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与文化论文范文10篇

摘要：在翻译研究中，应充分注意到中西语言文化思维方面的差异和相应的翻译手法，以达到中西译学的交融与繁荣。

关键词：翻译研究中西文化思维差异

如果说翻译学较其他学科而言，还属于一个年轻的学科，那么伴随着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以来西方翻译的科学理论化进程，我国自八十年代后期，翻译研究呈现出突飞猛进的发展势头。与此同时，随着经济与文化等各方面全球化的影响，无论是翻译理论研究还是翻译实践都展现出一派蓬勃发展的面貌。

在我国，翻译的对象领域被人为的划分为“非文学”的和“文学”的，“非文学”的主要是指一般的实用性文体。如政治、经济、科技、金融、商贸、旅游、体育等，其中最主要的要数“科技翻译”，“文学翻译”则是与科技翻译并行的翻译的门类和方法论。随之也便产生“非文学”研究和“文学”研究，“非文学”翻译被认为是一种技术性的活动，在翻译活动中长期处于优势地位，与此同时，我们不能否认。文学翻译研究在翻译研究这一领域中占了主导地位。一直是人们关注的焦点。

20世纪80年代以来，受文化研究大潮的影响，翻译的历史文化研究日益受到重视，中西翻译的语言和文化思维的差异表现得极为突出，基于对语境、语气、含蓄等的敏感度及广泛运用各种修辞手法等方面的关注。翻译的文化因素被更多地加以考虑。

语言不仅是人类思想感情表达与交流的工具，而且是文化的组成部分，是文化的载体。语言能真切地反映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生态地域、政治经济、物质文化、宗教信仰、风俗习惯等。不同的语言决定了不同民族的不同思维方式，行为方式以及语言表达方式。然而语言的个性与共性是共存和并重的，洪堡特曾经说过：“比较语言研究是对语言差异的准确探索。”可以说，寻找差异的目的是达到统一，其中必须特别关注的，则是语言的音形、词句、文体等形式中所内涵的精神文化实质。

摘要：在翻译研究中，应充分注意到中西语言文化思维方面的差异和相应的翻译手法，以达到中西译学的交融与繁荣。

关键词：翻译研究中西文化思维差异

如果说翻译学较其他学科而言，还属于一个年轻的学科，那么伴随着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以来西方翻译的科学理论化进程，我国自八十年代后期，翻译研究呈现出突飞猛进的发展势头。与此同时，随着经济与文化等各方面全球化的影响，无论是翻译理论研究还是翻译实践都展现出一派蓬勃发展的面貌。

在我国，翻译的对象领域被人为的划分为“非文学”的和“文学”的，“非文学”的主要是指一般的实用性文体。如政治、经济、科技、金融、商贸、旅游、体育等，其中最主要的要数“科技翻译”，“文学翻译”则是与科技翻译并行的翻译的门类和方法论。随之也便产生“非文学”研究和“文学”研究，“非文学”翻译被认为是一种技术性的活动，在翻译活动中长期处于优势地位，与此同时，我们不能否认。文学翻译研究在翻译研究这一领域中占了主导地位。一直是人们关注的焦点。

20世纪80年代以来，受文化研究大潮的影响，翻译的历史文化研究日益受到重视，中西翻译的语言和文化思维的差异表现得极为突出，基于对语境、语气、含蓄等的敏感度及广泛运用各种修辞手法等方面的关注。翻译的文化因素被更多地加以考虑。

语言不仅是人类思想感情表达与交流的工具，而且是文化的组成部分，是文化的载体。语言能真切地反映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生态地域、政治经济、物质文化、宗教信仰、风俗习惯等。不同的语言决定了不同民族的不同思维方式，行为方式以及语言表达方式。然而语言的个性与共性是共存和并重的，洪堡特曾经说过：“比较语言研究是对语言差异的准确探索。”可以说，寻找差异的目的是达到统一，其中必须特别关注的，则是语言的音形、词句、文体等形式中所内涵的精神文化实质。

四川方言，又称巴蜀方言，属汉语西南官话，是四川，特别是四川盆地一带，包括重庆地区当地人的日常主流话语。与汉语其他方言一样，因特有的地域、历史、社会人文等因素，四川方言与当地文化之间也存在着彼此影响的作用。

一：地域特定的历史、地理条件以及人文、社会文化环境对语言的影响和制约

1.人口迁徙导致地方方言与外来方言的融合清代前期的“湖广填四川”①是中国移民史上引人注目的重大事件。这次长达一百多年的大规模移民运动对四川有着深远的影响，就语言上来说，这次移民使得被移民地区方言与外来方言共存交融，进而影响原有蜀方言，逐渐形成了“新”的四川方言。

