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发范文10篇

编者按：本文主要从背景介绍；增发的股价效应；结论进行论述。其中，主要包括：许多公司正在排队等着增发方案的审批,试图从股市中分得一杯羹、投资者们认为平安融资是为了弥补其在富通集团投资的亏损、增发是指上市公司为了再融资而再次公开发行股票的行为、我国上市公司的增发始于1998年,近年来得以快速发展、增发到底对上市公司的股价到底是利好还是利空、这种效应与增发选择的时机会有很大的关系、增发股票表现不佳的例子也有很多、公司的股价在增发前后被操纵的可能性也很大、吸引投资者购买,来促使增发方案能顺利实施、股票增发是上市公司融资的重要途径,起着优化社会资源配置的作用等，具体请详见。

【摘要】近段时间以来,我国A股市场逐渐向好,许多公司也就抛出了股票增发方案,其规模甚至超过了08年的增发规模。增发本来无可厚非,但上市公司不能为了圈钱而圈钱,置股民利益于不顾,这种行为严重影响了市场秩序,希望有关部门对上市公司的增发予以更为严格的审批和监管

【关键词】增发股价再融资监管

一、背景介绍

今年以来,我国股市环境逐渐向好,上证指数从去年10月份最低的1664点一路上涨,最高涨至3478点,深圳成指也从最低的5577点涨至13943点,都已经实现翻番,可谓涨势喜人。然而,此时许多上市公司就已经按捺不住了,纷纷推出了自己的增发再融资方案,如万科拟公开增发募资112亿,用于扩张二线城市的房地产项目建设以充实公司流动资金;金地集团的非公开发行4亿股的方案获得了证监会的核准;保利地产80亿定向增发方案也获得通过,还有华侨城、京东方、中工国际等公司已经实施了其增发方案,此外,还有许多公司正在排队等着增发方案的审批,试图从股市中分得一杯羹。

这让人不由得想起了07、08年的情形,当时我国股市正处于牛市期间,许多公司抛出了它们的巨额融资方案,如中国平安提出的千亿融资方案,该公司拟公开增发不超过12亿股A股(约800亿元)和412亿可转债,总融资金额高达1600亿元,但最后该方案遭到市场的一致抵制,投资者们认为平安融资是为了弥补其在富通集团投资的亏损,纷纷用脚投票,公司股价也是一路下跌,该方案也就没了下文了。不过其影响却非常深远,A股指数也一路狂跌。有市场人士认为,正是由于这些不断出台的所谓的“再融资方案”是导致A股惨烈下跌的直接诱因。上市公司这种不顾股民利益,肆意增发圈钱的行为确实非常不道德,也严重地打击了投资者的信心。增发本来无可厚非,如果公司有好的项目急需资金,当然可以通过这种融资渠道来获得资金,但不能为了圈钱而圈钱,圈了钱却没有地方可投,既不能给股东带来收益,又不能给公司带来利润,对公司的正常经营也没有帮助,其导致的结果是:增发以后虽然净资产增加,但资金的整体盈利能力反而下降了。中国股市不能沦为上市公司的“提款机”,这对我国股市长期的发展非常不利。必须要有所措施遏制上市公司的恶意圈钱行为。

去年沪深股市有9家上市公司增发新股，其中龙头股份、申达股份、太极实业、上海三毛、深惠中、上海医药、攀钢板材7家上市公司以不同的比例公开发行了a股；今年又有上菱电器增发1.2亿股a股、深康佳、真空电子、江苏悦达拟增发新股。这表明上市公司通过证券市场再融资的方式正在发生悄然的变革，突破了以往上市公司只能通过配股进行再融资的单一模式。

