占卜范文10篇

占卜活动起源甚早，在历代社会生活特别是民间日常生活中一直起着或隐或显的重要作用。这在古代社会尤其如此，唐五代也不例外。司马光作《资治通鉴》，着眼于记录政治事件，因此很少将占卜事例写入书中。但是，为了说明某些政治家、军事家的与众不同，还是列举了一些占卜事例。

例如在唐德宗建中元年（780）记道：“九月，壬午，将作奏宣政殿廊坏，十月魁冈，未可修。上曰：‘但不妨公害人，则吉矣。安问时日！’即命修之”。[1]“魁冈”是占卜术中阴阳家的术语。胡三省在此注曰：“阴阳家拘忌，有天冈、河魁。凡魁冈之月及所系之地，忌修造”。[2]温公在这里是为了说明唐德宗的不大信阴阳拘忌，为德宗在此之后观念的变化作铺垫。又如唐宪宗元和十二年（817）九月条有云：“甲寅，李愬将攻吴房，诸将曰：‘今日往亡’。愬曰：‘吾兵少，不足战，宜出其不意。彼以往亡不我虞，正可击也。’遂往，克其外城，斩首千余级”。[3]这其中的“往亡”也是阴阳家的说法。胡注曰：“阴阳家之说，八月以白露后十八日为往亡，九月以寒露后第二十七日为往亡”。[4]司马光这里是说李愬在战争中的不拘忌时日。

以上所举二例虽然目的都是为了说明唐德宗和李愬的不拘泥于阴阳禁忌，但也从一个特定的侧面告诉我们当时在社会生活中占卜行为的普遍性。因此，研究唐五代占卜的状况、占卜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以及占卜对人们行为的影响，就应该成为历史研究者面临的重要课题了。限于篇幅和水平，本文只能极粗略地谈一下唐五代占卜的概况，并试图总结出当时占卜活动的一些特点，疏漏之处，在所难免。

一

首先谈一下唐五代占卜的类型。由于占卜术种类繁杂，各种占卜术因时代不同又有一些兴衰变化，因此研究这一问题难度较大，分类也不容易准确。《旧唐书·经籍志》和《新唐书·艺文志》沿袭《隋书·经籍志》，除天文、历算、兵书之外，将其他占卜术均归入“五行”。这种做法受到后人的批评。马端临在《文献通考·经籍考》中就批评它是“凡涉于术数者，总以五行一门包之，殊欠分别”[5]；但郑樵的《通志·艺文略》将“五行”分了三十类，却又嫌太多。本文拟换一个角度，从当时的官方文献切入，看看唐五代的占卜大致有哪些种类。

《旧唐书》卷2《太宗本纪》云：“（武德九年【626】九月）壬子，诏私家不得辄立妖神，妄设淫祀，非礼祠祷，一皆禁绝。其龟易五兆之外，诸杂占卜，亦皆停断”。这里将占卜分为龟卜、易占、五兆和杂占卜。《资治通鉴》卷192将这条诏文记作“自非卜筮正术，其余杂占，悉从禁绝”。这就是说，在唐初，占卜可分为“卜筮正术”和“杂占卜”两类，前者包括龟、易、五兆。

摘要：商代贞人与殷商诸王针对占卜权的争夺，其实是贞人代表的神权与商代诸王代表的王权斗争的集中表现。神权与王权的斗争在政治上表现为占卜权的争夺。随着神权与王权势力的此消彼长，贞人集团与商代诸王所拥有的占卜权也随之逐渐被削弱或得到强化，商王最终完全取得了占卜权。

