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范文10篇

一、曾国藩人力资源开发战略思想

1、转移风气

曾国藩在京十年，他目睹了“士大夫习于优容苟安，愉修袂而养殉步，昌为一种不白不黑，不痛不痒之风”，觉察到清政府吏治腐败和社会风气败坏的程度已很严重，对此“痛恨次骨”[1]。他提出的救世之道是选拔人才，整顿吏治，以转移腐败颓靡的政治风气和衰萎苟安的社会风气。在《应诏陈言疏》中，他历数京官办事退缩琐屑，外官办事敷衍泄沓的通病，详细阐述了自己的主张，要咸丰皇帝以自己的行为取向，转移习俗，陶熔人才。他称道康熙盛世开设经筵，名士进讲，圣主垂范，世风转移。曾国藩认为,社会风气的厚薄全由一二人之倡导而成，“此一二人之心向义，则众人与之赴义；一二人之心向利，则众人与之赴利，众人所趋，势之所归，虽有大力,莫之敢逆。”[2]又说：“世多疑明代诛锄缙绅而怪后来气节之盛，以为养士实厚使然，余谓气节者亦一二贤臣倡之,渐乃成为风气，不尽关国家养士之薄厚也”。[3]

2、强国兴邦

“国家之强，以得人为强。”[4]曾国藩将人才问题提到关系国家兴衰的高度来认识。他在早期的文章奏议、家书日记中以大量的篇幅，多角度、全方位地探讨人才问题。在同太平军对垒的残酷战斗中，更重视人才的作用。他力避书生治军不能亲临前敌指挥作战之短处，充分发挥他“知人善任”的长处，前期主要是识拔和依靠塔齐布、罗泽南、李续宾、胡林翼等人，后期主要依靠彭玉麟、杨岳斌、鲍超、左宗棠、李鸿章、曾国荃等人。这既表现了曾国藩善于网罗识拔人才的胆略，也进一步说明了重视人才问题的重要意义。他说:“无兵不足深虑，无铜不足痛哭，独举目斯世，求一攘利不先、赴义恐后、忠愤耿耿者，不可多得……此其可浩叹者也。”[5]曾国藩最终以自己多年驰骋政坛沙场的切身体会和经验，得出了“制胜之道，实在人而不在器”[6]的结论。基于这种深刻的认识，曾国藩将治政、治军、治晌等全系之于人，并形成了比较系统的人力资源开发思想。

3、寻找事业之替手与培养事业延续的种子

摘要：湘军是一支针对绿营腐败进行军事体制改革而层层招募、层层隶属的军队，它虽然克服了绿营的许多弊病，却形成了各系备派和下级只服从直接上级因而难以统一指挥的格局。曾国藩作为湘军的最高统帅，之所以能对湘军指挥自如，主要是因为他在忠廉恕等方面的道德践履和因此而形成的人格魅力。

关键词：曾国藩；湘军；道德践履；人格魅力

清王朝依靠八旗兵定鼎中原。但入关后八旗兵逐渐腐败，到康熙平定三藩之乱时，已不可用，只好依靠改编的汉人部队即绿营。绿营在乾隆年间也和八旗兵一样腐败。到嘉庆年问，历时九年的川陕白莲教起义，就是依靠团练才镇压下去。咸丰初年太平天国革命爆发，清王朝也只有继续依靠地方武装，任命团练大臣办团练。曾国藩就是咸丰帝任命的在湖南办团练的大臣之一。后来湖南的团练由曾国藩统帅出省作战，发展成为湘军。

曾国藩对绿营的腐败有深刻认识，他说：“以今日绿营之习气，与今日调遗之成法，虽圣者不能使一心一气，非别树一帜，改弦更张。断不能办此贼也。”(《曾国藩全集》第21卷第186页，岳麓书杜，1994年版)曾国藩彻底否定了绿营。按照新的建军机制组建湘军：由统帅挑选营官。营官挑选哨弁，哨弁挑选什长，什长招募勇丁。曾国藩把这种方式组建的湘军比作“统领如根，由根而生枝叶，皆一气贯通。”(《曾国藩全集》第10卷第6323页，岳麓书社，1994年版)由于层层招募，组成“这棵树”的是利害相关、思想相通、地域相同、社会关系相近的人。维系“这棵树”生存的不是普通军队的组织纪律。而是家族、亲朋、师生关系。湘军的招募制，使“口粮虽出自公款，而勇丁感营官挑选之恩，皆受其么惠。”(《曾国藩全集》第10卷第6323页，岳麓书社，1994年版)湘军还有另一条原则，如果统领、分统、营官去位，其统部队一般要解散。由新统领或新营官去重新组建。这就使得湘军各护其长。心怕头头去位后在重新组建中地位降落影响前程，甚至被斥退失去升官发财的机会。湘军的这种建制，虽然克服了绿营的许多恶弊，但也因层层招募、层层隶属，造成只听命于直接长官而难以统一指挥的困难。

然而，湘军的这种建制，并没有影响曾国藩作为最高统帅的统一指挥。如果不是这样，湘军就不能镇压太平天国，清廷也就不会对曾国藩既恨且忌。李鸿章在《曾国藩神道碑》说：“公治军，谋定而后动，折而不挠，重如山岳。诸将化之，虽离公远去，皆遵守约束不变”。这话并非溢美。曾国藩不仅在军时将士听从他的指挥，即使守制离开了军队，清廷的命令他们可以不听，但曾国藩“一纸千里赴急”。(引自朱安东《曾国藩传》第333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

