责任险范文10篇

国际货运的责任保险，通常是为了弥补国际货物运输方面所带来的风险。这种风险不仅来源于运输本身，而且来源于完成运输的许多环节当中，如运输合同、仓储合同、保险合同的签订、操作、报关、管货、向承运人索赔和保留索赔权的合理程序、签发单证、付款手续等。上述这些经营项目一般都是由国际货运来履行的。一个错误的指示、一个错误的地址，往往都会给国际货运带来非常严重的后果和巨大的经济损失，因此，国际货运有必要投保自己的责任险。另外，当国际货运以承运人身份出现时，不仅有权要求合理的责任限制，而且其经营风险还可通过投保责任险而获得赔偿。

国际货运责任险的产生

国际货运所承担的责任风险主要产生于以下三种情况：

一种是国际货运本身的过失。国际货运未能履行义务，或在使用自有运输工具进行运输出现事故的情况下，无权向任何人追索。

另一种是分包人的过失。在“背对背”签约的情况下，责任的产生往往是由于分包人的行为或遗漏，而国际货运没有任何过错。此时，从理论上讲国际货运有充分的追索权，但复杂的实际情况却使其无法全部甚至部分地从责任人处得到补偿，如：海运（或陆运）承运人破产。

还有一种是保险责任不合理。在“不同情况的保险”责任下，单证不是“背对背”的，而是规定了不同的责任限制，从而使分包人或责任小于国际货运或免责。

摘要：典型的董事责任险通常包括个人保障部分与公司保障部分。个人的保险需求可以用风险厌恶来解释，而公司的保险需求则一直是经济学和公司金融理论的一大难题。最早，Mayers与Smith(1982)提出了公司购买保险的七大动机，经过后人的补充与引申形成了各种各样的有关董事责任险需求的命题。20世纪90年代之后，研究者对这些理论及其蕴涵的命题进行了实证检验，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

关键词：董事责任保险；保险经济学；保险需求；公司治理

董事责任险(全称应为“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责任险”，本文简称“董事责任险”)作为一种特殊的职业责任险，在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许多国家被上市公司普遍地采用，美国某些行业的投保率甚至达到100%，因此，对这一广泛应用的险种进行研究，有着极大的现实意义。董事责任险承保的是董事责任诉讼风险，而超过半数的董事责任诉讼是由股东发起的，是股东与管理者之间矛盾与冲突的反映，从这个意义上说，董事责任险承保的实际上就是公司治理风险；另一方面，有关董事责任险需求的许多假说，如薪酬说、监督说等同时也是公司治理研究的重要课题，有关董事责任险需求的研究必然大大推进公司治理理论的发展。此外，董事责任险的买卖双方都是具有相当专业知识的机构，企业要决定买不买以及买多少，而保险公司会在风险评估的基础上收取相应的保费。企业的决策是建立在明确具体的风险管理战略基础上，从而符合理性人的解释，还是纯粹出于惯性，从而更符合行为金融的解释?董事责任险为我们检验这些经济学理论提供了丰富的素材。

一、基本理论及相关命题

传统上，人们将公司购买保险的动机归为风险厌恶。风险厌恶用于解释董事责任险的个人需求部分是有足够说服力的——董事和高管人员面临的最大风险就是股东诉讼的风险，而股东诉讼往往可能使董事面临巨额的赔偿，使其个人财富处于极大的不确定性之中。这样，风险厌恶的人要么不愿出任董事和高管，要么就采取过于保守的管理策略，以减少出错的机会，而这对于企业来讲都是十分不利的。因此，为了吸引管理人才，并激励其开拓创新，企业就会为任职的董事提供某种形式的保护，购买董事责任险就是其中之一。

然而，风险厌恶却无法很好地解释董事责任险的公司需求部分。因为公司本身就是一种风险转移机制，在公司这样的企业组织形式下，风险是由股东依据其股份多少来分摊的，而股东又可以通过资产多元化来规避这部分非系统风险。另外，从投资——收益的角度来看，由于保费加成的存在，董事责任险的保费往往超过预期理赔成本，因而，作为一项投资，董事责任险的净现值为负。这就使得董事责任险公司需求部分的存在显得让人难以理解。