关键词：商代；商王；贞人；占卜权

商代是一个以神为本的神权统治时代。神权在商人的国家政治与社会生活中占有极为重要的位置。商人对神权的顶礼膜拜主要通过轮番祭祀与甲骨占卜的方式来实现。商代周祭制度的形成与实行，表明商人对祭祀的高度重视，其目的就是加强商王与诸神的感情交流与信息沟通，祈望诸神为商王朝赐授福佑和提供保护。而商王及其王室、贵族日复一日地进行占卜活动，其目的就是上窥神意，下传神谕，力图在诸神的名义下治国理政，保持殷商王朝政权的合法性与权威性。在商人的观念中，商人诸神不仅是万事万物之源，而且是万千信息之源，是各类事件与信息的制造者与传播者。商代占卜集团通过占卜活动，领悟诸神的意志愿望、拜受诸神神谕神命，预测商王朝未来发展结果，其实是一种信息传播活动。

一、商代占卜权分析

在殷商时代，事奉鬼神是商王室的首要任务，而甲骨占卜是沟通鬼神与商王关系的重要手段。从甲骨卜辞看，商王朝每天的大事小情都要向上帝祖先鬼神请示汇报，根据上帝祖先的意志来决定事情可否实行，对上帝祖先鬼神唯命是听而且惟命是从。甲骨占卜的真正目的其实就是通过占卜拜受与宣示上帝祖先鬼神神谕神命以实施神权政治。占卜权主要指参与甲骨占卜活动人员所拥有的问辞权、命辞权、商王占辞质疑权、占辞权、一事多卜决定权、习卜选卜选择权等几种。

一般认为，商代占卜制度较为系统完备，形成了庞大的占卜集团。从甲骨卜辞“卜”、“贞”、“占”三字相次使用与叙辞、命辞、占辞依次排列反映出商代占卜是井然有序、环环相扣的系统工程，这种连续性极强的占卜活动反映出一个程序规范，又颇具理性色彩的内在逻辑进程。商代占卜集团由卜人、贞人、占人(多为商王)三类主要人员组成，卜人司“卜”，贞人司“贞”，占人司“占”，各司其职，相互配合，相互制约，共同完成占卜活动与信息传播活动。

占卜活动起源甚早，在历代社会生活特别是民间日常生活中一直起着或隐或显的重要作用。这在古代社会尤其如此，唐五代也不例外。司马光作《资治通鉴》，着眼于记录政治事件，因此很少将占卜事例写入书中。但是，为了说明某些政治家、军事家的与众不同，还是列举了一些占卜事例。

例如在唐德宗建中元年（780）记道：“九月，壬午，将作奏宣政殿廊坏，十月魁冈，未可修。上曰：‘但不妨公害人，则吉矣。安问时日！’即命修之”。[1]“魁冈”是占卜术中阴阳家的术语。胡三省在此注曰：“阴阳家拘忌，有天冈、河魁。凡魁冈之月及所系之地，忌修造”。[2]温公在这里是为了说明唐德宗的不大信阴阳拘忌，为德宗在此之后观念的变化作铺垫。又如唐宪宗元和十二年（817）九月条有云：“甲寅，李愬将攻吴房，诸将曰：‘今日往亡’。愬曰：‘吾兵少，不足战，宜出其不意。彼以往亡不我虞，正可击也。’遂往，克其外城，斩首千余级”。[3]这其中的“往亡”也是阴阳家的说法。胡注曰：“阴阳家之说，八月以白露后十八日为往亡，九月以寒露后第二十七日为往亡”。[4]司马光这里是说李愬在战争中的不拘忌时日。

以上所举二例虽然目的都是为了说明唐德宗和李愬的不拘泥于阴阳禁忌，但也从一个特定的侧面告诉我们当时在社会生活中占卜行为的普遍性。因此，研究唐五代占卜的状况、占卜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以及占卜对人们行为的影响，就应该成为历史研究者面临的重要课题了。限于篇幅和水平，本文只能极粗略地谈一下唐五代占卜的概况，并试图总结出当时占卜活动的一些特点，疏漏之处，在所难免。

