舆论范文10篇

1.社会性:由单一的国家权力视角拓展到公众的社会权利视角。媒介的舆论传播是一项具有鲜明功利性的活动,它总是从一定的利益立场和价值倾向出发,维护、表达或反对某一观点、意见、情绪或信念。目前,舆论传播的这一利益原则仍然没有改变,即通过某种见解体系来表达一定的利益需求和价值取向。但不同的是,执行这一利益原则的视角即在舆论传播的视角上,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即从单一的国家权力视角进一步拓展到公众的社会权利视角。

国家权力和社会权利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从所属范畴来说,国家权力位于自上而下贯彻执行的上层建筑层面,社会权利位于平等而广泛的社会主体层面。从内涵和特征来说,国家权力是法律明确授予的管理力量,具有非执行不可的强制性和权威性,而社会权利则不一定非得法律明确授予,只要法律不明确禁止,其作为与不作为都可视为公民享有的权利,内容通常是公民在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民主权利,是公民各种正当利益、需求和兴趣的法律保障。从主体来说,国家权力的主体主要指国家各级经济、行政、司法等公共权力机构及其工作人员,社会权利的主体则是基层的、平等享有各项民主权利的全体公民。

在国家权力高度集中、国家与社会合二为一的计划经济时代乃至其后的市场经济初步发展时期,媒介的舆论传播始终贯穿着国家权力(主要是政治权力)的利益诉求,这种利益诉求集中体现为由媒介向公众自上而下大力宣传国家意志,强化国家意志和政治权力的权威性、指导性。媒介舆论传播的功利倾向主要适于国家权力、尤其是政治权力的需要,媒介主要是从政治权力的利益出发确定舆论传播的内容和角度,公众一般的、正当的社会权利诉求则被媒介忽略甚至排斥。如果在公众权利方面有所涉及,那也是站在自上而下的权力管理角度。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这是一种经典角度,它充分体现了媒介舆论的指导性。

20世纪90年代,舆论传播的社会背景发生了显著变化: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大一统的国家权力开始向各个领域不断分化,国家和社会开始分离,市民社会兴起,社会意识日益活跃。进一步而言,作为社会主体的“人”及“群体”,其所思、所需、所言,逐渐登上“民意”的殿堂。在这种情况下,媒介的舆论传播视角产生了积极的变化:既继承国家权力诉求的传统视角,又开拓公众权利诉求的新视角,注重从维护社会公众的民主权利层面来进行舆论传播,媒介舆论传播开始拓展为对社会权利意见的有机表达。CCTV新闻频道《新闻会客厅》栏目的宣传语“新闻因人而生动”,就是这一角度的具体写照。

这时,媒介往往从公众正当的利益、兴趣、需求和心态等角度来发现舆论线索,确立舆论选题,匡正舆论向度。近期,媒介在对一系列事件和事务的报道上,其舆论传播效果非常显著。无论是对突发性的灾难事件、重大的喜庆事件,还是对一般性的公共事务,都表现出以上视角变化的共同特点。

这一视角的变化,具有积极的民意表达意义:由于公众的社会权利被尊重和表达,媒介的舆论传播不仅满足了公共权力的“工具性需要”,同时也满足了社会公众的“表意性需要”,即大量贴近公众利益、兴趣、目的的舆论内容进入媒介,从而满足了各阶层社会成员在利益、情感、兴趣等方面的自我表现和相互支持的需要。于是,媒介舆论传播的利益主体更加宽泛,媒介舆论与其利益主体——社会公众的有机联系进一步加强,媒介舆论的民主程度得到提高。由此,媒介的舆论传播结构也随之产生相应变化,由单一的国家权力诉求转变为国家权力诉求和公众社会权利诉求同生共长的局面。

继舆论监督作为党内监督的一种正式形式在《党内监督条例》中高调推出后，中央有关主管部门正在加紧调研，征集多方面意见，探讨如何开展舆论监督性报道。而无论是在近期的“审计风暴”中，还是在江苏“铁本”违法违规占用土地案、湖南嘉禾强行拆迁案的公开报道中，中央新闻媒体的监督力度之大，导向之鲜明，行动之果敢，都给世人留下了深刻印象。将中央的规定及后续动作与中央媒体的具体行动两相参照，则中央注重发挥舆论监督作用的用心和决心表露无遗。

