责任法范文10篇

本文作者：王洋张祖盛工作单位：广西师范大学法学院

作为国家的根本大法，宪法在整个法律体系中处于最高的法律地位。与民事、刑事和行政三种责任比较起来，宪法背后的责任更应该得到重视。否则，理论上探讨得再多，宪政也无法落到实处。当然，与其它三种责任相比，宪法责任有着自身的与众不同之处。

一、宪法责任概述

(一)宪法责任概念理论界一般把法律责任分为民事、刑事、行政和违宪责任四种。其他三种，学术界都有比较系统的研究，而作为国家的根本大法，宪法责任问题并未引起人们应有的重视。那么，何为宪法责任?莫纪宏先生认为:“法律责任首先是一定法律关系主体的责任。宪法责任毫无疑问应当是宪法关系主体依据宪法规定应当承担的责任。”［1］虽然宪法有着浓厚的政治意味，但其首先是法律责任，就是因违反宪法的规定所应当承担的不利法律后果。

(二)宪法责任的构成要件关于民事责任构成要件，各种民法论著中几乎一致认为是“四要件”:第一，行为的违法性;第二，行为人主观上存在过错;第三，存在着比较明确的损害事实;第四，行为与损害事实之间存在先后的因果联系。从这方面来看，宪法责任与民法责任区别不大，主要由下列要素构成:第一，违宪事实。指主体违反宪法规范、惯例和本国加入的国际公约等情况。只有客观上出现了违宪的事实，之后才有可能引起宪法责任，也就是说，违宪事实的存在是追究宪法责任的前提条件。第二，损害。指宪政秩序或与宪法相关的利益遭受到了的损失或不利的影响。需要注意的是，这里所说的损害并不一定非要限定于客观存在的损害事实，也可以是预期的损害。第三，过错。指宪法责任的承担主体主观上存在过错，损害行为的实施是出于故意或重大过失。第四，存在因果关系。指违宪事实与实际损害之间存在逻辑上引起与被引起的因果关系，即损害是违宪事实所造成的或将要造成的。

二、宪法责任的主体

“执行上级命令”(Obediencetosuperiororders)能否作为免除刑事责任的一个辩护理由，在国际法上属于一个有争议的问题。在军队或者国家机构中，下级服从上级命令，是绝对的、无条件的，不允许下级对上级的权威有任何的质疑和挑战。这是维护军队秩序和社会秩序的一个基本条件，也是统治者维护和巩固其统治的一个不可或缺的方法。从法理上讲，尤其是从军事法的角度讲，如果下级不服从上级命令就会被视为违法的行为。然而，现代战争中，尤其是两次世界大战中指挥官和普通士兵违反有关战争行为国际准则的现象十分严重。与此同时，随着保护敌方伤病人员和战俘的需要不断增强，这就要求所有战斗员，无论是指挥官还是普通士兵，都要遵守相关国际法原则。

如果将执行上级命令作为完全的辩护理由，必然会导致这样的结果:对所有普通士兵实施的严重侵犯人权的行为最终只能追究最高统帅甚至是国家元首的责任，这显然并不合法。所以，在国际法理论上就出现了“下级责任”(Subordinates’Responsibility)的概念，专指下级执行上级违法命令所应当承担的责任。针对执行上级命令能否免责的问题，国内法和国际法在历史上出现了两种不同的规范轨迹，一种是条件责任原则(ConditionalLiability)，一种是绝对责任原则(AbsoluteLiability)。两种责任形式能否相互融合，或者何种责任形式才是国际社会所应当采取的?近代以来尤其是两次世界大战的案例是如何影响执行上级命令能否免责这一问题的发展的?这些正是本文所要一一回答的问题。

一、条件责任原则的发展历史及其理论基础

条件责任是指执行上级命令在一般情况下可以作为免除刑事责任的辩护理由，但是如果下级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命令是违法的，或者命令是明显违法的，那么下级不能以执行上级命令为由而主张免责的抗辩。条件责任的含义包含两层，一方面，执行上级命令可以作为下级免除由于执行上级命令而产生的违法的刑事责任的抗辩理由;另一方面，在下级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上级命令违法或者明显违法时，不能以执行上级命令为由而主张免责。条件责任原则有着深厚的理论基础和理念支撑。军事社会区别于其他社会组织的最大不同在于其任务和目的的特定性。与平民社会不同，军事社会的存在目的在于通过实施作战行为，取得战争的胜利，并最终服务于国家的政治利益。而战争胜利与否的关键则在于指挥官决策的正确与否以及这种决策能否顺利地被贯彻实施，因此，军事社会必须要有一套比平民社会更加严厉的纪律体系来加以保障，“令行禁止”是最简洁也是最直接的纪律要求，而这其中，下级服从上级的命令是首当其冲的纪律规范。

正是由于军队社会的特殊性，在条件责任原则中，一般认为执行上级命令可以作为免除责任的抗辩理由。但是，随着文明社会的进步以及人们对战争受难者和受损财产的关注程度逐渐提高，如果将执行上级命令作为完全的辩护理由排除责任的承担，则会造成对于下级实施的违法行为只能追溯到命令的最高统帅甚至国家元首的情形，而这在大多数情况下是不可能实施的。同时，士兵个人作为有独立思想的个体，对于上级的命令具有区分正确与否的能力。正是基于以上理由，各国在立法和司法实践中逐渐确立了两项排除规则，即下级在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命令是违法的或者明显违法的情况下，不能以执行上级命令为由免责。条件责任经历了一个逐渐发展与完善的过程。19世纪下半叶，一些国家通过国内法追究某些情况下执行上级命令的下级责任。例如，在1872年德国《军法典》第47条规定:“如果士兵执行命令的行为触犯了刑律，那么该命令的上级单独承担刑事责任。但是，服从该命令的士兵在(a)其行为超越命令的范围，或者(b)知道上级命令涉及的行为构成普通犯罪或者军事犯罪时，将与上级一起承担共犯的刑事责任。”

