欲望范文10篇

欲望是每个人都有的，欲望的需求也是无止境的。就如人类在发展过程中最初赤身裸体的在森林里穿行，有了羞耻感后会用树叶来遮羞，树叶只能用来遮羞，不能满足身体保暖的要求，在欲望的强烈需求及人类意识的发展下，人类开始学会用兽皮做衣服，使自己身体暖和，在身体暖和之后，人类希望自己更漂亮，更与众不同。在这样的欲望下开始装饰自己，衣服做得越来越精致的同时还出现了一些装饰物。以至于发展到现代这个异彩分呈的流行时代，各式各样的服饰、发型、化装等。也许昨天还是大街上的流行主调，今天的新的款式、样式的出现又成为大街的主流。正是人类对欲望的追求才使得新事物不断涌现。

地球上所有的动物中，只有人类是穿衣服的。当猿刚刚进化为人的时候肯定没有穿衣服，我们的祖先从什么时候开始穿衣服的？不得而知。上古传说把衣服的发明归功于黄帝。《易经》说：“黄帝、舜垂衣裳而天下制。”实际上，衣服的出现要得多。我们在周口店的山洞里就发现了骨针，从而可以知道，一万八千年前的山顶洞人已经穿衣服了。在6000年前的韵文化遗址中，发现过每平方厘米经纬各有十根的粗麻布印痕。在4000年前的良渚文化遗址中，发现过每平方厘米的经纬各有20～30根的细布和每平方厘米经纬各有90～50根的绢。那时的人们一定也穿衣服了，只不过我们无法知道他们穿什么样的衣服而已。

在我国历史上，从传说的玉帝时代起，经夏商周时期的奴隶社会，从战国时期进入封建社会，直到清朝末期，共约4900多年，由于这一历史时期相当长久，经历许多历史朝代，各个朝代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有所不同，所以人们穿着的服装在逐步的发展变化。

由于人的欲望是没有截止的，社会也是发展的，所以新的艺术品，也会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不断发展，其实艺术发展的轨迹就是人性与欲望的发展，在寻求自由、解脱的过程。

精神分析的创始人西格蒙得?弗洛伊德把人的心理结构分成三个部分：“本我”、“自我”、“超我”，“本我”包括所有原始的遗传的本能和欲望，宛如“一口充满着沸腾的激动的大锅”，其中最根本的性欲冲动，欲望提供力量，是人的整个精神活动的基础和源泉。所以说有了欲望艺术才会发展。

生活中常有衣、食、住、行的说法，把衣放在第一位，然而唐代被称为一个“万国衣冠拜冕旒”的王朝，从中可以看出当时的社会以及人们对奢华欲望的极度追求。

[摘要]战国末期的思想家、教育家荀况，是朴素唯物主义思想的集大成者，他在提出“性恶论”的人道观时，曾经对人类欲望问题作了比较细致而又独到的分析，尤其是对如何满足人类欲望以及满足欲望的原则问题进行了客观的分析和论证，最终建构起比较系统的“欲望论”。在当今市场经济条件下，我们每个人应如何认识和对待欲望问题，从中可以得到诸多启示。

[关键词]欲望满足欲望理性思维原则

在先秦诸子中，凡谈及人类欲望问题者甚多，但大都浅尝辄止，没有能作深入的分析。到了战国末期，先期各派学术思想的总结者荀况（约公元前313年至前238年，战国末期赵国人），为了提出他的“性恶论”的人道观，曾对人类欲望问题作了比较细致而又独到的分析。他不仅分析了欲望的各种表现、欲望的性质等等，而且还分析了欲望的满足和对待欲望的原则等问题，以致形成了比较系统的“欲望论”。本文拟就荀况“欲望论”的主要内容作一浅析。

一、人生来就有欲望，欲望是人的性情的反应

荀况首先肯定的命题就是：“人生而有欲”。[1]即人们的各种欲望如欲食、欲暖、欲息、好利、恶害等等，是人与生俱来的生理机能。他认为：“今人之性，生而有好利焉”，“生而有疾恶焉”，“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声焉。”[2]

