裕固族范文10篇

裕固族的历史最早可追溯到先秦时期游牧于我国北方草原的“丁零”人。丁零在南北朝时称为“高车”（敕勒），隋唐时期称为“回纥（鹘）”。回纥汗国灭亡后，部众大略分成三支四散迁徙，其中迁移到河西走廊的那一支，与早先迁来的部分回纥人汇合，在这里生息繁衍，成为当今之裕固族。由于历史上连绵不断的战争及灾害和长期漂泊不定的游牧生活，裕固族最终定居的河西走廊，形成了东西长约650公里、南北宽约120—200公里的三块不连片的聚居形式和东西两个裕固族群，使用两种语言，逐步形成了裕固族独具特色、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

一、特殊的地理位置是形成复合型文化的必要前提

裕固族所处的地区在文化地理上称得上是一种文化的边缘地带，换句话说，就是一种文化的薄弱地带。西部，是被伊斯兰化的回纥、突厥文化的最东端，但远离其核心地区。北部是肃北蒙古族自治县，离蒙古文化的核心地区即蒙古高原及其周边都比较远。在其南部，与青海省相连，文化类型主要为藏族文化，但是仍然远离藏族文化的核心地区。东部与张掖、武威等市县相接，虽然有相对较为强大的汉文化，却也是汉文化的边缘薄弱地区。裕固族文化处在多种文化区的边缘地带，在与各民族的相互依存中，在吸收其他民族优秀文化和传统的基础上，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复合型的裕固族文化。正如贺卫光老师在《论边缘文化与复合型文化——以裕固族及其文化的形成为例》中说：“在多种文化的边缘薄弱地带形成的一些民族如裕固族、东乡族、保安族、土族和撤拉族等民族的文化有突出的复合性，可称之为‘复合型文化’。”

二、裕固族文化的复合性特征

裕固族文化的复合性在现代裕固族文化中的表现是多方面的，最突出的复合现象莫过于使用语言的复合性，即同时使用三种不同的语言：东部裕固族使用属阿尔泰语系蒙古语族的“恩格尔”语，西部裕固族使用属阿尔泰语系突厥语族的“尧呼尔”语，另外还有通用的第三方语即汉语。由于前两种民族语言无法沟通，而汉语成了两者的中介，因而裕固人基本上通晓汉语。语言上的这种复合性无疑是历史上不同文化间互相交融的结果，这种结果目前仍清晰可辨。除语言的复合性之外，整个裕固族文化的复合性还不同程度地表现在其他方面，例如丧葬。新中国成立前，生活在西部的裕固族由于受到原始火崇拜的影响，一般实行火葬；而东部裕固族曾经实行天葬，这是受到藏族的影响，却又与藏族的天葬有所不同；居住在明花乡的前滩和酒泉黄泥堡等地的裕固族与汉族接触比较多，一般实行土葬。还有如宗教信仰中藏传佛教更多的是在形式上传入了裕固族地区，藏传佛教与裕固族传统文化间缺乏有机的或牢固的结合，它与原始的萨满教信仰呈并存状态。这些现象都说明了裕固族文化的复合性。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复合性就是裕固族的装饰艺术，主要表现在服饰的装饰上。

三、复合型文化影响下的裕固族服饰装饰艺术

在婚礼仪式上，新郎向新娘连射三支无镞箭（不致于伤人），象征新郎新娘相亲相爱，白头到老。射罢，新郎把弓箭折断，扔到门旁，由老人投进火里烧掉。这个习俗来源一个古老的传说：从前，裕固人没有火，后来有一个英雄取来火种，裕固人才过上好日子。当时，有一对新婚夫妇，丈夫外出狩猎，妻子在家不慎将火弄灭。她为向一个三头妖求火而必须把血献给它喝。几天后，丈夫回来后，而妻子却因妖精天天来喝血而变得骨瘦如柴。丈夫知情后，用三箭射落妖精三个头，而自己也因受重伤死去了。从此，裕固族人民为了防止妖精再来，也为了纪念那位驱逐妖魔的英雄，举行婚礼时便兴起这个仪式。象征新娘有勇敢善射的丈夫保护，妖魔鬼怪不敢兴风作浪。蕴含着裕固人战胜邪恶、追求幸福生活的决心和愿望。

裕固族婚礼分两天进行，第一天在女家，次日在男家，后者要更隆重才行。在婚礼上，男女双方都要聘请歌手。在姑娘出嫁之日，举行戴头仪式。当天，女家的亲朋聚集在姑娘家中。来客带来洁白的哈达，敬献给女方的父母，表示对姑娘出嫁的祝贺。傍晚，主人请客人们在毡房中席地而坐，男客在左，女客在右，在一片欢笑声中，拉开了婚宴的帷幕。