一、为培育国际"巨人"提供资金支持

上市公司中集中了一大批国有大中型企业，随着证券市场的健康发展，证券市场在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为国有经济的快速发展提供资金支持等方面的作用日益凸现。我国国有经济的问题，不仅源于国有企业产权界定的缺陷和政企不分的状况以及由此造成的经营机制的僵化，更重要的还源于国有企业规模小，国有经济布局太分散。主要表现在：(1)企业规模小、资本金少；(2)难以形成具有国际竞争能力的大型企业。因此，还必须按照国际惯例为企业开辟新的融资渠道，便于上市公司利用资本市场实现规模的迅速扩张，增发新股无疑为形成具有国际竞争能力"巨人"提供有利的资金支持。

二、促进国有经济的战略性改组和产业结构调整

从整体上来看，我国国有企业和上市公司中存在着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不合理的现象，一方面存在着一些产业、行业，如纺织、轻工、家用电器、包装、汽车制造等大多数工业生产部门出现生产过剩、产品大量积压、开工不足等；另一方面一些产业、行业则存在着相对不足。因此，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调整的任务十分艰巨。调整产业和产品结构必须与国有企业战略性改组结合起来，为战略重组带来增量资金，能通过证券市场直接融资的发行和上市公司通过配股、增发新股进行再融资手段尤为重要。如增发新股的龙头股份等5家纺织类上市公司，通过增发新股改变了原先的"大纺织、大化纤"的粗放型结构，转向"大服装、大服饰、大工业用布"的都市型纺织结构，带动了整个纺织行业以上市公司资产重组为契机的结构优化和产业升级。随着增发新股试点的推广和拓展，这种对国有经济战略改组和产业结构调整作用将会更加明显。

三、按国际惯例形成上市公司第三种融资渠道

摘要：财政政策以增发国债为主要措施，也是启动措施，但国债对我国经济的影响存在争议。我们接下来只就积极财政政策当中的增发国债问题，分析以下我国发行国债的资金来源及投向，以及对我国经济的影响。我国自1998年下半年开始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以来，到这种积极财政政策完成使命退出历史舞台，已经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关键词：国债支出资金来源有效需求

1我国积极财政政策中的国债政策

从1998年提出积极财政政策开始，我国每年都会发行大量的国债，以推进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

1.11998年的国债政策1998年8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常务委员会通过财政预算调整方案。①增发1000亿元长期国债，用于国家预算内的基础设施建设专项投资；②将年初预算中原用于基础设施建设的180亿元调整为经常性项目支出，用于增加科技教育投入、过于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费保障、离退休人员养老金的足额发放和增加抢险救灾支出。

1.21999年的国债政策1999年初，我国发行500亿元长期国债，用于基础设施建设，年中，针对当时的经济形势，又增发了600亿元长期国债。新增国债主要用于在建的基础设施、一些重点行业的技术改造、重大项目装备国产化和高新技术产业化、环保与生态建设以及科教基础设施等方面。

编者按：本文主要从背景介绍；增发的股价效应；结论进行论述。其中，主要包括：今年以来,我国股市环境逐渐向好、不断出台的所谓的“再融资方案”是导致A股惨烈下跌的直接诱因、中国股市不能沦为上市公司的“提款机”、增发是指上市公司为了再融资而再次公开发行股票的行为、实施增发的上市公司必须满足一定的条件、增发到底对上市公司的股价到底是利好还是利空、这种效应与增发选择的时机会有很大的关系、该公司的股价也在增发公告后的三天内连续涨停、公司的股价在增发前后被操纵的可能性也很大、股票增发是上市公司融资的重要途径等，具体请详见。

【摘要】近段时间以来,我国A股市场逐渐向好,许多公司也就抛出了股票增发方案,其规模甚至超过了08年的增发规模。增发本来无可厚非,但上市公司不能为了圈钱而圈钱,置股民利益于不顾,这种行为严重影响了市场秩序,希望有关部门对上市公司的增发予以更为严格的审批和监管。

