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文概念范文10篇

内容摘要：当今杂文的风格特点使其比其它文体更能担当起舆论监督和思想引导的重任，杂文应当在社会文明和政治文明中发挥其作用。长期以来人们把杂文归属于文学类，但现今的文学已不断地回到文学本身即独立于国家、社会、政治、意识形态等公共领域之外，走进一个私人的、纯粹的、自足的美学空间，已明显与杂文分道扬镖。

在搜索阅读分析了大量杂文之后，发现杂文与文学在本质特征、创作过程的思维方式、当今的发展规律、当今的发展方向和归属，以及杂文作品与文学作品在题材、形式、表现手法、创作动机和实现功利目的等方面都不同。因此证实了杂文不属于文学，并对杂文的概念和归属作一个新的探索。

杂文就是进行社会批判、文明批判、政治批判的思想政论性文章，批判精神是杂文的灵魂，政治是杂文的归宿，其形式、风格、语体、文体等不拘一格、灵活多样，一般篇幅短小精悍（不排除有较长篇幅出现），以分析、思辨、论理及一切能说明问题的方法手段去揭露事实、揭示问题的实质和阐明作者的思想观点或政治主张。舆论监督和思想引导是其重要的功能和历史使命。杂文应该独立门户，自成一类。这对杂文完成新世纪历史使命具有深远意义。

关健词：杂文、归属、界定

一、引言

概念，是人类经社会实践对客观事物的本质特征和客观规律的理性认识，是从感性认识经过抽象概括而获得的结果，所以任何一个概念都必须具备科学性，并在实践中再度接受检验。只有能经受实践检验并能科学指导社会实践的概念，才称得起科学的概念。旧的概念总是随着人类认识的科学化而不断得到补充、修正和完善，使某一概念经重新界定而日臻科学和完美起来。

内容摘要：当今杂文的风格特点使其比其它文体更能担当起舆论监督和思想引导的重任，杂文应当在社会文明和政治文明中发挥其作用。长期以来人们把杂文归属于文学类，但现今的文学已不断地回到文学本身即独立于国家、社会、政治、意识形态等公共领域之外，走进一个私人的、纯粹的、自足的美学空间，已明显与杂文分道扬镖。

在搜索阅读分析了大量杂文之后，发现杂文与文学在本质特征、创作过程的思维方式、当今的发展规律、当今的发展方向和归属，以及杂文作品与文学作品在题材、形式、表现手法、创作动机和实现功利目的等方面都不同。因此证实了杂文不属于文学，并对杂文的概念和归属作一个新的探索。

杂文就是进行社会批判、文明批判、政治批判的思想政论性文章，批判精神是杂文的灵魂，政治是杂文的归宿，其形式、风格、语体、文体等不拘一格、灵活多样，一般篇幅短小精悍（不排除有较长篇幅出现），以分析、思辨、论理及一切能说明问题的方法手段去揭露事实、揭示问题的实质和阐明作者的思想观点或政治主张。舆论监督和思想引导是其重要的功能和历史使命。杂文应该独立门户，自成一类。这对杂文完成新世纪历史使命具有深远意义。

关健词：杂文、归属、界定

一、引言

概念，是人类经社会实践对客观事物的本质特征和客观规律的理性认识，是从感性认识经过抽象概括而获得的结果，所以任何一个概念都必须具备科学性，并在实践中再度接受检验。只有能经受实践检验并能科学指导社会实践的概念，才称得起科学的概念。旧的概念总是随着人类认识的科学化而不断得到补充、修正和完善，使某一概念经重新界定而日臻科学和完美起来。

内容摘要：当今杂文的风格特点使其比其它文体更能担当起舆论监督和思想引导的重任，杂文应当在社会文明和政治文明中发挥其作用。长期以来人们把杂文归属于文学类，但现今的文学已不断地回到文学本身即独立于国家、社会、政治、意识形态等公共领域之外，走进一个私人的、纯粹的、自足的美学空间，已明显与杂文分道扬镖。