在此基础上，荀况还对人的性、情、欲之间的关系作了比较客观的理解。他认为：“性者、天之就也；情者、性之质也；欲者、情之应也。”[3]在他看来，性是天生成的，情是性的本质，欲则是情或性的具体反应。例如寒冷本身是情或性的本质的一种表现，而求暖的要求就是欲。既然性与情是“无待而然”的，那么欲同样也是“无待而然”的。在中国思想史上，荀况第一个直接地论述了性、情、欲之间的关系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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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竟日生活于广告的包围圈之中。迄今为止，广告已经是文化空间最为强大的符号系统之一。相对于小说、电视肥皂剧乃至一首抒情歌曲，广告是一种微型叙事。然而，广告的发表频率极大地弥补了形式的份量；人们的记忆之中，广告所占有的文化份额并不亚于其他文化类别。另一方面，广告是一种妇孺皆知的艺术；形象生动，朗朗上口--这使广告的亲和力远远超出了通常的文化类别。现代社会，商业广告令人们见多识广。即使没有见到实物，人们仍然意识到了丰盛的物质世界。这个意义上，广告扩大了人们想象生活的空间。当然，广告赢得的效果与广告的生产及其发表机制有关。与另一些文化产品相异，广告不仅免费提供，广告所宣传的企业还必须向广告制作者和传播媒介支付制作、发表的费用。企业所期待的是，这一切费用都将在商品的销售之中得到巨额的补偿。

广告的活跃及其无与伦比的复盖面表明，这个符号系统正在公共领域扮演一个愈来愈重要的角色。令人犹豫的是，这里所提到的公共领域是否可以沿袭哈贝马斯的著名描述。哈贝马斯认为，公共领域是介于国家与社会之间进行调节的一个领域，人们可以在这个领域自由地结合，理性地讨论种种公共问题，坦率地公开表达他们的意见。"当这个公众达到较大规模时，这种交往需要一定的传播和影响手段；今天，报纸和期刊、广播和电视就是这种公共领域的媒介。"哈贝马斯甚至具体分析了18世纪西方历史上的文学公共领域--例如沙龙、咖啡馆和宴会--如何成为宫廷公共领域向新兴资产阶级公共领域过渡的桥梁。（1）然而，现今的公共领域--包括表述公共意见的传播媒介--是否以理性和自由为原则？人们无宁说，公共领域交织了多重的权力关系。一方面，国家的强制性权力并未像哈贝马斯所说的那样遭受抑制，国家的声音仍然在许多时候主宰了公共领域；另一方面，其他类型的权力--例如性别、种族、财富、名望以及体现为知识技术的文化资本--仍然此起彼伏，逐鹿中原。按照汉语的字面涵义，"广告"即是广而告之。然而，面向公众发言从来不是毫无限制的事情。发言权决不是无偿的。没有严格的论证和审批，三五个市民或者一些小团体试图相聚于某一个电视频道自由地宣谕他们的理论，这几乎是天方夜谭。即使在自由市场的环境之中，即使私人的交易不再遭受强制性的控制，大众传播媒介仍然不是一个完全敞开的场所。大众传播媒介不可能脱离特定的经济、物质条件而存在。这打破了大众传播媒介不受限制的自由幻想。例如，商业广告很大程度地支付传播媒介的运作费用，这即是利用财富换取发言权。即使某些广告文辞拙劣，制作粗糙，巨额的广告费仍然可以为它们敲开大众传播媒介的大门。这无疑是经济实力兑换的权力对于公共领域的支配。所以，相对于哈贝马斯的乐观，我更多地想到霍克海默与阿多尔诺在《启蒙辩证法》之中的简洁断言："广告本身纯粹是社会权力的展示。"的确，这种权力的号召功能及其集结的隐形社会组织均是不可低估的：

……今天，广告宣传甚至用女电影明星的特写照片，来标明某些产品的声望，用流行歌曲的曲调，来赞美它们的对象。广告与文化工业在技术上和经济上都融为一体了。到处是同样的广告，到处机械地重复宣传同样的文化工业产品，甚至采用同样的宣传用语。到处介绍和推广人们使用文化工业产品的技术、心理状态和经验。到处都宣传奇特的但又是令人信任的，轻松的但又是印象深刻的，富丽堂皇的但又是朴素的范例，以便吸引分散的具有各种各样意见要求的顾客。（2）

20世纪下半叶的相当长一段时间里，中国似乎取缔了称之为公共领域的空隙。革命领袖意识到，如果无产阶级没有主动地占领文化阵地，资产阶级必定会乘虚而入。按照这种观点，国家与新兴的无产阶级互为表里，时刻抵制资产阶级的复辟企图。两大阶级相互交锋的前沿并不存在缓冲地带。因此，从期刊、报纸到广播、电视，阶级搏斗成为首要主题。无产阶级的压倒性优势表现为社会主义国家权力对于大众传播媒介的绝对控制。种种自上而下地规定的口号分布在大众传播媒介之中，成为不可违抗的主导旋律。八十年代开始，阶级搏斗的主题开始后退，取而代之的是"人性"、"人道主义"、"主体"这些温情脉脉的理念。我至今还清晰地记得见到两条标语替换而产生的感慨--八十年代的某一天，一面通常刷上"以阶级斗争为纲"或者"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的白墙突然出现了一句富于人情味的话语："工地施工给行人带来不便，请原谅"。显然，这种话语象征的是，所谓的公共领域正在某种久违的气氛背后隐约浮现。即使在今天，人们还可以在"讲述老百姓的故事"甚至"实话实说"这些标题之下发现这种气氛的残迹。