湘军将士之所以听从曾国藩的指挥。其原因当然是复杂的，如他见识远大、高人一等的战备眼光使人折服，如他的政治地位具有领衔奏事保举官员的权力而使人随从，但其中一个主要原因是他的道德践履，是他的以德感人。对此不论是曾国藩同时代的人，还是后人，都有颇为一致的评论。如作为曾国藩幕府中的“通今之才”容闳。他在《西学东渐记》中评论说：“曾文正为中国历史上最著名人物，同辈莫不奉为泰山北斗。……平定此大乱，为事良不易，文正所以能指挥若定，全境肃清者，良以其才识道德均有不可及者。”

曾国藩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位重要的历史人物，被称为晚清＂第一名臣＂，后来者推崇其为＂千古完人＂、＂官场楷模＂。他整肃政风、倡学西洋，开启＂同治中兴＂，使大厦将倾的清王朝又苟延了60年，其功业无人可以效仿，而他的著作和思想同样影响深远、泽被后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曾国藩是近代中国赫赫有名的大人物，是从清朝官吏到现代很多人都崇拜的主要偶像之一。青年时代的就曾说过：＂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可见曾国藩影响之大。

作为中国近代史上地位显赫而又最有争议的一位人物，其所著的《曾国藩家书》是研究曾国藩其人及这一时期历史的重要资料。曾氏家书行文从容镇定，形式自由，随想而至，挥笔自如，在平淡家常事中蕴含真知良言。尽管曾氏著作留传下来的太少，但仅一部家书足以体现他的学识造诣和道德修养，从而赢得＂道德文章冠冕一代＂的称誉，并使其成为中国封建社会最后一尊精神偶像。

曾国藩的家庭教育思想，主要体现在他写给儿子纪泽、纪鸿以及诸弟的家书中。曾国藩的家书，共有330多封，是历史上家书保存下来最多的一个。全书分为治家类、修身类、劝学类、理财类、济急类、交友类、用人类、行军类、旅行类、杂务类，共10大类。

曾氏家族，向来治家极严，也很有章法。曾国藩受家风熏陶，对子弟也要求极严，并谆谆加以教诲。他的家庭教育指导思想中，有许多可取之处。诸如在教子弟读书、做学问、勤劳、俭朴、自立、有恒、修身、做官等方面，都继承和发扬了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从政要学曾国藩，经商要学胡雪岩。＂自近代以来曾国藩就被政界人物奉为＂官场楷模＂。他熟读中国历史，对官场之道参深悟透，积淀了一整套官场绝学，用之于中国官场，攻无不克，战无不胜。曾国藩是最好的儿子，能使父母宽心；是最好的哥哥，教导和照顾弟妹，体贴入微；曾国藩更是仁慈的父亲，是儿女的好榜样。他的家书讲求人生理想、精神境界和道德修养，在骨肉亲情日渐淡漠、邻里亲戚形同陌路的现代社会里，确实有劝世化俗的价值，值得每个人一读。大多数官宦之家，盛不过三代，而曾氏家族却代代有英才，出现了像曾纪泽、曾广均、曾约农、曾宝荪、曾宪植等一批著名的外交家、诗人、教育家、科学家和高级干部。

曾国藩具有高深的学问素养，是一个＂办事（干出事业）兼传教（留下思想学说）之人＂（）。他一生勤奋读书，推崇儒家学说，讲求经世致用的实用主义，成为继孔子、孟子、朱熹之后又一个＂儒学大师＂；他革新桐城派的文学理论，其诗歌散文主持了道（光）、咸（丰）、同（治）三朝的文坛，可谓＂道德文章冠冕一代＂。

被称为晚清＂第一名臣＂，曾国藩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位重要的历史人物。后来者推崇其为＂千古完人＂、＂官场楷模＂。整肃政风、倡学西洋，开启＂同治中兴＂，使大厦将倾的清王朝又苟延了60年，其功业无人可以效仿，而他著作和思想同样影响深远、泽被后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曾国藩是近代中国赫赫有名的大人物，从清朝官吏到现代很多人都崇拜的主要偶像之一。青年时代的就曾说过：＂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可见曾国藩影响之大。

其所著的《曾国藩家书》研究曾国藩其人及这一时期历史的重要资料。曾氏家书行文从容镇定，作为中国近代史上地位显赫而又最有争议的一位人物。形式自由，随想而至，挥笔自如，平淡家常事中蕴含真知良言。尽管曾氏著作留传下来的太少，但仅一部家书足以体现他学识造诣和道德修养，从而赢得＂道德文章冠冕一代＂的称誉，并使其成为中国封建社会最后一尊精神偶像。

主要体现在写给儿子纪泽、纪鸿以及诸弟的家书中。曾国藩的家书，曾国藩的家庭教育思想。共有330多封，历史上家书保存下来最多的一个。全书分为治家类、修身类、劝学类、理财类、济急类、交友类、用人类、行军类、旅行类、杂务类，共10大类。