在搜索阅读分析了大量杂文之后，发现杂文与文学在本质特征、创作过程的思维方式、当今的发展规律、当今的发展方向和归属，以及杂文作品与文学作品在题材、形式、表现手法、创作动机和实现功利目的等方面都不同。因此证实了杂文不属于文学，并对杂文的概念和归属作一个新的探索。

杂文就是进行社会批判、文明批判、政治批判的思想政论性文章，批判精神是杂文的灵魂，政治是杂文的归宿，其形式、风格、语体、文体等不拘一格、灵活多样，一般篇幅短小精悍（不排除有较长篇幅出现），以分析、思辨、论理及一切能说明问题的方法手段去揭露事实、揭示问题的实质和阐明作者的思想观点或政治主张。舆论监督和思想引导是其重要的功能和历史使命。杂文应该独立门户，自成一类。这对杂文完成新世纪历史使命具有深远意义。

关健词：杂文、归属、界定

一、引言

概念，是人类经社会实践对客观事物的本质特征和客观规律的理性认识，是从感性认识经过抽象概括而获得的结果，所以任何一个概念都必须具备科学性，并在实践中再度接受检验。只有能经受实践检验并能科学指导社会实践的概念，才称得起科学的概念。旧的概念总是随着人类认识的科学化而不断得到补充、修正和完善，使某一概念经重新界定而日臻科学和完美起来。

摘要：“大文学观”倡导走出“纯文学观”的狭小天地，将文学视为一种文化存在，把文学放在宏观的大文化背景下进行研究。以“大文学观”视野和思维来改革和创新大学语文教学，将使大学语文课增添无限生机和活力，尤其充盈着浓郁的文化情趣，从而成为真正有文化、有趣味的幸福课程。

关键词：大文学观；大学语文；文化取向

大学语文作为高校普遍开设的一门人文基础课程，其重要性已不言而喻，但重要却不受重视。其原因除了因为大学语文不是“专业”课外，更主要的是由于目前的大学语文课大多缺乏新意，仍然像应试教育下的中学语文教学那样，总是在字词、语法、修辞以及作家生平、中心思想、段落大意、写作特色等上面打转，把内涵丰富的文学作品拆解成了众多的知识碎片，而唯独缺乏“文化”品位，让学生听起来味同嚼蜡。鉴于此现状，有必要以“大文学观”视野来改革和创新大学语文教学，让大学语文课成为有文化、有情趣的幸福课程。

