宅基范文10篇

摘要:农村宅基地调查是关乎广大农民切身利益的重要工作，但由于其范围广、任务重、参与单位众多、技术情况复杂等原因，可以称之为是一项系统而艰巨的任务。本文从GPS控制测量、数据源空间框架的统一、无缝平面投影以及宅基地信息管理系统等方面阐述了农村宅基地调查中的关键技术，希望能够为推动农村宅基地调查工作顺利进行，确保调查成效和结果提供一定的借鉴和帮助。

关键词:农村宅基地;关键技术;测量;确权

为了明确农村宅基地的产权关系，实现农村宅基地规范化管理，需要展开农村宅基地确权登记发证工作，以依法保护村民的合法权益，而农村宅基地调查作为其中一项基础性工作，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一、农村宅基地调查的现状

农村宅基地调查与城镇的地籍调查不同，其涉及的地域比较分散，而分布范围也十分广泛。在地籍测量上，部分地区尚未建立高等级控制点，或者十分稀少，导致传统的控制测量无法实现。在这种情况下，就算构建GPS控制网仍存在难点，只有重新布设高等级的控制网，然而，这种做法并不现实。在这种情况下就需要探求一些新的控制测量方法，以解决农村宅基地的调查问题。控制测量和GIS信息管理需要考虑到地图的投影与坐标系问题。具体来说，我国相关国家标准中存在着跨带现象，即落在两个投影带当中的部分地区坐标在平面地图中会显示出“裂缝”，特别是一些东西跨度较大的地区，其“裂缝”现象更是无法避免。为此，有必要开展无缝平面投影技术的研究。农村宅基地权属调查工作的技术性相对较强，但其政策性则更强，因为该工作在技术处理方面必须符合相关的国家政策。

二、农村宅基地调查工作的特征

第一条为促进郊区村民向城镇集中，合理利用土地，鼓励进镇村民将宅基地让出给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制订本实施细则。

第二条本实施细则所称的村民宅基地让出给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是指郊区村民按照自愿原则，将依法取得的宅基地让出给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委员会，不再申请宅基地的行为。

第三条市房地资源局是村民宅基地让出给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主管部门。区（县）土地管理部门负责村民宅基地让出给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具体管理工作。

第四条下列对象可以申请宅基地让出：

（一）依法享有宅基地使用权的村民；

（二）村民住房所有权人。

摘要：农村宅基地闲置已成为一种较普遍的现象，而农村宅基地流转虽有利于土地利用效率的提高，却与现有的法律相抵触。针对农村宅基地流转所处的两难境地，在现有的土地制度和法律框架下，提出了建立农村宅基地储备制度的构想，对农村宅基地储备制度的目标、宗旨进行了定位，并对其组织机构、组织职能和运作机制进行了设计，尤其是对其资金运作机制做了深入的探讨。在实际中，农村宅基地储备制度应该根据地方特点，通过实践逐步改进和完善。

关键词：农村土地；宅基地储备；运行机制；资金运作；流转

一、研究背景

农村宅基地是农民的安身立命之本，与农民的生活保障息息相关。近30年来，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城市和农村正经历着巨大变革。尤其20世纪90年代以来，大量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农村人口流动性加大［1］，农宅闲置在许多地方成为相当普遍的现象，进而，农宅出租和买卖市场也应运而生。近些年，农村宅基地的交易越发频繁，尤其在一些经济发达地区，已经形成了初具规模的隐形交易市场。［2］可以说，目前农村宅基地流转处在一个两难的境地：从利用效率角度来看，农村宅基地流转有助于提高土地的利用效率；而按照我国现行的土地管理法律制度，我国农村宅基地使用权是不允许流转的。

目前，我国农村宅基地流转主要有出租和买卖两种形式。（1）宅基地出租，是宅基地使用权流转的最普遍的方式。宅基地出租是在集体所有权人主体不变的情况下，改变宅基地使用权人的行为。出租多发生在城乡结合部等经济活动较为活跃的地区，满足外来人口和生产经营的需要。其主要表现形式有直接出租宅基地、随房租地等，其中随房租地更为普遍，用途也是多元化的，用于居住用地、生产加工、商业服务、仓储等。（2）宅基地买卖。一是单纯的宅基地买卖，二是随房买卖。前者交易的数量不多，且通常是在宅基地区位比较好的情况下发生。后者伴随着房屋买卖引发了宅基地流转，主要是多余、闲置房屋的买卖，包括进城务工人员在取得一定的经济收入后在城市购买房屋而将原农村住宅出售给他人；或者是一户多宅的农户，将多余的房屋进行出售等。

