灾难报道范文10篇

一、客观真实与主观真实

真实是新闻的生命。按照传统新闻真实论的观点，记者必须客观记录所看到与听到的一切，就像一台摄像机，应尽量避免记者个人的主观倾向性，尤其不能添油加醋，道听途说。

但在这次地震报道中，本文作者深刻感受到，跟传统新闻真实论有所不同，灾难新闻的真实其实有两个维度，一是客观真实，一个是主观真实。客观真实，就是前述传统新闻真实论的基本观点。但主观真实，则是在灾难报道中衍生出来的第二个“客观存在”。

这里，用两个典型的例子对此加以阐述。在汶川地震的报道中，有两条新闻几乎在从中央到地方的所有新闻媒体上刊播过，其真实性几乎难以令人置疑。一条新闻说，某位母亲在临死前用手机短信的方式，给怀中的孩子留下了一段“亲爱的宝贝，如果你能活着，一定要记住我爱你”。另外一条新闻说，俄罗斯救援队从废墟中救出一名男子，这名男子的第一句话说“这次地震厉害，都震到外国去了”。

不过请注意，这两条人人皆知的“新闻”却缺乏新闻最关键要素：无时间，无地点，无人名，无作者，无目击者，无证实者，无消息来源。如果说这些新闻关键要素的缺失是因为当时现场太忙乱了，媒体记者无法一一核实，但到目前为止，依然还没有得到明确的查证核实，就有些说不过去了。毕竟，无论从这位母亲的手机，还是那名男子的照片，都可以而且应该作为抗震救灾的宝贵资料进入地震博物馆。

也就是说，这两条广为人知的地震新闻，很大可能都是人们虚构出来或者以讹传讹的“三无产品”。但奇怪的是，无论在网络上还是在现实生活中，尽管人们都心知肚明这是虚构的消息，但仍然宽容地接受它，甚至乐于继续传播它。新闻媒体刊播此类“真实的谎言”，受众在知晓的情况下依然欣然接受，这在新闻传播史上恐怕也是少有的。为什么?

一、西方国家新闻自由的实质以《纽约时报》为例

“新闻自由是“搜集、、传达和收受新闻的包括报刊的出版自由、电台与电视台的播放自由、新闻报道的自由以及发表新闻评论的自由等”[1]但新闻活动的属性除了表现在以新闻方式认识社会的活动这一方面,新闻活动更是一种属于上层建筑的活动,是政治性非常强的社会活动,因而对新闻自由实质的理解,更应该放在政治自由的范围内加以讨论。在80年代初期和中期，新闻自由问题，一度成为我国新闻界争论最多的问题之一，西方国家也着重在这个问题上攻击我国。

《纽约时报》作为一份有着广泛影响力的美国主流媒体,在实现“新闻自由”上很有代表性,美国的传播政策是建立在两大原则基础上的：其一是保障国家安全和个人隐私，其二是信息自由交流、传播企业自由公平竞争，这两条是美国新闻传播政策的基本精神。所以在新闻自由的保障上就出现了两种标准，即政府以保障国家安全的理由有时可以漠视自由权。例如:越战期间，《纽约时报》开始连续刊登美国国防部绝密文《关于越南问题的美国决策过程史》的核心内容。美国政府在要求《纽约时报》停止连载但遭到拒绝后颁布了史无前例的临时限制令，后来闹上法庭，最后判决《纽约时报》胜诉。这一事件被美国新闻界引以为豪，认为是新闻自由的标志性事件。

实质上，美国政府利用法律诉讼延迟了消息的，阻碍了《纽约时报》对信息的，并在此之后，对新闻媒体进行了更加严格的管制。尤其是“9·11”事件之后，美国发动了对阿富汗的战争、伊拉克战争，其间政府通过各种手段禁止报道平民伤亡的事实和来自各方面的反战声，政府采取的战场嵌入式报道，使媒介记者只报道有利的新闻，有时甚至假新闻以赢得宣传战的主动权。正如阿尔伯特·加缪曾经说过：当传播媒介不依赖政府权力和金钱权利的时候，才能说传播媒介是自由的。而这种理想化的传播自由目前也仅仅停留在理论上。