然而，对于一系列大众传播媒介说来，这些温情脉脉的理念并没有持续多久。市场经济的环境再度规劝浪漫的情怀向实际利益屈服。人们迅速地发现，所谓的公共领域是有待于开发的商业资源--大众传播媒介是可以折价出售的。如今，商业广告的大显身手表明，大众传播媒介已经找好了买主，顺利实现了收大于支的经济循环。据考，20世纪下半叶的第一条商业广告于1979年1月28日在上海电视台登陆，参桂补酒是这条广告的主角。这不啻于在大众传播媒介宣告商业主题的正式粉墨登场。也许，援引两个数据有助于测算大众传播媒介的不俗价格：1997年，中国企业的广告费为460亿元人民币，占国民经济总产值的0.5%，而美国同年的广告费为1700亿美元。众多发达国家广告费与国民经济总产值的比率通常都达到2%。（3）当然，商业主题的扩张同时带来了小康的世俗气息。从冰箱、沙发、灯具、眼镜到果冻、葡萄酒、肥皂、洗洁精，大众传播媒介之中的生活渐渐沉入日常用品的表象，殷实祥和，富于家庭气氛；这时，种种形而上学的理念或者风格崇高的美学理想销声匿迹了。谁可以想象，某一个荷戟的猛士威风凛凛地矗立于广告之间呢？

[摘要]战国末期的思想家、教育家荀况，是朴素唯物主义思想的集大成者，他在提出“性恶论”的人道观时，曾经对人类欲望问题作了比较细致而又独到的分析，尤其是对如何满足人类欲望以及满足欲望的原则问题进行了客观的分析和论证，最终建构起比较系统的“欲望论”。在当今市场经济条件下，我们每个人应如何认识和对待欲望问题，从中可以得到诸多启示。

[关键词]欲望满足欲望理性思维原则

在先秦诸子中，凡谈及人类欲望问题者甚多，但大都浅尝辄止，没有能作深入的分析。到了战国末期，先期各派学术思想的总结者荀况（约公元前313年至前238年，战国末期赵国人），为了提出他的“性恶论”的人道观，曾对人类欲望问题作了比较细致而又独到的分析。他不仅分析了欲望的各种表现、欲望的性质等等，而且还分析了欲望的满足和对待欲望的原则等问题，以致形成了比较系统的“欲望论”。本文拟就荀况“欲望论”的主要内容作一浅析。

一、人生来就有欲望，欲望是人的性情的反应

荀况首先肯定的命题就是：“人生而有欲”。[1]即人们的各种欲望如欲食、欲暖、欲息、好利、恶害等等，是人与生俱来的生理机能。他认为：“今人之性，生而有好利焉”，“生而有疾恶焉”，“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声焉。”[2]

在此基础上，荀况还对人的性、情、欲之间的关系作了比较客观的理解。他认为：“性者、天之就也；情者、性之质也；欲者、情之应也。”[3]在他看来，性是天生成的，情是性的本质，欲则是情或性的具体反应。例如寒冷本身是情或性的本质的一种表现，而求暖的要求就是欲。既然性与情是“无待而然”的，那么欲同样也是“无待而然”的。在中国思想史上，荀况第一个直接地论述了性、情、欲之间的关系问题。

人都是有欲望，写下这句话我是比较坚定的，有人可能会说那些吃斋念佛的和尚没有欲望吧？他们也是有欲望的，他们求的是心灵的安静，这不是欲望吗？我们的欲望更为实际一些，拿多点钱，所以我们在找工作时大都以待遇论企业，那家企业的待遇好点（钱多一点）就选择那一家，但是随着员工进入企业的时间越长，物质欲望不断膨胀而企业无法跟得上膨胀的步伐的时候，员工对企业的不满就会增加，我相信任何一家企业的发展不可能永远都处于高速阶段，肯定有一个稳定期，而稳定期对员工而言，晋升的机会少了，加薪的幅度小了，原来一年加几百，现在一年加几十或者不加，这种落差有多么大呀，眼看着以前的同学一个个开宝马，住豪宅，你的心里会开始着急，心里不免浮躁，想寻求更好的发展机会的想法越加强烈，最终因为欲望的扩张而跳槽。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