【关键词】增发股价再融资监管

一、背景介绍

今年以来,我国股市环境逐渐向好,上证指数从去年10月份最低的1664点一路上涨,最高涨至3478点,深圳成指也从最低的5577点涨至13943点,都已经实现翻番,可谓涨势喜人。然而,此时许多上市公司就已经按捺不住了,纷纷推出了自己的增发再融资方案,如万科拟公开增发募资112亿,用于扩张二线城市的房地产项目建设以充实公司流动资金;金地集团的非公开发行4亿股的方案获得了证监会的核准;保利地产80亿定向增发方案也获得通过,还有华侨城、京东方、中工国际等公司已经实施了其增发方案,此外,还有许多公司正在排队等着增发方案的审批,试图从股市中分得一杯羹。

这让人不由得想起了07、08年的情形,当时我国股市正处于牛市期间,许多公司抛出了它们的巨额融资方案,如中国平安提出的千亿融资方案,该公司拟公开增发不超过12亿股A股(约800亿元)和412亿可转债,总融资金额高达1600亿元,但最后该方案遭到市场的一致抵制,投资者们认为平安融资是为了弥补其在富通集团投资的亏损,纷纷用脚投票,公司股价也是一路下跌,该方案也就没了下文了。不过其影响却非常深远,A股指数也一路狂跌。有市场人士认为,正是由于这些不断出台的所谓的“再融资方案”是导致A股惨烈下跌的直接诱因。上市公司这种不顾股民利益,肆意增发圈钱的行为确实非常不道德,也严重地打击了投资者的信心。增发本来无可厚非,如果公司有好的项目急需资金,当然可以通过这种融资渠道来获得资金,但不能为了圈钱而圈钱,圈了钱却没有地方可投,既不能给股东带来收益,又不能给公司带来利润,对公司的正常经营也没有帮助,其导致的结果是:增发以后虽然净资产增加,但资金的整体盈利能力反而下降了。中国股市不能沦为上市公司的“提款机”,这对我国股市长期的发展非常不利。必须要有所措施遏制上市公司的恶意圈钱行为。

编者按：本文主要从前言；定向增发的市场化意义与缺失；定向增发的机制性对策选择进行论述。其中，主要包括：非公开发行即向特定投资者发行，也叫定向增发、定向增发的类型化功能、资产并购型定向增发，其目前受到市场比较热烈的认同，对业绩的增厚作用、财务型定向增发，主要体现为通过定向增发实现外资并购或引入战略投资者财务性定向增发、优质公司通过定向增发并购其他公司、定向增发的市场化意义、定向增发机制性缺失、发行要求与认购资质确定机制、发行时间可以确定非公开发行股票的董事会决议公告日、股东大会决议公告日、发行公司的架构运行机制、定向增发的合准落实机制、上市公司提交发行申请文件需经股东大会批准等，具体请详见。

摘要：为防止出现利益输送，关联交易、同业竞争等在定向增发中出现的机制性问题，必须从操作层面对上市公司定向增发中发行对象和发行定，以及发行决策程序和决策事项价进行相关的规定，从而为定向增发明确了详细的操作指南和规范，以提高资产质量、改善财务状况、增强持续盈利能力。

关键词：定向增发;机制

0前言

非公开发行即向特定投资者发行，也叫定向增发，实际上就是海外常见的私募，其主要包括：资产并购型定向增发；财务型定向增发；增发与资产收购相结合，优质公司通过定向增发并购其他公司等模式。作为一种股票发行中的主流模式，它对于股票市场的健康运营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

1定向增发的市场化意义与缺失

摘要：文章选取1998年至2002年深沪两市74个A股增发样本，通过事件时间和日历时间的实证研究发现：无论是HBAR和CAR日历时间研究还是Fama-French三因素回归的截距项，均表明我国A股增发存在负的长期超常收益率，长期市场回报呈下降趋势，且3年内总体上呈现长期弱势。