二、“人”为本到“事”为本的新闻观念的转变以唐山大地震和汶川大地震中媒体的表现为例

上面谈到一个国家的新闻自由是与当时所处的体制环境相关，当一个国家的社会制度整体发展水平不高时，新闻自由是无从保障的。

毋庸置疑，抗震救灾的英雄行为、社会的慷慨捐赠都需要报道，那样的新闻故事和相关的评论，可以激发爱心、振奋人的精神。在灾难的时刻，人们的确需要精神的鼓励以及

信心的坚固，但媒体报道的重点仍然应该是灾区群众，比如通过更多的报道让社会了解他们的需要以及他们的经历，从而能够更好地去满足灾区群众的需要，更应该报道救援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当媒体把注意力集中在灾区群众以外，比如名人捐款多少的报道，现实地讲，那样的报道对目前的救灾没有多少帮助。

当然，这里并非是说，踊跃捐款、献血这些行为就不高尚，这里讲的是媒体报道的重点应该是什么？尤其是在救灾的初期，在许多灾区群众还处在生命危险的时刻，媒体报道的重点应该在灾区群众的身上，媒体报道应该注重灾区群众所面临的困难以及救灾中需要改进的地方。

地震带来那么多生命的失去、那么多肢体的伤害、那么多家庭的破碎、那么多心灵的创伤，这一切已经足够感动人们为灾区捐款、出力，帮助救灾，人们不需要通过名人捐款的数字来激发爱心。在救灾仍处于关键时刻的时候，有些人就开始在网上登出个人、企业捐赠的排行榜，并对捐款金额不够巨大的个人、企业进行谴责。救灾捐款不是比数量，许多普通的中国人都是以微薄之力在默默地表达自己的爱心，还有许多中国人在为灾区祈祷，实在不应该以捐款金额论英雄，更不应该以此去批评企业或个人。逼来的捐款不是灾区和灾区群众所需要的救助，企业、个人的捐款应该完全出于自愿，爱心奉献是值得赞扬的行为，但以捐款与否、捐款金额去谴责企业和个人，其实是对灾区和灾区群众的不尊重。

地震灾难报道的重点，不仅是一个在灾难初期需要提出的问题，而且在灾情稳定以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也是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毫无疑问，在抗震救灾中立功的人需要表彰，为灾区、灾区群众捐款、献血的人值得感谢和赞扬，但灾难之后，媒体更需要注重的是这次地震灾难带来的经验教训和需要调查的问题，比如人们普遍感觉那里的学校建筑是否有质量问题，是否需要拿出专门资金对全国的学校建筑进行检查和修补？除了对抗震救灾的英雄进行表彰以外，灾难中所暴露出的问题，以及今后对灾难的防护，应该更需要媒体追踪报道、分析问题，因为最重要的是，灾区群众才是灾难的主角，不仅是已经发生的灾难，而且还要考虑到将来可能发生的灾难。

去年，美国明尼苏达州的一座桥梁突然倒塌，多辆行进中的车辆掉进了河里，造成多人死亡和受伤。事故发生后，抢救伤员、修复桥梁是眼前的任务，但从长远来说，对桥梁倒塌原因的调查分析则更为重要，而且应在全国范围内对类似桥梁做全面的检查和分析，再扩大一点，老桥梁的倒塌更显示出美国基础设施的老化风险，包括水坝等等。美国政府以及许多的民间机构对桥梁、水坝、电网等基础设施都在做调查、分析，并提出改善措施，著名的《美国流行机械》杂志最近几年就对桥梁等基础设施做调查和分析，该杂志在其专题报告中，特别指出明里苏达桥梁的倒塌显示出对美国基础设施全面调查的紧迫性，呼吁政府对全国的桥梁进行系统的检测，找出存在的隐患，给予全面的解决。

近年来，突发性灾难事件频繁发生，媒体所具有的强烈社会公共色彩，使得它成为沟通政府和公众之间的桥梁。党报是党的新闻宣传主阵地，党报的公信力与影响力是任何媒介无法比拟的。

