债务范文10篇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国务院各部委、各直属机构：

农村税费改革以来，各地按照国务院关于“制止新债、摸清旧债、明确责任、分类处理、逐步化解”的要求，积极稳妥地开展化解乡村债务工作，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乡村债务涉及面广，情况复杂，化解工作进展缓慢，已成为当前农村工作中的一个难点问题。一些地方债务底数不清，责任不明确；一些地方新债不断发生，屡禁不止；一些地方化解债务主动性不够，存在“等、靠、要”思想，缺乏有效解决乡村债务的办法；一些地方债权人与债务人双方矛盾尖锐，成为影响农村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沉重的乡村债务影响了基层政权组织的正常运转，制约了农村经济社会事业的健康发展，并成为诱发农民负担反弹的严重隐患。为推进农村综合改革，巩固农村税费改革成果，防止农民负担反弹，促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经国务院同意，现就做好清理化解乡村债务工作提出以下意见：

一、全面清理核实，锁定债务数额

清理核实乡村债务的原则和要求：一是摸清底数。要对**年12月31日以前乡镇政府和村级组织形成的债权和债务，包括以乡镇政府或村民委员会等名义担保形成的债务，尤其是举办农村义务教育形成的债务，进行全面核实，分类清理。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要采取切实可行的债权保全措施，严厉制止和打击逃废债务行为，切实维护债权人的合法权益。二是严格审核。地方各级农村综合改革领导小组要组织财政、审计、农业、监察、金融、教育等相关部门，结合清理和规范乡村财政财务，对乡村债务进行认真审核，逐项核实认定，锁定债务数额。三是明确责任。根据乡村债务形成的原因，明确债务偿还的责任，落实到单位或个人。四是分类处理。要区分乡镇债务和村级债务的不同性质，采取有针对性的化解措施和办法，分类处理，逐步化解。

要在认真清理核实的基础上，按债务的来源和用途，逐笔登记造册，建立债务台账和债权债务数据库，实行动态管理。建立县、乡、村三级债务动态监控机制。实行定期报告制度，掌握债务变化情况和原因，及时采取有效的控制措施。

二、严格执行政策，坚决制止发生新的乡村债务

近十几年来我国许多乡村都陷入了越来越沉重的债务危机，债务问题成了一个令各级政府头疼的大事。乡村债务形成的原因复杂，既有制度层面的，也有管理层面的。多方面的因素相互作用，使得旧债未清，又添新债，债务的雪球越滚越大。2007年的三月至五月，我们重点选择了新疆塔城地区作为样本点，经过近两个月的实地调研，基本摸清了额敏县七乡、沙湾三乡四个村和乌苏市的乡村债务债权情况，通过典型调查、座谈，获得第一手资料，在此基础上，通过汇总、分类，预计新疆乡村两级债务的规模，分析其产生原因。本文针对新疆乡村债务的行政、财政体制原因展开相应的探索。

一、新疆乡村负债的现状

截至2007年末，全疆共有966个乡镇，8965个行政村，新疆农村几乎是乡乡有债，村村欠钱。对新疆乡村两级债务规模的估算是一项非常困难的工作。由于数据不足,我们很难运用统计方法做出准确的定量分析。只能在现有的资料基础上，做一个大致的测算。

根据自治区税改办2004年度全区乡村两级债务情况进行的调查，结果如下：乡镇债权总额36.35亿元，债务总额58.23亿元，其中：

1．乡级：债权总额10.35亿元，乡均为120.77万元；债务总额24.23亿元，乡均为282.73亿元，债权债务相抵后，净债务为13.88亿元。

2．村级：债权总额为26亿元，村均为26.9万元；债务总额34亿元，村均为35.16亿元，债权债务相抵后，净债务为8亿元。

二、深层原因

以上讲了当前J市村级债务的构成及其形成过程。说明了村级债务的形成与调整产业结构、达标升级和高息借贷上缴的关系。以下从村、乡镇与村民三个方面分析村级债务形成的深层原因。

1、村干部

当前农村通行的由乡镇决定村干部乃至组干部报酬数量和结构，并将村干部报酬的大部分与乡镇规定的各项行政任务尤其是税费提留任务完成情况挂钩的做法，严重影响和决定着村干部的行为方式。乡镇这种决定村组干部报酬数量及结构的做法与体制遗留下来的乡村上下级观念与行政命令作风结合起来，使得村干部几乎没有自由选择的余地，村民自治名存实亡。

1990年代中期以前，乡村企业发展较好，一些有固定收入来源的村集体如有村办企业的村，村班子工作积极性高，向农民提取也少，上级因此误以为村级治理最大的障碍是村集体没有诸如村办企业等固定收入来源，提倡消灭“空壳村”。消灭“空壳村”的办法是创办企业，也包括挖精养鱼池，建林果基地等。所有这些都需要资金，因此向外借贷。刚开始搞这些以消灭“空壳村”为号召的所谓“第二次创业”时，村干部比乡镇更清楚将来失败的命运，一些“保守”的村支书抵制这种“创业”。但既然上级已经发出了号召，各种任务已经下达并与年终报酬挂起钩来，多数村干部不得不向银行或农户借贷以“创业”，那时在农村调查，村干部感到最困难的事情是创业“一无资金，二无技术，三无市场”，痛苦得很。上级要办企业，那就办。借来的钱办企业，盲目上马的多，以至于后来J市几乎所有村办企业全部破产，大量借贷资金无法偿还。举例来说，D镇的高阳村，1995年还只有6万元债务，1996年即达40万元，1997年达110万元，1998年超过150万元，到2000年底已近300万元，即为举办村办企业失败所欠债务。这种情况十分普遍。