农村宅基地对于农民来说具有生活保障性和福利性的属性，而农民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对宅基地进行交易买卖行为的自发性和盲目性，将对农民自身的生活和农村社会的稳定造成潜在的危害。据有关资料显示，目前全国1600万公顷村庄建设用地中，“空心村”内宅基地闲置面积约占10%-15%。［3］农村宅基地流转已是既定的事实，由于缺乏土地制度和配套法律，宅基地流转多为隐形流转、随意定价。这种相当活跃却不规范的宅基地流转行为，不仅造成了耕地资源的浪费，也给农村社会的稳定埋下了很大的隐患。首先，宅基地不断扩大不利于耕地的保护。在市场利益的诱惑下，农民会想尽办法多占用土地。在已有的宅基地基础上，农村宅基地总量要扩大，只能通过农地转用，必定导致耕地资源的浪费。其次，宅基地的隐形流转不利于集体和农民利益的保护。因为农民宅基地流转不受法律保护，一旦出现法律纠纷，农民的权益得不到法律保护。并且，农民一旦卖掉宅基地，也就失去了宅基地所能提供的保障。对于集体经济组织，宅基地出租或买卖的所有收益都归农民个人所有，村集体对于宅基地的所有权得不到体现。

农村住房是农民的个人财产，同时也是农民居住权重要的物质载体。由于宅基地产权结构复杂，导致农民的个人资产沉睡现象突出，同时也造成了农民维权困难。这在农村引发了大量纠纷，影响到农村社会的和谐稳定且制约了农村经济社会的良性发展。对于这些问题，实践中一般予以回避。中共中央、国务院在2017年的中央一号文件《关于深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培育农业农村发展新动能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意见》）中提出：“要加快房地一体的农村宅基地确权登记颁证工作，在充分保障农户宅基地用益物权、防止外部资本侵占控制的前提下，落实宅基地集体所有权，维护农户依法取得的宅基地占有和使用权，探索农村集体组织以出租、合作等方式盘活利用空闲农房及宅基地，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1］该《意见》明确了农户宅基地用益物权的基本属性，并从方向上奠定了对农民用益物权的政策保障。但由于该《意见》提出的对策还处于探索阶段，因此具体的实践路径并未予以释明。