一、“大文学观”的倡导和涵义

我们今日所称“文学”，其实是源自西方文论的“纯文学”概念，它在一般情况下只把诗歌、散文、小说、戏剧等几种审美文体当作文学，如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现代汉语词典》对“文学”所下的定义就是：“以语言文字为工具形象化地反映客观现实的艺术，包括戏剧、诗歌、小说、散文等。”这种文学观念被称为“纯文学观”而被中国学界普遍接受。“纯文学观”以现代科学理性发掘了文学区别于其它学科的独特之处，即文学之所以成为文学的特性，也就是文学性，强调了文学作为学科的独立价值。但另一方面，显而易见，这种源自西方的“纯文学观”与中国古代文论史上的“杂文学观”相抵牾，所谓“杂文学观”，就是提倡文、史、哲不分家，不仅诗歌、散文、小说、戏剧等审美文体属于文学，举凡经学、史学、诸子哲学乃至文字学等都属于文学的范畴。因此，自20世纪80年代起，一些中国文学研究者尝试着对纯文学史模式进行调整，主要表现为调合西方“纯文学观”与中国古代“杂文学观”的冲突，从而提出了“大文学”概念。如傅璇琮先生在其主编的《大文学史观丛书》（含著作5种，现代出版社1990年出版）总序中说：“应该打破文学史研究的、旧有的狭隘格局，开阔视野，把文化史、社会史的研究成果引入文学史的研究，打通与文学史相邻学科的间隔。”陈伯海、董乃斌两先生也在他们主编的《宏观文学史丛书》（含著作7种，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出版）总序中强调要“更注重于宏观研究所必备的整体思维条件，也就是不把研究对象孤立和割裂开来看待，却是视其为有机构成的整体，力求把握其内在的血肉相连的贯通脉络”，并“就文学与某一相关的学科领域展开交叉性研究”。这些著作非常鲜明地体现了“大文学”观念的研究思路，那就是：将文学视为一种文化存在，以原有的“纯文学”界定为内核，以文化相关性为原则扩大文学研究的边界，把文学放在宏观的大文化背景下进行研究，从而打破“纯文学观”长期坚持的文学内部研究；在方法上强调跨学科交叉研究，举凡史学、经学、哲学、理学、民俗学、宗教学、文化人类学以及舞蹈、音乐、美术等都可以作为文学研究的切入点，文学与这些学科的关系都可以进行探讨。[1]当然，首先明确提出“大文学观”这一概念并进行理论阐释的是著名学者杨义先生，他认为中国文学已经走过了三个阶段，并称之为“文学三世说”：“古代文史混杂、文笔并举，奉行的是‘杂文学’的观念；20世纪接受西方‘纯文学’观念，把文学祛杂提纯，采用诗歌、散文、小说、戏剧四分法；到了世纪之交，文学开始怀着强烈的欲望，要求在文化深度与人类意识中获得对自己存在的身份和价值的证明，从而逐渐形成了一种‘大文学’的观念。”[2]“大文学观”的涵义，就内含于“大”和“文学”二字之中：“一方面，它以‘文学’二字，标志着汲取20世纪引进西方纯文学观念的实践结果，强调文学的独立价值和学科的科学性”，“另一方面，它以一个‘大’字，标志着对20世纪纯文学观念的实际性超越，走出纯文学观，看取无限广阔而丰富的人文存在，超越在提纯过程中对文学与整个文化浑融共处的自然生成形态的人为阉割”，合而言之就是，“大文学观去纯文学观的阉割性而还原文学文化生命的完整性，去杂文学观的浑浊性而推进文学文化学理的严密性，并在融合二者的长处中，深入地开发丰富深厚的文化资源。[3]要之，“大文学观”强调把文学和文化作为一个生命整体来看待，以丰富多彩的文化存在和宽阔的文化视野来研究文学。

二、“大文学观”对大学语文教学的启示

摘要：本论文的主要内容是关于王小波的文化想象。自从王小波逝世之后，他就被形塑成一种"自由/特立独行[1]"的"知识分子"形象，这使他超离了作家的身份而具有文化（消费）符号层面的意义，这一部分我没有把关注点设定在文学界和学术界[2]对王小波的论述上，而主要以《三联生活周刊》和《南方周末》等为代表的都市文化报刊对王小波的评价与论述作为关于王小波的文化想象的关切点，具体操作是以它们对王小波逝世五周年的哀悼活动为解析的主要文本，重新坼解这些论述，可以看出都市文化的消费主体赋予了王小波"自由撰稿人"、"特立独行的人生哲学的倡导者与实践者"和"具有自由思想与独立精神的知识分子"的文化想象，这也大致构成了"王小波"作为建构起来的文化符号在都市文化当中的所指涵义或另一种能指的滑动，通过这些论述可以从一个向度呈现出90年代文化图景中关于"自由"、"独立"和"知识分子"的文化想象的一种叙述，或者说这是一种为王小波这个流行符号展开除蔽/除魅的活动，使其获得一种澄清的表达。

引言

王小波的"意外"逝世，成为这个文学越来越不具有轰动效应的时代里终于出现的一次"意外"，我想这份意外的出现，是因为他的小说给不同层次的读者带来了不同的震惊与"文本的愉悦"[3]，阅读其作品获得的是一种主体意义上的"快感"，而这份快感的产生在很大程度上又由文本中所蕴涵的"欲望"构成[4]。当然，使其在文化层面上产生广泛的影响，与他在报刊杂志上以专栏作家/自由撰稿人的身份写作的大量杂文/随笔有关。

