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转让范文10篇

[摘要]作为现代房地产业开发、销售方面的重要制度，预售商品房再转让被许多国家广泛应用，但在目前实践中也存在诸多问题值得探讨。在我国，由于法律在此方面规定很模糊，各地对预售商品房再转让行为的具体规定也不一致，学界对此也有不同的看法。本文从法律依据和法理两个方面分析了预售商品房再转让的合理性。同时，为了保护交易当事人的利益，维护房地产市场以及资本市场的健康运行，笔者认为应对其作出一定限制，并提出了立法建议。

[关键词]商品房；预售；转让

一、预售商品房再转让概述

在我国目前的市场实践中，预售商品房再转让活动较为普遍。预售商品房的再转让，也称“期房转让”或“楼花转让”，是指商品房预售后，承购人将购买的未竣工的预售商品房再行转让的行为。这种转让只变更预售合同的主体，预售合同的内容不发生变化，由商品房承购人将预售合同的债权或权利义务转让给第三人，使第三人与预售人之间建立新的权利义务关系。①

预售商品房再转让的目的虽然也是使受让人取得房屋所有权，但承购人在预售商品房再转让中转让的是取得房屋所有权的期待权，而不是现存的房屋所有权。预售商品房经转让后，原承购人从商品房预售法律关系中脱离出来，而由受让人取代其在合同中的当事人地位，享有原承购人应享有的合同权利。负担原承购人应承担的合同义务，是一种合同转让行为。

在实践中，预售合同中承购人承担的主要义务是支付房款。依据承购人履行该义务的程度，可以将商品房预售合同的再转让分为债权让与和债权债务的一并转让。

一、预售商品房再转让概述

在我国目前的市场实践中，预售商品房再转让活动较为普遍。预售商品房的再转让，也称“期房转让”或“楼花转让”，是指商品房预售后，承购人将购买的未竣工的预售商品房再行转让的行为。这种转让只变更预售合同的主体，预售合同的内容不发生变化，由商品房承购人将预售合同的债权或权利义务转让给第三人，使第三人与预售人之间建立新的权利义务关系。①

预售商品房再转让的目的虽然也是使受让人取得房屋所有权，但承购人在预售商品房再转让中转让的是取得房屋所有权的期待权，而不是现存的房屋所有权。预售商品房经转让后，原承购人从商品房预售法律关系中脱离出来，而由受让人取代其在合同中的当事人地位，享有原承购人应享有的合同权利。负担原承购人应承担的合同义务，是一种合同转让行为。

在实践中，预售合同中承购人承担的主要义务是支付房款。依据承购人履行该义务的程度，可以将商品房预售合同的再转让分为债权让与和债权债务的一并转让。

由于商品房从开工到建成要经过较长的一段时间。在这段时间里，承购人完全可能履行完所负义务。在不采取按揭形式的商品房预售中，承购人按照约定如期付清全部房款即可视为完成所负义务。在按揭购房中，承购人支付首期房款并授权贷款银行存入开发商专设账户中，即可视为履行完毕所负义务。这两种情况下发生的预售商品房转让是债权让与行为。

在商品房建成之前，还有可能出现承购人未支付或者只支付部分房款的情形。在这种情况下，预售商品房的让与是债权转让和债务承担的结合。被让与人的权利主要是房屋所有权之期待权，第三人所承担的义务是原承购人为履行或者未履行完毕的合同义务。

转让定价是跨国纳税人进行国际避税活动的一种最常见的手段。随着跨国公司的兴起和日益发展，跨国公司通过在内部交易中应用转让定价，可以转移和再分配各关联企业的利润，以达到避税目的。与此同时，也造成利润转出国和转入国之间税收收入的再分配。因此，加强转让定价的管理，受到各国政府的普遍关注。

一、我国关联企业转让定价采用的主要方法

（一）货物的转让定价。集团公司利用其关联公司之间的提供原材料、产品销售等往来，通过采用“高进低出”或“低进高出”等内部作价办法，将收入转移到低税负地区的独立核算企业，而把费用尽量转移到高税负地区的独立核算企业，从而达到转移利润和减轻公司整体税负的目的。

（二）劳务的转让定价。关联企业之间除了上面提到的材料和产品贸易往来外，还会经常相互提供各种劳务服务。其做法同货物的转让定价基本相同，关联企业之间可以利用提供劳务服务的内部作价方式来实现利润的转移，达到减轻整体税负。