关键词：增发；长期市场表现；超常收益率；Fama-French三因素模型

一、文献回顾

增发（seasonedequityoffering，SEO）是上市公司主要的再融资方式，增发长期市场表现也是理论界颇具争议的问题之一。Stigler（1964）最早在研究中涉及到上市公司股权再融资的非正常收益问题，但该问题直到1980年以后才得到系统研究。Masulis和korwar（1986）对上市公司增发后股票的非正常收益进行研究，发现上市公司增发后有比较显著负的非正常收益。Asquith、Mullins（1986）和Schipper等（1986）分别对增发公司股价研究得出同样的结论。Lnughran和Ritter（1995）统计美国1970～1990年期间增发公司的长期收益率，发现增发前6个月并没有显著负的非正常收益，但在18个月后负累计非正常收益显著。Jagadeesh等（1993）等研究发现，在第4年和第5年非正常收益呈逐渐下降趋势。Loughran和Ritter（1997）对5年以上再融资上市公司股票价格表现研究认为，第6年和第7年非正常收益并不显著为负。Soucik和Allen（1998）对澳大利亚股市增发股票的长期价格表现的实证研究认为，中短期存在表现不足的情况，但是在长期（5年以上）并没有表现不足的问题。

在我国学术界，对增发市场表现研究的文献多以增发公告日、发行日和上市日各时点前后短期为研究时窗，鲜有对增发后较长时期的股票非正常收益比较系统的研究。李梦军、陆静（2001）认为上市公司增发新股公告后有负的累计非正常收益。陆满平（2002）等认为，增发在方案公布时市场往往表现出负面反应。沈洪涛、沈艺峰（2003）对沪深两市41家1998～2001年增发A股上市公司的分析表明，增发中存在“公告效应”。李康、杨兴君和杨雄（2003）以2000、2001年沪深两市所有实施增发和配股的A股公司为样本，考察了发行后60天股票的超额收益情况，增发方式下参与增发的流通股老股东有-1.37%的超额损失，不参与增发的老股东有-5.97%的损失。谭峻、吴林祥（2002）研究认为，在增发意向书公告日前的非正常收益率为负，现实市场提前就对这一利空消息做出反映，投资者通过“用脚投票”来表示对增发行为的否定，在公告日负的超额收益率为最大，并在此后相当长的时间内持续为负数。

综上所述，虽然国外大多研究证实了增发后有显著负的非正常收益，但是其中也存在争议。我国理论界在该领域的研究取得了一些成果，但仍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主要体现在：研究的样本量不足，样本的选取亦不具有代表性。2002度以前增发门槛低，增发失败比例较高，使得市场的负面反应在一定程度上被放大，以这样的数据为样本有失偏颇，研究结果也不够稳健；就同一增发样本使用事件时间和日历时间两种方法的研究尚少见；由于受样本区间所限，鲜有对长期市场反应的研究。

各市、县（市、区）劳动（人事劳动）保障局、财政局，省级各单位：

根据浙江省人事厅、浙江省财政厅《关于印发〈浙江省机关事业单位离退休人员计发退休费等问题的实施意见〉的通知》（浙人薪[*]308号）和《关于机关事业单位厅局级离休人员增加离休费的通知》（浙人薪[*]310号）及《关于公务员工资制度改革和事业单位工作人员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实施中若干问题的意见》（浙人薪[*]311号）精神，经研究决定，参照机关的办法给企业离休人员增加离休金。现将有关问题通知如下：

一、调整范围和对象

全省企业离休人员和按原劳动人事部劳人险[1983]3号文件规定办理退休的建国前参加革命工作的老工人。

二、调整标准和办法

1、企业离休人员比照机关同职务同条件离休人员和调整标准增发离休金。增发标准为：厅（局）级正职每月增发1220元，厅（局）级副职每月增发940元；正县（处）级每月增发670元，副县（处）级每月增发490元，乡（科）级及以下职务生前月增发350元。

编者按：本文主要从市场对于上市公司增发的融资方式、目前我国上市公司股票融资的基本方式有配股和增发两种、我国上市公司整体业绩是稳中有升、实行增发的上市公司，是相对优秀的一个群体、上市公司增发的门槛数据线与配股是一致的、增发融资的门槛并不象部分人认为的那样低、对上市公司融资的监督，更多地依赖于证券市场的内在约束、由原来的政府推荐企业转变为现在的由市场选择企业、百货店的商品销售定价是随行就市、由于上市公司法人治理结构不完善所形成的盲目投资扩张冲动、在上市公司中建立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制度等，具体请详见。