无法偿还资金，对于负责任的村干部来讲，真是心头解不开的疼。但这个疼的过程不长，便麻木起来。其原因大致有二，第一，在借钱创业的过程中，虽然几乎无一例外所有企业都破产了，但创业者中的不少人有了很大一笔不明收入。我们访谈过一位推土机师傅，他在1990年代中期以来为数十村集体挖鱼池或建林果基地，因此与村干部有经济上的频繁接触。他说，我推了这么多年的土，几乎找不出不要回扣的村干部。尤其是一些年轻的村干部，敢于以市场经济中磨练出来的胆量收受回扣，有些村甚至出现了村干部仅仅为了拿回扣而积极举债“创业”的情况；第二，这时候出现的村级债务是普遍的，村与村比，谁也不比谁更多，法不责众，每个村都负了债，上面总会想办法的。

为促进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建立新的运行机制和健康持续发展，切实落实好我市清理化解基层医疗机构债务工作，现将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转发省发改委省卫生厅省财政厅江西省清理化解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债务实施方案的通知》文件转发给你们，并明确我市具体方案如下：

一、加强领导，明确分工。各县（区）人民政府、各开发区（新区）管委会要充分认识化解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债务的重要性和紧迫性，要精心组织实施，明确责任分工，及时研究解决化解债务过程中出现的问题，确保各项工作平稳有序推进。各相关部门要相互统筹协调，按照各自职责，做好债务清理锁定、审核认定、偿还化解和资金筹集等工作。

二、把握要求，按期完成。各县（区）人民政府、各开发区（新区）管委会要按照“制止新债、锁定旧债、明确责任、分类处理、逐步化解”的总体要求，依据省里时间节点，先摸清底数、锁定债务，然后逐级上报、逐笔认定，结合实际制定当地的清理化解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债务的具体工作方案，在2011年11月15日前上报市医改办、财政局、卫生局备案。债务认定后，及时制定债务化解的总体规划、年度计划，落实化债资金，逐项逐笔确定债务化解的时间、资金渠道、责任单位。

三、严格纪律，实事求是。严格执行有关规定和财经纪律，建立责任追究制度。各地不得借新债还旧债，不得向群众摊派，不得挤占挪用其它医改专项资金，不得影响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实施基本药物制度和推进综合改革。对虚报冒领、截留挪用、套取补助资金及造成资金损失的，除追回补助资金外，还要按照有关规定追究直接责任人和有关负责人的责任；涉嫌违法犯罪的，移交司法机关处理。

尽管我国现行的《预算法》等有关法律中，严格禁止地方财政出现赤字和地方政府举债，但事实上，我国各地区、各层级的地方政府大都在不同程度上举债度日或负债经营，而且所负债务的种类之多，负担之重，已超出一般人之想象。相关的数据与结论初步表明地方债务的规模保守估计大约在亿之间，截至2002年底，仅乡镇一级平均负债已经超过400万元，总额在2200亿元左右。地方债务风险已经成为影响我国经济安全和社会稳定的重大隐患。

关于地方债务的形成“原因”，代表性的观点如魏加宁认为主要有：（1）各级政府之间财权事权划分不清，地方政府收入减少、任务加重；（2）政府职能转变不到位，行政机构繁杂、人浮于事；（3）地方政府行政层级过多，地改市后财源匮乏；（4）财政金融体制不健全，地方政府缺乏必要的正规的融资渠道，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只得通过各种非正规渠道进行变相举债、违规融资；（5）信息披露机制不完善，缺乏地方政府的信用评估；（6）行政管理体制缺乏约束机制，地方政府领导干部行为短期化，一些地方政府领导为了在有限任期内显示“政绩”，获取政治资本，不惜一切大肆融资举债，用于“形象工程”和“政绩工程”建设。

一“原因”背后的原因解释

笔者认为，上面所列出的“原因”其实并不是地方债务产生的终极原因，而是某些真正原因的结果。主要理由在于，的确上述“原因”对地方债务的产生有着某种联系甚至直接的联系，但如果是要做追根溯源的探究的话，仅停留在这一层面而不去探究是什么导致这些“原因”的产生，放弃对事物发生本源的追求，对“原因”的解释就会是乏力和不得要领的。而且如果遵循这些“原因”的解释去寻求解决之道的话，最终也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地方债务问题。因此，这种层面对原因的探究，只能算是原因探究过程中的一个阶段，而不能说是对原因解释的终结。

按照上述所给出的“原因”，譬如中央与地方等各级政府的财权与事权的统一问题，事实上就是中央与地方关系的法制化问题。具体说来，市场经济下的公共财政要求，中央与地方的职责权限应该由法律明确规定，尤其是中央与地方的事权、财权划分应该具体清晰，以防止法律的任意解释和中央、地方的相互侵权。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结构形式以及中央与地方职责关系模式，也都应当依法定程序进行调整，以保持中央与地方关系的相对稳定性。设立相对独立的专门机构裁决中央与地方之间的权限争议，而不是简单地由中央说了算等。这些，明白人都清楚的道理，为什么实践中中央与地方并不选择进行财权与事权的划分与法律规范，这才是问题的根源。

