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范文10篇

20世纪初，湖南教诲界、知识界兴学之风，盛极暂时。早期深受这一思潮的影响，在从军未果的情况下，考入了师范学校。修业时期，就使用承袭弟子布局「学友会」总务的时机，创办工人夜校；将毕业时，首先假想的是兴学从教；毕业后即举行「工读相助」的实验。他自称「教诲是我的职业」1，终其一生，都在致力于突破正统的教诲模式，创建本身的抱负教诲模式。本文侧重讨论早期的教诲头脑及其渊源。

一

青年时期受儒家头脑的影响，存在「君子」、「小人」两分的社会布局看法。就「君子」的社会责任来说，正如他的同乡曾国藩所说的：「行仁义于天下，使万物各得其分。」2儒家为维护封建纲常论理而行「仁政」，是基于尊卑差异，也便是贤愚差异，把教诲「小人」视为「天」赋予「君子」的政治使命。

1913年春，时年二十岁的考入湖南省立第四师范学校预科。第二年，四师合并于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至1918年6月毕业，承袭了长达五年半的师范教诲，开始了他一生对教诲的分外存眷。

1913年10-12月，在条记《课堂录》中就说3：

体有贵贱，有小大。养其小者为小人，养其大者为大人。一个之我，小我私家也；宇宙之我，大我也。一个之我，肉体之我也；宇宙之我，精神之我也。

一、对投保机构进行早期纠正的探索实践：聊城实例

（一）早期纠正措施。近年来，聊城中支在推进存款保险制度落地的工作实践中，针对风险信息监测、收集、研判及纠正评估等环节进行了积极探索，对促进投保机构健康发展、维护辖区金融稳定取得了较大的推动作用。1.在风险监测上实行“嵌入式”即报。为深入开展风险分析监测工作，及时掌握金融机构经营中蕴藏的隐患，有效应对金融运行中出现的问题，聊城中支对全辖投保机构开展了“嵌入式”风险监测工作。“嵌入式”风险监测，是指依据法定管理职责，通过建立固定联系制度，要求金融机构及时通报当期新发生的风险苗头和既定事实，共同研究制定应对措施，切实防范金融风险，维护金融稳定。该模式要求县支行提取不良资产、流动性管理等指标进行实时监控，对风险状况和变化趋势做出总体判断和评价；要求各县（市）支行与投保机构指定专人负责风险监测制度，确定联系方式和频率，确保第一时间掌握风险苗头、制定应对措施；对紧急重大信息，要求必须做到一事一报、即发即报、急事急报、特事特报、大事快报。2.在风险报告上要求“预、快”结合。为及时捕捉风险苗头，聊城中支先后建立了风险隐患排查制度和风险信息快速报告制度，列明了具体排查内容和风险报告事项。排查要求各机构建立常态化排查机制，每季结合自身业务特点和外部形势安排重点项目，结果按照风险点分布、问题集中度和变化趋势及化解措施等建档造册，并报人民银行。快速报告制度要求各金融机构坚持“预警预报”和“即发即报”的原则，对于监测发现的风险苗头和突发事件第一时间进行书面报告，按“边处置边报告、边核实边报告”的原则，及时跟踪续报事态进展及处置结果；对性质复杂且处置时间较长的风险事件，实行日报制度，必要时随时续报。3.在责任落实上进行全面明确。聊城中支针对风险监测、信息报送、存款保险工作推进、早期纠正“四项内容”制定了《地方法人金融机构风险管理责任制度》，建立起一把手为第一责任人、工作分级落实、金融稳定工作跨部门协作的责任体系。组织签订了《地方法人金融机构风险管理责任书》、《地方法人金融机构风险防范责任书》，明确人民银行对法人金融机构的13项风险管理责任和9项监督管理内容、法人金融机构应当履行的9项义务。对投保机构提升风险管理技术水平、落实金融管理政策、推进内控体系建设、完善金融风险处置机制等方面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二）早期纠正成效。1.推动风险化解。针对现场核查出的问题，聊城中支和县支行两级人民银行约见其全部高级管理人员进行谈话，分析了业务发展缓慢和风险持续暴露的原因，就目前存在的问题要求其限期整改。同时指定监管专员，贴身监测该行，保证随时掌握其数据、材料、经营动态、风险处置进展和重大事项。并督促该行寻求发起行帮扶，争取优惠政策，尽早处置不良贷款。该行针对人民银行提出的整改意见和要求，结合自身情况采取了一系列自救措施：一是制订了具体的不良贷款清收、核销的压降措施。截至2017年5月末，该行清收不良贷款近100万元；二是申请主发起行承接超出监管指标即年末五级分类不良率高于5%以上的部分不良贷款，拟于9月份实施，年底前到位；三是主发起行委派了专职董事长，选配了行长。推行了首席风险官机制，切实加强风险管理。至2017年6月，高级管理人员已逐步配备到位，待银监部门审批后即可履职；四是制定不良贷款处置落实时间配档表。2017年8月21日，下发《存款保险早期纠正通知书》，提出早期纠正要求：一是调整贷款五级分类，如实反映资产质量。将逾期90天以上贷款全部纳入不良贷款核算，确保贷款五级分类真实准确。二是压降不良贷款，提升不良资产质量。采取“一户一策”的策略，加大不良贷款处置力度。对于无法自身有效化解的存量不良贷款，申请发起行帮扶，确保2017年末不良贷款降至5%以内，拨备覆盖率达到150%，净资产不低于1000万元。三是加大资本补充力度。进一步制定可行的资本充足水平提升计划，加大补充力度，确保2017年末资本充足率达到2%。2.实现早期纠正目标。一是对高风险贷款实施名单制管理，建立风险预警机制，落实专人跟踪掌握借款人经营动态及财务状况，一旦发现问题及时采取措施；全力清收不良资产。成立由董事长任组长、行长任副组长的不良清收领导小组，“一户一策”制定化解方案。2017年全年累计清收不良贷款183.99万元。二是积极向主发起行申请重组不良贷款，2017年9月份主发起行出资422.93万元重组该行不良贷款3584.13万元。承接后，该行重点监管指标均能达标；截至2017年11月末，该行不良贷款余额427.53万元，不良贷款占比3.72%。三是改变经营策略，严控增量授信风险。坚持“风险可控、支农支小、实体经济、抵押为主”的授信原则。并强化风险防控、严格贷款“三查”制度，加大问责和责任追究力度。最终，该行通过整改，各项业务平稳有序开展，经营逐渐趋于稳健，于2017年末达到早期纠正要求，并退出问题银行名单。

二、基于实践的几点思考

（一）从法律上明确存款保险基金管理机构的早期纠正权力。基于审慎监管目标的需要，《存款保险条例》（或升格为《存款保险法》）应当明确赋予存款保险基金管理机构在投保机构的流动性、资本及风险指标可能触发早期纠正标准时可以采取适当的纠正措施，包括：对投保机构股东的监管措施;对董事、经理等高级管理人员的监管措施;对投保机构本身的监管措施；以及对目标机构公司治理结构的监管;对目标机构“恢复与处置计划”持续更新的监管;对目标机构的风险评估等，以解决存款保险基金管理机构的法律地位问题。（二）对存款保险管理机构的早期纠正进行详细设计。我国《存款保险条例》在存款保险基金管理机构权力内容上的原则性设计给《存款保险条例》的实施以及存款保险制度功能的实现留下了一定的障碍，需要进一步进行充分设计。一是明确早期纠正措施的启动条件。结合风险监测指标内容，明确早期纠正措施的启动条件。如当不良率率超过2%或资本充足率低于8%时需要进行预警，不良率超过5%或资本充足率低于4%，需要进行限制经营或资产业务，资本充足率为负，需要进行接管等。在启动条件的设计上需要做到科学合理、具体全面。二是出台早期纠正措施相关的办法与流程。防止投保机构出现风险问题的情况下，不知道如何处置、不会处置，最终造成风险问题得不到及时处置，进而影响存款保险的权威性。（三）进一步明确存款保险管理机构与银保监会的权力配置。我国存款保险基金管理机构的法定属性不明确，与央行、银保监会的关系模糊不清，其监管权（早期纠正权与风险处置权）的设计没有与中国银保监会的监管权形成有效衔接、缺少监管措施适用依据和可选择具体措施的法律指引。因此，需要从立法上明确存款保险基金管理机构的法律地位、组织构成及其与中国银保监会之间的关系和权力配置，确保实现存款保险制度功能，保证存款保险基金管理机构有效履行法定职责。

参考文献：

［1］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稳定局.《存款保险宣传读本》，中国金融出版社，2015.8.