近一段时期以来，股市震荡运行，上市公司“变脸"增多，募集资金变更投向时有出现，猴王、郑百文、银广夏等一些重大案件逐渐曝光，由此引发市场人士及社会传媒对上市公司融资行为的热烈讨论。令人关注的是，公募增发这种国际通行的上市公司融资方式受到了较多的批评。市场批评主要集中在增发公司质量较差、融资门槛过低和监管部门把关不严等三个方面。某些人士甚至将指数涨跌与拟增发公司数量多少联系在一起，借此否定发行机制市场化的改革方向。

我们认为，市场对于上市公司增发的融资方式，有一些认识上的误区。在目前经济转轨的特定社会环境下，上市公司增发方式确实存在一些问题，有些批评是符合实际的，有利于改进工作。但是，不能对上市公司增发方式给予根本的否定。上市公司增发符合发行机制市场化的改革方向，有利于我国证券市场步入良性发展轨道。我们不能因为遇到暂时的困难，就退回到老路上去。正确的态度应该是坚定不移地推动发行机制的市场化改革，推动增发融资方式的发展，同时不断总结经验，克服增发政策实施过程中出现的各种问题。本文试图就上述问题做些初步的探讨。

实施情况

目前我国上市公司股票融资的基本方式有配股和增发两种，其中配股在1999年7月以前是主要方式。为推进发行机制市场化的改革，从1999年下半年起，中国证监会开始进行上市公司增发新股的试点，2000年以前，实施增发的企业主要局限于高科技、已发行外资股（B股及H股）、社会公众股不足25％及重大资产重组等四种类型的上市公司。今年3月28日，中国证监会正式颁布了《上市公司新股发行管理办法》及《关于做好上市公司新股发行工作的通知》（以下简称“办法"）。该办法取消了增发公司范围的限制，并明确实行主承销商推荐制度，这样就加大了主承销商的责任，让真正具有市场竞争力的、有投资价值的上市公司再次进入资本市场融资，将优胜劣汰的竞争机制引入到资本市场。《办法》实施以来，上市公司融资行为得以进一步规范。截止今年10月底，共有49家上市公司完成了增发工作，其中在2001年实施增发的有20家。

业绩状况

编者按：本文主要从上市公司再融资方式的比较；上市公司再融资方式的选择趋势进行论述。其中，主要包括：融资条件的比较、对盈利能力的要求、对分红派息的要求、距前次发行的时间间隔、发行价格、发行后的盈利要求、融资成本的比较、增发和配股都是发行股票，由于配股面向老股东，操作程序相对简便，发行难度相对较低，两者的融资成本差距不大、优缺点比较、配股由于不涉及新老股东之间利益的平衡，因此操作简单，审批快捷、增发是向包括原有股东在内的全体社会公众发售股票、配股是我国上市公司再融资的普遍方式、发行可转换债券是最主要的融资方式之一、符合增发或配股条件的公司则不一定能符合发行可转换债券的条件等，具体请详见。

摘要：首先，对目前我国上市公司常用的几种融资式分别从融资条件、融资成本以及优缺点三个方面进行了比较分析；然后，以该比较分析为基础，本文最终认为今后我国上市公司融资的趋势是：从实际出发，更注重融资方式与手段的创新和优化，将种种情况综合考虑，选择最优再融资方案，以实现公司的长远发展和价值最大化。

关键字：上市公司，融资方式，比较分析

一、上市公司再融资方式的比较

目前上市公司普遍使用的再融资方式有三种：配股、增发和可转换债券，在核准制框架下，这三种融资方式都是由证券公司推荐、中国证监会审核、发行人和主承销商确定发行规模、发行方式和发行价格、证监会核准等证券发行制度，这三种再融资方式有相通的一面，又存在许多差异：