对执政规律认识的深化

中央要充分发挥新闻舆论监督的作用，在十六大报告中已有明确的表述。把发挥舆论监督的作用写进统一全党意志的纲领性文件中，体现了中央对舆论监督的高度重视。这种重视，又体现在两届政府的两个《政府工作报告》中，上届政府在**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提出，“增强政府工作透明度，支持人民群众和新闻媒体对政府工作进行监督。”本届政府在**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进一步指出，“自觉接受人民监督。政府的一切权力都是人民赋予的，必须对人民负责，为人民谋利益，接受人民监督。只有人民监督政府，政府才不会懈怠。各级政府要自觉接受同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的监督，接受人民政协的民主监督，认真听取派、工商联、无党派人士和各人民团体的意见。同时，要接受新闻舆论和社会公众监督。”

与此同时，中央将舆论监督上升到制度层面加以规定，列入了《党内监督条例》，这被视为党内监督制度建设的一项重大突破。

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所长尹韵公对《瞭望新闻周刊》记者说，这表明了中国共产党对执政规律认识的深化。他认为，在新历史时期，我们党所面临的形势和环境较之以往要复杂得多，所承担的改革发展的重任也繁重得多，因此，党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的风险较之以往也大得多。运用各种力量，其中包括运用舆论监督这一锐利的思想武器实施党内监督，是降低这种风险，实现长期执政的重要方式和途径。舆论监督不是新闻媒体和记者的监督，而是人民群众通过媒体进行监督，是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的题中应有之义。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重视舆论监督的作用其来有自。说过，党报要发挥“组织、鼓励、激励、批判、推动的作用”。邓小平也说过，监督来自三个方面，一是党的监督，二是群众的监督，三是派和无党派人士的监督。新闻舆论监督是实现这三个方面监督的有效途径，是人民群众行使民主权利、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重要内容。也指出：“新闻宣传工作要弘扬时代的主旋律，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要重视对社会舆论情况和群众思想情况的调查研究，积极反映群众的意见和建议，做好舆论监督。”而十六大以来，“舆论监督”成为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重要讲话，党和政府的重要会议、决定和文件中的热点词汇之一。

**年10月14日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中指出，要“完善行政执法、行业自律、舆论监督、群众参与相结合的市场监管体系，健全产品质量监管机制，严厉打击制假售假、商业欺诈等违法行为，维护和健全市场秩序。”

舆论宣传是架接管理者与被管理者的桥梁和纽带，是各项管理工作的催化剂和润滑油，是推进养殖用海管理的前提和基础。养殖用海管理是海域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海洋开发利用活动中，养殖用海所占的海域面积最大、涉及的社会面最广。从目前管理的情况看，养殖用海者素质参差不齐，法制观念相对淡薄，加上有一部分渔民刚从捕捞转产转业，对“依法用海”认识不够，《海域法》及其配套制度认知不足，对管理有较强的抵触情绪。因此，养殖用海海域管理是各项海域管理工作中最薄弱的环节之一。而养殖用海海域管理是直接面对广大沿海渔民群众，要确保养殖用海管理的各项工作顺利展开，只有得到他们的支持和拥护才能有效地完成各项管理目标。要推进养殖用海管理可从加强舆论宣传着手，循循引导，持续渐进，增强养殖用海者遵守《海域法》及其配套制度的自觉性和“依法用海”的意识，树立新的用海理念，扭转养殖渔民受传统“祖宗海”影响的陈旧观念。在舆论宣传中要因人制宜、因时制宜、因地制宜，采取丰富多彩、形式多样的活动开展宣传教育活动。具体是：

一是制定周详的宣传计划，确保舆论宣传人员、时间、效果三落实。计划的制定是开展各项工作的重要环节，科学周详的计划是成功的一半。在制定前，要深入调查，如舆论宣传的环境；管理的重点乡镇、村，重点的养殖用海区域、养殖户；被宣传对象的阅历、接受程度等情况，进行认真排查梳理，掌握第一手材料，为制定计划打下扎实的基础。制定时要充分考虑管理内部可挖掘的人力、财力、物力资源和社会可利用的新闻媒体资源，充分考虑宣传的最佳的时机、最佳的地点和最佳的方式，运用筛选法和择优法，制定具有本地特色符合本地实际的舆论宣传计划。制定后要加强指导、检查、监督，确保计划有效落实。切忌闭门造车，敷衍了事。

