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审视范文10篇
时间:2024-04-13 00:09: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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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体育课程改革再审视分析
摘要:改革开放40年学校体育课程不断嬗变,其过程透视着学校体育课程建设的矛盾。为进一步有效的、深入的、可持续性的推进学校体育课程改革,正确处理改革过程中的问题与冲突,正确认识改革的思想和内涵,以文献资料、文本分析及逻辑分析等方法,对相关政策纲要进行梳理,通过社会学理论、马克思主义哲学观进行逻辑分析,剖析了掣肘学校体育课程发展的现实问题,针对于这些问题,以实践观和方法论提出了对课程改革不同问题的正确认识,破解了学校体育课程改革的逆境。提出在马克思主义哲学视域下学校体育课程的改革应重视部分,统筹全局;强调量变到质变的转化,保持适度化;有选择的去芜存菁,杜绝全盘的肯定与否定;坚持内因为主导,内外因相结合的观点;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落实于实践,忌一纸空文。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哲学;学校体育课程;新时代;课程改革
党的以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体育事业发展指明了方向。“新课改”的理念日益完善,体育教学发生了一些可喜的变化。然而,当我们冷静再审视这些变化时,新的困境接踵而至,研究学者对学校体育课程改革都各持己见,但很多见解是过于表面文章,学校体育课程改革仍处于不断完善过程,在实施过程中也困难重重,不管是改革的外部运行环境还是内部的发展机制,学校体育课程面临着发展的机遇,但也存在着掣肘其发展的“瓶颈”,严重抑制了学校体育课程发展的内生力,因而学校体育课程改革已势在必行。
1新时代掣肘学校体育课程发展的主要问题
1.1整体与部分的脱离。德育、智育、体育、美育的联系脱节,各个部分的协调推进机制产生了冲突,怎样在部分发展的基础上推进整体的发展,以及怎么在整体发展的下去规划部分发展,都是一个急需解决的问题。学校体育这个部分的发展应该联系家庭体育和社会体育共同推进体育的发展,但是学校体育与家庭体育和社会体育之间的壁垒仍未被打破,条块分割的发展模式阻滞了体育功能的合力作用。体育教学主要目标往往被定义为提高身体素质和传授“三基”(基本技能、技术、知识),于是,技能形成理论、运动负荷理论备受重视,教师在课堂上过分强调运动负荷的控制和技术教学的精雕细刻,体现出了极强的科学性倾向。课程教学中过度关注生物学意义上的体制和技术的传授,学生沦为掌握“三基”的“工具人”和传授文化的“载体人”,而忽视了体育教学即时性的发展对人的价值和意义,这是对人性的一种压抑和摧残,导致了在教学过程中人文性的缺失。1.2体育课程内容的千篇一律,对改革内容认识的过犹不及。学校体育课程不同学段皆有相匹配的教学大纲和相应的教学内容,但是办学条件的限制和对于安全角度的考虑以及教材衔接的问题,很多运动项目无法开展或者不敢开展,导致了教学内容低水平重复和“蜻蜓点水”的现象。简单的重复和浅尝辄止的教学内容使得学生的健康未得到一个“质”的保证,小学到中学的过度在体育课程发展中未得到一个“度”的提升。因为过度解释学生为主体的理念,很多学校的体育课程形式成了“放羊式”教育,让学生肆意的发展,忽视了老师的主导作用和老师的价值,以至于学生的健康得不到科学性和系统性的发展。课程标准贯彻以激发学生的兴趣为目标,但很多学校过度解读这一目标,使学校体育课程内容安排偏移,大部分时间去强调课堂的娱乐性,而弱化技能教学和体能锻炼,学生的体质健康根本未得到保障。在前几年“快乐体育”开展的如火如荼,经常可以在优秀的教学案例中发现,整个课堂充满了欢声笑语,学生都踊跃的参与到体育课堂当中,但是欢声笑语之后,学生们的体质根本未得到一个“度”的保证,教师一味地追求课程的趣味性,却忽视了体育课程的核心价值。过度的在课堂上运用花里胡哨的器材作为辅助,这些辅助的器材虽然满足了学生的好奇心,却没考虑这些器材能给学生带来什么样的实质价值。1.3学校体育课程改革盲目的引进与承袭。客观的讲,我国学校体育课程改革的发展,在纵向上不仅受到本国的传统和现实条件的制约,在横向上同时受到同时代先进国家的影响。在学校体育课程设计中盲目的引进外国先进的改革思想,这些思想引入我国,却呈现处“水土不服”的症状,导致学校体育课程的改革也只是一个空壳,实际的作用微乎其微,受本国的传统教育思想的束缚,学校体育的改革得不到创新,一味的继承传统的课程理念,导致课程体制赶不上时代的变化,体育课的内涵未得到丰富和发展。1.4学校体育课程改革浅尝辄止,没有从问题的内因着手。仔细探究改革开放以来体育课程改革嬗变的因由,发现体育课程改革内容的每一次制定或修改,主要是来自于诸如引进国外体育改革的先进理念、学制的改革,以及社会背景的变革等外在诱因,却没有从体育学科固有历史内在诉求出发。