载体范文10篇

摘要:随着经济的飞速发展，时代进步，广告载体的发展日新月异。本文对当代广告载体进行研究。“三网融合”成为新型广告载体发展的必然趋势，手机短信也作为新型广告载体出现，快速消费品以及商品也将发展成新型广告载体。这些新型的当代广告载体将会蓬勃发展，走出一条具有自身特色的道路。同时预示着一个新的广告时代即将到来。

关键词:新型广告载体;三网融合;发展

“三网融合”是指电信网、广播电视网和互联网三大网络经过技术改造，能够提供包含语音、数据、图像等综合多媒体的通信业务。“三网融合”并不意味着三大网络的物理合一，而主要是指高层业务应用的融合。在“三网融合”的背景下，不仅能在手机上看电视，还可以通过电视遥控器打电话，随需要选择网络和终端，而且只要拉一条线、接入一张网，甚至还可以完全利用无线接入的方法就能通信、电视、上网等各种应用需要。

(一)电信网———手机

汤劲在《手机短信———新型广告载体》一文中提到，自从无线移动电话问世以来，全球手机用户突飞猛进。根据信息部公布的数据显示，到2006年7月底，中国手机用户数量已超过431000000户，同比增长44．9%。手机短信方便，价格便宜，容易收发，已成为中国的移动电话用户喜爱的信息交流模式。现在手机短信作为一种新的消息载体和平台，人们越来越依赖它。就像海德格尔所说“技术不仅仅是手段。技术是一种展现的方式。”手机短信正在悄悄地改变着人们的生活，他不仅促进了人类交流的进一步发展，而且成为新媒体文化景观建设的重要力量。据新华网报道在最近几年，中国的手机用户，位居世界第一。所以和低收视率的传统媒体的比较，具备更全面的优点:1、它覆盖的面积广，受众多，迅速便捷，可及时传送。在传播信息的实效性上，手机短信比其他媒体甚至网络更具有优势。2、流程短，受制约因素少，发送便捷，一个广告能在很短的时间内传播出去，并且不受到发送时间和手机开关机影响。3、费用低，国内自动漫游是手机短信的特殊功能，不管把信息发往国内哪个地方，费每条都是0．1元。在成本上相比传统媒体占据很大优势。有了这些特点无疑造就了手机短信的通用性和实用性，越来越多的人将会被接受。

(二)有线电视网

我们能够发现政治信息的载体，首先便是政治制度，这一点很容易被忽视。譬如官制，春秋时期楚国有观氏世掌占卜，钟氏世掌乐官，晋国有籍氏世掌典籍，那时存在世官制，沈文倬曾谓:“爵可世袭，官是否随之世爵?史书虽无明确记载，而西周鼎彝铭文中，授官时常有‘更乃祖(或考)司某事’，更读为庚，训‘续也’。据此而知，宗周存在过世官制度。”世官制度就承载着大量的政治信息。公共权力的分配与血缘紧密相连，有何种血缘关系，就会获得某种权力，它们是对应的。权力的分配也是割裂而封闭的，一旦权力被对应的家族世袭，格局就很难变更，各种权力成为绵延数百年的家族领地，外族不可能轻易渗透进来。从更广的范围看，世官制还体现着古代家国同构的特点。所有的制度，包括类似于世官制的官制在内，有其天生的因素去承载政治信息。它具有稳定性、共识性、显现性，当需要对权力的自私性、隐蔽性、随意性作出对抗的时候，制度是个很好的选择，人类社会很早就意识到这一点。在五、六千年前的陕西临潼姜寨村的母系氏族，他们的遗址由5群大、中、小房屋组成，其分布格局反映出当时的女性权力和地位。其中，小型房屋是最多的，面积一般为10平方米左右，有基本的生活设置，可住2至5人;中型房屋为方形半地穴式，面积为20至40平方米，可供10余人居住;大型房屋面积为50至90平方米，总共有5座，里面没有生活设施，应该是氏族成员议事或宗教活动的场所。中型房屋在遗址居住区的东、南、西、北都有分布，它们和周围的小型房屋构成一个个单元，这样的若干群中、小型房屋，又分布在5座大型房屋周围。房屋的分布格局体现出氏族成员的亲疏远近，受到特定习俗的制约，在某个中心大型房屋居住的长者，其权力所及范围估计限于住在该组房屋的氏族成员;小型房屋和中型房屋的成员，估计处于服从的地位。随着中国政治的纵深发展，人们越来越意识到制度对权力的规范作用。春秋时期，无论革新派抑或保守派，都强调以礼治国。《左传》载:“礼，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也。”归根结底，政治制度能够成为权力的载体并非偶然的，它在权力的若干性质支配下，以人文的、非自然的形式把是权力运行的轨迹外化出来。当然，不是在所有场合的权力运行都是有迹可循的，很多历史事件都表明这一点。公元前210年，秦始皇病死于外巡途中，宦官赵高隐瞒皇帝病逝的消息，矫诏杀死了太子扶苏和将军蒙恬，扶持公子胡亥登基。赵高的所作所为有违常制，而整个的夺嫡过程处处皆有权力参与，此种情况下的政治信息又被承载于哪里呢?通观胡亥夺嫡，存在权力的发出，如秦始皇命令赵高拟写诏书，也存在权力的承受，如扶苏奉旨自杀，由于假诏书的作用而受到影响的，还有秦帝国的皇位、丞相职位，原本应属于扶苏的、蒙恬的，所以夺嫡事件中权力的发出者、受用者都是其存在和运行的载体，离开了它们权力便无法被感知。在古代中国，类似的权力存在和运行，是具有普遍性的。举凡发生的政治事件，王位继承、祭祀、私法判决、册封、战争、兴建土木、任免官员等等，都隐藏着权力的支配。历史事件之所以能成为政治信息的载体，在于如上分析所展示的那样，事件的参与因素都与权力存在某种程度的联系，权力的来源、传递、受用，需要借助事件因素的承载才能实现。与政治制度相比，它表现的权力运行属于实际层面，也就是现实的情况，不像前者只是一种设想的状态。世官世爵制度之下，各人皆有名分，不得逾越，这是对权力运行作出的理想规范，政治生活却是另一番情形。《论语•八佾》:“孔子谓季氏:八佾舞于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三家者以《雍》彻。子曰:‘相维辟公，天子穆穆’，奚取于三家之堂?”季氏无视礼制规定，妄自尊大，孔子非常生气，却没有办法，三桓势力太大，鲁国君主已经无力控制，这种局面与周初设想的封建制和世官制的初衷相去甚远了。