酒过数巡，当启明星冉冉升起，新娘在伴娘的陪同下进入铺有红地毯的毡房，举行戴头面仪式。戴头面由两位少妇主持。舅舅或歌手们唱起典雅的《戴头面歌》：启明星闪闪发光，心爱的姑娘把头面戴上/送亲的马队就要出发/把姑娘送到婆家门上。

在悠扬的歌声中，即将出嫁的姑娘，在两位少妇的精心打扮下，改变了发式，戴上喇叭形毡帽，佩戴上胸饰和背饰，戴上用银牌、玉石、珊瑚、玛瑙、海贝等编制成的头面。这个仪式意味着姑娘已经结束了天真烂漫的少女时代，走向新的生活。

红日初露，主婚人宣布饮“上马酒”。新娘便和一位伴娘同骑一匹马或骆驼，告别慈母，在父亲、叔叔、兄弟、姐妹等家族人组成的送亲队伍的簇拥下，一路饮酒欢歌，向新郎家进发。

男方迎亲的队伍在途中铺下一条毡毯，毡毯上备有一只煮熟的羊、酒和饭。送亲队伍来到时，迎亲的人们向女方客人赠送哈达，表示敬意。然后送亲的人们下马饮酒吃饭，谓之“打尖”。“打尖”之后，两路人马汇聚一起浩浩荡荡向男方家走去。

关键词：裕固族媒介素养

[摘要]：

研究聚居在我国甘肃境内的裕固族媒介素养，对于深层次认识该地区少数民族的信息传播结构、受众素质与媒介素养教育，分析信息传播与社会发展的关系，均具有较高的研究意义。本文在调查报告的基础上对裕固族为代表的少数民族受众的媒介素养进行阐释和分析。

ABSTRACT:It''''simportanttostudythemedialiteracyofminoritiesinGansufortheinformationcommunicativestructure,thecultivationofmedialiteracyandsocialdevelopmentshouldbevaluedsystimatically.ThisarticlenarratesandanalysesthemedialiteracyofYugunationalityonbaseoftheinvestigationreport.

Keywords:Yugunationality,generalconditionofmassmedia,medialiteracy

中国裕固族在甘肃，甘肃自古是少数民族与汉民族交往的重要地域，丝绸之路在甘肃省横亘1500公里左右，众多的西域民族在这里与汉民族融合、纷争，除却经济、人口、生产方式的交往之外，文化的交往成为了这一地域民族交往的主旋律。甘肃境内的少数民族其族源、民族的迁徙、民族的形成、民族的文化都颇具文化多元性的特点。在现代信息社会，研究甘肃境内少数民族的媒介素养，对于深层次认识该地区少数民族的信息传播结构、受众素质与信息解读能力，分析信息传播与社会发展的关系，均具有较高的研究意义。裕固族是西域民族与汉民族，西域文化与中原文化交融的代表，具有研究的典型意义。

[摘要]本文主要从回鹘汗国的兴亡和裕固族东迁两个方面阐述了裕固族传统文化的历史渊源。目前的史学家一般都将甘州回鹘做为裕固族正源来看待，笔者对已有历史资料的研究和判断，认为过去甘州回鹘大约就是今天西部裕固族的前身。东迁是促使今天裕固族形成以及其民俗文化形成的一个最为重要的环节。

[关键词]裕固族传统文化历史渊源

一、回鹘汗国的兴亡

根据新旧《唐书》的记载，回鹘早就在河西有所活动。唐太宗贞观六年（公元632）就有回鹘别部契苾部六千余家在契苾何力的率领下来到沙州，被唐朝安置在甘、凉二州。唐高宗初，回鹘首领婆闰曾助唐平定突厥叛乱，立有战功，唐由此而于总章元年（公元668）迁其有功部落于甘州。武则天时，东突厥复国，进攻漠北回鹘的根据地乌德鞬山，一大批回鹘人遂在其酋长的带领下南奔甘、凉之间，唐取其精骑充赤水军。安史之乱爆发后，吐蕃攫有河西，当地回鹘遂成吐蕃部属。公元840年以后，更有大批的回鹘人自漠北迁往这里。由今张掖（甘州）北出额济纳河（今黑河）、居延海抵蒙古国翁金河流域一线，自古以来就是河西地区与漠北交通的要道。回鹘人沿该道从漠北南来自是情理中事。在河西地区，甘州是回鹘人较为集中的聚居区，此外尚有散布在河西和陇右的诸多部落，见于记载的有贺兰山回鹘、秦州回鹘、凉州回鹘、合罗川回鹘、肃州回鹘和瓜、沙州回鹘等。