另外政府职能转变不到位，层级过多，机构臃肿，财政金融体制不健全，信息披露机制不完善，行政管理体制缺乏约束机制，地方政府领导干部行为短期化等，简单一点看，这些都是政府的职能与体制设置不符合公共财政的要求等方面问题外在形式的显现，或者只能说是地方债务产生的客观原因，但是这些毕竟都是人为选择的结果，那么人们为什么要选择这种结果，这才是地方债务产生的真正原因所在。

归结地方政府性债务形成的原因，主要是由于经济社会快速发展需要政府提供相应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尤其是各地当前都处于城市化进程加速阶段，需要大量的、低成本的、可长期使用的城市化建设资金，而有限的财政资金难以满足城市化快速发展的需要。与此同时，财权与事权不相匹配的矛盾也成为地方政府性债务形成的内在因素。1994年实行分税制财政体制后，财政的集中度大幅度提高，形成“财力向上集中”和“事权向下转移”的局面，经济社会发展等事权与财权之间的高度不对称迫使地方政府负债经营。加上近年来各项改革力度不断加大，特别是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粮食体制改革、农村税费改革等使地方财政支出增速大大超过了收入增速。此外，债务管理体制机制的不健全更是加重地方政府性债务的重要因素。虽然各地都在积极探索建立地方政府债务管理的有效机制，但目前尚未建立起统一、规范的管理模式和管理制度，地方政府债务管理中还存在着诸多方面的问题：一是债务预算管理机制缺失。地方政府性债务从举借到偿还缺少预算环节的统筹规划，大部分举债安排的收支没有纳入预算管理，缺乏预算约束，游离于政府预算管理之外，而一旦发生偿债风险，又要用预算资金偿还，极易形成直接的财政负担和风险。二是债务预警机制缺失。由于尚未建立有效的债务预警机制，债务的可控规模和风险系数没有量化指标，难以有效防范和控制债务风险。一旦发生信用危机，必将破坏金融市场的信用秩序，影响财政收支和政府信用，对社会稳定构成潜在的危险。三是偿债机制缺失。部分地方政府融资积极性很高，但科学举债、依法筹资、有序偿还的观念不强。虽然部分地区建立了偿债基金，但基金的规模较小，筹集和动用方式不明确，规范、科学的地方政府偿债长效机制尚未建立。四是责任追究机制缺失。在目前多头举债和管理的局面下，如果出现投资决策失误和信用危机，由于偿债责任难以明确，责任追究制度没有建立，往往造成不论这些债务是否由政府担保，但最终都必须由政府进行偿还的现象。五是融资平台公司管理机制缺失。很多融资平台公司本身并不具备良好的营利功能和偿债能力，存在经营性资产少、法人治理不完善、现代化管理水平较低等问题，其自主经营能力较弱，资产盈利性较差，市场化运作能力较低。因此，为加快完善举债决策机制，合理控制地方政府性债务规模，笔者认为，在充分发挥地方政府性债务资金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应加强防范债务风险，逐步建立起管理规范、监控有力的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

1.从源头控制的角度加强对地方政府融资行为的管理。一是完善地方政府性债务的扎口管理制度。各地对政府性债务管理的模式不同，财政部门往往只承担了提供审批所需报表、债务余额统计等方面的工作，没能有效地履行起政府性债务监管的职责。目前，各地债务余额越来越大，融资的渠道和方式越来越丰富，有必要在财政部门实行扎口管理，规范政府融资审批、加强建设项目效益审批、落实偿债资金来源。二是实行融资计划管理。在举债管理方面，应对各级政府的融资计划实行同级管理原则。严格控制政府性债务负债建设行为，对重大建设项目应通过社会听证等形式，充分征求各方面意见，杜绝盲目、违规举债。三是将地方政府性债务纳入预算管理。政府性债务是政府收入的重要来源之一，应当纳入预算或计划统一管理。根据需求和供给合理控制政府负债规模，由各级政府债务扎口管理部门探索编制地方政府性债务预算，真实反映地方债务收支、偿还及余额，待条件成熟时纳入总预算并同级人大审批。2.从风险控制的角度加强对地方政府性债务的管理。要从实际出发，尽快出台符合实际、具有可操作性、能够满足地方发展需要的政府性债务相关控制指标。其中，债务率反映地区负债能力和风险，负债率反映地区经济承债能力，偿债率反映财政收入还债能力。可以在预警机制中综合运用三种指标，以全面、准确地反映债务的总量风险和结构风险状况，并规定合理的债务安全线，定期通报市县债务风险情况，适时对地方政府进行风险预警。3.从债务偿还的角度加强对地方政府性债务的管理。一是建立偿债准备金制度。根据各级政府债务规模、自身财力、风险指标等，采取一定比例，建立偿债准备金。如果下级政府未设立或未按规定额度设立偿债准备金，上级政府可在其财力性转移支付或税收返还中按照一定比例扣除，明确作为偿债准备金。二是建立偿债考核激励机制。可在相关预警指标建立之后，对市县建立考核激励机制，每年拿出一定规模的财力，通过对既有债务的消化、新增债务的控制情况的考核，综合平衡后分配至市县，起到激励、引导的作用。三是推动平台公司企业化运作管理。平台公司对所承担的政府公益性项目进行自主经营、自求平衡、自负盈亏，企业对公益性项目的投入最终依靠其对政府配置的资源进行市场化运作的收益来平衡。4.从债务监督的角度加强对地方政府性债务的管理。一是加强政府性债务外部审计监督。按照《政府投资项目审计规定》，强化对政府投资项目的审计监督，特别是耗用资源多、财政投入大、与国计民生关系密切、社会关注度高的项目，要及时向社会公告政府投资项目审计结果及整改情况。二是建立健全管理问责制度。要将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纳入各级领导干部任期的经济责任考核范畴，建立有效的地方政府债务管理责任追究制度，合理区分各政府领导干部的直接责任和主管责任，将政府性债务纳入领导干部责任审计。三是建立绩效评价制度。对融资平台公司承担的重点项目实行绩效评价，事前设定明确的绩效目标，并明确完成绩效目标所采取的措施，项目建设过程中财政部门和项目建设单位实施绩效跟踪，项目完工后进行绩效评价。