二是突出重点，围绕中心，有力推进养殖用海海域管理。在实施舆论宣传时，要重点突出《海域法》及其配套制度的普及和运用，紧紧围绕海洋开发“健康、稳定、持续”，养殖用海海域管理“有序、有度、有偿”这个中心。坚持以点带面，点面结合，集中宣传教育与上门宣传讲解，专题报告与接待咨询，有奖问卷调查与知识竞赛，领导讲话与宣传典型相结合的办法。采取通俗易懂、形象生动的图片、标语、宣传栏，电视广告等形式，有的放矢地进行宣传，扩大《海域法》及其配套制度的认知度和影响力。同时，在宣传过程中讲究方法和策略，学会“弹钢琴”。对管理的“钉子户”、“困难户”发扬愚公精神，不以其烦，耐心说服疏导，各个击破；对养殖用海海域管理的重点乡镇、村，要紧紧依靠当地的领导干部力量，充分发挥他们在当地的号召力、影响力和纽带桥梁作用，从而使《海域法》及其配套制度深入基层、深入人心，家喻户晓。营造“依法用海、管海”良好的氛围。对管理人员要组织培训班、研讨会，进行集中学习、探讨《海域法》及其配套制度落实执行情况，分析商洽管理中的难点、热点及对策，逐步建立完善养殖用海海域管理的新体制。使管理者扎扎实实地学懂、弄懂《海域法》及其配套制度，真正领会其精神实质和丰富内涵，不断增强自身的政策观念、法制观念，提高秉公执法的自觉性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三是持之以恒，坚持舆论宣传教育经常化、制度化，切实保障和维护养殖渔民的合法权益，促进海洋经济持续发展。养殖用海海域管理工作既没有现成办法模式可借鉴，又有许多全新的问题需要解决，同时在具体工作中，还会不断出现新的难点和热点问题。扭转几代人留下不利于海域管理顺利进行，阻碍海洋经济健康发展的陈旧观念，也不是一朝一夕。因此，养殖用海宣传教育工作不是一劳永逸，要求在宣传教育工作中建立长效的宣传机制，制定长期和短期的宣传计划。坚持经常性与突击性，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开展经常的指导、检查、总结、讲评，及时纠正和弥补工作中的不足。把宣传教育工作与个人考核挂钩，与评先评奖挂钩。实行精神鼓励与物质奖励相结合的办法鼓励先进，充分调动人员的工作热情和主观能动性。确保舆论宣传教育经常化、制度化，充分发挥舆论宣传在养殖用海海域管理中主导地位作用。开创养殖用海海域管理新局面。

一、现实主义国际舆论观

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从古展到现今已涌现出多种理论派别，包括汉斯·摩根索（HansJ.Morgenthau）提出的古典现实主义、肯尼思·沃尔兹（KennethN.Waltz）的新现实主义－结构现实主义，以及最近发展而成的新古典现实主义等。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到20世纪80年代初，古典现实主义理论一直占据国际关系研究领域中的主流理论地位，认为：国际体系是一种无政府状态，各国都会为了实现以权力为中心的国家利益而斗争。而不管现实主义有多少理论派别，但其核心思想被继承下来，即都没有否认权力是无政府国际社会的核心变量。正如罗伯特·吉尔平（RobertGilpin）所总结的，“世界政治仍是政治实体在全球无政府状态下争夺权力、威望和财富的斗争。①

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对国际舆论的影响主要是形成了现实主义国际舆论观，其主要表现在：

1、现实主义国际舆论观认为公共舆论是无知而非理性的，因而采取精英主义的立场。从“二战”结束到“越战”末期的三十多年里，现实主义国际关系学者对公共舆论的性质及其对外交政策的影响达成了“阿尔蒙德—李普曼共识”（Almond-LippmannConsensus），即认为民意是无知、轻率、非理性的，缺乏系统和连贯性，对外交政策的执行和目标的实现影响有限。由于现实主义（包括各种理论派别）一直占据国际关系中的统治地位，因此，现实主义影响下的国家政治精英和政权机构对国际舆论的关注度不够，只是在民主选举时（基于西方国家语境）才处于获得选票的需要而暂时重视公众的声音，以及从国际舆论中获得国际威望而显得重视国内和国际舆论。