因此，党报的舆论引导在突发性灾难事件发生时显得尤为重要。

尊重新闻规律与发挥舆论引导作用统一。在突发性灾难事件中，公众普遍感受到潜在的危机和威胁，他们总是急于从媒体获取更多、更详细的信息。客观、真实、及时是新闻传播的重要规律，发挥正确的舆论引导作用又是党报的职责。在灾难事件发生后，党报应该快速反应，有序组织，努力抢占话语权，着力增强报道时效性。通过对灾难事件本身、背景、影响等方面的报道，让受众及时了解灾难发生的程度和趋势，一方面可以澄清事实，以正视听，从而有效引导社会舆论；另一方面也有助于受众消除恐慌，采取有效措施，沉着应对。首先，媒体记者要对报道中的每一个人物、地点、数字、细节都要认真核对，报道由政府的具有权威性的信息，做到如实地反映事实。其次，当灾难发生后，有关事件的信息往往呈海量涌现。面对突然涌现和源源不断的大量信息，不管是事件处理者还是新闻者，对外口径必须高度一致，不能提供互相矛盾的信息。沟通口径不一致，沟通就会变成危机。由于受到高度惊吓，在突发性灾难事件中的受难者或亲属等相关人士，有可能对外公布的信息不准确，这就要求新闻记者对受众高度负责，对这些信息认真核实筛选。最后，由于一些地方行政官员对于发生在自己管辖范围内的灾难性事件，可能采取文过饰非、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态度，甚至编造和虚假信息，欺上瞒下，这就要求媒体要有追求真实、监督政府的强烈的责任心。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与遵循新闻传播规律、坚持客观真实并不矛盾，而是相互依存、相互支撑的。新闻媒体通过对新闻事实的客观报道和公正评述，达到正确引导舆论的效果，这也正是新闻规律的要求。

关注民生，以情动人，以人为本。以人为本，要体现人在灾难面前不屈不挠、众志成城、迎难而上、敢于胜利的英雄气概和大无畏精神。以人为本，还体现在对受灾人群的倾情关注上。这是媒体的责任。党报的声音传达着党和政府的声音，传递着党、政府和全社会的温暖、关怀。因此，党报要把人文关怀融入报道的各个层面，不仅告知公众灾难事件本身，更关注灾难中人的命运，宣扬灾难中体现的人性美。具体来讲，第一，关注灾难中生命个体尤其是弱势群体的生存状态。救灾之后，我们要考虑，如何让这些灾民能够更好地生活，不仅要关心他们的吃住，同样要关心他们心理的健康。灾难给民众带来的恐惧，那种噩梦般记忆不是一下子能够消除掉的。第二，弘扬灾难中人性善良的一面。必须原汁原味地报道普通人的感人事迹，让群众感到他们就是自己的一分子，这样才真实可信，才能增强社会各界夺取抗灾胜利的信心。人文主义关怀精神要求记者勇敢地扛起人性的大旗，对处于极度绝望状态下的人们给以人文主义关怀，让健在的人们体会到人性的温暖、人的崇高与尊严。第三，尊重生命，尊重人的尊严和感受，是灾情报道的伦理。

这个伦理不仅要求前方采访的记者，对后方的编辑部门或制作、播出机构同样有约束。比如过分血腥和恐怖的画面不要出现在版面和荧屏中，尊重获救者的隐私及民族信仰和风俗习惯等。新闻工作者只有遵循灾情报道伦理，才能传达出爱与信心，才能懂得怎样与受灾民众一起面对灾难，并战胜灾难。

综上所述，面对危机时，公众最渴望听到的是权威部门的声音，因而对于传媒的依赖程度加深，尤其对于主流媒体党报的依赖更是达到了高点。党报对于突发性灾难事件的报道就要更加重视以客观真实去实现对社会公众的引导，更加重视恪守新闻专业精神，担当好社会瞭望者的角色。

1灾难的报道方式

2011年9月17日日合肥市的花季少女被少年陶汝坤用汽油严重烧伤，周岩经过医院鉴定为重伤。在2012年2月24日，当微博出现《花季少女拒绝求爱遭官二代烧伤毁容，请广大网友救救我的孩子》。2012年2月25日天涯论坛出现“安徽“官二代”恋爱不成将少女毁容!”标题的帖子。随后新闻媒体对这一事件进行了一系列的跟踪报道，无一例外的都采用了多图片，并配少量文字进行介绍。图片中呈现出一幅幅血淋淋的画面，被烧伤毁容的少女赤裸裸的呈现在画面中。同时一些网站还把施暴者的家庭情况，家庭住址等这些极为隐私的东西。然而这些报道很大程度上误导了受众，影响了受众对事实的真实判断，忽视了新闻的客观性和新闻伦理。