我国已有相关学者注意到了保险中的委托问题。梅广清等[1]分析了道德风险对自然灾害保险契约的影响。刘军[2]使用委托—理论对最优保险契约的性质进行了研究。产品责任保险[3]与上述文献所讨论的保险问题相比有其自身的特殊性。产品责任保险涉及三个参与方：生产经营者、消费者和保险公司。保险公司为了避免生产经营者承担风险型产品责任风险和经济赔偿责任的后果，开办了产品责任保险，将生产者和销售者经济赔偿责任转嫁给自己。由于从产品投保到保险合同实施过程中，存在交易双方、保险公司三方之间因信息不对称所导致的道德风险，所以产品责任保险的契约设计就显得十分重要，具有很强的实践意义和应用价值。现实中，企业的生产集中于固定的地点，与保险公司之间是一种长期重复博弈关系，因此企业相对于保险公司隐藏产品质量信息的道德风险较容易克服（通过监测制度和重复博弈机制）。所以在产品责任保险中，本文假设投保者（生产经营者）和保险公司都是守信的，不存在任何欺骗行为。消费者在使用风险型产品的过程中，风险损失的发生是受其保养或正确使用产品行为影响的，这些行为需要一定的努力（成本）才能完成。由于存在隐藏行动的道德风险的消费者就个体来讲是分散的，对其消费行为的监控客观上是不可能的，保险公司只能通过一个激励机制诱使消费者努力正确使用该风险型产品。本文试图解决这个问题。

1不存在消费者道德风险时的最优产品责任保险契约模型

首先我们假设消费者的使用行为不会影响风险型产品所带来的意外损失，然后再给出其行为能够影响意外损失的情况。假设市场中分别有生产者、消费者和保险公司。生产者手中有一件风险型产品，它给消费者带来连带的额外风险损失是一个随机变量π，π0，分布密度为f(π)，分布函数为F(π)。π=0即不发生意外损失时，F(0)>0；π>0时，f(π)是连续的。该风险型产品的生产成本为c，价格为p，它对消费者的价值为ω0。消费者的效用函数为u(x)，不妨设u(0)=0，且消费者为风险厌恶型的，即u′>0而u″<0。生产者应向保险公司支付的保险费为σ，当发生额外风险损失π时，保险公司支付给消费者的赔偿费为g(π)0，并且g(π)π（若g(π)=π，则称为完全保险；若g(π)<π，则称为部分保险；若g(π)>π，则称为过度保险），即不存在过度保险的情况。再设该风险型产品的市场和相应保险市场是完全竞争的，这意味着生产者与保险公司都不能赚取超额利润，如果存在交易的剩余，则完全被消费者占有。注意到以上假设，我们构建如下基于委托理论的最优契约模型。maxg(π)、p、σF(0)u(ω0-p)+∫π>0u(ω0+g(π)-π-p)f(π)dπs.t.ìíp-c-σ0(1)σ-∫π>0g(π)f(π)dπ0(2)ω0-p0(3)模型中条件(1)、(2)分别是生产者和保险公司的参与约束，注意到该风险型产品的市场和相应保险市场是完全竞争的，故(1)、(2)约束取等号。由于已经假设不存在过度保险的情况，注意到u′>0，一定有u(ω0-p)u(ω0+g(π)-π-p)，又u(0)=0，所以条件（3）是消费者的效用（即目标函数值）不小于0的必要条件，它是消费者的参与约束。令ω0-p-s+=0，即ω0-p=s+，其中s+是非负变量，于是上述模型可简化为maxg(π)、s+F(0)u(s+)+∫π>0u(s++g(π)-π)f(π)dπs.t.ω0-s+-c-∫π>0g(π)f(π)dπ=0为求解上述最优化问题，我们构造如下拉格朗日函数：L(s+,g(π))=F(0)u(s+)+∫π>0u(s++g(π)-π)f(π)dπ+λ(ω0-s+-c-∫π>0g(π)f(π)dπ)分别求L对g(π),s+的偏导数得：u′(s++g(π)-π)-λ=0(4)F(0)u′(s+)+∫π>0u′(s++g(π)-π)f(π)dπ-λ=0(5)根据库恩－塔克条件可知λ为一个正的常数(因为约束条件等号成立)[4]，由(1)式显然可得Pareto最优风险分担。注意到∫π>0f(π)dπ=1-F(0)与F(0)>0，将(4)式代入(5)式有：u′(s+)-λ=0(6)把(6)式代入(4)，注意到λ为一个正的常数且u(0)=0，所以s++g(π)-π=s+，即g(π)=π(7)将(7)式代入原模型分别得σ=∫π>0g(π)f(π)dπ，p=c+∫π>0g(π)f(π)dπ。于是可得如下定理。定理1在不存在消费者道德风险的条件下，最优产品责任保险契约可以实现Pareto最优的风险分担，最优契约要求完全保险，最优保险费为风险的期望值，消费者使用产品发生的风险成为生产者成本的一部分最终计入价格。

