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束范文10篇

摘要：在财政分权的实践中，地方政府的软预算约束几乎是每个转轨经济体都面临的严重问题。针对财政分权、财政分权与软预算约束的关系、软预算约束的成因、软预算约束的后果进行了初步的研究。

关键词：财政分权；软预算约束；成因；后果

一、财政分权

在财政分权理论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地方政府财政职能划分的研究备受重视。美国经济学家夏普(Sharp)认为，不同级次的政府部门具有不同的职能，互相之间不能替代。从国家的经济职能来看，实现调控的职能要由中央政府来实施，社会福利分配的职能也应由中央政府来执行。而地方政府能取得资源配置的最好效果。马斯格雷夫(Musgrave)则认为，由于地方政府对宏观经济稳定实施控制缺乏充足的财力，另外经济主体的流动性也严重束缚了地方政府进行收入再分配的尝试，所以宏观经济稳定与收入再分配职能应由中央负责，但是资源配置政策则应根据各地居民的偏好不同而有所差别，在这方面地方政府比中央政府更适合，更有利于经济效率的提高和社会福利水平的改进。

美国学者埃克斯坦(Echesten)也提出了同样的观点。他指出，应当根据公共产品的受益范围来有效地划分各级政府的职能，并依此作为分配财权的依据。因此，那些有益于全体国民的公共产品应当由中央政府来提供。另有一些公共产品虽然只惠及某一阶层或某些人，但因对全社会和国家的发展至关重要，要由中央政府提供,但是，为了维护局部利益，地方政府也应具有一定的职权和财力。夏普(Sharp)、马斯格雷夫(Musgrave)、埃克斯坦(Echesten)等人的研究阐明了财政职能分配的基本框架。

二、财政分权与软预算约束的关系

投资是企业特殊的战略投资活动，关系着企业的长远和可持续发展。R&D投资收益的高度不确定性决定了有效的公司治理和制度机制安排是企业R&D投资成功的重要保障。问题作为公司治理和制度安排的核心方面，从实质层面上决定了企业的R&D投资活动。此外，R&D投资是一项跨期长的系统性工程，需要源源不断的资金投入，资金的充裕与否决定了企业R&D投资规模的大小。因此，资金的充足与否和问题与企业的R&D投资息息相关。已有不少学者关注到问题和融资约束对企业R&D投资的影响，但关注的着眼点大多数局限于单一角度的基于最小二乘分析单一指标或某几个指标对企业R&D投资的正向或负向的影响，关于双边角度的探究多因素下企业最佳R&D投资规模或投资水平的研究比较缺乏。基于此，本文采用异质性双边随机边界模型，将问题扩展到激励和约束层面。具体包括大股东控制、多个大股东联合或制衡和管理层激励，再融入融资约束的影响，研究成本和融资约束对企业R&D投资的双边影响。

1研究假设

1.1成本与企业R&D投资。（1）大股东控制与企业R&D投资集中股权结构的治理作用体现在激励和侵占两个方面。一方面，集中股权下的大股东控制能够有效监督管理层的经营行为，缓解其机会主义行为，有利于企业R&D投资的实施[1]；另一方面，大股东控制增强了其谋取私利的能力，其优势地位为其进行资源转移和利益侵占提供了便利，高风险和高不确定性的创新行为存在被挤出的可能[2]。因为在控制权和现金流权分离度较大的情况下，控股股东可以以较少的现金流控制企业，得到远多于研发投入所能获得的控制权私有收益[3]。现金流权和两权分离度存在一定的制约关系。控制权显著体现出增值效应和侵占效应，增值效应与控股股东的现金流权有关；侵占效应与两权分离度有关。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假设1：考虑两权分离度的影响下，控股股东的现金流权比例与企业的R&D投资呈倒“U”型关系。假设2：考虑现金流权的影响下，两权分离度与企业的R&D投资呈倒“U”型关系。（2）高管参与治理的企业R&D投资现代企业经营机制下，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信息不对称为管理层的机会主义行为提供了便利。相关激励理论的研究认为高管激励的实施可以有效减少股东和管理层之间的成本[4]，高管的主人翁地位有利于企业的R&D投资。Jensen和Meckling[5]从另一个角度的研究认为，企业的R&D投资随高管持股比例的降低而减少。但是随着对高管股权激励的增强，原有的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逐渐转变为两权合一，高管的地位逐渐由管理层转变为企业的所有者，其持股比例与企业R&D投资的关系将类同大股东控制与企业R&D投资的研究结论。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假设3：大股东控制下，高管激励与企业的R&D投资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3）股权制衡模式下企业的R&D投资股权制衡对企业R&D投资的影响与联盟集体的现金流权有关：一方面，联盟的形成为其他股东监督控股股东提供了动力，控股股东需要承担比非制衡模式下更高的侵占成本，因而挤占R&D投资的行为就会减弱；另一方面，当联盟集体形成相对控制时，较低的现金流权为联盟成员形成合谋、谋取私利、侵占中小股东利益提供了条件，企业的R&D资金存在被挤占的可能[6]。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如下假设：假设4：制衡模式下，股权制衡与企业的R&D投资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1.2融资约束与企业的R&D投资。企业的R&D投资需要大量的资金供应，充沛的内部现金流会促使企业加大R&D投资强度。但很多企业由于经营和发展的需要，内部资金无法满足R&D投资需求，因而需要大量外部资金的支持。但是，资金供需双方的信息不对称将导致内外部融资难以完全替代。债务融资中，债权人会在借款合同中严格规定资金的安全使用条例，包括限制企业将资金投放到风险性极高的R&D投资活动中，企业以债务融资的方式难以筹集足额的研发资金[7]，融资约束越严重，企业的R&D支出越低[8]。同时，研发投资项目成功的高度不确定性，难以对R&D投资项目进行估价，抵押融资难以进行。相对而言，股权融资是研发资金的重要来源[9]。根据以上的理论分析，本文提出如下假设：假设5：企业内部现金流能够有效缓解融资约束对企业R&D投资的不利影响。假设6：债务融资不利于企业的R&D投资。假设7：股权融资有利于企业的R&D投资。