本文作者：高玮工作单位：江苏省财政科学研究所

近期，美国的债务问题尤为引人注目。论文2011年4月18日，标准普尔将美国主权信用的前景展望从“稳定”下调至“负面”。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2011年4月11日的《世界经济展望》中警告称，美国的债务问题可能削弱全球金融体系稳定性。美国财政部称，到2011年5月16日，美国已经达到法定的14.29万亿美元债务上限。若国会在8月2日之前不提高举债上限，美国可能出现债务违约。美国债务危机似乎到了一触即发的时刻。美国是否真的会爆发债务危机，美国债务问题的前景究竟如何，我们还需要进行仔细的梳理。

一、美国公共债务现状概览

经济危机爆发后，为了使美国经济尽快地从危机中恢复，美国政府出台了一系列刺激计划，导致美国政府公共债务快速攀升。根据美国财政部数据，2009财年美国财政赤字1.42万亿美元，为GDP的9.9%；国债余额超过12万亿美元，为GDP的84%。2010财年美国财政赤字达到1.29万亿美元，占GDP的8.9%，国债余额超过13.4万亿美元，占GDP的92%。2011财年美国财政赤字预计将达1.65万亿美元，债务总额早在5月16日就已经达到14.29万亿美元上限。图1显示从2000年开始，美国国债的GDP占比不断攀升，至今已经突破二战以来的最高点，且仍有加速上涨之势。

与此同时，投资者对于美国政府主权债务违约的担忧也在升温。在信用衍生产品市场，美国信用违约掉期合同的价格近期在不断攀升。图2是美国政府债的一年、五年、十年期CDS的交易价格曲线。2011年5月以来，美国一年、五年和十年期的CDS价格均呈快速上升趋势，特别是一年期CDS，价格已经翻了一番。

二、美国债务问题前景分析

尽管美国已经触及债务“天花板”，美国国会至今尚未就提高债务上限问题达成一致，但目前美国发生债务违约的可能性较小。其原因可从经济和政治角度分别加以考虑：

当前的乡村治理中，村级债务已成为最大难题。颇具讽刺意味的是，造成村级债务这一难题的原因，正是为了解决乡村治理中的难题。村级债务是1990年代以来的新现象。1990年代初期，针对乡村组织普遍存在软弱涣散的问题，自上而下期待发展乡村集体经济，增强集体经济实力，从而增加乡村组织的凝聚力和战斗力。这个时候，以兴办村办企业、调整产业结构为名，乡村两级大量借贷，形成了当前村级债务的第一个“基础”；自1992年以来，在“再苦不能苦孩子、再穷不能穷教育”的口号声中，“普九”达标不分地区不切实际地在全国铺开，特别是1996年前后“普九”验收的强大压力，迫使乡村两级大规模向农民集资和向社会借贷，买了很多不该买的设备，建了许多不该建的房子，从而让乡村债务雪上加霜。第三次对乡村特别是村级构成重大影响的债务增加，是在农民负担太高，向农民征收税费越来越难的情况下，村级组织高息借贷上缴，利息越来越高，债务越来越多，最终形成了现在严重的村级债务。

我们在2001年向J市近50名乡镇党委书记发放问卷，让他们回答“你认为当前农村存在的最大问题是什么”时，几乎所有乡镇党委书记都回答最大的问题是村级债务或乡村债务。

一、现状与过程

1、村级债务的数量与构成

那么，J市农村村级债务究竟如何？我们从J市下属三县各乡镇获得的村级债务不完全统计数字汇总如下： 表一：村级债务的数量（不完全统计）单位：万元、元、个

债务总额

一、债务规模

调查的4个乡镇和3个村都存在规模庞大的债务。从表1可以看出，自1996年以来，4个乡镇的债务增长速度都很快，到2001年底平均债务余额已高达545.7万元。B乡6年内债务规模增长了3倍，年均增长20.1%；A乡增长了5.4倍，年均增长32.4%；C镇增长了11.6倍，年均增长50.5%。表2显示，1990--2002年，F村和G村借款总额都超过100万元。到2002年底这两个村的借款余额分别为30.4万元和16.5万元，如果加上应付款，债务规模会更大。

