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时俱进范文10篇

党章，是一面公开树立起来的旗帜，是“在全世界面前树立起可供人们用来衡量党的运动水平的里程碑”。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制定、修改和完善党章，特别是在革命、建设和改革的重大历史关头，总是通过进一步修改完善党章，以符合时展要求和历史发展趋势的新党章来指明方向。简要回顾党的历史上几部重要党章的修改完善及其发挥的重要作用，对于今天我们始终不渝地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毫不动摇地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七大党章:民主革命时期最完备、最好的一部党章，具备了完整的理论形态，真正成为党的一面旗帜

诞生于民族危难之时的中国共产党，成立伊始，即在党的一大通过的第一个纲领中，旗帜鲜明地向世人昭示了党的名称、党的纲领，宣告了完全新型的、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南的、统一的中国工人阶级政党的诞生。正是这个将党的纲领和章程结合在一起的文件，指引着中国共产党开始了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的艰难历程，并且随着对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重要性的认识的加深，不断赋予了这面旗帜以新的时代内涵。党的二大通过的第一个正式的《中国共产党章程》，已经形成了一套比较完整的组织章程；二大《宣言》还第一次区分了中国革命的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破天荒地在全国人民面前提出了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工作已圆满完成。特别是党的五大后经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修正章程决案》，适应革命形势迅速发展和党的自身建设的需要，第一次明确规定了“党部的指导原则为民主集中制”。六大通过的新的《中国共产党章程》针对党内存在的封建家长制和极端民主化的错误倾向，又首次提出了民主集中制的三项根本原则。这些重大的修改完善，适应了革命形势迅速发展和党自身建设的需要，对巩固党的组织、推动革命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中国革命正处于历史发展的大转折时期，而中国共产党也已成为一个全国范围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巩固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正因为如此，总结建党以来中国革命和党的建设经验、集全党智慧之大成的七大党章是党独立自主制定的第一部党章，也是民主革命时期最完备、最好的一部党章。其最大特点是把党的纲领作为有机部分写进党章，阐明了党的性质、纲领、宗旨、作风、群众路线，从而使党章具备了完整的理论形态，真正成为党的一面旗帜。特别是把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正式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使全党有了在思想上行动上取得一致的牢固的思想理论基础；吸收了六届六中全会制定的坚持和健全民主集中制、维护和巩固党的团结和统一、严格和加强党的纪律三项规章的重要内容，进一步完善了党的民主集中制，提出了坚持民主集中制的“四个服从”，其中党员个人服从所属的党组织的规定，是我们党的创造；第一次规定了党员的权利和义务。七大的召开和七大党章的制定，统一了全党思想，明确了目标任务，成为指导全党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和由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的重要保障和伟大旗帜。

八大党章:第一次对党的代表大会常任制作出了初步规定，意义非常重大

从党的七大到八大的十一年间，党领导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和社会主义改造的伟大胜利。社会主义建设即将全面展开，党面临着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加强执政党建设和探索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全新问题。1956年9月召开的党的八大，全面总结了党执政7年来的经验，适应执政党地位和任务的变化，八大党章增加了许多体现执政党建设规律的新内容，如确立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任务和实现现代化的目标，强调了执政党核心领导作用的极端重要性，对党员特别是党的干部提出了更高更严格的要求，等等。特别是八大党章第一次对党的代表大会常任制作出了初步规定，意义非常重大。实践证明，八大的路线和党章是正确的，其历史功绩是很大的，影响也是深远的。但是由于党仅有短短7年的执政经验，对执政党建设规律和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探索还是很初步的，如对执政党与国家法律的关系、与国家政权的关系以及党的领导体制、执政方式，对如何从体制、机制上防治腐败等问题的探索，都刚刚开始。由于对社会主义建设的长期性、艰巨性，对执政党建设的复杂性以及党章可能遭到破坏缺乏足够的思想准备，一些正确的规定也不够具体、缺乏有力的机制保障，因此，八大党章未能得到很好的贯彻执行，八大后我们取得了许多成就，同时也遭到了严重挫折。

与时俱进是马克思主义的优秀品质和活的灵魂，坚持与时俱进是我们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一个根本要求。为了准确把握这个根本要求，充分认识“时”的重要地位是十分必要的。