在国际判例当中，条件责任原则最早是在1915年奥匈帝国的一个军事法庭的审判中被提出。法庭在判决中指出，下级执行上级命令的行为不仅明显触犯了刑法，而且也与文明社会的战争习惯相悖时，就不能免除下级的刑事责任。一战之后的莱比锡审判巩固了条件责任原则，其中最著名的是DoverCastile案和LlandoveryCastle案。“DoverCastle”是一艘医用船，被用来从马耳他运送伤病人员到直布罗陀。德国海军上尉KarlNeumann下令用鱼雷攻击该船，并导致船上的6名船员遇难。KarlNeu-mann之所以下命令，是因为其上级告诉他该船已被敌军征用，并用于军事目的，是一条战船。莱比锡法庭根据其德国的国内法，认为下级应当执行上级长官的所有命令，因此判决Neumann无罪。

一、税收执法责任制的建立和初步推行，取得了明显成效

近年来，我们税务机关围绕如何建立和推行税收执法责任制，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探索。

（一）建立了制度体系，构筑了严密规范的权力运行机制。明确工作职责，规范工作流程，加强执法考核，严格责任追究，这四个因素相互衔接，实现了制度、机构、岗位、人员、责任的有机结合，建立起一种“齿轮传动式”的工作机制。

（二）增强了法治观念，税务干部的执法能力稳步提高。税务干部对法治有了基本正确的认识，初步形成了法律思维模式，能始终注意执法行为的合法性，提高了执法能力和法律素质，随意执法现象得到根本扭转。

（三）提升了执法水平，税收收入连年高速增长。税收执法责任制的实施促使执法人员严格依法办事，执法过错呈下降趋势，保证了“依法征税、应收尽收、坚决不收过头税”原则的贯彻落实，税收管理质量全面提升，有效保障了组织收入中心任务的完成。

（四）加强了队伍建设，税务机关的党风廉政建设走上新台阶。税收执法责任制的推行，促使税务干部从先关注纳税人责任转变为先关注自身责任，逐步树立起“只有学得好，才能罚得少”的观念。而且“治权”、“治官”思想得到深化，有力防止了以税谋私等不良行为的发生，维护了纳税人的合法权益；也使预防职务犯罪的关口前移，促进了廉政建设和行风建设，70%以上的税务部门在当地行风评议中位居前三名，树立了税务机关的良好形象。

一、严格责任的概念

（一）严格责任的概念。严格责任（Strictliability、liabilitywithoutfault）主要是英美法系中的概念。关于严格责任的相关定义，我国学者持有不同的意见，其更多的认为严格责任就是指“法律许可对于部分缺乏主观形式的犯罪构成要件的特殊行为或者其实际结果的责任追究。”而另一部分人认为“某些特定的行为的一种或是多种行动要件的制定过程中不要求故意、轻率或是疏忽的犯罪，就被称作是严格责任犯罪”。在此过程中就会出现将严格责任与绝对责任之间的关系不明的状况，认为其是在缺乏有许可形式的绝对责任。由于考虑到严格责任其自身性质已经开始逐渐趋于非绝对化的特点，因此就对其进行规定：“责任范畴是严格的，但此过程并不是绝对的。”从语言的准确性上对其进行规定，可以将其定义为一种不问主观过错的刑事责任，这种说法在当前讨论的过程中具有极强的合理性。（二）严格责任与绝对责任。在最开始出现严格责任定义之初，其基本的概念性定义与绝对责任具有较强的关联性，因此就可以将其看做是另一种形式上的绝对责任。但是在绝对责任仅仅是处于一种极端的环境之下。其现实的情况就是，在当前发展过程中，若是特定行为的要素中并不需要考虑到其实际的意图，就会将此最新认作是适当的严格责任。这从另一个角度来进行说明，就是由于其存在的不要求犯意的状况下，对于其他各种要件都进行要求，但是由于其现实中存在有一定的不要求犯意的状况。因此其责任也被相应的看做是一种严格责任，在实际生活中此种情况较为常见。（三）严格责任的来源。严格责任就其本源形式进行观察来看，其主要是在制定法的基础上进行产生以及发展。在普通法的发展过程中，只有在英国对于公共妨碍以及相应的刑事诽谤做出了具体的规定。而在美国的法律体系中，由于其各个州之间都以法典的形式进行法律建设以及相关内容的完善，因此就不存在除去法典规定形式以外的各种严格责任。制定法中规定对于严格责任的存在有两种主要的方式：第一，就是在制定法明确规定了某一犯罪是无过错犯罪的情况，这种情况在实际生活中较为少见；第二，就是“空白条法”，就是在对犯罪成立条件的规定过程中，其相应的省去了关于罪过的词句，因此将此罪名是否成立并需要过错指责就留给了法官进行审判。但是由于法官对于严格责任的理解不同，因此就会导致在实际运用的过程中，出现滥用和误用的状况发生，其合理性也就存在着一定的质疑。