王小波属于那种身前平寂，身后"热闹"的作家，当然，所谓平寂，并非真正的泥沉大海无人知晓，而是只局于有限的知识圈/批判界/文坛[5]。王小波生前在大陆只出版过一本书《黄金时代》（华夏出版社，1994年），当时并没有引起轰动，并且也是在"他两次荣获世界华语文学界的重要奖项--台湾联合报系文学奖中篇小说大奖（第13届和第16届）"[6]和在香港已经公开出版《王二风流史》之后才出口转内销到大陆，使他的作品正式登陆于大陆文学界，这也充分说明人们对于王小波的理解和接受存在着某种程度上的滞后性，试想要不是《黄金时代》在台湾《联合报》上连载并得奖，他的小说在大陆不会那么快就得以传播。不久，在由华夏出版社举办的一次关于王小波作品的讨论活动中，讨论者更多地把关注点集中在《黄金时代》的性描写上，也就是把该小说放置在色情与非色情的道德主义的论述空间中展开。虽然文学解冻（新时期文学）之后，有许多小说触及到一些性描写，但还没有像王小波这样大胆而毫不隐讳自己的性兴趣，并在小说中作性狂欢宣泄，这种对性器官、性行为、性快感的近乎白描式的展示在当时的文学界显然没有足够的思想准备，似乎有点低级趣味[7]。

但自从1997年4月11日王小波心脏病突发意外逝世后，关于他的作品便成为人们津津乐道的话题，甚至突然成为了"都市文化"[8]的消费"经典"[9]，这可以从"王小波热"在图书市场上的火爆看出，而且除了他的成名作、杂文集、早期作品、剧本外，连作者生前的照片，也成为书商们挖掘王小波的图书资源之一[10]。可以说此时的王小波已经游离出自己的作品和作家身份，而成为一种可以充分被人们接受/误读的文化符号，并且是构造都市文化消费的一次成功的文化生产。

关于王小波的文化想象

中国现代高产作家，恐怕只有鲁迅一人自觉按照编年方式整理著作，由此避免小说、散文、杂文作品重出于不同的单行本。这是作者之福，读者之福。其他作家如周作人——更不要说当代的我辈——就很惨了，虽是“自编文集”，也缭乱不堪。笔者因为犯过这错误，所以悔愧至深。

不记得是竹内好还是木山英雄曾经说过，鲁迅一生都在撰写《鲁迅全集》，意识是说，逐年编辑自己的作品的习惯，预先确定了他写下的片言只语在未来的“全集”中的位置，而这也足以使《全集》之外任何自己或别人的选本，都无害其著作体系的完整性。

即使这样，鲁迅生前也只编了一本《自选集》，这就更要令当时和后来无数作者尤其是像我这样半吊子的鲁迅研究者惭愧得“汗不敢出”了。

讲究书的版本形式，乃一切爱书写书者的习性，但鲁迅这方面似乎特别严格。他曾经针对清修《四库全书》而反复致慨于满族统治者对汉人书籍精心的“谋杀”。对一些谋取暴利或达到别样目的的“聚珍本”、“校注本”，他不仅指出校对乃至断句上的错误，更不放过出版和编辑者随意变乱古人著作版式的漫不经心、甚或自以为高明的恶劣行为。新出版的图书天地过窄，他也极其不满，以至于上升到民族精神的高度加以深究。在《鲁迅全集》里，关于“书的还魂和再造”的现象的论述很多，但我们也注意到，鲁迅谈论版本形式往往意有他属，不同于那些喜欢炫耀见识高卓或收藏宏富的博雅之士。总的精神，无非“朴实”、“认真”四字。

《鲁迅自选集》选《野草》七篇、《呐喊》、《彷徨》各五篇、《朝花夕拾》三篇、《故事新编》两篇，共二十二篇。因为鲁迅生前只有这本《自选集》，“编选意图”就特别引起学者们的兴趣。张铁荣先生在《中华读书报》（2005年6月1日）上著文，对此多有论述。有一段话是这么说的：