通过日后的语料研究发现，至今仍活在四川人口中的，多数并非移民前的蜀方言，而是随移民而来的各地方言，其中又以楚方言居多。同时，在当时就已是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成都和重庆的方言也对当时四川其他地方语言影响极大。在语言融合过程中，这两地的方言基本上作为了基础方言。因此，经过长时期的交流融合，四川方言变化为以湖北、成都和重庆方言为主，湖南长沙、永州、宝庆方言为次，混杂其他方言的基本格局。由此可见，移民对语言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中尤以语音最为明显。例如，在清朝前期的诸多移民中以湖南移民数量最多，因而在长期的交流融合中，逐渐形成了以湘方言为基本口音并糅杂其他语音的方言，如把“布（bu）”说成“博（bo）”、把“木（mu）”说成“磨（mo）”、“六（liu）”说成“落（luo）”、“辣（la）”说成“勒（le）”等。再例如川东地区，早期迁徙入达州②的移民主要是江西人士，到了移民运动的中后期，江西移民更是蜂涌而来，在这一移民群体中商人以其强大的经济影响力导致江西方言最终成为达州方言的主体。至今仍能在达州方言中发现，诸如：将你/泥（ni）说成（yi）、女（nv）说成（yu）、尿（niao）说成（yao）、年（nian）说成（yan）、牛/扭（niu）说成（you）等江西方言的影子。

2.特有地理环境的影响

山多、沟多、坎多，是川渝特有的地理环境。于是在劳动人民的生产生活中就产生了很多与沟沟坎坎有关的词语，例如：“拿不过沟、翻不过坳”、“爬坡”、“上坎”、“翻山”等方言词语。再比如，由于重庆地处长江和嘉陵江的交汇处，不少区域都在沿江地带，因此也出现了许多与江河、码头有关的语言，例如，重庆人将“弄虚作假”叫做“踩假水”；“事情没办成”叫做“事情水了”；“找错了人”叫做“找错码头”；“哪儿出现了问题”叫做“哪河水发了”等等，以上俗语皆因重庆特殊的地理环境而产生。

一、哲学观念与广告语言

曹志耘(1992：130)认为，各个民族都有其独特的对世界的认识和表达，有自己的哲学观念。哲学观念深刻地影响着有关语言的结构和运用，当然也影响着广告语言的应用。例如，天人合一是我国传统文化中一个最基本的哲学观念。在我国的一些广告中，天人合一观念对语言表达和接受的影响显而易见。如长虹牌电视机广告词“天上彩虹，人间长虹”，通过天上彩虹对人间“长虹”的映衬、比喻，给人一种天上人间一体，彩虹“长虹”一物的感受。通过这样的广告宣传，“长虹”彩电的美好形象栩栩如生地长驻于人们的脑际。“长虹”彩电驰名全国，颇受青睐，销售量跃居国产彩电之首，这固然与其质量息息相关，但无疑也与其广告词所创造的美好形象不无联系。

扬子电气的电视广告则由人群在大地上组合成多姿多彩的扬子电气商标图案和“扬子电气”四个大字，在此场景里，人和文字融为一体。同时，该广告仅有的两句话“扬子天地，扬子电气”将商品与天地相提并论。这样，整个广告形成了一种十分强烈的天人合一的和谐气氛，非常引人入胜。再举数例：

①与书为友，天地长久。(某丛书广告)

②皮革天地，迷人世界。(皮货商场)

③得之于莺飞草长的天时，得之于土厚天高的地利!(房地产)

摘要：从象形文字、拼音文字与思维模式、中医学术语与西医学术语、医古文与医学英语等方面探讨了中西医学语言文化差异对中医英译的影响。

关键词：中医学；西医学；语言文化差异；中医英译

中医西传历经300多年，时至今日，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西方，传统的中医学与现代西方医学共存，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中西医学都是“研究人体生命过程以及防治疾病的科学体系”。可见，二者至少具有三点共性，即研究对象相同——“人体生命过程”，目标一致——“防治疾病”，且都是“科学体系”中的一员。但是，二者的语言文化差异折射出中医学文化所具备的人文特征和西医学文化，尤其是现代西医学文化，所具备的典型的科学特征。