不同的历史事件，所承载的政治信息量存在差异，可以对其作相对的比较。有些事件直接围绕权力的运行展开，就像胡亥夺嫡之类，几乎每个参与因素皆与权力紧密关联，政治信息非常集中地呈现出来。在有些历史事件里，情况恰恰相反。《文献通考》记曰:“汉兴，以为秦钱重，难用，更令民铸荚钱，而不轨逐利之民蓄积余赢以稽市，物踊腾趋，米至石万钱，马至匹百金。”引文记秦汉货币变更之事，秦、汉、钱、民诸因素与权力直接关联，或发出命令，或者接受命令，市、物、米、马等因素则非铸钱令效力的直接承受者，如果不知道铸钱令，单就市场的物价变化，很难确定它们是西汉政府更改货币政策的结果。因此，该事件所直接承载的政治信息密度小于胡亥夺嫡之类，非直接承载的政治信息占了些许的比重。在古代中国，与政府或王室相关的事件承载的政治信息密度较大。他们本身就是权力的中心所在，所为之事与权力运行直接相关也是自然的。譬如王位继承、祭祀、私法判决、册封、战争、兴建土木、任免官员之事，皆无不与起自政府、王室。可能正因为如此，王室与政府之事往往备受关注。例如，1895年甲午战争失败，时局牵动国人之心，及《马关条约》签订，举国激奋。《申报》载:“中日和约十一款，全权大臣电传至京，举国哗然。内之郎曹，外之疆吏，咸有疏争。而声势最盛、言论最激者，则莫如各省公车联名同上之一疏。是书系粤东康长素先生主稿，洋洋洒洒，万八千字，皆力言目前战守之方、他日自强之道。近闻美国公使已将书翻译至美。前《新闻报》曾按日排登，然未得全豹，不及十分之一，凡迁都、练兵、变通新法诸说，皆缺如焉。”又如，元朝仁宗延祐二年重开科举，士人获闻便奔走相告，消息很快传遍全国。参加科举者颇多，有些士人年事已高，也抱着“重期将相公侯选，肯信倡优卜祝同”的信念，赴京考试。相反，政治信息密度小的历史事件是不会被关注权力运行的人重视的。司马光在《进＜资治通鉴＞表》陈述编撰初衷:“每患迁、固以来，文字繁多，自布衣之士，读之不遍，况于人主，日有万机，何暇周览!臣常不自揆，欲删削冗长，举撮机要，专取关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为编年一书，使先后有伦，精粗不杂。”他关注的只是与国家相关的大事，生活细节不能入其视野，那里面没有多少直接政治信息，不能达到“资治”的目的。作为政治信息载体的制度和事件，人们不会任凭它们消失，总会通过各种途径予以保存。最普遍的情况是把它们文本化，即以转化为文字表达的文本。中国古代有浩若烟海的典籍，记录了大量的制度和事件。阎步克曾提出:“专制官僚政治在战国秦汉呱呱坠地，文书和法规的运用成为帝国行政的日常事务，这不是一个突变而是其来有自。在此之前，典章图籍的使用已有相当的规模，并为此后的飞跃提供了‘百尺竿头’。……战国以来的官僚政治，正是在严格依照成文法典和充分运用文书档案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典章图籍是政治信息传递的重要载体，阎氏的考察恰好也说明了政治信息传递在中国古代官僚政治形成过程的作用。在清代乾隆年间，曾组织大批学者整理可见的文献，汇编成大型丛书《四库全书》。其中，史部收录的文献分为15个大类，包括正史类、编年类、纪事本末类、杂史类、别史类、诏令奏议类、传记类、史钞类、载记类、时令类、地理类、职官类、政书类、目录类、史评类等，含有的政治信息密度最大。例如，宋人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以国史、日历为主，而参之以稗官、野史、家乘、案牍、奏议、百官题名，无不胪采异同，以待后来论定。故文虽繁而不病其冗，论虽歧而不病其杂，在宋人诸野史中，最足以资考证。”又如，唐杜佑《通典》“博取五经、群史及汉、魏、六朝人文集、奏疏之有裨得失者，每事以类相从。凡历代沿革，悉为记载，详而不烦，简而有要，元元本本，皆为有用之实学，非徒资记问者可比。”《四库全书》的史部文献远非只有上面两种富含政治信息，事实上，几乎每种文献都是这样的。其他类型的文献，经部、子部、集部包含的政治信息相对少一些，却也不是没有。例如，《尚书》收编的典谟诏令也有反映当时的政治情况的，《汤誓》是商汤伐纣之前发表演说，号召众人全力投入战斗，这段文字被保存在最古老的传世文献《尚书》里，夏商之际新旧权力核心的终极搏斗，商族对其他部族的控制，清楚地呈现出来。又如，《周礼》记周代官制，“大宰之职，掌建邦之六典，以佐王治邦国:……以八法治官府:……以八则治都鄙:……以八柄诏王驭群臣:……以八统诏王驭万民:……以九职任万民:……以九赋敛财贿:……以九式均节财用:……以九贡致邦国之用:……以九两系邦国之民:……正月之吉，始和，布治于邦国都鄙，乃县治象之法于象魏，使万民观治象，挟日而敛之。置其辅。乃施典于邦国，而建其牧，立其监，设其参，傅其伍，陈其殷，置其辅。乃施则于都鄙，而建其长，立其两，设其伍，陈其殷。乃施法于官府，而建其正，立其贰，设其考，陈其殷，置其辅。凡治，以典待邦巩之治，以则待都鄙之治，以法待官府之治，以官成待万民之治，以礼待宾侩其疚。”《周礼》所载的周代官制多般与此段文字类似，描述了各种官职的职掌和治理要领，它们都对政府公权的运行作出了规范。