“他仅仅从《呐喊》中选取了自己最满意的5篇小说，作者自己并没有把这两篇‘听将令’的代表作《药》和《明天》选进去，这大概表明了他所说的‘听将令’是一种自谦和托词，也可以看出对这两篇作品不甚满意。如果没有《鲁迅自选集》的出版，我们就很难知道来自作者的这一心灵深处的信息。其次，关于从彷徨选取的5篇也应该引起我们的重视，这里面删去了《兄弟》、《孤独者》和《祝福》很值得研究，起码说明此时的鲁迅已经从兄弟失和的阴影中脱出，在心绪上也和彷徨时代完全不同了。当然从《故事新编》中只选取了两篇就是《奔月》和《铸剑》，这是最符合鲁迅精神的作品，至于为何删去了《补天》——就很值得对1933年的鲁迅进行具体分析了。”

摘要：本论文的主要内容是关于王小波的文化想象。自从王小波逝世之后，他就被形塑成一种"自由/特立独行[1]"的"知识分子"形象，这使他超离了作家的身份而具有文化（消费）符号层面的意义，这一部分我没有把关注点设定在文学界和学术界[2]对王小波的论述上，而主要以《三联生活周刊》和《南方周末》等为代表的都市文化报刊对王小波的评价与论述作为关于王小波的文化想象的关切点，具体操作是以它们对王小波逝世五周年的哀悼活动为解析的主要文本，重新坼解这些论述，可以看出都市文化的消费主体赋予了王小波"自由撰稿人"、"特立独行的人生哲学的倡导者与实践者"和"具有自由思想与独立精神的知识分子"的文化想象，这也大致构成了"王小波"作为建构起来的文化符号在都市文化当中的所指涵义或另一种能指的滑动，通过这些论述可以从一个向度呈现出90年代文化图景中关于"自由"、"独立"和"知识分子"的文化想象的一种叙述，或者说这是一种为王小波这个流行符号展开除蔽/除魅的活动，使其获得一种澄清的表达。

引言

王小波的"意外"逝世，成为这个文学越来越不具有轰动效应的时代里终于出现的一次"意外"，我想这份意外的出现，是因为他的小说给不同层次的读者带来了不同的震惊与"文本的愉悦"[3]，阅读其作品获得的是一种主体意义上的"快感"，而这份快感的产生在很大程度上又由文本中所蕴涵的"欲望"构成[4]。当然，使其在文化层面上产生广泛的影响，与他在报刊杂志上以专栏作家/自由撰稿人的身份写作的大量杂文/随笔有关。

王小波属于那种身前平寂，身后"热闹"的作家，当然，所谓平寂，并非真正的泥沉大海无人知晓，而是只局于有限的知识圈/批判界/文坛[5]。王小波生前在大陆只出版过一本书《黄金时代》（华夏出版社，1994年），当时并没有引起轰动，并且也是在"他两次荣获世界华语文学界的重要奖项--台湾联合报系文学奖中篇小说大奖（第13届和第16届）"[6]和在香港已经公开出版《王二风流史》之后才出口转内销到大陆，使他的作品正式登陆于大陆文学界，这也充分说明人们对于王小波的理解和接受存在着某种程度上的滞后性，试想要不是《黄金时代》在台湾《联合报》上连载并得奖，他的小说在大陆不会那么快就得以传播。不久，在由华夏出版社举办的一次关于王小波作品的讨论活动中，讨论者更多地把关注点集中在《黄金时代》的性描写上，也就是把该小说放置在色情与非色情的道德主义的论述空间中展开。虽然文学解冻（新时期文学）之后，有许多小说触及到一些性描写，但还没有像王小波这样大胆而毫不隐讳自己的性兴趣，并在小说中作性狂欢宣泄，这种对性器官、性行为、性快感的近乎白描式的展示在当时的文学界显然没有足够的思想准备，似乎有点低级趣味[7]。

