蕴涵范文10篇

【摘要】本文尝试引鉴逻辑的蕴涵理论对汉语的语句语义进行探讨分析。语义蕴涵主要是解释蕴涵，

解释蕴涵完全抛开表层形式，只凭对语句语义的理解而进行。运用解释蕴涵可以作语义鉴别和语义比较。语

义鉴别是对单个语句的语义性质进行认定，可将语句区分为单义句、歧义句、重复句、矛盾句等；语义比较

是对多个语句间的语义关系进行认定，可将语义关系区分为同义关系、矛盾关系、对立关系等。

【关键词】语义蕴涵虚指蕴涵解释蕴涵单义句歧义句重复句矛盾句同义关系矛盾关系

对立关系

【摘要】本文尝试引鉴逻辑的蕴涵理论对汉语的语句语义进行探讨分析。语义蕴涵主要是解释蕴涵，

解释蕴涵完全抛开表层形式，只凭对语句语义的理解而进行。运用解释蕴涵可以作语义鉴别和语义比较。语

义鉴别是对单个语句的语义性质进行认定，可将语句区分为单义句、歧义句、重复句、矛盾句等；语义比较

是对多个语句间的语义关系进行认定，可将语义关系区分为同义关系、矛盾关系、对立关系等。

【关键词】语义蕴涵虚指蕴涵解释蕴涵单义句歧义句重复句矛盾句同义关系矛盾关系

对立关系

体育电影除了具备其他类型的电影的娱乐、教育等功能以外，还能够促使我们更加清晰地认识自我、改进自我。在我国电影发展的初期就已经有了体育电影，早在20世纪初期我国就已经拍摄了纪录片。如第1届远东运动会就是在日本拍摄的。早期的体育电影仅仅是一个非常独特的文化符号，仅仅是当时都市的一种时尚生活的反映。从20世纪初体育题材才开始与电影艺术有机结合，在当时，体育其实是一件非常时尚的事情:体育电影是利用体育竞技比赛来展现人性的方方面面，这种竞技形式不仅仅是纯粹为了获得奖牌而展开竞争，它还具备一定的教育意义。体育题材的电影传播通常是将情节与体育进行完美融合，在电影院这种比较独特的环境下，观众更加容易接受，特别是将体育比赛与故事情节有机结合的传播形式，让广大观众通过体育题材的电影树立科学的信仰、价值观、道德甚至是认识更深层次的文化精神。体育电影在呈现人体的健美和体态端正的前提下，更为关注的是充分体现运动员敢于迎接挑战、艰苦奋斗，努力争取最终胜利的精神，以便实现激励广大青少年积极向上、战胜自我的教育价值。体育电影对于培养广大青少年树立科学的体育观念以及健康的价值体系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

体育电影的影像蕴涵的意义

体育电影是将体育与影像艺术有机融合的一种综合艺术，它以特殊的视听语言形式使体育运动中所反映的奋发有为的魅力融入到电影中去，不仅使体育文化与精神能够有效地传播，同时也使电影的形式和内容更为丰富多彩。如今体育运动早就不是单纯的埋头苦干，而是通过艰苦训练与技巧性的训练有机结合，进而取得理想的体育效果。体育电影不但可以很好地反映本国的体育文化，更是反映国民精神的一种良好的形式，是促进国际交流与合作的一个有效渠道。体育电影是社会文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表现形式，蕴涵了十分丰富的人文主义情怀，是社会价值、思想意识、社会风气、行为规范的真实体现。大部分体育电影的故事情节都是取材于真实的体育故事，这种题材可以有效地抓住观众的内心世界，以现实生活改编而来的精彩故事与现实生活更加贴近，更有利于对观众进行教育，对观众产生的影响也更有信服力。伴随我们国家的电影事业的迅速发展与壮大，我们当前的体育电影不仅仅具备单一意义上的娱乐以及消遣的价值，当前很多体育电影导演正努力尝试利用体育电影题材为人们呈现出具有更强艺术价值的影像作品。体育电影主要通过体育竞技的残酷竞争性、体育人物的百折不屈、敢于拼搏以及超常的智慧完美结合的影像，生动地呈现出体育人物的性格和内心情感。体育电影通过展现电影人物在训练过程中的勤奋、刻苦，以振兴国家、民族的精神力量为中心主题，从而激励人们奋发拼搏的民族精神。体育电影中的主人公经过长期坚持不懈的奋斗，通过在体育赛场上取得的胜利、转变中国以往在世界人民心中“东亚病夫”的负面形象，而支撑电影中的主人公奋勇拼搏的主要是他们身上那种非常强烈的民族尊严与自豪感。在中国的近代历史上，中华民族长期遭受各种磨难和耻辱，而在民族奋起当中，中国一直在为重新获得全世界的尊重而不懈努力奋斗。因为任何一个民族的强大必须建立在拥有十分强健体魄的国民基础之上，而中国的国民由于历史和自身体质的原因，曾经被日本侵略者称之为“东亚病夫”。体育竞技其实是国家之间的竞争与较量，因此，必须强化体育锻炼，进一步提升中国国民的整体体育素质。体育水平的高低与一个国家的荣辱兴衰密切相关。任何时期、任何时代背景的体育电影其最大的期许、愿望以及所传递的主要民族精神是为了彻底扭转世界人民对中国是一个体育弱国的观念。因此，振兴体育自然而然也就成为振兴中国综合国力的一个十分关键的标准。大部分的体育导演也是这样一群具有十分强烈的民族忧患感、自尊心、自豪感以及使命感的艺术家，他们所拍摄的体育题材的电影作品也是这种情感的集中体现。体育电影在讲述运动员成长的过程中，描绘了各种各样的坎坷遭遇，进而深入揭示了个人的命运与社会、时代密切相关。体育电影中的人物经过自身长期不懈地艰苦奋斗，在追求卓越和尊严的生命历程中确立了奥运会长期以来所提倡的宗旨，也就是与现代人文精神的完美融合，他们在体育运动的竞争过程中正是以其融入血液中的民族自觉意识实现了一次又一次的顽强奋斗、努力拼搏、永不放弃、虽败犹荣的精神之旅。在体育电影中，体育运动所呈现出来的“力”与“美”的结合是一种个人理想以及民族意识的充分体现，正是这种单纯的、积极进取的精神深深地感动了无数的观众。在体育电影中，身体并非是运动的唯一主题，电影的最终目的是透过身体力与美的完美结合呈现出一种感性意象的审美，观众通过对于相对静态的形式的感悟，产生一种不同于体育活动的身体物理张力的视觉样式以及景观结构，从而达到一种更深层次的美感享受。体育电影不仅需要呈现出运动员身体的技术动作，还必须通过选择和不断切换来获得超现实的穿越式感官享受。在比赛场景中，通过影像的特定艺术手法让运动员的身体能够爆发出极富想象力的高难度技术动作，通过电影镜头的有效组接，从而清晰地展现他们灵活的自然肢体活动，并且透过赛场上那种极富煽动性的音乐以及音响效果，激发观众对于英雄人物的崇拜，体育电影那种振奋人心的无穷魅力在观众酝酿已久的内心世界油然而生。