近几天接触到一个国企的员工，据她说已经在该公司做了十几年了，一毕业就进去，而且她还是他们部门最年轻的，还有做四十年的，相信这种情况在国企待过的人都不会觉得奇怪，我也在国企待过，也见过在公司干了一辈子革命工作的员工，以前我们还说是因为金饭碗，但是从现在看在一家公司干十几年以上，而且这些都没有流动过，那确实比较少见了，我一直在想，相对而言国企的流动率似乎比民企、外企要低，有没有比较特别的原因呢？综合我自己待过的经验，我觉得国企可能在企业文化也有其独特的一面：

第一，工作环境，国企的工作环境大都比较宽松，一天8小时的工作时间可能只有一半多一点的时间在干活，这种工作环境是很宽松的，这也是为什么大家都说国企是温床的缘故，进去了的人很容易就被温床所同化了，在这一点上我自己是有深刻的体会的，曾经从国企跳出来开始非常不适应台企的工作，大概用了一个月的时间才适应过来，我的员工也有在国企待过的，刚入职时也是非常不适应，工作节奏明显慢很多拍，这种工作量让待在国企的员工觉得上班是件舒服的事，尽管工资不太高，但贵在稳定和舒服，不到企业破产或工资发不出员工离职的就很少；

第二，等级观念，每个公司都有自己的组织架构，但是在国企上下级之间并没有太明显的分界，我曾经的一位领导就像我们的同事一样的干活，不干活的时候我们也说一些新鲜的事，所以这种等级观念就弱很多，不像外企，上下级等级森严，界限分明，没有太多的私人感情可讲；第三，意外的收获，在国企待过的人都知道，国企的福利很丰富，一年下来只要是节日都会有意外的惊喜，什么购物卡、粮油、煤气卷和现金等等，这些都是不定量不定时的，而其他企业一年下来就是闭着眼睛都知道这一年可以拿多少钱；第四，组织活动，我曾经读书的学校是企业办的，该企业在每一年有团委组织的活动非常丰富，什么辩论赛、演讲比赛、书法比赛、征文、卡拉OK比赛、义务活动日、体育比赛（篮球、足球、乒乓球、赛跑等）等等这样的活动都非常的多，大大地丰富了员工的业余生活，也给了员工一个展示自己的另一个舞台。谈起国企，很多人会提出国企有很多积弊，这个不假，每个企业都有各自的积弊，只是多少而已，但是每个企业也都具有各自的优点，我们不能忽视别人的优点，而放大缺点，该学习的还是要学习。公务员之家:

我接触过各种企业的人，大家在聊到各自的公司时，都是谈工资，基本没有谈精神文化，这与我们现今的生存环境是有关系的，但是从近几年的各种渠道在倡导优秀企业文化这样一些话题中我们可以看出，我们的很多企业正在努力塑造员工满意的企业，而这种满意不光光是物质满意，还要精神满意，从员工对企业物质文化的认同逐步转化了对企业精神文化的认同。

员工的欲望会随着年资的增加而增长，这个受社会环境和家庭环境影响的，我们不能否定员工的这种欲望的正面性，因为我们站的角度不一样，但更应该由此理解员工欲望的需求，作为企业来讲，一味的提高待遇只会徒增人力成本而减少利润，这样也不会减弱员工欲望的增长速度，但是如果我们能够在满足员工物质欲望的基础上通过文化生活去提高员工的欲望层次，将物质欲望转化为对精神文化的需求，那么我想员工对于企业的归属感肯定会加强，没有一个人不喜欢在一个宽松和有激情的企业，没有一个人不愿意受到尊重。

最后统稿才发现，本期重勘的三部小说《美食家》《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妻妾成群》都首发在《收获》杂志，分别发表于1983年第1期、1985年第5期和1989年第6期，且均为《收获》当期中篇小说头题。从时间分布上看，也正好是20世纪八十年代的前中后期。如果我们做一个更大范围的期刊调查，不只是本期几部小说，《收获》可能为整个改革开放时代提供了最多的现象级文本。其他的，像《十月》《当代》《人民文学》《钟山》《花城》《北京文学》也是现象级文本的重要来源刊物，这和刊物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地区位优势密切相关，也和刊物的定位、传统甚而某一个阶段某个主编或者编辑的文学趣味也有着千丝万缕的牵系。说到《收获》和改革开放时代的中国文学，大众传媒关注得最多的是它和先锋文学之间的渊源，其实它对思想文化和文学边界的拓殖，是有着一以贯之的刊物传统——尤其是八九十年代的《收获》，不仅仅发明汉语文学可能，也引领思想文化前锋，现实地参与到国民精神和审美建构，这是现象级文本植根的土壤。故而，《收获》和其他几家刊物出产最多的现象级文本不是偶然的。期刊以怎样的洞见去发现和编辑文本，在更辽阔的想象中把文本编织到文学脉络和社会结构，需要以期刊和编辑为中心进行专门的研究。还可以观察到的是，不少现象级文本可能会突破各种各样的禁忌，禁忌不完全等于社会热点和公共议题，政治法律、道德伦理、国民心理、文化传统、人性底线和审美惯例等都可以是某个方面的禁忌，有人有边界有秩序就会有禁忌，有禁忌就会有突破禁忌的冲动和快感。

