灾难范文10篇

一、客观真实与主观真实

真实是新闻的生命。按照传统新闻真实论的观点，记者必须客观记录所看到与听到的一切，就像一台摄像机，应尽量避免记者个人的主观倾向性，尤其不能添油加醋，道听途说。

但在这次地震报道中，本文作者深刻感受到，跟传统新闻真实论有所不同，灾难新闻的真实其实有两个维度，一是客观真实，一个是主观真实。客观真实，就是前述传统新闻真实论的基本观点。但主观真实，则是在灾难报道中衍生出来的第二个“客观存在”。

这里，用两个典型的例子对此加以阐述。在汶川地震的报道中，有两条新闻几乎在从中央到地方的所有新闻媒体上刊播过，其真实性几乎难以令人置疑。一条新闻说，某位母亲在临死前用手机短信的方式，给怀中的孩子留下了一段“亲爱的宝贝，如果你能活着，一定要记住我爱你”。另外一条新闻说，俄罗斯救援队从废墟中救出一名男子，这名男子的第一句话说“这次地震厉害，都震到外国去了”。

不过请注意，这两条人人皆知的“新闻”却缺乏新闻最关键要素：无时间，无地点，无人名，无作者，无目击者，无证实者，无消息来源。如果说这些新闻关键要素的缺失是因为当时现场太忙乱了，媒体记者无法一一核实，但到目前为止，依然还没有得到明确的查证核实，就有些说不过去了。毕竟，无论从这位母亲的手机，还是那名男子的照片，都可以而且应该作为抗震救灾的宝贵资料进入地震博物馆。

也就是说，这两条广为人知的地震新闻，很大可能都是人们虚构出来或者以讹传讹的“三无产品”。但奇怪的是，无论在网络上还是在现实生活中，尽管人们都心知肚明这是虚构的消息，但仍然宽容地接受它，甚至乐于继续传播它。新闻媒体刊播此类“真实的谎言”，受众在知晓的情况下依然欣然接受，这在新闻传播史上恐怕也是少有的。为什么?

众志成城抗震救灾，已经成为中国社会当下的关键主题。灾难的中心也成为世界关切的中心。

我们可以发现，这次的震灾带来了不幸和痛苦，也带来了

我们的灵魂的升华。三十年来发展所积累的综合实力，也为救灾提供了坚实的基础。自然灾害是人类从远古以来都会面对的挑战，而人类也正是在这样的挑战中更加坚强，不断前进的。在这次灾难发生后，政府、公众、媒体无论在观念上还是在方法与能力上，都显示着一种前所未有的动员能力和应对能力，显示出中国的发展不仅仅带来了财富的积累，也带来了人们对于生命的关怀和对于社会责任的理解的深化。我觉得，在这次的救灾中，有几个新的因素值得我们关注。

首先，传统媒体和新媒体共同发挥的巨大的作用，无疑为中国的媒体发展写下了重要篇章。我在12日下午于台中开会时收到了关于地震的短信，之后很快在当地电视中看到了来自中央电视台的消息。传统媒体的第一时间跟进报道，让人们通过主流媒介得到了来自权威渠道的信息。这足以让多数公众避免恐慌，也使得流言难以风传，不仅推动了全民参与，也让世界了解到中国媒体面对灾难的真诚和坦率，并极大地促进了世界对于中国救灾的同情和参与。而互联网和短信更将直接的关怀和信息传达给个人，让我们得到更加直接的、具体可感的信息，也为传统媒体提供了丰富的新闻资源。如灾难发生后，很快就有事发地群众发上网的视频被很多电视媒体所引用，让更多的人感同身受。事实证明，媒体真实、充分的报道是具有巨大意义的，它既让中国人在灾难面前凝聚在一起，也让世界知道中国面对灾难的真实状况，彰显了中国在面临挑战时对于生命的无限关怀，让世界更加深入地理解了中国。