语言是文化的结果，一个民族所说的语言是这个民族总的文化的反映；但也可以说，语言是文化的一个部分，⋯⋯语言与文化都共同发展了几千年。

1象形文字、拼音文字与思维模式

中国文字是3000多年以来一直保留着象形书写法(与拼音书写法相对)的唯一文字。笔者通过比较、分析《说文解字》(简称《说文》【注：东汉·许慎撰，我国第一部收字齐全、形音义综合考辨、编排科学而系统的字典]与《黄帝内经》所反映的思维模式、哲学观念以及人体解剖、疾病和治疗知识，得出以下结论：《说文》中蕴涵的中医学知识与《内经》一脉相承；《说文》所体现的“天一地一人”宇宙思维模式与贯穿《内经》的“天一地一人”生态医学思维模式同出一辙；作为《内经》理论基础的“气、阴阳、五行”学说可通过《说文》追本溯源；《说文》主要通过分析汉字的造字结构、追溯汉字源流及本义，是研读《内经》以及探索研究中医学起源的重要书籍。以象形字为基础发展起来的中国文字及其所代表的意义具有相当的稳定性和保守性。这对于促进中医学家的类比思维和形象思维的发展，以及用《内经》奠定的这种思维特点去影响其后的历代医家，发挥了无形的巨大作用。从阴阳、五行、精、气的象形字到《内经》广泛的取类比象，再到明清医籍对字的形音义的校勘、考辨，都显现出中医学思维之链中象形汉字的深远影响。

1重家庭、重亲情的传统理念

1.1中华文化是一元性的封闭的大陆文化，中华民族早就已经形成了重亲情、重仁爱、重天伦之乐、重家庭的民族情感，这与我国的地理环境和几千年来的自给自足的经济形态有着密切的关系。因此，广告语就应充分运用亲切、温馨和浓郁的情感诉求，力争使广告语富有浓郁的感染力。广告语言中的情感设计是促成购买行为的核心要素，与此同时，广告语言的人情味浓厚也是广告取得成功的重要因素之一。如：“南方黑芝麻糊”的电视广告，就是亲情诉求之作的经典。这则广告中并没有太多的表达感情的词汇，然而它的广告画面却将受众的思绪和情感带回到了他们的童年时代。开头和结尾仅有的广告语分别是：“小时候，一听见芝麻糊的叫卖声，我就再也坐不住了……。”和“一股浓香，一缕温暖，南方黑芝麻糊。”该广告画面朴实、温馨。卖糊母亲的微笑，买糊孩子天真的眼睛……形象地展示了普通百姓间温良、慈爱、乐善好施的美德和浓郁的人情味，让消费者沉浸在温馨的氛围里，从而体味到了人与人相亲相爱的感人情怀。又如，可口可乐的一则广告语：可口可乐，万家欢乐。广告商把“可口可乐”与“家”这个让人感觉温暖，幸福的地方巧妙地结合在一起，一看到“可口可乐”，人们就会情不自禁地想起“家”，从而唤起消费者的购买欲望。

1.2谦逊、恭让的道德准则谦逊、恭让是中华民族的最基本道德行为准则。如汉语中的谦词“奴、敝、在下”等和尊称“您、君、贵、尊、阁下”等就是这一准则的直接体现。广告是一种广而告之的强有力的宣传手段，其目的就是要刺激受众的购买欲望，最终实现受众的购买行为。如：聆听您的心声。我们的宗旨很简单。让您在旅行中得到企业家最想要的一切：最舒适的环境、最完善的设施和最精心的服务。（商务旅游）打开门，等着您的就是梦寐以求的家，无论您想要一座乡间宅邸，或者是一间摩天大楼的顶屋，翻开下面几页就可以看到世界上最美的住宅，供您挑选。（房地产）充足的阳光，清新的空气，一切为了您的子孙后代。（海滨度假地）毋庸置疑，这样的广告语让消费者感觉到广告的谦逊态度，进而便产生了对广告内容的信赖感和认同感。

2广告语言与民族风俗

自然环境、经济水平和民族发展历史的不同造就了各民族各具特色的民族风俗习惯。这些风俗习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各民族的共同心理，是该民族的标志。在生活中，一般来说，消费者较易接受顺应本民族风俗习惯的广告语言形式。因而消费者的风俗习惯是广告创作者在广告语言创作时必须考虑的一个关键因素。如中国人喜欢请客送礼，喜欢在喜庆的日子穿戴红色衣物，把红色视为吉祥之色；而红色在西方人眼中则没有吉祥之意。又如，中国民间都有趋吉利、讨口彩的风俗习惯，因而许多广告创作者便抓住了消费者的这一心理特点，创作出了许多这类内容的广告。如湖南旺旺食品公司在推销旺旺食品时就创作出了这样一句广告语：“人旺、福旺、财旺、运道旺，旺旺。”这句广告语很好地迎合了消费者的心理。在中国，每逢喜庆节日，如传统的新春佳节，人们都会舞龙等以此来欢庆这个阖家欢乐的节日，因为龙在中国人眼中是一种吉祥的象征，而且中国人很自豪地称自己为龙的传人。而在西方人眼中，龙却是一种邪恶的象征，就更不要说龙会给家庭带来欢乐了。