2存在消费者道德风险时的最优产品责任保险契约模型

一般来说，风险型产品所发生的风险是受消费者的使用行为影响的，比如锅炉，是否正确使用（需要付出学习成本），是否定期清理污垢（需要付出保养成本）等，因此设计保险契约时要考虑对消费者的激励问题。下面我们来分析此类保险契约的最优设计。用a表示消费者学习正确使用产品和保养该产品所付出的努力水平。理论上讲，努力水平a可以是任何维的决策向量，但为了讨论方便，这里我们假设a是一维变量。c(a)为消费者努力的负效用，是效用化成本，并且c′(a)>0，c″(a)>0。因为这里考虑消费者的努力会影响意外风险损失的大小，所以可以假设当产生额外损失π时的分布密度为f(π,)a（π0），分布函数为F(π,a)。显然，对于固定的π，消费者努力水平越大，达到π的损失的可能性越小，因此，我们可以假设一阶随机占优条件Fa(π,a)>0成立。再假设π=0即不发生意外损失时，F(0,)a>0且Fa(0,a)>0，Faa(0,a)<0，意为消费者的努力水平越高，不发生风险损失的概率越大，但不发生风险损失的边际概率递减；π>0时，f(π,)a对π连续、对a可导且fa(π,a|π>0)<0，即消费者的努力水平越高，发生风险损失π的概率越小。由以上假设，存在消费者道德风险的情况下，我们给出如下基于委托理论的最优契约模型：maxg(π)、p、σF(0,a)u(ω0-p)+∫π>0u(ω0+g(π)-π-p)f(π,a)dπ-c(a)s.t.ìíp-c-σ=0(8)σ-∫π>0g(π)f(π,a)dπ=0(9)a=argmaxa′[F(0,a′)u(ω0-p)+∫π>0u(ω0+g(π)-π-)pf(π,a′)dπ-c(a′)](10)ω0-p0(11)其中a′是指消费者的任何一个努力水平，因而(10)式是对消费者的激励约束；(8)、(9)、(11)式分别是生产者、保险公司、消费者三方的参与约束。我们可以用一阶条件来表示上述模型中的第三个约束条件[13]（即(10)式）有：Fa(0,a)u(ω0-p)+∫π>0u(ω0+g(π)-π-p)fa(π,a)dπ=c′(a)令ω0-p-s+=0，即ω0-p=s+，其中s+是非负变量，于是原模型可简化为：maxg(π)、s+F(0,a)u(s+)+∫π>0u(s++g(π)-π)f(π,a)dπ-c(a)s.t.ìíω0-s+-c-∫π>0g(π)f(π,a)dπ=0(12)Fa(0,a)u(s+)+∫π>0u(s++g(π)-π)fa(π,a)dπ=c′(a)(13)为求解上述最优化问题，我们构造如下拉格朗日函数：L(s+,g(π))=F(0,a)u(s+)+∫π>0u(s++g(π)-π)f(π,a)dπ-c(a)+λ(ω0-s+-c-∫π>0g(π)f(π,a)dπ)+μ(Fa(0,a)u(s+)+∫π>0u(s++g(π)-π)fa(π,a)dπ-c′(a))求L对g(π)的偏导数有：u′(s++g(π)-π)=λf(π,a)f(π,a)+μfa(π,a)=λaa+μafa(π,a)f(π,a)(14)求L对s+的偏导数并把（14）式代入有：u′(s+)=λF(0,a)F(0,a)+μFa(0,a)(15)引理原（简化后）模型的两个约束的拉格朗日乘子λ、μ均与π无关且都大于零。证明：由拉格朗日函数L(s+,g(π))的右端不含变量π（是积分变量，被积分掉）可知λ、μ均与π无关。求L对a的导数并且注意到(13)式有：λ∫π>0g(π)fa(π,a)dπ=μ(Faa(0,a)u(s+)+∫π>0u(s++g(π)-π)faa(π,a)dπ-c″(a))上式右端括号内的表达式是消费者激励相容约束的二阶条件，因此肯定小于0；又由假设π>0时fa(π,a)<0，所以λ、μ同号。显然μ≠0，否则对消费者的激励相容约束(12)不起作用，因此λ≠0。若μ<0，则λ<0，注意到π>0时fa(π,a)<0，由式(14)u′(s++g(π)-π)<0这与已知u′>0矛盾。综上只能λ、μ均大于0。为了讨论问题的需要，我们把消费者与生产者完成交易、还没有投入使用时产生的剩余ω0-p=s+称为交易的即时剩余。定理2在考虑消费者道德风险的产品责任保险契约模型下，消费者购买产品所获得交易的即时剩余s+只与其未来使用产品时为正确使用和保养该产品所付出的最优努力水平a有关，而与风险损失π无关；并且a越大，即时剩余s+越小。证明：注意到引理与(15)式，显然即时剩余s+与π无关。下面考察(15)式右端对a的导数并注意到Fa(0,a)>0、Faa(0,a)<0：[λF(0,a)F(0,a)+μFa(0,a)]′=λμF2a(0,a)-λμFa(0,a)Faa(0,a)[F(0,a)+μFa(0,a)]2>0因此(15)式右端的式子对a单调递增。又由于u″<0，所以努力水平a越大，即时剩余s+越小。π>0时，f(π,a)在a点的弹性函数为||||||afa(π,a)f(π,a)，它反映的是随a的变化f(π,a)变化幅度的大小，即随消费者努力水平a的变化，风险带来损失π的概率变化幅度的大小。现假设弹性函数||||||afa(π,a)f(π,a)对π是单调递增的。其经济含义是对于消费者固定的努力水平a，风险带来的损失π越大，消费者对其发生可能性的影响①越大。于是有如下定理。定理3在考虑消费者道德风险的产品责任保险契约模型下，若fa(π,a)<0即消费者的努力水平可降低任何风险损失发生的可能性，并且对于固定的努力水平a，弹性函数||||||afa(π,a)f(π,a)对π是单调递增的，则发生风险损失后，消费者所受的实际损失π-g(π)是π的递增函数，即最优保险契约要求部分保险。最优保险费小于损失的期望值，该保险费成为生产者成本的一部分计入价格。证明：注意到u′>0、u″<0、本定理的已知条件、引理及定理2，由(14)式易知π-g(π)是π的递增函数，即最优保险契约要求部分保险。此时，显然最优保险费σ=∫π>0g(π)f(π,a)dπ<∫π>0πf(π,a)dπ。由定理3可知，当考虑消费者道德风险时，最优契约要求随着风险损失π的增大，消费者的实际损失π-g(π)也随之增大，这正是针对现实生活中的道德风险行为提出的激励措施。如果保险公司预期到消费者的努力水平会影响到风险损失的发生，则最优契约要求部分保险，并且要求消费者所承受的实际损失随风险损失的增大而增大，从而有效地遏制消费者的道德风险行为。

