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居正范文10篇

、引言:是非荣辱集于一身

在中国封建社会中并不乏有起自平民而荣登宝座的皇帝，刘邦、朱元璋都以开国的一代君主享名青史，但却少有出身寒微而力挽狂澜的宰相，张居正就是罕见的一位。他从秀才、举人、进士，官至内阁大学士，从平民中崛起，在明朝万历王朝初年当了十年首辅，协助十岁的小皇帝，推行改革，把衰败、混乱的明王朝，治理得国富民安，人们赞扬他是“起衰振隳”的“救时宰相”(1)。

“救时”，是很高的称誉，这不仅表明他在王朝颓败之际是一位临危制变的大政治家，更以威振一世的非常举措彪炳史册。他的赫赫功绩，堪与商鞅、王安石并立为我国封建社会初期、中期与后期最具盛名的三大改革家。

改革发生在明朝后期万历元年至十年(1573--1582)，张居正出任首辅的十年期间。这是国家多事之秋，但究其所处的16世纪这一特定的时代，已不仅是一姓王朝的衰败，而是整个封建制度走向没落。在王朝末年力图振兴颓势而鞠躬尽瘁的政治家有之，但在封建社会末世，以回天之力使衰老的体制再现活力的唯有张居正得到成功，16世纪末的中国历史，给了他与历代改革不同的背景和机缘。

中国的封建专制主义体制从秦汉以来到明末，已经延续了一千六百多年。它本身不仅有创立和完善的过程，而且在不断地加强和削弱的反复震荡中发展。多少次农民起义，打翻了一个又一个王朝，一次又一次造成封建统治的瘫痪，封建专制主义体制仍然沿袭下来，发育起来，愈到封建社会后期，愈益强化。发展到明朝，政治上的集权达到前所未有的强度，连宰相的权力都收归皇帝所有，因此后世都把明朝视为封建专制主义极度发展的一个王朝。然而就在这高度强化的专制主义王朝的末年，衰败的景象远远超过汉末、唐末和宋末，这样一种极度强化和极度弱化的势态，共生在同一王朝的始末，是历代王朝从未有的境遇。这一强弱相间相随的的现象，反映封建专制主义体制本身蕴有不可克服的矛盾，标志封建专制制度已经百病丛生，沉疴临绝，不进则亡。

张居正就在这历史发展的关键时刻走向政治舞台，留下他传奇的人生。

一、引言:是非荣辱集于一身

在中国封建社会中并不乏有起自平民而荣登宝座的皇帝，刘邦、朱元璋都以开国的一代君主享名青史，但却少有出身寒微而力挽狂澜的宰相，张居正就是罕见的一位。他从秀才、举人、进士，官至内阁大学士，从平民中崛起，在明朝万历王朝初年当了十年首辅，协助十岁的小皇帝，推行改革，把衰败、混乱的明王朝，治理得国富民安，人们赞扬他是“起衰振隳”的“救时宰相”(1)。

“救时”，是很高的称誉，这不仅表明他在王朝颓败之际是一位临危制变的大政治家，更以威振一世的非常举措彪炳史册。他的赫赫功绩，堪与商鞅、王安石并立为我国封建社会初期、中期与后期最具盛名的三大改革家。

改革发生在明朝后期万历元年至十年(1573--1582)，张居正出任首辅的十年期间。这是国家多事之秋，但究其所处的16世纪这一特定的时代，已不仅是一姓王朝的衰败，而是整个封建制度走向没落。在王朝末年力图振兴颓势而鞠躬尽瘁的政治家有之，但在封建社会末世，以回天之力使衰老的体制再现活力的唯有张居正得到成功，16世纪末的中国历史，给了他与历代改革不同的背景和机缘。

中国的封建专制主义体制从秦汉以来到明末，已经延续了一千六百多年。它本身不仅有创立和完善的过程，而且在不断地加强和削弱的反复震荡中发展。多少次农民起义，打翻了一个又一个王朝，一次又一次造成封建统治的瘫痪，封建专制主义体制仍然沿袭下来，发育起来，愈到封建社会后期，愈益强化。发展到明朝，政治上的集权达到前所未有的强度，连宰相的权力都收归皇帝所有，因此后世都把明朝视为封建专制主义极度发展的一个王朝。然而就在这高度强化的专制主义王朝的末年，衰败的景象远远超过汉末、唐末和宋末，这样一种极度强化和极度弱化的势态，共生在同一王朝的始末，是历代王朝从未有的境遇。这一强弱相间相随的的现象，反映封建专制主义体制本身蕴有不可克服的矛盾，标志封建专制制度已经百病丛生，沉疴临绝，不进则亡。

张居正就在这历史发展的关键时刻走向政治舞台，留下他传奇的人生。

摘要本文从“改革策略”、“改革步骤”、“改革者的地位与权限”、“和同僚的关系”、“改革者信念和毅力”等五个方面,论述了王安石变法与张居正改革成效之不同的原因。

关键词王安石变法张居正改革成效

北宋和明朝进入中叶后,都面临着“积贫积弱”的局面。王安石和张居正就是在这种相近的背景下各自进行了变法与改革。但是,将王安石的变法与张居正的改革进行比较,则王安石变法的成就不能与张居正的改革相提并论。

