札记范文10篇

内容摘要：大江健三郎的《冲绳札记》创作于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本世纪初，日本右翼势力向该书部分内容发难，谎称其违反史实。《冲绳札记》的作者大江健三郎和日本岩波书店因此成为被告，该事件受到日本社会的长期关注，经过长达数年的法庭审判，大江终于取得胜利。值此法院判决胜诉之际，《冲绳札记》的中译本来到中国。作为日本的知识良心，大江健三郎在书中处处流露出对日本民族的希冀及对冲绳人民的忏悔。情感真挚，发人深省。

关键词：冲绳民主主义核基地歧视

《冲绳札记》写于冲绳即将回归日本的1969年到1970年之间，作者大江健三郎透过自身对处于美军占领下的冲绳的造访，带着一种“黯然的内省”，用自己的“知识良心”书写他眼中的冲绳物语。通过大江的描述，我们可以看出，走访冲绳期间，一种无力感横贯作者的记忆，他一边叹息，一边苦苦追寻着答案，并一次又一次无情地对自己的灵魂进行拷问：“日本人是什么，能不能把自己变成不是那样的日本人的日本人？”

文中论述了生活在冲绳的人们、冲绳的历史、文化以及它和日本本土的关系，并透过战后一代的新冲绳人及他们建立的新亚洲观唤醒本土日本人以一种新的姿态审视自己，面对亚洲和世界。作为民主主义者的大江带着对冲绳人的忏悔，希望通过自己的笔记尽量填满横亘于二十七度纬线上的歧视鸿沟，还给冲绳一个“没有基地的岛屿”，而这恰恰也是日本及日本国民的责任。

在书中，大江写到了他在冲绳的三个“发现”，第一个便是战后一代的年轻人没有祖国意识。从《旧金山和平条约》的生效到1972年的回归，冲绳这个孤岛，没有主权，它只是一个联合国授权下由美国托管的“地区”，可想而知，那些在二战后出生的人怎么会有植根于心底的爱国意识，他的国又在哪里？面对本土，饱含的更多是被抛弃的痛吧，冲绳教管所里的失足少年那愤怒的犀利面孔折射出的是冷酷的“拒绝”，宁愿顺从美国性倒错者的引诱、享受一时的快乐，也要拒绝本土日本人的道义帮助，这是怎样的“叛逆”。对于冲绳人，他们自身始终存在着一种来自身份认同的困惑，我是谁，冲绳人，美国人，还是日本人？镌刻着冲绳历史的复杂性及其对现代化的焦虑，生活在那里的人们难道只能惶恐地在缺乏归属感的挣扎中隐忍，盲从地随着时间车轮以一种未知的身份面向未来吗？答案可以在大江的第二个发现中找到依据，那就是“新冲绳人”观念的树立和独立的民主主义精神。

战后一代的知识分子们不但没有在疲惫和迷惘中失去方向，反而在积极地充满生机地推动岛内独立的民主主义运动。那里的人们探寻着潜藏在那片土地中可以彰显冲绳独特文化的根本特质，希望找回属于自己的身份烙印。他们惧怕“从虎口下归来的尊贵生命”再次落入背叛他们的“狼”的手里，毅然决然地主张用一种独立自主的精神把命运紧紧攥在自己的手中，这无疑是对“旧我”的背弃，并从中树立堂堂正正的独立人格。“旧我”指的便是曾经的“冲绳的民众意识”，概括起来就是事大主义和自卑心理，而“空道的人格”则是理解两者互为表里的特质。作为一个四面临海、毫无依傍的弹丸小岛，冲绳没有资格谈大义名分，为了生存，冲绳人就要忍辱负重，不断寻找自身的生命补给线，所谓的独立也只是依附关系上的相对自主。然而，作为“新冲绳人”，他们果断地砍断自己与事大主义的瓜葛，抛掉自卑，争取平等，带着昂扬的自信。

我很欣赏英国撒切尔夫人的一句名言：公务员之家版权所有，全国公务员共同的天地!不重视教育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民族。其实，对教育的高度重视岂只现达的国家，早在原始部落就已得到了充分的认识。据说原始的某些部落为了教会孩子捕猎的本领，让他们仰卧草丛，手托鲜果，伸向天空，连续好几个钟头，纹丝不动，以骗得小鸟以为那是树上的果子，飞去享用，却被小孩抓住。你看，务实的、严格的、良好的教育，让这些部落的孩子们成为智者，或是优秀的战士。