甘州回鹘何时立国，学界则见仁见智，说法不一。有的认为立国时间应在公元884年以前，也有人认为是在公元872年，此外还有将立国时间定在公元884～887年之间、890年、894年、895～900之间及10世纪初等多种意见。概言之，至10世纪初期，甘州回鹘国已经建立，并经过不断的东征西讨，基本上控制了河西地区。甘州回鹘政权是一个由多个民族、部落组成的松散联合政权，各部族承认甘州回鹘可汗（姓药逻葛氏）的宗主地位，但内部事务大多还是自主的。统辖的范围包括整个河西走廊，以及北侧的荒原和半沙漠地带，即今内蒙古的阿拉善旗和额济纳旗等地。甘州回鹘立国之际正是河西地区强势迭起，民族变迁频繁，战乱纷争的时代。吐蕃之强盛、西夏的崛起、沙州归义军政权的存在，都对甘州回鹘的生存构成极大的威胁。于是，甘州回鹘便采取了远交近攻的策略，积极发展与中原地区的关系，与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及辽、宋等都建立了良好的政治经济往来关系，特别是同中原地区的五代政府和北宋王朝，以甥舅相称，贡使往来十分频繁。公元1001年，甘州回鹘遣使曹万通入宋朝贡，与之建立了反西夏联盟。此后，甘州回鹘屡屡向西夏发难，给西夏以沉重打击，并从其手中夺取了河西重镇凉州，基本上将西夏势力逐出了河西。

公元1028年西夏发动突然袭击，攻克甘州，甘州回鹘灭亡。各部落四散，有的依附吐蕃，有的投奔北宋，其中有一支退居沙州（今甘肃敦煌）以南，称作沙州回鹘。据《金史》记载，沙州回鹘曾於公元1127年向金朝朝贡，以後便从史书上消失了。11世纪末，在《宋史》出现了黄头回纥的记载，不少史学家认为黄头回纥就是先前的沙州回鹘。

摘要：本文主要从回鹘汗国的兴亡和裕固族东迁两个方面阐述了裕固族传统文化的历史渊源。目前的史学家一般都将甘州回鹘做为裕固族正源来看待，笔者对已有历史资料的研究和判断，认为过去甘州回鹘大约就是今天西部裕固族的前身。东迁是促使今天裕固族形成以及其民俗文化形成的一个最为重要的环节。

关键词：裕固族传统文化历史渊源

一、回鹘汗国的兴亡

根据新旧《唐书》的记载，回鹘早就在河西有所活动。唐太宗贞观六年（公元632）就有回鹘别部契苾部六千余家在契苾何力的率领下来到沙州，被唐朝安置在甘、凉二州。唐高宗初，回鹘首领婆闰曾助唐平定突厥叛乱，立有战功，唐由此而于总章元年（公元668）迁其有功部落于甘州。武则天时，东突厥复国，进攻漠北回鹘的根据地乌德鞬山，一大批回鹘人遂在其酋长的带领下南奔甘、凉之间，唐取其精骑充赤水军。安史之乱爆发后，吐蕃攫有河西，当地回鹘遂成吐蕃部属。公元840年以后，更有大批的回鹘人自漠北迁往这里。由今张掖（甘州）北出额济纳河（今黑河）、居延海抵蒙古国翁金河流域一线，自古以来就是河西地区与漠北交通的要道。回鹘人沿该道从漠北南来自是情理中事。在河西地区，甘州是回鹘人较为集中的聚居区，此外尚有散布在河西和陇右的诸多部落，见于记载的有贺兰山回鹘、秦州回鹘、凉州回鹘、合罗川回鹘、肃州回鹘和瓜、沙州回鹘等。

甘州回鹘何时立国，学界则见仁见智，说法不一。有的认为立国时间应在公元884年以前，也有人认为是在公元872年，此外还有将立国时间定在公元884～887年之间、890年、894年、895～900之间及10世纪初等多种意见。概言之，至10世纪初期，甘州回鹘国已经建立，并经过不断的东征西讨，基本上控制了河西地区。甘州回鹘政权是一个由多个民族、部落组成的松散联合政权，各部族承认甘州回鹘可汗（姓药逻葛氏）的宗主地位，但内部事务大多还是自主的。统辖的范围包括整个河西走廊，以及北侧的荒原和半沙漠地带，即今内蒙古的阿拉善旗和额济纳旗等地。甘州回鹘立国之际正是河西地区强势迭起，民族变迁频繁，战乱纷争的时代。吐蕃之强盛、西夏的崛起、沙州归义军政权的存在，都对甘州回鹘的生存构成极大的威胁。于是，甘州回鹘便采取了远交近攻的策略，积极发展与中原地区的关系，与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及辽、宋等都建立了良好的政治经济往来关系，特别是同中原地区的五代政府和北宋王朝，以甥舅相称，贡使往来十分频繁。公元1001年，甘州回鹘遣使曹万通入宋朝贡，与之建立了反西夏联盟。此后，甘州回鹘屡屡向西夏发难，给西夏以沉重打击，并从其手中夺取了河西重镇凉州，基本上将西夏势力逐出了河西。