王安石变法之时就遭到了来自各方面的反对,以失败而告终。后世学者对王安石变法也褒贬不一,可作为王氏变法不如人意的佐证。①

与王安石变法不同,张居正任相之时改革却得以全面推行。虽然张居正身亡之后,其改革措施(除“一条鞭法”外)被明神宗废而不用,他本人也遭诬劾而被削官夺爵;但到万历末年,人们认识到改革的益处。因此,他的文集问世后,为其作序跋的文人、士大夫无不对其改革称许有加,认为在他执政的“十余年间,海宇清晏,蛮夷宾服”,②并把他誉为“救时宰相”。③天启朝,廷臣开始为居正鸣冤。于是熹宗下诏“复(居正)故官,予葬祭”;到崇祯朝,居正父子官复原职,尚书李日宣等更称:“故辅居正……肩劳任怨,举废饬驰,弼成万历初年之治。其时中外义安,海内殷阜,纪纲法度莫不修明。功在社稷,日久论定,人益追思。”④可见张居正以他的改革精神赢得后世对他的追思与怀念。这是王安石变法失败后所没有的。

尽管王安石和张居正都是为了救弊图兴而进行的改革,他们的改革却产生了迥异的社会效果。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自古以来，每一个朝代的变更替换莫不与赋税有关，赋税与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紧密相连。综观史册，轻徭薄赋政策的运行，使得国家昌盛、人民富蔗、社会进步与发展，相继出现了“文景之治”、“贞观之治”、“洪武之治”、“康乾盛世”。明于治国的政治家把治理赋税当成了“治国安邦”的关键政策，防止赋税成为人民灾难的渊蔽。其中，以唐代的两税法、明朝的一条鞭法、清朝的摊丁入亩较为成功。立足现实，以史为鉴，以下将展述明朝的一条鞭法，探讨其经验与教训。

一、“一条鞭法”产生的背景

（一）政治腐败，财政危机严重

明初，因元末战乱，人口逃亡，田园荒芜，户籍地籍混乱，赋税来源困难，政府编制黄册和鱼鳞册（黄册以户为主，掌握纳税户；鱼鳞册掌握地籍情况），扩大和稳定了税源基础。但行至明中期，皇帝不理朝政，官宦专权，皇室糜费，大量修建宫殿及陵墓。军队大量募兵，国家财政每年的军饷开支急剧增加，军费数额越来越大。由于财政支出巨大，而财政收入得不到增长，国家财政亏空长期存在并不断增长。

（二）土地兼并严重，人民流亡

明中期，皇帝、王公、宦官抢占民田，建置庄田，土地兼并活动愈演愈烈。这些宦官、权贵的田庄一方面任意压榨、格杀庄佃，一方面通过优免或隐占而逃避税收。田赋收入的减收带来了严重的财政危机。大量的自耕农民离开了土地，无法从事正常的农业生产，农业经济出现了严重萎缩局面，不少地方出现了抛荒现象。

明代修纂史书的机构——史馆，是一个尚未受到人们普遍关注的问题。明修《大明会典·翰林院》和清修《明史·职官志·翰林院》、《明会典·职官·翰林院》等都没有提到过明代史馆，《春明梦余录·翰林院》虽然在辑录史臣们的奏疏中涉及到史馆，但同样未作具体说明。只有黄佐的《翰林记·史馆》（廖道南的《殿阁词林记·史馆》实取自此）对此有50余字的简单介绍。当代学者对明代纂修活动留意甚多，而对作为纂修机构的史馆则较少探讨（注：吴晗：《记明实录》（《读史札记》，中华书局，1956年）、傅吾康《明代的历史著述》（《剑桥中国明代史》第12章，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刘节《中国史学史稿》（中州古籍出版社，1982年）等探讨明代修纂活动的论著，以及杨果《中国翰林制度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1996年）、商慧明《史馆制度初探》（《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90年2期）等探讨翰林院制度甚至史馆的论著，均未暇论及明代史馆问题。），本文拟就明代史馆的基本面貌、管理制度等问题进行初步的探索。

