全部沦为奴隶。此类法律为当时各国普遍采用，如云梦《秦律》中有关各式罪犯之家人籍为奴隶的条文不少。公元前361年，秦国商鞅变法，“事末利及怠而贫者，举以为收孥。”更将从事工商业或贫穷的民众都沦为奴隶，而官僚集团则按军功爵秩分配“臣妾”（注：《史记·商君列传》、《商君书·垦令篇》）。说明官府是如何蛮横地侵犯着民众的人身权。《商君书·错法篇》载：“同列而相臣妾者，贫富之谓也。”说得十分坦然。《战国策·秦策四》谓当时各国“百姓不聊生，族类离散，流亡为臣妾，满海内矣。”裘锡圭也详尽论证了当时奴隶数量很大，且在各类生产上普遍使用，应定性为奴隶制社会的问题（注：裘锡圭：《古代文史研究新探》，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出版。）。总之，商鞅变法后，秦国的奴隶数量大增，使用也更普遍，乃至秦、汉两代成为中国历史上奴隶数量最多的时期。一直到清代，统治者也根本没有保护本国民众基本人身权的概念，民众因犯罪与债务沦为奴隶者触目皆是，人们始终不懂得什么是“人格权”！（注：参阅拙作：《论罗马法“人格”与秦汉律“名籍”问题》，《华东政法学院学报》2000年第4期。）

译文：

邹忌身高八尺多，仪容很漂亮。一天早晨，他穿戴好衣帽，照着镜子，对他的妻子说：“我与城北徐公比，谁漂亮？’’他妻子说：“您漂亮极了，徐公哪能比得上您呢？’’城北的徐公，是齐国的美男子。邹忌不相信自己会比徐公漂亮，就又间他的妾：“我同徐公比，谁漂亮？’’妾说：“徐公怎么能比得上您呀？＂第二天，有客人从外边来，邹忌坐着同他闲聊时，又间他：“我和徐公谁漂亮？’’客人说：“徐公不如您漂亮。”又过了一夭，徐公来了，邹忌仔细端详他，自己觉得不如徐公漂亮；再照镜子看看自己，觉得比徐公差远了。晚上躺着想这件事，说：“我妻子认为我漂亮，是偏爱我；妾认为我漂亮，是害怕我；客人认为我漂亮，是想有求于我。”

于是上朝拜见齐威王，说：“我确实知道自己不如徐公漂亮。我的妻子偏爱我，我的妾害怕我，我的客人想有求于我，他们都认为我比徐公漂亮。如今齐国有方圆千里的疆土，一百二十座城池，宫中的缤妃、近臣，没有不偏爱您的；朝中的大臣没有不害怕您的；全国的老百姓没有不有求于您的。由此看来，大王您受蒙蔽很深啦！

齐威王说：“好尸就下了命令：“官吏百姓能够当面指摘我的过错的，可得上等奖赏；书面劝谏我的，可得中等奖赏；在公共场所批评议论我的过失、传到我耳朵里的，可得下等奖赏。”命令刚下达，群臣都来进谏，门前、院内像集市一样；几个月以后，还偶尔有人来进谏，满一年以后，就是想进谏，也没什么可说的了。

燕、赵、韩、魏等国听说了这件事，都到齐国来朝见。这就是所谓在朝廷上就战胜了别国。

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