公元1028年西夏发动突然袭击，攻克甘州，甘州回鹘灭亡。各部落四散，有的依附吐蕃，有的投奔北宋，其中有一支退居沙州（今甘肃敦煌）以南，称作沙州回鹘。据《金史》记载，沙州回鹘曾於公元1127年向金朝朝贡，以後便从史书上消失了。11世纪末，在《宋史》出现了黄头回纥的记载，不少史学家认为黄头回纥就是先前的沙州回鹘。

《家在水草丰茂的地方》是2015年由汉族导演李睿珺拍摄的一部关于裕固族题材的电影。故事讲述了在镇子里跟着爷爷上学的裕固族两兄弟阿迪克尔与巴特尔从小因为家庭缘故心生间隙，虽为亲兄弟，却彼此埋怨，后随着爷爷去世、母亲病重，等不到父亲的两兄弟独自上路回家的故事。爷爷与父亲“沿着河流就能找到回家的路”的叮嘱，成了兄弟二人归途的指南针，经过五百多公里、七天六夜的归家旅途，两兄弟最终冰释前嫌。当他们沿着河流找到父亲的时候，却发现父亲成为了轰隆作响机器背后的一名淘金者。这是一部关于寻找家园的故事，“水草丰茂的地方”既是家，也是现代化进程下关于家园的隐喻。影片上映后引起较多关注与讨论，国内媒体报道多以“诗意”赞誉这部文艺片，“深情、诗意”[1]“这不是电影，这是散文，是诗！”[2]“整体赏心悦目又颇显神秘，颇具‘公路范儿’，文艺范儿十足”[3]等。此外，影片也获得了一些国际奖项。然而，影片在影视圈与媒体广受好评的同时，却在裕固族内部传播时引发了很多争议与不满。本文通过观察裕固族内部的反应，并与裕固族观影者访谈，探究影片在跨文化传播过程中的问题所在，并尝试对民族题材影视作品的创作提出建议。

一、创作者的影像生产与阐释

电影上映后，影评主要集中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以及民族生存困境这两个方面。导演李睿珺是从小在甘肃张掖高台县罗城乡长大的汉族。高台县是农区，紧邻着肃南裕固族自治县辖的牧区。裕固族是中国28个人口较少的民族之一，主要生活在甘肃张掖肃南裕固族自治县。（一）故事创作基础。李睿珺虽然是汉族导演，但对比邻而居的裕固族还是比较熟悉的，对农区与牧区环境的变迁有着直接的生活经验与感悟，这些基于个体真实生活的感受，均在此片中得到了现实关照与影像表达，更有将家的内在概念诗意地置于影片当中。创作者最终将影片定位放在了用镜头去记录当地人在环境变化中的生存现状。影片对拍摄画面的呈现上较多地使用了长镜头与景深镜头，通过平视的叙事手法与环境进行比对，给观影者带来了一种浸入式的场景体验感，仿佛自身也来到了这样一个“像母亲一样的河流干枯了，像父亲一样的草原枯萎了”的受荒漠化影响较严重的地区。（二）影片创作调性。裕固族是什么民族？来自哪里？《尧乎尔人来自西至哈至》这首民歌这样唱到：从那里走着，到了祁连山底下，从祁连山走着，我们到了千佛洞，沿着横路走着，到了八字墩，从黄沙漠继续走，到了“一棵树”。“走着……走着……走着”，游牧民族裕固族走到了“水草丰茂的地方”，逐水草而居，牛羊相伴，这就是关于裕固族来由的东迁故事。“路遥见真心”是影片海报上的标语，故事结构也依托于行走而展开。将裕固族的历史故事巧妙地运用到影片的叙事结构当中。可见，导演对于裕固族历史文化有着基本的了解与认知，对影片结构有独到构思。“在路上”的叙事手法，使得整部电影叙事充满了诗意的调性，影片结尾父子三人前行的镜头更是留给观众无尽的想象空间。导演认为，“这个民族的气质里本身就有一种孤独感和忧郁感”[4]因此，影片中裕固族民歌的唱调与来自异域乐器的演奏完美融合，为影片增色不少。（三）导演主题阐释。“远离城镇的地方，水草才会长得丰茂”，井里打不出水，寺庙的喇嘛们也相继离开去寻找“有水的地方”。在工业化、城镇化、现代化与全球化的进程之下，民族地区的社会生态、文化生态发生着巨大变迁，导演试图在影片中通过镜头语言描绘草原民族的变迁，“当兄弟俩找到正在淘金的父亲时，弟弟背对着镜头看向冒着白烟工厂的背影”，影片中这组镜头直观勾勒了这幅现代化景观。在另外一次访谈中，导演说：“在特定时代背景下、国家的社会与知识焦虑会在艺术中得到宣泄表达，因此艺术家的潜在功能是调和并解决文化价值的冲突。”[5]在本片中，导演对家园母题的忧患和对生态主题的聚焦让影片充满浓浓的“乡愁”，也体现了导演对现代化的反思。