中国体育电影事业的发展前途

由于现代电影事业的迅猛发展，中国体育电影肯定会有一个十分美好的发展前途。我们有着非常良好的外部发展环境，如何使外部环境与内在意蕴完美融合起来是发展现代体育电影必须面对的一个重要课题。中国电影人必须打破传统理念模式的限制，寻求一个符合现代体育电影发展要求的框架结构，以全新的理念，运用科学先进的技术手段把中国体育电影打造成一个极富时代特色的艺术作品。现代优秀的体育电影将人性思考的主题巧妙地融入其中，在这种理念的引导下，电影透过体育人物的感人故事反映对生命自身的礼赞。体育电影作为一种独特的电影类型，要求注重研究并满足社会主流心理需求与愿望。而部分体育电影创作人员将体育电影单纯地理解成“励志”。诚然励志也是体育电影的一个十分重要的主题，然而绝非唯一的主题，一部优秀的体育电影应当对励志主题作进一步的拓展。体育电影的主人公必须通过体育竞技进一步探索人生的意义和生命的真谛，战胜各种困难与挫折，实现个人梦想的不断超越。体育电影是讲述体育运动相关的社会生活故事片，主人公的命运、故事情节应当与竞技项目、体育事业有机联系起来，精彩、激烈而紧张的体育比赛场面非常多。对于体育而言，其最终目标并非竞结果，竞技自身也并非最终表现对象。力与美不过是体育电影的表象，梦想才是其核心，而始终贯穿全过程的是情感或情趣。一部优秀的体育电影，能够给观众更多的价值启示以及精神鼓舞。创新是一种积极进取的精神体现，特别是体育电影这种艺术，更需要通过不断创新以寻求在艺术上不断获得突破。在我们国家的各项文化事业的改革与创新改革中，体育电影也必须进行不断改革与创新，在充分参考、借鉴传统体育电影的优点的基础上，注入更多符合现代社会发展要求的新鲜元素，为体育电影的快速发展提供更加强劲的动力。

结语

“以人为本”的伦理价值取向

“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思想基石。将人的生存与发展当作最高的价值目标，一切为了人，一切服务于人，在“以人为本”中所体现的这种以人的健康生存与全面发展为中心的伦理价值取向为科学发展观的伦理合法性提供了充实依据。“以人为本”的伦理价值取向反映了科学发展观的本质特征，即人在经济与社会发展中理当占居的主体性地位，它与“人类中心论”或“生态中心论”的伦理价值取向均有质的区别。“人类中心论”是旧式现代性的产物或者可以说是物质主义与科学主义畸形结合的产物，它片面地推崇工具理性，单纯地追求对自然界的征服和占有，忽视了人对自然环境的有效保护和良性创造；这不仅在社会关系层面使人变成丧失自身类的本质属性、物化了的“单面人”，并且在经济与社会发展层面上最终破坏了人类与作为自己对象化的自然界的主、客体相统一的融洽关系，使人类精神沦落为一种群体的“利己主义”。

“以人为本”中的人既非莱布尼茨的“单子”式的个体，也不是存在主义意义上的孤独的个人，而是涵蕴着集体主义精神的群体之人。这种人既有艰苦创业的决心和毅力，也有团结协作的热情和智慧，其群体的道德凝聚力和向心力远非个人中心主义孤傲与浮华的道德弱势可比。“生态中心论”虽然克服了“人类中心论”对自然环境所持的不择手段地加以征服的沙文主义倾向，并且超出其狭隘的伦理视野，把自然界纳入人的道德研究领域，但由于它完全抹杀人与其它动物或植物的本质性区别，忽视人的历史性和全面性，忽略价值与事实的差别，从而深陷泛灵论和自然主义错误之中。“生态中心论”中的泛道德主义倾向实际上弱化了人作为万物之灵的道德主体地位，最终导致人在处理与自然环境的关系时，无从发挥自身的伦理主动性和道德创造性。