妊娠(pregnancy)是胚胎和胎儿在母体内发育成熟的过程，卵子受精是妊娠的开始，胎儿及其附属物自母体排出是妊娠的终止，共约40周。全过程的变化非常复杂，又极为协调。可分为3个时期：妊娠12周末以前称为早期妊娠，妊娠13周至27周末称为中期妊娠，妊娠第28周以后称为晚期妊娠。在不同时期，孕妇和胎儿均有不同的生理、心理变化。护理人员应给孕妇提供个体化整体护理，以维持母体身心健康和胎儿的正常发育成熟。

(一)妊娠成立的机制

妊娠的成立包含有排卵、受精、着床、发育四个过程。

1.排卵排卵指卵子从卵巢排出。每一个月经周期通常只有一个卵泡发育成熟，破裂后将卵子排出于腹腔内。这个过程需要垂体前叶分泌的促卵泡素和促黄体生成素发挥作用；排于腹腔的卵子由输卵管伞部捕获后送人输卵管，又因管内的纤毛上皮的纤毛运动而输送至输卵管壶腹部。

2.受精卵子与精子的结合谓之受精。受精部位一般在输卵管的壶腹部。

3.受精卵的发育、输送与着床受精卵开始进行有丝分裂的同时，借助输卵管蠕动和纤毛推动，向子宫腔方向移动，约在受精后第3日分裂成由16个细胞组成的实细胞团，称桑椹胚，也称早期囊胚。约在受精后第4日，早期囊胚进入子宫腔，在子宫腔内继续分裂发育成晚期囊胚。受精后第6～7日，晚期囊胚透明带消失后开始着床；晚期囊胚侵入到子宫内膜的过程，称为受精卵着床。

世界上的每一个民族都有属于自己的文化传统。而作为民族文化基本组成部分的文学则是“民族国家形成主体文化传统的关键因素，是构成民族历史集体记忆的重要载体。”[1]（导言）要理解和追溯美利坚民族文化传统就不能不考查美利坚民族形成过程中作为重要集体记忆的载体———早期美国文学。本文将通过对早期美国文学代表作品的分析来探寻美国文化传统中崇尚个人自由、宣扬民主和平等、倡导务实和追求财富等理念形成的背景和原因。

一、崇尚个人自由

美国人崇尚个人自由的文化传统可谓源远流长。如果从1620年“五月花号”驶抵普利茅斯算起的话，至今已有近四百年的历史了。当初的北美移民大多数是因逃避宗教和政治迫害及阶级压迫而历经千辛万苦从欧洲来到北美大陆的。他们中很多都是虔诚的清教徒，希望在“新大陆”上开创一片属于自己的自由天地。可以说，个人自由是当时北美拓殖者们的共同追求。这一追求在早期美国文学作品中得到了充分的表达。来自宾夕法尼亚殖民地的杰出律师约翰•迪金森（JohnDickinson）就于1767年底至1768年初在费城一家报纸上连续发表了四篇题为《宾夕法尼亚农民来信》的系列文章。他极力主张个人自由，认为北美民众需要“让这样的真理永远写在心中：不自由，就无幸福可言。”[2]P1371768年他在爱国歌谣《自由之歌》（“TheLibertySong”）中也表达了对个人自由的向往：“‘我们生于自由也将生活在自由里……’”。[3]由此可见，自由在当时人们心目中的崇高地位。另外，作为当时北美个人自由代言人的托马斯•潘恩（ThomasPaine）于1775年7月谱写了一首爱国诗歌《自由之树》（“LibertyTree”）。他在诗歌结尾号召人们行动起来以“捍卫自由女神所赋予他们的‘自由之树’”。[3]而发表于1776年由托马斯•杰斐逊主笔的《独立宣言》则宣称：“人人生而平等，造物主赋予他们若干不可剥夺的权利，这些权利包括生存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该文系统地阐述了人的自由和自然权利等方面的问题，正缘于此，马克思称其为“世界上第一部人权宣言”。

早期美国文学不但提倡崇尚个人自由，而且还有作家探讨了自由的内涵。作为马萨诸塞殖民地总督的约翰•温斯罗普（JohnWinthrop）曾主张建立开明的贵族专制统治，让民众充分享有民主和自由，但是这一设想遭到了殖民地法院的弹劾。为了给自己正言，他在法庭上做了关于自由的著名演讲。后来该演讲收录在他的《日记》（TheJournalofJohnWinthrop）里。温斯罗普认为自由有两种：一种是无任何约束的绝对自由，这与禽兽无异；另一种是“文明或联邦”（civilorfederal）自由，这是受到道德和政治法律法规约束的自由，只有这种自由才能使权威“扬善惩恶，维护正义和忠诚管理”[4]P233此演讲不但平息了民众对他的误解，让他继续担任总督，而且还深深地影响了美国的自由观念。

二、宣扬民主和平等

一个民族的价值观往往决定了该民族的“民族性格、精神面貌和道德水准，决定着社会是否能够稳定和发展”。美国社会赖以生存的核心价值观既包括个人自由也包括民主和平等。每当谈及美国的民主和平等，最为世人所熟悉的当属《独立宣言》和《联邦宪法》两个历史性文件，因为它们充分描述了美国人所热衷宣扬的自由、民主、平等以及三权分立等政治观念。但是这两部历史性文件并不是北美殖民者最早言及民主和平等的文献。早在1620年第一批清教徒移民乘坐“五月花号”抵达北美“新大陆”之前，他们就在甲板上签署了一份《五月花号公约》（TheMayflowerCompact），上面写道：“为了上帝的荣耀，为了增强基督教信仰，为了提高我们国王和国家的荣誉，我们漂洋过海，在弗吉尼亚北部开发第一个殖民地。我们这些签署人在上帝面前共同庄严立誓签约，自愿结为民众自治团体。为了使上述目的能得到更好的实施、维护和发展，将来不时依此而制定颁布的被公认为是对这个殖民地全体人民都合适、最方便的法律、法规、条令、宪章和公职，我们都保证遵守和服从。”[4]P182这份文书开创了一个先例，即人们可以以自治的方式来管理自己的生活，社会秩序的建立不再由权威说了算，而是通过公议的契约来组建。美国著名历史学家埃里克•方纳（EricFoner）就认为它是“美国历史上最早的对于民主意识的表达。”[6]P9在《五月花号公约》之后的早期美国文学中也有不少作家在他们的作品中论及民主和平等的观念，约翰•克雷夫科（JohndeCrevecoeur）就是其中一位。他生于一个法国贵族家庭并于1759年来到北美大陆，后来成为了一名自由自立的美国人。在1774年前后，克雷夫科就开始撰写系列散文来描绘北美殖民地的社会面貌和风土人情。后来他把这些散文改为书信并以《一个美国农夫的来信》为题在英国出版。通过这十二封信，他热情洋溢地向英国读者介绍了北美“人人平等自由”的社会环境：“这里没有贵族，没有宫廷，没有国王，没有主教，没有那一小部分掌握着极大的无形的权力的人”。[4]P641在第三封信中，他提出了“美国人是什么样的人？”这一历史问题并且回答道，美国人在“目前世界上最完美的社会”里，恢复了人的真正的尊严与自信，美国人是独立自主而自给自足的农夫，其农庄给予了他在旧世界无法得到的自由和平等。[4]P642克里夫科讴歌了北美大陆的民主平等和丰饶富足，点燃了北美民众向往自由的渴望，鼓舞了他们争取民主和平等的斗志，而他所提出的“美国人是什么样的人？”这一问题也将永载史册。潘恩可谓早期美国文学中宣扬民主和平等思想最有影响的思想家和作家。他于1776年1月出版的《常识》一书以严谨的逻辑阐明了北美大陆与英国以及欧洲之间的关系，强烈表示北美人民不应再与英国保持“兄弟”关系。他号召大家要积极行动起来争取民主和平等，要为独立的宏伟事业做战斗准备。[4]P698-699这为北美的独立战争奠定了舆论基础，也为《独立宣言》这部重要的政治文件的诞生铺平了道路。

一、调查目的：了解我园幼儿早期阅读的现状,有的放矢地帮助家长在正确教育思想的引导下,有计划、有目的地指导幼儿进行早期阅读,以提高幼儿对阅读的兴趣。

二、调查对象和方法：本调查随机抽取丰泽区实验幼儿园小、中、大班120名幼儿及其家长(其中小班30名、中班30名、大班30名)。采用的调查方法：1、问卷法：问卷调查家长的教育观念,对幼儿早期阅读功能的认识，对书籍选择、指导方法等方面的情况。2、个别访谈法：了解幼儿阅读书籍及指导方法等方面的情况。