当前，研讨和实施素质教育，已成为一个热门话题，实施素质教育，以提高全民族素质为目标，势不可挡。一个现代化的社会，企盼千千万万高素质的人，高素质的人应当出自于良好的教育。身为一个教育者，深感育人的责任之大，担子之沉。一次家长会上，一位家长如是说：依我看，孩子的知识结构足以让我满意，而培养孩子良好的品行、健康的心理、强壮的体魄，比学习知识更为重要……家长的一席谈话，给教育者压上一副沉重的担子。

多年的班主任实践告诉我：教育呼唤高素质的教师队伍。教育有法，教育更要得法，教育得讲究技巧和艺术。我亲眼目睹了这样一个偶发事件：在一次期末作文考试中，一班主任阅卷时，发现一生较长篇幅地摘录了某刊物上的作文材料。作文效果与平时功夫相距甚远，遂把该生作文拿到班主上请同学找证据。结果，证据确凿，属抄袭之功。课上，这一现象得到爆光……生回到家，茶不思，饭不想，情绪极度低落。家长问明原因，到校大驳教师教育无方，说孩子没了自尊，也没了自信，还谈什么学业。时至今日，这个事件令我心隐隐作痛。不难看出，在大力实施素质教育的今天，这位班主任的所作所为，实是无视教育的规律，已不能适应时代的最基本的要求。

素质教育具有全体性，即必须面向全体学生，帮助每一位学生，使他们在原有的基础上得到提高。在学生的群体中差异总存在的，古今如此，中外也如此。我们要提倡偏爱差生，看到其差异，扬其所长，救其所短，给他们更多的尊重、信任、理解和自信。

在一次批评和自我批评的班会上，同学们较为友善而又含蓄地提出了批评和自我批评。没想到，一个平时很有工作方法的学习委员，有力的批评一名成绩极差的同学，说她习惯极差，品行恶劣（当时不难看出，这样的批评带有私人怨恨，带有情绪的渲泄），公务员之家版权所有，全国公务员共同的天地!说罢，教室一片哗然。我分明看见，挨批评的搭拉着脑袋，眼角边挂着伤心的泪。班会结束，我点了学习委员的名，让她放学留下来。问及原因，方知在一次作文中真实地写出了乘坐无人售票车未主动投币的事实。我心中豁然开朗。令人欣喜的是第二天一大早，生给了我一封信，我摘录信中的一段原话：江老师，今晚，我带着十分难过的心情给您写信，今天当着全班指责了我，批评了我的不良行为。当时的我恨不得马上跳起来，戳她的脊梁骨，把她的不是也抖给大家瞧瞧，但我始终做不出来。回到家，我冷静地想了想，说的一切也大多是事实。我明白，我学习不好，很多同学看不起我，可我最敬重您，你并没有闲（嫌）弃我。江老师，请您相信我：我一定会用行动来争（征）服全班的。……任何一个有思维的人都会被这封真诚的书信所感动。生敢说真话实话，作文中敢于表达真情实感，这是写作极为宝贵的财富。可是她的长处，她的闪光点，以前却不为人知。我找了一个合适的机会，把这封信给看，也把这封信宣读给全班听。第二学月的一帮一接对中，主动要求和接对子。一个小小的成功，竟成了学习的强劲动力，后来，生的学习直线上升。

有人把塑造、改造、舆论、模仿、自治时间归结为教育的五种形式，我们千万不要小看这五种教育形式的神奇和魅力。我想谈谈模仿这种方式。模仿即是引导学生学习和效仿别人的言行的一种教育方法。说穿了，就是借助榜样的力量，激发学生产生一种健康的心理情绪。有时，班上发生的一些突发事件，往往会令人束手无策。接任现在的班级快一年，应该说班风建设的成绩让我欣慰。有一天中午，生上交军训费找回的元钱在短短的分钟内不翼而飞。明查暗访，未发现一点漏洞。但我坚信，这事系我班某同学所为。扼杀孩子的自尊，搜身什么的不顾教育规律，违法的事我不可能去做，下午想了两节课，我苦苦思索解决问题的办法。放学后，我仅耽误分钟的时间。我从生家长热情捐助我班精美石英钟谈起，谈到了人间真情，谈到了人与人相处的真诚和宽容，我还提到了老师小时候发生的一件刻骨铭心的往事。

细读今年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以及近几年来美国领导人的重要演讲，都贯穿这样一个“美国逻辑”：只有把别国都变“民主”了，美国才能真正的“安全”了。报告说:“美国的政策是在每一个国家和文化中寻求并支持民主运动和民主制度，最终目标是结束世界上的专制统治。”“由于自由国家向往和平，自由的进步将使美国更为安全。”