1．融资条件的比较

2011年3月3日下午收市前，长江证券(000783)有突如其来的885万股卖盘涌在最后3分钟的集合交易时间，股价从12．75元每股跌至12元每股，抛盘金额超过1个亿，终使得该股重挫8．47%，收市价明显低于发行价12．67元，长江证券6亿股公开增发即刻进入困境。根据长江证券公告，有12150户原A股股东参与了认购，获配2522万股，占发行总量的12．61%;另有3916户一般社会公众投资者参与网上申购，获配4871万股，占发行总量的24．36%;网下机构投资者申购为2家，配售1600万股，占发行总量的8%。剩余的1．1亿股，由主承销商东方证券公司包销，占发行总量的55．03%。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增发最终发行数量为2亿股，募集资金总量为25．34亿元。①至此，长江证券此次增发股份活动宣告结束。然而，此次增发活动却引发了一系列的法律问题，其中最有争议的是发行人与承销商签订承销(主要是包销)协议，并在承销期满后，能否重新修订包销数量的问题。由于市场原因，主承销商如履行包销协议，将成为发行人最大股东，因此，该增发案例涉及对主承销商控股地位是否该限定或禁止持股或豁免其余额包销责任的问题。长江证券此次增发股份，确实引发许多新问题，如长江证券增发未能如愿完成任务，主承销商的包销责任如何实现，以及其履行包销责任引发的其他相关问题又如何防范?由于长江证券市场价明显低于发行价，而个别证券基金仍以发行价购买所增发的股份，从而明显损害证券基金持有人合法利益时，对该基金管理人行为能否问责?在增发中，如真正实施承销协议由主承销商进行余额包销时，主承销商东方证券公司对长江证券的持股，又将明显破坏中国证监会所规定的证券公司“一参一控”②的政策原则。再者，发行人与主承销商事后进行缩水式的象征性包销，是否对长江证券其他参与或未参与增发的中小股东以及证券市场构成损害?上述几方面问题所涉及的法律关系非常重要，都是我国当今证券市场所面临的亟待解决的新法律问题。本文仅就其核心问题，即主承销商包销违约责任问题，进行相应的法律分析。

一、承销商削减包销责任行为的法律定性

发行人无论是新股发行，还是增发新股，在发行方式上，只要选择向不特定对象进行公开发行股份，发行人应与证券公司签订承销协议，以代销或包销方式发售股份。我国《证券法》规定，发行人向不特定对象发行的证券，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由证券公司承销的，发行人应当同证券公司签订承销协议。证券承销业务采取代销或者包销方式。在代销、包销内涵上，《证券法》进一步明确，证券代销是指证券公司行人发售证券，在承销期结束时，将未售出的证券全部退还给发行人的承销方式。在证券包销的法律界定上，我国《证券法》也作出相应的明确规定。③包销方式的承销商对证券承销负有不可推卸的担保责任，万一出现意外情形(含市场发行风险)，承销商必须无条件负有包销全部证券余额的法定责任。④正是如此，《证券法》及其相关规定对采取包销方式进行证券发行的无需规定如何处置发行失败的问题。而对代销方式发行证券，才存在理论上和法律上发行失败的法律责任问题，如我国《证券法》第35条规定，股票发行采用代销方式，代销期限届满，向投资者出售的股票数量未达到拟公开发行股票数量70%的，为发行失败。发行人应当按照发行价并加算银行同期存款利息返还股票认购人。《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第40条规定，股票发行采用代销方式的，应当在发行公告中披露发行失败后的处理措施。股票发行失败后，主承销商应当协助发行人按照发行价并加算银行同期存款利息返还股票认购人。这明确了证券发行失败制度也只能适用于向不特定对象、并以代销方式进行公开发行证券的发行活动，而事实上，我国上海、深圳证券交易所公开发行的股票，都是采取包销方式，代销方式也仅仅适用于承销团内部主承销商与非主承销商之间的承销分工与责任划分，并不适用于发行人与承销人之间的证券发行承销关系。