一、宅基地用益物权制度的立法演化

宅基地用益物权的提法之所以为大众所知，可能更多的是由于2007年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以下简称《物权法》）。在其第三编“用益物权”内以专章的形式确立了宅基地的用益物权制度。但该法只是宣示了宅基地使用权人对宅基地的占有权和使用权，其他并无多少新意。作为他物权，没有对宅基地所有权人及其权利行使方式等作出规定，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在《物权法》未颁行之前，不管是“宅基地使用权”还是“宅基地用益物权制度”的概念，并未出现。“建国后最早涉及宅基地规定的是《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第16条，不过使用的是地基概念而非宅基地。”［2］随着化运动的持续，在1962年的《农村工作条例修正案》中将自留地、自留山和宅基地放在了一起并强调不能出租和买卖。可以看出农村宅基地术语出现在化运动之时，同时也对现有宅基地法律制度的形成打下了深深的历史印记。改革开放以后，国家加快了涉及宅基地使用及管理方面的立法，包括1982年的《村镇建房用地管理条例》，1986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以下简称《通则》），1986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以下简称《土地管理法》），1995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以下简称《担保法》），以及前述的《物权法》。这些条例及法律的颁行，在客观上将农村宅基地的管理及利用纳入了法治轨道，但在立（修）法上依然缺少对实践的关注。在这期间，不少学者开始讨论宅基地使用权的问题，特别是针对宅基地使用权能否转让的争论让现行宅基地用益物权制度饱受争议。对于宅基地使用权能否流转国内学界的观点可大致分为三种，一是孟勤国［3］、陈柏峰［4］等学者主张禁止流转，其主要理由在于宅基地使用权是农民生存权的保障，允许其自由流转可能导致城市居民大规模剥夺农民的土地权利、致使农民流离失所并危及粮食安全。二是王崇敏［5］、郭明瑞［6］等主张宅基地使用权可以自由流转，认为应逐步剥离宅基地的社会保障功能，允许宅基地自由流转以实现土地资源的优化配置和实现农民财产收益。三是朱岩［7］等认为从发展农村经济出发，且考虑到宅基地使用权具有一定的身份性质，在维持农村稳定的前提下可以规定有限制的宅基地流转政策和有偿收费制度。从立法活动的历史演化脉络来看，现有宅基地法律制度是与社会主义公有制相适应的。正如有学者提到的那样，“以保障农民基本居住需要为价值目标的农村宅基地使用权法律制度必然体现出身份性、以户为单位行使宅基地使用权、宅基地使用权具有从属性、宅基地使用权具有无偿性、宅基地使用权具有平等性”［8］等五个突出的法律特点，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契合了历史发展的需要。从学界的争论来看，目前多数学者对自由流转持开放态度。即希望赋予宅基地使用权更多的权能以实现其用益物权制度下的收益权，而不仅仅是《物权法》第153条所规定的占有和使用两项权能。在目前加速城镇化的大背景下，如何在现有法律制度的基础上完善和创新宅基地用益物权制度，不仅仅关系到学界争议的法律理论问题，也是立法者和实践者应审慎考虑的社会问题。