古代中国的政治制度作为信息载体，不仅只保存在文献里。它像活化石一样，留下昔日政治权力运行的轨迹，至今仍能看到其片断踪影。制度有别于历史事件，不是转瞬即逝的。它具有相对的稳定性，经历数百年时间而不消亡。封建制度自从西周施行，在整个古代中国便没有真正废除过;由宰相领衔的内阁制，自秦朝确立至清末，一直是核心的制度。就像前面所论述的，政治制度超越具体事件的层面，为公共权力的运行提供了稳定的框架，确保其不失范、不零散;某个朝代或政权崩溃了，接下来的朝代或政权选择了原来的权力框架，于是制度又复活了，这就是它作为政治信息载体的强大生命力。也由于这个特点，政治制度所提供的信息较之历史事件承载的信息而言，时效跨度大。黄宗羲曾言:“三代之法，藏天下于天下者也。……后世之法，藏天下于筐箧者也。利不欲其遗其下，福必欲其敛于上。用一人焉，则疑其自私，而又用一人以制其私;兴一事焉，则虑其可欺，而又设一事以防其欺……。”三代之时，天下之权由各诸侯或方国共享;封建时代，天下之权由君主一人掌控，又不得不防止下属滥用所分之权。黄氏所言的权力结构情况，跨越古代中国的数千年，都是有效的，因为制度架构在那里，政治人物的变化对权力的总体运行机制没有多大影响。历史事件所反映的政治信息，往往是很短暂的。汉高祖刘邦战胜项羽之后，承认自己取得天下，萧何居功至伟，不过取得天下之后，情形就有变化了。汉高祖十二年秋，亲自带兵攻打叛将黥布，经常派使者问萧何朝廷之事。萧何仍旧素日一样，拊循勉力百姓，支援前线的高祖。有门客劝说萧何:“君灭族不久矣。夫君位为相国，功第一，可复加哉?然君初入关中，得百姓心，十馀年矣，皆附君，常复孳孳得民和。上所为数问君者，畏君倾动关中。今君胡不多买田地，贱贳贷以自污?上心乃安。”萧何听从门客的建议，借钱购置田产，汉高祖方才心悦。这两件事表明，汉高祖和萧何之间同样存在权力的矛盾，是西汉初年很重要的政治信息;不过，随着刘、萧二人的去世，该则信息的效力也就消弱了很多，根本无法与君主专制、相阁首辅制确定的政治框架所承载的信息相比。

本文作者：边涛工作单位：湖北省黄石市电视台

为进一步贯彻落实中央《关于做好党员联系和服务群众工作的意见》精神，创新党员联系和服务群众载体，**县在今年以来，以乡镇、部门、行政村、城镇社区和非公企业为单位，组建党员志愿者服务队，变过去的个体分散服务为现在的有组织行动，引导城乡各行各业党员发挥技术专长和服务能力，帮助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受到群众的一致欢迎和普遍好评。

为规范党员志愿者服务队的组建和管理，县委组织部制发了《关于在基层党组织中建立党员志愿者服务队规章制度》，在深入调查研究和广泛征求党员、群众意见的基础上，乡镇根据机关党员技能特长和群众服务需要，分别组建了新农村建设党员志愿者服务队、农技党员志愿者服务队、农产品流通党员志愿者服务队和以矛盾纠纷调处、社会求助和灾害应急为主要服务内容的综合性党员志愿者服务队；各行政村根据实际情况和群众需求成立党员志愿者服务小分队；各涉农部门、卫生部门、司法部门、文化部门、教育部门等有关部门，根据行业特点和资源优势，分别以提供农业技术服务、医疗防疫服务、法律援助服务、文艺宣传服务、科学文化知识传授服务等为主要内容组建党员志愿者服务队；城镇社区结合社区建设，组建了以提供社区公益服务为主的党员志愿者服务队；非公企业围绕企业发展，组建了以提供技能培训、安全生产服务为主的党员志愿者服务队，等等。