一、准确判断和把握“时”是求“进”的前提

与时俱进的“时”不仅仅是一个时间概念，而是指客观世界在一定时间、空间范围内所表现出来的显著特征，即一定的时代和时代特征。

坚持与时俱进，根本目的在求“进”，即求发展。但是，我们切不可忽视对“时”的准确识别、判断和把握，因为这是求“进”的前提。

对“时”的识别与判断准确与否，关系着甚至决定着事业的成败、进退，这是中国革命、改革和经济建设的历史早证明了的。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如果没有党和同志对中国具体国情的准确把握，对敌我双方政治、军事和经济态势的准确判断，闯出一条农村乌黑城市、最后夺取政权的道路，就不会有革命大踏步的前进；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如果没有党和邓小平同志对新的时代特征和基本国情的准确判断和科学把握，得出“和平与发展是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等一系列的基本路线的制定和贯彻，就不会有今天这样的社会主义事业曾一度错误地判断了“时”，特别是错误地估计了国内阶级斗争的形势，才有那场历时十年的灾难的发生，“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到建国以来最严惩的挫折和损失”（《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那么，当前的“时”是什么呢？细读“十六大报告”，我们就会从中发现有三个基本估计：一是“和平与发展仍然是当今时代的主题”（单行本第46页）；二是“我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性主义初级阶段”（单行本第三者8页）；三是“两岸关系的基本格局和发展趋势没有改变”（单行本第44页）。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或是一种思想、一种理论，要保持其蓬勃生机和持久活力，都有一个与时俱进的问题。宗教思想也不例外。在新的时空环境下，宗教思想的与时俱进，不仅是宗教自身存在与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是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重要途径。宗教思想的与时俱进，不是指宗教信仰和基本教义的改变，而是指对宗教基本教义的阐释要顺应时代的变迁，适应社会进步的要求。近年来，我国基督教开展的神学思想建设和伊斯兰教开展的“解经”工作，就是这方面的有益探索。本期，我们约请了五大宗教的有关人士，就“宗教思想为什么要与时俱进”的问题进行笔谈，相信会让读者朋友开卷有益。

基督教神学思想为什么要与时俱进

江苏省基督教协会副会长李兰成

“神学”(Theology)源于希腊文的两个词：theos（“神”）和logos（“话语”或“论述”），意思是“有关神的论述。”1998年11月，中国基督教全国“两会”召开的“济南会议”，作出了“关于加强神学思想建设的决议”，目的是探讨如何更好地传扬福音，指导信徒的灵性和现实生活，发扬基督伦理道德、荣神益人。这是中国基督教进行的深层次的建设，也是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与时俱进的具体体现。

一、从启示的渐进性来看，神学思想要与时俱进。上帝的启示有自然启示和特殊启示，但无论是自然启示，还是特殊启示，上帝都是用渐进的方式，由浅入深，由点到面，渐进地启示开来的。另一方面，正如丁光训主教在《启示的渐进性》一文中所指出的：人对上帝的认识是逐步提高的。因此，人们对上帝启示的认识和阐释而形成的神学思想，也必须随着认识的提高而有所更新。陈泽民教授说：“因为神学的内容是有生命的经验，所以神学本身也是活的、动的，它随着教会的生命一同生长、发展。它包含着信仰，但不等于信仰；它包含着福音真理，但不等于福音真理。它是信仰和福音真理的解说，是教会生命的表现，是教会在思考”。神学思想就是教会在不断思考，思考的内容需要与时俱进、不断更新。

二、从耶稣的教训来看，神学思想要与时俱进。耶稣对律法的解释、对安息日的解释和对旧约礼仪的解释，总以符合时代的要求为宗旨，因而和法利赛人形成尖锐的冲突。从耶稣对律法诫命所做的新阐释来看，在实践上可归纳为两条：一“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上帝；其次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太22∶37-39）。到保罗时代又把爱神爱人归纳为一条，就是要“爱人如己”，并说“一切的诫命都包在爱人如己这一句话之内了”（罗13∶9），这就是遵行律法诫命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党的思想路线是我们党关于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表述。因此，坚持党的思想路线，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必须从哲学的角度深刻理解与时俱进的内涵。