诚然,这些外缘性因素必然对体育课程文化产生这样或者那样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体育课程的发展,但是,若果只是遵循这些潜在的、外在的诱因来研究体育课程文件的变革,显然是不周全的。1.5学校体育课程改革脱离实际在学校体育课程的改革中,改革内容往往是从先进国家和知名专家的思想中提炼而来,制定出了一套理想化的改革模型。但往往人们的意识脱离了存在,没有从实际的情况出发,导致理想化的改革模型并不能适应中国课程改革的大环境,在实际应用中问题百出。经验式的教学模式在教学中屡见不鲜,很多老师通过长期的教学习得了属于自身的一套教学模式,这些模式虽然在教学过程中看起来有条不紊,但由于自身的故步自封,墨守成规,没根据学生条件、时代等不同而做出相应的改变,束缚自身的思维方式,萧规曹随,限制了自身的创新能力,也限制了学生的思维想象力。1.6学校体育课程改革在实施中理论超前,行动滞后。谈及我国的学校的体育工作,有一句流行的话讲起来就是:“说起来重要,做起来次要,忙起来不要。”学校体育的课程改革一直“在路上”,也颁布了很多的相关的改革文件和政策,但在真正的实践过程中大相径庭,没有遵循文件和政策中的相关要求,一切都在喊口号,并没有经世致用之学,只达到了对方针政策的感性认识或者理性的认识,并没有真正过度到实践过程中。更加严重的情况是很多学校和老师并不知道相关学校体育课程改革的文件和政策,特别是农村地区和偏远山区学校,很多当地政府机构也了解这种情况的存在,却对其置之不理。
2新时代“马哲观”语境中对学校体育改革的再审视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再审视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制定了加快农业发展的方针,激发了农民的积极性,农民创造了以家庭经营为主要形式的联产承包责任制,通过不断实践和完善,形成了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这是发生在我国农村改革中的典型的诱致性制度变迁,20多年来,这种体制为经济和社会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然而随着社会条件变迁,这种体制的适应性也发生了变化。因此有必要对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合理内核与不足进行再审视。
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合理内核
(1)、以家庭为基本经营单位,是与农业的自身特点相适应的,具有客观的必然性。世界各国农业发展史都表明,农业家庭经营不仅能与自然经济的小生产相适应,而且不排斥技术进步和社会化大生产,可以同农业商品化、社会化、现代化的推进协调一致。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农业生产力很高的条件下,农业的大部分仍以家庭为单位经营,无论是人多地少的日本,还是人地比例中等、经济发达的西欧,甚至在人少地多、农场面积大的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家庭农场也占绝大多数。1982年,美国个人或家庭经营的农场占89%,如果把其他形式的家庭经营计算在内,以家庭为单位经营的农场占农场总数95%。①家庭之所以成为农业生产经营主体,这与农业生产的自身特点密切相关:其一,土壤肥力的可培育性与遭受破坏后土地生态的不易恢复性要求经营者相对稳定,具有强烈的责任心与主人翁精神,且能从长计议;而农民家庭结构稳定性较大,凝聚力强,容易集中意见,统一行动,有利于发挥高度自觉性与主动性,长远打算,趋利避害。其二,农业生产对象是具有生命活力的动植物,受外界自然条件影响明显,农业生产劳动的强度与效率相差很大,农业生产者投放于农业生产的劳动的数量和质量对于准确计量与核定,造成农业经营单位根据劳动者的劳动量进行收益分配的困难;而由血缘关系联结而成的农民家庭,与其他经营单位相比,其成员感情深厚、利益更为一致,其作为农业生产的基本核算单位,可以有效地解决收益分配的困难。其三,农业生产作业项目,对劳动者体力和智力要求呈现多层次、多样化特点;而农民家庭成员在性别、年龄、体力、智力上的多层次、多样性正好与此相适应,以家庭为单位组织农业生产能够最充分地利用各种劳动力,恰当地进行劳动分工,通过家庭成员相互默契的合作与协调,提高作业质量。
(2)、有利于培育农村市场主体。家庭联产承包使粮食生产快速增长,促进了农产品购销制度改革,1985年国家取消粮、棉、猪等主要农产品的统购派购,代之以合同收购,密切了农业生产与广大市场之间的联系。农户除了按合同规定完成承包生产任务外,还可以自购生产资料发展其他自营经济,独立进行商品生产。1992年,全国农村生产性固定资产总值增至3584亿元,比1978年的707亿元增长4.07倍,其中农户占有的生产性固定资产占54%②.这说明农户已成为农村经济中的基本单位和市场主体。同时农民专业合作组织数量也迅速增加,到1992年底,全国(缺西藏、广西、青海)已有各类农民专业性合作与联合组织14328个,在一、二、三产业中的分布比例为29.1∶23∶47.9。③这表明农村经济中的市场主体在规模和产业分布上都有了长足的发展。