期刊的编辑者需要对挑战禁忌的文本可能产生的“破坏性”后果有预先的研判。不过，即便有研判，有的现象级文本最后的命运和走向不是期刊编辑者或者出版人所能掌控的。禁忌性文本容易出圈，一旦出圈成为社会性公共事件，审美影响力和控制力的权重就会变得减弱，这样的例子在中国当代文学史可以举出不少。应该意识到禁忌虽然具有破坏性，但往往又是被赋予了创造力，审美领域尤其如此，正是对某些既有禁忌和规则的不断挑战和突破，才可能推动社会的文明和进步，或者文学本份的审美开疆拓土。从这种意义上，对某些现象级文本和它嵌入的时代之关系研究，揭示出文学的现象级文本也是整个时代风向的症候性文本，比如《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在1985年，《废都》《白鹿原》在1993年，都是值得深究的。关于《男人的一半是女人》，2006年，时任《收获》副主编的程永新接受《新京报》采访时说过：80年代，张贤亮写了一部小说《男人的一半是女人》。我和李小林等人一起去北京组稿，大家看了这个小说以后都觉得不错，认为张贤亮写出了人性，有一些真实的体验在里面。之后，我们把它作为一部重要作品，由李小林编发了。北京的一些女作家对此很有意见，说张贤亮的作品体现大男子主义。因为小说里面有一些性描写，主人公章永嶙在与一个女人同甘共苦的生活中恢复了性功能，这种描写在西方文学中很常见，现在回头看也不算什么。但是，当时的文坛对此还是很难接受。老作家冰心也对此提了一些意见，打电话对巴金说，你要管管《收获》了。一开始别人说的时候，巴金没太在意，他还是比较相信我们的判断。但是，冰心给他打电话说这件事，他开始重视起来。他和冰心以姐弟相称。步入高龄的老巴金看完小说之后对我们说，小说没有什么问题。正是因为如此，每一部现象级文本都有一部公开的或者易于发现的发表、阐释和接受史，还有一部文学内外权力斡旋“看不见”的隐秘史。本期张学昕教授论文重勘苏童《妻妾成群》于一个长时段和同时代的审美路线图。如论文指出的，普通读者召唤出来的确实可能是苏童说过的，小说触发来源之一是西安诗人丁当的那几句诗“男人都有一个隐秘的梦想，嫔妃三千，妻妾成群”。“隐秘的梦想”如果是原型性、集体性的国民心理，或者白日梦式的意淫，甚至恶趣味和劣根性等等，在商业时代都可以换算成注意力以及资本变现。这一点在传统通俗文艺和近些年的像网络文学这样的大众新文娱样式都可以获得有力的佐证。现象级文本在今天可以是资本市场趋之若鹜的大“IP”。这种大“IP”在八十年代改革开放初期市场意识初萌并没有今天的圈钱能力，像本期重勘的《美食家》早已经是苏州的文化符号，《美食家》在很多人的理解里就是苏州美食地图和饮食文化简写本，但小说家陆文夫个人从中获得的也只是“陆苏州”这个“虚名”。

