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生态观范文10篇

摘要：直至1850年，美洲大陆仍普遍存在着两种水火不容的环境理念，一方面是欧洲殖民者长期抱有的“人类独尊”思想，即人与自然并非平等共生，环境理所当然处于从属地位；另一方面则是印第安部落“天人合一”的生态传统和泛灵信仰。因而，在19世纪中叶以前，美洲大陆上的欧洲移民与印第安土著之间，基于两种截然不同的生态观曾展开过一场拉锯战——前者为了掠夺辽阔土地上的森林、动物和耕地而战，后者则为坚持其朴素的环保传统而战。

关键词：自然；环境历史；和谐共存；泛灵信仰

众所周知，环境历史是对大地母亲过去经历的总结，关乎人类与自然环境千百年来的和谐与冲突，它为我们开启了一扇了解人类在漫长岁月中如何与自然对话的窗口。对美国早期环境史的考察，应追溯至17世纪。在美洲印第安人“天人合一”的生态观和欧洲殖民者“人类独尊”生态观激烈碰撞的历史场景中，现代人能够重新感知美洲印第安人所遵循的朴素环境观，进而明白，不管是在前工业社会，还是在后现代时期，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永远是人类社会得以存续和发展的基石。

一、“天人合一”与“人类独尊”生态观的碰撞

关于“人从何而来”这样一个既简单又深奥的问题，印第安人族群世代流传着如下说法：天地之初，两名女婴最先从一块名叫“什卜”（Shippu）的地里生长出来，“思想女神”精心呵护着这对小姐妹，谆谆教导她们要感恩赐福的太阳，并将其分别命名为“玉米部落”之母和“太阳部落”之母。［1］45由此可见，印第安神话亲近自然，贴近大地，且富于创造性地把人类生活形象地比拟为植物的生长。普埃布洛（Pueblo）印第安人始终相信，不论是从地里发出的玉米新芽还是从母亲子宫里分娩出的婴孩，都无一例外地来自地下的另一个世界。难能可贵的是，普埃布洛人对待男人和女人均一视同仁，认为他们各自拥有其与生俱来的财富和神奇力量，进而构成了既独立又依存的二元微妙关系——正如玉米种子之于雨水，两者缺一不可，才使得人类得以在这个绿色星球上常住常往，生生不息。这一思想倒与我国道教的“阴阳”理念不谋而合，即一切现象均为矛盾与互补的综合体，他们尤其强调天地之间的平衡与协调，反之则不利于整个系统的和谐统一；而印第安阿科马(Acoma)部落也有类似的阴阳观念，即太阳代表男性，月亮代表女性。

就美洲印第安人的迁徙史而言，其祖先约在公元前50000到20000年之间，涉过西伯利亚与阿拉斯加之间的白令海峡冰区，进入北美洲大陆；后来他们穿过由北冰洋向南延伸的无冰通道直抵现在的加拿大、美国境内。约公元前9000年，这些亚洲人终于抵达了太平洋沿岸。这些前哥伦布时代的北美印第安人把他们的居住地看作是不容置疑的神圣的宇宙中心。米克马克人（Micmac）的生活地域自成一个生态系统，他们对环境生性敏感，对所有生物一并存有同情之心；在这些被欧洲殖民者斥之为“野蛮人”的印第安人眼里，植物、动物、岩石甚至遥挂天边的星宿并不是被自然规律左右的冷冰冰的“物体”，而是与他们共生、共存、互惠的自然界的“同伴”。在印第安米克马克族群中，主司祈雨的“酋长”和作为阴阳世界交流的中介——“巫师”，威望颇高，因为族人只有指望他们与天地沟通才能求得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天人合一，共同力促生态系统处于一个良好的平衡发展状态。

摘要：直至1850年，美洲大陆仍普遍存在着两种水火不容的环境理念，一方面是欧洲殖民者长期抱有的“人类独尊”思想，即人与自然并非平等共生，环境理所当然处于从属地位；另一方面则是印第安部落“天人合一”的生态传统和泛灵信仰。因而，在19世纪中叶以前，美洲大陆上的欧洲移民与印第安土著之间，基于两种截然不同的生态观曾展开过一场拉锯战——前者为了掠夺辽阔土地上的森林、动物和耕地而战，后者则为坚持其朴素的环保传统而战。

关键词：自然；环境历史；和谐共存；泛灵信仰

众所周知，环境历史是对大地母亲过去经历的总结，关乎人类与自然环境千百年来的和谐与冲突，它为我们开启了一扇了解人类在漫长岁月中如何与自然对话的窗口。对美国早期环境史的考察，应追溯至17世纪。在美洲印第安人“天人合一”的生态观和欧洲殖民者“人类独尊”生态观激烈碰撞的历史场景中，现代人能够重新感知美洲印第安人所遵循的朴素环境观，进而明白，不管是在前工业社会，还是在后现代时期，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永远是人类社会得以存续和发展的基石。