调查表明，债务用途对债务规模产生了较大影响。办公场馆、大型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兴办企业所需要的资金量较大，这些项目的兴办一般会急剧增加乡村负债的规模。如C镇1999---2002年债务规模剧增的原因就在于工业园区的拆迁与建设，A乡1999年债务规模剧增的原因是修建了宏伟的乡政府办公楼。一般而言，从用途来看，发达地区乡镇的负债主要用于兴办企业，提供投资额较大的公共产品，如C镇所有的债务都用于举办企业和工业园建设，负债额较大。欠发达地区大部分乡村债务用于发工资、上缴税费任务，负债额因而较发达地区低。

二、债务结构

(一)债权人结构

乡村债务的债权主体主要包括农业银行、农村信用合作社等正规金融机构，农村合作基金会等非正规金融组织，国外政府和国际金融组织，上级财政，单位和私人(包括个体工商户、乡镇干部)等。表3为样本乡镇2001年底的债权人构成表。表4为调查村1990--2001年借款的债权人构成表。

摘要：目前中国的乡村经济运行隐含着很大的债务风险。对西部某地乡村债务所做的实证分析表明：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必须有相应的政治体制、经济体制的重大变革。关键词：乡村；债务；制度变革一、引言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农村经济发展迅速，农民生活水平提高很大，农村改革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是，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特别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农村社会经济发展又面临一些新问题。其中之一，是乡镇政府和村委会组织普遍陷入沉重的债务危机，这已经成为税费改革后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村社会稳定的一大障碍。至于全国乡村债务总额是多少，目前还没有权威的全国统计数据，一些学者在抽样调查的基础上估计全国乡村两级债务总额不低于6000亿元，这个数字已超过长期建设国债数额，平均每个乡镇的债务近450万元。许多个案研究结果都支持这个估计结果，如笔者对西部某县级区进行实地调查所获得的数据资料也证实了这一点。乡镇政府和村组织偿债能力十分有限，随着偿债期限的到来，如果到期的债务得不到清偿，由此引起的各种社会矛盾也将爆发出来，从而影响到社会稳定。目前关于乡村债务问题的研究，大多属于一般性的研究，基本上是就事论事地研究这个问题，而对于引起债务问题的更深层次原因，还很少有人进行研究。本文认为，乡村债务问题所涉及到的范围已经超出其本身，是农村政治、经济、社会问题的集中反映和发酵。本文首先对西部某县级区乡村债务进行实证研究，然后采用政治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对乡村债务问题进行深层次考察。二、对D区乡村债务的实证分析西部某市D区共有33个乡镇，501个村，全区人口81.2万，2003年GDP为396143万元，财政总收入22814万元，在西部属于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截止2003年底，全区乡村两级债务总额为18542万元，所有乡镇和村都有负债，其中乡镇级债务总额为13472万元，村级债务总额5070万元，债务总额占全区当年GDP的4.68%，占区本级财政收入的81.27%.（一）乡镇债务基本情况在全区乡镇债务13472万元中，乡镇政府直接债务为13181万元，占乡镇债务总额的97.84%；以乡镇名义担保发生的债务为291万元，占乡镇债务总额的2.16%.乡镇平均直接债务为399万元，负债最多的乡镇的债务额为995万元，负债最少乡也有99万元。表1是D区33个乡镇负债分布情况。

全区乡镇间接债务，总额为291万元，乡镇平均8.82万元。其中：为个人担保债务额172万元，占59.1%；为其他单位担保债务数额84万元，占28.9%；为所属企业担保债务数额35万元，占12.0%.乡镇债务构成：一是兴建公共设施和公共产品支出形成的债务，为7564万元，占乡镇级债务总额的57.4%.其中：学校建设欠债4875万元，占公共设施建设支出的64.4%；道路修建欠债2176万元，占公共设施建设支出的28.8%；民政优抚欠债91万元，占公共设施建设支出的1.2%；计划生育欠债57万元，占0.8%.二是弥补基金会资金缺口3015万元，占乡镇级债务总额的22.9%.其中：历年乡镇政府借款1884万元，占62.5%，呆坏账1131万元，占37.5%.三是兴建政府办公楼、住宿楼等其它开支1154万元，占乡镇级债务总额的8.7%.四是借款兴办企业972万元，占乡镇级债务总额的7.4%.五是弥补日常开支476万元，占乡镇级债务总额的3.6%.（二）村级债务基本情况在村级债务总额5070万元中，直接债务为4959万元，占村级债务总额的97.53%，担保债务为111万元，占2.47%.村级债务分布。全区村级直接债务总额4959万元，村平均债务9.9万元。如果以乡为单位分类，村级债务最多的乡总额高达1070万元，最少债务的乡总额为4万元。表2是以乡镇为单位计算的村级债务分布情况。