(3)、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符合我国农村实际,有利于农村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所谓双层,一是家庭分散经营层次,二是集体统一经营层次,是以土地公有为纽带、以村为范围的以提供产前、产中和产后服务为主的一种社会合作经营。随着农业的进一步发展,家庭分散经营因土地规模过小而效益不高的问题日渐突出,农户在生产经营中往往会遇到许多办不了、办不好或办起来经济不合算的事情(如农田水利建设),而集体经营层次所具有的生产服务、组织协调和资产积累等功能,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农户经营规模狭小的局限性,可以在不改变农户经营规模的基础上,在较大范围内协调和统筹人力物力财力,采用先进技术,开发、加工和利用当地资源,降低生产成本,发挥规模效益。
(4)、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实现社会公平的同时,并不排斥效率,这种情形类似于帕累托效益(ParetoEfficiency)——如果没有方法可以使一些人境况变得更好一些而又不致使另一些人境况变得更差一些,那么这种经济情况就是帕累托有效的。从1985年起,以粮、棉为主的土地经营快速增长的势头减缓,生产出现“徘徊”状态,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优越性、合理性因此受到怀疑,问题的焦点集中在农户小规模分散经营妨害了土地经营规模效益的实现。但是有关规模扩大的观点过分偏重于促进规模经营的制度框架,忽视了如何处理被排挤在农业之外农户及农业劳动力这一重要问题。如果不能保证放弃土地的农民获得不低于经营土地的收益,那么打破原有的均衡状态不仅可能是非效益的,而且可能因为妨害公平而影响社会稳定。研究结果也同时表明土地规模与经济效益之间并无必然联系,改造传统农业关键是要投入新的生产要素,并使各生产要素之间保持合理的比例,小规模并不等于无效率,大规模也并不能得到高效率的结论。而土地的家庭承包经营并不排斥劳动力、资金、技术等生产要素的投入,相反,在坚持“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下,投入新的生产要素,却能够在保证社会公平的基础上提高土地经营效益。公务员之家版权所有
传统孝道发展历程再审视探讨论文
摘要:先秦儒家孝道与后期儒家孝道是有很大差异的,故必须将二者加以区别。当前我们重新审视传统孝道时,理应采取历史、辩证的态度。对“孝道式微”的局面我们不应过于惊诧,而应看到现象背后的必然性。孝道主要还是属于道德伦理的范畴,为孝道立法的主张有待商榷。
关键词:传统孝道二重性孝道式微孝道立法
中国的孝文化产生于原始社会末期,初始意义指尊敬祖宗,报本返初,生儿育女,延续生命。最早的汉字“孝”,则出现于距今约3千余年前的殷商时代。不过,当时“孝”字仅见于卜辞一处,用于地名。所以,现在还不能断定殷商时代的“孝”字就是现代意义上的“孝”字,与当代“孝”字含义完全一致的“孝”。根据现有资料,较早的见于《尚书·酒诰》篇,其中有言日:“肇牵牛车,远服贾,用孝养厥父母。”意思是说,人们于农事完毕之后,赶着车出外做些生意,用以孝敬奉养自己的父母。《伦理学大辞典》对“孝”的解释是:中国最基本的传统道德规范之一,有三层含义。一是必须孝敬自己的祖先,按时恭敬地祭祀祖先,继承祖先的事业,按照祖先的规定办事;二是绝对服从父母的意志,恭谨地侍奉父母;三是立身行道,效忠君主,立业扬名,以显父母。这一解释是对古代孝道的概括,而在现代生活中,孝道的表现形式可能已经有了一些变化。比如,祭祀祖先没那么勤勉庄重了,服从父母没那么绝对了,光宗耀祖的形式更加多样化了。但如果核心的原则没有变,孝道的现代意义到底在哪里呢?诸如此类问题,无论对传统孝道是采取弘扬重建还是怀疑批判的态度,都必须予以深入思考。在此,笔者略陈己见,以资探讨。
第一,对先秦与后期儒家的孝道应予以区别。孝的问题是儒家整个伦理学说的组成部分,与其他部分以及整个思想体系有内在联系,不可人为地分割开来。同时,孝道的产生、形成和发展经历了一个从自发自觉到强化定型的轨迹。先秦儒家孝道自孔子创立,曾子继承和完善,孟子、苟子等人的进一步补充后,成为儒家最基本的伦理价值信条。其内涵包括家庭伦理和国家政治伦理两部分。到了汉代,由于统治阶层对其加以改造利用并逐渐法律化,其内涵已发生了很大变异,在许多方面甚至背离了先秦儒家的原始初衷。至宋明清时期,孝道在理论上更出现了论证哲学化、教化通俗化、义务规范极端化的新特点,最终成为封建家长制专制统治的思想基础和后世愚孝的根源。可见,先秦儒家孝道与后期儒家孝道是有很大差异的,故必须将二者加以区别认识。毋庸置疑,先秦孝道从根本上来说是基于血缘关系和宗法观念的产物,一旦形成又反过来为维护宗法社会服务。就先秦孝道而言,确实存在着重葬祭之礼、讲究爱有差别、过分强调父母长辈的权威和尊严、肯定“无违”和“父子相隐”等片面愚昧落后的缺陷,这是应当认真分析并将之加以剔除的。但不可否认,与后期孝道相比,先秦孝道更具平等性、相互性、合理性,其中包含着可资借鉴的合理因素,对于维护社会的稳定安宁、促进人际关系和实现代际关系的和谐、提高公民的道德素质以及培养人们的爱国精神都具有积极的现代意义。