与时俱进与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

对与时俱进中的“时”，有人从时间、空间，历史、现实，中国、世界等各个方面加以说明。然而，这种列举式的说明，难以使人对其从总体上加以把握，并感到这种说明似乎寓意未尽。如果依据马克思主义实践观，即从社会实践的意义上去理解，上述问题就可以获得解决。也就是说，所谓“时”，是指人们的社会实践及其变化。它既包括人们实践环境的变化，也包括实践主体及其相互之间关系的变化。具体说来，实践主体包括群体主体（如企业、事业单位、机关等团体以至地区、民族、国家）和个体主体；所说的实践主体相互关系的变化，就是指个体、团体以至地区、民族、国家相互之间关系的变化；其所说的实践环境不仅是指自然环境，而且包括社会环境，同时具体的社会环境还会因实践主体的不同而不同。此外，无论实践环境还是实践主体及其相互关系的变化，都会表现在时间、空间等各个方面。

与时俱进与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观

前述与时俱进的“时”是指人们的社会实践及其变化，与时俱进的“进”则是指人们的思想和行为能够反映和驾驭这种变化，并且还要使这种变化始终朝着前进的方向。同时这种“进”又是一个过程，是没有止境的。马克思主义发展观认为，整个世界包括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在任何时候都不是静止不变的，其变化的总趋势是发展的，然而这并不是说它是直线前进的，在发展的过程中不会在某段时间或某一局部出现倒退现象。在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由于人类实践活动具有区别于自然界的自主性和能动性等特点，这些特点既为人类正确认识和利用客观规律、从而加速自己的发展提供了可能，同时也给人类实践带来较大的风险，即如果不能正确认识和利用客观规律，则会给人类造成伤害甚至是灾难性的后果。从这个意义上说，坚持与时俱进，就是号召全党在其全部理论和工作中牢牢把握前进的方向。为此，就要经常和善于总结经验，发扬成绩，克服缺点和错误；根据实践发展形成新的理论，应用新的理论指导新的实践；不是因循守旧、无所作为，而是不断有所创造、有所前进。

与时俱进与马克思主义的否定观

存在决定意识。作为意识形态的理想、信念，是社会存在的产物，人皆有之。伴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人类历史上先进生产方式的产生，特别是无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登上政治舞台后，一种人类最崇高的理想、信念便破壳而出，这就是《共产党宣言》——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诞生。本人结合此次县委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的学习，现就以下两个方面的谈谈个人的一些看法。

一是关于追求理想，坚定信念方面的问题。

1、什么是共产党人的理想信念

理想是人们基于一定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和社会关系状况而对于社会、人生的未来发展趋势和必然状态的预期、向往和超越性追求。信仰是对某种主义极度信服和尊重，并以之为行动的准则。信念是认知、情感和意志的统一。当人们对于某种现存的或可能的事物、观念在理智上认同，情感上接受，并以坚强的意志排除干扰，勇于实践这种理论观念，就会逐渐在内心形成一种坚信不疑、矢志追求的精神状态，这就是信念与信心。翻阅恢宏的中共党史可知，从诞生的那天起，她就声明本党以马列主义为指导，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并以阶级的、民族的解放为己任，驱逐列强，恢复中华，建立人民当家作主的共和国。于是，“为共产主义真理而献身”，就成了中国共产党人最崇高、最神圣的理想和信念。正是在这一崇高的理想信念的鼓舞、感召下，无数先烈不惜抛头颅、洒热血，心甘情愿地为之奋斗不息。

总书记指出：“崇高的理想信念，始终是共产党人保持先进性的精神动力。共产主义理想和社会主义信念，是建立在马克思主义揭示的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基础之上的，因而是科学的理想信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符合中国国情，符合全国各族人民的利益，因而是中国发展、走向富强的正确道路。共产党员有了这样的理想信念，就有了立身之本，站得就高了，眼界就宽了，心胸就开阔了，就能自觉为党和人民的事业而奋斗。”