向来治家极严，曾氏家族。也很有章法。曾国藩受家风熏陶，对子弟也要求极严，并谆谆加以教诲。家庭教育指导思想中，有许多可取之处。诸如在教子弟读书、做学问、勤劳、俭朴、自立、有恒、修身、做官等方面，都继承和发扬了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经商要学胡雪岩。＂自近代以来曾国藩就被政界人物奉为＂官场楷模＂。熟读中国历史，＂从政要学曾国藩。对官场之道参深悟透，积淀了一整套官场绝学，用之于中国官场，攻无不克，战无不胜。曾国藩是最好的儿子，能使父母宽心；最好的哥哥，教导和照顾弟妹，体贴入微；曾国藩更是仁慈的父亲，儿女的好榜样。家书讲求人生理想、精神境界和道德修养，骨肉亲情日渐淡漠、邻里亲戚形同陌路的现代社会里，确实有劝世化俗的价值，值得每个人一读。大多数官宦之家，盛不过三代，而曾氏家族却代代有英才，出现了像曾纪泽、曾广均、曾约农、曾宝荪、曾宪植等一批著名的外交家、诗人、教育家、科学家和高级干部。

一个＂办事（干出事业）兼传教（留下思想学说）之人＂（）一生勤奋读书，曾国藩具有高深的学问素养。推崇儒家学说，讲求经世致用的实用主义，成为继孔子、孟子、朱熹之后又一个＂儒学大师＂；革新桐城派的文学理论，其诗歌散文主持了道（光）咸（丰）同（治）三朝的文坛，可谓＂道德文章冠冕一代＂。

摘要：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传统文化是曾国藩家庭教育思想之源，曾氏家庭教育思想主要涵盖以下几方面：“孝友”为德教之首；修身以达“天德”；首倡虚心的治学之道；包含老庄哲学的养生之道。曾氏家教思想启示当代教育应以培养良好向善的人性为首要目标：曾氏家教思想昭示家庭教育是社会文明进程中需要编译的“源程序”：曾氏家教思想启迪当代教育实现其育人功能的“培养基”是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

关键词：曾国藩；家庭教育思想；传统文化

曾国藩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位很有影响的人物，也是一位颇有争议的人物。一方面他率湘军残酷地镇压了声势浩大的太平天国运动，使腐朽的晚清王朝得以苟延残喘，他也因而落下了一个“曾剃头”的名号；另一方面他作为一代鸿儒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其道德文章、为官治军可谓卓绝一世，特别是他行之有效的家庭教育为后世所传颂。历朝官宦贵族之家，往往一代人便享用殆尽，由于教育不当，其子孙骄奢淫逸，放荡不羁，最终走向堕落，家势因而衰败。曾氏家族却代有英才，是海内极为少见的长盛之家。究其原因，就是曾国藩那套独特的集传统文化之精华而不同于传统，有着开拓品质的家庭教育思想。

一、曾氏家庭教育思想之源

曾国藩自幼发奋读书，经、史、子、集无不涉猎，从其求学历程中，我们就可以了解到曾氏获取传统文化之精深，接触面之广博，这在清代列臣之中，实属罕见。他是清代的大儒学家，毕生信守儒学，信奉孔孟之道，深受儒家思想的浸染，在他精心挑选认为足以代表中国传统文化的三十二位圣哲中，孔子就居其中，他对儒家的创始人孔子是推崇备至的。但曾氏并不是一位儒家思想的纯粹守望者，他并非一成不变地接纳儒学，儒学思想在他身上体现出了传承又发展，融汇又创新的特质。