一

首先谈一下唐五代占卜的类型。由于占卜术种类繁杂，各种占卜术因时代不同又有一些兴衰变化，因此研究这一问题难度较大，分类也不容易准确。《旧唐书·经籍志》和《新唐书·艺文志》沿袭《隋书·经籍志》，除天文、历算、兵书之外，将其他占卜术均归入“五行”。这种做法受到后人的批评。马端临在《文献通考·经籍考》中就批评它是“凡涉于术数者，总以五行一门包之，殊欠分别”[5]；但郑樵的《通志·艺文略》将“五行”分了三十类，却又嫌太多。本文拟换一个角度，从当时的官方文献切入，看看唐五代的占卜大致有哪些种类。

《旧唐书》卷2《太宗本纪》云：“（武德九年【626】九月）壬子，诏私家不得辄立妖神，妄设淫祀，非礼祠祷，一皆禁绝。其龟易五兆之外，诸杂占卜，亦皆停断”。这里将占卜分为龟卜、易占、五兆和杂占卜。《资治通鉴》卷192将这条诏文记作“自非卜筮正术，其余杂占，悉从禁绝”。这就是说，在唐初，占卜可分为“卜筮正术”和“杂占卜”两类，前者包括龟、易、五兆。

关键词：商代；贞人；信息；传播

摘要：商代贞人大约在百住以上，他们大多数人为部族首领，拥有自己的属地和经济力量，也为商王朝担任贞人之职，并力图通过神权左右殷商王朝的军政大事。贞人在占卜活动中，主要负责占龟，领悟神意，传达神谕，实际上是通过占卜预测获取信息和传播信息，是占卜活动的中心人物。贞人不仅是商王朝政治集团的中流砥柱，而且是商代信息传播事业的中坚力量，为商代信息传播事业做出了独特而重大的贡献。

《礼记·表记》说：“殷人尊神，先鬼而后礼，率民而事神。”在商人心目中，鬼神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影响着人间的吉凶福祸，与商人政治生活息息相关。为了乞福于神灵，趋吉避凶，商人几乎无日不占、无事不卜，占卜成为商人国家生活中的重要内容。与此相适应，商王朝出现了一个专门从事占卜事务的庞大的占卜集团，由卜人、贞人、占人(多指时王)三类主要人员构成，负责商王朝的占卜事务。占卜集团的首领就是商代时王，商王有时集卜人、贞人、占人三种角色于一身，但商王参与具体的占卜事务的机会不是很多，绝大多数情况下，占卜活动由卜人与贞人共同完成。一般情况下，卜人只负责命龟与灼龟取兆，而贞人则全权负责视兆占龟，接受神谕，神令，常常代表商王行使主导者权利，是整个占卜活动的中心人物。1q甲骨卜辞绝大部分内容都是贞人的贞测之言，恰恰证明了这一点。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我们对贞人的研究主要限于殷商前期(武丁至糜辛)贞人，而对殷商后期(康丁至帝辛)贞人则略微提及。

一、贞人来源及其政治地位

在甲骨卜辞中存在大量贞人，贞人署名于卜辞“贞”字之前。1933年董作宾发表《甲骨文断代研究例》，提出“贞人说”，统计出贞人33名。1965年董作宾著述《甲骨学六十年》，统计贞人已达73名。其后，陈梦家和岛邦男也分别对贞人作了系统的统计与研究，陈梦家认定有120名，岛邦男认定有I10人。对贞人作最细致深人研究的当属饶宗颐，饶氏于1959年出版《殷代贞卜人物通考》，对甲骨文中贞人资料作了详尽梳理，共得贞人142位。尽管各家统计数字有异，但整个殷商时代贞人在一百人以上已成共识。如此众多的贞人从事占卜预测工作，学术界称之为“贞人集团”。甲骨卜辞中有五位贞人同版占卜例(11546)，有四位贞人同版占卜例(667正、3297正)，也有三位贞人同版占卜例(15515正、11274正)，还有两位贞人同条卜辞例(3755.3756.3610)，这说明殷商确实存在过这样的“贞卜集团”。因此贞人来源身份及其政治地位问题确有研究的必要。