三、调查结果和分析：

1、家长已初步具有对幼儿早期阅读重要性的认识：86%的家长认为对幼儿进行早期阅读是必要的，早期阅读对幼儿良好学习习惯的培养有积极作用;8%的家长认为可有可无，顺其自然，可以等孩子大些再加以引导，只有6%的家长认为孩子没必要进行早期阅读，他们认为孩子听听故事就行了，阅读是识字以后的事了。

2、家长对阅读的作用和教育观念、目标的认识不足：培养幼儿早期阅读并不单是开发智力，还可以从书中可以获得情感体验，分辨真、善、美的能力。这是和整个幼儿期教育目标相吻合的。调查的结果却表明家长对阅读的作用和教育观念、目标的认识不足。如表一：家长认为孩子一定要读的书籍种类：类别比例凡是有益孩子成长的书8%没有哪一本书使孩子一定要读的26%科普读物、智能训练类图书40%故事类图书和儿童刊物26%由此表可见：

(1)最大比例人群----40%的家长认为，智力发展是幼儿期最主要的内容。

1卵巢癌的早期诊断

卵巢癌在诊断时多为晚期，晚期患者五年存活率小于30%，而在Ⅰ期就明确诊断的患者通过常规的细胞减灭术和铂类药物为基础的联合化疗，其五年存活率可达90%以上。近年由于对肿瘤标记物的研究，为卵巢癌的早期诊断提供了可能性。

1.1存活素（survivin）

存活素是新近发现的一种细胞凋亡抑制基因，因其具有组织学分布的特异性和强大的抗细胞凋亡能力，现已被广泛关注。大量研究认为存活素可作为上皮性卵巢癌的标记物，用于卵巢癌的早期诊断和良恶性鉴别。LiguangZ等通过RTPCR测定114例卵巢组织样本的存活素mRNA，并测定这些样本中存活素mRNA的水平。结果显示，在正常的卵巢组织中没有存活素mRNA表达，在良性肿瘤中表达率为19%，在交界性肿瘤中表达率为47%，在卵巢癌中表达率为73%。故认为存活素mRNA的水平与卵巢肿瘤的不同的分级和临床分期有着显著的相关性。KleinbergL［3］对220份卵巢肿瘤渗出物、60份原发癌、103份转移病灶进行免疫组化分析存活素的表达，发现存活素的细胞质在88%（194份）的卵巢肿瘤渗出物、92%（55份）的原发癌、99%（102份）的转移癌中有强烈的表达，而在正常的卵巢组织中没有表达，在47%的交界性肿瘤中有表达。这些研究证实存活素可作为卵巢癌的早期诊断指标之一。

1.2CA125CA125是目前研究最深入、应用最广泛的血清肿瘤标志物，也是最普遍使用的早期诊断工具之一。BenjapibalMB等为了证实在CA125水平超过35u/m时提前诊断卵巢癌的敏感性、特异性、精确性，采取120例卵巢肿瘤患者血清样本，测定其CA125水平，结果发现卵巢癌59例占49.2%，卵巢良性肿瘤61例，占50.8%。其敏感性、特异性、精确性分别为83.1%、39.3%、60.8%。

MilojkovicM对212例卵巢肿瘤患者研究发现卵巢癌Ⅰ、Ⅱ期患者术前CA125血清水平高于35u/m和65u/m的患者分别为67.8%和52.5%，而Ⅲ、Ⅳ期患者则为96.1%，认为术前测定CA125可以对肿瘤的良恶性作出早期诊断。同时，术前CA125血清水平也可以作为判断一期卵巢癌的预后指标，CA125>65u/m的存活率明显低于CA125<65u/m患者［6］。不足之处，是CA125的诊断特异性较低，仅为39.3%，与子宫内膜异位症等有混淆的可能。故提高它的特异性是今后的研究方向之一。近来的研究表明，将CA125与,CA724,CA153等血清肿瘤标记物检查联合应用可以明显提高卵巢癌的早期诊断。