表2以乡镇为单位的村级债务分布情况负债额（万元）50以下50～100101～200201～300301～4001000以上总额平均

乡镇数（个）10866214959万元9.9万元

村级担保债务总额为111万元。其中：为所属企业担保债务75万元，占67.6%；为个人担保债务19万元，占17.1%；为其他单位担保债务17万元，占15.3%.形成村级债务的直接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生产性支出1773万元，占村级债务总额的35.7%，其中：兴办企业投资负债958万元，占54%；村集体经济组织经营支出负债679万元，占38.3%.二是上缴税费1603万元，占村级债务总额的32.3%.其中：乡统筹费欠款1307万元，占81.5%；国家税收欠债171万元，占10.7%；部门收费、罚款负债6万元，占0.4%.三是公益性支出1101万元，占村级债务总额的22.2%.其中：道路修建支出欠债838万元，占76.1%；教育支出欠债231万元，占21.0%；卫生支出欠债13万元，占1.2%.四是除生产性支出、上缴税费、公益性支出和管理费用以外的其它支出291万元，占村级债务总额的5.9%.五是管理费用192万元，占村级债务总额的3.9%.其中：村组干部报酬欠债135万元，占70.3%；招待费用欠债16万元，占8.3%.三、乡村债务问题的政治经济学分析我国经济社会的二元结构，使得城乡不仅存在巨大的发展差距，而且形成了两种不同的运行体制。表面看来，乡村债务是乡镇政府和村委会组织财政支出大于收入的反映，实际上，这里面有着很复杂的原因，既有经济体制改革不到位方面的因素，也有政治制度安排不合理等方面的原因。（一）经济体制改革滞后形成的乡村债务首先，从D区的乡村债务构成可以看出，兴建公共设施和提供公共产品形成的负债占债务总量的一半以上，表明乡村财政收支缺口很大。乡镇财政是1983年国家实行政社分设、组建乡镇政府时获得自主地位的，其功能在当时被定位于保障乡镇政府有效运作。但是，随着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轨，各级政府在职能划分和支出范围的划分上开始模糊。随着分税制实施和各上级政府在财权的“强干弱枝”的政策导向下，省、地市级政府照搬中央政府加强宏观调控的政策思路或取向，不断加大财力的集中程度，在将财权上收的同时，基本事权却有所下移，特别是县、乡两级政府，履行事权所需财力与其可用财力极不对称。县、乡两级政府所履行的事权，大都刚性强、欠帐多，所需基数大、增长快而无法压缩，如农村的九年制义务教育和改变农村基础设施严重滞后的局面都成了基层政府特别是乡级政府的沉重负担。一方面，上级财政的集中度都在提高。比如，1993年的中央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收入的比重是22%，到2002年上升为54.9%，同时，省、市两级也想方设法增加财力集中度，尽可能多地从下级财政抽取资金，将收入多、增长潜力大的税种全部或高比例地上收，分税制改革后，省级政府的财力集中程度从1994年的16.8%，提高到2000年的28.8%.另一方面，各种升级达标的指令性目标又不断地下达到乡村，如农村普及义务教育的普九、普六等公益事业或达标升级活动都需要乡村出资，其中很多是远远超出了农村经济发展的实际承受能力。因此，乡镇和村级集体经济组织的功能开始被异化，担负起更多超过其经济承受能力范围之外的职责。为了完成省级政府下达的“普六”、“普九”任务，D区的乡镇村因为学校建设借债就达4875万元。其次，为发展乡村经济而借债。发展是硬道理，无论是对中央政府，还是各级地方政府来说，中心工作就是发展经济。在发展本地经济的过程中，无论是省、市、县级政府，还是乡、村都有一种内在冲动，实施所谓的跨越式发展战略就是这种思想的体现。因此，在推进工业化和市场化的进程当中，地方政府对经济发展的干预程度不断加大。上级政府的摊派不仅体现在教育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方面，而且还体现在经济发展中对乡镇政府下达招商引资和兴办企业硬指标上。在财力十分有限的条件下，乡镇政府、村级集体经济组织只好举债兴办企业，有些地方是要求乡乡办厂、村村冒烟。如果企业办起来以后能够赢利，当然也是一件好事，不存在债务风险，一切问题都还好解决。但是，从实践来看，乡村兴办的企业往往属于竞争性行业，重复建设，受到资金、市场的限制，加上技术落后，经营不善，从一开始就注定为短命项目，企业投产之日就是企业亏损之时，结果往往与初衷相悖，大多投资都以失败告终，使乡村背上沉重的债务负担。除了乡村直接投资兴办企业而负债以外，招商引资是当前地方政府发展本地经济的一大手段。为了改善本地交通条件等投资环境，往往是市、县政府统一要求投资修建道路，有的地方要求乡乡通水泥路，有的地方甚至还要求村村通水泥路，往往上级政府所下拨资金杯水车薪，更多地是通过行政命令由乡村配套资金，为了完成任务，乡村只好举债。D区乡村因道路修建造成的债务额达3014万元。第三、乡村负债也与乡村机构庞大、财政供养人数众多有关，供养人员不仅有乡镇政府在编和不在编的工作人员，而且还有村庄层面的村组干部，出现了“生之者寡，食之者众”的严重格局。1984年，乡体制恢复之初，大多数乡镇工作人员仅有20人左右。1988年前后实行了重大改革，下放了一大批县直属部门归乡政府管理，而人事管理体制未健全，造成乡镇机构膨胀，人员过度增长。并且人员增长远远超过财政收入的增长，导致人头费占财政支出的比重越来越大，以致形成90年代财政支出的绝大部分被用于人头费的普遍现象，有了“吃饭财政”一说。当收入不足于弥补支出时，债务就开始形成。D区乡村两级在这方面的债务额为2113万元，这个数字不算小。这充分说明基层政府机构和村组干部人数严重超过实际需要。当然，也不排除其中有的乡镇盲目追求高消费，建豪华办公设施、购置小汽车、大吃大喝等行为的存在。