坚定的理想信念，是正在全党范围内开展的以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主要内容的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的首要任务，也就是要通过教育活动，进一步坚定广大共产党员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共产主义的信念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心。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实践表明，我们之所以能在革命、建设和改革开发的各个阶段取得巨大成绩，均在于广大共产党员有远大的理想和坚定的信念作动力，作保证。

同志"七一"重要讲话,立足国际国内大局，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对党和国家的一系列重大问题进行了深刻阐述，是一篇马克思主义的纲领性文献。对于我们更好地适应新形势新任务的要求，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全面推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讲话》强调"马克思主义具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这是马克思主义的无限生命力的奥秘所在。《讲话》不论是总结历史经验，阐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还是提出任务，展望未来，都突出了创新，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与时俱进、不断进行理论创新的勇气和品格。

《讲话》把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奋斗的80年同中国共产党成立前的80年作了鲜明的对照。这样泾渭分明的对照，是同"马克思主义具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密切相联系的。80年的实践证明：中国人不接受马克思主义，就不能跟上时代潮流而会落伍，就不能与时俱进；而中国共产党人不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也不能与时俱进；中国共产党人只有不断地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发展变化了的中国实际和中国所处的国际环境不断地相结合、进一步地发展。才能始终地与时俱进。

我们在认认真真、原原本本地学《讲话》，真正了解和掌握《讲话》的主要观点的时候，非常需要牢牢把握"马克思主义具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这个精神实质，把这个精神实质切实贯彻到新世纪加强党的建设，推进改革、发展、稳定的各项工作中去，这就要大力弘扬理论联系实际的优良学风，紧密联系党的奋斗历程，联系国内外形势的深刻变化和我国社会发生的深刻变革，联系党的建设工作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把学习《讲话》与总结经验，研究问题、推动工作紧密结合，把学习《讲话》同学习马列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紧密结合，同学习以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近年来一系列的重要战略决策紧密结合。

紧密联系实际学习《讲话》，我们就会深刻认识到："三个代表"这个我们党的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的重要思想，充分而集中地表现出"马克思主义具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我们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以改革的精神研究和解决党的建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面临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才是真正地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才是真正地坚持和实践了"三个代表"。

真正地坚持"马克思主义具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就要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正如《讲话》中所指出的那样："我们取得的一切成就已经载入史册。在我们的前面，还有更长的道路要走。认识真理是不断前进的过程，改造世界也是不断前进的过程。我们要始终不渝地追求真理、为真理而奋斗。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全党同志都绝不能固步自封，绝不能畏惧艰险"。80年来特别是近20多年来的实践使我们深刻认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引导社会前进的强大力量"。我们要按照《讲话》提出的三个"解放出来"的要求，积极自觉地做到"要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在党的基本理论指导下，一切从实际出发，自觉地把思想认识从那些不合时宜的观念、做法和体制中解放出来，从对马克思主义的错误的和教条式的理解中解放出来。从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桎梏中解放出来。"坚持科学态度，大胆进行探索，使我们的思想和行动更加符合客观实际，更加符合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和时展的要求。

与时俱进奔小康

打竹板,走上台,

笑逐颜开夸我团

夸我团,喜事多

风流的人物数不清

有多少党的好干部

隆中，与时俱进谱新章！

——浙江隆中公司精神文明创建之行

浙江隆中机械制造有限公司创建十六年来，奋发图强，开拓创新，紧紧地跟随时代主旋律。公司多年来一直立足于满足客户需求，坚持“以人品创造产品”，以“创造卓越的国际品牌”为己任，团结务实，开拓创新，不断地提高企业竞争力、增强企业活力。

随着社会经济的高速发展，时代对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内涵越来越高。公司全力以赴，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鼓舞人，坚持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手抓，两手都要硬”，与时俱进，积极引导所有员工奋力拼搏，不断进取。2003年至今，公司先后荣获全国“安康杯”竞赛优胜企业、省先进职工之家、省先进女职工集体、省先进团总支、台州市先进企业、县管理示范型企业、县规模效益先进企业、先进党支部、党建示范点等荣誉称号。2004年，公司积极响应县委县政府提出的“打响‘海上花园，快乐玉环’战略品牌，建设实力玉环、秀美玉环和文明玉环”的号召，落实县委、县政府和城关镇办事处相关文件精神，结合企业实际，齐抓共建，开展了一系列丰富多彩的企业文化建设和社会实践活动，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效果，并增强了企业凝聚力。