第二,对传统孝道应采取历史、辩证的态度。在中华民族发展的历史上,孝道在社会生活中有一个曲折的发展过程。一方面,它在一定时期内有力地维护着中华民族的和谐发展,凝聚着以血缘为纽带的宗法关系,维系家庭团结和保持社会稳定,起着特殊重要的作用;另一方面,在长期等级制度的社会中,“愚孝”被当作道德楷模,把牺牲子女的基本权利作为道德教条,把压抑人性作为“孝”的必然归宿。故而随着西方启蒙思想的涌入,在新文化运动暨时期,陈独秀、胡适、吴虞、鲁迅等思想家以《新青年》为主要阵地,猛烈地抨击了传统孝道的残酷性、保守性、虚伪性及其危害。与此同时,梁漱溟、冯友兰等现代新儒家则对孝道持肯定态度并给予积极评价,认为孝的伦理可以为今所用,可以进行现代转化,综合创新,弘扬发展。建国以后,受左倾思潮的影响,以《二十四孝图》为代表的传统孝道,又遭到了全盘否定。因此,传统孝道在社会文化和民众实践中,呈现出继承、弘扬与挫折并存的历史命运。当前,我们重新审视传统孝道时,理应采取历史、辩证的态度。要看到孝道本身具有二重性,即人民性和封建性并存,精华和糟粕共生。所谓人民性,指的是孝乃基于人类自然血缘关系而产生的对父母亲人的亲爱之情、敬忠之行。这是一切仁心善德的基础,也是人类对亲子关系普遍规律的合理认识。只要人类亲子关系存在,那么这种伦理感情和伦理义务就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并且作为人类伦理文化的精华而具有某种永恒的价值而具有继承性。而封建性,是指孝道在封建社会中被统治阶级拿来作为其宗法等级统治的精神基础,并对此不断加以极端化、专制化、神秘化、愚昧化,从而使人形成愚忠愚孝。以巩固他们的专制统治。诚然,中国传统孝道有过时之处,有维系宗法社会等级制度的痕迹,但讲孝不等于“封建”与“落后”。无人性的孝道要彻底破除,但是孝道精华也不能抹杀和抛弃。我们在评价传统孝道时,一定要对这些有清醒的认识。
第三,对“孝道式微”应持理性的认识。由于社会转型带来的传统道德体系的瓦解,“啃老、虐老、遗老”现象层出不穷,传统孝道面临着巨大的挑战。然而,对“孝道式微”的局面我们不应过于惊诧,而应持理性的认识,看到现象背后的必然性:其一,传统孝道的经济基础已经不复存在。我国古代社会是以农业生产为其基本生产方式的,中华文明也是以发源于黄河流域的农耕文明为主的,农耕文明的稳滞性与传承性决定了先人认同耕作经验的权威性。因此,老年人在农业生产中日积月累而获得的生活知识、生产经验、生产技能、智慧,对于年幼晚辈都是极为宝贵的财富。这种“出于对劳动经验的崇拜的祖先崇拜”,一定程度而言,就是农业社会尊敬老人的经济基础和思想的根基。现代知识和经验的获得,已不主要靠老年人的身教口授。年龄已不是权威的象征和一笔宝贵无比的财富了。老年人在整个社会地位和家庭地位中下降,使得“孝文化”基础变得更脆弱了。换言之,我国古代孝道在很大程度上是与长辈的绝对权威结合在一起的。当晚辈的知识结构、资源财富、权力声望都超过他们的长辈时,角色敬重也就转移了。其二,传统孝道的社会功能已经日趋微弱。我国社会结构的变迁带来家庭结构的变迁,联合大家庭解体,核心家庭占主体,家庭结构趋向于小型化、松散化。两代之间的关系更多地靠亲情力量来维系,“孝”的伦理道德已不再强有力。人们学业、事业的成功,除主观因素外,家庭因素也在社会化过程中更多地让位于社会因素。同时,大家庭的解体与重组,使家庭部分功能弱化,部分功能转向社会。在社会转型中,家庭小生产功能向社会大生产功能转移,家庭教育功能向幼儿园、学校及社会教育功能转移,家庭经济赡养功能向社会保障功能转移,家庭生活照料功能向社区服务功能转移,老年人养老方式也从单纯依赖血缘网走向依赖社会网。由此,传统家庭血缘网络结构的分化减少了人们对传统孝道的依赖程度。其三,传统家庭观念与尽孝观念已经日渐淡化。由于提倡尊重个人独立人格,现代人趋向于事业认同,以个人成就为价值取向,家庭意识逐渐弱化。家庭本位让位于个人本位,使得“孝”的意识慢慢淡化。同时,现代劳动力的流动就业方式,使家庭成员就业区域扩大,人们在职业与地理位置上的分散性,拉大了亲属问的生活距离。多数子女与老人分居,难以像传统农业社会时一样在家中尽孝。此外,不同的价值观念、生活方式等,造成了两代人之间沟通的障碍,“行孝”也更加不容易了。在尽孝问题上,许多年轻人认为,目前社会资源流向已向老年人倾斜,如果在家庭中还要赡养老人,那么老龄社会的发展是以牺牲中青年的利益为代价的。因为中青年要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求生存,必须投入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如果他们为赡养和照顾老人而付出时间和精力。势必影响其学业和事业,甚至导致下岗。影响其子女的教育和成长。而不少老年人也认为,现代社会的家庭代际重心转移,要求子女尽孝的时代已结束。