殷商王朝是以子姓为核心的许多部族的联合体，贞人则是诸部族势力在王朝中的代表之一。贞人具有沟通神与人的特殊察赋和能力，是神权的体现者。贞人集团中已经与商融合的部族的贞人是少数，多数贞人仍属于那些尚未与商融合却又臣属于殷的部族。在卜辞中有不少贞人名同时又是地名、部族名。}5}以“亘”为例颇能说明间题：例1、己亥卜，争贞：令弗其获执亘。(6952)例玄、亘人十。(9289)例3.癸卯卜，亘贞：我受年。(9951)例4、壬辰卜，贞：亘无祸。(10184)

教学建议

教学设计思路

在讲述甲骨文时，应利用书中提供的《二里头遗址陶器上的符号》使学生认识到汉字产生于原始社会末期至奴隶社会早期，商朝的甲骨文已经是较成熟的文字。通过展示适当的甲骨文图片，使学生对甲骨文以及其史料价值有进一步的了解。讲述科学和技术时，教师应强调周人已经具有了一定的环保知识。

可以采用由学生列表归纳夏、商、西周时期各自文化成就的形式进行小结。

甲骨文

甲骨文字是商朝后期写或刻在龟甲、兽骨之上的文字，其内容多为“卜辞”，也有少数为“记事辞”。

高中历史教案

教学目标

知识结构

夏

商

西周

摘要：档案真实地记录了中国古代文明的优秀成果，反映人类迈出的每一个步伐，成为认识过去和展望未来不可缺少的依据。档案通过自身的记载，向后人揭示历史的真相，而档案载体也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而不断发生变化。中国古代档案载体主要是甲骨、金石、简牍、缣帛、纸质。文章考察研究中国古代档案载体的产生与演变，目的是为了更好地保护、开发与利用档案。

关键词：甲骨档案;金石档案;简牍档案;缣帛;档案;纸质档案;演变

中国古代档案的年代之久远，数量之庞大，内容之广泛，价值之珍贵，堪为举世罕见。甲骨、金石、简牍、缣帛、纸张等多姿多彩的中国古代档案为世界留下了极为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1]因此，考察研究中国古代档案载体的特点、产生与演变，不仅对研究人类历史以及档案的产生和发展规律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对保护、开发和利用古代档案也有具重要的实现意义。