3结束语

在我公司总经理室的正确领导下，2014年，我公司责任险业务继续保持又好又快的发展势头，全年完成责任险保费176万元。较去年同期提升了200%。如今责任险已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这对企业及其保险公司都是一个思想转型的挑战。对保险公司来说更是一个机遇。现在除三者责任险以外的其他责任险正逐渐被社会认可，被市场所接受，已成为我公司业务的一个新的增长点。我们的做法是：

一、抢抓市场机遇，加快业务发展

近年，公司将对整个责任险发展、管理和服务进行全面整合，实现“销售—承保—理赔—财务”服务链的有效衔接，积极应对市场变化，继续加强与机关、企事业、公司等大客户的协作关系，抓实抓好效益好的单位、行业的保险，争取90%的责任险来我司投保，并朝着由我司独家承保雇主责任险业务。大力发展个代营销，使之成为责任险发展的新亮点。继续抓好三条线：稳定续存业务、努力竞回业务、拓展新增业务。其一，深入挖掘工业园区企业财产、雇主责任保险业务。我们将加强和政府相关职能部门和园区办的联系与合作，整合内外资源，上下联动，立体公关，力争更多的园区企业投保，使之成为我司非车险业务发展的一个新的增长点。其二，继续密切与安监、运管、城建、卫生、教委等部门的业务协作，做好非煤矿山雇主责任险、乘客承运人责任险、建筑施工责任险、医疗责任险、道路承运人责任险、机动车第三者责任险业务的承保稳固工作，努力拓展校园方责任险，确保校园方责任险保费收入逐年增长，稳步推进校园方责任在我县长足、有效发展；同时，积极推广旅游责任险、火灾公众责任险、林木火灾保险，促进业务结构优化。其三，抓住有力时机，加强与政府相关部门的沟通和联系，争取政府支持和政策扶持，推动雇主责任险的长效发展，适时地开展一些农房火灾保险、保险等业务。