经济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之最深层的动力是具有优良人格素质和高度理性良知的现代人，而这就要求给予人以深切的眷注和关怀。张登巧认为：“发展伦理学的人学实质是人的发展，其价值取向是为人的，人是发展伦理学产生和发展的基础和轴心。”（《道德与文明》，2005年第1期）在这种意义上，可以说“以人为本”也就是尊重人、关心人、信任人、提升人和完善人，并且一切为了最大多数人的根本利益。人是自然界的产物，同时人又将自然界对象化而成为发展的主体；这种双重身份决定了人既永远不可能完全摆脱自然界的束缚，又不甘于这种约束而不断地努力以便超越自然界。恩格斯曾就此论道：“我们统治自然界，决不象征服者统治异民族一样，相反地，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大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存在于自然界的；我们对自然界的整个统治，是在于我们比其他一切动物强，能够认识和正确运用自然规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18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归根到底，数百万年以来自然界对人的选择，实际上就是它自身存在方式与活动方式的历史进化；作为自然界自身发展的代言人，人类的利益与自然界的福祉别无二致。倡导“以人为本”的伦理价值取向，意在矫正以往见物不见人的发展主义的偏差，张扬人作为社会历史发展主体的积极性和能动性，从而在将“人为自然立法”纳入“人为自己的行为立法”的过程中，使人的行动上的道德自由与自然界的必然性更为一致。我们可以看到，在科学发展观中所蕴涵的“以人为本”的伦理价值取向，它不仅具有“让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的现实社会意义，更含有“人的全面发展是可持续发展的核心要素”的历史文化价值。“以人为本”，并不意味着人类可以凌驾于自然界之上，随心所欲地向它索取，也不表现为人们可以摆脱“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社会伦理规范，去寻求所谓绝对自由。相反，“以人为本”的伦理价值取向无论在人与自然的关系，还是在人与人的社会关系的范围内，均提示着人的责任和义务。只有在面对自然时和身处社会中均能具有高度责任意识和强烈义务感的人们，他们才能全面地挖掘自身在思想道德、科学文化、心理认知、生活审美等各方面的潜力，于不断地推动经济与社会和谐发展的同时，也逐步地实现自身的全面发展。

以和谐为主导的伦理认知方式

追求和谐是中国哲学的根本品格，它反映着中国文化的精神实质。传统儒家哲学是一种以道德为本体的社会哲学，它向人们展示的是一种以“仁义为本，孝悌为用”的高度重视人际关系和谐的伦理道德学说。在儒家伦理文化传统中，个人、社会、家庭三者之间是共生与协调的关系；儒家的修身即是通过向内修德的方式去教化个人善待自己、他人和社会，例如先秦儒家所倡导的“中和”、“忠恕”、“和为贵”、“厚德载物”、“和而不同”等精神以及礼仪文化早已渗入民众的人伦日用之中，成为他们处世的伦理方法和道德准则。北宋名儒张载推崇“民胞物与”的理念，认为人和万物均由天地所生，性同一源，本无阻隔；这种仁爱普适性的传播,向世界展示了中国人的伦理认知水平及其道德境界。道家哲学是一种以“道”（按黑格尔的理解它就是超自然的原始的理性）为本体的出世哲学，其伦理思想的精粹体现在如何建立与保持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方面，譬如“天乐”、“德兼于道”、“道法自然”等理念即是如此。道家主张绝圣弃智，返朴归真，以致厌恶技术的应用，发出“有机械者必有机事，有机事者必有机心”（《庄子·天地》）之论，这当然有其偏颇的一面,但道家大胆质疑技术理性的绝对合理性，倡导人与自然的和睦相处，也有其保护环境，造福人类的积极的一面。在道家一系列有关人与自然关系的思想观点中，也蕴涵着人与人的关系，表达了特定的伦理价值理念和道德价值关系；所谓“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老子·第42章》），不仅象征着自然关系的交融，而且隐喻着人际关系的谐和。墨家强调“爱无差等”，主张为人之道要“兼相爱，交相利”（《墨子·兼爱中》）这种伦理思想反映了古代中国人企求在经济与社会活动中通过互爱互助去实现社会和谐与安康的善良道德愿望。在中国历史上，经过文化的碰撞和磨合，儒墨思想的互补成为现代义利统一观的源泉，而儒道思想的互补，则使天道与人道以及自然与人为相通、协调、统一，从而实现了“天人合一”的思想飞跃。道德的衰退和自然生态的破坏是当代人类的生存与发展所面临的两个严重的威胁。传统中国哲学中所蕴涵的“和谐”这一伦理理念有助于唤醒人的道德自觉，唤起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富有责任心和义务感的伦理情感，有益于人类遏制上述威胁的增长，并且因此而成为我国当代科学发展观赖以形成的重要思想文化资源。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提出，既是忧国、忧民和忧党的大局意识的集中体现，又是解决两大历史性课题的根本出路

□如果党处在执政地位而不加强自身建设，不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不能始终成为“三个代表”，就有可能会丧失执政资格

□坚持党的先进性之所以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核心问题，是因为它站在时代的高度，深刻地总结了我们党和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经验，深化了对党的先进性的认识

在新世纪新阶段，我们党开展的以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主要内容的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是深入学习和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重要举措和有效途径。其核心是要深刻领会和理解“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所蕴涵的先进性，按照“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新要求，不断增强党的执政意识，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实现党的执政使命。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始终坚持党的先进性的紧迫要求