（三）管理费用的转让定价。企业集团总部为其下属公司提供各种管理服务。因此，有关的管理费用必须分摊给下属公司负担。集团公司为了降低企业整体税负，往往没有按合理标准来分配管理费用，而是对高税率子公司多分配费用，对低税率子公司少分配费用，使企业获得最大的经济利益。

（四）有形资产的转让定价。在企业的生产经营过程中，关联企业之间经常发生生产设备等有形资产的租赁行为。这就为关联企业进行纳税筹划提供了空间。

「内容概要」随着我国房地产行业的兴起和快速发展，商品房预售作为一种新型房屋销售制度应运而生。由于商品房销售在我国属于一种新鲜事物，立法中存在空挡，实践中存在许多模糊认识，理论界也对一些问题争论不休。商品房销售市场较为混乱，纠纷层出不穷，本文就商品房预售合同性质、预售商品房抵押、转卖和预售过程中常见的纠纷及其处理进行简单探讨。本文作者从商品房预售合同的特点及其与承揽合同存在的区别进行了分析，认为是一种非即时交付的买卖合同，它不同于承揽合同和附期限合同；文章对预售商品房设立抵押的三种情况进行了分析，提出开发商设立抵押应建立登记备案制度和设立严格的条件限制；同时作者认为预售商品房可以转卖并履行严格手续，并简述商品房预售中常见的纠纷，针对不同情况提出了不同的处理意见。

近年来，随着我国房地产市场的建立与蓬勃发展，商品房买卖市场日益活跃，一种新型的房屋销售制度--商品房预售应运而生。商品房预售俗称“卖楼花”，是指房地产开发商将正在建设中的商品房预先出售给预购人，由预购人根据预售合同支付房款(既可一次付清，也可分期支付，视合同约定而为)并在房屋竣工验收合格后依法取．得房屋所有权的一种房销售形式。可见，相对于一般的现房交易，该种销售方式有利于房地产开发吸收资金，对于解决房屋在开发建设中资金不足的问题起重要作用。但是，商品房的预售在我国还刚刚起步，现行立法尚不够完善，实践经验也还欠缺，对房屋预售中的一些基本问题还模糊不清。因此，有必要加强对商品房预售制度的法律研究，澄清一些理论与实践问题，使之能在房屋交易市场上发挥最大的经济功能。

一、预售合同的法律性质

我国《城市商品房预售管理办法》第十条规定：“商品房预售，开发经营企此应当与承购人签订商品房预售合同。预售人应当在签约之日起30曰内持商品房预售合同向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房地产管理部门和土地管理部门办理登记备案手续。依据该条，我国的商品房预售以当事人双方签订书面合同为形式要件。站在预防法学的观点来看，就是先以“契约"的方法，将当事人彼此的权义关系加以定位，俾减少因权义不明所生的争执或纠纷。另外，对该种契约的性质也必须予以明确，这是对当事人彼此权利义务具体定位的必然要求，也是保证法律能够具体准确地调整社会关系的客观需求。

（一）预售合同是买卖合同

1、商品房预售合同符合买卖合同性质。《台湾民法典》第98条规定:"解释意思表示应探求当事人之真意，不得拘泥于所用之辞句。"因此应该从当事人真实意志的角度去探求预售合同的法律性质。房屋预售合同签订之时房屋尚未开工或正在施工，合同的标的物并非现实物而是将来物，有一个"成长"过程。但双方的意图都在于房屋竣工后的产权转让。预购人支付价款是为了取得房屋所有权，开发商接受价款也自然负有了交付房屋的义务，这与买卖合同是出卖人转移标的物所有权于买受人，买受人支付价款的基本特性是相吻合的。预售合同实为房屋作为商品交换形式在法律上的必然表现，合同当事人的行为在本质上仍是买卖行为。预售合同有关付款、标的物交付、权利担保、瑕疵担保和违约责任等条款内容也多与买卖合同相同，具有明显的买卖合同性质。

转让定价是跨国纳税人进行国际避税活动的一种最常见的手段。随着跨国公司的兴起和日益发展，跨国公司通过在内部交易中应用转让定价，可以转移和再分配各关联企业的利润，以达到避税目的。与此同时，也造成利润转出国和转入国之间税收收入的再分配。因此，加强转让定价的管理，受到各国政府的普遍关注。