一、“天人合一”与“人类独尊”生态观的碰撞

关于“人从何而来”这样一个既简单又深奥的问题，印第安人族群世代流传着如下说法：天地之初，两名女婴最先从一块名叫“什卜”（Shippu）的地里生长出来，“思想女神”精心呵护着这对小姐妹，谆谆教导她们要感恩赐福的太阳，并将其分别命名为“玉米部落”之母和“太阳部落”之母。［1］45由此可见，印第安神话亲近自然，贴近大地，且富于创造性地把人类生活形象地比拟为植物的生长。普埃布洛（Pueblo）印第安人始终相信，不论是从地里发出的玉米新芽还是从母亲子宫里分娩出的婴孩，都无一例外地来自地下的另一个世界。难能可贵的是，普埃布洛人对待男人和女人均一视同仁，认为他们各自拥有其与生俱来的财富和神奇力量，进而构成了既独立又依存的二元微妙关系——正如玉米种子之于雨水，两者缺一不可，才使得人类得以在这个绿色星球上常住常往，生生不息。这一思想倒与我国道教的“阴阳”理念不谋而合，即一切现象均为矛盾与互补的综合体，他们尤其强调天地之间的平衡与协调，反之则不利于整个系统的和谐统一；而印第安阿科马(Acoma)部落也有类似的阴阳观念，即太阳代表男性，月亮代表女性。

就美洲印第安人的迁徙史而言，其祖先约在公元前50000到20000年之间，涉过西伯利亚与阿拉斯加之间的白令海峡冰区，进入北美洲大陆；后来他们穿过由北冰洋向南延伸的无冰通道直抵现在的加拿大、美国境内。约公元前9000年，这些亚洲人终于抵达了太平洋沿岸。这些前哥伦布时代的北美印第安人把他们的居住地看作是不容置疑的神圣的宇宙中心。米克马克人（Micmac）的生活地域自成一个生态系统，他们对环境生性敏感，对所有生物一并存有同情之心；在这些被欧洲殖民者斥之为“野蛮人”的印第安人眼里，植物、动物、岩石甚至遥挂天边的星宿并不是被自然规律左右的冷冰冰的“物体”，而是与他们共生、共存、互惠的自然界的“同伴”。在印第安米克马克族群中，主司祈雨的“酋长”和作为阴阳世界交流的中介——“巫师”，威望颇高，因为族人只有指望他们与天地沟通才能求得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天人合一，共同力促生态系统处于一个良好的平衡发展状态。

摘要：鸡养殖一直以来就是农村居民传统生产方式和主要经济来源，为进一步提高鸡养殖的经济效益，帮助更多农村居民提高经济收入和生活水平，文章试图介绍一种新的鸡养殖技术-林下生态鸡养殖。

关键词：养殖；林下；生态鸡

林下生态鸡养殖技术是一种将林间绿色生态环保环境充分利用起来，结合传统鸡养殖技术以及现代鸡养殖技术将鸡于林间进行生态散养的技术。利用林下生态鸡养殖技术养殖出来的鸡由于主要靠采食昆虫、野草辅以适量无公害豆饼、玉米等食物，因此能够最大程度确保养殖出来的鸡的绿色安全无公害性，并且肉质鲜嫩、口感鲜美，有着极强的市场发展潜力。

1林下生态鸡养殖技术

1.1科学选择鸡场林下生态鸡养殖的鸡场通常选择在林场草地交界之处，确保有充足的阳光，并且接近水源，禁止连片养殖，以实现养殖风险的降低。鸡场地势应相对较高且相对平整，可选择将一层颗粒沙堆铺于鸡场的地表面，以便于生态鸡们沙浴以及采食。鸡场还应环境安静优美，易于消毒清扫，有着较好的通风条件。在对生态鸡的鸡舍进行建造的时候，对于建造材料的选择应以实用性优先，因地制宜，减少鸡舍建造成本。而对于鸡舍大小，通常情况下如果养殖的每批生态鸡数量在2000只左右，那么建造的鸡舍大小可以控制在80m2左右就足够了。建筑的鸡舍还应注意能够做到防暴晒、防雨、防风，确保鸡舍内部有着干燥的环境，这对于生态鸡的休息与生长息息相关。可安排两层鸡架，并放上相应的饲料池及补水器，需注意所选择的饲料池及补水器应有利于养殖人员清洗以及消毒。而对于生态鸡的运动场地，其大小应确保每只生态鸡至少有不小于1m2的活动空间，并用塑料网将运动场四周围上，防止鸡走失。同时塑料网围栏外还应挖一条深沟（60m以上宽度），以便于排水。

1.2合理选择雏鸡在选择林下生态鸡雏鸡的时候，应优先选择本地鸡通过自然孵化的鸡仔，或是选择将防疫工作做得较好的孵化场孵化出来的鸡仔，然后再按照相关健康标准来对鸡仔予以选择。通常情况下应尽可能选择大小适中、腹部柔软有弹性、羽毛整洁、好动且叫声清脆的鸡仔，之后再将合理选择好的鸡仔以适合方式运回育雏舍。需要注意的是，在运输鸡仔的过程中，应定时检查鸡仔的状况，防止鸡仔因为不适应运输环境而在运输途中生病，同时也要防止鸡仔在运输途中被压死或闷死情况的发生。当将鸡仔成功运回鸡场以后，还要进行隔离观察，隔离时间为2周，通过隔离观察，确保鸡仔是健康之后才能够将其放入鸡场予以混养。