按照这个逻辑，美国以“民主”为旗号的任何行动，都天然具有神圣的光环。这不禁让人产生疑问：是谁赋予美国这样至高无上的权利来推行“民主”？美国为什么可以像法官一样来评判别国民主不民主？这种盛气凌人，颐指气使的做派本身民主吗？美国的民主是最好的吗？还有，当今世界的老百姓是在盼和平与发展呢，还是热盼美国的“民主”呢？

这些问题值得好好想想。

一、漫漫求索民主路

民主是个好东西，当今世界恐怕极少有人对此持有异议。人民都希望民主，这是毫无疑问的。细想一下，什么叫民主？那当然是人民当家作主。但民主不是目的，而是手段，目的是大家都过好日子。那么，怎样才能做到这一点呢？这就需要一定的机制，而采用什么机制则一定与当时当地的社会条件密切相关。

在远古，印度乡村里有什么重大的事要办，村民们便聚在一棵大树底下议论。要议论就得有一个人或者几个人主持，否则七嘴八舌，议而难决。于是，年纪大的、辈分高的人被推举出来。这在古印度叫“本佳亦德”，意思是“五老会”。这个名称在今天的印度乡村里还在沿用。古希腊以城邦繁荣著称，城邦里各种利益集团林立，怎么治理呢？由于城邦不大，大家可以聚在一起商议，实行直接民主相对容易。在极盛时期的伯里克利时代，雅典人口只有40万，其中自由民16.8万，外邦人3.2万，奴隶20万。当时的政治官是一年一选，另外还有元老院和公民大会等，显得颇为民主。但是，别忘了20万奴隶和其他没有取得市民资格的人是没有选举权的。所以，这是统治阶级内部的民主。不、古希腊的民主共和传统，后来在古罗马得到传承和发展，曲曲折折地演变了几百年，后来被帝制取代了。为什么？因为城邦衰落了，庞大的帝国建立起来了。无论是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还是凯撒的继承人屋大维，都是“朕即天下”的君主，昏君当道、奴隶起义、外族入侵，是古希腊、罗马衰亡的主要原因。在西罗马帝国之后的漫长中世纪，基督教会的势力至高无上。一直到十三、十四世纪的意大利文艺复兴，矛头针对教皇。当时的觉醒者从古希腊、罗马的废城里发掘出了“人道”和“民主”这样的政治元素，用“人”来挑战“神”。但他们的反抗主要局限于艺术和学术的形式。一直到十七、八世纪，随着资本主义的兴起，一批像伏尔泰、孟德斯鸠、卢梭等的思想家，用“民主”来反对封建王权，痛斥“君权神授”，主张“社会契约论”，为资本主义的大发展准备了思想武器。

中国古代文学批评颇多对待性范畴,如“形”与“神”、“奇”与“正”、“复”与“变”、“繁”与“简”、“浓”与“淡”,等等,素为论者关注,并做有很湛深的研究。但对“老”与“嫩”这一组对待性范畴的讨论则较少看到,其所涵示的意义也较少为人发扬。其实,它们在宋以后有很活跃的表现,由它们及其所提携起的一连串后序名言,很好地概括了古人力求完粹,高不伤肤、雅不落巧的创作追求,适切地传达了宋以来“后经典时代”中国人独特的文学经验与审美趣尚。“老”原指物事与人的历时久远,用诸论文,指作品的老熟与老成。如杜甫《敬赠郑谏义十韵》之“毫发无遗憾,波澜独老成”。老成的笔法称为“老笔”,如李白《题上阳台》之“山高水长,物象万千。非有老笔,清壮何穷”,刘克庄《刘圻父诗序》之“它日余将求续集而观老笔焉”。由老成笔法构成的佳句叫“老句”,如王世懋《艺圃撷余》称杜甫“故多变态,其诗有深句、有雄句、有老句、有秀句、有丽句、有险句、有拙句、有累句”;