近年来，党的建设得到了全面加强，党的思想建设、政治建设、组织建设和作风建设的良好传统和优势进一步得到巩固和发展。但是，21世纪国内外形势发生了深刻变化，我们党在肩负艰巨历史使命的同时又面临着种种严峻考验，党内尚有许多与形势和任务不相适应的地方。特别是在党风建设方面，仍有不少令人忧虑的现象和问题亟待解决，这包括，思想作风、领导作风、生活作风等不过硬，党内还存在着腐败现象，这些都对党的执政危害极大。因此，我们必须按照“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要求，切实解决这些问题，使我们党永葆先进性，始终成为“三个代表”。在新的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在自身建设中要特别注重解决两大历史性课题：一是不断提高领导能力和执政水平，二是不断增强拒腐防变和抵御各种风险的能力。“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提出，既是忧国、忧民和忧党的大局意识的集中体现，又是解决两大历史性课题的根本出路。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提出，既是忧国、忧民和忧党的大局意识的集中体现，又是解决两大历史性课题的根本出路

□如果党处在执政地位而不加强自身建设，不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不能始终成为“三个代表”，就有可能会丧失执政资格

□坚持党的先进性之所以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核心问题，是因为它站在时代的高度，深刻地总结了我们党和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经验，深化了对党的先进性的认识

在新世纪新阶段，我们党开展的以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主要内容的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是深入学习和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重要举措和有效途径。其核心是要深刻领会和理解“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所蕴涵的先进性，按照“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新要求，不断增强党的执政意识，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实现党的执政使命。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始终坚持党的先进性的紧迫要求

近年来，党的建设得到了全面加强，党的思想建设、政治建设、组织建设和作风建设的良好传统和优势进一步得到巩固和发展。但是，21世纪国内外形势发生了深刻变化，我们党在肩负艰巨历史使命的同时又面临着种种严峻考验，党内尚有许多与形势和任务不相适应的地方。特别是在党风建设方面，仍有不少令人忧虑的现象和问题亟待解决，这包括，思想作风、领导作风、生活作风等不过硬，党内还存在着腐败现象，这些都对党的执政危害极大。因此，我们必须按照“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要求，切实解决这些问题，使我们党永葆先进性，始终成为“三个代表”。在新的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在自身建设中要特别注重解决两大历史性课题：一是不断提高领导能力和执政水平，二是不断增强拒腐防变和抵御各种风险的能力。“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提出，既是忧国、忧民和忧党的大局意识的集中体现，又是解决两大历史性课题的根本出路。

本文作者：许永强贾爱英工作单位：北京大学法学院

一、问题的提出

中国是一个文化古国,具有灿烂的历史文化传统,其中当然包括博大精深的法律文化,并形成了特色鲜明的中华法系。鉴于中华法系诸法合体、以刑为主的法律结构模式,我们有理由推断刑法文化在传统法律文化中具有主导地位。对于我国刑律发展、演变的历史,应当放在中华法系发展、演变的历史中进行研拟当庭宣读、出示的证据复印件、照片,也应当要求公诉机关将拟当庭宣读、出示的全部证据复印件、照片提交法院,以体现控辩双方的诉讼地位的平等性,这也是符合刑事诉讼立法的公正目的。虽然,一些学者提出采取日本公诉案件的起诉状一本主义¹,但笔者认为起诉状一本主义不符合我国国情。因为我国的刑事诉讼制度追求的是以快捷方式审理案件,开庭通常只是一次,公诉机关举证的方式大都是宣读和出示证据,控方证人大都不在法庭上进行质证,被告人的质证权利并没有充分地发挥出来,辩护人取证的能力还非常薄弱。2、充分保障被告人的质证权利对控方提出的证人证言,被告人要求质证的,法庭应当予以保障。法庭应当通知这些证人出庭做证和接受质证,否则,该证人的证言不能作为证据。美国刑诉法规定证言必须在法庭上提供º。法国刑诉法规定证人必须到庭作证,如证人不到庭的,法官可以推迟到下一开庭期审理,也可以将其拘传到庭或并处罚金»。德国和日本刑法也规定了证人有出庭的义务¼。通过被告人和证人面对面的直接质证,保障了被告人的质证权和辩护权,提高了证人证言的效力,提高了审判的透明度和法庭的公信度,提高了案件的质量,节省了诉讼资源,保证了司法公正。3、保障律师调查取证权的充分行使如前所述,我国5刑诉法6第37条的规定限制了律师调查取证权的行使,应予完善。如果辩护律师的调查未被许可或者同意,因此申请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收集、调取证据的,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不得以找不到人作为收集、调取不到证据的理由。辩护律师对不同意接受调查的人员,有权请求法庭通知其出庭作证,对拒不到庭作证的,法庭应以妨害作证罪处理。这样做律师的调查取证权才会落到实处,也将使法庭更加全面客观地掌握案情,保障案件审判的公正性、准确性。4、解除律师调查取证的后顾之忧如果本案的侦查、公诉机关认为辩护律师涉嫌毁灭证据、伪造证据或者妨害作证,应当进行回避,负责将有关材料报告上级机关。如确需立案侦查的,由上一级公安机关直接立案侦查,或者指令下级其他公安机关立案侦查。这样做,既体现了法律的威严,要求律师必须依法执业,亦体现了法律对律师执业的慎重保护,较大程度地解除了律师调查取证的后顾之忧。究。目前学界对于传统刑法文化的研究存在重视程度不足、挖掘力度不够的状况,比较突出地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没有将刑法制度史与刑法思想史作为一个有机整体进行研究。目前国内尚没有一部专门研究我国刑法思想的理论专著,关于刑法思想史的研究只能借助一般的法律思想史和部分刑法制度史资料进行,还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体系。(2)没有处理好传统刑法文化研究与解决现实刑法理论实践问题之间的关系。在对待传统刑法文化和现实刑法理论问题上,不论是理论研究部门,还是司法实践部门,都各自为政,没有将二者有机地结合在一起研究。(3)没有协调好继承传统刑法文化与借鉴国外刑法先进经验之间的关系。建国初期,刑法学领域以苏联为师;期间经历砸烂公检法;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刑法学的研究走上了多元化的道路。与借鉴国外经验的实践相比,对传统刑法文化的研究就冷清得多,这方面的研究工作亟待开展。