党员志愿者参加服务队活动实行党员自愿认岗和服务队派岗相结合，服务形式以方便群众需求为目的，既可开展定期定点服务，也可开展上门服务。

目前，全县在乡镇已组建58支党员志愿者服务队，在县直机关部门已成立14支党员志愿者服务队，另外，组建了4支城镇社区党员志愿者服务队和8支非公企业党员志愿者服务队，每个行政村也组建了2—3支党员志愿者服务小分队。3月份以来，全县80多支党员志愿者服务队和520多支党员志愿者小分队累计已组织开展服务活动1800多次，为群众为社会办好事实事3600多件（次）、解决实际问题1200多个

摘要：从精神文化载体、人文景观和校园文化活动方面介绍了甘肃医学院校园文化载体的发展，提出了甘肃医学院校园文化载体建设的创新点。

关键词：校园文化；医学院校；载体

甘肃医学院是一所省属全日制本科医学院校。甘肃医学院建校已有60年的历史，经历了从一所普通中专到省重点中专再到国家级重点中专，2003年升格为医高专，2015年升格为医学本科院校。在60年的办学历史中，秉承大医文化的中华优秀传统医药文化精神，结合医药卫生发展的现代精神和人文理念，让“除人类之病痛，助健康之完美”深深扎根在一代又一代教师和每一届毕业生的心中。甘肃医学院在办学的60年历程中，认识到校园文化建设在提高学生整体素质中，占有不可忽视的重要地位。校园文化是潜移默化的思维模式和行为模式，其影响之大，影响之根深蒂固，需要我们教育者特别予以重视。良好的校园文化，需要健康的载体来实现和促进，现笔者将甘肃医学院校园文化建设的载体试予以分析。

1精神文化载体的不断发展和凝练

一个学校的精神文化是一代又一代积累而成的，是献身于这个学校的优秀教师和就读于这所学校的莘莘学子们用他们的青春和热情凝聚而成的。甘医自建校初就有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在经济落后地区，将学校建成省内一流的卫生学校。升本之后，这些优良的传统一直延续了下来。通过多年的建设，2009年，我们将甘肃医学院的精神文化凝练为“养德崇医，见贤思齐”的8字校训，全面概括了学校对学生的培养要求：重视专业知识的学习，重视个人品德的培养，坚持砥砺，奋斗不息。同时，我们兴建校史馆，修订校史，确立校徽，征集校歌，从此校园文化拥有了完整的载体。

2人文景观持续建设和创新

市纪委常委、市监察局副局长*同志到我县就机关效能建设工作进行专题调研。*一行首先听取了县委常委、县纪委书记*关于我县开展“机关效能建设年”活动情况的汇报，认真查阅了我县“机关效能建设年”活动开展的各种资料。

*在详细询问了“机关效能建设年”活动动员、“机关效能建设论坛”、“效能建设领导访谈”等工作进展情况后，对我县机关效能建设工作的取得的成绩给予了充分肯定。一是思想重视，能切实贯彻落实好中央、省、市有关精神。效能建设是今年以来各级党委、政府的一个主旋律。中纪委七次全会上，总书记把作风建设提到了一个关乎党和国家命运的政治高度，随后中央又出台一系列的政策和制度。近期出台的《中共中央纪委关于严格禁止利用职务上的便利谋取不正当利益的若干规定》就是抓作风建设的一个重要举措。高陵县委、县政府紧扣中央、省、市党的建设和作风建设主题，决定在全县党政机关中开展“机关效能建设年”活动，符合当前的大局和群众利益。二是思路清晰，切实服从服务于全县经济建设这个中心。这次“机关效能建设年”活动把县纪委监察局的工作同县委、县政府的中心工作紧密结合，切实做到了为经济建设保驾护航，切实从提高干部队伍素质入手，达到了提高工作效率的效果，促进了全县经济的的快速发展。三是载体多样，方法务实，富有创新精神。在效能建设中，高陵创设了多种载体，采用了多种方式方法，都很务实。开展“机关效能建设论坛”、“效能建设专题访谈”、“五条禁令廉政卡片”等，尤其是网上直通车，通过网络宣传我们开展效能建设的进展情况，同时公布监督电话和网络电子邮箱，不断拓宽与效能建设和群众互动的渠道，自觉接受群众监督，这会起到非常好的效果。四是起步较早，效果明显，走在了全市前列。“机关效能建设年”活动凝聚了力量，促进了发展。目前，高陵县泾河工业园共引进项目270个，合同投资额210亿元。截止6月5日，县财政收入入库1.009亿元,完成全年预算任务的51.09%,首次实现了半年过亿元,保持了高速增长的良好态势。这些就是效能建设的效果，很鼓舞人心。

在肯定成绩的同时，*就我县下一步工作提出了明确目标和具体要求。一是继续加大效能建设工作力度，不断把“机关效能建设年”活动引向深入。要不断拓宽宣传力度，扩大机关效能建设的影响面，把机关效能建设的触角延伸到全县每一个机关干部职工，力争不留一个死角。二是认真调研，不断学习先进经验。市纪委监察局今年以来已经出台了陇海线沿线专项整治、棚户区改造等几个重点建设效能监察办法，可以根据自身实际，学习借鉴。同时要走出去，向兄弟市区县学，要向榆林市的“效能建设110”学习，向宝鸡“一项工作一个监察办法”学。三是要进一步创设载体，争取更高的目标。可以通过创设效能建设知识竞赛等更多载体，不断增强机关干部做好效能建设工作的自觉性。要争取把高陵的效能建设工作搞到全市乃至全省的前列，推进高陵经济取得新的飞跃。

*和县纪委监察局领导班子陪同检查，并表示，我们一定会在市纪委监察局的正确指导和大力支持下，在这次“机关效能建设年”活动中，不断创新，拓展载体，狠抓落实，推进全县效能建设和反腐倡廉各项工作再上新台阶。