其次，这次的抗震救灾中，人们对于生命的关怀的强度比以往更加凸显出来，生命所具有的至高性的价值已经深入人心。人类虽然有许多不同的价值和选择需要平衡，但生命的价值与意义，在今天更加被强调了。“只要有一线希望，就要付出百分之百的努力”等表述，让我们每个人都感到了这种“生命关怀”的强度。“以人为本”在灾难面前得到了具体而实在的展现。个人的生命和社会与国家之间的纽带更加紧密，这个社会中相互信任和帮助的情怀也更加深入人心。灾难毁灭了许多人的生命和许多家庭的幸福，但这次救助行动所体现出来的，社会对于生命的真正的关怀，对于逝者是真实的安慰，对于生者则是现实的慰勉。

珍惜生命不是恐惧和逃避，而是让生命的价值得到更高的凸显和展开，个体生命的价值被所有的其他的生命所守候，这正是人类超越自然的高度所在。

【摘要】目的研究急诊危机管理在灾难救援中对救治效果的影响。方法回顾性分析我院急诊科2018-01至2019-12灾难救援中收治的200例患者临床资料，依据采取的护理管理模式分为对照组与观察组，每组各100例，对照组采取常规灾难救援管理，观察组采取急诊危机管理，对两组生命体征指标（心率、呼吸频率、平均动脉压）、动脉血气指标（氧分压、氧饱和度、二氧化碳分压、氧合指数）进行对比。结果干预后观察组生命体征指标、动脉血气指标中二氧化碳分压较对照组更低[心率（次/min）：93.50±3.50比97.00±3.00，呼吸频率（次/min）：20.50±1.50比23.00±1.00，平均动脉压（mmHg）：88.25±2.35比93.60±2.40，二氧化碳分压（mmHg）：31.23±1.77比36.45±1.85]、动脉血气指标中氧分压、氧饱和度、氧合指数较对照组更高[氧分压（mmHg）：94.50±1.34比88.20±1.20，氧饱和度（%）：95.10±1.15比92.50±1.25，氧合指数（mmHg）：452.81±20.19比433.27±20.23]，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在灾难救援中急诊危机管理有助于进一步提高救治效果，值得推广使用。

【关键词】灾难救援；急诊危机管理；救治效果；存活率；生命体征

自然灾害不仅会给社会经济带来沉重的经济损失，还会导致大量人员伤亡[1]。灾难救援已经成为降低自然灾害给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带来威胁的重要手段[2]。灾害发生后患者普遍存在着多器官系统损伤，使其病情较重，随时面临着死亡的威胁[3-4]。以往所使用的常规灾难救援管理并未充分调动医务人员的积极性，使得各措施在落实时缺乏足够的前瞻性以及人文性，越发难以满足工作所需。急诊危机管理则是围绕急诊科工作特点以及灾难救援中常见危机事件所实施的管理模式，旨在降低死亡率、全面提升医疗服务质量[5]。将急诊危机管理应用于灾难救援中是否能够促使患者获益最大化目前尚有待于临床研究证实，故本次研究围绕急诊危机管理在灾难救援中对救治效果的影响展开分析，内容如下。