再说《妻妾成群》，可以想见，有多少人是冲着“妻妾成群”，包括后来张艺谋的“大红灯笼高高挂”来阅读苏童并定义苏童。确实，如张学昕教授所言，《妻妾成群》“苏童的写作，完成了一次历史性、根本性的转变”，是苏童最初对“旧”世界的想象和书写冲动，或者“对旧时代一种古怪的激情”。这是小说家苏童和作为代表的批评家张学昕的审美密约。我也相信，普通读者中会有一部分能够加入到这个小说家和批评家的审美共同体，体悟到《妻妾成群》的“人性漩涡中徒然的挣扎”（程光炜）。读者构成的复杂性，包括具体到专业读者构成的复杂性，顾奕俊博士论张贤亮的《绿化树》《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关注到同时代批评家之间的冲撞和对话。现在可以看到，一本收入四十余篇评论的《评〈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宁夏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在小说发表不到两年就正式出版，且首印一万册。这不仅能够看出《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在文学圈的反响，也能部分反映文学批评在1980年代在向圈外溢出的影响力。同时，顾奕俊还注意到“性”之于张贤亮的写作策略。揣度禁忌的社会容忍度，冒犯之。但事实上，当普通读者讲小说的某些片段当着“小黄书”阅读时，“性”与附着于“性”的幻术，只是张贤亮极其有限的、解决相应叙事问题的途径方式。《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如此，贾平凹的《废都》又予以升级。1990年代一直到新世纪初，很多审美终端不在“性”的小说都以“性”作为营销的卖点，比如《白鹿原》《上海宝贝》等，且无需像八十年代《男人的一半是女人》那样遮遮掩掩。作为现象级文本的《妻妾成群》（也包括《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美食家》）肯定激活并吸附了有着“非文学性”（比如性幻想和吃货梦）“隐秘的梦想”的潜在读者，他们是《妻妾成群》也是《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美食家》庞大的读者俱乐部的一员。事实上，还可以进一步思考的有两点：第一，苏童《妻妾成群》发表的1980年代，一方面“妻妾成群”已然是一个吐弃的旧社会关系方式，但作为文化心理是国民的残梦，文化心理和社会关系方式存续的不对等，助长了意淫的“隐秘的梦想”在幽暗处生长；另一方面，更开放的“性”欲望化时代还没有降临。《妻妾成群》在相对匮乏的时代，满足了一部分读者“隐秘的梦想”。缘此，扩大了《妻妾成群》读者的基本盘面。第二，我们承认和强调小说家和专业读者的“深读”，同时那些把《妻妾成群》就读成一个男人和四个女人宅斗的“浅读”是不是也有其合理性和合法性？张贤亮的《男人的一半是女人》也可以作如是观。不只是“色”，《美食家》的食，对应的也是吃饱到吃好到吃得艺术化的匮乏恢复到“丰盈”的过渡时代。一定意义上，《美食家》的前文本（潜文本）是物质匮乏的饥饿记忆及其书写，在“吃”的文学表达上，《美食家》和张贤亮的《绿化树》《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具有互文性。这提醒我们注意，欲望的文学表达得以葳蕤滋生的时代恰恰对应着压抑和匮乏。文学表达成为现实生活解放和补偿的替代品。值得一提的，压抑和匮乏并无终结之处，解放和补偿只是阶段性的，所谓欲壑难填。

就像李徽昭教授论文所认为的：“《美食家》既有当代中国的政治反思，也有对饮食等日常生活与城市文化的深度介入，形成了欲望消费与城市及时代的间性思考。在历史政治与日常生活的张力之间，《美食家》建构了欲望与消费的新观念，解放了曾受革命禁锢的欲望与消费，从而成为时代变革的内在动力。”在李徽昭教授的描述中，可作多义性解读的文学文本成为现象级文本是一个不断溢出，不断破壁、跨越圈层的过程。本期设计里还可以有八十年代之后的《白鹿原》《我爱美元》《废都》《上海宝贝》等涉欲望表达的文本。预想中，随着时间的推进和欲望样本的扩容，改革开放时代的文学欲望表达，流与变渐次展开。本栏目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社会主义文学经验和改革开放时代的中国文学研究”（19ZDA277）阶段性成果。

作者：何平

实现社会和谐，需要促进社会各系统、各要素的和谐，包括个人的身心和谐。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决定》指出，“注重促进人的心理和谐”。那么，破坏人身心和谐的“罪魁祸首”是什么呢？从一定角度可以说是欲望，特别是对于物质生活资料占有的贪欲。《老子》中说，“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但是，欲望对于人来说是生命的需要，不仅无法去除，而且还有益处。荀子认为，欲望是“知所必出也”。恩格斯指出：“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人类首先要满足基本的物质性需求，然后才能谈得到满足精神性需求。这就出现了一个两难的境况：一方面，“欲不可去”，实现人的身心和谐不能靠“禁欲”，也不能笼统地讲“寡欲”；另一方面，人又不能放纵欲望，随心所欲。怎么办？我国古代思想家提出了一个办法，那就是“节欲”和“导欲”，即对欲望进行理性的节制和引导。

现实生活中有一些例子颇值得思考。我不幸患上了糖尿病，医生告诫说必须控制饮食，主食每天不能超过五六两。我说：不够，肯定会饿的。医生说：足够。想吃不过是欲望，不是需要。欲望不一定是需要，这句话包含着深刻的人生哲理。看来，坚持科学生活方式，适当节制欲望，保持身心和谐，这才真正符合健康的需要。