二、传统刑法文化的渊源

从文化的渊源考察,中国传统文化是在中原地区的农耕文化和西北地区的游牧文化各种基因的冲突与融合过程中逐渐形成的。这两种文化分别产生了具有代表性的儒家思想和法家思想,二者在中国法律文化的发展中发挥着关键的影响作用,成为中国法律文化的主干。经过一定时期的竞争与冲突之后,儒法思想紧密结合,形成了以儒家的礼教为中心,以法家的刑赏为手段的强调集体凝聚力、强调人与社会相和谐的中国刑法文化体系。中国传统的法律价值体系是建立在国家本位的基础上的,漫长的封建社会的权利结构是在自然经济的土壤上宗法制度与集权制度的密切结合。相对于西方而言,我国没有形成市民社会基础上以权利为本位的国家权利结构和法律体系。所以,犯罪也不被视为对划分为公权和私权的权利形式的侵犯,而是对整体的国家礼法秩序的破坏。5史记#太史公自序6中有载:礼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后。先秦时,诸子百家思想荟萃,以儒法两家影响最大;秦朝统一后,尊崇法家,抛弃礼仪,专任法律,在维护皇权至高无上和加强中央集权过程中走向了刑治的极端。因此,不久即被推翻。从汉代始礼法结合并走向发达。之后,经历代损益,到唐朝时发展至鼎盛时期。5唐律6被誉为中华法系的典型代表,最为简明得当,也是礼法结合的典范。直至晚清的变法修律方开始引进西方的法律观念和制度,由礼法结合走向礼法分野。实际上,由于中国古代的法律体系结构一直为诸法合体、以刑为主,所以,现在世界上许多国家普遍承认与适用的刑法原则、制度最早是在中国的刑事立法中得到确认的。如:最早区分故意犯罪和过失犯罪的司法原则(5尚书#大禹谟6中即有宥过无大,刑故无小的记载);最早对共同犯罪成员实行区别对待的司法原则(始见于5尚书#胤征6);最早的正当防卫制度(始见于5周礼#秋官6);最早的自首制度(始见于5秦简#法律答问6)等等。¹历史上的成功和进步都是多种文化交汇的结果。中国传统刑法文化的发展史也是在中国大陆进行的多民族刑法文化的交融史。一方面是中华民族内部的融合,如元代禁止溺婴、堕胎等法律就是蒙古族统一全国以后其原始平等观念的体现;另一方面是中华民族与外部法律文化的融合,如本世纪2年代国民党第一部刑法典就吸收了德、日、意等国家刑法中社会防卫主义和主观人格主义的精神,主张以犯罪动机作为定罪量刑的主要依据,还特别增加了保安处分专章,对有犯罪行为或犯罪嫌疑、犯罪危险的人,为预防犯罪或再犯罪而采取社会防卫手段。这种融合是与中国传统刑法文化的解体同步进行的。传统刑法文化是从内向融合走向外向融合的,内向融合表现了传统刑法文化的生命力,而外向融合则标志着传统刑法文化的飞跃与新生。

三、传统刑法文化中几个突出的问题

【摘要】自启蒙主义思想产生伊始，戏剧与电影就以其与社会文化紧密联系的特性成为启蒙思想最合适的载体之一。本文以易卜生的《玩偶之家》为案例文本，从易卜生文本中所蕴含的启蒙思想出发，分析其流传到中国时所经历的戏剧与电影化的改编，进而分析启蒙主义思想对中国戏剧与电影文化的冲击。