一、甲骨档案

（一）甲骨档案及其特点。甲骨档案主要是指刻写在龟甲、牛肩胛骨或其他兽骨甲骨载体上的文字材料。甲骨档案按出土地点不同，可分为河南殷墟甲骨档案及陕西甲骨档案两种类型，其中陕西甲骨档案又分为眉坞岭甲骨档案、周原甲骨档案、齐家甲骨档案、未央骨签档案，河南殷墟与陕西甲骨档案，其在载体、文字、形成时间、反映的内容等方面又各有特点。河南殷墟甲骨档案，载体主要是龟甲，用的是单一的文字，主要形成于奴隶社会的殷商时代，反映的商代后期的历史情况，而陕西甲骨档案载体主要是牛骨及其他兽骨，用多种文字刻写，形成于不同社会的不同时代，反映不同的社会和朝代的历史情况。郭沫若主编的《甲骨文合集》将甲骨文内容分为阶级和国家、社会生产、思想文化及其他在内的四大类共二十二小类。[2]甲骨档案有如下特点。一是载体硬度比较大，耐久性强。甲骨档案载体主要是龟甲和牛肩胛骨及其他兽骨。在甲骨文书的形成过程中，甲骨要经过锯、削、刮、磨的整治，还要经过凿、钻、灼烧，用锋利的刀刻卜辞的程序，足以可见其硬度之大，而且坚固耐久。从公元前14世纪至前11世纪，历时几千年仍能保持原貌。二是载体形式多样。龟的腹甲、背甲和牛的肩胛骨是主要载体形式，如扶风县齐家村西周甲骨档案就是以牛肩胛骨作为载体。但也有其他的载体形式，如眉坞岭甲骨档案就完全是以兽骨牙为载体，小屯村甲骨档案中也出现了以鹿头骨作为载体的情况。三是信息存储量以及密度比较小。虽然一条完整的卜辞大致包括有前辞、命辞、占辞、验辞四部分，且甲骨档案反映的内容涉及面比较广泛，但其存储容量仍存在局限性。一份龟骨或牛骨最多可以刻30字左右，如果以Byte作为信息存储量单位，则其容量为20Byte至60Byte。根据《史记•龟策列传》的记载，占卜的时候“其卜必向北”，而记录占卜结果的“龟甲必尺二寸”，一尺相当于23厘米左右，据此可换算出其存储密度约为0.11B每平方厘米。（二）甲骨档案的产生与演变。我国档案工作的历史源远流长，商朝晚期（约公元前1600年—约公元前1046年）用于记录占卜活动而产生的甲骨档案是目前中国已知最古老的档案载体。由于早期社会生产力水平比较低，人类对一些自然现象还无法解释，占卜活动成为当时盛行的习俗，商朝时，一切行事都要由史官占卜并记录在一定的载体材料上。诸如祭祀、征伐、年成、天时以及商王的游猎、疾病、生育、今夕来旬的祸福等都要通过商王或史官，用龟甲和兽骨卜问于鬼神和先王先公，以求得保佑与赐福。龟在当时象征神圣、代表着神灵之物，其外壳坚硬且布满花纹，留给古人足够的想象空间，龟甲就成为了当时最适宜的占卜材料。然而可供占卜之用的龟甲数量稀少，于是在畜牧业发达的商代，质地坚硬易于显兆却更为易得的兽骨成为了龟甲的替代品。供祭祀所用的牛死后，取出其肩胛骨并妥善保存，占卜后将相关信息刻录在龟甲或兽骨上，大量的甲骨档案就这样产生了。远在三千五百多年前，人们迷信神鬼，以为人的一切活动都要受神的支配。当时，商王从处理国家大事到安排重要的家庭事务，都要事先求神问卜，以表示他的行动都是按照神的旨意来办的，任何人不得违抗。由于当时迷信严重，甲骨档案的形成需要经过一系列的程序。占卜之前要对甲骨材料进行锯、削、刮、磨的整治，作好占卜准备。占卜的方法是先将龟的腹甲和牛的肩胛骨刮削平整，加以凿刻，然后用火烤炙，观看甲骨的裂纹来推断事情的凶吉。占卜之后，就把卜事人的名字、占卜的日期，事件的内容以及神示的结果都刻在甲骨上。经过以上一系列程序，甲骨文书制作完成。随着年代的变迁，就成了今天的甲骨档案。甲骨处理与文字刻录工作很不方便，加上石器与青铜器也是当时的档案载体之一，所以甲骨并没有被广泛使用。这样，甲骨载体在商朝后期以后逐渐被其他书写材料所代替。甲骨尽管坚固耐久，但毕竟来源有限，制作程序繁多，且较为笨重不便于传递，与大量产生的公务文书不相适应。受西周先进文化的影响，秦大批兴起以石头作为书写材料的石刻档案。刻石取材容易，传世久远，便于保存，弥补了甲骨的不足。