一、史馆基本面貌

明代史馆的基本面貌迄今仍显得比较神秘和朦胧，它的隶属关系、设置地点、内部结构和机关性质等，都没有集中而系统的记载。笔者将对这些问题逐一考订。

第一，明代史馆既隶属于翰林院，又受制于内阁，翰林院对史馆有具体的管理权，但无决策权。

明代史馆隶属于翰林院，但翰林院内并无史馆，加上内阁对史馆的影响，使得它与翰林院的关系变得比较微妙。翰林院与史馆本是两个不同性质的机构，翰林院是起草诏书、文学顾问和艺术供奉机构，史馆是修史和著述机构，至元代则将二者合而为一。明初“循元之旧，翰林有国史院”，至洪武十四年，“更定官制，罢国史院”，但仍“以修撰、编修、检讨专为史官，隶翰林院”（注：陆容：《菽园杂记》，卷十四。）。建文改制，曾于翰林院下设文翰、文史二馆。太宗立，废之，复洪武之制。明初翰林院内的机构和职官设置虽屡有变动，但翰林院下设史官并负责修史的制度却并无改变。据《明史》卷七十三《职官志二》记载，翰林“学士掌制诰、史册、文翰之事”，表明修史是翰林院的主要职责之一，其下设的修撰、编修和检讨是法定的史官，“史官掌修国史。凡天文、地理、宗潢、礼乐、兵刑诸大政，及诏敕、书檄、批答王言，皆籍而记之，以备实录。国家有纂修著作之书，则分掌考辑撰述之事。……凡记注起居，编纂六曹章奏，誊黄册封等咸充之”。明代史学史也向我们证明了翰林院的确负有修史之责。如洪熙元年闰七月修《仁宗实录》时，宣宗皇帝于乙巳日下的诏书是要求“礼部悉恭依修皇祖《太宗文皇帝实录》事例，通行中外采辑（史实），送翰林院编纂《实录》”（注：《宣宗实录》卷五，洪熙元年闰七月乙巳。）。这一制度直到明朝后期都没有改变。

那么，翰林院具体承担史书纂修的机构是什么呢？当然是史馆。太宗虽然废除了文翰、文史二馆的格局，但事实上保留了修史的机构——史馆。明代史馆是历史的存在，各种文献均能加以证明。如文震孟《孝思无穷疏》指责改修本《光宗实录》有五条“尤悖谬者”，要求崇祯皇帝“即敕史馆逐一改正”。再如《孝宗实录》卷五十四载：进呈《宪宗实录》前一日，“设宝舆、香亭于史馆”。明代史馆无疑隶属翰林院。我们仍以修纂《仁宗实录》为例，宣宗在乙巳日的敕令中，要求礼部采辑史料“送翰林院编纂”，一周后（即壬子日），“行在礼部以纂修《仁宗昭皇帝实录》移文南北二京各衙门，及遣进士陆征等分往各布政司暨郡县，采求事迹，类编文册，悉送史馆，以备登载”（注：《宣宗实录》卷五，洪熙元年闰七月壬子。）。这两处对应的史料说明，翰林院具体修纂史书的机构是它的史馆。由于翰林院负有修史之职，下面又设有史馆机构，因此使明代的整个翰林院也有了“史馆”和“史局”的别称。如朱瞻基在《幸史馆》诗中道：“退朝史馆咨询处，回视文星烂有光。”（注：朱瞻基：《宣宗皇帝御制诗》，《国朝典故》卷之二十七，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4月。）这里的史馆显然是以备咨询和顾问的翰林院。再如霍兀崖曾上疏倡言“谓翰林不当拘定内转，宜上自内阁以下，而史局俱出补外；其外寮不论举贡，亦当入为史官”（注：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十，《词林》。）这里的史局，便泛指翰林院。这则史料还表明，由于史馆与翰林院的密切关系，致使翰林院的所有官员也有了“史官”的别称。

摘要：“板块式”教学设计创始于语文教学，最初有着很强的学科针对性，近年来历史教学中也广泛采用。历史教学中的“板块式”设计应该考虑历史学科的特点，必须有明确的目标追求，避免“为板块而板块”的形式主义。历史课堂教学中成功的“板块式”设计，多是在深刻解读教学内容的基础上，起到以下作用：彰显知识内在结构，切合学生认知规律，凸显课堂教学立意。这些也正应该是历史教学“板块式”设计追求的目标。

关键词：历史教学；“板块式”设计；知识结构；认知规律；教学立意

“板块式”教学设计的倡导者是语文特级教师、湖北省荆州市教科院中学语文教研员余映潮。他认为，作为一种理念、思路的“板块式”教学设计，“就是在一节课或一篇课文的教学中，从不同的角度有序地安排几次呈‘块’状分布的教学内容或教学活动，即教学的内容、教学的过程都是呈板块状分布排列”[1]。应该说，这种教学设计思路最初是有着很强的学科针对性的。语文教学面对的就是“一大块”———一篇课文；而语文教学的任务却是繁杂的字词识读、写作手法剖析、写作艺术鉴赏、情感体验、思想教育等等。无论是教学内容还是教学任务，都有让人无处着手之感。“板块式”教学设计恰恰为语文教学提供了处理教材、策划教学进程的恰当方法，能有效解决诸如“大面积课堂教学中步骤杂乱、思绪不清”“就课文教课文”等问题[2]。由于这种教学设计思路切合了课改之初倡导的“用教材教”的理念，为授课者重构教材内容、创造性使用教材提供了路径，所以一经提出，其他学科纷纷效仿采用，历史学科也不例外。在这个过程中，广大教师改进了课堂教学形式，提高了课堂教学质量，也增强了自身把握教材、驾驭教材的能力。但是，随着“板块式”教学形成“潮流”，人人趋时跟风，难免出现“为板块而板块”的现象。鉴于此，有必要正本清源，通过具体剖析中学历史教学中“板块式”设计的成功范例，明确历史教学中“板块式”设计应追求什么样的目标，以便于老师们在今后的教学实践中明确设计意图，增强设计的针对性与目的性，更好地发挥“板块式”教学的作用。历史教学与语文教学有着明显的区别。比如，历史教学的内容原本就是“分块”的：从教材呈现形式上看，每节课都分为2~3个子目；从教学内容上看，历史知识的特点决定了每节课内容都可以在逻辑上分为背景、经过、结局或原因、经过、影响（意义、作用）等板块。这其实是增加了历史教学“板块式”设计的难度。如果教学设计仍是沿用教材的内容结构，缺乏深入分析，仅仅是在板块名称上下功夫，把过去常用的“背景”“经过”等换个说法，那就大失“板块式”设计的价值。历史教学中成功的“板块式”教学设计，其作用主要体现在这样几个方面：彰显知识结构，切合认知规律、凸显教学立意。当然，实际教学中这三方面很难截然分开，很多教学案例都是综合体现多方面的作用。