二、严把承保关口，注重承保质量

雇主责任险是我公司责任险主要经营险种之一。在承保时严格把关，特别是被保险人的行业类别，雇员工种，责任限额等，并且要求必须实名制投保。出单前首先了解企业的行业类别，行业风险等级，并结合实际，针对各企业所承受的风险能力提供不同的保障限额。一是公司成立了雇主责任险营销工作领导小组，明确职责、确保到位，形成了一把手抓全面、分管领导抓具体、业务人员抓落实、内勤人员抓基础的齐抓共管经营氛围。二是建立健全了保费进度台账，逐笔监控，并按日与业务人员核对数据，通报营销进度，做到日日有统计、月月有分析。三是严格执行《责任险管理实施细则》，始终坚持“谁签单、谁负责”的原则，逐笔落实到人。四是规范操作，恪守“先收费后出单”的承保流程，大限度地减少坏账损失，促进业务健康发展。通过有效管控，杜绝了手续费和费用挂账应收现象的发生。

三、加大宣传力度，加快渠道建设

摘要:雇主责任险是以被保险人的雇员在受雇过程中遭受意外而致受伤、死亡或患职业性疾病,被保险人根据法律或雇用合同所应承担的经济赔偿责任为保险标的责任保险。论文从煤矿业入手,力图通过对这些问题的研究为开发煤矿雇主责任险找到突破口,使得这一险种能在最需要它的地方发挥应有的作用。

关键词:雇主责任险;市场;政府

一、引言

雇主责任险是财产保险中的一个重要险种。推广发展雇主责任险不但可以使自身在遇到意外时免受因巨额赔偿而带来的经济上的灾难,而且使受害者能得到及时的救助。正所谓一举两得。然而这么好的一个险种在我国却难以推广发展?就机动车第三者责任险也是以法律强制方式来实施的。我国雇主责任保险开始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恢复保险以后,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虽已有了显着的发展,但与西方国家相比仍存在很大的差距。据美国1993年统计数字,美国员工赔偿保险的净保费收入占总财产和责任险保费的13.8%,而中国2003年总责任保险保费收入仅占全国财产保险总保费的4%,从而推之雇主责任保险的保费收入还不及4%。

我国雇主责任保险发展缓慢的最主要原因是相关的法律、法规不够健全,特别是有关民事损害赔偿责任方面的规定缺乏力度。我国没有专门的雇主责任法,劳动法仅适用于国家机关、事业单位以及国有、集体企业,而大量的非公有制企业雇员的权益很难得到保障,造成保险人在经营雇主责任保险时,一般只能以民法为法律基础,以雇主与雇员之间的雇佣合同作为法律依据。更没有员工赔偿法方面的相关规定,而美国在1908年就已经出台了第一部《员工赔偿法》。加之,各企业雇佣合同条文不够完善、规范,彼此之间差异较大,赔偿标准也不统一,进而也不利于雇主责任保险的经营和发展。

当雇员在工作期间发生意外事故,通常都会与雇主进行协商,在协商过程中,双方都需要花费大量精力来弄清事实,确定赔偿方案。如果赔偿方案得不到雇员或雇员家属的认可,就可能会造成不必要的纠纷,甚至由于一个案件得不到妥善的处理而影响整个生产活动,这个时候如果投保了雇主责任险则可以把一切麻烦交给保险公司了。另外投保雇主责任险还可以缓解政府财政压力,把原先很大一部分靠政府分担的责任通过商业保险转嫁给保险公司。另一方面又可保障工人的工作安全、生活安定,保证企业全心全力投入到生产建设领域。