一、我国关联企业转让定价采用的主要方法

（一）货物的转让定价。集团公司利用其关联公司之间的提供原材料、产品销售等往来，通过采用“高进低出”或“低进高出”等内部作价办法，将收入转移到低税负地区的独立核算企业，而把费用尽量转移到高税负地区的独立核算企业，从而达到转移利润和减轻公司整体税负的目的。

（二）劳务的转让定价。关联企业之间除了上面提到的材料和产品贸易往来外，还会经常相互提供各种劳务服务。其做法同货物的转让定价基本相同，关联企业之间可以利用提供劳务服务的内部作价方式来实现利润的转移，达到减轻整体税负。

（三）管理费用的转让定价。企业集团总部为其下属公司提供各种管理服务。因此，有关的管理费用必须分摊给下属公司负担。集团公司为了降低企业整体税负，往往没有按合理标准来分配管理费用，而是对高税率子公司多分配费用，对低税率子公司少分配费用，使企业获得最大的经济利益。

（四）有形资产的转让定价。在企业的生产经营过程中，关联企业之间经常发生生产设备等有形资产的租赁行为。这就为关联企业进行纳税筹划提供了空间。

摘要：根据中国银保监会2018年以来一系列政策通知的，金融机构的信贷工作有了新的工作指引，进一步加强对实体经济的支持，特别是对龙头民营企业的服务支持，创新多种金融服务方式。得益于商业保理和再保理等金融业态的飞速发展，对于信用优良的民营企业来说，这种低成本快速获取资金的方式比较理想。本文作者从商业保理公司的财务人员角度，以解决新能源汽车企业融资问题为例，来探索融资模式上的对策，通过借鉴再保理融资的交易逻辑结构，尝试探索通过该交易结构的创新应用来落地解决保理公司的业务机会。

关键词：新能源补贴；商业保理；再保理融资；融资模式

一、背景介绍

(一)外部融资环境。金融行业从2018年开始出现严监管的形势，经济增速放缓，市场下行压力过程中，很多机构对经济的未来预期走向持悲观态度，再加上近段时间资本市场频频爆发的一系列债务违约事件，也加大了银行等金融机构的系统性风险和信用风险。(二)关于新能源汽车行业补贴动向。根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统计，国内汽车行业市场整体在2015年至2017年保持了增长势头，但在2018年首次出现了负增长。根据我国新能源汽车行业2012年起的未来近十年产业发展规划，最终将实现年产能200万辆的水平。而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数据统计，2015-2017年虽然保持了高速增长，但相比于2020年产能和累计销量的目标，未来依然有很大的增长空间。国家对新能源汽车的补贴核查近几年发生了很大变化，从最开始预拨补贴事后专项核查，2016年底开始逐步提高了补助对象的准入门槛，补贴拨付调整为部分预拨、事后审核清算方式，2017年调整为以动力电池为核心补贴对象，事后审核分批发放补贴，且前提需跑满3万公里。2018年开始对高性能动力电池应用进行政策鼓励，对新能源乘用车、客车和专用车重新调整补贴标准；而且在补贴款拨付上，要先满足2万公里数的要求，之后再走申请及审批流程。国家对补贴政策的不断调整，都是引导新能源汽车产业健康发展、持续促进该产业技术上的进步，对该行业的鼓励支持是确定的。(三)企业财务状况简介。本文中所讨论的新能源汽车企业，是一家自主研发商用车、乘用车的民营企业，集研发、生产、销售及服务于一体。其母公司是一家上市公司，主营各类高低压特种电机、新能源汽车电机、伺服电机等电机产品的研发、生产与销售。该企业在2018年年底，因为受到汽车行业交易整体下落的影响，营业收入较以前年度下降。已获审批的3亿元国家补贴分批划账有时间差，使生产资金的及时再投入受到影响，进而放慢了新能源汽车的销售进度，使盈利能力最后受到影响。该企业的资产负债率各年都在60%以上，而进一步直接向银行加杠杆融资的难度增大，企业亟需大量资金投入运营。(四)商业保理公司的危与机。保理公司成立初创阶段，自有资金有限，存量资产少，再融资能力受限。考虑到资金成本问题，利用银行渠道来融资仍是首选。相对来说，将保理资产转让给银行做再保理融资还是一种低成本融资方式，以保证实现保理业务内部必要的报酬率。保理公司业务人员发现，该企业的产品收入占比中，新能源电动汽车产品收入占到总收入的30%左右，补贴金额几乎也是接近总收入30%，补贴款的依赖度仍旧很高，针对新能源补贴政策的变更，2019年该企业也调整了经营思路，将重点发展燃油车业务，并减少电动车对于国内政府补助的依赖。但眼前3亿元补贴款的到账存在时间差异，仍然对企业的生产运营影响很大，此时保理公司为解决该企业的资金缺口问题，帮助其快速实现资金周转，盘活应收补贴款的变现能力，开始探索应收补贴款的融资模式创新问题。