1资料与方法

1.1研究对象选取我院急诊科2018-01至2019-12灾难救援中收治的200例患者为研究对象。1.1.1纳入标准（1）均为本地区自然灾害医学救援中收入我院的患者；（2）年龄18岁以上，80岁以下者；（3）临床资料完整，无缺失项者。1.1.2排除标准（1）由其他医院转入我院者；（2）植物生存状态者；（3）生命体征指标和（或）动脉血气指标缺失者。1.1.3伦理学本研究已经获得医学伦理委员会审批同意。1.2研究分组与一般资料依据采取的护理管理模式分为对照组与观察组，每组各100例。两组患者一般资料相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1。1.3方法1.3.1对照组对照组采取常规灾难救援管理，急诊科医务人员迅速接诊，在抵达现场后迅速在管理机构以及功能部门的协调下开展救治工作，评估患者病情严重程度，于急救车内连接心电监护仪器并予以简单处理，开放静脉通路，返回医院后做好交接并实施进一步的救治。1.3.2观察组观察组采取急诊危机管理，由我科具有丰富经验的护师任组长，6~8名护士或者是护士为组员组建急诊危机管理小组。结合本地区气候、资源分布情况总结灾难的具体类型、发生频率、严重性、患者常见损伤类型、潜在的危机事件，制定与之相对应的应急预案，并以以人为本-有限医疗资源-循证医学-效益最优化为依据。根据每个组员的护龄、职称、受教育水平等信息合理安排岗位，促使每个组员均能够胜任。整个急诊危机管理工作涵盖患者的基础护理、医疗器械及药物的备置和核对、护理文书书写、安全管理等。定期由组长组织所有组员集中学习培训，以便于掌握最新的灾难救援知识与技能。借助集中授课、情景模拟演练等形式传递和检验常见灾害的救援知识、通用技能、专科知识、伤口处理（擦伤、开放性伤口、骨折等）、基本灾难生命支持和高级灾难生命支持、创伤后应激障碍护理、心脑肺复苏、呼吸道管理、气管插管、止血、包扎、伤员搬移等[6]。在接到急诊电话后迅速明确患者信息，根据损伤类型实施分类管理，包括内伤、外伤、多发伤等，在患者收入急诊科后迅速根据分类管理方案完善各项常规检查，按照急诊流程实施分诊处理。1.4观察指标1.4.1生命体征指标利用多功能心电监护仪，观察指标包括心率、呼吸频率、平均动脉压。1.4.2动脉血气指标利用血气分析仪，观察指标包括氧分压、氧饱和度、二氧化碳分压、氧合指数。1.5统计学方法采用SPSS22.0统计软件对数据进行处理，计量资料采用均数±标准差（x—±s）表示，组间以独立t检验，组内以配对t检验，计数资料采用率（%）表示，以χ2检验，P＜0.05表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2结果

一、西方国家新闻自由的实质以《纽约时报》为例

“新闻自由是“搜集、、传达和收受新闻的包括报刊的出版自由、电台与电视台的播放自由、新闻报道的自由以及发表新闻评论的自由等”[1]但新闻活动的属性除了表现在以新闻方式认识社会的活动这一方面,新闻活动更是一种属于上层建筑的活动,是政治性非常强的社会活动,因而对新闻自由实质的理解,更应该放在政治自由的范围内加以讨论。在80年代初期和中期，新闻自由问题，一度成为我国新闻界争论最多的问题之一，西方国家也着重在这个问题上攻击我国。

《纽约时报》作为一份有着广泛影响力的美国主流媒体,在实现“新闻自由”上很有代表性,美国的传播政策是建立在两大原则基础上的：其一是保障国家安全和个人隐私，其二是信息自由交流、传播企业自由公平竞争，这两条是美国新闻传播政策的基本精神。所以在新闻自由的保障上就出现了两种标准，即政府以保障国家安全的理由有时可以漠视自由权。例如:越战期间，《纽约时报》开始连续刊登美国国防部绝密文《关于越南问题的美国决策过程史》的核心内容。美国政府在要求《纽约时报》停止连载但遭到拒绝后颁布了史无前例的临时限制令，后来闹上法庭，最后判决《纽约时报》胜诉。这一事件被美国新闻界引以为豪，认为是新闻自由的标志性事件。

实质上，美国政府利用法律诉讼延迟了消息的，阻碍了《纽约时报》对信息的，并在此之后，对新闻媒体进行了更加严格的管制。尤其是“9·11”事件之后，美国发动了对阿富汗的战争、伊拉克战争，其间政府通过各种手段禁止报道平民伤亡的事实和来自各方面的反战声，政府采取的战场嵌入式报道，使媒介记者只报道有利的新闻，有时甚至假新闻以赢得宣传战的主动权。正如阿尔伯特·加缪曾经说过：当传播媒介不依赖政府权力和金钱权利的时候，才能说传播媒介是自由的。而这种理想化的传播自由目前也仅仅停留在理论上。