1煤矿安全文化载体效果的作用机理

在广告效果的相关研究中，E．S刘易斯提出的AIDA模型，以及此后由该模型延伸得到的AID-MA［3］是最初的广告效果模型。此后的李维奇和史坦利［4］提出的6阶段广告效果模型也得到了大家的普遍认可。煤矿安全文化载体的作用机理与效果模型与上述模型存在相似之处，即我们希望借助煤矿安全文化载体的传播来引导、规范员工的行为，因此在上述2种方法的基础上参考前人研究总结出了煤矿安全文化载体效果的理论模型，如图1。我们认为煤矿安全文化载体效果的测评是一系列动作的最终结果，从企业根据自身情况设计出安全文化载体的形式和内容开始，到将这些载体投放到展示单元、展示空间，这些是组织层面可以影响到载体效果的因素;承载安全文化信息的载体要想真正发挥作用，离不开受众(管理层、员工、家属等)，因此，受众是否接触载体，对载体承载信息是否关注，对关注信息的记忆情况如何，是否能够理解，对这些载体承载信息所持何种态度，根据态度影响行为的原理，通过载体传达的信息的接受及态度的养成能否引导自身及他人的安全行为［5］，这些是个人层面可以影响到载体效果关键环节。根据煤矿安全文化载体效果理论模型，可以得出煤矿安全文化载体效果的作用机理，如图2，它是煤矿安全文化载体效果理论模型的进一步扩展、细化，整个过程也分为组织层面和个体层面。

2煤矿安全文化载体效果的影响因素

1)载体布局因素。主要指安全文化载体展示单元及展示空间的选择是否得当，这决定着安全文化信息是否能及时、准确地传达给目标受众。对于煤矿企业来说，考虑到井下环境的黑暗、潮湿、危险隐患多，不易作为安全文化宣传的场所，所以，应该选取煤矿企业井上的工业广场作为安全文化载体的主要展示区。同时，选取展示区时要考虑人流量大、停驻时间长、位置适当、醒目性等原则，因此，工业广场上的办公楼、员工食堂、员工宿舍等可作为安全文化的展示单元，在这些展示单元内又可选取走廊、楼梯、内外立面等展示空间，这些单元与空间就可作为安全文化载体的展示平台，直接影响载体展示效果。

2)载体内容因素。该因素主要是指安全文化传播的信息内容，是载体向受众表达的内容。设计煤矿安全文化载体时，要以能够有效衡量安全文化水平的安全文化元素为基础［6］。这些元素不但能够将安全文化的内涵具体化，便于员工理解、接受，还有利于统一安全文化主题，能够有效的解决逻辑性等问题［7］。由于煤矿企业员工，尤其是一线员工的文化程度不高，因此，在设计载体内容时，首先应明确安全文化元素的适用群体及其接受能力，根据煤矿企业不同层级不同人员的实际情况有针对性的宣传灌输;其次应确保载体内容通俗易懂，图文并茂，便于理解和掌握。

3)载体形式因素。载体形式对载体应用效果的影响一般体现在载体是否能够吸引受众的注意力，能否增强受众的记忆力及理解力。目前，煤矿企业常用的安全文化载体形式包括安全物态环境载体和安全传媒载体2种，其中，安全环境载体包括安全标语、安全标识、安全条幅、安全海报、安全展板、安全板报、灯箱橱窗等硬环境，安全传媒载体包括纸质传媒、广播、电视、网络和LED形式。我们不能否认这些载体形式在安全文化宣传中所起的作用，但也不能忽略这些载体形式所存在的问题。从心理学角度分析可知，个人注意力集中程度更多来源于自身，而兴趣的调动需要外界环境的刺激。因此，在进行安全文化载体设计时应以视觉传播为主，并适当的配以音乐及广播，通过听觉进行传播，以便最大限度接收和记忆安全文化信息。4)载体使用方法因素。为促进载体的应用效果，可采用安全培训与安全激励相结合的方法。经过主动学习与被动学习相结合的方式最大限度的促进企业员工学习安全文化理念，最终实现“看+听+交流”的最佳记忆途径［8］，增强了员工对安全文化信息的记忆效果。

摘要：卫生职业院校致力于培养社会需要的医学实用型人才，在培养学生专业技能的同时，也强调德育建设的重要作用。如何将德育真正融入学生的理念与行为中，是德育载体需要解决的问题。随着信息媒体的高速发展，完全借助传统载体开展德育工作的实效性降低，时展呼唤创新德育载体。本文从德育载体的概念、形式角度分析创新德育载体的有效途径。

关键词：卫生职业院校；德育；载体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于2015年下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高校宣传思想工作的意见》，强调高度重视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建设，提升学生道德素质。对于卫生职业院校来说，在顺应形势为社会培养医学实用型人才的同时，保证学生具备良好的职业道德素质更为重要。我校在走访医院、实习单位和高职院校毕业生能力排行中发现，大多数被调查者对职业道德素质的重视程度远高于职业能力，认为道德素质是学生更需要增强的。可见，德育建设对于学生成长非常重要。德育按其界定范围可以分为广义的大德育和狭义的德育。对于当代大学生而言，品德的熏陶、道德的培养和实践能力的提升都与德育密切相关。新形势下，结合卫生职业院校特色及当代大学生特点，通过多种形式提升学生职业道德水平，进而提升其综合素质至关重要。