一、“三个代表”指航向，以人为本树榜样

随着民营私营经济高速发展，员工流动性也日趋频繁，如何稳定员工思想并有效地调动员工积极性、创造性就显得更为重要。公司领导层已经充分地认识到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力度对增强企业凝聚力、提高员工主人翁意识、促进企业文化建设和发展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和作用。而且，全县经济快速增长，社会物质生活水平也不断提高，企业如果不重视员工的基本需求，不能满足员工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的需要，那么企业也将会失去稳定发展的基础。为此，公司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组成了以党支部书记任组长，工会主席为副组长、党支部全体委员、工、青、妇组织负责人、办公室主任为组员的工作领导协调小组。工作小组切实有效地组织各责任部门学习、宣贯思想政治工作，并制定了思想政治工作计划和检查考核制度，把它作为部门和个人年终考评的重要依据。这样，不仅做到了目标明确、奖罚分明、措施有力，而且还促进了活动开展经常化、制度化。

与时俱进话普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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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国家从1985年制定第一个五年普法规划至今，已进入实施第四个五年普法规划的最后一年。近20年来，作为民主法制建设重要基础的法制宣传教育工作，紧紧围绕党和国家的工作大局，紧密结合国家民主法制建设的发展和需要，宣传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基本方略，宣传民主法制思想，宣传宪法和国家的基本法律，在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推进依法治国方略的实施中，发挥了不可抵估的基础性作用，收到了良好的社会效果。在与时俱进的今天，构建和谐社会已成为当前的主旋律，党中央明确指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笔者以为：和谐社会的内涵要比法治社会的内涵广，今天我们基层谈普法，要有新内容、新思路、新载体、新举措，要与时俱进，开拓创新，从而推动普法工作上再新台阶。

一、“学法”与“倡德”结合起来，普法要有新内容

以人为本，在以德治国的基础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因此普法内容要增加“倡德”的部分。道德是法治的基础，是实现社会和谐的基础。面向基层百姓，要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的相结合，帮助人民群众增强法制意识，同时促进公民道德建设。要发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在全社会倡导爱国守法、明礼诚信、团结友善、勤俭自强、敬业奉献的基本道德规范，广泛开展社会公德、家庭美德为基础的精神文明建设。针对社会成员不同的利益需求，将社会主义思想道德有机地融入不同的社会群体、家庭，植入人心，逐步形成习惯、传统，使之成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牢固基础。另一方面，我国教育体制存在着先天的不足，重智力学习，轻德育培养。从小学到大学没有系统的育人处世的学科，仅是老师的片言只语、言传身教，什么“仁义礼信、忠孝廉耻梯”、“为人处事谦逊忍让”在一些人的头脑中没有根深缔固的概念，“激情犯罪”“义愤违法”的情形在农村中还常常可以见到，因此，既要以案释法，又要教人处事，教育群众摒弃武力解决，逐步形成了“平时注重学法、日常生活守法、出了问题找法、解决问题靠法”的风气，从而夯实司法基础，创建和谐家庭、和谐社会。

二、“被动接受”与“主动参与”结合起来，普法要有新思路

本文作者：宋海春于泓工作单位：东北师范大学中共辽源市委党校

“依法执政首先要依宪执政”［1］，这不仅阐明了依法执政与依宪执政的关系，即依宪执政是依法执政的前提和基础，依法执政是依宪执政的具体化与落实［2］，更表明中国共产党对执政规律的认识的进一步深化。然而，依宪执政毕竟是一个具有丰富内涵的历史性、现实性、理论性和实践性的命题，如何使依宪执政从理念转化为常态，是摆在执政党面前的一个重大课题。本文认为党的宪法思想的与时俱进是依宪执政题中的应有之义，党的思想解放引领着党的宪法思想的与时俱进。