摘要:夏商周时期是中国古代城郭的初建时期，主要目的是为了保卫君主和民众的安全并抵御外族的入侵。在选择城址时，注重居址周围生态环境的优化，以便于人们的生产和生活。建造城郭时，一般会选择夏天、秋天收获之后和初冬时节。夏商时期城郭规模有限，至周代则猛增，尤其是春秋战国时期，诸侯国的都城面积远远大于周王城，甚至数倍于后者。

关键词:夏商周时期;城郭;城址选择

我国在夏代甚或更早时期已经出现了城郭。《吴越春秋》载:“鲧筑城以卫君，造郭以守民，此城郭之始也。”又《淮南子•原道训》:“夏鲧作三仞之城。”考城郭之起源，当始于原始社会氏族部落中的聚落。如陕西西安半坡仰韶文化遗址，其聚落已建有半地穴式住房、窖穴及“大房子”，外围再周以防卫性深沟。①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聚落由立于水际的干阑式建筑组成。②山东日照县半城山龙山文化遗址，在聚落之外已筑有夯土之围垣。③以后聚落由小而大，建筑数量及类别也逐渐增加，最终发展成为人口众多、体制完备的城郭。夏商周时期是中国古代城郭的初建时期，当时在城郭筑造中遵循什么样的原则?何时修建城池?城郭的规模如何?本文拟通过文献和考古材料进行详细的考察。

一、夏商周时期城郭筑造的原则

1.“城以卫君，郭以守民”

为什么要筑造城郭呢?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守君卫民，防止外敌的入侵。关于此一问题的研究论著比较丰富④，篇幅所限不再赘述。质言之，“城以卫君，郭以守民”已经成为夏商周时期城郭筑造的原则和思想。至少从商代起，已逐渐形成了构筑内外两重城垣的制度，并且成为以后中国古代建筑的重要与不移原则。⑤

从新石器时代早期至晚期，在黄河和淮河之间的广袤区域逐渐形成了稻作物与粟作物的混作原始农业区。该地区地处我国南北地理的生态过渡带，史前时期所具备的生态环境条件使两种作物的共生成为可能。混作区的出现既是人口增多对食物数量和质量要求的需要，亦是人类认识自然、改造自然能力进步的表现，还是南北地域文化交流的产物。原始农业的繁荣为文明的产生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并伴随着日益频繁的南北交流的趋势，不断吸纳得以更新，由此促进这一区域向更高程度的文明社会迈进，又影响和推动着周围地区农业及社会文明的发展。

关键词：新石器时代粟稻混作区黄河淮河生态过渡带

粟和稻是新石器时代人类种植的主要作物，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南稻北粟”成为我国农业生产的传统布局。一般说来，稻作物主要种植在南方，粟作物主要种植在北方。但是，根据考古与文献资料显示，历史上稻、粟作物的种植并非“泾渭分明”，而是有一个双方重叠的混作区。这个区域自新石器时代早期开始出现，晚期基本形成。大致位于北纬32°--37°，东经107°--120°之间，东至黄河在渤海湾的入海口，南以淮河为线，西抵伏牛山与秦岭汇合处，北达豫北地区。涵盖今陕西、河南、江苏、安徽和山东等省。

张居中先生等在1994年第1期《农业考古》上发表的《舞阳贾湖史前稻作遗存与黄淮地区史前农业》一文中提出：“从新石器时代到史初时期，整个黄淮地区,或为稻粟混作区,或为稻的栽培区,似乎始终未曾作为单纯的粟黍类栽培区而存在”的看法。在1997年举办的第二届国际农业考古学术讨论会上，笔者提交了中国新石器时代的粟稻混作区论述[1]一文的摘要，但未作详细的讨论。本文则反映了几年来我们对这一问题的进一步思考。

一、

黄淮地区是中国文明的重要发源地。早在旧石器时代，古人类就开始在这里活动、繁衍。到新石器时代，在此基础上继续发展，形成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几大主干序列。按照地域划分，有陕西省境内老官台—半坡（仰韶）—陕西龙山文化序列、河南境内的裴李岗—仰韶—河南龙山文化序列、鲁皖苏交接地带的北辛—大汶口—典型龙山文化[2]等文化序列。随着人类活动的南北交流、东西互动，这些各具特色的新石器时代文化，也呈现出相互渗透、相互吸收的特点。粟作和稻作生产技术的交流及粟稻混作区的形成，也正是新石器时代南北文化交流的重要组成部分。