二、裕固族内部观影者的解读

斯图亚特•霍尔在《编码/解码》一文中提到，文本在工作生产环境下的编码与受众的解读过程不一定一致，解读者惯于将自己的社会生活史、态度和信仰带到文本的阅读中，因此往往会发生编码与解码意义不对称的现象。裕固族文化持有者因受自身文化背景的影响，在观影时往往更关注影片中对带有本民族文化符号内容的展示，因此当《家在水草丰茂的地方》在外界备受好评时，在裕固族内部却引发了很多不满和观影过程中的不适。细究原因，既有文化细节表达的偏差，也有民族文化阐释中的误读，表现为以下四个方面的问题。（一）对文化的“他者”想象。“小时候在农村，家里面生火做饭都是烧牛粪的……都是穿过沙漠到草原上去捡牛粪，就是去裕固族的草原上……”导演儿时生活的记忆离不开比邻而居的裕固族，裕固族文化符号的再现成为导演的必然选择。“……这种交流让我特别向往和好奇，就隔了一个沙漠，那边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世界？这些人的样子、穿着、打扮，说话的语气，甚至长相都完全不一样……”[6]导演这一阐述似乎刻意对有所了解亦或熟悉的邻居进行了陌生化处理，客观上表现出了导演对裕固族邻居的“他者”文化想象。最终影片在再现民族文化符号时与裕固族的真实生活形成了一定偏差，影片所呈现的部分镜头与场景设定让本民族文化持有者在观影时感到困惑与不解，给人一种似是非是的观感体验，“影片中使用了一些我们民族的民俗事项以及文化符号，但又表达得不到位，甚至是有错误或者是很牵强，给人一种违和感。（T1）（观后感的素材来自对当地民族观影后的访谈结论得出，访谈对象编号为T1，T2，T1：吉斯，25岁，裕固族，在校大学生；T2：拥军，50岁，裕固族，当地公务员。）”。（二）对“民族文化环境”的假想。导演说影片讲述的是“发生在当下甘肃的故事”[7]并指出不做经验之外的东西。而影片中，镜头从壁画中裕固族的历史与过往开端，随着壁画脱落，镜头转向现实。现实镜头中昏黄的天空与骑着马的父亲，穿着民族服饰的父母来接孩子们放学回家的场景，以及回家之路中骆驼符号的使用等均指向生活的过去，而非裕固族的当下。笔者之一自小生活在裕固族地区，影片表现的生活场景让人诧异，无论是马和骆驼作为交通工具还是对民族服饰的展演与现实中日常的民族生活习俗发生了脱节，都给人一种刻意凸显“民族符号”，营造“民族文化环境”的想象，“民族服饰在裕固族地区不是常服，只在盛大节日上面才出现……艳丽的服饰与故事的背景也不搭，用这个民族服饰的这样一个文化符号，来凸显这样的民族身份，给人一种很扎眼、很假的感觉（T1）”。（三）对民俗文化事象的随意阐释。除了对民族生活场景的描述与现实有距离之外，影片中还有大量关于裕固族民族文化符号的使用出现了偏差与误读。比如，爷爷葬礼的场景中有一位普通的悼念者身着明黄色的裕固族服饰，按照裕固族的传统习俗，黄色的服饰一般只能由社会地位较高的长者穿着，“穿明黄色的袍子，就是不敬，这是绝对不可能的……黄色一般是德高望重的喇嘛才能用，就是活佛用这个黄色（T1）”。爷爷葬礼是影片记录、展示和诠释裕固族民俗事象、少数民族日常文化的重要空间，作为民族题材影视的导演应具备影视人类学的基本立场。影片对爷爷葬礼的呈现就未能深入文化内部，做了一般化的处理，“这个葬礼就不是裕固的……除了有一个喇嘛形象，这点表达特别欠缺，尤其是涉及到这种人生礼仪时，这样的演绎让本民族的人在观影时感到非常不舒服的（T2）”。影片中，导演设计了两兄弟之间因父母“偏爱”形成心结，导演在访谈中对此归因于草原文化与农耕文化的差异，以及东部裕固与西部裕固的差异，“阿迪克尔是在草原上随父母生长的，哥哥巴特尔是在靠近镇子爷爷家长大的……两个孩子有些隔阂。还有一个寓意，就是即使这样小的一个民族，也是分西部裕固语、东部裕固语两支的”。[8]这一冲突设置的第二层寓意，也在裕固族内部产生较多争议，认为导演将兄弟俩心结的归因与民族内部语言差异相关联过于牵强，也暴露出在创作理念层面对裕固族传统文化较为随意的阐释、对本民族价值与经验不够尊重的问题。（四）艺术表现层面对现实的割裂感。作为生态主题，影片对草原荒漠化过于夸大，并且影片取景拍摄的沙漠戈壁也不在肃南裕固族自治县境内，这些与当地生活环境不尽相符的艺术表现也让对家园怀有牧歌情结的裕固族心生不满。影片中兄弟俩路过马蹄寺，创作者勾勒出的周边情景是“荒芜与荒漠”的图景，而现实中马蹄寺以及周边草场、生态的保护均做得比较好，“雪山、草都有，却说连给骆驼、甚至人喝的水都没有了，过于夸大地表现了（T2）”；影片中对父亲等人淘金场景的展现也与当下生活不符，“淘金一点都不现实，这只是在20世纪80年代才有过的事情……太曲解我们这个民族了”，影片中荒漠化指向的生态变迁、淘金指代的工业化，其他观影者也许会理解为“高于生活的合理想象与艺术加工”，而且影片的符号选择与冲突构建也符合观众对生态主题电影的想象与心理预期。但是作为裕固族题材电影，裕固族的民俗文化事象和符号再现会被裕固族格外加以关注并放大，对文化折扣不够容忍，比邻而居的导演成为本民族眼中的“他者”，在创作中陷入“猎奇”的窠臼，招致来自本民族的批评也就在所难免。与本民族文化观影者交流能够感受到影片所引发的焦虑与担忧，普遍认为电影所塑造的民族文化场景对裕固族的形象与传播造成了困扰。电影评论中类似“一个被遗忘的少数民族部落”“甘肃裕固族仅剩的后裔，残留的家园，坚韧又落后，厚重而脆弱”等字眼也反映了观影者的感性认识与体验，一定程度上呼应了裕固族内部的隐忧，担心这部影片形成裕固族形象的标签与固化的符号，影响更多观影者对裕固族文化误读，而去标签，并非易事。