3结语

关键词：语言学商务英语研究

[摘要]本文提出了商贸英语研究者应该努力的方向，即进一步做好基础工作;从宏观语言学的角度把握商务语言的研究，注意联系社会学、心理学、文化学、民俗学、交际学、传播学来思考、探索商务英语的规律;从纯语言学的圈子里跳出来，自觉地把语篇分析，社会语言学、心理语言学、交际语言学、文化语言学理论同广告学、市场营销学、企业管理学、经济学、消费心理学、国际贸易、国际商法、国际营销、统计学和会计学结合起来。只有深入到商务实践中去，才能建立起一门能有效地为市场经济服务的应用学科———跨文化商务语言学。

一引言在世界经济阔步迈向21世纪的时代，国际商务活动日益频繁。商贸活动的许多领域，如，技术引进、对外贸易、招商引资、对外劳务承包与合同、国际金融、涉外保险、国际旅游、海外投资、国际运输等，所使用的英语统称为商贸英语(BusinessEnglish)。它已成为世界经济活动中必不可少的语言交际工具。可以说商贸英语控制着国际交流，国际交流离不开商贸英语。据统计，全世界16亿以英语为第一语言、第二语言或外语的人群中几乎90%的人每天都与商贸英语打交道，可见商贸英语的应用十分广泛。对它的研究也是十分必要而急迫的工作。但目前总结商务英语研究成果的论文极少，不利于研究者了解其现状和今后的发展状况，而本文着重论及了这一点。

二目前的研究成果首先，从路式成编写的《外国语言研究论文索引(1949年—1989年)》与《外国语言学研究论文索引(1995年—1999年)》对比来看，商贸英语的研究有着突飞猛进的变化。11从数量上看:《外国语言研究论文索引(1949年—1989年)》涉及商贸英语研究的论文只有44篇。而《外国语言学研究论文索引(1995年—1999年)》，涉及此方面的论文多达280多篇，是1949至1989年总数的六倍之多。也就是说商贸语言的研究趋向活跃，研究论文数量有所增加。21从涉及的范围来看:《外国语言研究论文索引(1949年—1989年)》中的商贸英语论文面窄，只涉及语法学中冠词与介词(1篇);文体学(21篇);翻译学(20篇);写作教学(2篇)，及一篇号召性文章。而《外国语言学研究论文索引(1995年—1999年)》的论文涉及面则加宽了:语法学(1篇)、词义研究(1篇)、词典编纂法(1篇)、词典评论(1篇)、语用学(4篇)、篇章研究(8篇)、修辞学(6篇)、文体学(102篇)、翻译学(240篇)、教学大纲(2篇)、教学经验(15篇)。31从深度来看:《外国语言研究论文索引(1949—1989)》的论文内容多为知识介绍性，涉及文体学的文献综述性或工作体会式。涉及翻译学的论文也多为工作经验体会式，如《产品广告的英语》—《上海科技翻译》1987年第2期、《谈谈我国出口商品商标的英译》—《中国翻译》1986年第5期、《浅谈外贸英语函电的特点及中英互译问题》—《翻译通讯》1984年第9期等等。而从笔者收集的1995年后的论文来看，英语的研究则倾向于深入、细致，思维角度开阔了一些，进步较明显。修辞学方面，论文涉及了音韵、语义等修辞手段、辞格、修辞功能、艺术等。文体学方面涉及面极广，如选词、语言策略、语言特点、文体特征、语体、语域、信息功能、表达方式、句式、句法特点、话语分析、委婉、文化、审美特征、模糊性、商务风格和大众心理等等。翻译方面则涉及了翻译原则、理论。其次应熟悉品牌、国情、兼顾民族色彩，然后注意音韵贯通，译出商标含义，最后商标的音韵节奏应简练明快，风格应朴实无华。研究者们论及了进口商标翻译常采用的五种方法:可保留原商标名的音韵美及异国情调的音译法;可准确传达原名信息及情感的直译法;解释性释义的意译法;利用汉字表音表意特点，精心选取适当汉字，音译原文部分或全部发音的谐音取意法;用与原名有相近的语义表达功能，但带明显汉文化色彩的词语来翻译商品名称的归化法。刘法公提出商务汉英翻译的忠实原则、准确原则、统一原则和它们在实践中的具体运用[1]。还涉及了翻译具体的实践。例如《外商投资企业合同、章程的英译》—《中国科技翻译》1995年第4期、《工程合同翻译的语法逻辑》—《中国科技翻译》1996年第4期、《涉外经济合同英译的重复法》等。其中顿官刚论述到动词的名词化结构的形式及其翻译方法—处理成动宾词组和主谓词组[2]。张向京从英汉语言对比的基础探讨经贸英语的特点(格式固定、用词准确)和翻译的省译问题[3]。曹顺发结合具体事例也谈到广告用语的翻译[4]。张长明在《广告汉英翻译的现状及改进办法》中提到广告翻译的尴尬现状和导致劣质译作的主观原因，如译者的责任心不强，畸形的审美观念，以及如何提高广告英译质量[5]。