1德育载体的概念解析

本文所述的德育是指思想、政治和道德的综合教育实践，是广义的大德育，强调学校在其中发挥的重要作用，试图将施教者和受教者及社会期待的德育内容三者融合。德育的内容作为意识形态与文化信息，需要依托适当的载体才能发挥其教育作用。载体概念源自科学技术领域，为某种能够传递能量或运载物质，承载知识或信息的物质形体。近几年，德育载体概念被引入高校德育领域，是对一切实施、促进实施德育的附着物、加入物、催化物的总称，可分为有形的物质载体和无形载体。

1.1德育载体的内涵

【摘要】2013年在湘西考察时正式提出“精准扶贫”，此后精准扶贫成为新时期扶贫攻坚的思想引领和工作措施，这一概念的提出是对以往扶贫工作实践成效的反思和突破。金融扶贫是指在贫困地区通过扶贫资金投放、信贷资金运作和风险防控等，促进贫困地区产业发展，使贫困地区早日脱贫的一种手段。作为东部欠发的地区省份，吉林省在扶贫攻坚中任务还很艰巨，全省有八个贫困县，贫困人口规模较大。本文在实地调研基础上，以吉林省八面村和鸡冠村农村专业合作社为例，探究“载体式”扶贫在金融支持精准扶贫中的可行性。

【关键词】精准扶贫;专业合作社;载体;可持续发展;小额货款

一、金融支持精准扶贫的制约因素

金融对于扶贫支持的作用十分有限，主要原因在于传统金融扶贫在农村地区的适用性弱、贫困地区金融系统不完善以及贫困人口金融意识和参与度不高。（一）传统金融扶贫理论的缺陷。1.金融扶贫局限于扶贫贷款。传统金融扶贫理论中，金融对于扶贫的支持体现在借贷上，导致金融扶贫被理解为扶贫贷款或资金补贴，这极大程度上降低了金融的主动性，不能给贫困地区经济带来可持续的经济增长。金融不应仅作为融资手段，还应为贫困地区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自我经营、自我恢复提供服务。2.国家金融监管部门未纳入金融扶贫主体。传统金融扶贫认为扶贫主体主要是银行类金融机构，国家监管部门以及保险机构在金融扶贫中起到整体引导与降低风险的作用。以盈利为目的的商业银行在实际工作中会存在逐利倾向，把资金配置在能够获得高利润的城市，会导致扶贫资金使用范围误置，降低资金的使用效率。（二）金融支持精准扶贫的制约因素。1.政府部门之间沟通存在障碍。我国制度采取扶贫项目审批权和项目资金使用权两权分离。由于项目进行审批是涉及的单位众多，经常造成资金延误到账，这极大程度上造成了资金使用效率低。另外，由于农业项目高风险低收益的特点，银行审批程序复杂，拖延了政府部门审批进程。2.扶贫资金去向缺乏有效监管。扶贫资金的发放采取由市到乡或县再到村的纵向机制，资金划拨没有做到有效的管控，资金划拨的实际去向存疑，扶贫标准实施效果不强，实施扶贫后对被帮扶对象的跟踪考察不能如实落实。一些贫困人口和贫困县贪图政策福利不愿脱贫，而真正的贫困县不能彻底脱贫经常返贫。3.贫困地区金融体系建立不完善。目前我国贫困地区金融系统主要是以邮储银行和中国农业银行为主的国有银行，扶贫资金来源主要是国家财政拨款。由于扶贫资金下放到县域范围内的数量少，贫困人口数量众多，每个贫困户获得的补助难以维持日常生活。商业银行中的扶贫项目所占比重少，经营重心偏向大城市，涉农贷款为违约率高，银行经营成本居高不下，严重影响了贫困地区金融系统的整体建设。4.贫困户金融意识不强。由于贫困户的金融知识有限，误把扶贫贷款当成补助资金，认为补贴贷款不需要偿还。农村贫困人口普遍存在等政府拨付补贴解决贫困问题的思想，资金若直接拨付到个人手中，难以可持续扶贫。补助资金若用于教育、住房建设、医疗等方面，补助资金无法产生利润，无法实现贫困人口自力更生。5.小额贷款为主的扶贫模式与当前精准贫困要求不符。目前我国金融机构的扶贫模式以扶贫小额贷款为主，但这一模式已不适应目前中国贫困地区发展要求和精准扶贫要求。在中国扶贫政策的支持下，小额贷款扶贫模式虽然增加了扶贫资金的投入，但从实际效果来看，富裕农户的消费和收入水平明显提高了6.1%～9.2%，而贫困农户的收入几乎没有变化。