他的儒学思想有其自己的特点：一是“知其不可而为之”的积极人世思想。曾国藩的人生态度是人世的，这从其奋斗不止的人生历履及对家庭教育的高度重视中可看出来。当晚清政府面对势如破竹的太平军而束手无策时，曾氏以一介儒生，无权的在籍侍郎，苦心操办团练，亲自率领湘军与数倍于自己的太平军作战，虽历经挫折磨难，九死一生，但是屡战屡败、屡败屡战，最终取得胜利，挽救了行将崩溃的晚清王朝。“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曾氏是参透了这一道理的。他一生高度关注家庭教育，把教育子弟视为自己的重要义务和职责，这与他人世的人生态度是密切相关的，这种积极人世的人生态度看重自身的社会作用，追求“立德”、“立言”、“立功”的人生价值，他是按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目标来规范自己和家人的。他深知家族要兴旺发达，要长盛不衰的道理：“……不恃一时之官爵，而恃长远之家规；不恃一二人之骤发，而恃大众之维持。”“知其不可而为之”出自孔子的《论语》，它是儒家思想的一种积极向上的人生态度，一种永不服输的进取精神，一种为人处世的至高境界，成为曾氏应对变幻莫测的社会人生，复杂诡异的官场宦海的至理箴言，也是他进行家庭教育的指导思想。二是“调和汉宋，博采众长”的学术思想。此处讲的“汉宋”是指儒学在不同时代产生的两个学术流派，“汉”即汉代儒学，其特点是重视对五经的考证；“宋”即宋明理学，讲求四书义理，讨论身心性命修养问题。对于懦学内部的各种流派，曾氏力持博采众长，无所偏倚的态度，因此他申明：“国藩一宗宋儒，不废汉学。”除了儒学，他还吸纳了墨家、道家的思想，他特别推祟老庄的道家思想，列庄周为圣哲贤人，盛赞其才，屡予征引。甚至对与儒学分庭抗礼的法家他也能择善而从，他对法家思想的吸收，这也许是作为儒家“仁、义”思想信守者的曾国藩而日后为何会成为残酷镇压太平天国运动的“曾剃头”的最好注脚了。曾氏对传统文化兼收并蓄，既表明他治学的博大胸怀，更是其家庭教育取之不尽的思想源泉。三是“经世致用”的实用哲学。曾氏在学术上整合了各家各流派的思想，他这种吸收众长不是毫无原则的，其基本出发点就是经世致用，不论哪门学问、哪个流派，都要讲求在实际人世生活中践行的效用，这是曾氏所特别看重的。他认为治学应当循序渐进，踏踏实实，“若志在穷经，则须专守一经；志在作制义，则须专看一家文稿；志在作古文，则须专看一家文集。作各体诗亦然，作试帖亦然，万不可以兼营并骛，兼营则必一无所能矣。”这种治学态度便是他笃于实践、勤恳踏实的实务精神的体现，更是他教育后代为人处世、治学为官所遵循的指导思想。四是“治国、平天下”为其人格理想的必然追求。自古以来中国人就有把个人命运与国家命运紧密相联的自觉，这是儒家的优秀传统。孟子提倡的“浩然之气”就是其所谓“大丈夫”必须具备的理想人格，千百年来它一直影响着中华民族传统意义上的仁人志士品格的形成，“浩然之气”已成为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自然也影响到了曾国藩。他是很富有民族忧患意识的，面对着积贫积弱的当时之旧中国，一再发出建立机器局，派遣留学生等倡议，主张学习西洋科学技术，这种主张在顽固保守、固步自封的晚清统治者眼中无异于“洪水猛兽”，将会受到朝野方方面面的排挤和打击，而他不顾个人成败得失和性命安危，力排众议，坚持己见，并亲自参与，这需要极大的政治勇气，而这种勇气就源于他对“治国、平天下”始终有强烈追求的理想人格。这种以天下为己任的精神追求也成为曾氏家教思想的一个重要内容，直接影响了子孙后代们爱国主义思想的铸就。在这方面，他儿子曾纪泽就是一个典范，为收复新疆伊犁立下了汗马功劳，这是清朝政府外交史上的唯一胜利。

本文作者：范晓明工作单位：邢台学院

勉励同侪，转移风气

曾国藩不仅注意自己做道德建设的表率，还十分注意利用树立其他人做榜样的方式来进行道德教育，他认为社会风气不是恒常不变的，而是“随人事而变迁”。要改变社会风气，就必须“用一方之贤土，化一方之莠民。芳草成林，荆棘不锄而自悴；鸾凤在境，鸱枭不逐而自逃。”[7]强调良好风气可以造就人才，而优秀人才又能以榜样的力量正社会风气。然而，道德建设和风气的培养并非易事，曾国藩认为须从有一职之权的官吏做起，“引用一班正人，培养几个好官以为种子。”[8]在这方面曾国藩是下了许多功夫的。在清人胡思敬的《国闻备乘》中有一则“陈右铭服膺曾文正”的记载，对于曾国藩的此种做法有生动地描述：“陈宝箴初以举人谒曾国藩。国藩曰：‘江西人素尚节义，今顾颓丧至此，陈子鹤不得辞其咎。转移风气，将在公等，其勉图之。’子鹤者，新城陈孚恩也，附肃党，官至尚书，日营求入阁，故国藩及之。宝箴以资浅位卑，愕然莫知所对。国藩字而徐解之曰：‘右铭疑吾言乎？人亦贵自立耳。转移之任，不必达而在上也。但汝数君子若罗惺四、许仙屏者，沈潜味道，各存一不求富贵利达之心。一人唱之，百人和之，则风气转矣。’宝箴谨佩不忘，对江西人辄传述其言，且喜且惧，自谓生平未受文正荐达，知己之感，倍深于他人。”[9]陈氏一门三代皆对曾国藩推崇备至，良有以也。故尔，陈氏父子于一般政事外，不忘曾氏之言，特重开启民智，转移士习，其效卓著，影响深远。

重视家教，鞭策后辈

清人家庭承担着教育子女的主要责任，职业教育和伦理道德教育都主要由家庭完成。在这里，父亲作为一家之长就责无旁贷了。为父者都重视子女的品质教育，尤其重视伦理道德的教育，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平江人叶祥珍订的家训五条，概括了家庭伦理教育的内容：第一条是忠君，所谓“家训莫大于人伦，人伦莫先于君父”，要求子弟懂得政府法令，完纳赋税，不犯律条；第二是孝顺父母，第三是和睦兄弟；第四是夫妇和合；末一条是善交朋友。他说人伦是人人每天所不能离开的，也是人人日日见到的，但是不能视而不见听而不闻，要勤于教育。由此可见清人是很重视三纲五常的家庭教育[10]。有的家庭在家庭教育方法上甚为讲求，曾国藩就是个中的典型代表。曾国藩一生不仅在上述的家庭教育内容上倾尽其毕生精力，还有自己独到的创新之处。不仅时时以“君子”严格要求自己以范于家人，而且还时时要求家人也做“明世理的君子”。曾国藩一生写过大量的家书，其中绝大部分都是教育儿子及家人做“君子”的道德修养方面的内容。众所周知，曾氏家书的影响之大是空前的。他的家书量大，内容又杂，不能一一说列，这里仅举两例说明之。曾国藩在咸丰四年七月二十一日《致澄弟温弟沅弟季弟》中曰：“家中兄弟子侄，总宜以勤敬二字为法。一家能勤能敬，虽乱世亦有兴旺气象；一身能勤能敬，虽愚人亦有贤智风味。吾生平于此二字少功夫。今谆谆以训吾昆弟子侄，务宜刻刻遵守。至要至要。家中若送信来，子侄辈亦可写禀来岳，并将此二字细细领会，层层写出，使我放心也。馀俟续布。”[11]这里，曾国藩通过书信的方式，劝说其弟们要时时刻刻行勤、敬，并认为此点至关重要。又如，他在咸丰十一年八月二十四日《谕纪泽》中曰：“居家之道，惟崇俭可以长久，处乱世尤以戒奢侈为要义，衣服不宜多制，尤不宜大镶大缘，过于绚烂。尔教导诸妹，敬听父训，自有可久之理。”[11]这里，曾国藩在信中教育子女的重点之一就是强调要勤俭持家。