这个时期的许多论文还与丰富的经济活动相结合，涉及了经济法规的英译、经贸洽谈会、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和国际营销中的翻译错误、商务合同的翻译、招商引资材料、英文药品说明书、财经英语、食品包装上英译文的调查分析、对外经贸活动中的计算方法、电传文稿、国际贸易合同法律性条款、涉外公证书的英译、金融英语的重要性等。傅传良提出合同翻译中应注意的专门用语Here2by，Hereto，Therein;专门词组Providedthat，Inaccordancewith等[6];他还在《合同法律文件翻译因词特征之一—用词正规》中列举的中英文原文条款翻译实例[7];扬晖探讨的技术合同中商务词汇和技术词汇的若干译法[8]。刘作永在《试谈招投标文件的语言特点》中论述的因招标内容不同，同一单词在不同的技术领域含义不同;招标文件的主动态与被动态的转移受限。北竹提出英语公式用语的语言特点，如公示语的分类、其静态与动态意义[9]。同时也涉及了语言学、翻译学的结合点。例如商务英语的英汉语言差异、语义的可拓现象，语体特征、定语从句的理解、模糊信息处理技巧等。11与语言学理论的结合(1)语用学《外语教学》2002年第5期的《商务英语信函中的合作和礼貌》阐明合作原则和礼貌原则在和谐、冲突、竞争等各类信函中的具体体现;《文化差异与商标翻译的语用失误—中国翻译》2002年第3期说明商标的语言语用失误的种种表现。薛瑜也具体分析商务英语信函中的合作原则，即数量、质量、关联、方式准则，语用预设和会话含意[10]。蒋磊提出广告语言的语用意

义和广告翻译的语用语言等效，社会语用等效;因文化差异导致的广告翻译的语用失效[11]。

关键词：语言学商务英语研究

[摘要]本文提出了商贸英语研究者应该努力的方向，即进一步做好基础工作;从宏观语言学的角度把握商务语言的研究，注意联系社会学、心理学、文化学、民俗学、交际学、传播学来思考、探索商务英语的规律;从纯语言学的圈子里跳出来，自觉地把语篇分析，社会语言学、心理语言学、交际语言学、文化语言学理论同广告学、市场营销学、企业管理学、经济学、消费心理学、国际贸易、国际商法、国际营销、统计学和会计学结合起来。只有深入到商务实践中去，才能建立起一门能有效地为市场经济服务的应用学科———跨文化商务语言学。

一引言在世界经济阔步迈向21世纪的时代，国际商务活动日益频繁。商贸活动的许多领域，如，技术引进、对外贸易、招商引资、对外劳务承包与合同、国际金融、涉外保险、国际旅游、海外投资、国际运输等，所使用的英语统称为商贸英语(BusinessEnglish)。它已成为世界经济活动中必不可少的语言交际工具。可以说商贸英语控制着国际交流，国际交流离不开商贸英语。据统计，全世界16亿以英语为第一语言、第二语言或外语的人群中几乎90%的人每天都与商贸英语打交道，可见商贸英语的应用十分广泛。对它的研究也是十分必要而急迫的工作。但目前总结商务英语研究成果的论文极少，不利于研究者了解其现状和今后的发展状况，而本文着重论及了这一点。