2、现实主义国际舆论观认为，权力因素是国际结构的核心问题，一个国家的崛起必然会引发国际局势的动荡，甚至是冲突。就当前和可预见的将来看，国家间“没有永远的朋友，也没有永远的敌人，只有永远的利益”是无法否认的正确命题。有鉴于此，软实力较之于硬实力并不具备必然的优势，国际关系的核心因素还是建立在“硬实力”的基础之上；软实力以硬实力为后盾。正如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所指出的，软实力也不是所有问题都可以解决。现实主义国际舆论认为，一国在国际关系中为了达到自身目的而营造的、可资利用的一种手段而已，这也说明只要国际体系中权力结构的制约因素始终存在，国际舆论对崛起大国的恐惧、怀疑等负面倾向的认知就难以消除。

3.现实主义国际舆论观认为国际舆论/世界舆论②在很大程度上是那些持有权力或为了达到见不得人的目的而杜撰出来的。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现实主义者有否认国际舆论存在性的倾向。对此，汉斯·摩根索认为，也许（在国际社会上）存在一种“普遍的情感”，但它并不能制约民族国家的外交政策。他论述到：“对于一个主要从舆论调查来获取大部分信息的科学文明来说，世界舆论成为一种神话中的裁判者/公断人，而正如其他人一样，这个裁判者/公断人则会通过世界舆论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和支持自己的行动。对于大多数倾向于哲学思辨的人来说，‘历史的审判’（judgementofhistory)具有类似的功能。对于宗教人士来说，它就是‘上帝的意志’（thewillofGod）。”③因此，国际舆论是一个危险的神话怪物，因为有时它会对那些本来因普遍的反对而被阻止的富有野心的权力给予鼓励，有时它又会为强权和自私提供伪造的合法性——正如当今国际社会在某些时候所做的那样。④

舆论的自由与否，是衡量一个政体民主抑或专制的试金石。在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出于“”的集权政治需要，国民党及其政权倾其所能，对新闻出版界严加控制。不仅把中国古代的“文字狱”手法运用得娴熟自如，而且还在“训政”、“法治”的旗帜下，把用因言治罪和非法律手段巩固其在新闻舆论界的主导地位的技巧锤炼得炉火纯青。在舆论管理上的专制，国民党可以说是前无古人，其表现也恰恰从一个侧面揭示了国民党及其南京国民政府的精神本质。

一、思想一律的指导精神

寻求言论一律，是一切专制政治的必然取向，也是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国民党及其政府始终如一的舆论指导精神。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伊始，国民党就公开宣称：“惟三民主义为救中国之唯一途径。”强调意识形态对于中国走出贫穷积弱状况的必要性，并声言：“凡反对三民主义者即反革命。”作为国民党首脑的更是大肆宣扬专制集权的政治思想。循着一种传统的政治思维方式，把辛亥革命以来中国军阀割据、民不聊生的政治混乱状态，归结为是“思想的纷杂”致使中国人无所适从，无法确定究竟哪一种体制最适合中国国情。据此，认为统一全国的思想是当务之急。他提出：“拿三民主义来做中心思想，才能统一中国，建设中国；如果中国各派的思想不能统一，中国的建设是非常困难的。”所以，“思想之统一，比什么事情都要紧。”“要确定总理三民主义为中国唯一的思想，再不好有第二个思想，来扰乱中国。”国民党也把三民主义作为衡量一切思想意识正确与否的标准，甚至以“违反三民主义的理论为反动与腐朽思想标准。”作为这种思想意识的具体表现，1928年10月由国民政府颁布的《中华民国训政纲领》中规定，在必要时，国民党可对民众的言论、出版等自由权，“在法律范围内加以限制”，公然将一党主义的思想禁锢强加于亿万民众。1937年，国民政府制定的《民众读物改进方案》中明确指出，思想必须一元化，所有民众读物，“应把握三民主义为唯一出发点，不许有其他思想存在其间。”这种“思想统治”的意识，构成了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思想箝制的根本精神。