本文作者：余永红工作单位：陇南师范高等专科学校美术系

乞巧风俗在我国具有悠久的历史，且流传广泛，这与中华民族悠久、发达的农耕文化有关。和目前国内其它地区零星流传的乞巧风俗相比，陇南北部的乞巧风俗规模更盛大，议程更完整，文化内涵更丰富，也更具有乞巧文化的原生态性，这也与陇南北部地区特殊的地理位置及历史文化相关。中华民族是历史悠久的农耕民族，而陇南北部地区也是古代农耕文明的主要发祥地之一，从陇南北部西汉水上游一带丰富的考古学文化遗存可知，这一带很早就进入周秦文化融合后发达的农耕文明。农耕文化发达的标志就是“牛耕”和“女织”的发明与兴起，从陇南当地目前流传的“乞巧歌”内容可知，乞巧风俗与“牛郎织女”传说密切相关，乞巧风俗中敬拜的唯一神灵“巧娘娘”就是织女，而“牛郎织女”故事也正是男耕女织型农耕文化的索引，所以乞巧文化也是农耕文化高度发达的产物。赵逵夫先生指出，“牛郎织女”传说中的主人公“织女”源自秦人始祖“女修”，“牛郎”则来源于周先民中发明了牛耕的“叔均”，而天汉(银河)、牵牛星、织女星正是当地先民们仰观俯察，以汉水之名称银河系为“天汉”，以牵牛、织女命名其两侧星座的结果，［2］这也是“牛郎织女”故事的起点。织布技术和牛耕技术的发明与完善对人类社会的生存具有重大意义，尤其牛耕的发明对农耕社会生产生活具有革命性的意义，因而产生了古代西汉水上游先民对叔均和女修的纪念与崇拜，随以“牵牛”、“织女”来命名天汉两边的星座，上古时期以人名命名星座皆为部族始祖或杰出人物。［3］对女织和农耕的崇拜，显然是随着农耕文化的进一步发展而产生的，因此，叔均和女修作为“男耕女织”型农耕文化的始祖，不仅成为上古时代西汉水上游先民们崇拜的偶像，也为以后“牛郎织女”传说的形成奠定了文化基础。由此可知，最初的天汉、牵牛星、织女星具有原始的祖先崇拜、自然崇拜的痕迹，之后随着农耕型封建社会的进一步发展，“男耕女织”型农耕经济和文化成为中国封建社会的基本模式，也是维系社会和谐的主体文化，并且伴随着男女社会地位的不平等现象，才衍生为以向往自由爱情为主题的“牛郎织女”故事传说。乞巧顾名思义就是“乞讨灵巧”，但从其发生、发展、传承现状综合考察，其中包含了具有原始宗教意义的祖先崇拜、生殖崇拜，和以农耕文化为内核的女织崇拜等综合文化含义。一种民间风俗，在其成熟之前，一定存在相应的早期形态，乞巧风俗的早期形态可能与秦先民对其始祖女修的崇拜有关，从女修作为秦先民母性始祖来考察，早期崇拜的内在含义也可能包含祖先崇拜、生殖崇拜等原始文化因素。这种崇拜因素在后来的乞巧活动中依然流传，有学者认为，早期的乞巧活动也与生殖崇拜相关，乞巧活动中的“巧果”就是“多子”的象征。［4］陇南当地乞巧风俗中的崇拜对象称为“巧娘娘”，而不直称“织女”，“娘娘”是当地对母性神灵的习惯称呼，例如“王母娘娘”、“送生娘娘”等，至于乞巧歌中的“牛郎织女”内容以及将巧娘娘与织女融而为一的现象，应是后来“牛郎织女”传说形成并广泛流传以后，对乞巧风俗的丰富和发展。所以正如“牛郎织女”故事的形成与发展一样，乞巧风俗也经历了原始祖先崇拜与“牛郎织女”神话传说逐渐融合的过程。因此，祖先崇拜与生殖崇拜，应是乞巧风俗的初始阶段，具有更为深远的原始宗教文化含义。随着封建社会生产模式的进一步发展完善，男女社会地位与劳动分工逐渐明确，以儒家伦理文化为核心的封建统治对人性进行了必要的规范，向往婚姻自由随成为整个封建社会妇女的心声，所以，“牛郎织女”传说的产生，也是男耕女织、男尊女卑型封建社会文化的必然产物，天汉及其两边的牵牛星、织女星在外在形式和意象方面，与受封建制度阻隔的男女形成一种相对应的异质同构模式，进一步促成了“牛郎织女”传说的形成与完善。同时妇女作为这一结构中的弱势群体，受人尊重的德行除了美貌、温柔善良以外，还有心灵手巧、能织善绣，所以，中国古代妇女所接受的教育主要是以织绣为主要内容的“女红”文化，女人的聪明才智主要体现在织绣技巧方面，如何才能让自己变得聪明灵巧，就是女人一生的主要追求和愿望，因此通过向母性神灵“巧娘娘”祈求，让自己灵巧的乞巧活动便得以长期流传。在以后的发展过程中，乞巧活动中远古时代祖先崇拜的痕迹逐渐淡化，生殖崇拜的文化因素更为隐晦，“女织”随成为乞巧风俗的主要文化含义。从陇南当地乞巧文化的内涵与乞巧仪式综合考察，虽然也不排除包含生殖崇拜在内的男女爱情因素，但“女红”文化才是主体内容，乞巧歌的每一唱段后面，都要唱“巧娘娘、下凡来，给我教针教线来”。中国封建社会的妇女没有向男子直接表达爱情的文化环境，她们更多地通过精湛的织绣技艺和精美的织绣品，间接地表达对心上人深厚真挚的感情，所以乞巧风俗中的爱情因素虽然隐晦，但确是客观存在的。综上所述，与“牛郎织女”传说密切关联的乞巧风俗其实是伴随男耕女织型农耕社会的产生而产生，并随着农耕型封建社会文化的发展而发展的，也折射出乞巧文化由原始宗教文化向农耕文化的过渡，并最终以封建农耕文化定格的发展轨迹。中国古代以农耕经济为主要形式的封建社会文化形成了乞巧风俗的文化基础，也构筑了乞巧风俗的文化生态，这种文化生态又一直维系着乞巧风俗的世代传承。