一、彰显知识结构

深度教学理论认为，“学科知识教学不是对知识的简单占有和机械的训练，而是基于知识的内在结构并对知识进行完整深刻的处理，即知识广度解读、知识关联度解读、知识深度解读等，引导学生从符号学习走向学科思想和意义系统的理解与掌握，并导向学科素养的培养”[3]。“板块式”教学设计的一个作用就是便于将知识的内在逻辑结构明确彰显出来，并在此基础上对教学内容进行深刻处理，引导学生深刻理解知识背后的意义与价值。广西教育学院历史教研员夏辉辉老师执教的“张居正改革”一课。夏老师将整个教学内容设计为三部分：张居正其人（外貌性格、任职经历、死后待遇）；张居正其事（从“新、难、功”三个角度分析改革内容）；张居正其时（从三个不同维度看张居正改革的价值和意义）。三个板块完整清晰地呈现出知识的内在结构。讲解张居正其事，先介绍张居正其人，既调动学生学习兴趣，更让学生对事件主角有一个完整全面的认识；分析改革事件本身，则从改革的创新性、艰巨性及作用等几个方面着手，层次分明；最后知人论世，重点分析张居正所处时代，指出其改革的价值与意义。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在第三个板块里，授课者大板块套小板块，又设计了三个板块，分别从“内外交困的明代中晚期”“君主专制日益强化的明清时期”“世界日益连成一个整体的16世纪”三个时空维度进行分析如图1所示，以短时段、中时段、长时段的视野评价张居正改革的历史意义。上述设计在体现知识内在结构的同时，也清晰展示出授课者的分析框架。历史教学要落实“过程与方法”目标，要培养学生分析问题的能力，一个有效途径就是教师在教学过程中的示范展示。教师在具体分析历史问题的同时，将自己的分析思路与分析过程也完整地呈现给学生，有助于学生更快捷地掌握分析问题的方法，提高分析问题的能力。夏老师通过这样的授课过程，使学生不只是对张居正改革有了全面深刻的认识，也直观地看到老师剖析这件事的思路，体验到其中蕴含的分析问题的方法，从而能提高自己分析问题的能力。天津十九中田红彩老师执教的“经济体制改革”。依照教材，这节课分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三部分。如果按照教材顺序，按部就班地呈现各目内容，未免抽象枯燥，且只能让学生粗略地了解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主要内容，形成一些肤浅的认识。如何从更深的层次整体构建课堂教学，让学生深入认识理解经济体制改革的内涵和本质呢？田老师整合课程内容，将40年波澜壮阔的改革历程设计为“问题与困惑”“尝试与突破”“阵痛与嬗变”“瓶颈与突围”“深改与创新”五个板块。通过对教学内容的整合重组，清晰揭示了知识的内在结构，引导学生在时空背景、因果关系、逻辑联系中整体把握和深刻理解经济体制改革这一重大历史事件[4]。

二、切合认知规律

明代修纂史书的机构——史馆，是一个尚未受到人们普遍关注的问题。明修《大明会典·翰林院》和清修《明史·职官志·翰林院》、《明会典·职官·翰林院》等都没有提到过明代史馆，《春明梦余录·翰林院》虽然在辑录史臣们的奏疏中涉及到史馆，但同样未作具体说明。只有黄佐的《翰林记·史馆》（廖道南的《殿阁词林记·史馆》实取自此）对此有50余字的简单介绍。当代学者对明代纂修活动留意甚多，而对作为纂修机构的史馆则较少探讨（注：吴晗：《记明实录》（《读史札记》，中华书局，1956年）、傅吾康《明代的历史著述》（《剑桥中国明代史》第12章，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刘节《中国史学史稿》（中州古籍出版社，1982年）等探讨明代修纂活动的论著，以及杨果《中国翰林制度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1996年）、商慧明《史馆制度初探》（《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90年2期）等探讨翰林院制度甚至史馆的论著，均未暇论及明代史馆问题。），本文拟就明代史馆的基本面貌、管理制度等问题进行初步的探索。