二、刑事立法方面的实践意义

(一)我国刑法中严格责任的特点。上面列出的关于严格责任的立法规定不可避免地被省略，但它们具有很强的代表性。总之，我国刑法中的严格责任条款具有以下特点：首先，这些物品数量有限，不到20个，相对集中于危害公共安全，生产和销售假冒伪劣商品，阻碍了企业和企业的管理秩序。破坏财务管理秩序，危害公共健康，破坏环境资源保护。它们是危害公众利益的罪行，涉及许多人的生命，健康，财产和人类生活环境，这一点与外国刑事立法中的严格责任范围相一致。其次，严格责任犯罪的形式尚不清楚，即行为本身是故意的，但犯罪者的后果是疏忽或故意不清楚。但是，这不应与故意犯罪的结果相混淆，例如歧视和侮辱少数民族的作品。只有在其后续产生较为不好的影响之下才会构成犯罪，但是从其本质上进行探究，其就已经构成了蓄意犯罪。(二)刑事立法确定。严格责任应遵循严格责任原则作为有罪责任的特殊情况，其存在是不可避免的，其范围应该是刑法规定的一小部分，其内容只是局限于危害公共安全以及严重影响公共秩序，破坏当前我国的经济发展以及经济建设，对公共健康产生不良影响，严重破坏自然环境状况等形式的犯罪。严格责任的法定刑罚不应太大，严重责任的罪恶形式兼容疏忽和意向性，疏忽和意图的主观恶意是不同的。当采用同样的法定刑罚时，只有一小部分容易保证司法公正。

三、我国刑法中的严格责任

关于中国刑法是否有严格的责任，有肯定，消极和妥协的立场。但本文认为，由于我国刑法没有明确规定，所谓严格责任“是否存在”。（一）违反责任主义的情况是存在的。在形式界定的过程中，主要是由于其对于严格责任的概念性理解尚存误区，因此学者对于严格责任在中国法律中的实行具有不同的观点。英国的威廉姆斯教授其认为，任何国家的法律或是其事实都会相应的对罪恶的存在产生一定的影响，但是在其刑法的规定下并没有及时减轻犯罪者的罪恶感。可以在此过程中将其看作是严格责任的一种，因此任何国家的刑法就都相应的具有一定的严格责任效果。而这显然就是对严格责任的一种责任范围的扩大，也可将其延伸到违反责任的范畴中去。在这个意义上，所有违反责任的嫌疑人都被视为“严格责任”，应予以反对。（二）不存在绝对责任。若是严格责任在执行和使用的过程中被看做是一种绝对责任，那么我国的刑法在制定的过程中就不应当对此类责任进行考量。在《刑法》第14条、15条以及16条的相关法规中进行了明确的规定，行为人只有在故意或是疏忽的情况下，就不会相应的构成犯罪，只是造成了一种客观伤害的事实。而在对于基本责任和法律原则的基础上，从保护人权的角度去看待此类问题，就不应当在刑法中设置“绝对责任”的存在。这是由于对于一个履行注意义务的人来说其较不公平，在一定程度上这也不利于个人预防和一般性预防效果的存在。（三）推定责任的类型。若是此时，将严格责任理解为“推定责任”，那么就可以将其看做是我国刑法中的一部分。但是本文中的观点认为，我国刑法在实际执行的过程中具有两种不同类型和新时代严格责任。首先来说，就是其对公害造成了一定的严格责任，或是推定责任；其次，就是对传统形式下的严重责任或是推定责任的界定，例如下文中要阐述的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确的问题。第一种“推定责任”的主要内涵就是在通过向被告进行相应的举证以及责任署名的状况下，有效增强对被告人的出发程度，因此其实际的责任原则并没有得到充分的执行。在此过程中，责任原则以及其自身的基本立场得到了保障，因此在此过程中若是被告能够在一定时间限制之内证明其没有确切的责任，那么在刑罚定量的过程中就可以将其看做是无罪处理。这种和解的背景主要是基于现代化社会的发展以及人们和解意识逐渐增强所造成的。就现代化社会的实际发展来看，由于科学技术水平的不断提升，人们实际活动的影响效果也随着增加，一个人的实际行为对于周围大部分人都可能会造成一定的风险因素。同时在工业社会发展的条件下，其自身系统的限制已经受到了一定的影响，因此从某种情况下来说，就成了一个风险需要型的社会形式。这种风险型社会的出现就使得人类社会的基本利益模式处于一种不确定的危险之中。为了能够保障现代化人类社会的基本安全，就需要在社会生活过程中，不断控制自身的风险行为，防止具有一定危险因素的人发生各种公共危害性事件。经过本文的实际研究认为，应当在当前公害行为自身特殊性的基础上来有效实现其推定责任的合理性，并基于此在刑事诉讼的过程中根据一定的标准来制定出人的实际责任。通过英美法的实际经验和教训，还能够推定出责任可能存在的严重后果以及其对于公共安全或是公共秩序产生的确定性的影响效果。因此可以说在危害公共安全的犯罪行为中，适用严格责任的相关概念进行合理的解释，并对在此过程中出现的各种模糊结果进行明确。例如在《刑法》第135条中对于劳动安全事故罪的规定中，由于其主观条件并没有进行认定，因此就可以通过严格责任的相关概念或是以日推定责任的立场对此类问题进行解决，以此来确定行为人的证明责任。对于第二类严格责任或是其基本责任界定的过程中，部分人认为在巨额财产来源不明时，其也是属于刑法中的严格责任。而经过本文的具体探究不难得出，将此种行为归纳于严格责任的范畴，并将其作为责任证明或是规则方面的论证是具有一定的真实性的。由于在司法实践过程中的严格责任难以评定其处罚标准，同时又不能不处罚的状况，刑事诉讼法中对于无罪推定的原则存在松动和不明确的问题，就使得该犯罪形式是适例。但是此种最新和罪罚主要还是在举证责任的基础上进行倒置，因此其并不是属于责任主义自身的现象和问题所导致的，因此其根源经过实际探索之后确定属于刑法范畴之外。