构成的格调叫“老格”,如僧鸾《赠李粲秀才》有“前辈歌诗惟翰林,神仙老格何高深”。由此老格的作品,通常洋溢着“老气”,如谢逸《陈倅席上分韵得我字》之“酒酣涌新诗,老气激衰堕”;故可称“老作”,如曾季锂《艇斋诗话》称“韩文杜诗备极全美,然有老作,如《祭老成文》、《大风卷茅屋歌》,浑然无斧凿痕,又老作之尤者”。“嫩”由物初生时的柔弱样态和事初起时的轻微状态,衍指物之质地不坚实、颜色新鲜浅淡,还有人的青涩不老到,这些都很容易了解。但有时也指事物与人性可贵的本初,譬如宋明理学家就常如此,他们以“仁是嫩物,譬之草木,嫩则生,老则枯”,①在此中投托了自己许多的哲思。用以论文,则指作品字句声色的俊美细腻乃或庸腐华伪。如钟嵘《诗品》卷下之论戴逵诗“嫩弱”即是。要之,“大约‘老’字对‘嫩’看”。②如陆时雍《诗镜总论》评“齐梁人欲嫩而得老,唐人欲老而得75嫩,其所别在风格之间;齐梁老而实秀,唐人嫩而不华,其所别在意象之际;齐梁带秀而香,唐人撰华而秽,其所别在点染之间”。陈绎曾《文章欧冶》以“嫩”为古文病格,又明确地以“不老”释“嫩”。王思任《世说新语序》称刘义庆“本一俗语,经之即文;本一浅语,经之即蓄;本一嫩语,经之即辣。

盖其牙室利灵,笔颠老秀,得晋人之意于言前,而因得晋人之言于舌外”。或论诗,或评文,但大抵都是由这样的对看,来揭示其意义的分野。“老”与“嫩”被广泛用于文学批评,大抵在宋代。特别是“老”这个范畴,可见诸其时各家文学批评。具体地说,它可以是一种“老健”,如朱熹《跋病翁先生诗》称“逮其晚岁,笔力老健,出入众作,自成一家”;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引苏轼论张子野,也有“子野诗笔老健,歌词乃其余波耳”之说。可以是一种“老苍”,如黄庭坚《次韵答邢敦夫》之称“儿中兀老苍,趣造甚奇异”。可以是一种“老辣”,如刘克庄《赵戣诗卷题跋》称“歌行中悲愤慷慨生硬老辣者,乃似卢仝、刘叉”。可以是一种“老练”,如叶适《题难岳诗稿》称“潜夫思益新,句愈工,涉历老练,不止阔远,建大将旗鼓,非子孰当”。可以是一种“老重”,如黄庭坚《答洪驹父书》称“寄诗语意老重,数过读,不能去手”。

以后历代人更将之广泛运用于各体文的批评,成为古代文学批评史上一个重要的理论范畴。“老”与字句有关,所谓“凡下字造句坚致稳当即老也”。①方东树《昭昧詹言》卷一说:“用意高深,用法高深,而字句不典、不古、不坚老,仍不能脱凡近浅俗。故字句亦为诗文家一大事。”他还具体列出“义法粗胚”若干,“转折”、“气脉”之外,就有“不经意助语闲字”,其下注曰:“必坚老生稳”。而像元诗那样,“其词太绮缛而乏老苍,其调过匀整而寡变幻”,②是作诗之下乘,为历代论者所不取。字有字法,除“贵属对稳”、“贵遣事切”、“贵结响高”之外,还“贵捶字老”,要之“总归于血脉动荡,首尾浑成”。

如果没有联想，那想象便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了。所以，在写作过程中，想象和联想，往往是综合适用，而不能截然分开。联想，是一种由此及彼的思维活动。其主要方式有相似联想、对比联想及辐射联想等。

如何展开以上联想呢？第一，明确概念；第二，找准相近，相似的事例，以便使这些联想，为我所用。

“相似联想”，即由甲事物想到与其在形态、性质、功能、特征等方面有相似联系的乙事物等等。例如贾祖樟的《南州六月荔枝丹》一文写到鲜荔枝变质快的特点，便引用杜牧《过华清宫》诗中的“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以说明当时统治者为把鲜荔枝迅速送进京城而不惜劳民伤财；写到单发展荔枝生产以满足人民生活日益提高的需要时，则引用了苏轶的“欲啖荔枝三百颗，不妨长作岭南人”的诗句，明我国岭南盛产荔枝。又如夏衍写的《包身工》一文，在写到包身工遭受残酷的压迫、剥削，为工厂老板创产值多而收获却少得可怜时，自然联想到“墨鸭”而吃的却很少。这便是使用了相似联想。“对比联想”，即由对某一事物的感知、回忆而引起与该事物具有相反特点的其他事物的回忆。如陶铸同志在《崇高的理想》一文中，论述到乡，往往是地主阶级或向往地主阶级生活的人的理想；在资本主义社会，资产阶级的理想是希望钱越赚越多，利润越来越高，而且希望这个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社会是“永恒”的。而无产阶级，却是打倒这个“永恒”，把这个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社会推翻。在社会主义社会，“为人民服务”，实现共产主义事业，就成为广大人民的共同理想。