蓟下烽烟笔仗雄，胸悬北斗气如虹(注：“蓟下”指北平：“烽烟……”指20世纪30年代侯外老与李达老、吕振羽等在社会史论战与反文化围剿的斗争中，因胸怀北斗，所以意气如虹。)。洞观古史知难产，发掘新芽续启蒙(注：“洞观”、“难产”句，指侯外老对“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独特解释，阐明中国古代的“维新”道路延至近代的“难产”。“发掘”句，发掘早期启蒙是为了继志前驱，加速现代启蒙。侯外老一生笔仗，都在开辟中国现代化的特殊道路。)。细案船山昭学脉，钟情四梦寄幽衷。百年风雨神州路，永记前驱播火功。为纪念侯外庐先生(1903～1987)百年诞辰，小诗致颂，辞难达意。侯外老是20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之一。他对中国史学的诸多领域都作出了重要的学术贡献。20世纪30年代在北平，40年代在重庆，他以学者兼战士的“红色教授”身份，在反击当时国内外反动思潮的斗争中，笔剑纵横，敢破敢立，功绩卓著。解放后，他对新中国史学的学科建设和人材培养，尤其是“中国思想通史”的拓荒耕耘，更是成果辉煌，学林共仰。侯外老以其“通古今之变”的中国社会史观，提出“周秦之际”与“明清之际”(两个之际)的社会转型期，揭示了中国社会发展的规律和特点，并以社会史与思想史的统合研究，提出并论证了中国特有的“早期启蒙说”以及中国近现代化的“难产说”，卓然成为一代学术宗师。在国际上，他被看做是“世界一级的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论者”和“马克思主义思潮及其历史科学的少数高水准理论家之一”。在国内，他始终是马克思主义史学领域中的一面光辉旗帜。但是，在已经过去的20世纪，他的学术思想在大部分的时间里却被人们视为不合时宜。20世纪30～40年代，苏俄、日本所谓新史学以及国内新理学、新心学、新国史诸派风行学界，他不合时宜；20世纪50～70年代，他的思想又受到“左派”理论家的排斥，甚至被视为“异端”，依然是不合时宜；90年代至今，中国特色的后现代主义流行国中，“消解启蒙心态”的声音仿佛成了主流学术话语，他的思想同样是不合时宜。然而，正是这“不合时宜”，凸显了执著追求真理的学术研究的意义和价值。侯外老始终在那变幻无常的政治风雨中保持着对于真理的“韧的追求”，保持着一个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者的理论活力，他以独树一帜的理论建树和不肯曲学阿世的崇高人格，赢得了一切以追求真理为最高价值的学者们的拳拳服膺和衷心敬仰。侯外老的著作，哺育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国史学研究者。如今，虽然不少随波逐流的人们漠视侯外庐先生的学说，虽然他的“早期启蒙说”成了摩登的后现代派学者们消解的对象，但我们仍然在此庄严地宣称：我们自愿继承侯门学脉，自愿接着侯外老的启蒙说往下讲。一启蒙，是15世纪以来世界历史的主题。启蒙的核心是“人的重新发现”，是确立关于人的尊严、人的权利和自由的人类普遍价值的公理，特别是确认每一个人都有公开地自由地运用其理性的权利，并且以人道主义原则为人类社会至高无上的原则和普世伦理的底线，反对任何形态的人的异化。在世界范围内，这一历史进程至今也没有完结。启蒙与反启蒙，人道与反人道，始终在各种五光十色的思想旗号下进行着激烈的抗衡和交锋。侯外老的“早期启蒙说”，确立于他在抗战期间写的《中国近世思想学说史》一书，该书于1945年由重庆三友书店出版，1947年改名为《近代中国思想学说史》由上海生活书店再版。50年代中期，又将其中从明末到鸦片战争前的部分单独修订成书，改名为《中国早期启蒙思想史》，列为他主编的《中国思想通史》的第五卷。1959年，侯外庐先生又发表了《王廷相的唯物主义哲学思想》、《李贽的进步思想》(与邱汉生先生合作)、《十六世纪中国的进步的哲学思潮概述》等文章，将早期启蒙思潮的产生上推到16世纪的中叶(明朝嘉靖年间)。1960年问世的《中国思想通史》第四卷(下)的第21～27章，写的就是16世纪的中国思想。完整地理解侯外庐先生的观点，中国的“近世”或“近代”的上限当断于16世纪，而早期启蒙思想史，也当从16世纪开始，而不是从17世纪开始。“早期启蒙说”的提出，是中国史研究领域的一大发现，一大创见，具有十分重大的学术价值。第一，它为我们提供了16世纪以来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发生历史性异动的大量第一手材料，是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研究中国近世思想学说史的拓荒之作。科学地论定16～19世纪中国社会时代思潮的性质，以及这一时代思潮与同时段的西方思潮是否具有本质上相通的可比性，首先并不是一个理论思辨的问题，而是一个科学实证的问题，一个需要拿证据、不是拿个别的偶然的证据、而是大量的具有普遍必然性的证据的问题。侯外老在《中国近世思想学说史·自序》中说：“本书所采用的研究方法，仅‘朴实’二字。”他是从大量无可置疑的第一手资料出发，从精读原著、精研每一个个案入手，来作通观全体之研究，从而作出“启蒙”性质的论断的。他研究得最精深的是王船山，作《船山学案》；由此下行，精研各时段思想界的代表人物，集个案研究而成宏篇巨帙，遂有从王船山至王国维的《中国近世思想学说史》(《近代中国思想学说史》)和从王船山至龚自珍的《中国早期启蒙思想史》；然后又从王船山向上追溯，精研王艮、何心隐、李贽、王廷相、罗钦顺、吕坤及东林学派诸个案，肯定这一时期的进步思想已开17世纪启蒙思潮之先河。“早期启蒙说”决非有意抬高古人学说的价值，而是以严格的科学研究的态度所得出的结论。对于以个人的好恶去肆意抬高古人、以古人的学说与西欧近代思想作牵强附会之比较者，侯外老表示了坚决反对的态度。他曾经列举了学界的种种错误倾向而予以批评，指出：“有因爱好某一学派而个人是非其间者；有以古人名词术语而附会于现代科学为能事者；有以思想形式之接近而比拟西欧学说从而夸张中国文化者；有以历史发展的社会成分，轻易为古人描画脸谱者；有以研究重点不同，执其一偏而概论全盘思想发展的脉络者；有以主观主张而托古以为重言者。凡此皆失科学研究之态度。”(注：侯外庐：《中国古代思想学说史·自序》。)侯外老的中国思想史研究，是极力避免他所批评和反对的以上错误倾向的。他的结论是从材料中得来，而不是先预设一些原则，然后再去寻找材料，所以他才说他的研究方法“仅‘朴实’二字”。对于那些否定“早期启蒙说”的人们而言，侯外老对大量的史料的朴实引证，永远是他们绕不过去的一大障碍。不正视这些史料，而空诬为“伪问题”，足见其学风浮躁而已。第二，它对思想变迁的内在理路作了精微的辨析。侯外老在思想史研究中十分注重思想演进的内在理路的辨析。早在写《中国古代思想学说史》的时候，他就给自己提出了以下问题：“人类的新旧范畴与思想的具体变革，结合何存?人类思想自身的过程与一时代学说的个别形成，环链何系?学派同化与学派批判相反相成，其间吸收排斥，脉络何分?”(注：侯外庐：《中国古代思想学说史·自序》。)而在早期启蒙思想史的研究中，关于明清之际学者与宋明理学的关系，是一个颇有争议的问题，这就需要在清理思想发展的内在理路上狠下一番功夫。在这方面，侯外老表现出极深蕴的功力和极敏锐的眼光。如论王船山学说与程、朱、陆、王的关系，论定王船山“对朱为否定式的修正，对王为肯定式的扬弃”(注：侯外庐：《中国早期启蒙思想史》，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43、179、38、19、3页。)。又如论黄宗羲与宋明理学的关系，侯外老指出，梨洲虽然在思想体系上犹保留了“明道之余技”而留连于理学的“枝叶”，但在基本上则自觉于人类现实的社会，反省于社会活生生的人类(注：侯外庐：《中国早期启蒙思想史》，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43、179、38、19、3页。)；关于全祖望与黄宗羲学说的关系，侯外老指出：“全谢山笔削枝叶，不失学者态度。明人好为晚年定论之说，在晚年定论一命题下便渗入了后学的新观念，于根柢上发展了前儒，全谢山亦然。不明这一点，无以言‘史’的思想过程。梁任公先生虽有夸大清学之病，而把根柢放大，犹可见其一面，而冯友兰先生抹煞根柢，重视清儒之‘留连’者则失实远甚。”(注：侯外庐：《近代中国思想学说史》，上海生活书店1947年版，第135-136页。)这些论断，在我们看来，都是合乎实际的确然不易之论。第三，它科学地揭示了16～19世纪中国社会时代思潮的本质。在侯外老以前，梁启超、胡适之皆曾认为清代学术类似于西方的“文艺复兴”，这充其量只是一种现象形态的类比；而侯外老用“启蒙”二字来论定16～19世纪中国社会思潮的变迁，才真正揭示了时代思潮的本质。侯外老把早期启蒙思潮的理论形态归结为“个人自觉的近代人文主义”。他说：在十六、七世纪之交，中国历史正处在一个转变时期，有多方面的历史资料证明，当时出现了资本主义的萌芽。因此，在社会意识上也产生了个人自觉的近代人文主义。(注：侯外庐：《中国早期启蒙思想史》，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43、179、38、19、3页。)从这一观点出发，他肯定王夫之具有“人权平等”的思想，肯定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类似“人权宣言”，其中“具有人权平等、自由放任的道理”，并且“由人权的平等推论到法律的平等”；又进一步阐说黄宗羲个性解放的自由思想，指出“人文主义的自我解放或自由的思想，和他的政治哲学脉络相贯，而为近代启蒙者的精神”，“崇拜个性”是启蒙学者自由思想的一个重要表现。又肯定傅山反奴性思想“具有启蒙期个性解放的进步性”。他认为顾炎武的“清议”论，“含有近代‘大宪章’里的‘自由’的内容”，“是近代言论自由的‘新民’思想”；又说顾炎武的“经济思想的前提，是自由经济与私有恒产”，而顾炎武之所谓“以天下之权寄之天下之人”的政治思想，更体现了“市民的民主要求”。自由、平等、人权是近代启蒙思想的理论基石，是“个人自觉的近代人文主义”的集中体现。由以上论述可见，侯外老是深刻地把握了“启蒙”的精神实质的。第四，它科学地揭示了社会历史的演进与思想之发展的关系。与梁启超偏重于从学术与政治的关系来考察“近三百年”学术变迁的观点相区别，侯外老是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发展、挫折、复苏的过程入手，来探讨中国近代社会缓慢前进的艰难历程和思想启蒙的曲折道路的。