一、问题的提出

20世纪60年代以后，国际私法中的侵权行为法律适用原则有了很大的发展，尤其在一些特殊侵权行为领域－如产品责任―新的理论和规则受到各国立法和司法实践的重视。原因是，随着国与国之间经济贸易的频繁，产品的跨国性日益普遍，产品责任问题也随之增加。一些国家在处理这类跨国产品责任案件时主张司法管辖权，而与该产品相关的其他国家或地区也提出类似的要求；进而对这类涉外产品责任应适用的法律，即准据法，也存在较大的分歧。如何解决这种跨国产品责任诉讼，成为各国国际私法领域又一个新问题。在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对外贸易的扩大也带来了涉外产品责任法律问题，尤其在司法实践中经常会碰到一些棘手问题无法可依。例如：（1）当该产品责任侵权行为发生在外国，依行为地法和中国法均构成侵权时，应适用哪一个国家的法律来确定当事人的赔偿责任？（2）当中国消费者购买一外国产品而导致损害时，中国法院是否可以根据行为地法而适用外国法，使中国的受害人获得较高的赔偿？（3）如果产品责任案件中的双方当事人均是外国人，中国法院在审理该案时适用中国法是否有充分理由？诸如此类的问题对我国涉外产品责任法律制度的建立和完善提出了更为迫切的要求。

本文以此为切入点，通过比较分析对我国涉外产品责任法律适用问题作一初步探讨，以祺对我国加入WTO后面临的诸多产品责任诉讼提出一些建议和对策，供与会专家学者讨论。

二、欧美国家关于涉外产品责任法律适用原则的最新发展

一般认为，产品责任属于一种侵权行为。按照传统的国际私法，应适用侵权行为地法，即受害人的人身和财产受到伤害的行为地法。20世纪60年代以前，欧美国家大多采用对产品责任案件适用损害发生地的法律；70年代以后，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和贸易的全球化，产品责任引起的侵权行为地往往带有偶然性，且产品责任侵权与一般的侵权又有区别，最主要的不同是，其侵权行为地与受害人往往没有什么联系。因此，适用传统意义上的加害行为地法和损害发生地法，对一个受害人来说起不到应有的赔偿作用。基于这种特殊性，欧美国家首先放弃了侵权行为地法原则，引入一些新的、富有创建的规则。

第一，允许原告选择适用对其有利的法律。由于产品责任的特殊性，原告要证明被告的责任具有一定的难度，而被告在承担责任方面处于比原告更有利的地位。为了更好地维护受害人的合法权利，有的学者提出由原告（受害人）在所涉国家的法律中选择适用某一法律作为准据法。例如，美国的卡维斯教授提出了“优先原则”，认为原告有权从以下4种法律中作出选择：1、产品生产地法；2、原告惯常居所地法；3、取得产品地法；4、损害发生地法。1982年美国法院在“辛得尔诉阿伯特化工厂”一案中以“最有利于原告的法律”原则审理了该案，充分体现了保护消费者的利益。这一原则很快被美国各州的产品责任法接受，并运用到具体的个案中，即在产品责任诉讼中，如果各州对原告的利益规定不一致时，原告可以选择适用其中最有利于他的那个州的法律。

一、政府承担责任的前提

现今，责任政府已经成为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基本趋向。政府承担责任有以下前提。首先，社会契约。社会契约的意思是政府及其政府行为存在于社会公众的期望中，它就必须遵守一定的权利和义务，这些权利和义务是政府与社会之间契约的结果[1]也就是国家与政府的一切权力来自公民与公民间的契约，或者是公民与政府间的委托。社会契约意味着政府在承诺维护公共利益的基础上拥有了管理社会、服务社会的权力。其次，人民主权。我国宪法规定，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作为社会整体利益在政治地位上的代表，享有“主权”。政府向人民负责，也就是向社会整体利益负责。第三，道德施动。道德施动是政府及其行政人员在实现自身价值的同时，有义务引导社会道德向健康方向发展，做社会道德的引导者。一旦政府及其行政人员的行为违背社会契约，损害社会公益，造成社会诚信道义水准的下降，满足上述前提，就必然要承担相应的责任。

二、经济法责任之特性

根据传统的责任理论，法律责任的形态基本以行政责任、民事责任、刑事责任的“三大责任”或是加以违宪责任的“四大责任”为主。经济法责任的独立性，是学界一直在探索的问题，它是指经济法责任作为经济法有机构成，在内涵、功能、目的和价值方面符合经济法独立体系的要求，并因之与传统的民事责任、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相区别、相并列[2]。经济法是随着生产力发展，为解决市场经济诸类现代问题应允而生的部门法。现代多元化社会，早已打破了泾渭分明的公、私法二元机构，而出现了公权干预私权的复杂的法律现象。作为一种现代法，它从传统部门法中汲取发展的力量，它的责任形式，不是公私法上责任的简单相加，也非单纯几种责任的竞合，而应该是一种对民、行、刑三种责任综合化提升后，具有自身特点的独立责任。