二目前的研究成果首先，从路式成编写的《外国语言研究论文索引(1949年—1989年)》与《外国语言学研究论文索引(1995年—1999年)》对比来看，商贸英语的研究有着突飞猛进的变化。11从数量上看:《外国语言研究论文索引(1949年—1989年)》涉及商贸英语研究的论文只有44篇。而《外国语言学研究论文索引(1995年—1999年)》，涉及此方面的论文多达280多篇，是1949至1989年总数的六倍之多。也就是说商贸语言的研究趋向活跃，研究论文数量有所增加。21从涉及的范围来看:《外国语言研究论文索引(1949年—1989年)》中的商贸英语论文面窄，只涉及语法学中冠词与介词(1篇);文体学(21篇);翻译学(20篇);写作教学(2篇)，及一篇号召性文章。而《外国语言学研究论文索引(1995年—1999年)》的论文涉及面则加宽了:语法学(1篇)、词义研究(1篇)、词典编纂法(1篇)、词典评论(1篇)、语用学(4篇)、篇章研究(8篇)、修辞学(6篇)、文体学(102篇)、翻译学(240篇)、教学大纲(2篇)、教学经验(15篇)。31从深度来看:《外国语言研究论文索引(1949—1989)》的论文内容多为知识介绍性，涉及文体学的文献综述性或工作体会式。涉及翻译学的论文也多为工作经验体会式，如《产品广告的英语》—《上海科技翻译》1987年第2期、《谈谈我国出口商品商标的英译》—《中国翻译》1986年第5期、《浅谈外贸英语函电的特点及中英互译问题》—《翻译通讯》1984年第9期等等。而从笔者收集的1995年后的论文来看，英语的研究则倾向于深入、细致，思维角度开阔了一些，进步较明显。修辞学方面，论文涉及了音韵、语义等修辞手段、辞格、修辞功能、艺术等。文体学方面涉及面极广，如选词、语言策略、语言特点、文体特征、语体、语域、信息功能、表达方式、句式、句法特点、话语分析、委婉、文化、审美特征、模糊性、商务风格和大众心理等等。翻译方面则涉及了翻译原则、理论。其次应熟悉品牌、国情、兼顾民族色彩，然后注意音韵贯通，译出商标含义，最后商标的音韵节奏应简练明快，风格应朴实无华。研究者们论及了进口商标翻译常采用的五种方法:可保留原商标名的音韵美及异国情调的音译法;可准确传达原名信息及情感的直译法;解释性释义的意译法;利用汉字表音表意特点，精心选取适当汉字，音译原文部分或全部发音的谐音取意法;用与原名有相近的语义表达功能，但带明显汉文化色彩的词语来翻译商品名称的归化法。刘法公提出商务汉英翻译的忠实原则、准确原则、统一原则和它们在实践中的具体运用[1]。还涉及了翻译具体的实践。例如《外商投资企业合同、章程的英译》—《中国科技翻译》1995年第4期、《工程合同翻译的语法逻辑》—《中国科技翻译》1996年第4期、《涉外经济合同英译的重复法》等。其中顿官刚论述到动词的名词化结构的形式及其翻译方法—处理成动宾词组和主谓词组[2]。张向京从英汉语言对比的基础探讨经贸英语的特点(格式固定、用词准确)和翻译的省译问题[3]。曹顺发结合具体事例也谈到广告用语的翻译[4]。张长明在《广告汉英翻译的现状及改进办法》中提到广告翻译的尴尬现状和导致劣质译作的主观原因，如译者的责任心不强，畸形的审美观念，以及如何提高广告英译质量[5]。

这个时期的许多论文还与丰富的经济活动相结合，涉及了经济法规的英译、经贸洽谈会、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和国际营销中的翻译错误、商务合同的翻译、招商引资材料、英文药品说明书、财经英语、食品包装上英译文的调查分析、对外经贸活动中的计算方法、电传文稿、国际贸易合同法律性条款、涉外公证书的英译、金融英语的重要性等。傅传良提出合同翻译中应注意的专门用语Here2by，Hereto，Therein;专门词组Providedthat，Inaccordancewith等[6];他还在《合同法律文件翻译因词特征之一—用词正规》中列举的中英文原文条款翻译实例[7];扬晖探讨的技术合同中商务词汇和技术词汇的若干译法[8]。刘作永在《试谈招投标文件的语言特点》中论述的因招标内容不同，同一单词在不同的技术领域含义不同;招标文件的主动态与被动态的转移受限。北竹提出英语公式用语的语言特点，如公示语的分类、其静态与动态意义[9]。同时也涉及了语言学、翻译学的结合点。例如商务英语的英汉语言差异、语义的可拓现象，语体特征、定语从句的理解、模糊信息处理技巧等。11与语言学理论的结合(1)语用学《外语教学》2002年第5期的《商务英语信函中的合作和礼貌》阐明合作原则和礼貌原则在和谐、冲突、竞争等各类信函中的具体体现;《文化差异与商标翻译的语用失误—中国翻译》2002年第3期说明商标的语言语用失误的种种表现。薛瑜也具体分析商务英语信函中的合作原则，即数量、质量、关联、方式准则，语用预设和会话含意[10]。蒋磊提出广告语言的语用意

义和广告翻译的语用语言等效，社会语用等效;因文化差异导致的广告翻译的语用失效[11]。

论文摘要是学术论文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随着国际学术交流的加深，我国已有许多较高质量的学术论文逐渐得到了国际学术界的认可和重视。当前，各类学术期刊作为学术交流的主要平台，无疑给研究者们提供了一个较为方便快捷的学术交流场所和方式，而随着互联网的发展，网上资源的多样化和获取途径的便捷性，都使得这种交流更为国际化。中国的学术论文如果想得到国际关注和认同，使用通用的语言和规范的方式进行交流就显得尤为重要，现在国际上学术交流的通用语言一般为英语，而快速了解一篇学术论文，阅读其摘要是主要的着眼点，国外同行或者是学术领域的专家们通过阅读论文的英文摘要才能够对文章的研究内容有所了解，才能对文章的价值和质量有一个初步的了解和判断，因此，国内学术期刊刊登论文英文摘要与其中文摘要有着一样举足轻重的作用。没有英文摘要，学术论文走出去是一件不可完成的任务，英文摘要是学术论文国际交流的一个窗口，我们可以这样认为:论文摘要是学术期刊质量的一个晴雨表，而其英文摘要则是国内学术走向国际的主要途径。