1.1报道手法过于煽情

一些记者利用特写放大等技术手段进行拍摄报道，达到了最大的感官刺激。毫无疑问，在新闻报道中图片的应用可以增加新闻的传神度和真实感，是受众全面直观的来了解新闻的事实。照片这种对新闻内容的展现有独特的作用，而且这种作用是文字远不可比拟的。但是当我们沉浸于新闻图片给我们带来的便利时，不得不去思考一个问题，那就是新闻图片在灾难报道中的伦理问题，像周岩事件中媒体一次次的把少女被火烧毁之后的容颜，治疗时的痛苦呻吟一次次的展现出来。像这样的把受害者置于镜头前面的“媒体暴力”不在少数。正如陈力丹所言“近来我们的传媒隔三差五的以同情呼吁社会救援的名义，刊登各种畸形病态人员的照片我们不知道编辑使用这些照片及视频的目的是什么。是想通过尸体的画面来刺激告诉受众，这场战争是错误的？假如他们真相达到这点，完全可以通过更好的途径去揭示[1]。”同样也是2012年2月24日合肥热线也出现了“”泼汽油纵火少女惨遭毁容合肥17岁“最狠官二代”将取保候审《泼汽油纵火少女惨遭毁容合肥17岁“最狠官二代”将取保候审-合肥热线》的新闻报道。2012年2月25日新浪以“90后少年求爱未遂烧伤毁容17岁少女”为标题做了相关报道。类似这样煽情的描写还有很多，这样做违背了受众考虑因素理论，“受众考虑因素包含2个层次：一是吸引和保持读者的考虑因素（attractiveconsideration）;二是保护读者和社会秩序的考虑因素（protectiveconsideration）[2]。”在少女毁容事件的报道中，媒体所使用的煽情手法只是考虑到激情观众的情绪调动观众感情这一层面的考虑，但是却忽视了应该减轻观众的心理压力的保护考虑。而这种对观众的保护要求媒体在报道这种恶性事件的时候要自觉地克制使用内容带有极度对感官刺激的图片或言语。少描写痛苦的带有血腥的场景。并做出正确的舆论导向，来告诉受众我们生活的环境并不是他们自己内心所构建的那样。的确，真实性是新闻的一个前提，但是这样血淋淋之下的真实也未必能达到真实带带来的目的。毫无疑问的，发现新闻并且还原新闻本来的面目是新闻记者的天职，但是为了发现新闻而去伤害当事人的做法未必是新闻的初衷。

1.2报道的主题不够客观

以百度检索为范围，设定的检索词为“合肥少女毁容”共检索到约2810000个结果。其中有很多主流媒体对事件的报道，并对此进行了分类统计。从统计表中可以看出，媒体最为关注的不是事件的本身，而是当事人的隐私。同时对当事人双方都进行了负面的报道。对媒体而言，此事件可以有多个角度提供报道，如事件的真实情况，整个事件对社会造成的影响，事件的原因等等。但是媒体均不约而同的把主题放在了事件当事人的身份关系上。如“安徽“官二代”子女横行霸道，恋爱不成将少女毁容！”“17岁“最狠官二代”将取保候审”“安徽“官二代”恋爱不成将少女毁容”等题目作出报道。在官方尚未对事件有任何定性，原因不明的情况下就对事件进行了主观上的先入为主。把责任偏激的推给其中某一方当事人。这显然违背了新闻客观性的要求。

一、引言

灾难事件因其突发性、时效性以及重要性成为各国新闻媒体关注和报道的对象。灾难事件有三个报道侧面：灾难性事件本身，灾难性事件的受害者以及灾难性事件所引发的政府或社会行为。英雄作为重要的叙事母题之一，也是人类的古老叙事形态—神话的主要构成部分。在新闻报道中，各种各样的英雄形象通过不同的叙事视角与聚焦被刻画出来。然而，中美两国的新闻媒体在灾难事件的报道中往往构造出不同的“英雄”形象，这与中西方历史中的原型沉淀有着密切的联系。本文以《纽约时报》和《中国日报》的灾难性事件报道为例，从新闻叙事的视角与聚焦方面来分别探讨中西方媒体不同的英雄叙事，并从历史的原型沉淀角度分析造成其差异的原因。在报道内容上，分别选取了《中国日报》在2010年4月15日到25日期间对青海玉树地震的报道以及《纽约时报》在2010年8月26日到9月6日对艾琳飓风的报道。