2研究设计

2.1模型设定和变量选取企业的R&D投资是关系和融资约束综合作用的结果，本文应用异质性双边随机边界模型[10]检验两者对企业R&D投资的影响：RDi=x' i×δ+εi，εi=νi+wi-ui（1）其中，RDi为企业实际的R&D投入，x'i×δ为最优R&D投入水平，εi为复合残差，由νi、 wi和ui三部分组成，满足εi=νi+wi-ui，νi为R&D投入最优时，随机扰动的作用，假定其服从正态分布，即νii.i.d.N(0σ)2ν。 wi为关系下R&D投入与最优R&D投入的偏离程度，用于测度过度R&D投资，设定wi³0；ui为融资约束下R&D投入与最优R&D投入的偏离程度，用于测度R&D投资不足，ui³0，假定 wi和ui均服从指数分布，即wii.i.d.Exp(σ)wσ2w，uii.i.d.Exp(σ)uσ2u。νi、 wi和ui相互独立，且与xi不相关。εi的分布密度函数为：f(ε)i=exp(a)iσu+σwΦ(c)i+exp(b)iσu+σw-di¥φ(z)dz=exp(a)iσu+σwΦ(c)i+exp(b)iσu+σwφ(d)i（2）其中，Φ(×)和φ(×)分别为标准正态分布的累积分布函数和概率密度函数，参数设定为：ai=σ2v2σ2u+εiσu，bi=σ2v2σ2w-εiσw，ci=-εiσv-σvσu，di=εiσv-σvσw样本观测值的极大似然估计函数为：lnL(x)iθ=-nln(σ)u-σw+åi=1nln[exp(a)]iΦ(c)i+exp(b)iΦ(d)i（3）其中，θ=[δ，σ]vσuσw′，参数的估计值可通过最大化上述对数似然函数得到。每家企业的成本和融资约束对R&D投入影响的大小，可通过对ui和wi做点估计得到，具体ui和wi的条件分布为：f(u)i|εi=λexp(-λu)iΦæèçöø÷uiσv+diΦ(d)i+exp(a)i-biΦ(c)i（4）f(w)i|εi=λexp(-λw)iΦæèçöø÷wiσv+ciexp(b)i-ai[Φ(d)]i+exp(a)i-biΦ(c)i（5）其中，λ=1σu+1σw。由式（4）和式（5）可推导出ui和wi的条件期望为：E(u)i|εi=1λ+exp(a)i-biσv[φ(-c)]i+ciΦ(c)iΦ(d)i+exp(a)i-biΦ(c)i（6）E(w)i|εi=1λ+σv[φ(-d)]i+diΦ(d)iΦ(d)i+exp(a)i-biΦ(c)i（7）式（6）和式（7）是用来估计企业的实际R&D投入与最优R&D投入水平之间的绝对偏离程度。将绝对偏离程度进行相对化处理，即可获得因融资约束和成本的影响，实际R&D投资低于（或高于）最优R&D投资水平的相对偏离程度。此时，需要将 wi和ui的点估计用1-e-u和1-e-w替代表达，具体如下：Eæèöø1-e-ui|εi=1-λ1+λéëêêùûúúΦ(d)i+exp(a)i-biexpæèçöø÷σ2v2-σvciΦ(c)i-σvΦ(d)i+exp(a)i-biΦ(c)i（8）Eæèöø1-e-wi|εi=1-λ1+λéëêêùûúúΦ(c)i+exp(b)i-aiexpæèçöø÷σ2v2-σvdiΦ(d)i-σvexp(b)i-ai[Φ(d)]i+exp(a)i-biΦ(c)i（9）式（6）和式（7）可作为融资约束指标和成本指标的替代变量；式（8）和式（9）即为融资约束和成本的相对大小。那么，企业R&D投资净效果为：基于以上的分析，本文构建企业R&D投资的双边随机边界模型：RDit=β0+β1´Constraintit-1+β2´Agentit-1+β3´Controlit-1+νit+wit-μit（11）其中，Constraint描述的是融资约束类指标，Agent描述的是成本类指标，Control描述控制类变量，具体变量定义如表1所示。vit是R&D最优时的扰动项，uit和wit是指实际R&D投资因融资约束和成本偏离最优水平的程度。具体设定如下：σu=exp(δ)u和σw=exp(δ)w其中：δu=α0+α1Debtfinanceit-1+α2Equityfinanceit-1+α3Opcashit-1+α4cashit-1δw=β0+β1Ownershipit-1+β2Deviateit-1+β3Equitybalance+β4Mshareit-12.2样本选择和数据来源本文选择2007—2015年窗口期内有R&D数据的上市公司作为研究对象，并针对如下进行筛选：①剔除金融类上市公司；②剔除发行B股和H股的公司；③剔除被ST、PT的上市公司；④为了满足滞后一期计算的需求，剔除了时间上未连续两年及以上的观测值；⑤剔除资产负债率大于100%的观测值；⑥剔除数据缺少的观察值。最终所得6961个样本观察值。研究数据来源于WIND和CSMAR数据库。