二、应收补贴款融资模式问题与对策

(一)再保理融资逻辑与模式创新再造。如图一所示，保理业务的再保理融资流程是，保理公司将从销售方所受让的应收账款债权作为保理资产转让给银行进行再保理融资，从而赚取中间收益，到期后，购买方直接向银行偿还应收账款。针对新能源汽车企业申请的几亿元政府补贴款，从政府完成审批至企业收到全额补贴款的半年时间内，新能源汽车企业需要筹集大量的资金持续投入生产运营中，商业保理公司基于企业方现实的融资需求，在业务模式的构造中，如图二所示，我在借鉴了传统商业保理与再保理模式后，对模式应用略做调整。新能源汽车企业作为销售方应收款方，将政府作为付款方，而区别在于，企业与政府并非商业买卖关系，以及应收补贴款在完成转让后，到期时不能直接回流到保理公司或再保理公司，而是只能直接回流至新能源汽车企业，之后，依次是新能源汽车企业汇给保理公司，保理公司再汇给银行。模式的借鉴过程中遇到了新的问题，比如银行很难对所形成的保理资产进行确权，因为政府发放补贴虽然总金额固定，但每个批次的拨款时间和金额都无法可靠确定，这不同于购销合同里能够约定具体的交易时间及金额。值得注意的是，根据目前针对新能源汽车企业补贴政策，满足补贴申请的前提条件之一是需要预先完成既定的2万公里数，然后才能向政府提交申请，也就是说2018年所申请的补贴款实际上是企业在2016年左右完成车辆的销售而且接下来的两年多时间跑完了补贴所要求的里程数。因此，可以将已符合补贴政策要求的事项作为应收款确权的一个依据，用以替代企业完成交货的流程节点，另一个依据是政府审批后，国家工信部官方网站向社会公示新能源各企业历年清算审核结果和补助资金的预拨审核情况，此事项节点可以作为企业应收补贴款的权利事实，相当于实际上企业已经取得了对该笔应收款的控制权。商业保理公司认为该笔业务的基础资产回收预期明确，不存在实质性障碍，把它认定为一项类保理业务开展，在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动产融资统一登记系统办理应收账款转让登记手续。(二)加强业务风险控制措施。资金路径方面，也遇到了新的挑战，通常来说，保理业务的资金不论明保理还是暗保理，债权转让给保理公司后，债权到期时保理公司是直接向采购方收款的。而在新业务类型中，政府作为类似付款方的角色，无法将补贴款直接汇到保理公司的银行账户中，而是直接拨款给新能源企业的账户里，对保理公司来说，存在回收资金风险。为了解决这一难题，保理公司通过与银行签订账户监管协议锁定收款账户；以制式公函通知地方财政本次收款账户；新能源汽车企业的上市公司母公司通过必要内部决策和信息披露流程后连带担保；新能源企业的股东连带担保。(三)明确业务操作路径，保证内部。收益业务操作层面，保理公司通过已有的授信支持，对接银行拟通过再保理的方式予以配资。首笔业务规模为不超过审批补贴额的80%，借款期限为“3+6”(借款期限为90日，到期可延长180日)且计息时间不短于90日，则项目自有资金的收益为16.5%(按照对外报价8.5%，银行按照1：4比例配资，且配资成本为6.5%)。若最低计息期间新能源汽车企业因收到补助资金而提前还款或约定前置收取利息，则项目自有资金的收益将进一步提升。(四)保理公司进行再保理融资的增信措施。保理公司在对应收补贴款所形成保理资产完成风险保障后，如果通过银行再保理方式融资开展业务，仍需向银行提供增信措施，比如通过保理公司的母公司提供授信及担保，或者保理公司股东个人承担无限连带责任及担保等。