证券市场监管制度再审视思考
摘要:证券市场全面推行注册制是我国深化金融市场改革,打造现代金融体系的重要举措之一。从审批制到注册制转变的浪潮中,证券市场监管权力结构变动,市场中各主体责任再分配,当前的监管体系已然被重塑。本文旨在探讨注册制对监管制度和监管权力配置产生的影响,从市场监管理念的发展出发,分析注册制实施前后的监管权力分配情况,进而对当前的注册制内涵能够进行更进一步的解读。
关键词:注册制;市场监管;权利配置
注册制是我国近年来金融证券市场的热点议题,从科创版试点推行取得补数的成果,到几经修改的《证券法(草案)》正式通过,直到2020年3月1日《证券法》正式生效,我国终于迎来了证券市场全面注册制的时代。实施注册制是我国证券市场良性发展的一大标志,既有与国际金融制度接轨之意愿,又在实质上体现了中国特色的态度。在注册制背景下再解读我国现有的监管制度,从变化中更好的把握我国证券监管制度的内涵,可以从几个方面谈起。
一、我国证券市场监管制度的发展
我国证券市场建立至今不过三十余年,但已初步具有大国规模。经济市场的发展必然伴随着制度的保障,同时倒逼着监管制度的进步。在我国证券市场的发展中,相应的监管制度也在不断摸索中进步,不仅与市场的变化相适应,也同国家管理体制相协同,可以将我国的监管制度大致分为四个变化阶段:第一个阶段是1986年至1992年,我国的监管制度还处于摸索时期。1986年是我国证券市场刚刚建立的年头,在头几年,我国政府对证券市场的特点,规划都还是两眼一抹黑,导致证券市场的监管制度也颇为混乱,呈现出地方性、碎片化的特征。一方面,监管部门冗杂重复,中国人民银行、国家计委、财政部,经贸部甚至于国家工商局、外管局、税务局都负有监管职责,多监管主体并不利于市场监管工作的开展,反而大大降低了监管效率和监管的权威性[1]。另一方面,监管方式和内容都不完善,市场准入审核批准程序复杂,后期市场管理被忽视,市场乱象难以得到惩处,整体监管制度都存在着诸多不足。这一阶段虽然建立了中国证券业协会,但是制度依据明显不足,较为权威性的规定仅有中国人民银行的《证券公司管理办法》,立法缺失和经验不足,监管权力依然完全依托于政府,市场的自律机制无法落实。第二个阶段是1992年至1998年,可以说是我国证券监督制度的初步成型时期。在这一时期,随着国务院证券委员会的设立,意味着证券监管的国家机构开始出现,国务院也逐步出台了一些暂行管理条例及办法,全国性的监督制度开始建立,对市场的持续性管理行为有了依据和可操作性,这一时期监管体系体现出中央与地方相结合的模式。第三个阶段是近年来证券监管权力逐渐集中统一的阶段,国务院的规定明确了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作为专门负责审批和监管证券经营机构的组织,承担了监管证券市场的职能,随之颁布的《证券法》确认了“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依法对全国证券市场实行集中统一监督管理”,至此开始了证监会统一管理的制度模式。这一阶段卷管已经趋向统一化,但该模式下也尚存其他国务院部门行使部分监管权的情况。在经济腾飞的东风中,我国的证券市场也发展迅速,相关法规也在不断出台,管理手段随之进步。这一阶段监管体系依然是行政主导,这也与我国的行政体制本质息息相关。但随着经济全球化趋势的推动,我国证券市场不断深入发展,监管行政化,审批制的弊端也逐渐凸显,政府过度监管导致市场的灵活调控优势无法发挥,如在股票市场出现的一、二级市场的价格差距巨大的现象体现了经济调控和法律监管手段的混同导致的市场混乱,审核权限过度集中导致的公司的上市成本高昂等等。第四个阶段以注册制的出现为标识,体现在在监管责任集中化的基础之上,监管的重心出现了变化。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深化市场体制改革,其中的重点任务之一便是经济体制的改革,改革强调市场发挥作用,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指出“不适应的监管制度”是阻碍我国资本市场发展的难题,必须要解决。从科创版注册制试点,到如今修订的《证券法》正式确认注册制,经济制度的改变也意味着我国监管制度的改革到来的应然。
二、注册制下我国证券市场监管内涵透析
小议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的再审视
内容摘要:财政转移支付制度是处理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间关系、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促进社会和谐的重要制度安排。由于受到1些因素影响,我国财政转移支付制度仍存在1些问题,需要进1步研究并逐步加以规范。
关键词:财政转移支付税收返还财力性转移支付专项转移支付