二、宅基地用益物权制度的立法现状分析及实践悖离

（1）宅基地用益物权的立法现状分析宅基地用益物权制度是在《物权法》上所确立的一项他物权制度。除了《物权法》以外，还有《土地管理法》《担保法》等法律法规以及通过转介条款赋予法律效力的国家规定共同构成了我国宅基地用益物权制度。对我国现有的宅基地用益物权制度的立法现状分析，可以从权利主体、权利内容及权利行使三个方面为切入点，剖析现有宅基地用益物权制度存在的立法缺陷，从而为宅基地用益物权制度的实现提供立（修）法回应。一是从所有权主体来看，宅基地所有权主体地位及权利如何行使并未在《物权法》上予以明确界定。《宪法》第10条及《土地管理法》第10条第2款规定了农村宅基地所有权属于农民集体所有，《物权法》第60条第1款规定了村集体经济组织或村委会代表集体行使所有权以及《土地管理法》第10条规定了其经营权、管理权。除上述法条中有对所有权主体及权利行使的粗略规定以外，很难再找出与宅基地所有权行使相关的具体法律规定，即使有也体现出仪式性的特点。因此，对《意见》中提出要落实宅基地集体所有权的要求，在法律中并没有得到相应的体现，这也造成了现有宅基地用益物权制度产权的模糊。从宅基地使用权主体来看，《物权法》第152条仅有宅基地使用权人的提法，而《物权法》第153条作为转介条款将宅基地使用权取得、行使、转让的权利主体界定给了《土地管理法》及国家规定。在《土地管理法》中界定宅基地使用权主体的依据主要是第43条及第62条，其中第62条是关于村民住宅用地的规定，这也是学界［9］普遍认为宅基地使用权主体具有身份性的法律依据。有学者认为：“即使宅基地分配具有身份性（基于宅基地的福利性），也仅仅表明宅基地使用权初始取得时具有身份性，并不表明宅基地使用权不能由他人转移取得。”［10］可见，如何处理宅基地使用权主体的身份性问题，是关系到宅基地用益物权制度能否实现的关键问题之一。二是从宅基地使用权内容来看，《物权法》第152条赋予了宅基地使用权人对集体所有土地享有占有和使用两项权能。同时在《土地管理法》第62条第3款中对村民出卖、出租住房行为进行法律规制，其主要目的是通过限制其再次申请阻遏其流转行为。但也有学者认为：“其未禁止宅基地使用权的转让和出租，只是转让、出租后不能再申请宅基地。”［11］还有《担保法》第37条第2款规定宅基地使用权不能抵押。通过立法梳理发现，我国现行宅基地使用权内容是非常有限的，其主要是强调使用权和占有权。三是从宅基地所有权及宅基地使用权行使来看，《物权法》第152条规定了宅基地使用权人依法利用该土地建造住宅及附属设施的权利。此外，除了《土地管理法》第62条粗略地规定了宅基地使用权人义务以及行政机关在宅基地申请的权限划分以外，再无其他法律条款对权利主体如何分别行使所有权及用益物权予以规定。现行宅基地用益物权制度侧重于对静态权利的规定，而对同样重要的动态权利采取回避态度，导致在实践中易出现无权可依、无责可担的窘境。（2）宅基地用益物权的实践悖离一是社会经济环境的变化。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历了高速的经济发展，城乡流动造成了大量的空闲农房及宅基地，说明现行宅基地用益物权法律制度设计已与社会实践之间出现脱节现象。有学者提出隐形市场［12］的概念，认为现行法律禁止流转而交易却客观存在，造成交易不受法律保护的尴尬局面。客观上，农民有通过流转房屋获得收益的期望。有学者通过问卷调查得出“限制宅基地流转的政策并不能得到农民的广泛赞同，也不能适应经济发展”［13］的结论。此外对于进城定居的农民来说也很无奈，正如学者指出的那样：“很难找到处置其农村房屋和宅基地（使用权）的合理方案，闲置往往成为不是办法的办法。”［14］这些因素的存在造成了土地资源的巨大浪费，有违我国《物权法》强调“发挥物效用”的立法宗旨。二是司法实践的对立。笔者于2017年2月12号在中国裁判文书网上以“房屋买卖”为关键词进行检索，检索时间选择“2008年1月1日至2009年12月31日”，案件类型选择“民事判决书”，共收集到7份推荐典型案例。在初步阅读后选取了两个典型案例作为样本分析，以期说明现有宅基地用益物权制度衍生出的问题在司法实践中造成的混乱。李某某与郑某某农村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参见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2009）浙民再字第129号民事判决书）。首先，一审法院根据《土地管理法》第63条的规定，认为房屋转让势必引起宅基地使用权主体的变更，而宅基地本就是建设用地，其主体变更并不导致农用地的减少。且《土地管理法》第62条的规定是禁止农村集体土地使用权单独转让，在并未禁止农村房屋所有权发生流转的情况下，其宅基地使用权转让，只是出卖后不可再申请宅基地，故不存在法定无效事由。其次，争议宅基地的使用权由村委会同意变更，但所有权仍属村委会，即在权利属性上没有动摇农村土地集体所有的性质。再次，就是郑某某是农村户籍且没有在本村（或其他地方）申请宅基地建造住房，受让主体是合格的。即原始取得农村宅基地使用权时有身份限制，但转让农村宅基地不再涉及身份限制。二审主要是从受让主体资格是否适格以及村委会出具同意转让的书面证明是否合法有效两个方面进行论辩，二审法院在受让主体资格的说理同一审并无二致。在同意转让证明的合法性上，二审法院认为村委会的证明是否经过民主议定程序及是否侵犯村民的知情权属村内部事务，与郑某某无涉，且该房屋与款项已实际交付，至今未有其他村民提出异议，故此维持一审判决。再审中检察院提出了两点抗诉意见。一是两审法院判决未将房屋和宅基地作为两个不同的物来作出评价，应坚持房地分离原则，认为《城市房地产管理法》关于房地一体原则的规定不适用于农村住房，因此农村房屋转让有效不能得出宅基地转让有效的结论。二是村委会无权同意李某某与郑某某转让房屋的行为。但浙江省高院却回避了房地一体原则，而是认为在适用法律方面原判仅仅引用了《合同法》，却并未直接适用《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的规定。村委会同意转让不是必须经过村民代表大会同意的事项，故认为原协议有效。与上述案件情形大致相同的是周某某与曹某某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参见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2008）嘉民一再字第2号民事判决书）。法院认为土地管理法规定宅基地属于农民集体所有，由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委会经营、管理。可见，宅基地使用权是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享有的权利，与特定的身份关系相联系，不允许转让，除非买卖双方都是同一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且经过了宅基地审批手续。故双方所签协议已违反法律的禁止性规定，因此无效。通过上述同一省两个类似案件的司法判决可以看出，即使判决所引用的法条几乎一样，但判决结果却不一样。正如有学者对司法实践的实证研究之后，得出“现行法律规范和政策文件无法形成逻辑自洽的解释框架来禁止宅基地使用权转让”［15］的结论一样，不得不反思现行用益物权制度能否实现《意义》所提出的愿景，即充分保障农户宅基地用益物权的愿景。