一、依宪执政理念形成的几个关节点

中国共产党依宪执政理念的形成并非一蹴而就，它经历了一个长期探索的过程。其中有几个重要的关节点对于这一理念的形成至关重要。首先，自新中国成立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党对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有了初步的认识。中国共产党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胜利，拥有了在全国范围内执掌政权的执政地位，这是历史的必然和人民的选择。但在取得政权之后如何执掌政权，则成为摆在中国共产党面前的一个亟待解决的重大课题。在破解这一难题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对如何执政有着初步的思考：“党无论在什么情况下，不要把党的机关的职能和国家机关的职能混同起来。党不能因领导政权机关就包办政权机关的工作，也不能因领导政权机关而取消党本身的职能”［3］2－3。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的任务基本完成之时，时逢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正经历着新的挫折。党在反对苏联全盘否定斯大林的同时，也从斯大林粗暴践踏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的错误中吸取了深刻的教训，并结合中国实际进行了认真的反思。董必武同志在党的八大的发言中指出：“现在无论就国家法制建设的需要来说，或者是就客观的可能性来说，法制都应该逐渐完备起来。法制不完备的现象如果再让它继续存在，甚至拖的过久，无论如何不能不说是一个严重的问题。”［3］302他明确提出“有法可依，有法必依”的法制原则，指出依法办事是法制的中心环节。在党的八届二中全会上，刘少奇同志又进一步提出要扩大社会主义民主、限制领导人的权力、加强对领导人的监督等思想。从党的八大的精神和会议前后中央领导人的讲话中可以看出，党对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依法执政等问题已经有所触及。然而，由于诸多原因所致，从1957年下半年开始，党内“左”的错误使“人治思想上升，法治思想削弱”［4］，党的八大确定的路线和许多正确意见不仅没有能够在实践中坚持下去，相反却出现了以党代政，党政不分等与社会主义法制相背离的严重错误，以至于最终酿成了“”十年大动乱的历史性悲剧。其次，十一届三中全会至党的十六大，党对如何执政的探索进一步深入，对依宪执政的认识逐渐明晰。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标志着党开始了拨乱反正的伟大工程，党深刻总结了建国以来执政的经验教训，特别是针对党和国家领导制度存在的严重弊病，郑重地提出了改革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问题，而且随着实践的深入，党对这一问题的认识也更加深化。党的十二大报告指出：“党不是向群众发号施令的权力组织，也不是行政组织和生产组织。党的领导主要是思想政治和方针政策的领导，不应当等同于政府和企业的行政工作和生产指挥”，并将“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这一深刻认识写入党在十二大修改的党章中。之后，又在党领导制定的八二年宪法中规定“政党必须以宪法为根本的活动准则”，将这一深刻认识上升到宪法的高度。这足以表明党要守法的决心，也表明党已深刻认识到在执政方式上法治优于人治的本质。党的十三大更明确提出了“应当改革党的领导制度，划组织和国家政权的职能，理顺党组织与人民代表大会、政府、司法机关、群众团体、企事业单位和其他各种社会组织之间的关系，做到各司其职，并且逐步走向制度化”，从而确立了执政党领导职能改革和转变的总体原则和方向，体现出“党在探索党政关系问题上的重大进步。”［5］党的十四大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使党在领导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伟大实践中，越来越感觉到从制度层面上明确法治状态下的执政方式的必要。党的十五大提出了依法治国的新的治国方略，使我们党得以站在法治高度重新把握党政关系问题，标志着党对依宪执政的探索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再次，十六大以来，党进一步明确了依宪执政的治国理念，实现了执政方式的巨大转变。党的十六大“坚持依法执政，实施党对国家和社会的领导”的提出，表明党在历经数十年执政实践之后对执政方式做出了重大转换。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更进一步明确指出“依法执政是新的历史条件下党执政的一个基本方式”，并将“依法执政”确立为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总体目标之一。在首都各界纪念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五十周年大会上，同志明确指出：“依法治国首先要依宪治国，依法执政首先要依宪执政”。在这里，依宪执政的提出，表明党对执政方式的认识的进一步深化，是“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原则的具体化，反映了全党对解决党政关系这一重大问题的新的理论觉醒。