三、客位生产者的跨文化创作路径

要：民族民间舞蹈是一个民族在长期历史发展中形成的，属于各民族群众自娱性的艺术，是民族生活方式的集中体现，也是民族传统文化的生动展示，是民族历史的活化石。裕固族是甘肃省三个特有的少数民族之一，裕固族的文化受到藏文化、蒙古文化、汉文化的影响，其民间舞蹈除了自己独特的民族特征外，还有蒙古族舞蹈的某些特点，也有藏族民间舞蹈的成分。即处于藏族舞蹈文化区和蒙古族舞蹈文化区的边缘地带的裕固族舞蹈具有复合型特征。

关键词：裕固族；民族民间舞蹈；复合型。

一、引言

裕固族是甘肃省三个特有的少数民族之一，主要分布在祁连山北麓和河西走廊中段。其中，祁连山区主要分布有肃南裕固族自治县皇城区、康乐区和大河区裕固族；河西走廊中段平川区主要是肃南裕固族自治县的明花区裕固族和酒泉市黄泥堡裕固族。分布在祁连山区的裕固族主要从事畜牧业生产，祁连山北麓是一片狭长的天然山地牧场，在历史上，自秦汉时期起，这里就是古代游牧民族繁衍生息的理想场所。裕固族所处的生存环境主要有两大类型，即祁连山北麓的山区和河西走廊的平川地区。前者位于青藏高原北部边缘地带，属半干旱高山气候区；后者则处于著名的丝绸之路的交通要道上，属于大陆性季风气候区，裕固族在这块不连片的戈壁绿洲上，从事着农业经济或畜牧业经济。

裕固族畜养的牲畜以绵羊、山羊、牦牛、犏牛、黄牛、马和骆驼为主，还有少量的驴、骡等。有趣的是，他们居住的各地几乎都有自己牧业方面的"名牌产品"。民间俗谚说："水关的驴，杨哥的马，皇城的羊毛赛棉花；白银的山羊，大岔的牛，明花的骆驼力量大"。