二、“人”为本到“事”为本的新闻观念的转变以唐山大地震和汶川大地震中媒体的表现为例

上面谈到一个国家的新闻自由是与当时所处的体制环境相关，当一个国家的社会制度整体发展水平不高时，新闻自由是无从保障的。

毋庸置疑，抗震救灾的英雄行为、社会的慷慨捐赠都需要报道，那样的新闻故事和相关的评论，可以激发爱心、振奋人的精神。在灾难的时刻，人们的确需要精神的鼓励以及

信心的坚固，但媒体报道的重点仍然应该是灾区群众，比如通过更多的报道让社会了解他们的需要以及他们的经历，从而能够更好地去满足灾区群众的需要，更应该报道救援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当媒体把注意力集中在灾区群众以外，比如名人捐款多少的报道，现实地讲，那样的报道对目前的救灾没有多少帮助。

当然，这里并非是说，踊跃捐款、献血这些行为就不高尚，这里讲的是媒体报道的重点应该是什么？尤其是在救灾的初期，在许多灾区群众还处在生命危险的时刻，媒体报道的重点应该在灾区群众的身上，媒体报道应该注重灾区群众所面临的困难以及救灾中需要改进的地方。

地震带来那么多生命的失去、那么多肢体的伤害、那么多家庭的破碎、那么多心灵的创伤，这一切已经足够感动人们为灾区捐款、出力，帮助救灾，人们不需要通过名人捐款的数字来激发爱心。在救灾仍处于关键时刻的时候，有些人就开始在网上登出个人、企业捐赠的排行榜，并对捐款金额不够巨大的个人、企业进行谴责。救灾捐款不是比数量，许多普通的中国人都是以微薄之力在默默地表达自己的爱心，还有许多中国人在为灾区祈祷，实在不应该以捐款金额论英雄，更不应该以此去批评企业或个人。逼来的捐款不是灾区和灾区群众所需要的救助，企业、个人的捐款应该完全出于自愿，爱心奉献是值得赞扬的行为，但以捐款与否、捐款金额去谴责企业和个人，其实是对灾区和灾区群众的不尊重。

地震灾难报道的重点，不仅是一个在灾难初期需要提出的问题，而且在灾情稳定以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也是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毫无疑问，在抗震救灾中立功的人需要表彰，为灾区、灾区群众捐款、献血的人值得感谢和赞扬，但灾难之后，媒体更需要注重的是这次地震灾难带来的经验教训和需要调查的问题，比如人们普遍感觉那里的学校建筑是否有质量问题，是否需要拿出专门资金对全国的学校建筑进行检查和修补？除了对抗震救灾的英雄进行表彰以外，灾难中所暴露出的问题，以及今后对灾难的防护，应该更需要媒体追踪报道、分析问题，因为最重要的是，灾区群众才是灾难的主角，不仅是已经发生的灾难，而且还要考虑到将来可能发生的灾难。

去年，美国明尼苏达州的一座桥梁突然倒塌，多辆行进中的车辆掉进了河里，造成多人死亡和受伤。事故发生后，抢救伤员、修复桥梁是眼前的任务，但从长远来说，对桥梁倒塌原因的调查分析则更为重要，而且应在全国范围内对类似桥梁做全面的检查和分析，再扩大一点，老桥梁的倒塌更显示出美国基础设施的老化风险，包括水坝等等。美国政府以及许多的民间机构对桥梁、水坝、电网等基础设施都在做调查、分析，并提出改善措施，著名的《美国流行机械》杂志最近几年就对桥梁等基础设施做调查和分析，该杂志在其专题报告中，特别指出明里苏达桥梁的倒塌显示出对美国基础设施全面调查的紧迫性，呼吁政府对全国的桥梁进行系统的检测，找出存在的隐患，给予全面的解决。