二、《中国日报》和《纽约时报》的英雄叙事策略

2.1《中国日报》灾难报道中的英雄叙事策略

通过对《中国日报》关于玉树地震系列报道，可以看出地震这场灾难被构建成“非法者”，“坏人”或者“恶势力”。而抗震救灾的过程成为建构英雄的过程。通过选取特定的视角与聚焦，报道从特定的角度构建出了特定的英雄形象。这里，首先要区分一下新闻叙事当中的视角与聚焦。新闻叙事文本内的视角和聚焦有其特定的意义。在新闻叙事中，叙事视角表现得时“谁看”，聚焦则强调“什么被看”；对二者进行选择与调整的意义也不尽相同：前者尽可能体现的是新闻的客观与公正，力图展示出一个“真实的世界”，后者则将叙事眼光投射到新闻事实的“有意味”处，从而叙述出一个“意义的世界”，二者相辅相成，并以此引导接受也就是引导舆论。纵观《中国日报》的报道，从报道数量的对比来看，其中抗震救灾占据了报道的多数内容，报纸用了大量笔墨来建构“英雄形象”。我国的灾难报道通常是重“救灾”而轻“灾情”。因而对于灾情场面的具体刻画则十分有限。通过对英雄的构建，媒体发挥其在灾难中鼓舞人们士气的舆论导向作用。另外，就英雄的选定而言，《中国日报》在报道抗震救灾的过程中，呈现出两种报道主体：一类是政府行为，占73%；另一类是非政府（包括救援集体和个人）行为，占27%。在政府行为的刻画方面，全部为正面描写，突显国家领导人、政府在抗震救灾过程中的作用。这反映出中国媒体的报道往往将英雄聚焦在处于权力阶层的政府或官员身上。

2.2《纽约时报》灾难报道中的英雄叙事

一、客观真实与主观真实

真实是新闻的生命。按照传统新闻真实论的观点，记者必须客观记录所看到与听到的一切，就像一台摄像机，应尽量避免记者个人的主观倾向性，尤其不能添油加醋，道听途说。

但在这次地震报道中，本文作者深刻感受到，跟传统新闻真实论有所不同，灾难新闻的真实其实有两个维度，一是客观真实，一个是主观真实。客观真实，就是前述传统新闻真实论的基本观点。但主观真实，则是在灾难报道中衍生出来的第二个“客观存在”。

这里，用两个典型的例子对此加以阐述。在汶川地震的报道中，有两条新闻几乎在从中央到地方的所有新闻媒体上刊播过，其真实性几乎难以令人置疑。一条新闻说，某位母亲在临死前用手机短信的方式，给怀中的孩子留下了一段“亲爱的宝贝，如果你能活着，一定要记住我爱你”。另外一条新闻说，俄罗斯救援队从废墟中救出一名男子，这名男子的第一句话说“这次地震厉害，都震到外国去了”。

不过请注意，这两条人人皆知的“新闻”却缺乏新闻最关键要素：无时间，无地点，无人名，无作者，无目击者，无证实者，无消息来源。如果说这些新闻关键要素的缺失是因为当时现场太忙乱了，媒体记者无法一一核实，但到目前为止，依然还没有得到明确的查证核实，就有些说不过去了。毕竟，无论从这位母亲的手机，还是那名男子的照片，都可以而且应该作为抗震救灾的宝贵资料进入地震博物馆。

也就是说，这两条广为人知的地震新闻，很大可能都是人们虚构出来或者以讹传讹的“三无产品”。但奇怪的是，无论在网络上还是在现实生活中，尽管人们都心知肚明这是虚构的消息，但仍然宽容地接受它，甚至乐于继续传播它。新闻媒体刊播此类“真实的谎言”，受众在知晓的情况下依然欣然接受，这在新闻传播史上恐怕也是少有的。为什么?

[摘要]新闻自由主要指人们搜集、、传送和收受新闻的自由，然而，新闻界并不存在绝对的新闻自由，本文首先是对西方国家标榜的绝对新闻自由进行了辩驳，然后以历史上的唐山大地震和这次汶川大地震报道中媒体表现为例，分析随着我国体制环境变化，新闻自由观念的逐渐深入的过程，并针对部分媒体将新闻自由范围无限扩大而提出的新闻媒体、新闻从业者在追求新闻自由的同时必须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