【关键词】玩偶之家；启蒙；戏剧；电影

一、《玩偶之家》中的启蒙精神

启蒙运动是西方继文艺复兴之后的第二次思想解放运动，它以“人本主义”和“理性主义”为核心概念，确立起自由主义的价值原则，以反对一切形式的语言霸权作为自己的旗帜。[1]易卜生被称为“现代现实主义的创始人”，其作品精髓在于其根植于启蒙主义所代表的人本与理性的基础之上，“要人从‘依附’走向‘独立’，从奴隶、臣民变成公民和主人。”[2]在具体的表现形式上，胡适先生在《新青年》杂志上所发表的《易卜生主义》中这样形容：“他知道世上没有‘包医百病’的仙方，也没有‘施诸四海而皆准、推之百世而不悖’的真理。因此，他对于社会的种种罪恶污秽，只开脉案，只说病状，却不肯下药。”《玩偶之家》作为易卜生广受大众了解的代表作，其中的“娜拉”这一人物形象可被视为其启蒙思想的化身。从“人本主义”的角度出发，“娜拉”所有行动的出发点都是她自身的感受。她爱着自己的丈夫，愿意尽自己的全力为他做任何事。小到穿衣打扮，大到冒名借债为他看病，她的丈夫想让她变成自己“可爱的小鸟”，她便努力扮演着这么一个角色，在一定程度上牺牲自我，依偎在他的身旁。但同时，随着丈夫的抛弃，“娜拉”意识到自己生活在一个谎言之中，不愿再作为一个“玩偶”活在笼中的她，随即决定离开这个冷漠无情的家。从“理性主义”的角度出发，“娜拉”的行动没有被以往的传统观念所束缚，成为丈夫手中被教导的“可爱的小鸟”。在娜拉做出出走的决定时，她的丈夫对她提出一系列质问：“你最重要的责任呢？你的丈夫和你的孩子。”“你说出这样的话说明你还是个孩子，你太不了解咱们这个社会了。”在这一系列质问之下，“娜拉”的回答是：“我是不了解，所以我要去学习，我要弄明白，究竟是社会正确还是我正确。”由此可以看出，“娜拉”拥有了那个时代极为宝贵的理性精神。面对所发现的问题，她不只是从以往的历史经验中来判断，而是去质疑，质疑这一事件的逻辑，质疑这个社会本身是否合理，并决定通过自身的实践来证实自己心中所想。“娜拉”这一人物的出现得益于当时工业文明的发展，在此背景之下，女性的工作能力得到巨大提升，像剧中的“林丹太太”一般，她们普遍拥有独立于男性生活的能力。在此之下，她们受到了启蒙思想的引导，开始对自己的生命意义产生新的思考。易卜生正是凭借着他对社会的敏锐感知认识到了这个问题，于是，他创造了“娜拉”这个角色。观众通过反思“娜拉”遭遇的一切而开始反思自己，反思自身的境遇与她是否有那么几分相似，自己是否也只是活在一个甜蜜的谎言之中。不同的国别、不同的政治生活环境下存在着各式各样的“娜拉”。她们在易卜生的感召下重新开始审视自己的生活，开始再次认识自身，最后一同迈出那扇“大门”。迈出这一步之后又该前往何方？这个问题，易卜生留给了那个时代每一个不愿向自身命运低头的人。胡适在《易卜生主义》中曾将《人民公敌》中的“斯铎曼医生”比作是“白血球”，他要做的不是指导人们该如何战斗，而是将社会问题的表皮撕开，将底层的问题暴露在世人面前，并号召大家与其作斗争。[3]

二、《终身大事》中启蒙精神的表达

中国20世纪新文化运动的代表人物胡适对易卜生十分推崇，他是中国第一批翻译易卜生的大家，他对易卜生的作品的主题思想进行了提炼，并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了《易卜生主义》一文。受学生邀请，胡适将《玩偶之家》进行了中国本土化的改编，以下以《终身大事》剧本为例，分析其中中国近代启蒙精神的表达。《终身大事》讲述了一个田家少女在自我意识觉醒后，不顾父母的反对追求爱情的故事。该剧的核心依旧是彰显人本主义与理性主义的启蒙思想，但相比于易卜生创作玩偶之家时19世纪中叶的瑞典，20世纪初的中国女性解放运动尚处在萌芽阶段，女性关注与期望的还仅仅是拥有自由选择终身伴侣的权力。《终身大事》塑造了一对符号化的中国传统封建式家长，他们从传统观念的角度出发决定孩子的“终身大事”，让观众感受到封建传统对个人生长的压迫，而孩子反抗他们的过程，则彰显了个人主义与理性主义的觉醒。剧中第一个出现的场景是“田太太”算命，田太太这一人物形象代表的是传统社会中“迷信愚昧”对人思想的毒害。“田太太”仅仅是听从算命先生的占卜与女娲庙中的求签，便决定拆散女儿的婚事。紧接着出场的“田先生”则不同，他先是对“田太太”的思想大加抨击，训斥她说“你有眼睛自己不肯用，反而去请教那没有眼睛的瞎子，这不是笑话么？”由此角度可以看出，“田先生”是受过一定的教育，并能够从“理性主义”的角度来思考判断问题的人，但仅有“理性主义”仍不够，“田先生”缺乏了“人本主义”。“田先生”反对女儿婚事的缘由则是受到封建大家族的压力，面对家中长者“陈”“田”原本是一家的说辞，他自身并不在意。但迫于无法进家族祠堂，无法在大家庭中抬起头的压力，他只好狠心拆散他们。在剧中，“田先生”是这么说的：“我不认他也无用，社会承认它，那帮老先生承认它，你叫我怎么样呢？”“管它有无道理，这是祠堂里的规矩，你们犯了祠规就要革出祠堂。”相比于中世纪的欧洲，中国的宗教力量相对弱小，没有在思想上占据统治地位，因此，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受到理性主义精神洗礼后，能快速摆脱思想上的愚昧。但与此相对，中国传统的农耕文明导致人口流动近乎停滞，在祖祖辈辈生活着的土地上，人们为了与环境对抗形成了一个个封建大家族，为了融入这个大家族，个人的意志被一定程度地约束与规范，所以，哪怕“田先生”知道所谓的祠规并不合理，也有为女儿幸福考虑的心愿，却没有足够的勇气与其相抗争，他最后的决定只是压制个人的情感欲望，向传统的观念屈服。“田小姐”最后的出走展现出“启蒙思想”在人身上所展现出的光辉。她同她父亲一样，看到了当时中国社会的不合理之处，并鼓起勇气迈出这一步追求自己的人生之路。《终身大事》这一剧本在当时完稿后，也遭遇到易卜生《玩偶之家》类似的遭遇，因其思想太过于激进，并没有女学生愿意出演剧中“田小姐”这一角色。她们认为“田小姐”这一行为过于荒谬，她们自己绝对无法像“田小姐”这样抛家不顾，就如同那些德国女演员无法割舍自己的孩子那般。文化的传播与接受总是需要时间的沉淀。到了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玩偶之家》是中国上演次数最多的外国戏剧。[4]“娜拉”看清了这个世界的现实，并鼓起勇气迈出改变世界关键一步的勇气被广泛称颂。“五四运动”下，“启蒙精神”逐渐在中国人心中扎下了根。