他认为中国的资本主义萌芽产生于明朝的嘉靖年间，即16世纪中叶。从嘉靖到万历，即16世纪中叶到17世纪初叶，是中国社会发展的时代转折点，是资本主义萌芽最显著的阶段。他从三个方面对这一时期社会内部的新旧矛盾作了考察。一是考察土地所有制的变化。他认为明代中叶以后土地私有的发展，是适应着商品经济的发展的，特别是在东南沿海和长江流域以及赣水流域的广大的三角地区。他极力说明，这种状况与19世纪在俄国发生的情况在性质上是相似的：“俄国土地私有制的发展，即在于由身份性之转变为非身份性”，土地日益卷入商品流通之中，经营地主的势力在扩大，为交换而生产的农业在发展。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明王朝才以“一条鞭”法的法典的形式确立了从实物地租向货币地租的转变。二是考察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传统的生产方式是农业和手工业直接结合的自然经济的生产方式，而16～17世纪的中国，则出现了农业与手工业的分离和带有资本主义雇佣劳动性质的城市手工业工场。三是考察中国民间商人的对外贸易活动。侯外老指出，在中国的16～17世纪，“商业资本也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与对南洋、俄国以及日本的贸易的开展而活跃起来。特别在嘉靖以后至隆庆时代，不仅沿海苏、浙、闽、粤的商人资本有了较大的国际和国内的经营组织，内地的川、陕、晋、赣、徽的商人资本也参与着贸易活动。”(注：侯外庐：《中国早期启蒙思想史》，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43、179、38、19、3页。)他认为经济的发展带来了社会风尚和人们的价值观念的变化，这种变化必然反映到思想家的思想上。早期启蒙思想的产生，归根结底只有从社会经济的新变动上才能得到科学的说明。通过对早期启蒙思潮赖以产生的经济的和社会心理的原因的揭示，侯外老为我们树立了把唯物史观创造性地运用于中国思想史研究的典范。二关于16～19世纪的中国产生了自己的启蒙思潮的观点，马克思主义经典论著没有说过，倒是梁启超、胡适之这些非马克思主义的学者从现象形态的考察上发现清代学术类似于欧洲的文艺复兴，为侯外老透过现象而洞察本质、提出“早期启蒙说”提供了启迪。因此，如今学术界流行的那种认为早期启蒙说是“唯物史观的教条”的观点，是完全没有根据的。侯外老不存学派偏见，善于从非马克思主义学者的研究成果中汲取营养并获得启迪，由此而自创新说，正表现了一位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者的宽广胸襟和理论卓识。“早期启蒙说”的提出，不仅具有重大的学术价值，而且具有深刻的理论意义。第一，它驳斥了国际上普遍存在的中国社会自身不可能产生出现代性因素的西方中心主义偏见，有力地证明了中国有自己内发原生的早期现代化萌动，有现代性的思想文化的历史性根芽。在西方，“东方文化否定论”的传统源远流长。亚里士多德关于“希腊人天生就是自由的，东方人天生就是奴隶”的种族偏见，深深地影响了18世纪以来知名度最高的一批西方学者。孟德斯鸠说：“支那者，专制之国也，其治制以恐怖为之精神”(注：《孟德斯鸠法意》，严复译，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180页。)；“在那个地方的一切历史里是连一段表现自由精神的记录都不可能找到的。”(注：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张雁深译，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279页。)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家们致力于对中国社会作经济政治分析，分别从自给自足的农业村社与专制制度的关系、皇帝作为惟一的土地所有者与法律对私有财产的限制，以及行政机关干预社会经济运作、不存在各种得到传统和公众舆论支持的可以同专制君主相抗衡的独立的社会机构来保护个人不受政府掠夺等方面，来揭露中国社会亘古不变的奥秘。黑格尔认为世界历史的目标是“自由”，而东方从古到今只知道“一个”是自由的，最不可思议的是“连学者也要服从皇帝的命令”。而M·韦伯则干脆断言中国根本就不存在走向现代化的文化背景。他们都一致认为，亚细亚制度没有内部的动力，必须依靠引进外面的因素向它提供动力，依靠外国资本的侵入才能使这种制度的静止状态归于结束，中国只能“被现代化”。侯外老并不否认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家对中国社会的分析具有合理性，不否认“东方专制主义”对于社会发展的严重阻滞作用，但他决不同意只有靠外力、靠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才能改变中国的观点。他认为，从16世纪以来，中国的历史没有如欧洲那样走向资本主义社会，这并不等于说中国封建社会没有解体过程，没有资本主义的形成过程。从16世纪中叶开始，中国已经存在着资本主义的幼芽，中国的历史从这时起已经处于封建社会解体的缓慢过程中，“城市对农村的矛盾、货币经济对自然经济的矛盾，以及手工业从农业中分离的矛盾，总括而言之，个体经济的自由经营对由法律固定下来的封建特权所依存的土地占有制之间的矛盾，暴露出来了。”(注：侯外庐：《中国早期启蒙思想史》，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43、179、38、19、3页。)侯外老引用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中的《歙县风土论》，来说明嘉靖至万历年间的历史变革性的转折步骤，看中国的资本生活史从“末富居多，本富益少”到“富者百人而一，贫者十人而九”的发展状况；又引《吴江县志》、《震泽县志》、《苏州府志》，来阐述资本主义萌芽发达地区的阶级关系、风俗民情、价值观念变化的情况。侯外老也并不否认中国历代专制皇权对人民的自由权利的剥夺和对自由精神的摧残。然而，他深知，被锁链系缚着的正是反抗的奴隶；一部中国史，并非如西方学者所说“连一段表现自由精神的记录都不可能找到”。在那些充当皇帝的奴仆的学者之外，还有许多不肯服从皇帝的命令的学者。因此，在中国思想史的研究中，他除了努力发掘中国历史上的“异端”思想以外，特别重视揭示16世纪以来中国的进步学者反对专制蒙昧、争取自由权利的心路历程。他的《近代中国思想学说史》或《中国早期启蒙思想史》，正是先进的中国学者争取自由的心路历程之写照。特别耐人寻味的是，在1959～1962年极“左”思潮盛行之时，他却着力于研究汤显祖的“临川四梦”，寻索其在“笔墨之外”的“有讥有托”的曲意。在《论汤显祖剧作四种》一书中，他表彰汤显祖“对于黑暗现实的抗议”，表彰敢于仗义直言、敢于为民请命的豪杰之士，揭露皇权官僚专制主义的制度性的腐败，谴责假道学“对于黑暗世界装上了鲜丽的花朵，而其本质却使世界历史的发展格而不通”；与此同时，又讲到了“大儒大侠惟患天下人有生而无食”，讲到了“免除贫困和欺压的人权思想”等等。对于汤显祖的研究，既表现了侯外老的独立人格和批判精神，寄托着他情之所钟的自由理想，同时也为“早期启蒙说”提供了新的有力证据。“早期启蒙说”证明，在中国人当中，并不缺乏对于公开地自由地运用其理性的权利的追求，任何否认中国人同样应该享有人类的普遍价值、把中国人看做“天生的奴隶”的种族论的观点，都是完全错误的。第二，通过社会史与思想史之统合的研究，通过把16～19世纪的中国思想史放到世界历史的总范围内来加以考察，把一般规律与特殊规律统一起来，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和世界历史理论。在侯外老提出“早期启蒙说”以前，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研究中，普遍主义与特殊主义两种倾向呈双峰对峙、二水分流之势。梁启超、胡适之的论学思路，明显地倾向于普遍主义，即都有一个基本的预设：东海西海，心理攸同。人类的官能心理是相通的，故在大致相同的历史条件下就会产生出大致相同的思潮和思想学派。所以他们都把清代学术与意大利“文艺复兴”时代相比拟。与此不同，钱穆先生的思路则是特殊主义的，他强调中国自有中国道理，与西方截然不同，尤其痛恶“言政则一以西国为准绳”，强调学者当以“得君行道”为职志；因此，讲“近三百年”学术史，就只能按传统学术的思路讲，诸如程朱派与陆王派之争、汉学与宋学之争等等，目的是“唱风教，崇师化，辨心术，核人才，不忘我故以求通之人伦政事”。这种普遍主义与特殊主义的分歧，实际上是一场旷日持久的世界性争论在中国特定历史条件下的表现：从16世纪以来的“科学—理性”主义思潮及其代表人物，皆以强调各民族文化的共性和发展进化的一般规律为特征，从意大利学者维科到法国的百科全书派，从黑格尔到摩尔根、孔德、斯宾塞，全都持普遍主义的、单线演化论的观点；而19世纪后期产生的新康德主义的文化哲学和文化人类学中的鲍厄斯学派，则强调各民族文化的多元性，否认进化发展和一般规律。这场争论至今也没有完结。通过社会史与思想史之统一的研究，把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建立在对各民族社会发展的特殊历史途径的认识的基础上，把思想文化进步发展的一般规律建立在对文化的多元存在和发展的特殊规律的认识的基础上，是侯外庐先生的一大理论贡献。侯外老是在首先研究了中国古代社会和古代思想史以后再来研究近世社会及其思想学说史的。他发现，从野蛮时代进入文明时代虽然是希腊、罗马、日耳曼和中国社会发展遵循的普遍规律，但进入文明的具体途径却有不同，因而有“古典的古代”、“日耳曼的古代”、“亚细亚的古代”的区别。“古典的古代”遵循的是由家族到私有制到国家的途径，氏族制的枷锁被彻底摧毁；而中国古代文明的形成则遵循的是由家族到国家、“人惟求旧，器惟求新”的途径，是在保留氏族公社的基础上进入文明的，“死的抓住活的”，古代文明的形成长期处于难产状态之中。“其思想发展的特征是由畴官世学而缙绅先生的诗书传授，由缙绅先生的诗书传授而开创私学的孔墨显学，由孔墨之学而百家并鸣之学，以至古代思想的没落。氏族制的遗留，规定了国民思想的晚出。对应于希腊古代探究宇宙根源的智者气象，在中国则为偏重伦理道德的贤人作风。”(注：侯外庐：《韧的追求》，三联书店1985年版，第326、259～260页。)中国古代文明形成过程中的这种“死的抓住活的”的情形，影响到汉代以后的中古社会，更影响到了中国的近代。