裕固族现有人口正在接近一万五千，主要聚居在甘肃省张掖地区肃南裕固族自治县，少数人聚居在酒泉市黄泥堡裕固族乡，其余散居在兰州和新疆哈密、昌吉等地。裕固族使用三种语言，一种是西部裕固语，属阿尔泰语系·突厥语族；一种是东部裕固语，属阿尔泰语系·蒙古语族；裕固族使用三种语言，一种是西部裕固语，属阿尔泰语系·突厥语族；一种是东部裕固语，属阿尔泰语系·蒙古语族；还有是汉语。裕固族没本民族文字，一般通用汉字。[1]

当前，全国上下正在广泛深入地开展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是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大精神，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大部署，是深入推进改革开放、推动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的迫切需要，是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保持和发展党的先进性的必然要求。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为文化发展提供了极为难得的机遇和良好的环境。

通过学习，我深刻地感到：科学发展观的提出，是理论创新的一个突出成果，体现了中央新一届领导集体对发展内涵的深刻理解和科学把握，对发展思路、发展模式的不断探索和创新，对我们把握大局、做好各项工作，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科学发展观是对党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关于发展的重要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是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科学理论。它深刻总结了我国改革开放30年来的历史经验和教训，非常准确地反映了我们党对当今世界、当今时生的深刻变化的认识，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指导方针，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和贯彻的重大战略思想。

科学发展观不仅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指导方针，也是我国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发展的重要指导方针。我们要坚持以科学发展观统领文化建设，进一步解放思想、转变观念，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树立和落实新的文化发展理念；坚持把发展作为第一要务，破解发展难题，进一步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坚持以人为本，努力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坚持以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根本，尊重差异、包容多样，不断巩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坚持全面协调可持续，推动文化建设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社会建设整体推进、共同发展；坚持统筹兼顾，积极推动文化资源向基层和农村倾斜，形成城乡、区域文化协调发展的生动局面；坚持加强和改善党对文化工作的领导，为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提供坚强保证。

在科技迅速发展的今天，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丰富精神文化生活，越来越成为人民群众的热切期望。我们要适应当前新的历史时期对文化建设提出的新要求，满足人民群众对丰富文化生活的新期待，实现党的十七大提出的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掀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高潮的目标，就要把科学发展观贯穿到文化建设的全过程，切实用科学发展观来统领文化建设、指导文化工作。

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思想要先行。作为文化工作者，思想首先必须跟上时代和形势的要求，跟上人民群众的期待和要求，跟上科学发展观的要求。要用科学发展观来武装我们的头脑和思想，树立新的文化发展观。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文化事业取得了历史性的进步，各领域、各方面都得到了长足发展，但同经济、政治、社会建设相比仍然比较滞后。文化建设与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还不相适应，与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还不相适应，一些传统观念仍然在束缚文化事业的发展。我们文化系统一定要立足当前，着眼长远，把握文化发展的规律，解放思想，创新机制，从办文化向管文化转变，从微观管理向宏观管理转变，为文化发展营造良好的环境。要通过学习实践活动，转变观念、加强规划、健全法制，更新机制、加强管理，提高水平、提供服务，高举改革创新旗帜，使之成为文化战线在新时期、新阶段最为显著的特征。

当前，全国上下正在广泛深入地开展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是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大精神，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大部署，是深入推进改革开放、推动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的迫切需要，是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保持和发展党的先进性的必然要求。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为文化发展提供了极为难得的机遇和良好的环境。

通过学习，我深刻地感到：科学发展观的提出，是理论创新的一个突出成果，体现了中央新一届领导集体对发展内涵的深刻理解和科学把握，对发展思路、发展模式的不断探索和创新，对我们把握大局、做好各项工作，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科学发展观是对党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关于发展的重要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是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科学理论。它深刻总结了我国改革开放30年来的历史经验和教训，非常准确地反映了我们党对当今世界、当今时生的深刻变化的认识，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指导方针，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和贯彻的重大战略思想。

科学发展观不仅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指导方针，也是我国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发展的重要指导方针。我们要坚持以科学发展观统领文化建设，进一步解放思想、转变观念，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树立和落实新的文化发展理念；坚持把发展作为第一要务，破解发展难题，进一步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坚持以人为本，努力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坚持以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根本，尊重差异、包容多样，不断巩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坚持全面协调可持续，推动文化建设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社会建设整体推进、共同发展；坚持统筹兼顾，积极推动文化资源向基层和农村倾斜，形成城乡、区域文化协调发展的生动局面；坚持加强和改善党对文化工作的领导，为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提供坚强保证。