“辐射联想”，即以某事物为触发点，向其四周联想到自己最熟悉的生活及各类知识的积累。最典型的要算秦牧的《土地》一文。他以“土地”这一极普通的事物为触发点，骑着思想的野马驰骋于四面八方，联想到了历代的人们对土地的珍惜；想到失去土地的人们的悲哀．想到了土地被剥削者占有时，劳动者的种种不幸；想到了劳动者为保卫土地，争做土地的主人而进行的可歌可泣和不屈不挠的斗争，更想到了劳动者成为土地的主人后，对土地的改造和对自己家园的建设。又如1994年高考作文题为“尝试”。有一考生在作义中写到尝试“留长辫”尝试“迷你裙”尝试“流行歌曲”等，本想“潇洒”一回，结果都不如人意而贻笑大方的深切体会。

一、关于两次结合

“结合”是指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统一。“两次结合”，说的是如何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具体运用于中国革命和建设两个不同历史阶段的实际，实现两个不同时期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的首创者是。从他有关的大量论述来看，上世纪30年代提出这一命题的根据在于：马克思主义具有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的实际应用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的固有性质；中国是在强大而又内部互相矛盾的几个帝国主义国家和中国封建势力统治之下的、政治经济发展具有极大不平衡性和不统一性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东方大国，有自己的特殊国情和革命的基本特点与基本规律；党内三次“左”倾错误特别是以王明为代表的第三次“左”倾教条主义路线，使党和革命事业几乎濒临绝境带来的惨痛教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含义，一是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即按照中国的特点灵活恰当地应用马克思主义原理；二是使中国革命丰富实际马克思主义化，即把中国的斗争经验进行总结提炼使之上升为理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要实现途径，一是完整准确地理解和把握马克思主义，关键是树立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学风；二是全面深刻地分析和认识中国实际，关键是进行系统周密的调查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质，是要“化”出中国自己的特色，“化”出中国自己的理论。

第一次结合，是率先垂范，带领全党经过十几年的艰辛探索实践，总结成功和失败的经验，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实现的；接着是在新中国成立以后最初七年间，带领全党继续探索实践，总结国内和国际尤其是苏联搞社会主义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实现的。所以第一次结合，包括民主革命中的结合和社会主义革命中的结合。这是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大贡献。

第二次结合，是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实现的。*年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开始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及时地提出了再次结合的问题。他在那年4月4日讨论斯大林问题的中央书记处会议上发表讲话，认为最重要的教训是独立自主，调查研究，摸清本国国情，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同我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制定我们的路线、方针、政策，提出“我们要进行第二次结合”，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不少成功的探索和实践，同时要总结缺点和片面性，指出：“现在我们有了自己的初步实践，又有了苏联的经验和教训，应当更加强调从中国的国情出发，强调开动脑筋，强调创造性，在结合上下功夫，努力找出在中国这块大地上建设社会主义的具体道路。”他探索第二次结合的代表作《论十大关系》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写成的。这一探索迅速见效，向前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但是不久即因“左”的干扰而中断，往后的探索渐入歧途，出现了许多重大失误以至“”的长时间全局性严重错误，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受到挫折甚至一定程度上的倒退。所以总的说，他的探索是不成功的，未能正确解决第二次结合的问题；*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深刻总结建国以来历史经验，既继承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正确理论观点，又纠正晚年的错误，拨乱反正，恢复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基本问题解放思想，把探索中国式社会主义发展道路重新纳入科学的轨道。在此过程中，取得了对社会主义再认识的一系列重大成果，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初步形成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其后又经过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和十六大以来党中央的不断探索和实践，发展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在这一理论体系指导下，终于走出了一条中国式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为成功地实现第二次结合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入一个新的境界。

二、关于两次飞跃

【关键词】斯大林/苏联共产党/社会主义国家思想/实践

【正文】

〔中图分类号〕A32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4769(2001)02-0001-05