重视环境，强调自觉

摘要：就近代湘籍政治家而言，曾国藩的政治思想可谓体系宽阔、内容深刻，并且在他的不同时期的政治实践中，都得到了充分的运用和发挥。曾国藩从传统文化中汲取资源，在政治生涯中形成了一种特有的“民生”观，并付诸政治实践，对当时及后世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因此对于这种“民生”观，我们在科学批判的同时，又要做到合理借鉴。

关键词：曾国藩；民生观；评价

曾国藩推尊儒家学说，深受孔孟程朱之学影响，生前被人称赞为“讲求儒先之书，剖析义理，宗旨极为纯正”[1]。对于儒家思想核心内容的“仁”和“礼”，曾国藩说道：“仲尼好语求仁，而雅言执礼，孟氏亦仁礼并称，盖圣王所以平物我之情，而息天下之争，内之莫大于仁，外之莫急于礼”[2]。这里所提到的“内仁外礼”，换个角度来说，实际上是儒家“德政”、“民本”思想的立论基础和具体表现。曾国藩极力宣扬“仁”的说教，始终强调“教之爱民，爱民必先保护闾阎，仁也”[3]，即是在爱民的基础上要以保护普通百姓为先。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仁民爱物”思想是曾国藩对儒家民本政治思想的一种传承与扬播。

咸丰元年（1851）年底，以“居官莅民、整躬率物”为分内之事的曾国藩上奏《备陈民间疾苦疏》，四谏咸丰帝。奏疏的开篇即说：“国贫不足患，惟民心涣散，则为患甚大”[4]。他陈述民间疾苦，主要列举了“三难”：一是银价太昂，钱粮难纳；二是盗贼太众，良民难安；三是冤狱太多，民气难伸。这三个问题涉及到赋税、治安和司法，如果处理不善，百姓“真有日不聊生之势”。所谓“国以民为本”，如果百姓的颠连困苦，一丝一毫都没能上达的话，都是属臣的咎失。曾国藩因此进一步指出，改革这三个方面的弊政是当前之急务。解决银价太昂的问题，他在随后的《平银价疏》中提出“部定时价，每年一换”、“京外兵饷，皆宜放钱”、“部库入项，亦可收钱”、“地丁正项，分县收钱”、“外省用项，分别放钱”和“量减铜运，以昂钱价”等变通平价的方法，希望“以挽积重之势”，解除“民生切害之痛”。可以说，无论是为政还是治军，曾国藩尽可能地以“民生”为怀，把“爱民”思想付诸实践并逐步延伸和扩展。

一、“禁骚扰以安民”

作为湘军的统领，为了提高其战斗力与凝聚力，曾国藩非常重视“爱民”的思想政治工作。一方面，曾国藩积极宣扬官兵亲如一家，“爱兵如子”。他在训令部属的批札中说过：我们带兵，要如父兄带子弟一般，千万不可使他们“因扰民而坏品行，因嫖赌洋烟而坏身体”，而要使他们“个个学好，人人成材”，这样的话，“兵勇感恩，兵勇之父母妻子亦感恩矣”[5]。在他写的一系列表彰阵亡将士的“昭忠祠记”，如《湖口县楚军水师昭忠祠记》、《金陵军营官绅昭忠祠记》、《金陵湘军陆师昭忠祠记》以及为江忠源、罗泽南、李续宾等所写的碑文中，均饱含着对湘军将士的一腔挚爱与殷切之情。另一方面，曾国藩又极力提倡“不扰民为本”。他认为：“爱民乃行军第一义，须日日三令五申，视为性命根本之事，毋视为要结粉饰之文”[6]，只有将“爱民”作为第一要义，才能称为“仁义之师”。这里的“爱民”主要是指“不扰民”，也即是他的“八本”格言所说的“行军以不扰民为本”。为此，他专门制定了《禁扰民之规》，里面说道：“用兵之道以保民为第一义”，除莠去草是“爱苗”，打蛇杀虎是“爱人”，募兵剿贼是“爱百姓”，所以“兵法千言万语，一言以蔽之曰：爱民”[7]。不仅如此，他还特意为湘军撰写一首《爱民歌》：“三军个个仔细听，行军先要爱百姓。……第一扎营不要懒，莫走人家取门板。……第二行路要端详，夜夜总要支帐房。……第三号令要严明，兵勇不许乱出营。……军士与民如一家，千记不可欺负他。日日熟唱爱民歌，天和地和又人和”[8]。如果将《爱民歌》“熟读细解而深体其意，则纪律益严，声名益好”[9]。咸丰十一年（1861），曾国藩在《劝诫营官四条》中又写道：因为贼匪“淫掳焚杀，扰民害民”而官兵“救民安民”，所以“恶乎贼匪”而“贵乎官兵”，“若官兵扰害百姓，则与贼匪无殊矣”，因此他强调“带兵之道，以禁止骚扰为第一义”[10]、“禁骚扰以安民”。不可否认的是，湘军在实际中也确有扰民之举。但是湘军基本上赏罚分明，宽严互济，“军士所过，有取民间一草一木不给钱者，即行正法”[11]，所以这些营规戒律在一定程度上对严肃军纪、赢取民心起到了积极作用。曾国藩后来自叙道：自咸丰三年初招勇时，“即以爱民为第一义。……寸心总不敢忘‘爱民’两个字”[12]。其弟子李元度也说：曾国藩“坚忍肫挚，壹意以爱民戢士为本，遂能得人死力”[13]，这是基本符合事实的。