在我国,财政转移支付制度是以各级政府之间所存在的财政能力差异为基础,以实现各地公共服务水平均等化为主旨而实行的1种财政资金转移或财政平衡制度。向居民提供均等化的基本公共物品与服务,不仅是现代国家主权在民理念的重要体现,而且是国家政权及其财政合法性的基础和来源。因此,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具有稳定器的功能,是处理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间关系、实现各地财力均衡和公共服务均等化、促进社会和谐的重要制度安排。
例如在2008年5月12日,我国4川汶川地区发生里氏8。0级特大地震,6月11日,财政部、民政部下拨灾后重建补助资金300亿元。财政部、民政部等部门要求地震灾区有关部门将中央财政补助资金与地方安排的救灾资金和接收的社会捐赠资金统筹安排,做好倒损房屋农户的住房重建工作,并对重灾区给予重点安排。但在自然灾害中,财政转移支付运作中还存在1些问题。
我国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我国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是在1994年分税制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是1套由税收返还、财力性转移支付和专项转移支付3部分构成的、以中央对地方的转移支付为主的且具有中国特色的转移支付制度。近年来,随着制度的不断发展,转移支付的功能得到进1步发挥。但是,由于受到1些因素影响,我国财政转移支付制度仍存在1些问题,特别是转移支付结构本身制约了制度的发展。
深究高中教育质量的再审视
摘要:高中教育质量绝对不能只有“升学率”,而是包含着学生素质、课程教学、教师专业化、物质资源和组织文化等多种因素及其发展潜能和发展程度的集合;高中教育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确保实现国家规定的高中培养目标;学校要以一定的教育思想为基础,建立以人为本的学校管理机制,逐步培育出可持续发展的自主变革意识和能力。
关键词:高中教育学校评价教育质量学校效能自主变革
一、问题的提出
因角度不同、立场不同,每一个人看待教育质量的标准和要求都不同,其结果随之也就存在差异。就同一所高中,不同的人对其教育质量的评价甚至可能会出现两种截然不同的结果。如果站在教育科学研究和学科建设的角度,“教育质量”可以说是一个“定义最差”的概念。另一方面,迄今为止,我国还没有建立起国家教育质量标准,人们对教育质量的评价没有统一标准可依。虽然“我国目前还没有建立国家教育质量标准”,但是国家已经认识到了“只重视数量忽视质量的价值理念与行为实践导致了各类问题,使人们对我国的学校教育办学质量提出质疑。教育质量问题开始进入社会各界的关注视点,并成为教育理论研究的一个热点。”[1993年《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中指出:要“建立各级各类教育的质量标准和评估指标体系。各地教育部门要把检查评估学校教育质量作为一项经常性的任务”。2007年11月国家正式成立了“国家基础教育质量监测中心”。在成立大会上,周济部长指出:“要通过监测,全面准确把握我国基础教育的质量状况,科学诊断我国基础教育质量存在的问题和原因,为教育决策提供科学依据。在此基础上,不断探索基础教育发展的规律、人才成长的规律和教育管理的规律,引导全社会树立正确的人才观和教育质量观。通过若干年的努力,逐步建立起基础教育质量监测体系。”
对高中教育质量的评价,逻辑上讲,评价主体可分为教育行政部门、主要由家长构成的社会、学术团体(或中介机构)、学生(作为受益者)以及学校。教育行政部门的行政性评价,强调教育要为国家未来发展服务,强调学校对国家教育方针政策的执行以及学校是否能培养合格的国家需要的人才,注重整体的、长远的利益,是一种较为宏观的评价;学术团体的评价,注重理论及其体系,强调理论对实践的指导意义,常带有一种理想主义的色彩,是一种说服力较弱的评价;学生理应是教育质量评价的重要主体,是最有发言权的,是一种最为真实的评价,但往往比较肤浅也比较片面;学校的自我评价,对自身的生存和发展有着巨大的影响力,对学校的发展方向有着不容忽视的导向作用。在我国目前学校教育质量评价的现实中,缺乏学术团体或中介机构的评价,学生也很少成为评价的主体,行政性评价表面上处于主导地位,实际上是社会性评价占据主导地位。尤其是,社会性评价与行政性评价之间出现了明显的冲突,这种冲突已经导致学校处于两难境地,结果出现了“学校究竟听谁的”的僵局。因此,学校作为自身变革和发展的主体,要在整合行政性评价与社会性评价之间平衡的基础上,确立一种自己的教育质量观和教育价值观。
二、树立“整体动态”的全面教育质量观
高校体育教师职业定位的再审视
摘要:从承载着军国思想出世的体育教育,在生产方式变革的推动下,走进了这个在知识膨胀推动下不断追求人性的解放、个性的解放、人本的回归的复兴思想的人文时代。面对新的时代要求,高校体育教师如何把握历史的契机,找准自己的方向,找到自己的位置,是高校体育教师不可规避的问题。
关键词:新时代;高校体育教师;职业定位
作为学校教育重要组成部分的体育,是确保人才培养质量的基本环节之一。学校的教学质量是贯穿始终的主题,提高教学质量是教学改革不断深化的理由,不懈追求的目标。在这日新月异的新时代、新形势下面对高度教育的新机遇,如何把改革的成果落实到教育之本的终端上,进而促成高等学校体育的可持续发展,这是亟待解决的问题,也给高校教育的基本环节,更是核心要素的体育教师背负上了新的历史使命。