在科技迅速发展的今天，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丰富精神文化生活，越来越成为人民群众的热切期望。我们要适应当前新的历史时期对文化建设提出的新要求，满足人民群众对丰富文化生活的新期待，实现党的十七大提出的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掀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高潮的目标，就要把科学发展观贯穿到文化建设的全过程，切实用科学发展观来统领文化建设、指导文化工作。

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思想要先行。作为文化工作者，思想首先必须跟上时代和形势的要求，跟上人民群众的期待和要求，跟上科学发展观的要求。要用科学发展观来武装我们的头脑和思想，树立新的文化发展观。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文化事业取得了历史性的进步，各领域、各方面都得到了长足发展，但同经济、政治、社会建设相比仍然比较滞后。文化建设与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还不相适应，与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还不相适应，一些传统观念仍然在束缚文化事业的发展。我们文化系统一定要立足当前，着眼长远，把握文化发展的规律，解放思想，创新机制，从办文化向管文化转变，从微观管理向宏观管理转变，为文化发展营造良好的环境。要通过学习实践活动，转变观念、加强规划、健全法制，更新机制、加强管理，提高水平、提供服务，高举改革创新旗帜，使之成为文化战线在新时期、新阶段最为显著的特征。

摘要：河西走廊是中国古代开展政权管理的重点区域，由于河西走廊有着独特的地理条件，形成多种政权管理形式，也形成多种形态的民族发展格局。河西走廊在古时发展中，形成汉族发展为主体，包含藏族以及蒙古族等多种少数名族，形成多民族发展的格局。所以，河西走廊有着比较丰富的民族以及民间音乐文化，对当前音乐文化的传承与发展有着积极影响，需开展深度的分析。为此，本文对河西走廊现有民间音乐内容与体现的文化艺术价值实施分析，探究对其进行传承的价值，在此基础提出几点提升对河西走廊音乐文化保护与传承的策略。

关键词：河西走廊;“一带一路”;民族民间;音乐文化;艺术价值

河西走廊经过多年发展形成多民族发展的格局，民族在融合过程中形成丰富的民族文化，如音乐文化等，这些音乐文化有着较高的文化以及艺术价值，对当前音乐艺术研究有着很大作用，需开展多元化的分析。河西走廊现有的民间音乐有裕固族歌谣以及诙谐音乐等内容，均有着较高的艺术价值。通过对这些音乐文化开展分析，可以更好地对这些文化实施研究，为当前的艺术研究提供重要资料，这是具有丰富艺术价值的。

一、分析河西走廊现有民间音乐内容

（一）诙谐音乐。诙谐音乐是河西走廊多民族融合的一项文化产物。现有河西走廊出现的诙谐歌曲能够对它历史变迁中所呈现的民族文化以及信息交流进行内涵的体现，这也是民族在团结过程中进行多项融合所体现的文化价值。这些诙谐歌曲一般是在春节时间进行地域演奏的，体现着明显的时间性，在进行诙谐歌曲演唱的时候，是对一些社会角色进行扮演与演唱，例如膏药匠。目前，在对河西走廊诙谐歌曲进行研究的时候，也将这些诙谐音乐称为“打绞”。通过对这些诙谐歌曲进行内涵的分析，能够更好的掌握河西走廊在历史变迁中所呈现的民族文化，这是具有重要价值的。（二）民族流传的音乐。民族流传的音乐也是当前河西走廊中所体现的一项音乐内容，因为河西走廊在历史变迁中逐渐形成以汉族为主体、多个少数民族共同居住的民族格局，呈现出独特的艺术特色。很多少数民族在发展过程中，有着自己的民间歌谣，当前这些歌谣仍然在河西走廊附近进行流传，对音乐文化的传承有着很高的价值，可以说这些民间歌谣是河西走廊各民族文化进行凝聚、多个民族风情进行融合的一项文化标志。通过对民俗歌谣进行研究，能够更好地研究河西走廊在历史发展中各民族所呈现的文化发展心态与音乐交流状态，当前比较出名的民族歌谣有“五哥放羊”等，它们主要是在甘肃的张掖以及武威的期进行流传。（三）裕固族歌谣。裕固族一直是河西走廊历史发展中一个比较重要的少数民族，它是当前河西走廊民间音乐中一项重要的文化构成，要对此开展艺术文化分析。裕固族主要是在河西走廊的东部地区生活，在多种民族变迁中形成自己的民间音乐，能够对他们的文化内涵、生活变迁以及礼俗等内容进行突显。可以说，这些流传下来的歌谣可以对裕固族人在历史中所呈现的生产情况进行高度的反应，如当前比较出名的“立水柱”，该歌谣是为了能够让疾病远离身体所演唱了一首民族歌曲，一直流传到现在。

二、基于民族发展分析河西走廊民族以及民间音乐体现的文化艺术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