（一）

1936年，斯大林在《关于苏联宪法草案》的报告中宣布：在苏联“所有的剥削阶级都消灭了。”“我们苏联社会已经做到在基本上实现了社会主义，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即实现了马克思主义者又称为共产主义第一阶段或低级阶段的制度。”于是，在苏共中发生了关于社会主义国家问题的争论。当时，苏共党内有人提出：苏联的剥削阶级已被消灭，社会主义已经基本建立起来，为什么不促使国家消亡呢？1939年，斯大林《在党的第十八次代表大会上关于联共（布）中央工作的总结报告》中，对这个问题专门作了回答。他认为，恩格斯是说过，国家作为全社会的真正代表所采取的第一个行动，即把生产资料变为公共财产这一行动，将是它以国家资格所采取的最后一次独立行动。那时，国家政权对社会关系的干涉，便会逐渐成为多余的东西而自行停止。对人的管理将被对物的管理和对生产过程的指导所代替。国家不是“被废除”的，它是自行消亡的。但是，恩格斯的这个观点是以社会主义大致同时地在一切国家或大多数国家中获得胜利为前提的。然而，现在的事实是，社会主义在单独一个国家中获得胜利，这个国家还受着资本主义的包围和由此产生的对社会主义国家的种种危险。因此，不应当忽视这样的事实而照搬恩格斯的观点，那是违背马克思主义实质的。所以，以斯大林为首的苏共，从客观实际出发，明确而正确地提出，在苏联，不仅应当坚持和巩固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国家政权，而且应当坚持和巩固马列主义政党在国家政权中的领导地位。同时，苏维埃国家，还应当总结苏维埃政权建设的经验，使国家形式随着国内外环境的变化而改变。

应当说，斯大林的这个观点是正确的，符合实际的。这是斯大林和苏共对探索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一大贡献。如果当时斯大林和苏共不实现这一理论与实践上的突破，不建设共产党领导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强大国家政权，苏联的社会主义早就不复存在了。

【内容提要】在《论住宅问题》中，恩格斯首次表述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法律产生的一般规律的学说，但也留下一些重要问题有待阐发。在摩尔根《古代社会》发表之后，恩格斯依据史前史研究的科学成果，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对法律起源问题作了科学系统的阐述。

【关键词】法律起源/恩格斯/唯物史观

【正文】

法律究竟是怎样产生的？这是法理学所要探讨的一个重要问题。马克思主义对这个问题给予了科学的解释。马克思主义关于法律起源问题的分析和阐述也有一个逐渐深化和发展的过程。1872年5月至1873年1月，恩格斯针对蒲鲁东主义者散布解决工人阶级住宅问题的资产阶级慈善家的改良方案，撰写了一组重要文章，先后发表在《人民国家报》上，而后以《论住宅问题》为题出版了单行本。在《论住宅问题》中，恩格斯深刻地剖析蒲鲁东主义者解决住宅问题的方案的理论基础——“永恒公平”论，明确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住宅问题的解决总是有利于资产者，资产阶级法律不可能解决住宅问题，并从正面科学地揭示了法、法学与社会经济条件的内在联系，对法律起源问题做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阐述，然而由于受科学资料和研究成果的历史局限，恩格斯关于法律起源的论述中仍然包涵着若干没有获得解决的重大存疑。直到19世纪70年代末期开始，人类学研究的迅速进展尤其是路易斯·亨利·摩尔根关于史前史研究的权威成果，才为解答恩格斯的存疑提供了客观条件。《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是恩格斯在吸取摩尔根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撰写出来的一本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和法的问题的杰出著作，是马克思主义关于法律起源问题的定型之作。

《论住宅问题》关于法律起源问题的阐述与存疑

《论住宅问题》是恩格斯同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和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尤其是蒲鲁东主义者）论战的产物。法律的起源是这场论战过程中涉及的主要问题之一。

【内容提要】马克思的《资本主义生产以前的各种形式》是从属于他的《资本论》研究的。他把各种所有制作历史排列的原因是劳动者和劳动资料相互联系的不同方式的形成是一个历史过程，而两者关系则是考察所有制形态的内容。马克思的分析是以公有制和私有制相互消长的关系、所有制和公社（或社会）的相互关系为双层线索进行的。正是这一阶段研究中，马克思注意了非经济的社会关系，因而，他晚年转向人类学研究。

【正文】

马克思的《资本主义生产以前的各种形式》是他的《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的重要内容。我们知道马克思研究有三个阶段即哲学研究时期、经济学研究时期和人类学研究时期。在第一个时期，他的重点是发现社会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确立他的基本哲学思想，对人类学的研究基本没有涉及，而在社会形态的演进上其重点是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之间的区别；在第二个时期，他在发现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矛盾及发展趋势都深藏于经济的事实的基础上，重点从事的是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但为了考察劳动者和他的劳动资料的分离过程，考察资本主义所有制的历史起源，就必须追根溯源地探讨所有制的演进过程，这就必然地涉及到对人类学的专门的研究。《资本主义生产以前的各种形式》就是这一研究的产物。这一著作是马克思这一时期的主要的人类学研究成果，是理解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关于社会形态演进的观点的关键，也是马克思晚年人类学研究转向的基础。本文在重点研究马克思的《资本主义生产以前的各种形式》的基础上，对这种转向的原因也略作分析。