一、国内外论文期刊摘要规范的差异

通过分析社会科学版的多篇学术论文，总结出中文摘要的如下几个主要特点:1．中文摘要以较为精准的语言表述，陈述力求做到客观理性。2．中文摘要各个句子往往通过各种逻辑关系的表达构成段落，组成语篇，对全文进行概括。较少的内容往往可以表达较多的意思，有时候一个句子，一个短语都可能表述出论文的某一部分内容。3．在句子结构方面，中文摘要中较多使用省略主语的无主句，并列句、四字词以及对仗风格的短语和句子使用较为频繁。

二、中英文论文摘要差异产生的原因

根据韩礼德的系统功能文体学理论，语篇特征要结合语篇产生的情景语境来进行解释，而情景语境可看作文化语境中沧海一粟。所谓文化语境，即受社会结构制约的语言系统宏观环境。中文摘要所处文化语境应该为东方文化，英文摘要的文化语境可归为西方文化，正是中西方文化语境的不同造成了中英文摘要差异:东方文化以“善”为本，而西方文化则以“真”文本;东方文化强调“和谐中庸”之道，而西方文化则更崇尚“个体”;东方文化更看重“群体关系”，而西方文化突出“个人取向”。正是因为有了这些不同，我们在很多论文摘要中可以看到，中文摘要的研究目的中往往更倾向以“群体本位”来概括和描述前人已有的研究成果，英文摘要则更喜欢详细地罗列各家理论的代表人物，对代表人物的研究成果做出个体肯定;在研究价值方面，中文摘要对于他人研究的不足之处和缺憾之处往往会十分客气地指出，而对于自己的研究成果则十分谦虚地提及，努力做到顾及他人面子，通过弱化自己等方式来实现关系的和谐，而英文摘要在这一点上则明确和直接得多，作者对他人研究的不足往往明确指出，对自己的研究成果也毫不避讳，毫不谦虚;在表达对他人的批评时，中文作者往往通过先扬后抑的方式，先把他人的价值和成就热情洋溢地表扬一番，再提出一点点不同意见，而英文摘要的作者往往会对正面评价一笔带过，直接切入主题，进行个体批评。以上差异因中西方文化语境的不同而产生，在阅读过程中会给读者带来不同感受，在《跨文化交际:语篇分析法》一书中，作者认为东方人看重悠久持续统一的历史，而西方人眼中的历史只是文艺复兴以后的短期政治组织。基于这个原因，西方人讲话时总是力图尽快切人正题，而东方人则善于进行冗长、循序渐进的解释。不了解这些差异，在我们进行中文摘要英译时往往不能达到我们预期的目的和效果。

三、论文摘要英译的策略及建议

话语分析:传媒语言界面的共时表征

TeunAvanDijk是话语分析的翘楚,也是传媒语言话语分析的典范。从20世纪70年代至今,TeunAvanDijk大量著述涵盖了多种传媒话语的诸多类型(教科书、新闻报道、医患对话乃至旅游宣传手册、广告),对其中所表现出的认知现象、种族歧视、性别歧视现象以及意识形态等政治倾向作了全面研究;FaircloughN.自80年代以来陆续出版了几十种著作,对各种话语类型尤其是政治话语进行了批判的研究。此后,传媒语言研究作出较大贡献的当属奥克兰理工大学语言与传播教授的AllanBell:作为一名多产的学者,AllanBell近30年来发表了与传媒语言研究相关的学术论文64篇、专著5部(截至2008年的统计)。在作者目前可以收集到的文献研究中,AllanBell于1981年以“这不是英国广播公司:新西兰的语言殖民主义”为题开始了传媒语言的语体研究,仅从这一点讲,称AllanBell为世界范围内首次研究传媒语言的“鼻祖”并不过分。[2]1983年,GerhardLeitner编著的LanguageandMassMedia论文集首次将语言与大众传媒糅合在一起加以研究。[3]此后,Language,image,media论文集讨论了新闻广播语言、东西方新闻差异、广告以及图形传达意义的方式。[4]R.E.Rice于1984年在《MediatedGroupCommunication》一文中首开学界对“电子邮件语言”研究的先河。[5]Fairclough(1985)讨论了从话语分析的视角分析传媒语言有别于从语言学的角度研究传媒语言的原因。他认为,对传媒语言进行分析话语有助于详细了解媒体输出的本质,而语言分析侧重于文本(texts),语篇分析(discourseanalysis)既涉及文本也涉及话语实践以及社会文化文本,目的在于找出文本,话语实践和社会文化实践之间的关系。[6]该论述高瞻远瞩,无论对话语分析还是传媒语言研究都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在俄罗斯大众传媒语言研究方面,Dobrosklonskaja(2005)声称要发展传媒语言学MediaLinguistics,但是其重点研究仍集中在新闻语篇(现在被称为传媒语篇)以及迅速发展的功能和文体研究方面。[7]CharleyRowe和EvaL.Wyss2009年编著的LanguageandNewMedia论文集汇集了学者对多种传播媒介的分析:博客、电子邮件、传真、网络实时聊天系统(IRC)、聊天、即时通讯、短信(SMS)、情书、邮政卡和电子贺卡、电话、广播、电视,以及诸如网页文本、维基百科条目和网站超文本网站文化。文集对新媒体萌现、新媒体语境中的语言变化以及相关新、旧媒体之间技术演进背景下语言和文化的变化研究提供了独特的视角。[8]