第四、不合理的农村税费形成的乡村债务。农村税费体制改革前，农民除了上缴农业税、农业特产税和“三提五统”外，还有各种集资摊派，农民负担十分沉重，大多数农村居民的税负都远远超过其经济承受能力，自然，农民拖欠、尾欠税费和摊派现象就变得越来越严重。由于现行体制下，乡镇都制定有税费征收完成期限并辅以奖惩措施，村干部为了完成任务，只有以村组织或个人名义向农村信用社和民间大举借债垫付税费款。（二）政治体制改革滞后造成的乡村债务仅仅从经济体制方面就事论事地分析乡村负债原因，对于彻底解决问题是不够的，必须从政治体制的角度来探讨产生这种现象的宏观背景和深层次原因。虽然我们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市场在配置资源中起基础性的作用，但是从改革开放的实践来看，政府始终起着主导性作用，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都把发展经济放在工作的第一位。为了加快经济发展，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可以调动一切可用资源。不断增加的社会公共服务的需求，也使财政本身有自我扩张的需要。同时，政府的财政需求和压力不仅来自于社会和公共需要，也来自于政府自身利益的膨胀和扩张，即权力和利益都有不断追逐更大的权力和更大利益的特点，除非受到约束和抵制。这样，在资金短缺条件下的负债运行就成为一种常态。地方各级政府也逐渐形成了这样一种意识，只要靠借债完成任务，无论能否偿还，无论债务风险有多大，都是被允许的行为。从我国目前政治体制方面的制度安排来看，乡村还缺乏本辖区公民显示对公共品和服务需求的偏好、监督和评价公共品生产的规范的、可操作程序。乡镇政府和村级组织在行政上受到上级政府的管辖，特别是人事权在上级，乡镇政府往往就以服从上级政府而不是辖区内农民的意志为主。上级政府摊派的大量事务，无论是否适合本辖区的实际情况，下级都必须想办法完成。乡村为了完成任务，只好借债运行，经常出现一些“上级请客，下级买单”、“上级决策失误，地方负责收摊”、最终由乡村“背锅”的事情。上述表现实际上是乡村干部“经济人”行为的结果。作为经济人，乡镇、村组干部最根本的行为动机和工作动力都是为了自身的利益。他们或者是为了政绩和升迁，或者为了直接的经济利益，以及为了荣誉。而在政治集权度比较高的条件下，获得这些利益基本由上级说了算，因此，取悦上级是获取利益最大化的路径。因此，从完成上级任务角度看，乡村干部有主观动机。即使在乡村干部意识到上级决策错误的情况下，权衡利弊的结果，也是服从上级为最优选择。同时，还不排除乡村干部有主动腐败倾向的可能。某些乡村领导人，为了尽快干出政绩，为自己提拔或交流到好一点的岗位攒足“资本”，即使乡镇财力不足，也不惜举债大搞“形象工程”、“政绩工程”。少数领导人，为了直接的经济利益，借债上马各种工程，在发包工程中大肆收受贿赂，进行腐败活动，结果是富了少数人，却让当地的老百姓背上大笔债务。四、化解乡村债务的几点思考乡村债务问题的解决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如何有效化解已有的债务，二是如何防止新债务的产生。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必须有相应的政治体制、经济体制重大变革。（一）村级债务的化解与公共产品需求的偏好表露机制的建立要从根本上解决村集体组织的债务问题，必须落实村民民主选举制度，这是化解村级债务的制度保证。真正落实了村民民主选举制度以后，选举出来的村干部，必须为本村利益服务，其行为的目标函数与本村居民的意志相容；否则，就得不到村民的支持而被村民大会罢免。这样，上面的各种摊派或“升级达标”任务，如果超出本村居民的承受能力或有损本村利益，将得不到村干部的支持，债务也就不可能产生。当今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决策是“自上而下”的，即由上级政府和机构根据自身的偏好或政绩导向来决定公共产品供给总量、供给结构和供给方式，而供给成本却大都由农民分摊，导致部分公共产品的供给与农民的现实、迫切需求发生错位，增加了农民对公共产品的制度外筹资方式的抵触情绪。公共产品供给资金的筹集因循制度外筹资体制而公共产品供给的决策却是“自上而下”的，这强化和固化了作为供给方的政府增加资金筹集加重农民负担的机制和冲动，也是对公共产品需求方的农民作为直接的乡村公共产品供给纳税（费）人权利长期的漠视。当由外生变量来决定公共产品的供给时，必然加大公共资源筹集的客观和主观压力，导致农民对政府决策的任何公共产品供给都会反感和消极反对。因此，即使在农民税费负担没有减轻的情况下，对公共产品的供给决策体制做出根本的改变，乡村公共产品特别是村级公共产品的供给由乡民、村民决策，由乡村社会的内部需求决定公共产品的供给，使公共产品的供求顺利衔接，使乡村公共产品供给决策由“自上而下”向“自下而上”转变，建立良好的公共产品需求偏好的表露机制，使乡范围内或村范围内最广泛民众的意愿得以充分体现，这对农村的税费体制改革来说也是一个重要的进步。因为它不仅能推进乡村社会的民主政治建设，激发民众当家作主的积极性，也使符合农民迫切需要的公共产品能由农民自愿和更有效率地供给出来，也使乡村社会有限的公共资源发挥最佳效益。在建立村民的基层民主架构时，村级公共机构设置不宜过大，以免占用太多的社会资源，应以精简、效能、适用为原则，根据地方经济发展水平和公共事务的空间大小决定公共主体。