但自从1997年4月11日王小波心脏病突发意外逝世后，关于他的作品便成为人们津津乐道的话题，甚至突然成为了"都市文化"[8]的消费"经典"[9]，这可以从"王小波热"在图书市场上的火爆看出，而且除了他的成名作、杂文集、早期作品、剧本外，连作者生前的照片，也成为书商们挖掘王小波的图书资源之一[10]。可以说此时的王小波已经游离出自己的作品和作家身份，而成为一种可以充分被人们接受/误读的文化符号，并且是构造都市文化消费的一次成功的文化生产。

关于王小波的文化想象

1988年5月10日，沈从文的辞世，并没有写完他传奇人生的最后一笔。1980年代以来，由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发端，“重写文学史”一波波地走向了高潮，中国现代文学史的格局发生了根本上的变化，茅盾被戏剧性地从现代文学大师的地位上赶了下去，而沈从文和张爱玲这些曾经被排斥在“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秩序之外的作家，则被供奉到了“纯文学”的神坛之上，占据了现代文学史的高峰。到20世纪末，沈从文和张爱玲成为了一种不可回避的阅读时尚。从文学史的被迫遗忘到“沈从文热”，沈从文的阅读史也具有了传奇的色彩。

沈从文的家乡湖南凤凰和瞿秋白的家乡福建长汀被路易·艾黎并称为中国两座最美丽的县城。可是，这里自然的美丽和生命的残忍、自然的永恒和生命的偶然之间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这是历史悠久、多灾多难的少数民族——苗族的聚居地之一。不断地起而反抗和一再地被镇压和歼除的苗族的民族历史，给这一方神秘美丽的水土染上了特殊的悲凉色彩。沈从文从小就耳闻目睹了对于生命的随意的处置。20世纪中国被迫面对民族的灭顶灾难而苏醒过来，大时代的冲击也波及了这块古老、遥远、闭塞和悲剧性的土地。1922年，由于对于生存的偶然和盲目的反抗，沈从文离开家乡——边陲之地的湘西前往新文学的首都北京，去寻找生命的合理的形式和意义。

沈从文成长为著名作家之路具有传奇的色彩。从郁达夫《给一个文学青年的公开状》中那个穷困潦倒的主人公到北方文学的重镇和京派作家的领袖，从小学毕业生和被大学拒之门外的投考者到北京大学教授。这是一部传奇。一个“乡下人”由于个人才华受到徐志摩、胡适、林宰平、林徽音等绅士和太太的赏识，从而为绅士太太们的纱笼增添了传奇的光彩。这正是一个能够配合纱笼里恰到好处的明暗和色调的传奇。在童话中最常见而在现实中很少发生的丑小鸭变成天鹅和灰姑娘嫁给王子的故事，这种奇迹终于在沈从文这里闪现了。

1924年，沈从文开始以休芸芸等笔名在北京《晨报副刊》、《现代评论》等报刊发表作品，成为新文学的“第一个职业作家”。1928年，随着文化中心的南移，沈从文也随波逐流地从北京来到了上海，以几乎每月一本书的生产速度为当时新兴的小书店供稿，成为著名的“多产作家”。由于胡适等人的引荐，他先后在中国公学、武汉大学和青岛大学任教。1933年，他重返北平，从学衡派吴宓手中接收了《大公报·文学副刊》。《大公报·文艺副刊》体现了沈从文以及“京派”的文学主张，对于北方的文艺活动产生了重要的引导和组织作用，并且由对上海的作家发难，挑起了“京派”与“海派”的论战。正如沈从文自己在《从现实学习》中自述的那样，他的成功“是适之先生尝试的第二集，因为不特影响到我此后的工作，更重要的还是影响我对工作的态度，以及这个态度推广到国内相熟或陌生师生同道方面去时，慢慢所引起的作用。这个作用便是‘自由主义’在文学运动中的健康发展，及其成就。”沿着“现代评论派”、“新月派”、“京派”以及自由主义文人集团的发展脉络，沈从文最终归纳为共同的流向。