3实证分析

1银企博弈模型分析

1.1模型的假设

博弈参与人包括银行和申请贷款的企业，由于我们假定双方是在完全市场条件下的博弈，故不存在政府对市场的干预。申请贷款的企业有两种类型：“诚实守信”的企业和“做假骗贷”的企业。“诚实守信”的企业在投资成功时能够按期向银行交付贷款和利息，“做假骗贷”的企业在投资成功时欺骗银行投资失败，试图骗取贷款。企业投资于生产项目的资金为K+L，其中，K为企业的权益资金，L为企业的债务资金，为突出银行和企业之间的贷款分析，我们假设企业的债务资金全部来源于银行贷款，并假设企业的贷款成本为IL，贷款利率为r，贷款期限为T，银行的贷款成本为UL。当企业投资项目成功时收益为A（K+L）。A（K+L）>K+［1+r（T）］L，企业应按时向银行交付贷款和利息［1+r（T）］L；失败时，银企双方收益均为零，因此当企业投资成功时存在道德风险。银行向“诚实守信”的企业贷款，当企业投资项目成功时能按期收回本金和利息［1+r（T）］L，银行向“做假骗贷”的企业贷款。当企业投资项目成功时将无法收回本金和利息。

我们认为存在信息不对称，即企业知道自己的类型，而银行不知道企业究竟属于哪一类，银行只知道企业投资于生产项目的平均成功率为P。“做假骗贷”的企业通过做假欺骗银行投资失败，欺骗成本为WL；“诚实守信”的企业则向银行提供真实的类型。银行核查的成本是VL，贷后“核查”的效率是100％，即贷后“核查”可以准确判断企业的类型。若银行核查到企业在做假骗贷，企业必须承担事发后的惩罚成本R，R同时是银行的收益，［1+r（T）］L1.2银行与企业双方的收益分析

而我们知道，当企业成功时，企业方为：{［1+r（T）］-VL-UL，A（K+L）-［1+r（T）］L-IL}；我们则从表2可以看出，在企业欺骗银行的情况下，如果银行采取“核查”策略，那么银行的得益为P（R-VL）-（1-P）VL-UL，企业的期望得益P［A（K+L）-R-WL］-IL。如果银行采取“不查”策略，银行的得益为-UL，企业的期望得益P［A（K+L）-WL］-IL。