对大多数经济落后、社会经济关系单纯的乡村，可考虑村委会和村党支部职能的合一，避免两套机构的掣肘，即“两委合一”，由村党支部和一般村民共同推选村主任候选人，如中共党员被选为村主任，则自动成为村党支部书记，如村主任不是中共党员，可发展其入党，如不愿加入中共，就撤换村党支部书记，由上级的乡党委指派，直到有中共党员当选村主任，采取这样的措施，是基于中共党员是工人阶级先锋队的性质，如中共党员特别是村党支部书记，在村里不能被村民拥戴为村主任起到带领作用，那就是不合格的。当然对东部经济发达地区和城郊地区的村组织建构，则应根据村民之间社会经济联系的加强和公共空间的扩大、来自于集体资源利益的激增，设置功能较完善的公共机构，维护广大成员的合法、合理权益，而且民众对这种民主的需要也是有支付能力的需求。（二）各级政府事权的重大调整和农村义务教育供给的财政体制变革对各级政府财权和事权的调整势在必行，应重新划分政府与市场、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在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责任即事权安排。如计划生育是基本国策，为了全国人民的共同利益，应是全国性公共产品；乡村教育也并不完全是地方性质的公共产品，其受益者不仅包括上学的学生，整个国家都会因公民素质的提高而受益，这也是国家强行规定九年义务教育的依据，这些责任向基层政府的转移使乡镇政府承担了极其宽泛的政治经济责任。在乡镇政府承担的沉重责任中，九年义务教育是最典型的公共事业，也是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危机的主要表现。消除城乡财政二元结构是农村公共财政改革方向，在现阶段，国家最起码应承担起农村义务教育、计划生育等公共产品供给责任，而农村义务教育良好供给则是重中之重。实行义务教育供给的财政体制变革，也是农村税费改革和改善农村社会发展状况、农民的人权状况的重要举措，它有助于降低农民人力资本贫困、人权贫困程度。义务教育关乎国民整体素质的提高，是影响国家长远利益的公益事业，给予所有的社会公民享受平等的教育机会是国家的责任和义务。当今义务教育未真正义务化，这种情况在农村尤其严重，当乡村的财政危机导致了教育的供给危机时，在农村将导致新的教育贫困，这也将派生出农民下一代的信息贫困、人权贫困，也可能导致农民的收入贫困自我加强的循环，使一个个乡村的发展继续锁定在低水平陷阱。当前农村义务教育面临巨大危机，不少地区义务教育徒有虚名，高额的学校收费不仅直接减少农民的可支配收入，也导致发展中辍学问题（传统体制下，辍学率相当低）。根据不同层次的政府职能分工理论，再分配职能主要由中央政府履行，而义务教育提供具有较强的再分配性质，所以应加大中央政府或省级政府对农村义务教育的供给责任。应对现行的农村义务教育的管理体制和投入体制进行力度较大的调整和改革，增加中央财政对农村义务教育的供给责任，具体建议有：（1）农村中小学教师工资改由中央、地方各级政府共同负担，由县统一管理。中西部地区主要由中央财政承担，沿海发达地区主要由省、市、县各级政府负责，并提高省级财政承担的比例。从总体上讲，中央和地方政府承担的比例可定为5∶5.（2）重新核定农村中小学公用经费的最低支出水平，设立学校基建专款。要逐步降低公用经费从杂费中开支的比例。（3）实行费改税后，中央政府应确定一定比例的税收专门用于教育。（4）进一步完善分税制，在国税的分成比例上，对中西部地区适当提高比例。考虑到目前中央财力情况也不很乐观，中央财政可先对一些经济落后的省和自治区给予一定数额的教育拨款，这些拨款既可先拨到省级财政，再由省级财政根据具体情况分配到县，也可由中央财政直接划拨到县财政。中央对中西部农村教育拨款数额的确定，应综合考虑各县应该接受义务教育的学生规模、当地财力大小及其他特殊情况而定。在此基础上，再逐步在全国范围建立一套科学、规范的对农村义务教育的教育财政转移制度，来平衡各地区之间的教育财政投入差异。（三）严控乡村新债的出现与逐步消解历史债务虽然目前存在数额巨大的乡村债务，我们不能因此就认为，乡村债务具有合理性。在基层民主政治制度尚不完善，科学的地方债务管理体制还没有建立起来的情况下，乡村不能有债务，至少不能增加债务，因此，中央政府必须出台政策，以这样的“硬约束”来阻止乡村债务的进一步增加。同时，中央政府要制定一个逐渐减少乡村债务的时间表，逐步化解乡村债务风险。当然，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以后，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最终建立，可以借鉴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经验，在科学规范的地方债务管理体系建立起来以后，允许乡村根据具体情况适量举债。参考文献：[1]费雪。州和地方财政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2]谭秋成。地方分权与乡镇财政职能[J].中国农村观察，2002，（2）。[3]周业安。县乡财政支出管理体制改革的理论与对策[J].管理世界，2000，（5）。[4]贾康、赵全厚。农村税费改革有待解决的问题与对策探讨[J].财政研究，2002，（1）。[5]叶文辉。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体制的改革与制度创新[J].财经研究，200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