文学批评的核心价值体系构建必须确立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为价值追求目标。核心价值体系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为奋斗目标，以爱国主义的民族精神和改革创新的时代精神为精神支撑，以社会主义荣辱观为道德准则。文学批评是对文学价值进行评价的一种精神活动及评价行为，是人类精神文明和人文价值的重要载体，担负着塑造人的心灵、净化人的灵魂、提升人的素质、推动社会进步的重任，承载着人类改造现实、追求理想的奋斗目标和坚持不懈的探索精神。古今中外文学史和批评史证明，文学是人类社会基于对现实生存发展需要和理想追求及其精神探索而产生的。文学是人类理想的结晶和观照，也是人类理想的提振和升华。人类社会发展在理想追求中不断超越现实而发展，同时也在文学的理想世界中获得精神自由而发展。在不同的历史阶段，理想目标的具体内容虽有所变化和更新，但其基本内涵和终极价值意义始终未变。由此可以说，文学精神的实质就是对理想追求的自由精神。文学批评对文学的阐释和评价就是在更大范围和更大程度上发掘和弘扬文学对理想追求的自由精神。现阶段，中国当代文学所追求的理想目标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这是具有必然性与合理性的时代选择，也是当下社会和人民群众的需求，从而形成文学批评的评价取向，构建了文学批评的核心价值体系。

一、文学批评的共同理想价值取向的合理性

人类社会发展过程的实质就是改造现实、追求理想的过程，也是人类精神世界不断扩大、不断发展、不断自觉的过程。人类社会发展主要基于现实与理想的对立统一辩证关系，依托现实而观照理想，才会产生改造现实以实现理想的动力；依托理想而观照现实，才会使现实呈现出理想的光辉，现实才具有价值和意义。现实有了理想引导才能不断发展，理想有了现实基础才会成为有根之本、有源之水，才会具有追求和创造的价值和意义。这说明现实与理想是相互依存、相互作用、相对而存在和发展的。文学也是人类立足现实、追寻理想的必然结果。同时，文学作为人类精神的结晶，更是不满足现状，是超越现实、向往自由、追求理想、实现愿望的心灵产物。从这一角度而言，文学是人类理想的突出表征。文学批评通过文学评价行为事实上已扩大到对人类社会活动的评价，确立评价的共同理想价值取向具有充分的必要性与合理性。第一，人类活动具有自觉性、目的性和主体性。人类从自然界分离出来后就具有人性、人类性及其类本质、类特性，从而使人类活动与动物活动有本质差异。

马克思指出：“蜘蛛的活动与织工的活动相似，蜜蜂建筑蜂房的本领使人间的许多建筑师感到惭愧。但是，最蹩脚的建筑师从一开始就比最灵巧的蜜蜂高明的地方，是他在用蜂蜡建筑蜂房以前，已经在自己的头脑中把它建成了。劳动过程结束时得到的结果，在这个过程开始时就已经在劳动者的表象中存在着，即已经观念地存在着。他不仅使自然物发生形式变化，同时他还在自然物中实现自己的目的，这个目的是他所知道的，是作为规律决定着他的活动方式和方法的，他必须使他的意志服从这个目的。”[1]显然，人类活动具有三个特性：一是目的性，在活动之前就已设定目的，使动机与效果统一、过程与结果统一，目的在一定程度上说也是一种基于现实而追求理想的表现方式；二是自觉性，目的在实现之前就早已在人的观念意识中存在，并指导和支配人类的行为与活动，从而表现出人类意识活动与现实活动的自觉性；三是主体性，人类无论作为意识活动主体还是现实活动主体都具有主动性、能动性和创造性，其目的是基于理想而改造现实或基于现实而实现理想，人类主体性发挥不会像动物那样仅仅依赖于自然和现实的馈赠，以满足本能的需求，而是力图以自己的力量去改造现实、改造对象以满足人类生存、存在、发展的需求。马克思指出：“动物的生产是片面的，而人的生产是全面的；动物只是在直接的肉体需要的支配下生产，而人甚至不受肉体需要的支配也进行生产，并且只有不受这种需要的支配时才进行真正的生产；动物只生产自身，而人则生产整个自然界；动物的产品直接同它的肉体相联系，而人则自由地对待自己的产品。动物只是按照它所属的那个种的尺度和需要来建造，而人却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懂得怎样处处都把内在尺度运用到对象上去；因此，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建造。”[2]马克思在此集中讨论到人与动物生产的不同特征为：“全面的”生产、“真正的生产”、“再生产”、“自由的”生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的生产、“内在尺度”生产、“美的规律”的生产，突出了人类活动的目的性、自觉性和主体性。第二，人类活动具有对象化、人化特性。人类意识观念中的目的性，通过人类活动与行为在其目的实现中对象化在结果上，从而使结果带有人的本质、本质力量以及人的意识、观念的目的性对象化特征，或曰“人化”特征。马克思指出：“只有当对象对人说来成为人的对象或者说成为对象性的人的时候，人才不致在自己的对象里面丧失自身。只有当对象的人说来成为社会的对象，人本身对自己说来成为社会的存在物，而社会在这个对象中对人说来成为本质的时候，这个情况才是可能的。”[3]因而，“人化”也好、“对象化”也好，人的意识观念及其理想目的对象化体现出人类活动的本质和特征。人类在改造对象从而使其“人化”与“对象化”的同时，也使人类自身“人化”，亦即在改造对象的同时也改造人类自身，不断提升人类性和完善人性，提升人类改造现实、追求理想的意识和能力。马克思指出：“一方面为了使人的感觉成为人的，另一方面为了创造同人的本质和自然界的本质的全部丰富性相适应的人的感觉，无论从理论方面还是从实践方面来说，人的本质的对象化都是必要的。”