一、史馆基本面貌

明代史馆的基本面貌迄今仍显得比较神秘和朦胧，它的隶属关系、设置地点、内部结构和机关性质等，都没有集中而系统的记载。笔者将对这些问题逐一考订。

第一，明代史馆既隶属于翰林院，又受制于内阁，翰林院对史馆有具体的管理权，但无决策权。

明代史馆隶属于翰林院，但翰林院内并无史馆，加上内阁对史馆的影响，使得它与翰林院的关系变得比较微妙。翰林院与史馆本是两个不同性质的机构，翰林院是起草诏书、文学顾问和艺术供奉机构，史馆是修史和著述机构，至元代则将二者合而为一。明初“循元之旧，翰林有国史院”，至洪武十四年，“更定官制，罢国史院”，但仍“以修撰、编修、检讨专为史官，隶翰林院”（注：陆容：《菽园杂记》，卷十四。）。建文改制，曾于翰林院下设文翰、文史二馆。太宗立，废之，复洪武之制。明初翰林院内的机构和职官设置虽屡有变动，但翰林院下设史官并负责修史的制度却并无改变。据《明史》卷七十三《职官志二》记载，翰林“学士掌制诰、史册、文翰之事”，表明修史是翰林院的主要职责之一，其下设的修撰、编修和检讨是法定的史官，“史官掌修国史。凡天文、地理、宗潢、礼乐、兵刑诸大政，及诏敕、书檄、批答王言，皆籍而记之，以备实录。国家有纂修著作之书，则分掌考辑撰述之事。……凡记注起居，编纂六曹章奏，誊黄册封等咸充之”。明代史学史也向我们证明了翰林院的确负有修史之责。如洪熙元年闰七月修《仁宗实录》时，宣宗皇帝于乙巳日下的诏书是要求“礼部悉恭依修皇祖《太宗文皇帝实录》事例，通行中外采辑（史实），送翰林院编纂《实录》”（注：《宣宗实录》卷五，洪熙元年闰七月乙巳。）。这一制度直到明朝后期都没有改变。

那么，翰林院具体承担史书纂修的机构是什么呢？当然是史馆。太宗虽然废除了文翰、文史二馆的格局，但事实上保留了修史的机构——史馆。明代史馆是历史的存在，各种文献均能加以证明。如文震孟《孝思无穷疏》指责改修本《光宗实录》有五条“尤悖谬者”，要求崇祯皇帝“即敕史馆逐一改正”。再如《孝宗实录》卷五十四载：进呈《宪宗实录》前一日，“设宝舆、香亭于史馆”。明代史馆无疑隶属翰林院。我们仍以修纂《仁宗实录》为例，宣宗在乙巳日的敕令中，要求礼部采辑史料“送翰林院编纂”，一周后（即壬子日），“行在礼部以纂修《仁宗昭皇帝实录》移文南北二京各衙门，及遣进士陆征等分往各布政司暨郡县，采求事迹，类编文册，悉送史馆，以备登载”（注：《宣宗实录》卷五，洪熙元年闰七月壬子。）。这两处对应的史料说明，翰林院具体修纂史书的机构是它的史馆。由于翰林院负有修史之职，下面又设有史馆机构，因此使明代的整个翰林院也有了“史馆”和“史局”的别称。如朱瞻基在《幸史馆》诗中道：“退朝史馆咨询处，回视文星烂有光。”（注：朱瞻基：《宣宗皇帝御制诗》，《国朝典故》卷之二十七，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4月。）这里的史馆显然是以备咨询和顾问的翰林院。再如霍兀崖曾上疏倡言“谓翰林不当拘定内转，宜上自内阁以下，而史局俱出补外；其外寮不论举贡，亦当入为史官”（注：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十，《词林》。）这里的史局，便泛指翰林院。这则史料还表明，由于史馆与翰林院的密切关系，致使翰林院的所有官员也有了“史官”的别称。