摘要：企业并购过程中，并购方往往会面临目标公司税务风险问题。本文所述税务风险控制，主要涵盖三方面内容：一是并购前的税务风险控制，重点关注目标公司历史税务问题的厘清与处理；二是并购交易中的税务风险控制，重点关注不同交易模式下需承担的税负与税务风险防控之间的平衡；三是交割环节税务风险的控制。

关键词：税务风险控制；并购前；并购中；交割环节

一、并购前的税务风险控制

对于收购方而言，如何控制并购涉税风险是其重点关注的问题。在股权转让中，原股东将有历史遗留问题（如漏税、偷税、逃税、票据等问题或有税务争议）的公司转让给了后续股东，新股东最终可能成为“替罪羊”。为了防范此类风险的发生，通常可以借助于并购前的税务尽职调查进行化解。并购合同中增加“涉税担保”条款，前股东承诺目标公司税务健康，并愿意承担未来可能发现由前股东存续中发生的欠税等涉税问题。税务尽职调查的内容主要包括三点：

（一）税务合规状况的调查

对目标公司适用的相关税务规定进行清查，根据对该企业整体税负的分析，了解该企业适用的税收优惠政策以及该企业的税务管理流程，对比其流程是否符合相应的法律规定，为并购后统一税务管理提供第一手资料。

近年以来，关联企业间业务往来、转让定价和反避税，越来越受到中国政府的关注和重视，国家通过反避税立法，完善工作机制，重视基础信息建设，强化国内联查和国际合作，配备充足的专职人员等方式，初步建立了比较完善的转让定价税务管理机制。企业管理层全面了解国家有关关联企业、转让定价和反避税的税法规定，对降低企业经济业务之税务风险，促进企业合法经营十分有益。

一、反避税立法历史

早在1991年，国家就开始关注到转让定价的反避税立法工作，1991年出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法》第13条规定：“外商投资企业或者外国企业在中国境内设立的从事生产、经营的机构、场所与其关联企业之间的业务往来，应当按照独立企业之间的业务往来收取或者支付价款、费用。不按照独立企业之间的业务往来收取或者支付价款、费用，而减少其应纳税的所得额的，税务机关有权进行合理调整。”

1992年，国家税务总局颁布了《关于关联企业间业务往来税务管理实施办法》，1993年出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将反避税的范围从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扩大到内资企业。

1998年国家税务总局出台《关联企业间业务往来税务管理规程》，首次提出以预定价方式解决转让定价的问题。2002年出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实施细则》第51条至第56条对关联企业、预约定价、计税收入额或者所得额的调整等作了全面阐述。

2004年6月9日国家税务总局颁布了《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进一步加强反避税工作的通知》，对进一步贯彻《关联企业间业务往来税务管理规程》作了部署。同年10月22日，国家税务总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实施细则》有关条款的规定，对《关联企业间业务往来税务管理规程》的相关条款以及《关联企业间业务往来税务审计、调查和税收调整工作程序底稿》的相关表书进行了初步修订，并以《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修订<关联企业间业务往来税务管理规程>的通知》的形式颁布实施。中国政府在不到半年的时间内，连续关于企业间业务往来、转让定价和反避税的等法律法规，其加强完善反避税工作的决心可见一斑。

近年以来，关联企业间业务往来、转让定价和反避税，越来越受到中国政府的关注和重视，国家通过反避税立法，完善工作机制，重视基础信息建设，强化国内联查和国际合作，配备充足的专职人员等方式，初步建立了比较完善的转让定价税务管理机制。企业管理层全面了解国家有关关联企业、转让定价和反避税的税法规定，对降低企业经济业务之税务风险，促进企业合法经营十分有益。

一、反避税立法历史

早在1991年，国家就开始关注到转让定价的反避税立法工作，1991年出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法》第13条规定：“外商投资企业或者外国企业在中国境内设立的从事生产、经营的机构、场所与其关联企业之间的业务往来，应当按照独立企业之间的业务往来收取或者支付价款、费用。不按照独立企业之间的业务往来收取或者支付价款、费用，而减少其应纳税的所得额的，税务机关有权进行合理调整。”

1992年，国家税务总局颁布了《关于关联企业间业务往来税务管理实施办法》，1993年出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将反避税的范围从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扩大到内资企业。