社会语言:传媒语言文化界面的回归

美国语言学家兼人类学家EdwardSapir及其学生BenjaminLeeWhorf所提出的“语言相对性假说”在战后广为传播,认为语言在很大程度上决定文化和思维,认为不同语言里所包含的文化概念和分类会影响语言使用者对于现实世界的认知,也就是说不同的语言的使用者会因语言差异而产生思考方式、行为方式的不同。DellHymes曾提出言谈民俗学(ethnographyofspeaking)来研究言语事件。WilliamLabov1966年出版的《纽约市英语的社会层次》认为语言事实上存在社会性层次的区分,而且社会层次(身份)和语言层次(表现为语言结构的异体)是互相对应的。[9]70-80年代间,英国学者Lesley和JamesMilroy在研究这类交往行为时提出“语言的社会网络理论”,对语言的维护和切换进行动态描写,作出了比拉波夫的分层说更细致的分析(李嵬,1995)。[10]70年代以来前苏联(俄国)学者提出语言国情学,强调语言有一种文化积累的功能。同时,大众传媒对“水门事件”的不断传播引发了语言学家在文化背景中对语言构成及其影响的深入研究。加拿大学者HaroldInnis认为,一种新的媒介(包括广义的语言、文字媒介)的长处,将导致一种新的文明的产生。[11]美国学者PaulLevinson指出:“人类发明的所有信息技术,没有任何一种技术能够和我们人类基本要素的语言中心相提并论,除非它是对语言的超越和通过某种方式所进行的替代。但是,这些技术还是在有限的层次上对我们的生存产生了深远的影响。”[12]结构主义符号——权力学派认为:人的思维和信息传播受制于传播的基本符号系统——语言,而每个族群、民族、国家成千上万年形成的文化意识和传统,无形地积淀在语言中,通过语言系统的教育而内化为社会成员的集体心智。JiirgenHabermas的三卷本《交往行动理论》揭示了当代传媒如何被注入商业模式,成为制造品牌舆论的工具。[13]

传媒与教育:传媒语言界面的人本回归

作为世界性的教育文化机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充当着传媒与教育的联姻的急先锋。20世纪60年代初开始,UNESCO明确了媒体在社会进步的关键作用,制定了参与和利用各种媒体发展目标的具体政策、方案和战略,设立了“媒介教育项目”(TheMediaEducationProgramme),旨在促进全体社会成员特别是青年通过媒介积极参与社区政治文化活动并发展其批判性赏析能力。教科文组织和联合国文明联盟(UNAOC)共同创建了姊妹大学全球媒体和信息素养和跨文化对话讲座(UNESCO-UNAOCMILIDUNITWIN),具体内容涉及:批判性分析、大学和大众媒体之间的跨文化和合作研究交流、参与学校内发展教育和媒体研发、促进全球媒介信息素养行动、创建媒介信息素养学习研发网络中心、支持全球不同媒体的文化间对话与合作。在语言学学术界,1968年,SusanSontag注意了到传媒对教育的影响远远大于课堂教学[14],英国学者HildeT.Himmelweit等人研究了看电视对儿童语言能力发展的影响[15],美国学者MarieWinn(1977)则得出了相反的结论[16]。MichaelWillie(1979)论述了传媒通过不同语言(媒介肢体语言与文本语言)的结合增强了感官的刺激,从而加深了对信息的理解[17]。英国英语教师全国委员会和国际阅读协会全国理事会(NCTE)制定的英语语言艺术教学指导方针之国家标准要求“学生用口头、书面和视觉语言来实现自己的目标,……,在学习过程中作为知识、反馈、创造活动的积极参与者”[18]。20世纪九十年代中后期中国中学课程改革和2003年以来的大学英语教学改革都强调了传媒特别是多媒体在教学中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