抗战爆发后，在全国舆论界的强烈要求下，国民党曾在舆论控制上有所松动。然而，这显然是权宜之计。1938年以后，在“战时需要”、“齐一思想”的借口下，国民党又重新强调了对于舆论箝制的指导思想。他们认为，抗战以来，“各方之宣传刊物如雨后春笋，盛极一时，其中认识正确、动机纯洁者固多，而言论幼稚，主张怪诞者，亦不为少。若而刊物，率多我对日作战掩护之下，或则抨击政府、妄作主张；或则厚诬本党以十年来均未一行主义；光怪陆离，不一而足。”“横流所及，遂使民众的无所适从之感，敌人得施其挑拨离间之谋，既以破坏民族之阵线，复以影响抗战之前途。而此种幼稚危险之宣传，倘令蔓延，不加纠正，尤足使一般青年政治斗争之意识超于民族斗争的意识之上，是其为害，宁不甚烈。”再一次呼吁，“行动应宜统一，理论尤贵一致。”1939年3月12日公布的《国民精神动员总纲领》中，国民党老调重谈，认为“抗战以来，全国之思想与言论，在根本上虽已形成统一，而枝叶上纷歧，仍所在多有，若任其杂然并存，势必导民志于纷歧，贻战事以不利”，并将“纷歧错杂之思想必须纠正”列为对国民“精神之改造”的重要方面。1940年3月23日，在为中央政治学校新闻专修科第一期毕业生讲演时提出，新闻界必须“善尽宣扬国策之一责任。一切言论记载，悉以促进我国民独立自尊心，养成我国民奋斗向上心为旨归，处处遵守抗战建国纲领，时时不忘国家至上民族至上。”显然，强求言论一律的精神是不言自明的。

1943年3月，在授意下，由署名、陶希圣捉刀的《中国之命运》出版，从理论上完备了国民党专制政治的思想体系。在书中公开反对民主政治和思想自由，他认为，中国之所以积贫积弱，根本原因在于中国人不是没有自由，而是自由太多，“成了一片散沙”，越出了“法定的界限”。所以，“中华民族要结成坚固石头一样的国防的组织体，则个人不能享有象一片散沙一样的‘自由’，是不待言的。”因此，他提出的“建国方略”的最主要工作首先是搞好“心理建设”，民众“只须遵循主义，按着方略，顺着成功的路线，穷理致知，实践力行”，“自必能达到最后的成功”。目的是要使民众在心理的潜意识上完全接受政治专制、容纳思想统制。

2007年春天以来，我国新闻媒体掀起了此前少有的舆论监督浪潮：“重庆钉子户”，“厦门PX项目”，“无锡太湖蓝藻”、“山西黑奴工”，“陕西华南虎”……无不激起巨大的社会反响，推动有关问题的解决，令人刮目相看。

新闻界一向感叹舆论监督难，为什么如今能够突破某些条条框框的限制，大刀阔斧地开展舆论监督？原因自然多种多样，而党和国家有关舆论监督的新理念、新政策以及相应法规在十七大前后的出台，不能不说是重要原因。

2006年10月，中共中央十六届六中全会《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首次提出：“保障公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2007年3月，总理在十届人大五次会议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重申：“依法保障公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同年10月，党的十七大胜利召开，总书记在政治报告中庄严承诺：“健全民主制度，丰富民主形式，拓宽民主渠道，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保障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党和国家的重要文件如此一再强调“保障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而且“四权”并举，充分体现了党和国家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深化民主法制建设的决心与信心。

字面上，上述“四权”并没有明确讲到“舆论监督”。但是，“监督权”已包含了“舆论监督”的内容。我国宪法第27条规定：“一切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必须依靠人民的支持，经常保持同人民的密切联系，倾听人民的意见和建议，接受人民的监督”。第41条规定：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的违法失职行为，有向有关国家机关提出申诉、控告或者检举的权利”。这就意味着，公民监督权具有宪法依据。“从概念上看，公民监督权指公民监督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权利，包括批评权、建议权、申诉权、控告权、检举权以及运用舆论工具进行监督的权利。”[1]而公民运用舆论工具进行监督，就是舆论监督。所以十七大报告讲到监督时很明确地讲到了舆论监督：“落实党内监督条例，加强民主监督，发挥好舆论监督作用，增强监督合力和实效。”