一、马克思人类学研究的从属性

马克思这时的人类学研究是从属于他对资本主义所有制的研究的，所以他的重点还不是资本主义前的社会形态，而是所有制形式，首先考察的是劳动者和他的劳动资料的分离过程。马克思一开始就指出：“如果说雇佣劳动的前提和资本的历史条件之一，是自由劳动以及这种自由劳动同货币相交换，……；那么，另一个前提就是自由劳动同实现自由劳动的客观条件相分离，即同劳动资料和劳动材料相分离。可见，首要的是，劳动者同他的天然的实验场即土地相脱离，从而自由的小土地所有制解体，以及以东方公社为基础的公共土地所有制解体。”（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470～471页。）在这里马克思要考察的是资本主义经济形成的历史条件，而它的第一个前提是“自由劳动同货币相交换”，即劳动力的商品化过程是马克思要考察的一个方面，因为劳动力的商品化是剩余价值形成的基础；而另一个历史前提则是自由劳动和实现它的客观条件的分离，它即是劳动力商品化历史形成的另一个方面，而它的实质在马克思看来是所有制形式的演进过程，这种演进过程的结果就是资本主义所有制的形成。因此，马克思的《资本主义生产以前的各种形式》是从属于他的《资本论》的研究的。

为这一研究目的所决定，马克思重点考察的是劳动者和他的劳动资料分离的历史过程，而这一分离的起点是：“小规模的自由土地所有制和以东方公社为基础的土地所有制的解体”。在这里研究的目的成为决定研究分离的起点的内在规定；因为，小规模的自由土地所有制和以东方公社为基础的土地所有制是两个不同历史阶段的所有制，从历史阶段上看，前者事实上是后者的产物之一，但对于劳动者和劳动资料的分离来说，两者都是这种分离的起点。劳动者和劳动资料的分离的过程，从一方面看，也就是形成劳动力商品化的历史前提的历史进程。这一分离过程与它的起点相一致，也有两种形式：一是从“公有财产所有者之间的关系”中发生分离，二是从“独立的财产所有者”中发生的分离；无产阶级则是这一分离过程的最终历史结果。从另一方面看，劳动者和劳动资料的分离过程的研究实质上也是对所有制发展的研究。一种是亚细亚的形式，劳动者和他的劳动条件的这种统一被称为“原始统一”；一种是“独立的财产所有者”所体现的统一，它本身也是原始统一解体的产物。这两种统一之所以放在一起考察，是因为它们都是劳动者和他劳动的客观条件分离的起点，由于在这两种所有制形态中，劳动者是与劳动资料自然统一在一起，因此，劳动者“有一种独立于劳动之外的物质生存基础”，这样劳动者不仅是作为劳动者，而首先是作为所有者或社会成员（共同占有者）的资格彼此发生关系。小规模的自由土地所有制和以东方公社为基础的土地所有制，都具有劳动者是与劳动资料自然统一在一起这一特点。后来马克思在他的《剩余价值学说史》中说：“劳动者和劳动条件之间的原有统一（我们不谈奴隶关系，因为当时劳动者自身属于客观的劳动条件）有两种主要形式：亚洲公社（原始共产主义）和这种或那种类型的小家庭农业（与此相结合的是家庭工业）。这两种形式都是幼稚的形式，都同样不适合于把劳动发展为社会劳动，不适合于提高社会生产力。因此，劳动和所有权（后者应理解为对于生产条件的所有权）之间的分离、破裂和对立就成为必要的了。这种破裂的极端的形式（……）就是资本的形式。原有的统一的恢复，只有在资本创造的物质基础上，并且只有通过工人阶级和整个社会在这个创造过程中经历的革命，才有可能实现。”（注：马克思：《剩余价值学说史》。）劳动者和劳动条件的原有统一的解体到这种统一的恢复，被理解为人类社会的历史运动过程，其最终结果是共产主义的实现。

大家知道，恩格斯晚年发表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至今已经近一百二十年了。每当我们重读这篇名著时，都会有一些新的体会和认识。这里，我想围绕着有关国家起源的几个理论问题，作一点再思考。