文化生态的形成，与一定时代的经济基础具有内在的本质联系，是文化系统内部以及自然环境、经济基础之间相互作用、构筑起来的有机整体。所以中国古代历史悠久的农耕文明，是延续和传承乞巧民俗文化的前提和基础。中国古代社会虽然也存在城乡之间的差别，但农村和城市之间没有本质的区别，维系其生产生活的基础都是农耕经济，历代统治者都把“农桑”和“耕织”定为“本业”，推行“重农抑商”的政策，［5］每年都要举行隆重的祭祀、耕作仪式，男耕女织型农耕文化也是中国古代城市文化的主体，宫廷以及上层社会妇女接受的教育与从事的劳动也主要是“女红”文化与织绣活动，所以城市与农村的文化在本质上是一体的。乞巧风俗作为中国传统民俗文化，过去无论在官方还是民间都十分流行，汉魏时期的宫廷妇女就流行乞巧风俗，但较为古朴，到唐宋时期已发展为盛极一时的节日，吴自牧《梦梁录》卷四《七夕》云:“其日晚晡时，侵城儿童女子，不论贫富，皆着新衣。富贵之家，于高楼危榭安排筵会，以尚节序。”在东京，富贵人家也是在自己的庭院内搭起华丽奢靡的“乞巧楼”，“铺陈磨喝乐、花果、酒炙、笔砚、针线，或儿童裁诗，女郎呈巧，焚香列拜，谓之乞巧。”民间则搭“乞巧棚”，以五色彩纸装饰，称为“仙楼”，上刻牛郎、织女及王母等仙人像以祭拜乞巧。［6］(P642)明清以后直至近代，乞巧风俗主要流传于民间，但清代宫廷妇女仍有乞巧风俗。概括起来，古代乞巧风俗的内容主要有穿七孔针、供巧果、丢巧针以及其它祭祀活动等，都紧紧围绕乞巧的主题。中国是农业大国，上世纪改革开放以前，中国社会现代化工业发展速度相对缓慢，农业依然是经济的主体，尤其在广大农村地区，农业不但是经济主体，而且生产方式与古代相比没有本质的变化，这种经济模式使得一些古朴的民俗文化长期流传。另外城市与乡村、东部沿海与西部山区之间存在经济、文化发展的不平衡，前者深受西方文化和现代科技文明的影响，后者则更多保留了一些原始古老的民俗文化。陇南作为西部贫困地区之一，现代化发展速度更为缓慢，工业发展滞后，农业依然是当地经济的绝对主体，直至上世纪80年代以前，陇南的广大地区基本延续着传统的耕作方式，这种传统农耕社会的文化生态仍然得以维系。所以，上世纪80年代以前的陇南乞巧风俗依然延续了古朴的传统形式，活动的时间为农历六月晦日晚至七月七日晚，活动的内容包括设置神坛供奉巧娘娘纸偶像、迎巧娘娘、编唱乞巧歌、生巧芽、交神、迎水神、会餐、丢巧芽照花瓣、送巧娘娘等，表演的主要形式是姑娘们手拉手并前后摆动着唱乞巧歌，还有包含一定迷信色彩的“跳麻姐姐”(跳神)以及其它祭祀活动等，传递出乞巧民俗文化的原生态性。另外当时的一些乞巧歌也传达出一种传统、淳朴的地域文化特色。改革开放以后，农民从紧张的生产运动、政治运动中解脱出来，生活相对富裕，为乞巧民俗规模的扩大发展提供了前提条件。虽然乞巧民俗活动的基本内容没有太多变化，但随着生活的相对富足以及物质的相对丰富，乞巧活动的节前准备比以前充分，视觉元素比以前丰富多彩，场面比以前盛大，真正成为民间少女的盛大节日。另外一些经典的戏剧电影在农村广泛流传，这些经典戏剧电影将古老的民间传说搬上银幕，使这些传统民间文化成为新的经典，并深深影响了陇南民间乞巧风俗的表演节目，例如《天仙配》、《牛郎织女》、《梁山伯与祝英台》、《白蛇传》等戏剧电影中的精彩唱段，也成为乞巧风俗中的表演节目;服饰方面也更为讲究，模仿古装戏剧装饰。过去乞巧中的交神活动祭祀的因素突出，村与村之间进行相互敬拜巧娘娘的活动，形式相对单纯;80年代以来的交神活动，像当地民间社火一样，已发展为村与村之间的民间乞巧文艺互演。每年农历七月一日至七日间，陇南北部地区的农村、街道，到处洋溢着七夕的节日气息。90年代以后，随着通讯媒介的发展，一些现代流行歌曲和舞蹈也进入乞巧活动中，体现出较强的时代感，但在一定程度上冲淡了乞巧风俗的传统文化意蕴。进入90年代末期以后，随着中国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发展，陇南地区的经济和文化也发生了较大变化，城市文化和科技文明不断进入农村，人们的观念也发生了根本变化，对乞巧文化生态形成了一定程度的冲击和影响。具体表现在:女孩子所接受的教育已完全脱离了“女红”文化，以接受正规的现代学校教育为主，平时的主要精力都用于文化课程学习，无暇顾及具有民俗文化意味的乞巧活动;另一部分农村女孩子则大量进入大城市打工，以改善家庭经济状况为主，因此乞巧风俗也逐渐趋于衰落。尽管如此，作为目前全国唯一流传完整的七夕节民间风俗，陇南的乞巧节已经引起了国家和政府文化部门的高度重视，2006年3月，西和县被中国民间艺术家协会命名为“中国乞巧文化之乡”，同时“西和县乞巧节”已被确定为甘肃省及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2007年以来，西和县已举办了三届“乞巧民俗文化节”，产生了极其广泛的影响，对传播乞巧民俗和乞巧文化产生了积极的意义。但从保护和传承乞巧民俗文化的角度来看，还缺乏必要的内在因素，尤其是缺乏文化生态保护的整体意识。