早在1987年，党的十三大报告就明确提出：“要通过各种现代化的新闻和宣传工具，增加对政务和党务活动的报道，发挥舆论监督的作用，支持群众批评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反对官僚主义，同各种不正之风作斗争。”从此，“舆论监督”就成为此后历次党代会政治报告以及其他中央文件的一个重要内容。经过多年的建设，舆论监督已经与立法监督、司法监督、行政监督、党内监督和群众监督一起，构成了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监督体系。

作为民主政治的产物，舆论监督是公民通过新闻媒体依法对国家机关、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事业组织和个人活动的合法性、合理性进行的了解和评论，是实现言论自由权利的重要手段，是人民群众参政议政的一种形式，更是实现民主权利的有效手段。[2]随着现代传媒业的迅猛发展，舆论监督的作用日益突出。在许多国家，舆论监督已经成为一种跨地区、跨空间、无处不在的有效监督手段，成为反映民情民意的“晴雨表”，监控公共权力运作过程的“电子眼”，捍卫公共利益的“守望者”，预警社会腐败现象的“警报器”，对整个社会的良性运行发挥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论文关键词]新闻舆论；监督；媒体

[论文内容提要]新闻舆论监督是社会监督的重要组成部分，新闻舆论监督在揭示事件真相、呼唤社会公正和推进民主法制建设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新闻媒体正确处理舆论监督的原则是：不缺位，也不越位；恪守媒体角色，公正介入监督事件，在一些特殊领域遵从特殊的监督规律，讲究新闻舆论监督的时机和形式。

随着大众媒介的普及和社会民主素质的全面提高，大众媒介已经成为联系政府和民众的重要纽带和桥梁。与世界许多国家一样，我国实行的是间接民主制度，人民不直接行使权力，而是由人民选举出来的人民代表及其各级人民代表大会行使权力。这样，人民作为国家主人，一方面通过人民代表表达自己的参政议政意愿，另一方面通过大众媒介监督国家事务和选举的人民代表，行使自己当家作主的权利。所以，自由地、充分地行使新闻舆论监督权，不仅是宪法赋予公民的基本权利，还是公民关心国家建设、参与国家建设的重要义务。

新闻舆论监督是社会监督的重要组成部分，它通过报纸、广播、电视和网络等大众媒介，发表自己的观点、意见和建议、批评，对国家事物和社会生活中违反法律规定和社会道德的现象进行揭露和批评，对国家机关及其公务员的缺点、错误乃至渎职、贪污受贿、官僚主义作风等进行抨击和谴责，达到监视和矫正社会秩序的目的。我国的新闻媒体是党和政府的喉舌，在广大受众中享有很高的威信，代表民意的新闻舆论监督往往能够产生巨大的社会效果，促使问题在法律框架下得到解决。从20世纪80年代的“渤海二号”事件，到最近几年的“南丹矿难”、“孙志刚事件”和“刘涌案”，新闻舆论监督在揭示事件真相、呼唤社会公正和推进民主法制建设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由此可见，正常的新闻舆论监督是民主社会不可缺少的社会构成因素，其作用发挥得越充分，越有利于和谐社会建设。

但是，新闻舆论监督在民主社会里又不能越位，特别是不能包打天下，去代替行政监督、党内监督和法制监督，那样的话，非但不能充分发扬民主，反而会破坏社会监督体系，破坏正常的社会秩序，不利于社会的和谐发展。新闻媒体正确处理舆论监督的原则是：不缺位，也不越位。

一、放弃监督，放弃批评，就是放弃新闻媒体的职责，放弃了广大受众的重托。媒体工作者似乎可以决定报道什么事件，不报道什么事件，可以批评某些不良社会现象，也可以对这些现象置若罔闻，但是，媒体的监督最终决定于受众的意志、观点、态度。媒体如果不关心民众疾苦，不直面社会矛盾和问题，它必将被受众抛弃。我们可以这样认为，是受众授权新闻工作者监督社会问题，提出批评，提出建议，促进社会和谐发展。2003年4月25日，《南方都市报》登载《一大学毕业生因无暂住证被收容并遭毒打致死》的报道，首次披露孙志刚事件真相，随后，《中国青年报》、《北京青年报》、《工人日报》、《人民日报》、新华社等主流媒体以及新浪网、新华网等著名网站先后介入孙志刚事件，并最终导致《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的废止。这个新闻舆论监督事件，从表面上看是媒体的新闻报道和评论形成了强大的社会舆论，最终促使有关部门查清事件真相，把不法之徒绳之以法，其实，推动媒体开展新闻舆论监督的真正动因是广大民众不满意沿用多年的收容遣送制度，以及要求社会平等对待城市困难群体的诉求。所以，当孙志刚事件出现后，媒体如果依然保持沉默，不能及时倾诉广大老百姓的心声，那么，就意味着媒体对广大受众意愿的漠视，也违背了媒体应承担的社会责任，自然不会得到受众的认可。