1998年国家税务总局出台《关联企业间业务往来税务管理规程》，首次提出以预定价方式解决转让定价的问题。2002年出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实施细则》第51条至第56条对关联企业、预约定价、计税收入额或者所得额的调整等作了全面阐述。

2004年6月9日国家税务总局颁布了《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进一步加强反避税工作的通知》，对进一步贯彻《关联企业间业务往来税务管理规程》作了部署。同年10月22日，国家税务总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实施细则》有关条款的规定，对《关联企业间业务往来税务管理规程》的相关条款以及《关联企业间业务往来税务审计、调查和税收调整工作程序底稿》的相关表书进行了初步修订，并以《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修订<关联企业间业务往来税务管理规程>的通知》的形式颁布实施。中国政府在不到半年的时间内，连续关于企业间业务往来、转让定价和反避税的等法律法规，其加强完善反避税工作的决心可见一斑。

摘要：近年来，我国商业银行信贷资产不良率持续走高，不断上升的不良贷款规模影响了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质量。探索不良债权跨境转让有助于拓宽不良资产处置渠道，支持实体经济发展。在比较不良债权处置国际经验基础上，分析当前不良债权跨境转让面临的问题和障碍，提出了相应政策建议。

关键词：不良债权；跨境转让；外债管理

本文所称的债权跨境转让，是指境内债权人金融机构（主要指银行）将其持有的对境内债务人的债权向境外转让。债权属于法律概念，而资产属于会计概念，本文所指的人民币不良债权也即人民币不良资产，是指境内银行将对境内企业的人民币不良贷款以人民币形式转让给境外机构的行为。

一、不良债权跨境转让的现状与必要性

（一）我国不良债权跨境转让的现状。对于不良债权的跨境转让，目前无论学界还是实务界研究都不多。林华昌对商业银行跨境债权转让涉及的法律问题进行了分析，认为境内银行（债权人）在通知债务人情况下可以进行跨境债权转让，但该转让要受现行外汇管理规定关于外债指标的限制。孔蕊等人认为，不良债权跨境转让可能形成规避现行外债管理政策的效果，削弱外债管理的有效性，影响外债数据的真实性和准确性。从业务发展实际看，我国万亿级不良资产市场已越来越受到境外投资者的关注，公开信息显示，摩根士丹利、高盛公司、橡树资本等海外投资者都从我国买入了不良资产包。2016年，深圳在全国率先开展了不良资产跨境转让试点，深圳前海金融资产交易所完成国内首单依托交易所平台进行的不良资产跨境转让业务，对外挂牌转让本金合计2340万美元，境外投资者成功摘得该信贷资产包后以外汇形式汇入转让款。此后，该项试点由深圳扩大到了广东全省。2018年6月，在前期试点基础上，深圳不良资产跨境转让试点政策进一步完善，取消试点期限，业务由事前逐笔审核改为事前逐笔备案，允许通过外债专用账户接收境外投资者汇入的交易保证金。显然，前期试点的不良债权跨境转让尽管转让标的都是人民币资产，但转让对价都是外汇，并未实现人民币不良债权的跨境直接转让。（二）人民币不良债权跨境转让的必要性。一是有助于满足债权人流动资金需求，提高资金周转效率。市场经济条件下，转让不良债权，已成为债权人满足资金流动性需求、盘活不良债权，实现资金周转的重要途径。《国务院关于积极稳妥降低企业杠杆率的意见》（国发〔2016〕54号）明确要求“提高银行不良债权核销和处置能力。拓宽不良债权市场转让渠道，探索扩大银行不良债权受让主体，强化不良债权处置市场竞争。加大力度落实不良债权转让政策”。二是有助于盘活银行不良资产，化解和防范金融风险。境外资金成本相对较低，境外投资者对于不良资产有专业性判断，有利于境内银行不良资产的处置。对境内银行而言，境外投资者受让不良资产，相当于从境外引入了低成本资金支持实体经济发展，增强了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有利于化解金融风险，也能缓解境内处置不良资产的压力，向境外释放银行信贷风险。三是有助于为探索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提供经验。开展人民币不良债权跨境转让，既能吸收借鉴国际先进资产处置和重组经验，提高境内金融市场资源配置效率，也能为境外投资者提供人民币投资和保值增值渠道，丰富境外投资者人民币投资产品，扩大人民币跨境使用范围，助推人民币国际化，为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提供经验。

二、不良债权跨境转让面临的问题和障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