[关键词]新闻自由政治自由灾害报道社会责任新闻自律

从近代新闻业到现代新闻业，新闻自由一直是新闻界热烈讨论的主题，围绕着这一主题，传媒人们演绎出了一幕幕庄严、悲惨、嬉闹、庸俗、罪恶交相展示的新闻话剧。

一、西方国家新闻自由的实质以《纽约时报》为例

“新闻自由是“搜集、、传达和收受新闻的包括报刊的出版自由、电台与电视台的播放自由、新闻报道的自由以及发表新闻评论的自由等”[1]但新闻活动的属性除了表现在以新闻方式认识社会的活动这一方面,新闻活动更是一种属于上层建筑的活动,是政治性非常强的社会活动,因而对新闻自由实质的理解,更应该放在政治自由的范围内加以讨论。在80年代初期和中期，新闻自由问题，一度成为我国新闻界争论最多的问题之一，西方国家也着重在这个问题上攻击我国。

《纽约时报》作为一份有着广泛影响力的美国主流媒体,在实现“新闻自由”上很有代表性,美国的传播政策是建立在两大原则基础上的：其一是保障国家安全和个人隐私，其二是信息自由交流、传播企业自由公平竞争，这两条是美国新闻传播政策的基本精神。所以在新闻自由的保障上就出现了两种标准，即政府以保障国家安全的理由有时可以漠视自由权。例如:越战期间，《纽约时报》开始连续刊登美国国防部绝密文《关于越南问题的美国决策过程史》的核心内容。美国政府在要求《纽约时报》停止连载但遭到拒绝后颁布了史无前例的临时限制令，后来闹上法庭，最后判决《纽约时报》胜诉。这一事件被美国新闻界引以为豪，认为是新闻自由的标志性事件。

摘要：近年来，随着互联网和新媒体平台的发展，突发性灾难事件的报道呈现出多元化改变。记者作为连接媒体和公众的纽带，在突发性灾难事件报道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3•21”东航MU5735航空器飞行事故报道中，个别媒体存在为博眼球罔顾事实等问题。在突发性灾难事件报道中，记者应把握好及时性和准确性的基本原则，处理好主观情绪与客观报道的关系，回应社会关切并进行正确的舆论引导。

关键词：突发性灾难报道；记者；东航

飞行事故早期社会学者S.Fritz曾指出：“灾难是一个发生于特定时空的社会事件，对社会或该社会的某一自足（Self-Sufficient）区域造成严重损坏，招致人员及物质损失，以致社会结构瓦解，无法完成重要功能或工作。”①由此可以看出，灾难具有强烈的悲剧色彩，而且也因震撼性、负面性等原因，对其的新闻报道会给受众带来沉重的心理感受。一直以来，权威性消息的发布一般是政府授权给电视台、报社、电台等传统媒体进行统一发布。在各类新媒体平台如雨后春笋般发展的时代，电视媒体虽然依旧在权威消息的发布上占据一席之地，但也面临着极大挑战。2022年，“3•21”东航MU5735航空器飞行事故（以下简称“东航飞行事故”）的报道就具有一定的典型性。

一、东航飞行事故报道的基本情况

2022年3月21日，原计划从昆明长水机场飞往广州白云国际机场的东航MU5735航班，在起飞约1小时28分钟后，即14时38分许，在广西梧州市藤县埌南镇莫埌村附近的山林坠毁。通过梳理网上发布的相关信息，东航飞行事故报道的大致脉络如下。知名航空博主“@FATIII”在3月21日15时32分发布微博称：“我们正在关注MU5735，暂时未能确定最新情况。”央视新闻客户端于15时57分发布消息：“一架搭载133人的客机在广西藤县发生事故，伤亡情况未明”，确认有航班在广西藤县发生事故。16时34分，中国民用航空局（以下简称“中国民航局”）官网发布消息：“东航一架波音737飞机坠毁，民航局已启动应急机制”，确认发生事故的航班为东航航班，飞机上共有人员132人。随后，新华社、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以及全国各地媒体开始集中报道。事故发生后的8天里，各类新闻报道持续涌现，但在官方发布“机上所有人员已遇难”后，报道的主要方向从救援转向事故调查。该事故共造成了132人遇难，属于突发性灾难事件。相关报道一经发出，全国人民在悲恸的同时，也迫切需要了解更多消息。作为电视台中的“标杆”，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紧急派出多路记者，分别前往事发地广西藤县、中国民航局以及应急管理部门，多渠道、多维度进行新闻报道。与此同时，该事故也登上了微博、抖音、知乎等各大新媒体平台的热搜榜。广大网友纷纷发声，其中不乏一些真实性存疑的信息。在此背景下，为了保证信息的权威性和准确性，传统媒体的记者肩负起发布真实新闻报道的责任。