我们现在所说的“媒介现实”，是指由“媒介营造”所形成的公众生活环境和认知世界。具体来讲，就是公众主要是通过媒介的报道知晓外面的世界，而媒介传播的过程实际上是对事实的一个选择过程。即通过媒介的选择，引导人们去关注现实的某些方面，而忽略现实的另外一些方面，从而把舆论引导到媒介所希望的状态中去。当前的官兵面对的正是这样一个由媒介舆论营造出来的“媒介现实”，因为我们的官兵不可能亲自体验社会每个角落的每个细微变化，他们只能通过媒介选择传递的信息来形成观点，进而逐步与媒介所期待的舆论相一致。

随着大众传媒的发展，代表党和人民意志和利益的主流媒体与代表先进科技和商业化利益的网络和手机短信，使媒介舆论营造的“媒介现实”空间越发拓展，涉及当前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发生在人们周围的新人、新事、新风尚，社会的正面、侧面、负面的事态和问题，都成为媒介舆论所论及的对象。可以说，媒介舆论的触角，近及周围事态的发展，远涉海外发生的重要事件；能触及事态发展的细微末节，广猎纷繁复杂的大千世界。主流媒介舆论和第二舆论场都争相为更多的受众提供信息，逐步引导受众进入其营造的“媒介现实”，从而促使媒介舆论对受众生活的主导地位越来越明显。

媒介舆论的穿透能力越来越强大

加拿大著名传播学者麦克卢汉有个经典的论述：“媒介：人的延伸”，意思是说任何媒介都是人的感觉和感官的扩展或延伸。历史已经说明，媒介在很大程度上是传统人际交往方式的加强与扩展，是通过人际的变化来实现舆论自身的变化。也就是说，如果舆论只能处于相对封闭的环境，它的变化就会受到人际交往程度的制约而通常只能实现词句上的细微改变，其深层结构的变化极少；反之，则瞬间变化无穷，且会触及舆论深层次的结构转化。而媒介正是为舆论提供了一个瞬间变化的广大空间，进而推动了舆论深层次的结构变化。当前，对环境变化的不适应使人们产生的各种困惑、迷惘、不安、焦虑、烦躁等情绪都在增加，由此带给人们的是分裂、浮躁的心态和矛盾的、情绪型的舆论取向，改变着人们的思维方式；加上地区、产业结构等的不平衡，社会流动人口的增长，又造成了社会群体的分化和舆论的分散化。

所有这些变化，都直接体现在个人与个人、个人与群体、群体与群体的交际中，从而直接成为大众传媒的关注对象，通过媒介的不同传播方式，将这些心态与舆论的变化进行总结，给予现实的、理论上的诠释，同时借助新闻报道、小说、散文、戏剧、电影、电视剧等不同的表现形式，将新闻舆论反馈给社会，从而形成舆论导向，实现从社会舆论——新闻舆论——公众舆论的循环再现。这种循环真正实现了舆论的交往功效，对社会、对个人都产生深刻的影响，媒介舆论真正反映出社会变革的现实氛围，增强了自身在人际交往中揭示事实表征的穿透能力。