一、传统文化的影响

纵观曾国藩的一生，我们将发现，他是一个在中国近代坚守并实践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信条的典型代表，而他在“治国、平天下”方面的政治建树又是以他在“修身、齐家”方面的努力为基础的。可以说，曾国藩早期所受传统文化的教育及传统家训的影响直接地为其家庭教育思想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内在的基础。

（一）中国传统文化的积淀

曾国藩具有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尤其是对“三大显学”钻研极深。儒家自强不息、刚健有为的积极入世精神及“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道家的全身保生，避让退守之道；墨家的勤劳节约之学，都深深地濡染并引导着曾国藩的人生，并进而成为曾国藩家训思想的重要精神养料，影响着他对家人的训教，“儒墨道”之思想在其家训中得到灵活的运用。如他既要子弟立志清远、自强不息、有民胞物与之量、内圣外王之志、忧国忧民之心，又虑及儒家的入世精神，既有进取方向、建功立业、利于民生的方面，也有追名逐利的成分，后者往往使人因紧张而压抑、使人际关系竞争而紧张，特别是在尔虞我诈、互相倾轧的封建官场更有可能招致祸咎。故他又以道家的避让退守之道警戒子弟：“吾人在自修处求强人可，在胜人处求强人则不可”，要“从风平浪静处入手，勿从掀天揭地处存想”，这样才能刚柔并济，进退两宜。又如“日课”四条中的“慎独”、“主敬”、“求仁”是曾国藩以孔孟荀程朱陆王之义理教育子弟不断进德修身，完善人格；“习劳”一条则是以墨家之理教育子弟热爱劳动，养成勤劳的品德。曾国藩把这些深刻的哲理运用于家训教化，说理详尽，分析透彻，为其家训思想奠定了深厚的理论根基。

（二）中国传统家训的海纳

中国传统的家训，始于先秦之时，定型于两汉之际，成熟于晋唐之间，繁荣于宋元之期，由盛转衰于明清时期。传统家训在传播以儒学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推动科学与教育的发展方面；在维系家庭与家族的团结与稳定方面；在将儒家伦理贯彻到一般家庭、改善社会习俗和道德风尚方面；在培养一批忠君爱国、清正廉洁的治国人才方面，都起到积极的作用。尽管自五帝以来的中国家训历经几千年的发展，家训思想中某些带有全民性的内容也随着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的发展而有所变化，但由于人类家庭生活的共同性，家训思想中带有全民性的内容历久而弥新。这些传统家训的精华引起了曾国藩的高度重视，他把前人家训中的“孝亲敬长”、“睦亲齐家”、“励志勉学”等内容，“严慈相济”、“爱教结合”等方法，“教家立范与修齐治平相统一”等原则继承下来，并保留和光大了传统家训在功能和作用上的积极方面，使其家训伦理思想具有浓厚的历史底蕴。

摘要：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传统文化是曾国藩家庭教育思想之源，曾氏家庭教育思想主要涵盖以下几方面：“孝友”为德教之首；修身以达“天德”；首倡虚心的治学之道；包含老庄哲学的养生之道。曾氏家教思想启示当代教育应以培养良好向善的人性为首要目标：曾氏家教思想昭示家庭教育是社会文明进程中需要编译的“源程序”：曾氏家教思想启迪当代教育实现其育人功能的“培养基”是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

关键词：曾国藩；家庭教育思想；传统文化

曾国藩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位很有影响的人物，也是一位颇有争议的人物。一方面他率湘军残酷地镇压了声势浩大的太平天国运动，使腐朽的晚清王朝得以苟延残喘，他也因而落下了一个“曾剃头”的名号；另一方面他作为一代鸿儒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其道德文章、为官治军可谓卓绝一世，特别是他行之有效的家庭教育为后世所传颂。历朝官宦贵族之家，往往一代人便享用殆尽，由于教育不当，其子孙骄奢淫逸，放荡不羁，最终走向堕落，家势因而衰败。曾氏家族却代有英才，是海内极为少见的长盛之家。究其原因，就是曾国藩那套独特的集传统文化之精华而不同于传统，有着开拓品质的家庭教育思想。