上世纪90年代以来，当代中国历史小说日益明显地呈现出虚实分化的两极发展态势：一方面是苏童、叶兆言、刘震云、格非、莫言等一批青年作家挟借“新历史”之名，创作了《一九三四年的逃亡》、《故乡天下黄花》、《夜泊秦淮》、《迷舟》、《红高粱》等一大批旨在颠覆旧有的革命历史观，表达个人化、欲望化历史观念的子虚乌有式的新历史小说；另一方面是凌力、刘斯奋、唐浩明、二月河、熊召政等一批年龄稍大的中年作家运用较为传统的历史还原手法，创作了《梦断关河》、《白门柳》、《曾国藩》、《雍正皇帝》、《张居正》等旨在历史写真，具备信史品格的长篇作品。耐人寻味的是，这一虚一实的两种写作，都选择了相近或相似的历史年代。前者往往以晚清与民国为题材对象，后者则大多把注意力聚焦于明清。从大的时间跨度考察，明末至近代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末世，也是传统文化不可挽回地走向衰败并进行艰难痛苦的现代转型之际；而与此同时，西方资本主义却处于上升期，日渐强盛。此消彼长，自诩为天朝的中国相对西方而言，成为停滞的帝国，与世界先进行列的差距愈来愈大。这是几个世纪以来的创痛，因而末世情结，包含了作家们对中国传统和西方文化无限眷恋和批判的矛盾复杂的心态。鉴往知今，作家们不约而同地选择这一时段，正是为了传达他们在全球化语境中，对民族文化身份的焦虑和重塑民族辉煌的渴望。虽然不能武断地说，近些年来历史小说创作就是在应对全球化这一策略的引领下趋于繁荣，但用文学叙事的方式反思历史，以期达成民族的自我认同，的确已成为许多历史小说写作的“集体无意识”。就这个意义上而言，我们认为全球化不仅仅是历史小说一个潜在的写作背景，它已内在地渗透到作家的创作机制之中，成为他们反思历史、叙述历史时铭心刻骨的肌理与血肉。

一、本土立场与最后辉煌的温情回眸

明清是中国封建社会发展到鼎盛和烂熟的时期，但在烈火烹油、鲜花着锦的内里却蕴藏着忽喇喇大厦将倾的深刻危机。与“盛唐”不同，在这一完整的长时段的历史时期里，世界格局发生了前所未有的重大变化，原来后进的西方经过工业革命之后迅速崛起，并对包括中国在内的第三世界国家进行殖民扩张。于是，中华民族在不得不进行痛苦、屈辱和无奈转型的同时，也极大地激发了杰姆逊所说的“民族焦虑”。特别是作为民族代表的知识分子，更是站在时代的前沿，以精神与心灵的全部力量，在方生未死之间探索民族文化的新生之路与转型之途。90年代以来关于明清的历史书写也不例外，不同的是，这种本土民族文化自我认同增添了更多的反思成份，被有意识地纳入与异域民族平等对话交流的理性框架中进行审思。这样，历史小说的明清叙事，无意就成为与西方文化的“他者对峙的中国的文化危机的寓言”，作品中所深寓的民族文化思考自然也就成为“被殖民者／殖民者对峙的整个视野”①的思考。

凌力的《梦断关河》、“百年辉煌”系列，唐浩明的《曾国藩》、《旷代逸才》、《张之洞》，二月河的《雍正皇帝》等“落霞”系列，刘斯奋的《白门柳》，熊召政的《张居正》，蔡敦祺的《林则徐》都把目光落在明清时期凝聚着优秀民族精神的人与事之上，尤其是将笔力集中于中国封建文化的最后辉煌阶段。借着对最后辉煌的温情回眸，作家们“把蕴含在封建王朝内质中与人类社会发展不谐和的因素、民间百姓罹遇的苦难、优秀传统文化等提炼凝聚成为鲜活可感的艺术形象,借助文学的形式,向世人展示了华夏文化的魅力和生命力”。②煌煌十三大卷的“落霞”系列，以恢宏的气势写出了最后一个封建王朝走向衰落前的最后辉煌。二月河选择具有雄才大略和拯世责任的康熙、雍正、乾隆等封建帝王为表现对象，努力从他们身上寻找与阐扬优秀的汉文化传统。这三个封建帝王以一介独夫，为天下谋划，不惜背负“恶与孤独”，其间蕴藏的人格力量，正是外儒内法的政治权谋文化传统所能迸发的积极能量。作品以野史、民间史、神话传说等与正史相融的叙说方式，展开了以王朝图治为核心的民间、市井、官场、朝廷等全景式社会扫描。诗词歌赋、琴棋书画、神道妖鬼时时嵌入质实的史实叙说之中，把施政大略转化为生动的人事纠葛，以此建立自己对本土文化的审美和意义的重构。“我写这书主观意识是灌注我血液中的两样东西：一是爱国,二是华夏文明中我认为美的文化遗产。我们现在太需要这两点了,我想借满族人初入关时那种虎虎生气,振作一下有些萎靡的精神。”③这分明流露了二月河浓浓的民族本土立场。

熊召政的《张居正》则以明王朝中叶的万历新政始末为题材，同样集中笔力写张居正在历史漩涡中挽狂澜于即倒的巨大的个人作用。在中国的传统历史叙事中，本来就有帝王将相的描写传统。但经过革命历史叙事对人民作用的强调，加上90年代以来新历史小说的兴起，对宏大叙事的解构以及对小历史小人物的重新关注等多重因素，今天的帝王将相题材，其实早就冲破了原来的英雄崇拜格局，而是指向民族精英的文化人格塑造。在明君或贤相的身上，凝聚的是传统文化的菁华力量。张居正不避物议，外拒清流，是对传统文化中自标清高、空疏无用的纠正；其务实耐烦的精神又是对好高骛远式的激进改革的纠偏。正因此，万历新政才成为明王朝的一剂救命良方，而使它的气脉又延续多年。“不以道德论英雄，应为苍生谋福祉”，④这是作家创作《张居正》的历史观，也是小说审视历史人物与事件时的一个文化视角。作品中所展现的绚烂的“落霞”，是封建王朝最后的回光返照。其间的人与事，是封建文化在大厦将倾之前的最后一搏。作家集中笔力写它的美丽和辉煌，同样也显露了他潜意识深处的本土文化反抗。