侯外老认为，16世纪以来的中国，既在封建社会的母胎中产生了资本主义的萌芽形态，又在发展过程中未能走进近代资本主义世界，关键在于旧的生产方式以及旧的思想影响太深，新的因素十分微弱，这即是如马克思说的，既为旧的所苦，又为新的发展不足所苦，死的抓住活的。资本主义要排斥身份性的人格依附，然而封建主义的顽强传统又要维持这样的人格依附；商业有多大的分解作用，首先是依存于旧生产方式的坚固性和内部结构。活的东西要冲破死的，而死的东西还在束缚着活的——这就是16、17世纪中国社会历史变化的实际情形。这种情形反映在思想上，就表现为早期启蒙学者的思想仍然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受到旧的传统的束缚。侯外老晚年反复致意：“从古代文明的难产到近代文明的难产，说明旧的传统是阻碍历史前进的巨大惰力。这是中国历史的特点，也是我们应当认识的国情。”(注：侯外庐：《韧的追求》，三联书店1985年版，第326、259～260页。)在侯外老看来，如果说中国有什么“特殊国情”的话，就在于旧的传统的势力太过强大，而这恰恰又是根源于古代文明形成和发展的特殊历史途径及由此而形成的特殊的社会结构，这种结构的坚固性强有力地抵御着商品经济对它的分解作用。“早期启蒙说”与中国现代化如此紧密相关!侯外老积一生之追求和思考所凝结成的这一深刻思想，值得我们反复咀嚼、认真记取。三侯外庐先生离开我们已经15年了，但关于“早期启蒙说”的争议仍在继续。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世界范围内形成了一股“反思启蒙运动”的思想文化潮流。启蒙学者的学说受到了来自不同方面的质疑、诘难，甚至是非常严厉的批评。如何看待这一思潮?我们认为，对于启蒙，问题不在于要不要进行反思，而在于如何反思、怎样反思。人类的认识之所以能够发展，就是不断地对既往的思想文化进行反思的结果。启蒙作为近代人类历史上一场巨大的思想文化运动，其思想内容具有非同寻常的广袤性和复杂性，不仅在不同的民族中具有不同的特征，即使在同一民族中的不同学者们那里，思想倾向也不尽相同。英国与法国不同，法国与德国不同；同在法国，伏尔泰与卢梭不同；同在德国，康德与黑格尔不同。在世界性的启蒙反思中，卢梭的“人民主权论”的理论失误和黑格尔的国家崇拜受到了深刻的批评，我们就认为这种批评是正确的，也是及时的和必要的。然而，在“启蒙反思”中，还有另外一种倾向，即借反思启蒙来质疑乃至推翻启蒙运动所确立的人类普遍价值的公理，麦金太尔就是这种倾向的代表者。他认为权利(自由)、公正(平等)、宽容(博爱)、和平(秩序)等启蒙理念不过是一种先验的假设，从来无法用经验事实和实证方法来加以证实。这种“用启蒙的武器反对启蒙自身”的论证手法，逻辑地将启蒙的理念引入无法论证的“失败”境地。由此，“启蒙失败论”便迅速蔓延到了伊斯兰世界和东亚世界。上世纪90年代以来，在中国，拒斥启蒙理念的鼓噪亦甚嚣尘上。在一些人的眼中，侯外庐先生对中国早期启蒙思想史的研究正如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研究一样是“伪问题”，中国思想史和中国历史研究要完全拒斥西方的概念和学理，实现彻底的“本土化”。我们欣喜地注意到，在中国，已经有学者奋笔撰文来批评“启蒙反思”中的这种错误倾向。例如吴冠军先生在《什么是启蒙》一文中，通过阐说康德的启蒙遗产，对麦金太尔的“启蒙失败论”给予了有力的驳斥。(注：吴冠军：《什么是启蒙》，《开放时代》2002年第4期。)康德是启蒙理念的坚定捍卫者。他在《什么是启蒙运动》一文中指出，启蒙运动除了自由之外并不需要任何别的东西，而且一切可以称为自由的最无害的自由，就是在一切事情上都有公开运用自己理性的自由。(注：康德：《历史理性批判文集》，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第24页。)诚然，“天赋人权”的原则是先验的，在以往的人类历史上是得不到经验事实的论证的，但在康德看来，它却是实践理性的必然要求，实践理性通过“自由”概念来为人类社会提供先验法则。实践理性所确立的第一条绝对命令就是：应该使你的意志所遵循的法则永远能够成为普遍的道德律。也就是说，如果你不想被剥夺自由权利，那么你就不要剥夺他人的自由权利；如果你不想被别人当做工具，那么你就不要把别人当作工具。权利的普遍原则就是从这条最高的道德律中所推出：权利乃是以每个人自己的自由与每个别人的自由协调一致为条件，即人人自由而不得侵害他人之自由。因此，尊重人权乃是道德的绝对命令，是做一个有道德的人的最基本的条件。只有尊重人权，才可能有社会的和谐、世界的“永久和平”。通过以上论证，康德捍卫了自由、平等、博爱、和平的启蒙理念，用康德的思想来驳斥麦金太尔等人对启蒙理念的挑战，无疑是十分有力的。当然，康德的思想也在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不过，我们还应看到，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同样是启蒙理念的忠实捍卫者，是启蒙理念的更为强有力的论证者。康德是以人的内心的实践理性为人类自身立法，马克思则直接以人类的历史实践为人类自身立法。从人类的实践中，马克思看到人的本质在于自由自觉的活动，而启蒙理念正是人类历史实践发展到近代的必然产物。马克思怒斥普鲁士政府的书报检查令，宣传每一个人都有自由地公开地运用自己的理性的权利；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热烈地呼唤：“(启蒙)思想的闪电一旦真正射入(德国)这块没有触动过的人民园地，德国人就会解放成为人!”(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5页。)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强调，他的社会理想是以每一个人的自由发展为前提的一切人的全面发展——恩格斯曾一再强调，这句话是全部马克思学说的根本精神所在。马克思在论述中国的未来时，憧憬着中国的万里长城上写着“中华共和国：自由、平等、博爱!”(注：《马克思恩格斯论中国》，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189页。)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人类在实践中千百万次地重复着各种不同的逻辑的格，以便这些格能够获得公理的意义。启蒙者的理念正是人类长期历史实践的结果，是人类的历史实践赋予了启蒙理念以人类普遍价值之公理的意义。在马克思看来，只有确认人类普遍价值的公理，人才成其为人，亦才能使被长期的专制蒙昧扭曲了的人“解放成为人”。侯外老作为一位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者，卓越地论证了启蒙的现代性理念不仅产生于西方，而且也产生于中国的观点。为我们突破传统与现代截然二分、体用两橛、中西对峙的思维方式，解决“传统与现代化的关系”问题，提供了一条新的路径。接着侯外老往下讲，我们认为，应当从我国16世纪以来曲折发展的启蒙思潮中去探寻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历史接合点，其理由是：第一，早期启蒙思潮的兴起是以古代文化的长期积累为背景的传统文化向现代转化的历史性起点，是中国传统文化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自我批判、自我发展和更新。直到晚清和“五四”时期，中国的启蒙者们皆不忘从早期启蒙思潮中汲取理论营养和推动社会变革的动力。这充分说明传统与现代不是截然二分的，也不可用人为的“断裂”去割断它。尊重历史的辩证法，就不能无视中国文化自身产生的现代性的历史根芽，另外去寻找所谓“返本开新”之路，而应把早期启蒙思潮看做是现代文明建设的源头活水。第二，早期启蒙思潮既是中国文化的自我更新，其体其用自然是内在地统一的。这表明，中国文化之体并不是一个僵化的固定不变之体，而是历史地更新着的。用这种自我更新了的中国文化之体去接受西方的先进文化，自然不存在“中体”与“西体”之间的捍格不通，也不致导致“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种体用两橛、徒使严又陵耻笑的荒谬理论。而体用两橛论者的根本失误，即在于他们为了拒斥西学，竟抛弃了我们民族体用一源、不执固定之体的优秀文化传统，把中国文化之体看做固定不变之体，否认了它的自我批判、自我发展和自我更新。第三，正因为明清之际的早期启蒙思想是中国文化之体的自我更新，所以近代先进的中国人既勇于接受西学，又自觉地认同明清之际的早期启蒙思想，真可谓“外之不后于世界之潮流，内之而弗失固有之血脉”。如此，所谓中西对峙、中学与西学水火不容的狭隘观念也就失去了其存在的依据。自我更新了的中学与西学既无时代性之隔膜，则民族性之微妙差别自会相互补益，由此而综合创造出人类的新文化。如此，我们所面对的，将不是“文明冲突论”者所鼓吹的儒教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冲突，而是中西文化在更高层次上的会通融合，这对于为我国的现代化建设创造良好的国际环境尤为重要。“早期启蒙说”及关于“传统与现代之历史接合点”的论说，逻辑地指向当代中国哲学的“新人学”的建立。在中国现代哲学史上，有冯友兰先生的接着程朱理学往下讲的“新理学”，有贺麟先生的接着陆王心学往下讲的“新心学”。当新理学、新心学问世之时，侯外老独辟蹊径，表彰明清之际“个人自觉的近代人文主义”思想，安知他没有建立一种接着早期启蒙学者往下讲的“新人学”之意?我们认为，从李贽呼吁复“童心”、做“真人”，到王夫之“依人建极”、怒斥“申韩之儒”，到戴震提出“血气心知”的人性学说、批判“以理杀人”，其理论归趋无不通向扬弃伦理异化的新人学的建立，与同时期以“人的发现”为主题的西欧思潮的变迁具有本质上相通的东西方可比性。接着李贽、王夫之、戴震往下讲，既坚持了中国哲学自我发展和更新的主体性，又有利于融摄自文艺复兴以来西方哲学的一切积极因素，从而创造出一种根于自己的文化传统的新哲学。这是侯外老未竟的事业，想必这一定是他的在天之灵热切地期待我们去努力实现的。“早期启蒙说”与中国现代化之关系是如此密切，它为我们解决传统与现代化之关系问题提供了契入点和路径，为我们直接参与民族文化传承的“接力赛”设立了最近、最佳的接力点。接着侯外老的启蒙说往下讲，认真记取侯外老关于中国之现代化何以“难产”的深刻见解，坚持“首在立人”的启蒙事业，以人的现代化促进社会的现代化，正是历史和时代赋予我们的庄严而崇高的使命。