（一）2008年5月12日14时28分。北纬31度，东经103.4度。山崩地陷，江河呜咽。

这一刻，即成国殇。

8.0级强烈地震，短短80秒，数百万生命被推到生死边缘。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破坏性最强、波及范围最大的一次地震。这场21世纪发生的毁坏性灾害震惊了世界，全球的目光投向中国……

“任何困难都难不倒英雄的中国人民！”

20天前，汶川震动中国；20天来，中国感动世界。

气壮山河的生命大救援，迸发出世所罕见的中国速度、中国力量、中国精神，将这段日日夜夜标注成共和国历史进程中的一个新起点。

摘要：本文分析灾难谣言产生缘由，论述了灾难谣言传播的几个特点，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对新媒体时代灾难谣言的控制防范对策。

关键词：谣言灾难谣言新媒体时代传播特点

卡普费雷在《谣言》一书中认为谣言是最古老的大众传播媒介。谣言作为一种普遍的社会舆论现象。通常是通过口语传播的方式进行传播，虽然这样的传播效果与范围是有限的，但还是能传递信息，树立或毁坏名声。大众传播媒介的出现同样没有消灭谣言，反而使谣言以更加专业化的方式进行传播。

近年来谣言借着互联网络、手机等新兴媒体快速扩散。其影响力不再像先前的口语传播会局限于某一地理区域，它的传播范围更为广泛，传播速度更为迅速，传播路径也更为复杂。显然身处新媒体时代的谣言比起前新媒体阶段的谣言来，危害更为严重，控制也更为困难。

一、灾难谣言的定义以及产生缘由

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人就开始系统研究谣言，对各种谣言及其对部队和国内民众士气产生的影响进行研究，G.W.Allport和L.Postman认为，谣言是与当时事件相关的命题，在某些区域的人们之间以口语传播的方式进行传播，但却缺乏相关的资料以证实其确切性。R.Knapp则认为，谣言是一种旨在使人相信的宣言，它与当前时事有关，在未经官方证实的情况下广泛流传。W.Peterson和N，Gist定义谣言是一种在人民之间私下流传的，对公众感兴趣的事物、事件或问题的未经证实的阐述或诠释。国内学者胡钰则认为谣言是一种以公开或非公开渠道传播的对公众感兴趣的事物、事件或问题的未经证实的阐述或诠释。上诉四种定义较为接近，都涉及到谣言与现实的事或人有关联，都是为了竭力使人信服。

远古神话与传说，大多属于灾难的文学表达。女娲补天、后羿射日、大禹治水是我们熟知的故事。它们将民族的集体创伤嵌入个人心灵，使之代代相传。一批凝聚苦难与悲情的文字被锻造出来，熔入民族的语言，拓宽了文学的表

达空间。《诗经·十月之交》的“百川沸腾，山冢崒崩；高岸为谷，深谷为陵”，《淮南子·览冥训》的“四极废，九州裂，天不兼覆，地不周载；火爁焱而不灭，水浩洋而不息”，以及沧海桑田、水深火热、白云苍狗、山崩地裂等众多词汇，在丰富汉语表达能力的同时，也将苦难意识、创伤记忆灌铸到汉语文化之中。

文学进入个体创作时代之后，灾难的文学表达也建基于个人的体验与感受。要将个体情感传播开来，感动整个民族、整个国家，作者必须超越自我经验的拘囿，将个体的创伤情绪予以澄净，通过恰当的语言并借助想象使其飞翔、升华，在沉重与空灵、疼痛与震撼、残酷与壮美、绝望与希望的纠结中找寻理想的表达方式。经此过程，才可能杜绝一味的呻吟、拒斥廉价的同情与缥缈的希望。