另外，民法、行政法等部门法的立足点在于个人本位和国家本位，而经济法立足于社会本位。经济法责任的社会性在于它的设置、体系构建以及制度创设方面等是基于社会公共性考虑，以维护社会整体利益为宗旨，兼容多种原则、方式、制度而体现的一种全局性而非局部性、公众性而非私人性、公平性而非独享性、多元性而非单一性的整合特征[3]。经济违法行为侵犯的不仅仅是相关个体受害人的利益，更多的是对社会共同经济利益的损害，所以经济法责任的承担对象不仅仅是个人或者国家，而应是全社会。因此我们可以说，经济法责任具有了独立性和社会性的特点。

三、政府在市场经济领域中的角色

本文作者：刘广登工作单位：徐州师范大学

在宪政主义者看来,宪法是人民与政府之间的协议,人民通过宪法授予政府以权力即宪法权力,政府要利用从人民那里获得的权力为人民服务,向人民尽义务。换言之,宪法是用来约束政府的,就像有的学者所言:宪法是唯一一个直接制定用来约束政府的法律[1]。政府在从人民那里得到权力的同时,也要承担起宪法义务,违反宪法义务将受到宪法上的制裁即承担宪法责任。政府宪法责任的理论逻辑就是对政府宪法责任产生和存在的理解与认识,它试图回答宪法责任存在的合理性、必要性和可能性等问题。

一、宪法权力所有者和行使者的分离:政府宪法责任的合理性

无论是资产阶级思想家还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都认为人民是权力的所有者,一切权力的本源在于人民,这是展开全部宪法问题包括宪法责任问题的逻辑前提,当然,资产阶级思想家和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人民为什么拥有主权的分析路径是不同的。一般认为,近代意义的主权观念的首创者是法国古典法学家让#博丹。博丹从反封建领主的割据状态出发认为,作为国家最高权力的主权应该属于君主,主权是公民和臣民的不受法律约束的最高权力。在他看来,主权的权威是绝对的、不可分割的和永久的,主权的统治权和绝对权力在于不经臣民的同意而向他们颁布法律,一个握有主权的君主就得把法律掌握在自己的手中以便根据环境对它们进行变革和修正。对君主的权力不存在程序性和实质性的约束,而他的法令必须被国家官员执行,必须被公民服从。总之,在博丹那里,主权是属于君主的。主权学说到启蒙思想家那里发展为人民主权的思想。人民主权的提出是主权观念的革命性改变,它是由卢梭在前人主权学说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卢梭认为,人生来自由,具有自然权利,处于没有国家或政府的自然状态,为了解决自然状态的困难和不方便,人民通过协商,形成共识,达成契约:每个人都让渡一部分自然权利,把大家让渡的这部分权利交给一个后来称之为国家或政府的组织手里,交给政府的权利就成为权力,因此权力来源于人民;政府权力的正当性就在于人民公意的认同及人民主权的赐予。尽管人民主权学说所依据的自然状态、社会契约、自然权利并非是一种真实的存在,在一定意义上讲是一种政治假说,但据此而得出的主权在民的结论却是意义巨大,可以说是人类思想史上的重大革命。从此以后,人民是国家权力的合法性来源就成为资产阶级思想家的共识,人民是一切正当政治权力的基础这个命题在当时简直就没有争论,由于一切人生来都有同样的天赋权利,一切合法性政府必须以个人同意为依据,因此,人民大众显然是国家的基础。无论何种主权,非经人民同意和批准,都无法存在或继续存在。因此,人民所固有的和不可剥夺的主权就被认为是一个有效性无可争辩的政治原则一个无懈可击的前提。尽管这个学说经常被引用,但很少有人对它进行科学的探讨;确实,它被一致公认到这个地步,以致再对这个问题苦心论证似乎是多余的了[2]29。人民主权并非资产阶级思想家的专利,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人民是国家和社会的主人本来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马克思、恩格斯从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出发,也得出了人民主权的结论。