三、宅基地用益物权制度的实现路径

关于农村宅基地的讨论，已经远远超出农村发展与改革的范畴，成为一个牵动城乡居民广泛关注的热点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启动农村宅基地的市场化改革，可以在较小范围内探索解决土地承包制深入发展后出现的新问题新矛盾，又不触动土地基本面（大田耕地）的现有产权制度，改革探索稳步推进，改

革收益和改革成本比较划算。

一、对我国农村宅基地产权制度变迁的考察表明，现有制度安排同我们对农村生产关系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认识过程和实践过程紧密相关

建国以后，随着农村生产关系的变革和上层建筑领域里发生的种种变革，我国农村宅基地的产权制度经历了六次比较重要的变迁过程。

1．1950年颁布的《法》，明确规定我国实行农民的土地所有制。建国后，在1950年6月28日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法》提出“实行农民的土地所有制”。这里当然就包括了宅基地的农民个人所有。

2．合作化时期，土地所有制关系进行了重大变革，但没有对农民宅基地和房屋的私人产权属性提出改变。合作化的核心是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关系的建立，这个时期在生产用地的农民所有制向集体所有制转变的时候，并没有对农民宅基地和房屋的私人产权属性提出改变。

一、“最高院合同纠纷典型案例(5)”引发的思考

(一)案情简介

2015年12月24日最高人民法院合同纠纷典型案例，其中，邹克友诉张守忠合同纠纷案①，引起学界关于宅基地使用权流转问题的争论。2003年，外村村民邹克友以56900元的价格购买村民张守忠之楼基地，并且签订“楼基地买卖协议”。2013年，由于该地未能办理楼房建设手续，房屋最终被居委会收回，同时将安置房作为补偿给了张守忠。邹克友认为自己受让了楼基地，理应由其享受该安置房，但与张守忠协商却无果，便一纸诉状将其告至法院，请求法院令张守忠返还购买楼基款并赔偿损失。最后山东省日照市岚山区人民法院最终根据《土地管理法》第63条的规定②，判定双方的《楼基地买卖协议书》因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无效，责令张守忠返还购买楼基地款并赔偿损失。

(二)相关案例评释

最高人民法院以此为典型案例颇具争议。最高人民法院以此案例欲最终确认宅基地使用权仅可在村集体经济组织间流转。因而，此前著名的“画家村”③案件的命运，我们便不难理解，也为我们探讨宅基地使用权上房屋之流转埋下伏笔。检索近年来关于宅基地上房屋买卖合同纠纷的判决书，笔者发现，各地法院始终秉持“画家村”案的判决精神，或依“双方房屋买卖行为涉及宅基地买卖，违反国家法律、行政法规之强制性规定”④，或依“宅基地使用权是以农民身份为依据、基于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之身份而取得的，非农民则无法获得宅基地之使用权，因此基于买卖合同的手段取得宅基地的使用权有违上述法律内容”⑤，或依“因未经集体经济组织同意和准许，原告与被告之间的宅基地买卖属于非法买卖，应属无效合同”⑥等理由，均否定了宅基地上房屋买卖合同的效力。总结上述所列案例，不外乎是将房屋买卖合同之效力从属于宅基地使用权的流转性，再根据现行法律禁止转让集体土地使用权的规定，最终抛弃了房屋买卖合同的有效性。在笔者看来，这类的判决让农村宅基地负载了过于沉重的使命和负担，限制农宅流转似有斟酌余地。为维护农民应有的财产处分权，塑造独立完整的农宅所有权，笔者倾向于肯定此类合同的效力。下文就将针对宅基地上房屋买卖合同的效力问题，进行叙述分析。