这让我们自然地想起汶川大地震之后的情形：短短的十几天，诗词、散文、日记、故事等可以速成的文类，借助各种传媒铺天盖地而来，将迅速发酵的集体痛楚与悲情宣泄无余。作者与读者共同沉湎于以哭泣、哀悼、祈祷为主题的作品之中。在当时，这是纾缓伤痛、表达哀思最及时、最恰切的方式。但今日看来，其中的绝大多数都是来也匆匆、去也匆匆，并未将个体伤悲转化成既沉郁博大又灵动飞腾的生命意识与人文关怀。历史已经表明，缺乏成功的文学表达，灾难所造成的伤痛很可能随着时间的流逝被抛诸脑后。

几年前，文物工作者在陕西铜川发现一块刻于1557年的石碑，碑上有这样一段文字：“地势摇动，震响如雷，一升一降，升如登山，降如坠井……山移崖崩，地裂水出！”这些景象，与汶川地震何其相似！不错，它记录的也是一次大地震。那是公元1556年1月23日子夜，发生在陕西华县的8级以上、全世界有史以来死亡人数最多（直接死亡83万人）的大地震。然而，除了不多的题刻、碑铭以及受伤的大小雁塔、西安碑林之外，这次大地震的其他情形，仅仅以抽象的数据悄无声息地平躺在历史文献之中，它所造成的巨大创伤与痛楚，并未获得立体、厚重的文学表达。由此看来，数十年、数百年之后，汶川大地震被淡化、被遗忘的担心并非多余，即便还有所纪念，也会逐步仪式化，失去撞击心灵的痛感与震撼。

应该说，汉语文学并不缺乏表达苦难的作品。屈骚、杜诗是最好的证明。《红楼梦》更是将曹雪芹的个人遭际转换成时代、民族乃至文化的悲剧。不过，这些作品主要是社会苦难的表现，表达自然灾难的作品则相对少见。这或许与“天人感应”之说有关。天人同类、天预人事的神秘思想，使得文人、学者躲避对天灾的描述与思考，因为，这把反思之剑最终会指向“天子”或“天之子民”犯下的罪孽。

川北的百年强震至今将近72小时，从网络与境外媒体的评价中，中国政府展现了极高效率。现下仍有数万同胞在土石瓦砾中生死未卜，此时谈抢救之外的事未免缓不济急。诚然震灾的抢险的确是争分夺秒的决战，但灾后重建却是社会整体的持久战，必须有配套的改革议程，灾后重建才可能成功。

灾难不只考验政府，也试炼着中国的公民社会。在救灾前期，真正能有贡献于第一线的必然是少数专业人士与强制纪律的部队，非灾民的广大公众若不想只安于当一个观众，公民社会就必须有想象力与实行力，以下仅建议三点:

首先是灾后重建的情境想定

古人常云:祸不单行。震灾之后可能伴随土石滑坡与疫情流行，更令人担心的还有即将而来的长江汛期与水库安危。与震灾同行的还可能有物价高企，关键材料囤积，有行无市。重建时必须谨慎处理土地的问题，过程中还要避免人谋不臧……

每个社会都会有其特殊的方式响应重大的挑战，也都有其强项与待学习的地方，状况想定越有现实感，社会自我实践的能力也就越强。此事必须集众人之智，自然不能只靠首长与其智囊。

可以想见的是，当8月奥运举办时，灾区必然还是百废待举，届时是一边庆祝一边流泪呢，还是可以有结合重建与奥运的新想法?北京原来的剧本有无更改的弹性?更为关键的是:全世界都会以灾区的重建，而非奥运的金牌数来衡量中国。

（一）2008年5月12日14时28分。北纬31度，东经103.4度。山崩地陷，江河呜咽。

这一刻，即成国殇。

8.0级强烈地震，短短80秒，数百万生命被推到生死边缘。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破坏性最强、波及范围最大的一次地震。这场21世纪发生的毁坏性灾害震惊了世界，全球的目光投向中国……

“任何困难都难不倒英雄的中国人民！”

20天前，汶川震动中国；20天来，中国感动世界。

气壮山河的生命大救援，迸发出世所罕见的中国速度、中国力量、中国精神，将这段日日夜夜标注成共和国历史进程中的一个新起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