〖提要〗

本案是一起新类型的提单责任险保险赔偿纠纷。目前国内开展责任险业务的主要是外资保险公司如本案被告和国外的无船承运人互保协会如TTCLUB等。随着形势发展，这一在国外已经很成熟的险种将在国内大量出现，所以对该类问题的分析研究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本案涉及是提单责任险保险赔偿纠纷，属新类型案件。审理提单责任险纠纷应优先适用《海商法》，并可适用《保险法》等法律规定。在这类案件中，承运人的提单签单应认定为具有可保利益，作为投保人或被保险人时并应承担重要事项告知义务。

〖案情〗

原告上海星星货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星星公司）。

被告皇家保险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简称皇家保险）。

2000年12月12日，星星公司填写了皇家保险提供的综合运输责任保险投保书，选择投保附加险中的（C）受托人责任保险和（G）第三者责任保险，保险有效期限为2001年1月1日至2001年12月31日。在投保书所列的基本险A提单责任保险中“损失记录：请注明在过去五年中发生的所有提单项下的索赔/损失”一栏中，星星公司填写为“无”。

[摘要]当前我国的出口产品责任险市场，保费规模还很小，与目前我国大力发展外向型经济不相匹配；针对美国产品责任险市场的变化，顺应我国对外贸易不断增长的趋势，以及对出口产品责任险不断增长的需求，我国保险公司应适应变化，及时转变观念，立足长远，从承保风险控制、核保队伍建设、理赔服务上，遵循循序渐进原则，培育和发展我国的出口产品责任险市场。

[关键词]产品责任险，承保风险，核保队伍，理赔服务

一、出口产品责任险的特点及其在我国的发展现状

产品责任险承保的是被保险人制造或出售的有缺陷产品，在消费或使用过程中发生事故，对消费者或使用者造成的人身伤害或财产损失，依法应承担的赔偿责任。

(一)出口产品责任险的特点

1.“长尾巴”责任

一、基本理论及相关命题

传统上，人们将公司购买保险的动机归为风险厌恶。风险厌恶用于解释董事责任险的个人需求部分是有足够说服力的——董事和高管人员面临的最大风险就是股东诉讼的风险，而股东诉讼往往可能使董事面临巨额的赔偿，使其个人财富处于极大的不确定性之中。这样，风险厌恶的人要么不愿出任董事和高管，要么就采取过于保守的管理策略，以减少出错的机会，而这对于企业来讲都是十分不利的。因此，为了吸引管理人才，并激励其开拓创新，企业就会为任职的董事提供某种形式的保护，购买董事责任险就是其中之一。

然而，风险厌恶却无法很好地解释董事责任险的公司需求部分。因为公司本身就是一种风险转移机制，在公司这样的企业组织形式下，风险是由股东依据其股份多少来分摊的，而股东又可以通过资产多元化来规避这部分非系统风险。另外，从投资——收益的角度来看，由于保费加成的存在，董事责任险的保费往往超过预期理赔成本，因而，作为一项投资，董事责任险的净现值为负。这就使得董事责任险公司需求部分的存在显得让人难以理解。

对公司保险需求的经典解释来自Mayers与Smith(1982)，他们从MM定理出发，提出了公司购买保险的七大动机：

第一，保险公司是最佳的风险承担者。交易成本的存在决定了公司的风险具体由哪一方来承担对公司价值的影响是不同的。由于人力资本具有不可分割性，公司管理者和员工要求的风险补偿往往较高，而股东和债权人尽管可以利用资本市场来规避风险，但受资本存量制约，其风险承担能力有限。保险公司是专门从事风险管理的，在风险评估和防控方面具有比较优势，将风险转移给保险公司能够降低风险管理的成本，从而提升公司的价值。

第二，保险可以降低期望破产成本。公司破产时要发生各种直接或间接的费用，将主要的风险转移给保险公司，企业破产的概率就会大大降低。因而，只要预期破产成本减少的现值超过保费加成的现值，企业就有动力购买保险。

摘要；本文对通过地方立法推行公众责任保险的必要性和可行性进行了认真分析，提出了具体的立法建议，为健全社会管理格局、深化平安山东建设、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出了建设性意见。