沈从文是一部传奇，同时，他的创作也是不同于现代主流小说的传奇。与现实主义对于文学的“认识”作用的强调相反，他不是要使我们去接近现实，去“认识”现实；而是要给我们一些色彩，一些音乐，一些故事，一些使我们脱离现实苦难的美丽梦境。1934年发表的中篇小说《边城》和散文集《湘行散记》使沈从文达到了他创作的高峰。这是他最美丽的作品。与诸如丁玲的《水》、茅盾的《子夜》、洪深的《五奎桥》等运用社会科学的分析方法描写中国城市和农村的骚动和崩溃的现实主义的小说和戏剧以至新感觉派作家穆时英的《一九三一年》不同，沈从文具有明显的装饰风格的作品体现了另一种完全不同的情调和创作态度。正如他在《〈长河〉题记》中所说的，“特意加上一点牧歌的谐趣，取得人事上的调和”。

沈从文反感现代商业文明对于乡村的侵蚀和腐败，对于乡土自然人性的赞颂和对于城市病态文明的批判形成了他作品的基本结构，同时也鲜明地规范了沈从文创作的两种风格：一种是对于乡村的牧歌式的绘画风格的抒情小说，一种是对于城市文明病态的批判揶揄的讽刺小说。这一点沈从文在《习作选集代序》里说得异常明白：“请你试从我的作品里找出两个短篇对照看看，从《柏子》同《八骏图》看看，就可明白对于道德的态度，城市与乡村的好恶，知识分子与抹布阶级的爱憎，一个乡下人之所以为乡下人，如何显明具体反映在作品里。”

摘要：基于语言的功能特性，对结构主义范式化的语文教学进行反思，将语言教学的误区归纳为方法论的偏差，并阐述了以学习者为主体、以感性习得为基本原理的功能主义教学观。强调了语言环境以及学生的第一感受和主体表达的重要性，提出了突出意境、融智育与美育为一体的观点，阐明了发展兴趣、拓广学习的时空对培养学生语言功能的意义。

关键词：高职语文；教学；语言的功能性

中国学生从幼儿时的呀呀学语直到成年后大学毕业，汉语作为母语其学习和应用可谓不曾间断，但许多学生仍然辞不达意、文理不通、语病百出。高职学生对语文学习有畏怯感的不乏其例，讷于言辞的不在少数，基本上是把语文视作游离于生活感性的一门学科。传统教学对语法完美性的追求似乎无助于克制学生口头或书面表达的退化，文章体裁程式化的渲染更是剥夺了不少人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学生或视作文为畏途，或搜索枯肠仍内容贫乏。读一些小学一、二年级学生的日记，常觉生趣盎然，其切入点及文体未受范式主义的毒害，反而能自由抒发个性特点，其天真别致跃然纸上。随着年龄的成长，范式被强化了，面对应试教育，师生人人自危，范文示例大行其道。以议论文为例，首段论点，次段论据（辅以素材积累、名言引用），终段结论，虽然写出来众口一词，千篇一律，情感工具化，枯燥乏味之极，但文章八九不离十，及格不论，优良在握。也许我们的确培养了许多合“格”的学生，但文思敏捷、不落俗套、出“格”的很少。所谓的“格”正是被强化的结构主义范式。我们不免感到遗憾：语言的本质原在于表达和交流个体的情感、传递新信息内涵，语言的功能是第一位的，结构是第二位的，结构要体现的是语言的共同规则，是为功能服务的，它的存在是必要的，而它的价值仅是作为信息的的载体而已。从语言的产生、演化及个体的习得规律看，结构是约定俗成、逐步被总结和相对固定下来的，它是从隐含到显化，从感性上升为理性的，但功能始终是目的。语言最自然的学习方式，如儿童学话，并非从结构规则入手，把语法知识放在首位的；而着重是以学习者信息表达的直接指向为优先，以指导者的纠正引导（使之合乎习惯要求）为辅助的。换言之，是“习而时学之”而非“学而时习之”的，这是较为合理的语言学习规律。如果轻重失据，强化了逻辑的、共性的、作为载体的“格”，而忽略甚至牺牲了感性、个性、作为内涵的“非格”，那是得不偿失的。不但没有反映语言学习重应用、重环境、重功能的意义，而且如若跳出狭隘的语文学习来看，对于学习者的情感发展、独立性、主体性、思想性等素质的形成和增进也是颠倒和有害的。典型的例子如98年高考作文，众多考生不惜以“牺牲”父母婚姻、甚至性命为代价博得同情、骗取高分，我们无法想象这样的教育结果是什么。当然语言的功能性学习与结构性学习是有着有机联系的，并非是此非彼，水火不相容的。大众化的普通教育，是要培养其愿表达、敢表达、会表达（规则不错）的语言人格及基本能力，能不悖于共通的语言规则来做到“无误表达”进而达到“善表达”，能较好地使用语言，阐明独立个体的观点和意蕴。从事实上看，不少具有鲜明人格的小说家、杂文家、思想家也非文科出身，更非语言学、修辞学等学科的专家。学习者只要能保持独立思考的人格，驾驭语言并非难事，以主体习得为主更为直接可贵，“言为心声”、“文以载道”，是自然能做到的。