乞巧文化生态的保护与构建，应建立整体文化生态保护观念，不能单纯地以保护乞巧民俗文化为方式。文化生态既包括民俗文化与其赖以生存的自然生态之间的关系，也包括民俗文化之间相互关联、有机融合的整体关系。［7］农耕文化是由众多广谱性文化诸要素构成，其中不仅有组成这种文化必不可少的工具文化、畜牧文化等主要文化元素，而且有陶文化、居住文化、饮食文化、服饰文化、精神文化等一系列与之相关的派生性文化，［8］是一个相互关联的文化网络，也形成了一种生生不息的文化循环链条，乞巧民俗文化是这个系统中的精神文化部分，所以在保护和传承方面应从宏观的、整体的大文化观念入手。而陇南当地的文化部门对乞巧民俗文化的保护，除了每年举办具有商业气息的“乞巧民俗文化节”以外，主要从传承人的发掘与培养方面开展了一些工作，但效果不理想。因此，保护乞巧民俗文化，应将有关与农耕文化相关的文化遗产传承与保护结合起来进行。例如在新农村建设中，应注重农村生活条件的改善与传统民居的保护，建筑与村落本身就是农村自然生态的有机组成部分，村落布局、民居风格中包含着深厚的农耕民俗文化含义，以传统民俗文化及其观念构建的民居建筑群落所形成的自然村落，体现了传统文化中的一种和谐观，是一种有机整体，有其科学合理的生态价值。同时，这种自然优美的村落生态，又是生成和维系包括乞巧民俗文化在内的传统民俗事象的自然基础。现代一些地区新农村建设中的新村落，片面追求整齐划一，一律为样式单调的钢筋水泥平顶房，不仅丧失了建筑中的民族文化传统，并且以浪费大片的良田耕地面积为代价，也给农村的自然生态形成破坏，从而也对传统民俗文化生态形成巨大冲击。此外，还应充分挖掘其它传统民间艺术和文化，进行系统的搜集、整理、研究、宣传，尤其应注重传统的“女红”文化的挖掘与保护，乞巧的主题是“女红”文化，所以与其相关的织绣技术与作品就成为保护乞巧民俗文化的重要内容之一，其中包含的服饰文化、婚姻文化、美术文化等是乞巧民俗文化的重要组成因素。由于时代的发展，传统的织绣技术在农村已衰微，不仅一些富有地域文化特色的、与人们生活息息相关的织绣作品在农村基本消失，过去一些精美的传统刺绣品，如出脱帽、裹肚子、缠腰子、枕头顶、绣花鞋、荷包、袜底等不仅是人们生活的必须品，也是重要的民间艺术品，造型和色彩中包含着丰富的民俗文化。而且传统织绣技艺面临断代，目前陇南地域内只有极少数农村中老年妇女能从事传统刺绣活动，而传统的织布技艺早已退出历史舞台，织布机、纺线车等相关的设备已经成为地方民俗文化博物观的展品。在目前的乞巧活动中，传统“女织”文化意蕴淡薄，一些当代流行歌舞成为表演的主体，除了节日仍然称为“乞巧节”以外，其主题文化正在丧失。我们不是要求当地人们要回到过去纯粹的农耕时代，而是指出在文化生态保护方面要建立整体和全局意识，要将乞巧文化保护与充分认识和挖掘当地的其它民间文化艺术有机结合起来，尤其是传统的织绣文化。笔者在考察研究陇南民间美术的过程中，发现地方文化部门对传统民间艺术的重视程度远远不够，一些具有民俗文化博物馆性质的地方“文化大院”，在收集种类的全面性、陈列布置的科学性方面还有很大差距，整体构思方面更缺乏文化意识，因而使其沦为地方文化部门工作政绩的标志和行政官员观光的场所之一。陇南北部的乞巧民俗虽然是目前国内唯一流传完整的乞巧民俗文化，但在经济和文化全球化、工业文明快速发展的大环境下，其内在的核心文化含义已逐渐流失，作为国家重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之一，对其进行有效、科学的保护也刻不容缓。目前国家十分重视传统民族文化保护，提出富有文化战略意义的“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新农村建设”等一系列重要思想，这对包括乞巧民俗文化在内的各种丰富多彩的民间文化和艺术的有效保护，是一个良好的契机。所以，正确理解“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新农村建设”的基本精神和科学实质，是地方各级政府和文化部门有效保护地方民族、民俗文化艺术的前提和基础，也是陇南乞巧民俗文化传承与保护的关键所在，尤其在保护意识方面，更要建立全面的、整体的生态文化观，才能从本质上达到有效保护的目的。