作为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和中国共产党主要创始人之一，不仅在哲学、政治学和社会学领域具有颇多建树，其法律思想特别是宪政思想也十分突出。本文所探讨的是他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之前的宪政思想、这种思想与中国社会变革的关系及其历史作用。

一

早期宪政思想的提出是与中国近代社会关系的变化和近代中国宪政运动密不可分的，近代中国经济关系、阶级关系的变动，尤其是已经出现的国家与市民社会分离的迹象和趋势，是早期宪政思想产生的社会基础。

鸦片战争以后，由于西方资本主义的侵略和渗透，中国传统的以自然经济为基础、以皇权至上为基本政治特征的社会结构开始解体，伴随着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和新的阶级力量的产生与发展，已经形成一定规模、具有一定政治影响力的中国资产阶级及其代表人物——早期改良派的“护商为本”和“以工为本”的经济主张屡屡受挫之后，很快提出了摆脱封建特权桎梏建立市民社会的要求，以追求经济自由和政治民主为底蕴，强烈要求设议院、定宪法、实行君主立宪，并最终促成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思想解放运动。

康梁倡导的资产阶级改良运动虽然遭到了封建势力的残酷镇压，但却强有力地动摇了在中国延续两千余年的封建专制政体。在国内民主革命力量的强大压力之下，1908年清政府被迫抛出了旨在维护皇权的《钦定宪法大纲》，这种假定宪之名，行专制之实的反动伎俩，不仅没有延长清王朝的寿命，相反却进一步激化了国内阶级矛盾，使中国人民更加认清了封建统治者的本来面目。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高举“民主共和”义旗，终于在1911年推翻了统治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建立了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并于1912年制定、颁布了中国历史上惟一一部资产阶级共和国宪法性质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但是，由于中国资产阶级的软弱和政治上的不成熟，革命胜利果实很快被袁世凯窃夺了。袁世凯上台后，一步一步地向革命派发动进攻，千方百计地消除资产阶级革命的痕迹，先是在1913年抛出《中华民国宪法（草案）》，继而在1914年废除《临时约法》代之以《中华民国约法》。该约法不仅取消了责任内阁制，废除了资产阶级国会制，甚至确定了封建军阀专制的总统独裁制。不仅如此，已经被手中权力冲昏头脑的袁世凯竟然冒天下之大不韪，于1915年公开。袁世凯死后，段祺瑞、黎元洪又于1916年重开国会，继续玩弄“制宪”手段，以达到愚弄人民、实行封建统治的目的。

就出生在这样一个纷繁动荡的年代，还在他幼年在家乡读书的时候，就关心时事，立志为解救中国而钻研学问。1907年考入北洋法政专门学校后，专攻政治和法律。1914年留学日本，在早稻田大学部政治经济学科研究法律、经济、社会学等理论。在求学过程中，还积极投身于当时的社会活动，先后发表多篇有社会影响的政论文章。动荡的社会环境，改造中国的强烈愿望，扎实的理论功底和敏锐的洞察力，为他早期宪政思想的提出和发展提供了深厚的理论基础和实践基础。

鲁迅和周作人兄弟二人，在中国现代文化研究中已经被大家反复论及，这里我们想要研究的是他们早期救国思想的形成以及这一思想呈现的面貌和意义。因为“救国”这样一个关键词，无论对于他们二人，还是对于现代中国，都是百说不厌的论题，也是有着重要意义的论题。

一人生道路的选择

鲁迅与周作人作为同胞兄弟，早期的人生经历是基本一致的，他们出生在同样的家庭，有着基本相同的求学经历，同样在日本接受了西方文学的熏陶，归国后不久从事新文化运动。二人早年人生道路的选择与中华民族的命运是紧密相关的，这正是他们不断被人们关注，而且不断得到人们称赞的重要原因。特别是鲁迅，他之所以成为伟大的作家，这是一个不能忽视的视角。周氏兄弟离开故乡绍兴，“走异路，逃异地”，他们不仅仅是为了“寻求别样的人们”，也是为了寻求“别样的知识”和“别样的人生”。鲁迅说过，他看惯了故乡人们的脸，决定走出绍兴，即使寻找到了“野兽和魔鬼”，也并不想回头。因为他已经感觉到，旧式读书人的人生道路是走不通了。人生的道路上知道应该放弃什么，也就从而知道了应该选择什么。作为一个破落家庭的后代，他没有选择经商，也没有幻想做“幕友”，放弃了挣钱发财、光宗耀祖的臆想，这不仅是选择了崇高，同时也是选择了明智。二周走出绍兴，南京时期是追求的开始，他们共同走过了从科学救国到文学救国的过程，特别是鲁迅，还走过了从相信科学救国、军事救国，到相信医学救国，最终执著于文学救国的一个变化过程。我们说鲁迅是伟人，最重要的证据表现为：他将自己的人生追求与祖国和人民的需要联系为一个整体，也就是爱默生所说的“，谁生活在一个更高的思想境界，我们就把谁看作伟人。”然而，二周在接受东方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影响上呈现出不同的趋向：鲁迅主要接受了积极入世的儒家文化，并自觉吸纳了西方文化的现实性和批判性；而周作人显然接受了淡然处世的道家文化，并深入到西方文化的内在，感受了风俗人情等文化因子，因此两人后来选择了不同的道路。说到救国，必须回到晚清的历史背景。鸦片战争以前，中国闭关自守，不知道西洋还有所谓的文明。鸦片战争的失败，一部分先进的知识分子单纯地认为是败于军事，于是认为中国需要“船坚炮利”，需要科学，需要维新。他们深厚的民族主义精神和救国意识是建立在民族自信基础上的：我们的科学落后了，只要赶上来，中国的古老文明仍然可以焕发光彩。为此，晚清很多文化人开始翻译介绍自然科学知识，着重学习西洋的物质文明。甲午战争中日议和以后，各国相继在中国划定势力范围，清廷的腐败日甚一日，进步知识分子也发现清政府的政治存在着缺点，西洋还有先进的政治文化。这样一来，对西方文化的引入，涉及到了科学，也涉及到了思想文化。正如胡适诗中写的“关不住了”，只要一开闸，洪水就一涌而来。对西方文化、思想的译介影响了中国知识分子的救国方略，20世纪之初的中国风起云涌，纷乱的思想界影响到青年周氏兄弟，使他们的思想一度处于徘徊状态中。在《知堂回想录》中，周作人也说他此时的思想“有外国的人道主义、革命思想，也有传统的虚无主义，金圣叹、梁任公的新旧文章的影响混杂地拼在一起”。具有爱国主义思想的周氏兄弟在受到各种思想的洗礼之后，做出了吸收、继承、超越的选择。我们不难发现，鲁迅到了南京学新学，与其说是对科学技术有热情，不如说是对西学产生了兴趣。他如此热情地读严复翻译的赫胥黎的《天演论》即是个证明，因为这部书就是启发我们自强的书。从某种意义上说，鲁迅对于学军事、学开矿的放弃是必然的，我们不能片面地说原来的选择是一种错误，而是应该看到他选择的动机中有着怎样的指导思想。鲁迅赴日本留学的目的，抱定了医学救国的认识。这里有鲁迅思想的转折，他说自己是为了医治像他父亲那样的不能治的病，当然打起仗来也可以当军医，将救国与救民合为一个整体，在于改造中国、改造国民的“东亚病夫”形象。但是他在“幻灯片”事件后发现了中国人的身体有病是次要的，主要应该看到中国人的精神疾病，中国人的“弱”是与“愚”连在一起的，这是他弃医学文的关键。鲁迅在《呐喊?自序》中清楚地告诉我们：“从那一回以后，我便觉得医学并非一件紧要事，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鲁迅决定以毕生的精力从事文学活动，这是他整个人生的最光辉的起点。我们当然不能认为“改造国民性”是鲁迅最早提出来的强国之策，因在他之前的近代思想家梁启超的《仁学》《新民说》、严复的“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的说法都直接影响了鲁迅。鲁迅和周作人主要是从精神革命即思想启蒙的角度考虑问题，在诸种要素中，精神是最重要的。在鲁迅看来，西方的精神是优于中国的，所以就要吸取西方的长处和普遍行之有效的精神，以促进民族精神的蓬勃发展。周氏兄弟批判西方物质文明，选择精神革命，主要源于尼采的影响。基于20世纪初西方人本思潮和世界性的民族主义思潮，周氏兄弟绘制了通过“立人”达到“立国”的建国方略，两人选择的是人的解放和人的健全发展。