马克思在批判黑格尔的君主主权思想时,就曾以人民主权思想作为反对封建专制主义的武器。他指出:人民的主权不是从国王的王权中派生出来的,相反地,国王的主权倒是以人民主权为基础的。[3]马克思在谈到德国国民议会的权力时说:国民议会本身没有任何权力人民委托给它的只是维护人民自己的权利。如果它不根据交给它的委托来行动这一委托就失去效力。[4]当然,马克思主义的人民主权理论和资产阶级的人民主权学说有很多不同,其根本的区别在于两者立论的基础截然不同。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的人民主权学说是建立在唯心主义基础上的,因为其立论基础是无法证实的自然状态和社会契约;马克思、恩格斯通过对人类社会基本矛盾的分析,得出了生产力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进而得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的结论。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国家权力产生于人民的意志,是人民斗争和革命的结果,而不是什么契约的结果。人民主权学说的出发点和归宿在于论证了国家的合法性,解决了国家的权力来源问题即人民是真正的权力的所有者。如果作为权力所有者的人民能够事必躬亲,始终做到由自己来直接行使权力,做到权力所有者和权力行使者的统一,自己对自己负责,是一幅人民真正自己治理自己的民治的政治图景,那么,这种直接民主的美妙的政治图景至今仍被人们所怀念。然而,这种直接民主的政治实践是有条件限制的:只能在小国寡民的城邦社会里。随着城邦社会的瓦解,在疆域拓展、人口庞大的现代民族国家里,人民自治的直接民主就很难适用,在此情况下,应该怎样体现人民主权的原则呢?对此,西方政治思想家阵营内就发生了关于直接民主和间接民主的分歧和争论。卢梭把人民直接参与公共事务视为真正自由的前提,他应是近代倡导直接民主、反对间接民主代议制民主的坚定的思想家。卢梭在《社会契约论》一书中,竭力主张并论证直接民主制,他认为:在一个真正自由的国家里,公民都应直接参与政治,决定公共事务,他还说:一旦公共服务不再为公民的主要事情,并且公民宁愿掏自己的钱口袋而不愿本人亲自来服务的时候,国家就已经是濒临毁灭了[5]123。卢梭从人民主权的不可分割和不可代表的立场出发指出:代议制起源于封建政府,起源于那种使人类屈辱并使-人.这个名称丧失尊严的、既罪恶而又荒谬的政府制度,所以,在代议制下人民的议员不是也不可能是人民的代表,他们只不过是人民的办事员罢了。他说:英国人民自己自以为是自由的,他们只在选举国会议员期间才是自由的,议员一旦选出之后,他们就是奴隶,他们等于零了,在他们那短促的自由时刻里,他们运用自由的办法,也确乎是值得他们丧失自由的[5]125。但是卢梭也认为,要实行直接民主制,需要具备许多条件,因而真正的民主制从来就不曾有过,而且永远也不会,事实上,他还是等于承认了随着现代民族国家的出现,直接民主制是不可能的。既然以个人参与为基础的民主即直接民主只有在一定条件下才是可能的,一旦这些条件不存在,那么代议制民主就是必然的合乎逻辑的选择。代议制原则的逻辑与现代民族国家所奉行的人民主权原则的逻辑是统一的,代议制民主是人民主权在现代民主国家的体现。但是,不可回避的问题随之而来,那就是国家权力的所有者(人民)和国家权力的行使者(政府)是分离的,作为主权者的人民就不能不考虑:公共权力的行使者能否按照人民授权的目的去行使公共权力?行使公共权力的人是否会用手中的权力追求自己的利益呢?怎样防止和避免公共权力的异化呢?诸如此类的问题从古希腊的柏拉图开始就在寻求解决问题的答案,一是德治,一是法治。到了近代以后,与法治紧密相联的宪法和宪政大兴其道,人们试图通过宪法的制度性安排来保证权力行使者谨慎地运用手中的权力,并且运用权力为人民服务。而在宪法的制度性设计中,就包括了以宪法责任为核心的宪法监督制度。罢免、创制、复决这些制度的建立就是为了保证当选后的代表更好更忠实地尽职尽责。宪法责任的存在就如同权力行使者头上的紧箍咒,时刻提醒着掌握公共权力的人:不要辜负人民的重托,否则,人民就会运用宪法设定的程序让行使宪法权力者承担否定性的后果。