但这又毕竟只是最后的一搏了。这最后一搏，固然绚烂多姿，却有着不容忽视的内在缺陷。封建文化具备强大的体制惰性：权谋文化虽然充当着驱动历史演进的重要政治力量，但它却无法抹去其自身抑制民主、摧残人性的落后因素。尤其是以今日全球化的宏大视角重新审视这段“落霞”时光，我们会发现，在作家们津津乐道的康亁盛世的同时，西方文化正以前所未有的开放态势蓬勃兴起，中西差距就是在这个时段被迅速拉大的。回避这个问题，而孤立地描写所谓的煌煌盛世，这是一种封闭和短视，甚至还暗含了某种“天朝心态”。实际上，明中叶的万历新政之后，紧接经济繁荣的是腐朽颓败的晚明习气；康亁盛世之后是中国传统社会在西方文化冲击下的土崩瓦解。这里的根本原因之一，就在于这种专制独裁的“落霞”式体制改革，往往寄托在某些强有力的封建英雄人物身上而无法获得正常的政策延续性。甚至专制体制还无法保证这样的强力意志的出现，无法保证杰出英才顺利进入历史权力舞台。因为在传统明哲保身的文化惯性之下，优游不迫、漠不关心的政治态度，才是一般官僚最常见的人生观。像雍正、张居正那样对权力的眷恋和对经济的重视，就会被视为“苛政”、“俗吏”。雍正之所以背负骂名，居正夺情之所以引起如许大的波澜，就在于他们对实际政务的热衷和对可保他们大政顺利执行的权力的热衷。无论是雍正还是居正，都无法保证身后之事。不仅他们的改革难以为继，甚至无法避免死后声名被诋和守旧势力的卷土重来。权势，是他们成也萧何、败也萧何的关键所在。尽管作家对描写对象充满了深切的同情，但历史理性却无法化解他们“荣辱兴衰转瞬间”的权势循环悲剧。

一、引言

关于税费问题，是一个古老的话题，古今中外，皆有之。就中国而言，春秋时期，鲁国实行“初税亩”，是我国征收土地税的开始；秦朝时期赋税沉重，农民要把收获物的三分之二交给政府；西汉时实编户制度，汉高祖实行十五税一，文帝时实行三十税一，东汉光武帝把田租恢复到三十税一；北魏实行租调制；唐前期实行租庸调制，后实行两税法，这是中国古代赋税制度的一大变革；北宋王安石变法时实行方田均税法和募役法；明朝时实行“一条鞭法”；清朝实行“地丁银”。

许多仁人志士也对此作过研究，著名的有威廉.配第的《赋税论》。他认为：“劳动是财富之父,土地是财富之母他认为社会财富的真正来源是土地和劳动,而课税的最终对象也只能是土地的地租及其派生收入.他把地租看成是剩余劳动的产物,从而也是赋税的最终源泉”。

二、历史经验明清以来的赋税问题

1581年明朝内阁首辅张居正为缓和阶级矛盾，改革赋役制度，在全国推行一条鞭法。一条鞭法将原来的田赋、徭役、杂税，“并成一条”，折成银两，把从前按户、丁征收的役银，分摊在田亩上，按人丁和田亩的多寡来分担。一条鞭法是我国赋役史上一次重大改革，纳银代役的规定，相对减轻了农民的负担，同时说明农民对封建国家的人身依附关系，的松弛;赋役征银的办法，适应了商品经济发展的需要，有利于农业商品化和资本主义萌芽的增长。一条鞭法实行以后，明朝政府的财政一度好转，“太仓栗可支十年，太仆寺积金四百余万”。但它触动了一些大官僚和大地主的利益，遭到激烈反对。张居正死后，一条鞭法因贯彻不利，弊端百出。最终还是没有走出“黄宗羲定律”的怪圈，农民仍然是最终受害者。

1669年，康熙帝宣布原来明朝藩王的土地，归现在耕种人所有，叫做“更名田”.1712年，清政府规定以康熙五十年的人丁数，作为征收的固定丁数，以后，“滋生人丁，永不加赋”。雍正帝一上台就推行“摊丁入亩”的办法，把丁税平均摊入田赋中，征收统一的地丁银。这样，人头税废除了，封建国家对农民的人身控制进一步松弛，隐蔽人口的现象也逐渐减少。摊丁入亩对我国人口增长和社会经济发展有重要意义。但这毕竟还是地主阶级的税制，仍要维护地主阶级的利益，农民还不得缴纳其他的各种徭役和赋税，农民仍然课税繁重。