无须讳言，我国的史前社会研究，特别是有关国家起源或者说文明起源的研究，自从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以来，基本上遵循着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所提出的理论模式，从而构建中国古代国家形成的历史。但是，在具体的研究过程中，我们常常会遇到这样一种困惑，即如何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古史实际相结合。显然，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本以欧洲古史为例，就路易斯·亨·摩尔根的研究成果而作，诚如第一版序言所说的那样，“以下各章，在某种程度上是执行遗言。不是别人，正是卡尔·马克思曾打算联系他的——在某种限度内我可以说是我们两个的——唯物主义的历史研究所得出的结论来阐述摩尔根的研究成果，并且只是这样来阐明这些成果的全部意义”。①因此，我们的研究工作，也应该从中国古史实际出发，走出固有的理论模式。（公务员之家版权所有）

首先，我们觉得，有必要正确认识奴隶社会两种形态，这是我们讨论问题的前提条件；

也许人们还记得，1859年1月，马克思在其《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序言》中，第一次提出了亚细亚生产方式的概念，并与古代的并列，“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作是社会经济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②。对于这段话的理解，是否可以用两分法，把“亚细亚的”和“古代的”视为古代文明世界奴隶社会的两种形态，虽然还在继续讨论之中。不过，我们从后来恩格斯在其《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的第八章，论述德意志人国家的形成时，则着重地指出“由于这种野蛮状态，他们还没有达到充分发展的奴隶制，既没有达到古代的劳动奴隶制，也没有达到东方的家庭奴隶制”，③起码有两点应该是明确的：第一点，古代文明世界的奴隶制有两种形态，其一为“古代的劳动奴隶制”；其二为“东方的家庭奴隶制”，第二点，无论是“古代的劳动奴隶制”，还是“东方的家庭奴隶制”，从文意上看，都应是经过奴隶制初期发展阶段，尔后，才“达到充分发展的奴隶制”的。恩格斯的这一观点，在稍后几年出版的《美国工人运动》（原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美国版序言，后以单行本发行）一文中，也是可以看得到的。他说：“在亚细亚古代和古典古代，阶级压迫的主要形式是奴隶制，即与其说是群众被剥夺了土地，不如说他们的人身被占有。”④至此，就更加明白无误地告诉了我们，“亚细亚古代”和“古典古代”，已经不仅仅是地域概念问题了，实际上它还包含着两种不同形态的意思在里边，与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所说的“在奴隶经济（不是家长制的奴隶经济，而是后来希腊罗马时代那样的奴隶经济）作为致富手段存在的一切形式中……”⑤观点是一致的，即强调奴隶社会有两种形态，分为以“家长制的奴隶经济”为基础的“东方的家庭奴隶制”和以“希腊罗马时代那样的奴隶经济”为基础的“古代的劳动奴隶制”。

其实，以“家长制的奴隶经济”为基础的“东方的家庭奴隶制”和以“希腊罗马时代那样的奴隶经济”为基础的“古代的劳动奴隶制”，作为两种发达的奴隶社会不同的表现形态，主要还是受到了所处的地理环境作用和影响，人们的生产和生活实践，总是离不开一定的自然条件的。普列汉诺夫就曾说过：“由于生产斗争的自然条件不同，因此人类共同生活的形式也渐渐地具有不同的性质。到处相同的民族生活方式让给各种不同的社会关系，雅典社会的制度不同于中国的制度；西方的经济发展过程根本不同于东方的经济发展过程”⑥，并且，还认为“古代社会代替了氏族社会组织；同样，东方社会制度产生以前的社会组织也是氏族社会组织。这两种经济制度的类型，每一种都是生产力在氏族组织内部增长的结果，生产力的这种增长最后必然要使氏族组织解体。如果这两种类型彼此有着很大的区别，那么它的主要特征是在地理环境的影响下形成的。在这种情形下，地理环境给了生产力发展达到一定程度的社会以一种生产关系的总和；而在另一种情形下，地理环境给了另一种根本不同于第一种的生产关系的总和”⑦。

其次，既然“亚细亚古代”和“古典古代”是两种形态或曰两种类型，那么，它们的国家产生和发展，也必然有所不同；从“古典古代“来看，恩格斯当年根据所能见到的材料，全面、系统地研究了雅典、罗马和德意志人的国家产生的全过程，最后得出了结论：雅典是最纯粹、最典型的形式，在这里，“国家是直接地和主要地从氏族社会本身内部发展起来的阶级对立中产生的”；在罗马，“氏族社会变成了闭关自守的贵族，贵族的四周则是人数众多的、站在这一社会之外的、没有权利只有义务的平民，平民的胜利炸毁了旧的氏族制度，并在它的废墟上面建立了国家”；最后，“在战胜了罗马帝国的德意志人中间，国家是作为征服外国广大领土的直接结果而产生的”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