二为人性重造的文学

鲁迅认为，改造中国人的国民性，最有力的方法是提倡文学。而提倡文学的路径虽然很多，他却也有自己的思路。首先，“别求新声于异邦”，译介国外的文学思想、文学创作，抨击中国的传统文化。这表明鲁迅对于中国的旧文学也并不抱有多大的希望。我们特别应该看到，鲁迅的选择中已经包含有启动新文学的意识。因为对旧诗、旧词、旧散文，那些滥俗的声调他读厌烦了，连屈原的《离骚》他也认为“反抗社会，威力非强”，最终也是以自沉保全了自己的名节，对国家的作用不大。传统文学无法改变中国人的精神现状，就要“别求新声于异邦”。周氏兄弟懂得要用文学的力量改变人性，改变人生。1907年夏创办《新生》杂志是周氏兄弟文学救国实践活动的第一步，这次失败后，周氏兄弟又迈出了文学救国的第二步———在《河南》杂志上和译书。周氏兄弟在《河南》杂志上发表的论文，从理论上把文学救国概括为“不用之用”的文学观。由于救亡的迫切需要，强调文学的社会功用是那个时代文艺思想的主流，早在周氏兄弟之前，梁启超等人就提出了“小说界革命”，把文学视为救国的利器，高扬“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新一国之小说”的口号。从表面上看，周氏兄弟与梁启超等人在推崇文学的社会作用上似乎是一致的，但实质上却有根本的不同。梁启超等人仍然受到封建正统文学观念的束缚，虽然他们在表面上把文学的地位捧得很高，但小说在他们心目中仍然是一种“载道之器”，仍然是“道”的附庸，并未取得自己应有的独立性。周作人批评了梁启超的《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实用之说既深中于心，不可复去……今言小说者，莫不多立名色，强比附于正大之名，谓足以益世道人心，为治化之助。”轻视小说的艺术规律、偏重实用主义是其思想根源。鲁迅和周作人着眼于民族的存亡和发展，注重思想启蒙，试图通过文艺的“新声”来重建“国民精神”。鲁迅从纯文学观角度出发，认为文章有利于国民精神，“文章之用益神”，“以能涵养吾人之神思耳。涵养人之神思，即文章之职与用也”。周作人也认为文章为精神的依托，是发自内心的，“特文章为物，独隔外尘，托质至微，与心灵直接，故其用亦至神”。而且文章还有科学所达不到的用处。基于这种思想，鲁迅和周作人对中国传统文化对人的精神的麻痹作用都进行了批判。其次，二周的文学救国之策在于相信文学能够改变人的精神。鲁迅和周作人都认为，文学可以重建“国民精神”。此时的周氏兄弟已经由文章启蒙发展为文学救国。鸦片战争之后，在惨重的失败之后，中国人痛定思痛，才开始反思自己对待西方的态度及其得失，认识到单纯学习西方的“技术”性学术，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中国落后挨打的屈辱境地，还必须更加注重对西方“思想”性学术的吸收和借鉴，势必要打破旧的习惯势力与传统观念。而这种借鉴也是基于当时中国国力日益式微、国民精神萎靡不振的现实。“本根剥丧，神气旁皇，华国将自槁于子孙之攻伐，而举天下无违言，寂漠为政，天地闭矣”，这是周氏兄弟对当时国情的共同认识。这就成为近代文艺启蒙的重要历史背景和精神内涵，即民族的生存和发展，是周氏兄弟早期文化选择的思想起点，周作人也把他们这一阶段的思想概括为民族主义，“豫才那时的思想我想差不多可以民族主义包括之，如所介绍的文学亦以被压迫的民族为主，俄则取其反抗压制也”。在《摩罗诗力说》文章开篇前，鲁迅引用了尼采的话：“求古源尽者将求方来之泉，将求新源。嗟我昆弟，新生之作，新泉之涌于渊深，其非远矣。”从而提出了对域外文化的选择，即“今且置古事不道，别求新声于异邦，而其因即动于怀古”。

翻译介绍外国文学成为周氏兄弟借文艺改造社会的一种希望，兄弟二人共同编选了《域外小说集》，选择的特点一是偏重斯拉夫系统，二是偏重被压迫民族。在谈到为什么翻译介绍被压迫民族的文学时，鲁迅说：“因为那时正盛行着排满论，有些青年，都引那叫喊和反抗的作者为同调的。”周作人也说：“一面又因为《民报》在东京发刊，中国革命运动正在发达，我们也受了民族思想的影响，对于所谓被损害与侮辱的国民的文学更比强国的表示尊重与亲近。”周氏兄弟早期的翻译是深深扎根于中国现实社会的土壤，是与时代的脉搏相一致的，符合中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的要求。但他们的这种做法并不都为时人认可，林语堂就曾讽刺鲁迅“今日介绍波兰，明日介绍捷克文豪”。兄弟二人工作十分辛勤，选择也非常精当，可是社会的反映非常冷漠。总结起来，第二次文艺救国失败的原因：一是译本只有两册，而且所选各国作家偏而不全。二是文体不被人们所接受，当时文坛盛行的依然是章回小说、笔记小说，短篇小说虽已崭露头角，但小说界的主将们还没有以提倡短篇小说为己任。基于此，读者反映冷淡也是必然的事情。

【摘要】从早期康复治疗的机制、开始时间、治疗方式、早期康复治疗中需要注意的问题等几个方面对近5年来脑卒中后早期康复治疗现状进行综述。早期康复治疗作为脑卒中患者康复的第一站，采用科学、合理的康复方式，能够最大限度地恢复患者的神经功能，提高其生活质量。在进行早期康复治疗时，同时需对患者进行适当的心理干预，要因人而异，制定合适的康复方案。

【关键词】脑卒中早期康复

随着医学的发展，脑卒中的死亡率明显下降，但其致残率仍居高不下，达80%以上［1］。此类病人生活质量降低，给家庭和社会都带来了沉重的负担，因此促进病人各项功能的尽快恢复是医务人员关注的重点问题。早期康复治疗能够明显改善病人的各种功能和预后，提高病人的生活质量。本文将脑卒中后早期康复治疗的近况作一综述。

1早期康复治疗的机制

脑可塑性和大脑功能重组理论是康复治疗中枢神经系统（CNS）损伤最重要的理论基础。缪鸿石等［2］认为，通过反复的特定的康复训练可使脑损伤区丧失的神经功能由原不承担该区功能的脑区部分代偿。经失神经超敏反应，潜伏通路和突触的启用及轴突出芽等机制［3］可实现CNS的功能重组。早期康复治疗可以促使潜伏通路和突触的启用，大脑对刺激发生反应性的突触形成，周围神经组织通过轴突的侧枝芽生，可能使临近失神经支配的组织重新获得支配，病灶周围组织的代偿使神经反馈回路得以重建。

早期康复针对病灶周围半暗带，通过增加脑血流量(CBF)，从而改善短期内尚存活的脑细胞。李飞等［4］的研究证实，早期康复组大脑平均CBF比对照组明显升高(P<0.05)。CBF的增加对减少半暗带区神经细胞死亡有益，反复的感觉冲动传入中枢，对轴突出芽，潜伏通路和突触的启用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