长江证券此次股份增发，是与东方证券股份责任公司(简称东方证券)作为主承销商，签订采取包销方式的承销协议。该协议约定，本次发行将由主承销商东方证券牵头组成承销团，以余额包销方式承销，长江保荐以代销方式承销。就承销协议本身而言，它属于发行人、承销人和承销证券所必须向证券市场公开的信息之一。尽管其性质上是发行人与承销人双方签订的协议，本应属于当事人意思自治范围，可以依法约定采取包销方式承销股票，但是承销人包销股票所涉及的权利义务，应符合我国《证券法》、《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明确证券包销人所承担的包销责任。

长江证券作为发行人与东方证券作为主承销人，在长江证券股票市场价跌破发行价，普通投资者不愿以高出市场价百分之五的发行价购入新股时，主承销人本该包销全部证券余额。而此时发行人与东方证券公司协商，修改包销的证券余额，表面上是出于双方自愿对承销协议的修改，但实质上，双方当事人已经对证券市场及其他证券投资者构成根本的或隐性的损害，伤害了证券市场的诚信，使投资者对证券市场丧失投资信心。我国《证券法》、《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既未能就证券承销协议订立程序作专门规定，也未明确发行人与主承销人签订的承销协议必须报证券主管部门审核批准，仅要求在证券发行结束上市后的10天内，承销商将包括承销协议在内的有关文件汇总报告中国证监会。⑤由此，中国证监会对发行人与主承销人签订的承销协议进行修改、压缩或减少包销数量，事先很难经过审核程序，也未曾有过如此审核程序。可见，发行人与主承销人在所增发的证券未能申购完毕时，协商修改承销协议，减少包销数量，这不仅在内容上合意，且在程序上也并无明显违法违规之嫌。此项行为，从承销协议内容和程序上看，双方当事人确实都合乎意思自治原则，不足以证明当事人任何一方具有违约情形，且双方都是处于“双赢”状态，一时很难找出此事件的受损当事人。然而，长江证券与东方证券双方协商减少东方证券包销责任，表面上虽合意，即因为东方证券如完全依协议充分履行包销义务，不仅要更多出资注入长江证券，还会被迫成为第一大股东。按照原增发方案，长江证券拟发行不超过6亿股新股，发行价格为12．67亿元，预计筹资总额不超过人民币90亿元。普通投资者一共申购了约9000万股长江证券，剩余的5．1亿股均由东方证券包销，这需要东方证券拿出64．6亿元现金。如此东方证券将以5．1亿股的持有量成为长江证券的第一大股东，这对东方证券公司而言是难以完成的，也是极其不愿完成的，其也面临“一参一控”问题，且可能面临亏损境界，导致无法上市。长江证券作为发行人，也极不情愿因增发而面临更换大股东的命运，使东方证券成为其第一大股东，这也失去了其增发募集资金的最初意愿。正因如此，长江证券和东方证券最终达成缩身减量发行，这符合双方利益需求。问题的关键在于，长江证券与东方证券修订东方证券包销所增发的包销数量，究竟属于怎样一种行为，如何确定其法律属性。笔者认为，这一行为主要涉及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缩减包销行为直接涉嫌违反《证券法》、《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对发行人向不特定对象发行证券，我国《证券法》等对此已明确必须采取包销方式，且对包销方式的内涵及其包销人义务也作出相应的规定，包销人在承销期结束时将售后剩余证券全部自行购入，明确了包销对象是售后剩余的全部证券。长江证券与东方证券在承销期结束后，协商将售后剩余5．1亿证券的1．1亿由东方证券公司包销，却将本由东方证券承担包销的余下4亿证券包销责任豁免了。如此协商行为，东方证券公司作为负有包销义务的主承销人，已涉嫌明显违反《证券法》所规定的包销义务，有意推卸或减轻包销人应尽的职责，也明显有违其职业道德操守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