显然，人类活动的结果不仅是在对象身上体现目的性，而且也在作为活动主体的人类自身上体现目的性，也就是说人类自身的提升、完善、发展也是人类活动的目的。因此，人类社会才会不断发展，人类也才会不断完善和提升。这实际上表明从现实到理想、从理想实现到回归现实，形成现实—理想—改造现实—提升理想的循环的螺旋式上升发展态势，由此不断实现人类社会发展目标。第三，人类活动的人文精神特性。人类活动主要分为物质生产活动与精神生产活动。根据马克思主义唯物论来看，在存在决定意识、物质决定精神的同时，意识和精神对存在、物质具有反作用和独立性。同时，在人类社会发展早期阶段，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浑然一体、不可分割；随着人类社会发展和社会分工需要，精神生产才分离、独立出来，形成两种不同的生产活动方式。但毫无疑问，这种分离和独立是相对的，不仅存在两者相间和界线模糊的生产活动形式，而且也存在着两者之间的兼容、包容和互渗。因为人类社会实践活动包含着意识、观念、精神、思维等因素，也都与生产力、生产工具、科学技术、物质载体相关，因而物质性与精神性的协调辩证关系应是人类活动特性的重要支点。文学艺术在人类社会实践活动中缘起和发生，并随着分工而分离、独立为精神活动形式，精神性应是其本质规定，也决定其人文精神的特征。因此，马克思主义将文学作为一种特殊的“精神生产”、“艺术生产”形式，突出其文学意识形态的特殊性和独立性；指出文学的发展与经济发展不平衡，规律、文学与现实之间的“悬浮”性，文学与资本主义生产的“敌对”性，等等，突出文学的形象性、典型性、审美性特征；提出批评的“美学的观点和历史的观点”，突出文学评价的真、善、美价值取向；提出“现实主义的最伟大胜利”，突出文学的现实性与理想性。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继前苏联文学提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之后提出“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结合的主张，在强化文学的政治性、阶级性、倾向性的同时也凸显了文学的理想性。邓小平在新时期纠正“文学为政治服务”偏颇的同时，强调“不加强精神文明的建设，物质文明的建设也要受破坏，走弯路。光靠物质条件，我们的革命和建设都不可能胜利。过去我们党无论怎样弱小，无论遇到什么困难，一直有强大的战斗力，因为我们有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有了共同的理想，也就有了铁的纪律。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这都是我们的真正优势。”

对于中国文学发展而言，也需要有马克思主义指导和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目标。这并非仅仅从政治上、思想上对文学提出要求。文学历来都是人类理想追求、信仰支撑、精神支柱的重要载体，是人类文明及人文精神的突出表征。中国当代文学应义不容辞地肩负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奋斗目标。文学批评的人类共同理想评价取向具有必然性与合理性。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内涵丰富、博大精深，蕴涵着中国共产党执政的深邃理念。我理解，它主要包括执政要求、执政要务、执政意识、执政宗旨和执政方式等五个方面。

一、与时俱进的执政要求

与时俱进是马克思主义最重要的理论品质，也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执政要求。与时俱进，就是党的全部理论和工作要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于创造性。能否始终做到这一点，决定着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坚持与时俱进，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发展到新的阶段，形成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并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一道确立为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实现了党的指导思想的又一次与时俱进，奠定了新世纪新阶段我们党执政的思想理论基础。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就是真正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和邓小平理论；高举“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旗帜，就是真正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旗帜。

坚持与时俱进，根本的就是要根据国际、国内形势和党的自身状况的变化，在一定历史阶段适时提出并解决党在执政中面临的重大课题。党的十六大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提出进一步解决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这两大历史性课题。同志在2003年“七一”讲话中提出了在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这个目标的征途中，我们将长期面对的三个重大课题：一是要科学判断和全面把握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正确应对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以及科技进步的发展趋势，妥善处理影响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各种复杂的不确定因素，抓住利用好重要战略机遇期，在日益激烈的综合国力竞争中牢牢掌握加快我国发展的主动权。二是要科学判断和全面把握我国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正确认识和处理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紧紧抓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推动“三个文明”协调发展，不断增强综合国力，逐步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三是要科学判断和全面把握我们党所处的历史方位和肩负的历史使命，正确认识和妥善处理党在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执政遇到的新情况新问题，以改革的精神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不断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增强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的能力，始终成为团结带领人民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领导核心。贯彻与时俱进要求，需要我们坚持党执政的思想理论基础，坚持解决“两大历史性课题”和“三个重大课题”，这样我们党就一定能在世界形势深刻变化的历史进程中始终走在时代前列，在应对国内外各种风险考验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成为全国人民的主心骨，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成为坚强的领导核心。

二、发展兴国的执政要务

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核心是坚持党的先进性，而党的先进性的体现，归根到底要看党在推动历史前进中的作用。党要承担起推动中国社会进步的历史责任，必须始终坚持把发展作为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把坚持党的先进性和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落实到发展先进生产力、发展先进文化、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上来，推动社会全面进步，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这既是人民的愿望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本质要求，也是贯彻落实“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实现强国富民要求的根本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