二、农宅流转的法律困境

1登记发证存在的问题及原因

通过对辖区21个村调查测量，发现存在以下三方面问题。

1.1一户多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62条规定，农村村民一户只能拥有一处宅基地，即“一户一宅”，但在实际中“一户多宅”的现象普遍存在。一是建新房后旧房未拆除，形成事实的“一户多宅”；二是村民自行购买造成“一户多宅”，部分村民外出务工购房，私下将自家的房屋买卖给其他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形成“一户多宅”；三是由于继承房屋造成一户多宅；四是由于村民接收赠与造成的一户多宅。

1.2违法用地。农村宅基地违法用地现象主要表现为：一是少批多占。一般平原地区规定建房面积167平方米，一般不能满足生活需要，有些农民堆放柴草、放置农业用具、搭建厕所、饲养家畜等，实际占用面积大于批准面积；二是未批先建。有些没有取得批准建房手续，私自占用土地建造房屋。1.3非本农民集体成员拥有宅基地。一种情况是，政府实施扶贫搬迁、地质灾害防治、新农村建设等项目组织农民异地建房使用宅基地；另一种情况是许多非农业户口居民(含华侨)合法取得的或因合法取得房屋而占用的宅基地。

2推进宅基地发证的对策及建议

2.1加强宣传和政策引导工作。政府应加大对宅基地登记发证工作的宣传力度，引导村民树立正确的法律意识、产权意识以及依法合理取得宅基地使用权。国土基层所要明确工作任务，积极争取各乡镇政府的重视和支持，切实增强服务意识，提高工作效率，积极为农民群众办理宅基地登记发证工作。2.2规范登记行为解决一户多宅的登记问题。根据现有法律为基础，一户村民申请第二宗宅基地登记，要严格把关，根据一户多宅产生的不同原因，分别进行处理：①建新未拆旧，村民申请第二宗宅基地登记的，村民应先拆除旧宅、注销旧证，再申请登记新的宅基地使用权证；②村民自行购买，村民申请第二宗宅基地使用权登记的，在国家规范宅基地流转的法律或政策出台前，土地登记机构不得受理；③因继承房屋造成一户多宅，村民申请第二宗宅基地登记的，土地登记机关可以受理；④由于村民接收赠与，村民申请第二宗宅基地登记的，土地登记机构不得受理，否则容易导致实为买卖名为赠与现象出现。

摘要：通过对贵州省农村空置宅基地基本情况进行问卷调查和实地访问，获得了详实的调研资料，在此基础上，分析少数民族地区农村空置宅基地社会问题对贵州社会经济文化产生的不利影响，据此提出几点建议。以期对贵州少数民族地区的民族传统文化保护、生态环境保护、民族团结和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产生些许建设性的意义。

关键词：贵州少数民族地区；农村空置宅基地；社会问题

农村宅基地属农村建设用地，农村空置宅基地是指宅基地荒置（无建筑物）、宅基地上建筑废弃或建筑物无人居住若干年以上的农村宅基地[1]，这是学者界的解释；国家相关法律对农村空置宅基地规定见于1995年国土资源部颁布的《确定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的若干规定》52条规定空闲或房屋坍塌、拆除两年以上未恢复使用的宅基地，不确定土地使用权。已经确定使用权的，由集体报经县级人民政府批准，注销其土地登记，土地由集体收回。本文所讲的农村空置宅基地偏向于学者界的解释，因为其范围涵盖比法律规定的要宽泛。贵州农村山川秀美，少数民族传统文化底蕴丰厚，发展山地旅游经济有着得天独厚条件，旅游经济收入占贵州经济收入占有一定比重，所以贵州的乡村治理相对于其他省份更为重要。乡村治理涉及软硬件的治理，农村空置宅基地问题直接影响乡村的硬件条件的改善，间接影响乡村软件文化的继存，因而分析并解决贵州少数民族地区农村空置宅基地问题尤为重要。