1.不同是生产方式体育教育的定位
在农耕社会,为了维持生存的基本生存资料而进行的一系列生产活动,都是由人身体力行的全身投入进行的,人从头到脚都在为生产活动而运动着、锻炼着,体力得到了充分的发挥,社会没有必要对他实施体育。正如梁实秋先生所言,用不着让人力车夫参加田径运动。进入工业时期,出现了社会分工,使得大批农民站在分工日趋精细的工业生产线上。人类的自我超越推动了社会的进步,使得人类自我的生存环境不断趋向人类自我满足的方向,人类也因此得到了不断的进化。也就是在人类踏上进化走向文明这个欣然的不归之途,人类的退化与背离也开始了,首当其冲的就是身体的退化与背离。工业社会的始现、人类的劳动方式以身体多种多样的运动与锻炼过渡到渐趋简单、单调、乏味的流水线式的机械化的操作,大大弱化了身体生物化的健康发展。体育是人类生产方式变革下的新生产物,近代体育是工业化的副产品。文明程度的增高是以体质的弱化为垫脚石的,但它给人们带来了固定的工作以及富足的闲暇时间,也给体育铺上了滋长的温床。产业革命后,手工生产又逐渐被机器化生产所代替。机器化生产所要求的劳动力不仅慷慨陈词于文化素质的要求,对相应的劳动力的身体素质也提出了既定的要求。社会的发展对“增强体质”的客观需要由此就指向了教育,从此体育以“显贵”身份走进了学校这个庞大系统。为了完成社会的这个指向性功能,学校体育在蹒跚中成长并逐渐壮大。时至今日,社会的发展走向了空前的鼎盛,体育的发展也走向了恒古未有的全盛时期。人类现在面临着的是超工业社会。人类在挣脱了农业枷锁的同时,又在极力挣脱体力劳动的枷锁,参与着脑力劳动的大力发展与体质弱化的背离过程。信息革命的到来将人类的体力劳动缩小到史前的最小范围与最低强度,只是经济使人的体力变得更缺乏意义,而分散性的社会组织和多元化的生产方式,使强制性体育的领域迅速萎缩。未来社会将是一个高自动化、高效率而体力劳动参与较少、闲暇娱乐时间不断增多的社会。生产方式的变革,推动着社会的迅猛发展与人类体质“生物性”用进废退的背离过程不断深化。在如今只是经济膨胀的时代,学校体育异化为标准化、规范化、制度化的刻板教育,甚至于从德智体的口号中降为智育的陪衬品、理性的附属品。走向泛机械化的身体教育发展方向,学校体育“增强体质—提高劳动—发展经济”的陈旧发展思路已被知识经济下人本论的呼声所唾弃,学校体育不能仅仅停留在生物性效果的层面上,它浸润着强烈的人文色彩,以深厚的文化底蕴展现着人类的自我呵护,以人为本,追求人本位的健康,是知识经济时代下体育教育的必然归宿。
2.高校体育教师的主体性与社会属性的矛盾统一
独家原创:试论刑事再审程序答辩提纲
再审作为司法公正的最后防线,科学、合理的刑事再审程序,可以真正纠正判决的错误,实现司法的公正,增强人们对法律的信心,从而树立法律的权威。我国的刑事诉讼立法中,刑事再审制度不仅是惩罚犯罪的制度保障,也是刑事被告人寻求司法救济的特殊途径。但是,我国现行有关刑事再审程序既有理念认识上的偏差,也有制度设计上的失误,因此,改革和重构我国的再审程序,无论从维护法律公正还是从节约诉讼资源角度,都具有重大意义。
文章的主体内容
在刑事诉讼的价值体系中,公正居于核心地位。再审程序能够及时纠正错误裁判,有利于实现实体公正,但是再审程序的启动意味着要在同一案件上重复投入司法资源,造成司法资源的不合理利用而导致极大的浪费,刑事诉讼的效率也无从谈起。尽管刑事再审程序具有存在的合理性,但其不是十全十美而是利弊相交。它是一把双刃剑,因此具体的使用过程中我们就要尽量克服它的消极面。
刑事再审程序不是十全十美的程序,那我国刑事再审程序中存在些什么问题呢?笔者认为主要有四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再审启动过多。我国发动再审的条件是传统理念“实事求是,有错必纠”,在这一传统理念的指导下,只要发现有错误就发动再审程序,其结果是无限制地提起再审使生效判决的稳定性受到严重破坏,不利于对被告人的人权保障。
第二个问题是启动主体规定的不合理。我国刑诉法规定,原审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法院和上级人民法院都可以依法发动再审程序,这是不符合现代诉讼的基本原则的。因为司法中立是司法公正的前提和基础。而原审法院启动刑事再审审判程序则缺乏客观中立性,难以保证刑事再审启动的公正性。
司法理念再审制度紧缩论文
「内容提要」行政诉讼证据规则的出台并付诸实施,意味着我国司法理念的悄然转型。这一变化是深刻的,对现有司法体制也必然带来结构性的冲击。其中,最值得反思与检讨的是我国的再审制度。为此,实现再审制度的理性紧缩,将是证据规定实施后我国司法体制完善的重要环节。
「主题词」行政诉讼,证据规则,理念转型,再审制度
引言
司法的本质是什么?对真理的孜孜以求还是对纠纷的终局判断抑或其他?法律问题有正确答案吗?如果有,“正确”的评判标准是什么?客观的规定性还是主观的“良心”发现?对后者的否定意味着下述判断的不容置疑:法官全知全能可跨越时空,感前知后。这似乎又触及到了一个哲学问题,即就知性角度而言,人是无限理性的吗?