欲望未必是需要，有时二者甚至正相对立，如胖子之嗜好肥肉等。人们常说欲壑难填，那是一点也不错的。小说《醒世姻缘》里讲，“终日忙忙只思饱，食得饱来便思衣；衣食两样皆具足，便想娇容美貌妻；娶得三妻并四妾，出门无轿少马骑。良田万顷马成群，家里无官被人欺。七品八品犹嫌小，三品四品又嫌低。当朝一品为宰相，又想君王作一时。心满意足为天子，又想神仙下棋局。”其实，人的身心需要和谐发展，什么时候都不能听凭自己的欲望“信马由缰”。否则，破坏了身心的内在和谐，就会生病；破坏了他人和社会的和谐，不仅于己无益，而且会给他人和社会带来麻烦。

那么，怎样节制那些过分的欲望，谋求自身的和谐发展呢？途径就是用科学和理性引导、提升自己的欲望，使之向更高层次发展。

我是个喜欢中国传统文化的人，字写得不好却喜爱书法，进而喜爱上了文房四宝。看到琳琅满目的好文具，自己买不起，心里总是很别扭。有一天终于醒悟，对于我来说，当务之急是学写字，而不是添文具。由此进一步觉悟到：人的欲望和精神也需要和谐发展，不能终日沉迷于物质性的欲求，而应更加注重自己能力和内在品质的提高，追求精神上的真善美。人毕竟不是一般动物，他具有内在的物质性需求，更具有强烈的精神性需求。如果没有理性来控制和引导欲望，内心就会失去平衡，彷徨无主，焦灼不安。

从满足人的欲望这个角度来说，外在事物不过是手段，自我完善才是目的。物质性的欲求带来的往往只是感官的暂时满足，而精神性的需要却是深刻而持久的。饭吃得过饱使人容易发困，酒喝得太多人会失去理智；穷奢极欲最后留下的是心灵的空虚，而追求高雅得到的是精神的愉悦。

经常听到有老师发出这样的感慨：“教学难，教数学更难”确实大部分学生都认为学数学太枯燥无味了，提不起半点精神。针对学生的这种情况，在教学中，我注重从以下几面去进行教学：

一、激励情感，目标引学。

心理学告诉我们满足人们对理解、尊重和追求的需要，就能激发人的动机，使人有一股内在的动力，朝向所期望的目标前进。教师对学生“暗含期待”，学生在感情上就会受到鼓舞，对教师产生“好感”和“信赖”，增强自尊、自信、有效地激发学生情绪和学习动机。因此，作为数学教师要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必须激励学生情感，一方面增加“感情投资”，理解、尊重、亲近、关心学生，寓教于情，用真诚和热情拨动学生心弦，使其对数学产生亲切感，乐听爱学，“亲其师而信其道”。另一方面针对学生心灵深处存在着使节自己成为发现者、研究者、探索者的愿望，不断为他们树立学习目标，提供发现问题、运用知识解决问题的机会，使他们从一个成功走向另一个成功的不断满足中增强学习信心，激励学习兴趣，享受获得的欢乐。

二、更新教法，实行导学。

苏联学者雅各得钦说：重要的是创造一种生动活泼的课堂教学气氛，使学生威到没有思想负担，大胆地、无拘无束地讨论问题。民主、平等、活泼、愉快是创造之芽萌发的温床，是充分发挥学生主体作用的摇篮。教学中教师不仅要用良好的师德、严谨的治学态度、广博的知识感染学生，而且要用民主、平等、多样而富有鼓励性的教法对学生“诱、启、导”，促使学生效法、悟道、解惑。

三、开展活动，评比促学。

西方新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之一戴维•哈维，从20世纪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转变过程中探讨了资本主义文化从现代性向后现代性转变的根源，即生产方式转变导致人们在社会文化心理上体验时间、空间的方式发生改变，哈维用了一个词，叫“时空压缩”①。哈维的观点与电影《手机》所传达的个体对现代信息社会的感受高度一致。

一、“手机”与信息后现代社会的突变

《手机》形象展示了现代信息科技给老百姓日常生活的信息传播所带来的翻天覆地的变化。刘震云的小说原著中，通讯方式经历了三次重大改变。首先是邮递时期。故事主人公严守一小时候在农村与伙伴通信要花费八分钱的邮票。邮递传信仍然是传统人工劳动，尤其邮递员的存在，让人感觉到它与传统农业生产方式之间的天然联系。邮递员传信方式并没有使人们的时空体验产生多大变化。其次是手摇电话时期。电影中，严守一和吕桂花为给亲朋捎个口信，不得不骑上自行车行驶几十里路去镇上打电话。镇上只有惟一的一台电话机，要靠人工手摇，而且很难接通，又极容易断线。由于乡镇欠发达的经济条件，手摇电话仍然摆脱不了信息传达过程中人工参与的痕迹。使得信息传达方式发生惊天动地变革的是手机的出现，它一下拉近了信息传播双方的距离，使人们深刻体验到哈维所说的“时空压缩”的感觉。影片中，“手机”一一向观众展示了它的种种功能:短信、通话、录音、图片、摄像、上网;尤其是卫星定位功能———不管你人在何方，只要用手机查一下，马上就能知道对方的具体位置。这样一来，手机完全可能介入个体私人空间;在手机作用下，农业社会原本难以企及的人与人之间遥远的时空距离一下子如在眉前，触手可及。这种“时空压缩”的体验正是物质层面的现代性带给人们的震撼感受。