一、曾氏家庭教育思想之源

曾国藩自幼发奋读书，经、史、子、集无不涉猎，从其求学历程中，我们就可以了解到曾氏获取传统文化之精深，接触面之广博，这在清代列臣之中，实属罕见。他是清代的大儒学家，毕生信守儒学，信奉孔孟之道，深受儒家思想的浸染，在他精心挑选认为足以代表中国传统文化的三十二位圣哲中，孔子就居其中，他对儒家的创始人孔子是推崇备至的。但曾氏并不是一位儒家思想的纯粹守望者，他并非一成不变地接纳儒学，儒学思想在他身上体现出了传承又发展，融汇又创新的特质。

他的儒学思想有其自己的特点：一是“知其不可而为之”的积极人世思想。曾国藩的人生态度是人世的，这从其奋斗不止的人生历履及对家庭教育的高度重视中可看出来。当晚清政府面对势如破竹的太平军而束手无策时，曾氏以一介儒生，无权的在籍侍郎，苦心操办团练，亲自率领湘军与数倍于自己的太平军作战，虽历经挫折磨难，九死一生，但是屡战屡败、屡败屡战，最终取得胜利，挽救了行将崩溃的晚清王朝。“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曾氏是参透了这一道理的。他一生高度关注家庭教育，把教育子弟视为自己的重要义务和职责，这与他人世的人生态度是密切相关的，这种积极人世的人生态度看重自身的社会作用，追求“立德”、“立言”、“立功”的人生价值，他是按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目标来规范自己和家人的。他深知家族要兴旺发达，要长盛不衰的道理：“……不恃一时之官爵，而恃长远之家规；不恃一二人之骤发，而恃大众之维持。”“知其不可而为之”出自孔子的《论语》，它是儒家思想的一种积极向上的人生态度，一种永不服输的进取精神，一种为人处世的至高境界，成为曾氏应对变幻莫测的社会人生，复杂诡异的官场宦海的至理箴言，也是他进行家庭教育的指导思想。二是“调和汉宋，博采众长”的学术思想。此处讲的“汉宋”是指儒学在不同时代产生的两个学术流派，“汉”即汉代儒学，其特点是重视对五经的考证；“宋”即宋明理学，讲求四书义理，讨论身心性命修养问题。对于懦学内部的各种流派，曾氏力持博采众长，无所偏倚的态度，因此他申明：“国藩一宗宋儒，不废汉学。”除了儒学，他还吸纳了墨家、道家的思想，他特别推祟老庄的道家思想，列庄周为圣哲贤人，盛赞其才，屡予征引。甚至对与儒学分庭抗礼的法家他也能择善而从，他对法家思想的吸收，这也许是作为儒家“仁、义”思想信守者的曾国藩而日后为何会成为残酷镇压太平天国运动的“曾剃头”的最好注脚了。曾氏对传统文化兼收并蓄，既表明他治学的博大胸怀，更是其家庭教育取之不尽的思想源泉。三是“经世致用”的实用哲学。曾氏在学术上整合了各家各流派的思想，他这种吸收众长不是毫无原则的，其基本出发点就是经世致用，不论哪门学问、哪个流派，都要讲求在实际人世生活中践行的效用，这是曾氏所特别看重的。他认为治学应当循序渐进，踏踏实实，“若志在穷经，则须专守一经；志在作制义，则须专看一家文稿；志在作古文，则须专看一家文集。作各体诗亦然，作试帖亦然，万不可以兼营并骛，兼营则必一无所能矣。”这种治学态度便是他笃于实践、勤恳踏实的实务精神的体现，更是他教育后代为人处世、治学为官所遵循的指导思想。四是“治国、平天下”为其人格理想的必然追求。自古以来中国人就有把个人命运与国家命运紧密相联的自觉，这是儒家的优秀传统。孟子提倡的“浩然之气”就是其所谓“大丈夫”必须具备的理想人格，千百年来它一直影响着中华民族传统意义上的仁人志士品格的形成，“浩然之气”已成为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自然也影响到了曾国藩。他是很富有民族忧患意识的，面对着积贫积弱的当时之旧中国，一再发出建立机器局，派遣留学生等倡议，主张学习西洋科学技术，这种主张在顽固保守、固步自封的晚清统治者眼中无异于“洪水猛兽”，将会受到朝野方方面面的排挤和打击，而他不顾个人成败得失和性命安危，力排众议，坚持己见，并亲自参与，这需要极大的政治勇气，而这种勇气就源于他对“治国、平天下”始终有强烈追求的理想人格。这种以天下为己任的精神追求也成为曾氏家教思想的一个重要内容，直接影响了子孙后代们爱国主义思想的铸就。在这方面，他儿子曾纪泽就是一个典范，为收复新疆伊犁立下了汗马功劳，这是清朝政府外交史上的唯一胜利。

一、曾氏家庭教育思想之源

曾国藩自幼发奋读书，经、史、子、集无不涉猎，从其求学历程中，我们就可以了解到曾氏获取传统文化之精深，接触面之广博，这在清代列臣之中，实属罕见。他是清代的大儒学家，毕生信守儒学，信奉孔孟之道，深受儒家思想的浸染，在他精心挑选认为足以代表中国传统文化的三十二位圣哲中，孔子就居其中，他对儒家的创始人孔子是推崇备至的。但曾氏并不是一位儒家思想的纯粹守望者，他并非一成不变地接纳儒学，儒学思想在他身上体现出了传承又发展，融汇又创新的特质。