结构主义的语言教学观是以“格”为中心的，它提炼、总结、归纳语言规则及概念体系，并传授这些规则和概念，把对这些规则的知识性了解程度作为语文水平的标尺；这样在教学目标定位上必然有所偏颇。

功能主义的语言教学观是以“非格”为中心的，它强调语言的功能本质和学习者对语言材料本身的感性接触，从语言运用的需要出发，重视语言的对象性、环境性，着重自然语感的和谐增长，相对淡化了结构体系的传授。

笔者认为：语言学习要重视理性，但语言学习的特点在于其感性经验更为直接，儿童通过模仿性的训练，听、说（包括对话）、阅读多了，也能自觉纠正不合常规的表达习惯及语病，尽管不懂得语法上的基本概念，那些隐含的语法规则要求实际上已通过感性的学习以隐含的方式掌握，那些范式化教育的目的其实是可以通过大量的阅读熏陶和面向情境的表达应用来达到的，这就是所谓语感的形式。语感是语文素质的核心，文言也好，白话也罢，古典诗词，现代诗歌，凡有所成，无不得之于语感，而非语法。语言的自然运用本应是生活化和经验化的,就好像学习游泳一样,善游者未必懂得流体力学和生物力学,不懂得有用的分解动作与技巧概念,但它可能游得更自如,甚至更能毫无拘束地游出个人的风格。

世界上的万事万物的是非、美丑、好坏、长短、高低都是从比较得来的，文章也不例外。我认为初中语文的教学，特别是初中阶段的语文总复习指导，最适宜采用分析比较的方法。因为我们在教学中通过具体的分析比较，不但可以加深学生对文章的理解，加速学生对其内容的记忆，而且可以引发学生丰富的联想，活跃学生的横向思维，从而培养学生的分析辩别能力及提高其鉴赏、写作的水平。

就拿初中阶段的语文总复习指导来说吧，不论是语法及修辞方法的复习指导，还是文言文的文体、思想内容等方面的复习指导，教师都可以基于“有比较才有鉴别”的原则，通过分析比较教学，引导学生“同中求异，异中求同”，力争在较短的时间内了解、掌握这些知识。下面仅以几方面做法为例加以说明。

（一）语法复句部分的复习指导

指导学生复习复句，最难的就是如何准确判断一般复句和多重复句，而解决这一难题的最佳方法就是运用比较教学。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有效地帮助学生澄清头脑中的模糊概念，提高分析判断的准确率。

［简要教学提纲一］

复句——一般复句、多重复句的辨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