二、东航飞行事故信息传播中存在的问题

近年来，突发性灾难事件频繁发生，媒体所具有的强烈社会公共色彩，使得它成为沟通政府和公众之间的桥梁。党报是党的新闻宣传主阵地，党报的公信力与影响力是任何媒介无法比拟的。

因此，党报的舆论引导在突发性灾难事件发生时显得尤为重要。

尊重新闻规律与发挥舆论引导作用统一。在突发性灾难事件中，公众普遍感受到潜在的危机和威胁，他们总是急于从媒体获取更多、更详细的信息。客观、真实、及时是新闻传播的重要规律，发挥正确的舆论引导作用又是党报的职责。在灾难事件发生后，党报应该快速反应，有序组织，努力抢占话语权，着力增强报道时效性。通过对灾难事件本身、背景、影响等方面的报道，让受众及时了解灾难发生的程度和趋势，一方面可以澄清事实，以正视听，从而有效引导社会舆论；另一方面也有助于受众消除恐慌，采取有效措施，沉着应对。首先，媒体记者要对报道中的每一个人物、地点、数字、细节都要认真核对，报道由政府的具有权威性的信息，做到如实地反映事实。其次，当灾难发生后，有关事件的信息往往呈海量涌现。面对突然涌现和源源不断的大量信息，不管是事件处理者还是新闻者，对外口径必须高度一致，不能提供互相矛盾的信息。沟通口径不一致，沟通就会变成危机。由于受到高度惊吓，在突发性灾难事件中的受难者或亲属等相关人士，有可能对外公布的信息不准确，这就要求新闻记者对受众高度负责，对这些信息认真核实筛选。最后，由于一些地方行政官员对于发生在自己管辖范围内的灾难性事件，可能采取文过饰非、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态度，甚至编造和虚假信息，欺上瞒下，这就要求媒体要有追求真实、监督政府的强烈的责任心。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与遵循新闻传播规律、坚持客观真实并不矛盾，而是相互依存、相互支撑的。新闻媒体通过对新闻事实的客观报道和公正评述，达到正确引导舆论的效果，这也正是新闻规律的要求。

关注民生，以情动人，以人为本。以人为本，要体现人在灾难面前不屈不挠、众志成城、迎难而上、敢于胜利的英雄气概和大无畏精神。以人为本，还体现在对受灾人群的倾情关注上。这是媒体的责任。党报的声音传达着党和政府的声音，传递着党、政府和全社会的温暖、关怀。因此，党报要把人文关怀融入报道的各个层面，不仅告知公众灾难事件本身，更关注灾难中人的命运，宣扬灾难中体现的人性美。具体来讲，第一，关注灾难中生命个体尤其是弱势群体的生存状态。救灾之后，我们要考虑，如何让这些灾民能够更好地生活，不仅要关心他们的吃住，同样要关心他们心理的健康。灾难给民众带来的恐惧，那种噩梦般记忆不是一下子能够消除掉的。第二，弘扬灾难中人性善良的一面。必须原汁原味地报道普通人的感人事迹，让群众感到他们就是自己的一分子，这样才真实可信，才能增强社会各界夺取抗灾胜利的信心。人文主义关怀精神要求记者勇敢地扛起人性的大旗，对处于极度绝望状态下的人们给以人文主义关怀，让健在的人们体会到人性的温暖、人的崇高与尊严。第三，尊重生命，尊重人的尊严和感受，是灾情报道的伦理。

这个伦理不仅要求前方采访的记者，对后方的编辑部门或制作、播出机构同样有约束。比如过分血腥和恐怖的画面不要出现在版面和荧屏中，尊重获救者的隐私及民族信仰和风俗习惯等。新闻工作者只有遵循灾情报道伦理，才能传达出爱与信心，才能懂得怎样与受灾民众一起面对灾难，并战胜灾难。

综上所述，面对危机时，公众最渴望听到的是权威部门的声音，因而对于传媒的依赖程度加深，尤其对于主流媒体党报的依赖更是达到了高点。党报对于突发性灾难事件的报道就要更加重视以客观真实去实现对社会公众的引导，更加重视恪守新闻专业精神，担当好社会瞭望者的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