摘要：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总书记在2014年参加贵州代表团审议时指出“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让绿水青山充分发挥经济效益，不是要把它破坏了，而是要把它保护得更好。”近年来贵州省紧紧围绕“守住发展和生态两条底线”，不断加大生态环境的保护力度，围绕大生态做优长板。花茂村地处贵州遵义，曾经是个尘土飞扬，污水横流的“荒矛田”，通过发展乡村旅游业，美丽乡村建设改善生态环境，如今成为“最美田园”。本文通过总结花茂村建设生态文明村建设的经验，以点带面进行推广，坚持绿色发展提升地区环境竞争力，让群众吃上“生态饭”的同时保住这碗饭。

关键词：生态环境治理；环境竞争力；乡村生态旅游

环境竞争力是近些年出现的新概念，是基于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矛盾日益突出的背景下提出的，是一个地区通过环境保护和环境治理推动了经济社会发展，形成核心竞争力，是一个地区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的相互作用和协调能力。生态环境竞争力对这一地区实现可持续发展具有重大意义，因此，环保政策的制定也影响着这一地区生态环境的竞争力。

一、花茂村生态环境治理现状

贵州省在生态环境上已经有了很好的基础，花茂村位于黔北地区，有着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这里山川清奇，风景秀丽，接下来就是将花茂村的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2003年开始，花茂村开展“四在农家”创建活动，建设湿地公园、生态种植园进行生态治理，使花茂村的生态环境得到改善。2015年6月，在花茂村调研考察时感叹，在这里找到了乡愁，花茂村依托田园风光建设美丽乡村有了成效。花茂村积极响应国家乡村旅游政策，开始改善人居环境，将旱厕茅房、乡间小道、老旧电路等基础设施更新，在花茂村原有的田园风光基础上优化环境，建设美丽乡村，提升了农业技术且保留了原生态的自然资源，摒弃了传统农耕方式，利用现代化农机设备和管理模式，增加了生态产品的产量。如今，花茂村的果蔬、陶土工艺品已经成为特色品牌，极具竞争力。

二、花茂村生态治理对环境竞争力提升面临的现实困境

［摘要］20世纪60年代，面对日益恶化的环境问题，美国民众掀起了一场大规模的环境保护运动，历史上称为现代环保运动。这场自下而上的社会运动推动了美国环境保护基本体系的确立，但并没有从根本上扭转美国的环境形势。总体而言，美国公众参与环保运动最突出的特点是多样性和社会性，即参与主体的多样性、参与方式的多样性以及参与主题的社会性。我国环境保护应该以史为鉴，调动多元社会主体参与环境事务，构建以“政府为主导，公众为主体”的环境治理体系。

［关键词］美国现代环保运动;公众参与;多样性;社会性

在2018年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上强调，“生态环境是关系民生的重大社会问题”。当前，生态环境问题已经成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突出短板［1］。美国在现代化进程中付出了沉重的环境代价，西部大开发和东部工业化均伴随着严重的资源浪费和环境问题［2］。20世纪60年代，面对日益恶化的环境状况，美国公众的环境意识不断提高，掀起了一场持久的环境保护运动，有力地推动了环境治理体系基本框架的建构。本文从公众参与的视角对美国现代环保运动进行历史考察，探讨美国环境治理的有效经验，为缓减我国当前严峻的环境形势、建设美丽中国提供参考。