二、人性和权力的二重性:政府宪法责任的必要性

人民为了自己的根本利益,需要一种独立于自己的公共权力,公共权力的出现确实为人民的利益发挥了作用,显示其善的一面。但不可否认,权力有作恶的滥用的自然本性:这一原则由西方人士所信奉,最迟同文字、文明一样古老[6]。人性恶的观念对西方政治文化有着极其重要的影响。在西方政治思想史上,虽有少数思想家(比如柏拉图),把治理国家解决政治问提的途径归结到追求一个完美的人格哲学家,希望执掌权力的人,透过内在的道德培养,由一个完美的人格去净化权力,但绝大多数思想家都是把制度设计如何防恶、抑恶放在首位。在探讨制度的必要性和功能设计时,英国思想家大卫#休谟提出了著名的无赖原则。在休谟那里,制度设计要求对所有人都一视同仁,必须假定人一旦进入政治生活,掌握公共权力后,由于人的恶性使然就可能成为无赖。他说:政治家们已经确立了这样一条准则,即在设计任何政府制度和确定几种宪法的制约和控制时,应把每个人视为无赖在他的全部行动中,除了谋求自己的私利外,别无其他目的。[7]既然人是理性的谋利动物,制度设计就必须达到如下目的:不论行使权力的人多么利欲熏心,通过完善的制度机制功能,使人规规矩矩地服务于公益。当然,这种制度设计主要通过宪法来体现。休谟的无赖假定,目的不在于追寻人性的真相,而是先设定一种最坏的情形以求防患于未然。这种制度设计的人性恶预设在美国开国先贤那里形成了共识,并且成为世界上第一部成文宪法美国宪法的重要思想源泉。麦迪逊在费城制宪会议上忠告人们:政府本身若不是对人性的最大耻辱,又是什么呢?如果人都是天使,就不需要任何政府了。如果是天使统治人,就不需对政府有任何外来的或内在的控制了。在权力问题上,请别再奢谈对人类的信心,让宪法的绳索约束人类的罪恶行为吧。[8]针对美国开国先贤的这些言论,美国学者梅里亚姆指出,对于当时的思想家来说,政府不只是人民的仆人,而且是一个不能信赖的靠不住的仆人。不能让政府自由地掌握它主人的事务,相反,必须对它施加限制;必须在每一个可能的要点上对它约束,随时对它抱有戒心。否则,它就不再是仆人,并且反仆为主。政府永远倾向于成为压制的,因而是个人自由的大敌。[2]41马克思主义以历史唯物主义来解释人性,科学地揭示出人的本质是社会关系的总和,并且处于不断的发展变化之中,是有其阶级性的、具体的而非抽象的。但是,马克思主义并不否认公共权力负面作用的存在和权力异化的可能。恩格斯曾指出:社会起初用简单分工的办法为自己建立了一些特殊的机关来保护自己的共同利益。但是,后来,这些机关,而其中主要是国家政权,为了追求自己的特殊利益,从社会的公仆变成了社会的主人。这种情形不但在世袭的君主国内可以看到,而且在民主的共和国也可以看到,而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后,国家最多也不过是无产阶级在争取阶级统治的斗争胜利之后所继承下来的一个祸害;胜利的无产阶级也将同公社(巴黎公社引者注)一样,不得不立即尽量除去这个祸害的最坏方面,直到在新的自由的社会条件下成长起来的一代能够把这全部国家废物完全抛掉为止[9]。既然人性是恶的,权力也是必要的恶,随之而来的问题理所当然的是如何抑制恶性,怎样制约权力和行使权力的人。思想家们不约而同地给出了答案:分权制衡。分权思想可以追溯到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他在《政治学》一书中就认为:一切政体都有三个要素议事职能、行政职能和审判职能[1],它们构成整体的基础。古罗马思想家波利比阿继承了上述思想,并结合罗马混合政体的政治实践,初步提出了分权制衡的主张。他把政府分为人民大会、元老院和执政官三部分,认为执政官是君主政体的因素,元老院具有贵族政治的因素,人民大会是民主政体的因素。国家权力的这三个方面要相互配合、彼此合作,才能保证一个均衡、正常、稳定的国家结构。当权力系统某一部分暴露出过分揽权的倾向时,就应受到其他部门的抗拒和抵制。任何越权的行为都必然会被制止,而且每个部门自始就得担心受到其他部门的干涉[11]。到了近代,分权学说在孟德斯鸠那里得到发展和完善。孟德斯鸠将国家权力一分为三,即立法权、关于国际法事项的行政权力和关于司法权民政法规事项的行政权力。他认为第三种权力可称为司法权,而第二种权力可简称为国家的行政权。国家权力是不能掌握在一个人或一个机关手中的,否则,公民的权力没有保障。他说:当立法权和行政权集中在同一个人或同一个机关之手,自由便不复存在了;因为人们要害怕这个国王或议会制定暴虐的法律,并暴虐地执行这些法律。如果司法权不同立法权和行政权分立,自由也就不存在了。如果司法权同立法权合而为一,则将对公民的生命和自由施行专断的权力,因为法官就是立法者。如果司法权同行政权合而为一,法官便将握有压迫者的力量。[12]美国的开国先贤不仅继承了前人的分权思想,更主要的是他们将分权理论具体运用到了世界上第一部成文宪法和国家机构创建的实践中,从而使三权分立由理论变成了现实。权力分立的宪政安排的直接目的是权力之间的制衡,最终目的是为了保障人权,实现作为宪法权力所有者人民的根本利益。但是由于人性恶的存在,权力行使者不会那么循规蹈矩,如果被授予宪法权力的机关和个人超越宪法厘定的权力边疆,不履行宪法职权,或怠于行使宪法权力,从而辜负了人民的托付,违背了人民的根本利益,应该怎么办呢?按照洛克、卢梭的设想,人民就拥有革命的权力,用强力对付强力,当人民发现政府的行为与他们的委托相抵触时,人民仍享有最高的权力来变更和罢免政府。为了防止政府违背人民的意志而篡权,他认为应当定期举行集会,由人民讨论并表决两个问题:第一,主权者愿意保存现有的政府形式吗?第二,人民愿意让那些目前实际在担负行政责任的人们继续当政吗[5]134?美国的宪政精英们在起草美国宪法时,则把弹劾写进宪法,成为制约总统、副总统、法官及其他联邦官员的重要的宪法责任形式,其后以美国宪法为模式的国家的宪法都毫无例外地包含了弹劾条款,而那些议会制国家的内阁也可以因不信任投票而倒阁。就社会主义而言,在社会主义国家建立之前,马克思恩格斯曾对巴黎公社的选举制和随时罢免、撤换制给予了很高评价,在后来的社会主义国家颁布的宪法里,罢免是社会主义国家宪法责任的主要表现形式之一。不论是西方宪政国家还是社会主义国家,除了宪法规定了宪法责任的形式外,同时还规定了宪法责任的实现机制。

【摘要】生活中侵权行为和违约行为的现象经常会在我们的身边发生，而侵权责任和违约责任的问题也时刻伴随着人们的生活，如果只是单一的侵权责任、或者单一的违约责任，依照规定解决时比较简单，但是一旦出现侵权和违法二者的责任出现竞合，这类问题处理起来就稍微复杂一点，同时侵权责任和违约责任也是困扰学术界的一大难题。民事责任体系建立在是一个双轨体系上，即以违约责任体系与侵权责任体系。当下实行这种传统的有德国和我国，均是把侵权责任和违约责任作为构建民事责任体系的两重大支撑板块。随着我国的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我国的各种法律制度也在不断完善，保障人们绝对权的侵权法与保障人交易的债权法也日益得到完善。但是由违约责任与侵权责任竞合问题更加复杂，难以解决，至今仍然没有一个合理的规定去解决这种竞合问题，这个问题还是困扰广大立法者们的一个难题。本篇文章就将对违约责任与侵权责任的竞合难题进行分析讨论。