党的十六大提出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战略任务后，湖北省加快了文化体制改革和文化建设步伐。省委、省政府提出了建设中西部文化强省战略，编制了我省第一部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发展规划，召开了全省宣传思想暨文化建设工作会议，颁发了《湖北省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实施方案》。根据中央和省委领导“比照试点”“早改早主动”的要求,全省把中央关于试点地区的精神与湖北的实际相结合，在享受不到试点地区优惠政策的情况下，积极稳妥推进改革，取得了初步成效。

——文化管理体制逐步理顺。以创新管理体制、转变政府职能为突破口，初步建立起了党委领导、政府管理、行业自律、企事业单位依法运营的文化管理体制。省直新闻出版、广播影视系统实现了管办分离、局台（社）分设，政事、政企分开。省直出版系统前几年由于教材垄断经营的局面被打破，效益持续滑坡。组建长江出版集团以后，集团向经营体制转换，很快扭转被动局面，出版了一系列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双丰收的图书精品，去年利润增长30%，结束了连续三年利润大幅度下滑的局面。今年，省教育书刊社实现了管办分离。

——事业单位机制不断创新。以省直文化事业单位内部改革为重点，引入竞争机制，增强活力，改善服务。湖北日报报业集团坚持以改革促发展，去年总收入达10亿元，利润1亿元，5年翻了一番。其子报《楚天都市报》去年排名世界报纸发行量第37位，成为我国进入世界报纸发行量前100位的3家报纸之一。省作协积极创新作家管理机制，进一步激发了文学创作活力。熊召政所著长篇历史小说《张居正》去年获茅盾文学奖，方方、池莉入选网评的中国十大最受欢迎的作家，刘醒龙、邓一光、陈应松等先后获鲁迅文学奖、中国小说学会奖，“文学鄂军”影响不断扩大。

——文化市场主体成长壮大。按照一手抓文化集团，一手抓中小文化单位；一手抓国有文化事业单位转企改制，一手抓民营文化企业成长发展的思路，培育文化市场主体，形成了一批极具优势的品牌文化产品和品牌文化企业。一是省和武汉市组建了8个国有文化集团。长江出版集团、知音集团、今古传奇报刊集团转制为国有文化企业集团，按照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完善法人治理结构，进一步盘活了国有文化资产。二是国有文化单位转企改制活力增强。省新华书店大力实施企业化改造和股份制试点，按现代流通体制整合全省发行资源，去年实现销售收入20.5亿元，比上年增长12%。电影发行放映由过去多级多家整合为2家院线，去年全省院线票房收入8652万元，比2004年增长25%，排名全国第七。三是民营文化企业迅速成长。国有民营的洪湖市艺术团，企业办的武汉邮政艺术团、武汉电信艺术团，社会办团的武汉星海合唱团等生机勃勃。在武汉等大中城市，由民间资本投资的歌厅迅速发展。以民营为主体的股份制企业江通动画被国家广电总局授予“国家动画产业基地”。四是农村民营文化主体蓬勃发展。引导扶持农民办文化，大力培育农村文化市场主体，全省已有3000多个民间文艺团队、1万多家“文化中心户”活跃在广袤的农村大地。

——文化市场体系不断完善。文化的市场化程度不断提高，文化资源开始突破条块分割、地区封锁的束缚，显现出优势资源整合的良好势头。一是优化报刊市场。在全国率先进行报刊治理，报刊资源得到有效整合，迅速形成市场优势，全省期刊业综合实力居全国第二，《知音》、《今古传奇》、《特别关注》分别成为期发行量过500万、200万和100万的全国大刊。荆楚网采取招标的方式进行重组，点击量最高突破1400万人次，进入全国省级新闻网站第一方阵。二是整合省直文艺院团。省直7家文艺院团整合为4家，机构减了，支出少了，机制活了，公共文化服务更多更好，演出场次逐年增加。三是开展文化招商。2004年成功举办了武汉国际文化产业博洽会，签约到位资金超过20亿元。在荆楚网上设置了“湖北省文化产业招商”栏目，列出了150个重点项目。武汉渡江节、十堰武当节、宜昌龙舟节、仙桃体操节和孝感孝文化研讨会等富有地方特色的节会活动，促进了文化招商的蓬勃发展。四是利用文化要素市场发展湖北文化。广播影视业面向全国集聚优势资源，加快发展步伐。去年，故事片《沉默的远山》等3部影片获政府“华表奖”，刚刚拍摄的电视连续剧《万历首辅张居正》，可望在中央电视台明年春节期间播出。

——文化外贸机制正在形成。文化产品在内陆省份长期只进不出的局面开始打破，对外文化贸易成果喜人。在对外宣传方面，湖北日报、湖北电视台、知音等媒体开辟对外窗口，逐步在海外拓展市场。在图书外销方面，长江出版集团出版的《狼图腾》创中国图书海外版权销售新纪录；西班牙驻华大使馆以4万美元购买长江文艺出版社推出的《堂吉诃德》特别豪华版，开创了国内出版社出版的外国文学名著被外国政府出资购买的先河。在对外演出方面，对外演出市场中介正在形成，省京剧团、武汉杂技团等单位海外市场不断扩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