对上述问题的不同认知理路和体悟程度,决定了一个国家不同的司法理念预设和现实司法制度架构。而特定理念、制度下有限司法资源的配置状况又决定着“司法”这一社会“整合”体系实现社会规控的方式、程度和实效。一直以来,在“实事求是,有错必纠”政治原则的感召下,我们对“真理”孜孜以求,致使“四级两审”制度框架的结构性功能不断“内耗”,“司法”亦于非司法因素的冲击、剥蚀和解构下渐失自我,并且在维持“有序”的旗帜下渐走渐远,司法信任危机成为制约社会纵深发展的一大“瓶颈”,为此,推行司法改革就成为社会各界的共同呼声。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围绕着审判体制改革,[1]最高人民法院通过了《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证据规定》)。就本文主旨而言,《证据规定》至少在以下几个方面实现了司法理念的转型,或者说树立了更新理念的姿态,而这又在一定程度上回应并解答了上述司法制度预设的前提性问题:其一,明确并“强调据以作出裁判的事实是所谓的证据证明的法律事实,而不是一般的客观真实。”[2]这种选择与定位既是对学者们多年来学术研究成果的肯定,又意味着“法律人”对司法规律把握能力的整体提升;其二,证据规则和法官专家化基础上“自由心证”司法认证体系的确立。这不仅是制度层面的规则重构,更重要的是哲学方法和思想观念的革命性转型;其三,正当法律程序即“程序正义”理念的进一步贯彻;最后,行政审判特性的正确把握。任何改革都不是孤立和“自洽”的,社会事务的复杂性、系统性和司法改革的整体性决定了上述理念的转变或转变的姿态仅仅是一种导向,它必将对我国诉讼程序构成深层次的冲击与挑战,因此,对相关制度进行结构性调整甚或重塑已不可回避。笔者现结合我国再审制度以及审级制度的部分问题,以诉讼证据规则为切入点略陈己见。
一司法本质与再审制度
民事审判监督程序构建
(一)、再审程序设置的指导思想、理论依据问题
要构建一个合理的民事审判监督程序,需要解决很多问题。但首先应解决再审程序设置的指导思想、理论依据问题。我们要破除“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再审指导思想,那么应以什么来作为再审程序设置的指导思想、理论依据呢?
作为诉讼程序,它所追求的是程序上的正义、法律上的真实,而不是客观真实。因为法律明确规定了终结纠纷的期限。如果诉讼程序以追求客观真实作为目标,那么很多纠纷就会无限期地拖延下去,造成社会秩序的动荡。再审程序除了诉讼程序的一般特征外,还有自身的特殊性。我们知道,再审的对象是生效的判决、裁定。由于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是经过一、二程序后确定的“法律真实”,是一、二审程序独立价值的体现。因此我们应以“程序正义”的理论,作为再审程序设置的指导思想和理论依据。按“程序正义”的要求,再程序应当具有:一、中立性,其基本条件是:(1)与自身有关的人和原审法院不应是该案的法官和受理再审的法院;(2)结果中不应含纠纷解决者个人的利益和部门利益;(3)纠纷解决者不应有支持或反对其一方的偏见。二、劝导性:(1)对各方当事人的诉讼都应给予公平的注意;(2)纠纷解决者应听取双方的论据;(3)各方当事人都应得到公平的机会来对另一方提出的结论和论据做出反响。三、科学性:(1)纠纷解决的诸项条件应以理性推理为依据;(2)推理应论及所提出的论据和证据。
(二)、关于再审标准问题
《民诉法》一百七十七条中“确有错误”这一再审标准应修改。因为“确有错误”的概念,不能确定是当事人的诉讼过错,还是人民法院的诉讼责任。如果是人民法院的诉讼责任,应当予以纠正。如果是当事人的诉讼过错,叫人民法院怎么纠正?我们知道,公民行使民事权利有一条基本原则。这就是“民事权利自由处分原则”。当公民行使民事权利的时候,人民法院不能指令公民应当行使这样民事权利、那样民事权利。这些事应由律师去做。人民法院只能公平地对待每个公民所主张的民事权利,摆正自己的位置就行了。因此,应该对《民诉法》一百七十七条中“确有错误”的规定修改为,“发现因人民法院的审判过错,足以影响人民法院公正判决、裁定的,应当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这可避免因当事人的诉讼过错,而社会各方面却责怪人民法院错判和当事人的缠讼的怪现象。
(三)、关于重构民事审判监督的审查模式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