1美国现代环保运动的发展演变

1．1兴起背景。二战结束后，美国经济高速发展，工业化进程加速，环境灾害事件接连不断，导致环境恶化加剧。随着物质生活的丰裕，中产阶级成为社会主体，对生活质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越来越多的公众开始关心工业污染问题。民众的不断觉醒促使环境保护主义成为一种社会思潮。战后生态危机、价值观的转变及社会运动共同推动了美国现代环保运动的兴起［3］。1．2发展历程。1962年，美国生物学家蕾切尔•卡森出版了环保主义力作《寂静的春天》，引发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拉开了现代环保运动的序幕［4］。20世纪70年代，非政府环境保护组织快速发展，环境立法进程加快，民众保护环境的热情高涨，环保运动进入高潮阶段。80年代，奉行保守主义的里根政府上台，反环保势力来势迅猛，环境保护的“第三条道路”出现，多元化趋势凸显。90年代，主流环保组织开始体制化，环境正义运动如火如荼，环保运动进入转型期，多元化态势进一步增强。进入21世纪，随着可持续发展理念的广泛传播，环保运动与可持续理念不断融合。但是，由于经济危机与恐怖主义的影响，环境运动一度陷入低潮。

2公众参与的概念及内涵

重症急性胰腺炎(SAP)发病急骤，病情复杂，累及脏器多，并发症发生率高，易出现肠道动力障碍，肠道菌群失调，致肠功能失调，肠道菌群移位致多脏器功能障碍［1］。本研究通过对SAP治疗过程中出现肠道菌群失调进行治疗取得满意效果。双歧杆菌是非致病性的，同时通过多种方式抑制有害菌的生长，抑制细菌进入细胞内，甚至杀灭细胞内的细菌［2］。

1对象与方法

2005年8月至2010年10月收治的重症胰腺炎患者(SAP)99例，男56例，女42例;年龄28～72岁，平均(42．5±12．3)岁;APACHE评分在8～20分，按入院时顺序随机分为3组，每组33例。分别给与全胃肠外营养(TPN);普通肠内营养(GEN);生态营养组(EEN)。3组在年龄、性别、病情严重程度等方面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营养制剂:(1)20%英利匹特、乐凡命、安达美、水溶性维生素、维他利匹特等。(2)GEN制剂:能全力。(3)生态营养EEN制剂:金双歧+膳食纤维+能全力。

综合治疗措施包括:禁食，持续胃肠减压，抑制胰酶分泌，解痉止痛。早期补充血容量及纠正水电解质失衡，防止感染及各种并发症的常规治疗，必要时尽早行ERCP及EST干预胆源性急性重症胰腺炎。

在综合治疗基础上予营养支持:(1)TPN组:全程治疗使用TPN;(2)GEN组:经TPN治疗48～72h，肠蠕动功能逐渐恢复可放置鼻空肠营养管，并逐渐过渡到EN。具体方法:在胃镜辅助下，经鼻插入螺旋鼻空肠营养管，越过屈氏韧带30cm以上后固定，24h后即可开始滴注肠内营养液(能全力)。营养液应保持在40℃左右，每天24h均匀缓慢滴入。逐日加量，并逐渐减少TPN的能量供应。直至满足能量70～85kj/(kg•d)，氮量为0．25g/(kg•d)后停止TPN。(3)EEN组:在GEN组基础上每日管饲双歧杆菌(金双歧2．0tid)。

肠道菌群检查及肠道菌群失调症的诊断:以无菌操作采集SAP患者发病后7～10d的大便接种至大肠埃希菌、肠球菌、乳杆菌、双歧杆菌培养平板，分别行需氧及厌氧培养、计数。肠道菌群失调症的诊断以在应用治疗过程中，如突然发生腹泻，或原有腹泻加重，并经粪便培养出葡萄球菌感染、白色念珠菌感染、铜绿假单胞菌感染或其他耐药细菌者。

摘要：文章首先对我国环境影响评价现状进行分析，其后对我国环评模式中存在的问题进行探究，最后对我国环境影响评价模式的发展趋势进行了探讨。

关键词：环境影响评价；问题；发展趋势

随着现代城市化、工业化飞速发展，经济得到快速发展，同时也推动了国际化发展[1]。但在发展的过程中，环境问题逐渐得到重视，地球是人类社会目前可知的唯一可生存的星球，这是毋庸置疑的。以此，国际上逐渐重视到对环境影响的评价，虽然取得了一定成果，但仍存在一些问题。

1我国环境影响评价现状

环境影响评价所指为：对拟议人为活动可造成的环境影响展开分析、论证，并在此前提下提出预防措施和对策。环境影响评价是一项技术与科学，个人与组织都能运用这一方法，并以此为社会开发活动提供指导[2]。我国政府自2009起颁布《环评法》《规划环评条例》等一系列法律法规之后，使得环评工作得到发展，为了使环评理论能够得到实践，我国先在各个地区选择试点，在取得可靠工作经验的基础上，迅速在各个省市中得到推广，当地政府根据实际条件也制定了相应的地方性制度，以此使环评工作进程得到推进。环评工作实施的过程中，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但以目前环评有关工作来看，也受到较多问题的阻碍，比如规划评价方法不完善等。

2我国环评模式中存在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