二、吉林省金融精准扶贫载体发展状况、作用及存在问题

2017年4月以来，吉林财经大学吉林农村金融研究中心调研小组多次深入吉林省东部和西部贫困地区进行调查研究。通过系列调研活动，了解了当前吉林省精准扶贫的基本情况，发现了精准扶贫中的亮点，“载体式”精准扶贫取得了初步成效。（一）吉林省打造金融精准扶贫载体取得初步成效。1.扶贫攻坚面临“最后一公里问题”。在调研中我们发现，建档立卡的贫困户老龄化严重，同时大部分是因病贫困。以吉林省汪清县鸡冠乡和通榆县八面乡为例，贫困人口中六十岁以上人口占到总贫困人口的75%左右甚至更多，这些贫困人口中，七十岁以上人口占70%。绝大部分贫困人口已超过银行授信年龄，再加上抵押担保物严重不足。所以这部分人无法获得金融机构扶贫信贷支持。另外，这部分贫困户由于身体原因，劳动能力差，国家财政资金支持的扶贫项目也难以与其对接。2.通过扶贫载体解决“最后一公里问题”。面对上述问题，吉林省扶贫办部门、金融机构、财政等有关部门，积极采取有效应对措施，想尽办法绕过征信的制约障碍通过有效的扶贫载体，解决贫困户与扶贫信贷和各项财政资金项目的对接问题。例如，汪清县鸡冠乡以精准扶贫载体带动贫困户脱贫。在吉林省老干部局帮扶下，在鸡冠乡大北村建立了生产黑木耳的菌包厂项目，并以此成立大北村黑木耳专业合作社。该项目日生产木耳菌包3万袋，为贫困户提供就业岗位50余个，增加了贫困户的收入。同时，还将财政支持贫困户的资金、项目纳入专业合作社，贫困户可以从中获得分红。此外，合作社将木耳菌包免费送给贫困户，通过木耳种植也可以使贫困户增加部分收入。又如，白城地区通榆县八面乡，在吉林财经大学帮扶下，筹资30万元建起了规模化养羊项目，并且以此成立了养殖专业合作社。目前，该项目每年出栏商品羊2000只，产值100余万元，正在带动贫困户脱贫。（二）载体式扶贫做法及作用。进行载体式扶贫必须将贫困区域当地的资源和优势与市场需求进行结合，以此建立项目，并将项目纳入合适的载体中具体实施。例如，白城地区通榆县八面乡由吉林财经大学帮扶的养羊项目，同样是结合当地的草场资源优势，发展养羊，带动贫困户脱贫。作为项目的有效载体，农民专业合作社可以将建档立卡的贫困户纳入其中，既可以解决扶贫项目和扶贫资金无法落地的问题，又能使贫困户通过专业合作社途径实现脱贫。贫困户纳入如专业合作社、农村龙头企业等新型农村经济体中，可以帮助其解决缺乏生产资料、生产条件等问题。另外，建立在具体承载体上，扶贫项目和贫困户的扶时代金融TimesFinanceTimesNO.08，2018（CumulativetyNO.705）2018年第08期中旬刊（总第705期）贫资金能发挥出造血功能，以此实现贫困户收入的可持续且增长。贫困户以扶贫资金入股，一方面可以通过在合作社打工增加收入，另一方面，从合作社的收益中不断取得分红收入。（三）载体式扶贫存在的问题。1.有效精准扶贫载体缺乏。有效精准扶贫载体指的是发展规模比较大，运行规范，管理良好，带动力强的农民专业合作社等新型农村经济体。通过调研发现，吉林省贫困地区新型农村经济体的发展相对落后，发展状况良好，有一定规模的专业合作社较少。吉林省东、西部贫困地区的及新兴农村经济体发展相比于吉林中部地区滞后。比如，汪清县鸡冠乡和通榆县八面乡的两个扶贫载体，都是先有扶贫项目，为承接项目后成立农民专业合作社。2.金融精准扶贫抵押担保平台及制度建设滞后。由于农村地区抵押担保平台和相应的制度建设落后，使得农民专业合作社等新型农村经济体获得融资的能力十分有限。目前，作为新型农村经济体农民专业合作社获得融资的主要困境在于抵押担保难和抵押不足。例如，通榆县八面乡养羊专业合作社要扩大融资规模，需要200万元扩大养殖规模，上育肥羊项目，由于其抵押担保物不足，以及抵押担保制度上障碍，无法从金融机构获得贷款，制约了其带动贫困户脱贫功能。3.精准扶贫载体培育时间紧迫。扶贫项目和自己的管理方式很大程度上制约了扶贫项目和扶贫资金在帮助贫困户脱贫的效率。从项目审批到落地，再到投入运营发挥效力，周期相对较短，而扶贫项目和资金的落实需要3年左右时间才能发挥效益。扶贫项目和资金的审批时间滞后，导致项目的开工和建设延后。又由于季节性影响，项目无法按期运行发挥效力。同时，资金的使用周期较短，而财政审计等部门对项目检查力度大，很容易造成仓促上项目，从而带来不良后果。

摘要：档案真实地记录了中国古代文明的优秀成果，反映人类迈出的每一个步伐，成为认识过去和展望未来不可缺少的依据。档案通过自身的记载，向后人揭示历史的真相，而档案载体也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而不断发生变化。中国古代档案载体主要是甲骨、金石、简牍、缣帛、纸质。文章考察研究中国古代档案载体的产生与演变，目的是为了更好地保护、开发与利用档案。

关键词：甲骨档案;金石档案;简牍档案;缣帛;档案;纸质档案;演变

中国古代档案的年代之久远，数量之庞大，内容之广泛，价值之珍贵，堪为举世罕见。甲骨、金石、简牍、缣帛、纸张等多姿多彩的中国古代档案为世界留下了极为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1]因此，考察研究中国古代档案载体的特点、产生与演变，不仅对研究人类历史以及档案的产生和发展规律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对保护、开发和利用古代档案也有具重要的实现意义。