公众责任保险主要承保被保险人在公共场所进行生产、经营或其他活动时，因发生意外事故而造成社会公众人身伤亡和财产损失，依法应由被保险人承担的经济赔偿责任。它的主要功能：一是可以使受害人在灾害损失发生后得到相应的经济补偿，使企业尽快恢复生产，减轻政府善后处理的负担，促进社会稳定；二是通过保险公司在承保前的防灾防损工作及投保时采取区别对待、浮动费率等措施，鼓励投保人和被保险人主动采取安全防范措施，在客观上使公众安全中的隐患得以有效预防和控制，降低风险发生的概率。公众责任保险作为防灾救灾的重要手段之一，由于受益群体广泛、覆盖面较宽、具有很好的社会公益性，参与社会公共安全管理的作用越来越明显。公众责任保险的发展有利于维护社会经济秩序，有利于保障公众切身利益，有利于提升社会整体安全度。可以预见，责任保险将逐步改变社会成员的行为模式，成为一种社会关系管理手段，全面融入社会经济生活。

一、公众责任保险发展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目前我国公众责任保险的发展相对整个保险业的发展严重滞后，其应有的功能远未得到充分发挥。公众责任险投保率极低与频发的事故所带来的灾难性后果形成强烈的反差。

公众责任保险发展缓慢的原因固然有保险公司对此项业务重视程度不足、产品开发力度不够等原因，但与相关制度安排的不健全更有着紧密的联系。主要表现有：相关法律对于责任事故责任的划分、赔偿标准没有明确的界定；公众维权意识淡薄，受到伤害往往很少懂得运用法律武器维护自身利益。此外，公众责任保险保护的是第三方即公众的利益，而支付保险费用的却是业主本身，这种表象上看似投保者与需求者利益的不完全一致，使得投保者没有投保公众责任险的积极性，所以完全运用商业保险手段难以普及责任保险。公众场所、高危企业和大型工程项目，责任风险事故发生的频率高、损害大、影响大，一旦出现大的灾害事故，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的经营主体又普遍不具备经济赔偿能力，善后处理工作无形中就转嫁给了政府，增加财政负担。所以，以立法的形式规范公众责任险的实施，既维护广大公众的利益又可在一定程度上减轻政府的负担，是十分必要的。

二、全面推行公众责任险迫切需要地方立法

摘要：雇主责任险是以被保险人的雇员在受雇过程中遭受意外而致受伤、死亡或患职业性疾病，被保险人根据法律或雇用合同所应承担的经济赔偿责任为保险标的责任保险。论文从煤矿业入手，力图通过对这些问题的研究为开发煤矿雇主责任险找到突破口，使得这一险种能在最需要它的地方发挥应有的作用。

关键词：雇主责任险；市场；政府

一、引言

雇主责任险是财产保险中的一个重要险种。推广发展雇主责任险不但可以使自身在遇到意外时免受因巨额赔偿而带来的经济上的灾难，而且使受害者能得到及时的救助。正所谓一举两得。然而这么好的一个险种在我国却难以推广发展？就机动车第三者责任险也是以法律强制方式来实施的。我国雇主责任保险开始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恢复保险以后，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虽已有了显著的发展，但与西方国家相比仍存在很大的差距。据美国1993年统计数字，美国员工赔偿保险的净保费收入占总财产和责任险保费的13.8％，而中国2003年总责任保险保费收入仅占全国财产保险总保费的4%，从而推之雇主责任保险的保费收入还不及4％。

我国雇主责任保险发展缓慢的最主要原因是相关的法律、法规不够健全，特别是有关民事损害赔偿责任方面的规定缺乏力度。我国没有专门的雇主责任法，劳动法仅适用于国家机关、事业单位以及国有、集体企业，而大量的非公有制企业雇员的权益很难得到保障，造成保险人在经营雇主责任保险时，一般只能以民法为法律基础，以雇主与雇员之间的雇佣合同作为法律依据。更没有员工赔偿法方面的相关规定，而美国在1908年就已经出台了第一部《员工赔偿法》。加之，各企业雇佣合同条文不够完善、规范，彼此之间差异较大，赔偿标准也不统一，进而也不利于雇主责任保险的经营和发展。

当雇员在工作期间发生意外事故，通常都会与雇主进行协商，在协商过程中，双方都需要花费大量精力来弄清事实，确定赔偿方案。如果赔偿方案得不到雇员或雇员家属的认可，就可能会造成不必要的纠纷，甚至由于一个案件得不到妥善的处理而影响整个生产活动，这个时候如果投保了雇主责任险则可以把一切麻烦交给保险公司了。另外投保雇主责任险还可以缓解政府财政压力，把原先很大一部分靠政府分担的责任通过商业保险转嫁给保险公司。另一方面又可保障工人的工作安全、生活安定，保证企业全心全力投入到生产建设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