媒介舆论的两极化倾向越来越突出

编者按：本文主要从重视新闻和新闻发言人制度建设；建立舆情分析研判机制，及时了解舆论关注点；内知“国情”，外知“世界”，把情况和业务烂熟于心；采取多种形式，打立体式舆论战；加强议程设置，主导为一，引导为二；客观分析、正面回应，不要漠视、不能回避；要注意身份和立场，冷静应对敏感问题进行论述。其中，主要包括：各级领导干部要努力提高同媒体打交道的能力，并将其作为当前领导干部要努力提高的六个方面的能力之一、中央高度重视加强党和政府新闻和新闻发言人制度建设、党和政府的特殊地位使其身处新闻信息和社情民意的海洋中、掌握兄弟部门和地区的通常的与独特的做法与经验、以前党和政府往往在舆论判决基本形成时，再去引导舆论、这是领导干部同媒体打交道的新闻素质和媒体素养问题等，具体请详见。

总书记曾明确指出：“各级领导干部要充分认识新闻舆论的重要作用，善于通过新闻宣传推动实际工作，热情支持新闻媒体采访报道，正确对待舆论监督。提高同媒体打交道的能力。”习今年3月1日在中央党校讲话时也明确提出，各级领导干部要努力提高同媒体打交道的能力，并将其作为当前领导干部要努力提高的六个方面的能力之一。当今时代，舆论形势、舆论格局已发生了深刻变化，媒体的种类和形式越来越多，人们获取信息的渠道越来越即时化、多样化、便捷化、国际化。快速提高各级领导干部同媒体打交道的能力，正确有效引导舆论是从新的历史条件出发对领导干部提出的新要求。本文结合近几年来同媒体打交道的一些经验，谈以下八点体会。

(一)重视新闻和新闻发言人制度建设。

自2002年11月党的十六大以来，中央高度重视加强党和政府新闻和新闻发言人制度建设，在中央外宣办的直接推动下，目前，有7个党中央部门、70多个国务院部门、31个省(区、市)以及全国人大、全国政协、高法、高检和全国总工会、团中央、全国妇联等建立了这一制度，形成了一个多层次、宽领域、立体式的制度体系。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党和政府以及重要国际组织相比，我国这方面的制度建设虽然起步晚，但速度快，很有声势，也很有成效，但在努力实现制度到位、机构到位、人员到位，形成一个专业的平台和窗口，专门负责政府同媒体打交道的日常事务。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二)建立舆情分析研判机制，及时了解舆论关注点。

党和政府的特殊地位使其身处新闻信息和社情民意的海洋中，受关注度高，涉及党和政府的舆论无处不在、无时不在。因此，对于各种社会舆论要及时了解和掌握，做到心中有数、了然于心，诚心诚意听民声、实心实意察民意。这样才能在及时掌握相关信息的前提下。把潜在的矛盾尽早化解，以免最后付出更沉重的代价。应该说，作为肩负重任的领导干部，及时、准确地了解和掌握民声民意是工作的基础，只有这样，才能使决策符合更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也才能获得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而从狭隘的同媒体打交道的角度讲，只有这样，才能了解记者在采访你时究竟会提问些什么，便于充分做好答问的准备。

摘要：商鞅传播思想的核心是控制舆论，他首先提出“以言去言”，“燔诗书而明法令”等控制舆论的政策，本文以《商君书》为主要依据，从传播内容，传播策略，传播受众，传播途径等方面分析商鞅对舆论的控制思想。

关键词：舆论控制；传播策略；受众；传播途径

信息的传播过程可以理解为一个控制过程,既包括传播者对关键传播环节的控制,即内在控制机制,也包括各种社会力量对传播的定向影响、约束或管理,即外在控制机制。对传播的控制,最主要的表现有利用政治霸权、文化霸权所形成的话语霸权对传播体制、传播内容的控制,某种信息是否可以传播,怎样传播由施控者决定,议题设置也由施控者操纵。掌握控制信息传播,不仅意味着统治者对传播的利用,而且还意味着统治者对传播渠道的垄断,即统治者保证自己绝对的言论自由,而被统治者的言论权利受到削弱或完全被剥夺。商鞅传播思想的核心是控制舆论，使信息传播为统治者利益服务。他强调“以言去言”，“壹教”，统一舆论，禁私学，私议等都是卖力倡导这一思想的表现。

一、传播的内容控制

1、法律的推广传播

商鞅特别强调以法治国，认为法律是治理国家的根本，只有实行法治，国家才能安定富强。他说：“法令者，民之命也，为治之本也，所以备民也。”（《定分》）就是说法令是人民的生命、治国的根本，是防止人们作恶的工具。“一断于法”，强调的是法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至上性和神圣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