二、金石档案

一、成文记事的开端

探讨文明起源，文字的出现是一项重要标志。那么，中国古代文字究竟出现于何时呢？

自上个世纪中叶以来，从半坡仰韶文化的陶器符号，到大汶口文化的陶文，再到良渚及龙山时代的刻写文字，新的发现层出不穷，极大地推进着中国文字起源的研究。然而，材料毕竟嫌少，加之这些发现年代久远，研究难免不带推测成分，以致学者间认识很不一致。即便这些符号已有固定的语音，亦非随意刻划，而且是用来“记言”乃至于“记事”，但都是以单个或孤立的形式出现的，很难断定是成熟的文字。文字作为记录和传达语言的书写工具，不仅要有记录语言的功能，还必须具备传达语言的功能，而这“传达”功能则是判定书写符号是否文字的重要标志。如果这些刻划仅仅为制作人（或制作圈）出于某种记忆需要所作“记号”，不为制作人（或制作圈）以外其他人所认识、所使用，即便其中带有制作人（或制作圈）的某种意识，这些“记号”无论如何也不能算作是文字[1]，只能说其所表现的是原始书写（或绘画）艺术。或许，我们可以这样认识这些符号：

这些符号是人们有意识刻划的，代表一定的意义。……与我们文字有密切关系，也很可能是我国古代文字的原始形态之一，它影射出我国文字未发明以前，我们祖先那种“结绳记事”、“契木为文”等传说，有着真实的历史背景。[2]

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河南安阳发现甲骨片，经过几十年的研究证明，刻划在龟甲兽骨上的文字，主要是殷代王室占卜的记录，因而称之为“卜辞”。其所使用的文字只有几千字，一半以上可以认识，不认识的大都是专名，如地名、人名、族名等，其义可知，其音不能得其读。虽然卜辞所使用的文字并不是殷代文字的全部，但从现有的研究成果看，卜辞涉及范围十分广泛，凡祭祀、征战、田猎、疾病、风雨冥晦、年辰丰欠、时日吉凶、用人用牲多寡、分娩或男或女……一切大事小事，都要通过龟甲兽骨的占卜。用现在的概念说，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方方面面，无所不包。《甲骨文合集》集一个多世纪来出土甲骨之大成，著录甲骨卜辞近5万片，根据记事内容分为四大类、二十二小类。

四大类为：（一）阶级和国家，（二）社会生活，（三）科学文化，（四）其它。

[论文关键词]大学生迷信心理现状原因自我调适

[论文摘要]当今大学生迷信心理以及迷信行为已经在大学校园里泛滥成灾，并对大学生的学习生活、精神生活、性格品质和人生观、价值观的树立产生着严重的危害。本文通过对大学生迷信心理的现状、危害、原因以及影响因素的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大学生对迷信心理的自我调试的方法。由此期望能够为大学生迷信心理现象的减少提供一点帮助。

一、迷信的定义

（一）迷信的定义

在《辞海》中将迷信解释为：“指相信星占、卜筮、风水、命相和鬼神等；也指盲目地信仰和崇拜，如迷信书本迷信鬼神。”从心理学上讲，它是指人们内心中认为对生命个体（或生命群体）有支配力量的神灵的畏惧和遵循状态，是人们在社会生活中遇到不可认知之物而无所适从，或遇到难以克服的挫折和障碍时所表现出来的鬼神天命等的认同，祈求以改善自己命运的一种信仰和行为。例如有人遇到困难时，常去求神问卦、算命、抽签、测字、相面、降仙以求解脱。

在我国低层次的迷信观念也有多种形式，可以分为四个系统：第一，鬼神系统，即天神、地狱人鬼；第二，人身迷信系统，其中有生辰的命运，通过生辰八字算命，通过面相、手相、测字预测一生或流年的宿命和运气；第三，环境的迷信系统，主要是阳宅、阴宅的风水；第四，信号迷信系统，主要有鸟语、声响、谐音语等意味的吉凶信号。