一、对贵州少数民族地区农村空置宅基地调查的基本情况

经过对贵州黔西南和黔东南的两个县6个村庄调查得出，每个村庄都有20%以上的住宅呈现空置状态，空置时间3—10年不等，有的甚至超过15年之久，造成空置的原因主要两大种：第一农民工长期外出务工定居外地；第二随着农村整体经济水平的提高，农村建房热潮不断兴起，但由于宅基地管理制度落后，政府部门对农民建房缺乏引导、规划与管理，任意选址建房、任意空置宅基地现象层出不穷；调查发现有些少数民族聚居区（如黔东南的凯里地区）其具有传统建筑特色的老房子连片废弃，景象让人唏嘘、心生悲凉；因贵州典型山区的地理属性，农村房屋90%依山而建，错落不齐，新居旧房杂混一起，村容村貌受到很大的影响；调查还发现：一方面，近九成的村民对“自己”的空置宅基地怎样处理态度并不明确，基本都是持弃之可惜留之无用的放之任之的态度，政府、村集体无具体宅基地腾退措施；另一方面，面临分户的新生代农民普遍无宅基地建房，申请宅基地也毫无门路，村集体或地方政府也没有采取相应措施帮这些需地农民取得宅基地，宅基地大量空置与宅基地需求紧张形成一对强烈矛盾。

二、贵州少数民族地区空置宅基地社会问题产生的不利影响

论文摘要：农村宅基地属于农村建设用地的一部分。现在，中国农村存在相当一部分空置宅基地，这些宅基地的合理规划、利用关系到国家节约用地目标的实现和农村治安状况的改善。在分析现有农村空置宅基地实况及引发的社会问题的基础上，对农村空置宅基地管理法律制度作出几点思考：一是对农村“空置宅基地”作出明确的司法解释，确立空置权；二是完善农村空置宅基地国家法律制度；三是制定合理的农村空置宅基地配套法律制度措施；四是完善农村空置宅基地的收回的执法与监督制度。

论文关键词：农村空置宅基地；空置权；法律制度思考

现在我国许多农村地区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空心村”和“一户多宅”的现象，土地资源浪费现象严重。针对这一情况，2008年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建设用地包括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和宅基地，要控制增量，盘活存量，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和集约化程度”。因此对农村空置宅基地进行有效的法律规范显得迫在眉睫。

一、农村空置宅基地现状及引发的问题

(一)农村空置宅基地的现状及特点

我国“空心村、超标准占地现象较为普遍。有关资料显示，2006年在全国0．16亿公顷村庄建设用地中大约有10％一15％的土地被闲置¨。农村大量宅基地被空置有以下几个原因：第一，随着城市化进程加快，大量农村人口从农村迁往城市，如村民外出务工、农转非、子女求学定居城市。据统计，从农村到城镇因人口迁移而增加的城镇人口占城镇人口增长量的3O％以上；第二，随着经济快速发展，一些村民纷纷从原住房搬到交通便利的地方选址建房，形成“空心村”现象；第三，相关配套措施改革滞后，大量农村空置宅基地得不到有效处理，例如土地置换、腾退制度不健全。

随着城乡经济的不断发展，农村土地问题日益凸显，由于农村居民点的布局分散，使得土地的利用率降低，从而会出现违法占地、又亦或是宅基地闲置等等现象。而农村宅基地的利用和管理直接关系到了土地问题，尤其是耕地资源的保护，这不仅直接关系到了农民的生产生活以及国计民生问题，还直接影响了我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进程。因此，加强农村宅基地利用以及农村宅基地管理是非常有必要的。

一、农村宅基地的利用现状分析

（一）农村宅基地的大量闲置

很多经济比较发达的农村，其村民的生活水平提高之后，将原来的旧房子不拆就开始建造新的房屋，这也就让之前的宅基地闲置起来；同时，随着大量的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闲置的农村宅基地的数量也在逐渐的增加，不仅导致农村宅基地的利用率降低，还影响了我国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

（二）农村宅基地退出机制的不足

我国现在所推行的《土地管理法》就对农村宅基地明确规定了，只能是“一户一宅”、严格审批、面积限额，还有就是限制流转。这法规之所以这么规定，就是为了让宅基地由当地的集体经济组织进行回收。但是，在实际的工作当中，由于宅基地回收程序和退出补偿机制的不够完善而导致了很多村民认为退出宅基地不如拥有宅基地有利，这个就是导致农村宅基地利用率降低的主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