他的儒学思想有其自己的特点：一是“知其不可而为之”的积极人世思想。曾国藩的人生态度是人世的，这从其奋斗不止的人生历履及对家庭教育的高度重视中可看出来。当晚清政府面对势如破竹的太平军而束手无策时，曾氏以一介儒生，无权的在籍侍郎，苦心操办团练，亲自率领湘军与数倍于自己的太平军作战，虽历经挫折磨难，九死一生，但是屡战屡败、屡败屡战，最终取得胜利，挽救了行将崩溃的晚清王朝。“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曾氏是参透了这一道理的。他一生高度关注家庭教育，把教育子弟视为自己的重要义务和职责，这与他人世的人生态度是密切相关的，这种积极人世的人生态度看重自身的社会作用，追求“立德”、“立言”、“立功”的人生价值，他是按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目标来规范自己和家人的。他深知家族要兴旺发达，要长盛不衰的道理：“……不恃一时之官爵，而恃长远之家规；不恃一二人之骤发，而恃大众之维持。”“知其不可而为之”出自孔子的《论语》，它是儒家思想的一种积极向上的人生态度，一种永不服输的进取精神，一种为人处世的至高境界，成为曾氏应对变幻莫测的社会人生，复杂诡异的官场宦海的至理箴言，也是他进行家庭教育的指导思想。二是“调和汉宋，博采众长”的学术思想。此处讲的“汉宋”是指儒学在不同时代产生的两个学术流派，“汉”即汉代儒学，其特点是重视对五经的考证；“宋”即宋明理学，讲求四书义理，讨论身心性命修养问题。对于懦学内部的各种流派，曾氏力持博采众长，无所偏倚的态度，因此他申明：“国藩一宗宋儒，不废汉学。”除了儒学，他还吸纳了墨家、道家的思想，他特别推祟老庄的道家思想，列庄周为圣哲贤人，盛赞其才，屡予征引。甚至对与儒学分庭抗礼的法家他也能择善而从，他对法家思想的吸收，这也许是作为儒家“仁、义”思想信守者的曾国藩而日后为何会成为残酷镇压太平天国运动的“曾剃头”的最好注脚了。曾氏对传统文化兼收并蓄，既表明他治学的博大胸怀，更是其家庭教育取之不尽的思想源泉。三是“经世致用”的实用哲学。曾氏在学术上整合了各家各流派的思想，他这种吸收众长不是毫无原则的，其基本出发点就是经世致用，不论哪门学问、哪个流派，都要讲求在实际人世生活中践行的效用，这是曾氏所特别看重的。他认为治学应当循序渐进，踏踏实实，“若志在穷经，则须专守一经；志在作制义，则须专看一家文稿；志在作古文，则须专看一家文集。作各体诗亦然，作试帖亦然，万不可以兼营并骛，兼营则必一无所能矣。”这种治学态度便是他笃于实践、勤恳踏实的实务精神的体现，更是他教育后代为人处世、治学为官所遵循的指导思想。四是“治国、平天下”为其人格理想的必然追求。自古以来中国人就有把个人命运与国家命运紧密相联的自觉，这是儒家的优秀传统。孟子提倡的“浩然之气”就是其所谓“大丈夫”必须具备的理想人格，千百年来它一直影响着中华民族传统意义上的仁人志士品格的形成，“浩然之气”已成为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自然也影响到了曾国藩。他是很富有民族忧患意识的，面对着积贫积弱的当时之旧中国，一再发出建立机器局，派遣留学生等倡议，主张学习西洋科学技术，这种主张在顽固保守、固步自封的晚清统治者眼中无异于“洪水猛兽”，将会受到朝野方方面面的排挤和打击，而他不顾个人成败得失和性命安危，力排众议，坚持己见，并亲自参与，这需要极大的政治勇气，而这种勇气就源于他对“治国、平天下”始终有强烈追求的理想人格。这种以天下为己任的精神追求也成为曾氏家教思想的一个重要内容，直接影响了子孙后代们爱国主义思想的铸就。在这方面，他儿子曾纪泽就是一个典范，为收复新疆伊犁立下了汗马功劳，这是清朝政府外交史上的唯一胜利。

曾国藩的博学源于他毕生坚持不懈的读书习惯。曾氏自幼励志学习，广泛阅读，且勤作笔记，就是到他宫运亨通、地位显赫时也未曾停止过，读书是他每日必作的功课，如此勤奋研读古代书籍，如此良好的读书习惯，使得他能博览群书，遨游于书海之中，并能源源不断地汲取传统文化之精髓，获取历代圣贤之灵气，融合自己颇有见地的思考，从而化为具有他自己独立人格品位的人文思想体系，以儒学为核心融汇众家之精要的传统文化便是曾国藩家庭教育思想之源头。

二、曾氏家庭教育思想

曾国藩对其子孙后代的教育可谓是“诲人不倦”，从为人、为官到为学全方位地加以教导，这集中体现在他写的一封封家书中，家书是他对家人进行教育的有效手段，从中折射出他颇有独特之处的家庭教育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