一、古文字字形教学有助于学生了解古代历史文化

汉字的构形意图离不开特定的历史背景，其中包含造字时代的社会生活状况，当时人们的思想和心理状态，以及当时信以为实的神话内容等。如“女”字，甲骨文作(此略。下文均为“略”字)，是捆缚的人屈身而跪的形象。可见“女”本义是奴隶。古代奴隶主要是战争中的俘虏，在氏族社会里，男俘主要用为祭品或食品，女俘则留下服役，充当奴隶。因此，“女”即是奴隶，又可以表示女性。后世分化，“女”表示女性。再如“妻”，甲骨文由左右两部分组成，左部像长发女子形，下为女子，上像其长发，字形右部为一只手，整个字形像用手抱女子，这就是说，妻子是抢来的女人。《甲骨文字典》说：“上古有掳掠妇女以为配偶之俗，是为掠夺婚姻，甲骨文中的妻字即此掠夺婚姻之反映。”解释甚确。后代“妻”字所表示的女子长发变为“十”，“又”即手，插入发中，即成今天“妻”字字形。又如“卜”、“兆”、“占”三个字，商代是笃信鬼神的时代，其具体表现就是占卜，那时战争、风雨、收成、生育、疾病、做梦等无论事大事小，都要占卜一下，看看吉凶。占卜的材料是龟的腹甲、背甲和牛的肩胛骨。占卜时，先在甲骨背面钻出一些小坑，然后灼烧小坑，使甲骨正面因受热而出现裂缝，占卜者即依据这些裂缝的多少、曲折、走向来判断吉凶。“卜”字像横视的甲骨，“一”像荆木条，整个字形像用荆木条灸甲骨。灸后甲骨表面出现的裂纹叫“兆”。兆字甲骨文正像裂纹形。兆是判断吉凶的依据，也是吉凶的提前显示，事情发生前的迹象，今有“征兆”、“预兆”等词。“占”字本义也是卜问吉凶，字形由“卜”和“口”组成，加“口”表示询问吉凶。总之，可以说历史背景是汉字构造的源泉，而汉字字形则是特定历史状况的反映。有人说汉字贮存了历史或使历史定格在汉字之中，这话一点也不过分。

二、古文字教学有助于学生识字和纠正错别字

“即使”与“既然”是两个常用的关联词，可有的同学在书写上常把这两个加点字搞混。“即使”表示未然假设，“既然”表示已然推论。“即”的甲骨文字形左边表示食器，右边是一个跪坐的人形，口向食物，表示未进食；“既”的甲骨文左边同样食器，右边也是跪坐的人形，但是口不向食物而向身后，表示进食完毕。现代汉字的字形依然保留了两字中口的向背特征，联系意义，这两个字的字形就不难辨别了。以上可见，凡与“接近”、“就”有关的词语就是“即”；凡与“已经”有关的词语就是“既”。

再如现代汉字中的部首“月”实际上包含了古文字中的“月”部和“肉”部，而且只有“朔、朗、期、朦胧”等少数字归属于古“月”部，其他的大多数字属古“肉”部，如“脖、肌、肚、肘、脂、肢”等等。了解了这一点，学生就不难记住“不胫而走、病入膏肓、义愤填膺、胴体、臃肿、丰腴”等不太熟悉的字形了。

古代曾用贝壳作为货币进行交易，和钱物有关的汉字自然多用“贝”表义了。如“货、贷、贯、赏、赐、赠、贿赂、贬、赃物”等等。这样学生就不会把“受贿赂得来的赃物”写成“受贿络得来的脏物”了。再如，甲骨文中的“玉”字作“丰”，像玉串，三横为玉片的平视图，一竖为贯穿玉片之绳。“玉”字原写作“王”字，不过是三横距离相等。而“王”字中间一横靠上，后为了与“王”字区别，才加了一点，但“王”字很少作字的构件，所以作为左右结构字形构件的“玉”仍不加点。因此，现代汉字中“王”部的字只有“皇、闰”等少数字属古“王”部，其他的大部分都属古“玉”部，这些字的意义都和玉有关，如“琼、琪、瑾、璧、瑶”等等。这样不仅有利于学生记住“白璧无瑕、瑕不掩瑜”等字形，也有利于区分“暇、遐、瑕”等字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