科技发展“压缩”的只是物理上的时空，人与人心灵的距离却越来越远。邮递员时代和手摇电话时代，距离无法阻隔人们对亲朋的真切思念。而当手机功能发展到卫星定位的时候，电影中的于文娟却只能在电视上看丈夫严守一说话;在家里夫妻两个无话可说，要说也全都是谎言和欺骗。正如影片结尾费墨所说，“近，太近了，近得人喘不过气来”，道出了信息发达时代人们的真实感受———压抑和沉重。影片最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都分崩离析了。费墨去了遥远的爱沙尼亚。费墨一句“还是农业社会好啊”道出了信息发达时代人们内心安全感的消失。他以逃离的方式，去远方寻找农业乌托邦之乡。

二、欲望叙事中主体的迷失

黑格尔确立了现代性的原则，即主体性。②故后现代语境中的现代性危机也即主体性危机，理性的危机。电影消解理性宏大叙事的策略之一是欲望叙事。欲望叙事指的是创作者将人物的欲求(主要是物质和身体上的)作为影片叙事的出发点和中心，在叙事中展现人物对欲望的追逐及在欲望中心灵的挣扎或沉沦。巴塔耶认为人的欲望是多维的，也是立体存在的。他将欲望分为三个层次。③第一层次的欲望是“动物性的欲望”。它是最低层次的欲望，是人与动物混为一体时人所保有的原始欲望。第二层次的欲望是“人的欲望”。它是“人性”确立之后对“动物性的欲望”进行拒斥的“世俗的欲望”(理性的欲望)。第三层次的欲望是“神圣的欲望”。它是欲望的最高层次，是隐藏在显性的“世俗的欲望”之下的“秘密的欲望”，是向“动物性的欲望”回溯的神秘力量。“欲望是当代主体性理论的核心概念，用以颠覆传统以理性为中心的主体观。”④

我曾经读到这样一则故事。

有一天，一座寺庙里来了一位客人。他急切地问庙里的法师，“人怎样才能清除掉自己的欲望？”法师微微一笑，折身进内室拿来把剪子，对客人说：“施主，请随我来！”他把来客带到寺院外的山坡，看到了法师修剪成型的那棵灌木。法师把剪子交给客人，说道：“您只要能经常像我这样反复修剪一棵树，您的欲望就会消除。”客人疑惑地接过剪子，走向一丛灌木，咔嚓咔嚓地剪了起来。一壶茶的工夫过去了，法师问他感觉如何。客人笑笑：“感觉身体倒是舒展轻松了许多，可是日常堵塞心头的那些欲望好像并没有放下。”

客人走的时候，与法师约定他十天后再来。十天后，那人来了；……三个月过去了，他已经将那棵灌木初步修剪成型。法师问他，现在是否懂得如何消除欲望。客人面带愧色地回答说，可能是我太愚钝，眼下每次修剪的时候，能够气定神闲，心无挂碍。可是，从您这里离开，回到我的生活圈子之后，我的所有欲望依然像往常那样冒出来。

法师对他说：“你知道为什么当初我建议你来修剪树木吗？我只是希望你每次修剪前，都能发现，原来剪去的部分，又会重新长出来。这就像我们的欲望。放任欲望，它就会像这满坡疯长的灌木，丑恶不堪。但经常修剪，就能成为悦目的风景。”

这则故事，曾不断激荡着我的心灵。尤其在“讲党性、重品行、作表率，树立组工干部新形象”学习教育活动开展后，它更使我感慨不已，还引发了我的许多思考。

俗话说：人有七情六欲。人有多种欲望：有生的欲望,有成功的欲望,有快乐的欲望,有对金钱,对财富的欲望,有对权力的欲望等等。我们在正确认识合理欲望的同时，应当有一种冷静而清醒的认识：欲望有不知足的特性，它们往往会随生活、环境的不断变化而不断滋长。人如果被欲望使役，那么就将成为欲望的奴隶，造成心灵的荒芜，人性的堕落。古往今来，多少人已经对此作了证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