二、党的宪法思想的与时俱进是依宪执政题中应有之义

依宪执政，就是中国共产党依据宪法规范、宪法原则和宪法精神治国理政。其实质是侧重于处理党与国家政权的关系，要求执政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执掌和运用国家权力。首先，依宪执政必然是以宪法为最高法律效力。一般说来，宪法的最高法律效力也称宪法至上，一方面是指任何普通法律、法规的制定都要以宪法为依据，都不得与宪法的原则和精神相违背；二是指宪法是一切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和全体公民的最高行为准则。从实质上看，“宪法是人民权力和公民权利的集中反映，宪法的权威就是人民的权威”［6］，基于此，依宪执政就是要求党在执政时，不仅要依宪领导人民制定法律，也要求所制定的政策不得与宪法相违背；不仅要依宪行使执政权，也要求政党自身的活动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进行；不仅党自身要维护宪法的尊严，保证宪法的实施，对其他组织和公民是否违宪也负有监督的职责。可以说，依宪执政既体现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更彰显了党对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维护。其次，依宪执政必然要求宪法的与时俱进。作为国家的根本法，宪法的变化直接关系着国家和社会的稳定，任何统治者都极力维护宪法的最高法律效力，保持宪法的稳定，从而维护国家和社会的正常秩序。那种“朝令夕改”、“模棱两可”的不确定的宪法不仅不能带来稳定和权威，更会因人们无所适从而丧失效力，甚至导致混乱。然而，宪法的稳定也只是相对的。宪法不是从来就有的，它只是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具有历史性。由于社会实际总是处于不断的发展变化之中，这就决定了宪法与社会实际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是永恒的。因此，尽管因宪法具有适应性的特点，能够在极大的空间内适应社会的发展变化，极力保持自身的稳定和权威，但这并不能保证既定的宪法永远处于静止不变状态。那种“一劳永逸”的宪法是不存在的，只有与时俱进的宪法才更具权威作用。对此，党的新一代领导集体深刻地认识到：“实践没有止境，宪法也要随着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完善。要适应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发展要求，根据实践中取得的重要的新经验和新知识，及时依照法定程序对宪法的某些规定进行必要的修正和补充，使宪法成为反映时代要求、与时俱进的宪法。”［7］再次，宪法的制定和发展是不可能自发完成的，而是一个有领导的秩序过程。纵观世界宪法发展的历史，不难发现，任何国家宪法的制定都会受到社会主流宪法思想的深刻影响。西方各国宪法均是以一定的宪法思想为基础确立起来的：英国虽没有成文宪法典，但戴雪的宪法思想对于确立英国议会至上的宪政制度以及确立司法权威都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体现启蒙思想家的天赋人权理念的《人权和公民权利宣言》，在法国的各部宪法中都是必然组成部分；美国的《独立宣言》更是比较系统地体现了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启蒙思想家们的天赋人权理念。在我国，党和政府“开创了一种典型意义上的‘权威推进型’法制变革模式”［8］，宪法制定和发展的过程实际上就是党通过立法建议的形式，把党的意志主张提交人民讨论，转化为人民的意志和国家的意志，制定为国家的宪法。在这一过程中，党的宪法思想对我国宪法的性质和内容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最后，依宪执政是与中国正在进行的社会转型同时进行的。“社会转型内在地包含着法律理念特别是宪法理念的转型，……而社会转型的首要内容无疑是社会经济的转型，即由传统的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现代市场经济是滋生现代宪法新理念的最好土壤。”［9］由于我国现行宪法是在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基础上由党领导制定的，其所遵循的理念也必然带有以国家为本位的倾向。虽然它的存在有其一定的合理性，但这种建立在计划经济体制基础上的宪法理念已经成为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的重大思想障碍。作为领导人民制定和发展宪法的执政党来说，不失时机地更新自己的宪法思想，不仅关系到党能否有效执政，也直接影响着我国的宪法发展乃至法治建设的进程。党的宪法思想的这种作用，源于党在理论、纲领和组织上的先进性，源于中国近现代各种社会矛盾运动的必然结果，源于中国人民长期革命和建设改革实践过程中的历史选择。由上述分析可见，党的宪法思想的与时俱进，既满足了宪法作为权威的需求，也符合宪法发展的内在逻辑，是中国共产党依宪执政的题中应有之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