【关键词】违约责任；侵权责任；竞合

侵权责任和违约责任会是民法责任体系中两个最主要的责任板块，侵权责任的定义是某一行为人因为某些原因侵害了别人的权利，要依法受到惩罚，承担起与自己违法行为相对应的民事责任。违约责任的定义是指双方的当事人已经签订了合同，有一方违反合同的规定，给另一方造成了损失，违反合同的一方要根据规定承担一定的民事责任。我国《合同法》规定如果当事人一方发生违约现象，侵害另一方的财产权益人身安全，遭受损害的一方可以要求加害者承担违约责任。或者是依据其他法律，对加害者提出承担侵权责任的要求，在两种或者多个责任竞合的状况下，受害者只能选择一种方式，不能同时使用两个请求权。侵权与违约责任的竞合一种行为导致两种法律责任产生，然后两个责任之间出现了相互冲突。本文将会对侵权责任和违约责任竞合问题进行介绍，并介绍其特征及其产生这类问题的原因，然后介绍处理侵权责任和违约责任竞合问题的原则，并提出一些合理的解决相关问题的建议。

一、竞合问题的概述和特征

（一）责任竞合问题的概述。竞合是指某一项具体的行为同时满足了两个概念的情形。在民法的规定上，竞合是指某一种法律行为导致产生了多项民事责任，然后多个民事责任中又存在着交叉或者存在冲突，只能从众多责任之中选择一个对受害者最有力的方式来对侵害人进行追究。其实就是二选一的过程。受害者只能要求其中一种的责任权利补偿，只能从中选取一种对自己比较有利的方式。民事责任的重心就是损失补偿，并不是指受到侵害的一方得到超过其受到损失的补偿，这是民法的基本精神。请求权是指受害者有权要求对方做出行为或者不做出行为的权利，行使合同行为的请求权。但是如果发生责任竞合，受害者只能要求其中一种的责任权利补偿。常见竞合有三种，第一种是合同与侵权请求权竞合，这就造成了侵权责任与违约责任的竞合，这种责任竞合在生活中较为常见。第二种侵权行为请求权与竞合不当得利的竞合。举例如侵权人在不具有某一物品的所有权时，通常是借别人的东西，擅自转给第三人牟利。最后一种就是与不当得利的请求权竞合。（二）责任竞合的特征。就是一个行为只能承担一种责任。有某一个行为引发了多种责任的产生，这个多种责任就是竞合责任。与刑法里的想象竞合犯相似，如果犯人触犯了多种法律，选择最重的承担。不能因为一次违法犯罪行为承担多种罪名造成承担责任过于重，竞合责任与竞合犯相似。一个民事主体来实施，反之就不属于竞合问题。这个行为必须同时符合违约责任和侵权责任的要求，违反了合同规定就是违约。侵权责任由侵权行为产生，这两种都不能有违法阻却事由。二者承担责任内容存在冲突。损害给付的内容相同。这样才能够形成竞合责任问题，受害者选择有利于自己的责任承担。

二、责任竞合的原因

键词:侵权责任法安全保障义务补充责任

内容提要:我国《侵权责任法》规定了第三人侵权时安全保障义务人的补充责任，以及校园事故中第三人侵权时学校等教育机构的补充责任。在侵权责任中适用补充责任这一新的类型，无疑是我国侵权法领域的一大创新。补充责任制度的确立，不仅能够解决第三人侵权情况下连带责任和按份责任所面临的法理困境，而且体现了民法的公平原则，同时也发挥了法律促进社会的和谐与稳定的社会功能。本文由中国论文范文收集整理。

我国《侵权责任法》在侵权责任的承担中确立了补充责任制度。具体规定在第37条第2款“因第三人的行为造成他人损害的，由第三人承担侵权责任；管理人或者组织者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的，承担相应的补充责任。”第40条也有关于补充责任的规定：“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在幼儿园、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学习、生活期间，受到幼儿园、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以外的人员人身损害的，由侵权人承担侵权责任；幼儿园、学校或者其他机构未尽到管理职责的，承担相应的补充责任。”本文将结合《侵权责任法》上述两个条款的规定，对侵权责任法中补充责任的基本理论进行讨论，并对这两条法律规定的含义进行分析。

一、我国侵权法中补充责任的确立及演变过程

我国侵权法领域关于补充责任的确立及演变经历了一个通过学者的理论研究推动相关立法的过程。

（一）理论探讨

摘要:理性经济人假设除了运用于市场经济之外，也被广泛地运用于社会管理的制度建构层面。理性经济人的理论，同样可以用来解释传统的错案责任追究制所存在的弊端，以及从错案责任追究制向司法责任制转变的必要性之所在。

关键词:理性经济人;错案责任追究制;司法责任制

一旦出了错案，就必须要去追究当初办案人员责任的错案责任追究制，所引发的后果有二，避开案子或者轻办案子。这两种现象产生的原因都在于，害怕办错了案所招致的日后追责。司法机关中的工作人员的这两种行为都可以在理性经济人处得到解释。

一、理性经济人理论

理性经济人理论假设从事经济活动的人都是从使自己获取利益的角度出发，在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过程中，所需付出的成本是其考虑和关心的重点，目标是以最小的付出收获最可观的回报。错案责任追究制下的司法追责只讲求结果错误这一客观标准，一旦案件处理错误，无论结案时间长短，当初的办案人员都要为其担责。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他们会选择避开案子或者轻办案子。所以，追责中从错案责任追究制走向司法责任制是必然的。

二、错案责任追究制与司法责任制的利弊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