一、甲骨档案

（一）甲骨档案及其特点。甲骨档案主要是指刻写在龟甲、牛肩胛骨或其他兽骨甲骨载体上的文字材料。甲骨档案按出土地点不同，可分为河南殷墟甲骨档案及陕西甲骨档案两种类型，其中陕西甲骨档案又分为眉坞岭甲骨档案、周原甲骨档案、齐家甲骨档案、未央骨签档案，河南殷墟与陕西甲骨档案，其在载体、文字、形成时间、反映的内容等方面又各有特点。河南殷墟甲骨档案，载体主要是龟甲，用的是单一的文字，主要形成于奴隶社会的殷商时代，反映的商代后期的历史情况，而陕西甲骨档案载体主要是牛骨及其他兽骨，用多种文字刻写，形成于不同社会的不同时代，反映不同的社会和朝代的历史情况。郭沫若主编的《甲骨文合集》将甲骨文内容分为阶级和国家、社会生产、思想文化及其他在内的四大类共二十二小类。[2]甲骨档案有如下特点。一是载体硬度比较大，耐久性强。甲骨档案载体主要是龟甲和牛肩胛骨及其他兽骨。在甲骨文书的形成过程中，甲骨要经过锯、削、刮、磨的整治，还要经过凿、钻、灼烧，用锋利的刀刻卜辞的程序，足以可见其硬度之大，而且坚固耐久。从公元前14世纪至前11世纪，历时几千年仍能保持原貌。二是载体形式多样。龟的腹甲、背甲和牛的肩胛骨是主要载体形式，如扶风县齐家村西周甲骨档案就是以牛肩胛骨作为载体。但也有其他的载体形式，如眉坞岭甲骨档案就完全是以兽骨牙为载体，小屯村甲骨档案中也出现了以鹿头骨作为载体的情况。三是信息存储量以及密度比较小。虽然一条完整的卜辞大致包括有前辞、命辞、占辞、验辞四部分，且甲骨档案反映的内容涉及面比较广泛，但其存储容量仍存在局限性。一份龟骨或牛骨最多可以刻30字左右，如果以Byte作为信息存储量单位，则其容量为20Byte至60Byte。根据《史记•龟策列传》的记载，占卜的时候“其卜必向北”，而记录占卜结果的“龟甲必尺二寸”，一尺相当于23厘米左右，据此可换算出其存储密度约为0.11B每平方厘米。（二）甲骨档案的产生与演变。我国档案工作的历史源远流长，商朝晚期（约公元前1600年—约公元前1046年）用于记录占卜活动而产生的甲骨档案是目前中国已知最古老的档案载体。由于早期社会生产力水平比较低，人类对一些自然现象还无法解释，占卜活动成为当时盛行的习俗，商朝时，一切行事都要由史官占卜并记录在一定的载体材料上。诸如祭祀、征伐、年成、天时以及商王的游猎、疾病、生育、今夕来旬的祸福等都要通过商王或史官，用龟甲和兽骨卜问于鬼神和先王先公，以求得保佑与赐福。龟在当时象征神圣、代表着神灵之物，其外壳坚硬且布满花纹，留给古人足够的想象空间，龟甲就成为了当时最适宜的占卜材料。然而可供占卜之用的龟甲数量稀少，于是在畜牧业发达的商代，质地坚硬易于显兆却更为易得的兽骨成为了龟甲的替代品。供祭祀所用的牛死后，取出其肩胛骨并妥善保存，占卜后将相关信息刻录在龟甲或兽骨上，大量的甲骨档案就这样产生了。远在三千五百多年前，人们迷信神鬼，以为人的一切活动都要受神的支配。当时，商王从处理国家大事到安排重要的家庭事务，都要事先求神问卜，以表示他的行动都是按照神的旨意来办的，任何人不得违抗。由于当时迷信严重，甲骨档案的形成需要经过一系列的程序。占卜之前要对甲骨材料进行锯、削、刮、磨的整治，作好占卜准备。占卜的方法是先将龟的腹甲和牛的肩胛骨刮削平整，加以凿刻，然后用火烤炙，观看甲骨的裂纹来推断事情的凶吉。占卜之后，就把卜事人的名字、占卜的日期，事件的内容以及神示的结果都刻在甲骨上。经过以上一系列程序，甲骨文书制作完成。随着年代的变迁，就成了今天的甲骨档案。甲骨处理与文字刻录工作很不方便，加上石器与青铜器也是当时的档案载体之一，所以甲骨并没有被广泛使用。这样，甲骨载体在商朝后期以后逐渐被其他书写材料所代替。甲骨尽管坚固耐久，但毕竟来源有限，制作程序繁多，且较为笨重不便于传递，与大量产生的公务文书不相适应。受西周先进文化的影响，秦大批兴起以石头作为书写材料的石刻档案。刻石取材容易，传世久远，便于保存，弥补了甲骨的不足。

二、金石档案

创新载体是农村基层组织建设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于创造性的必然要求。近年来，余庆县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大胆探索符合实际的活动载体，有序推进农村基层组织建设。

一、提高认识，增强载体意识

活动载体是工作目标、工作基础、工作内容、工作机制等内容构成的综合体。创新活动载体是推动农村党建的有效手段和重要途径，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是加强领导的需要。通过创新载体，统一基层党组织的工作步调，增强指导工作的针对性，提高检查考核的可比性，推动工作向纵深发展，是强化县委对农村基层组织建设工作领导和指导职能的重要手段。

二是改进领导方式的需要。通过创新载体，找准党建与经济建设的结合点，充分整合组织资源，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强有力的组织保障，形成“围绕经济抓党建，抓好党建促经济”的工作机制，是改进基层党组织对农村经济社会发展领导方式的重要途径。

三是提高工作效益的需要。通过创新载体，推动工作运转项目化，管理规范化，避免一些地方玩文字游戏或花样翻新，搞形式主义或短期行为，各吹各的号，各唱各的调的现象，增强工作的系统性和连续性，增强影响力和渗透力，是农村基层组织建设产生良好社会效益的重要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