1.3银行与企业的进化博弈分析

编者按：本文主要从预算约束软化及主体构成；我国高校预算约束软化现状；我国高校预算约束软化原因；我国高校预算约束软化的改进建议进行论述。其中，主要包括：零基预算法正逐步替代“基数+因素”法,预算编制渐趋合理、长期亏损的国有企业并不会被市场所淘汰、预算约束软化并非国有企业等营利性组织独有的现象、预算约束软化不仅存在于国有企业中,而且存在于高等教育领域、许多高校重视预算资金分配,而忽视预算资金管理、预算管理财务措施不到位、在缺乏举债可行性研究的情况下,突破预算约束、预算约束体管理意识薄弱、预算支持体父爱情结严重、预算约束缺乏有效的事后评估与审计制度、强化预算主体管理意识、健全高校财务预算硬约束监督和控制、预算执行缺乏控制机制等。具体请详见。

近年来,随着高校经费体制改革不断深化,高校预算管理工作取得了积极的进展,从内容到形式都发生了新的变化。从预算编制方法来看,零基预算法正逐步替代“基数+因素”法,预算编制渐趋合理。从预算内容看,收入预算由重视拨款转向同时关注自筹收入。支出预算由宽打宽用变为精打细算,控制的目标更具体。从预算控制上看,各级财务活动由不重视预算到月、季、年对照预算分析执行进度等。但当前,许多高校也存在着约束软化现象,这是造成大学资源利用效率低下的重要原因。

一、预算约束软化及主体构成

20世纪70年代末,匈牙利籍经济学家科尔奈在其著作《短缺经济学》中首次提出“预算约束软化”(SoftBudgetConstraint,SBC)这一概念,用以描述匈牙利从传统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时期,其国有企业的经济行为及其绩效。科尔奈指出:由于总是受到财政补贴或政府追加投资、减税等其他形式的救助,长期亏损的国有企业并不会被市场所淘汰,国企的经营者通常情况下也将会预期得到国家财政支持,从而严重削弱市场机制,造成对整个市场肌体的腐蚀。上述现象,科尔奈称之为“预算约束软化”。

预算通常存在两个主体:一个是预算约束体(budgetconstraintor-ganization),即当实际支出超过政府预算确定的支出数时,如果没有外来资金的支持就无法继续存续的组织;另一个是预算支持体(budgetsup-portingorganization),即当预算约束体入不敷出、出现赤字时,给予资金支持的机构和组织。

据我国审计署最近几年就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所展开的审计结果分析,预算约束软化并非国有企业等营利性组织独有的现象,在我国一些非营利性的组织如高校也存在着类似的问题。即只要存在控制联系,组织之间都可能会有预算约束软化现象产生。

研究国有企业的软预算约束问题不仅具有很强的理论意义，而且具有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首先，按照匈牙利著名经济学家科尔奈的分析，软预算约束表现为企业的“投资饥渴症”，而国有企业的无限投资需求势将造成大量的资源浪费，导致资源配置扭曲；其次，软预算约束与国有企业的效率密切相关，软预算约束的存在引发国有企业的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问题，成为影响国有企业效率的重要因素。

因此，探讨软预算约束的形成机制，寻求导致软预算约束的各种原因，进而针对各种形成原因，采取行之有效的硬化预算约束方式，成为软预算约束理论研究中的重要内容。同时，有效的软预算约束治理方式，对国有企业改革取得成功，促进国有企业在市场经济中发展，使之发挥重要作用，具有很高的应用价值。

一、软预算约束的成因之一———内部人控制内部人控制导致软预算约束的观点是从公司治理的角度分析软预算约束的成因。内部人控制意味着企业经理拥有企业的大部分控制权，它具有以下几方面的含义：第一，企业经理拥有企业的控制权说明企业有了生产经营自主权，可以自行做出决策，同传统经济相比，这是一个进步；第二，在监督约束机制不健全的情况下，经理拥有企业的控制权意味着他可以利用手中的权力为自己谋取私利；第三，由于控制权与企业经理的个人利益密切相关“，当企业面临困难时，内部人由于对企业控制权及其相关利益的重视，会想尽办法，通过进行院外活动等手段，以寻求政府的支援，或者通过利用私人关系进行融资等手段以挽救垂危的企业。”李稻葵（1998）认为，由于掌握企业控制权，可以给控制人带来极大的个人利益，所以控制人往往非常重视自己手中的权力。进而，由于内部人对自己手中控制权的重视，当企业面临困难时，就会有很强的动机去寻求帮助，以维持企业的存在。其实，维持企业的生存，也就是维持了自己的权力，软预算约束也就产生了。由于内部人控制而产生的软预算约束，会产生一种示范效应，即一个由内部人控制的企业得到救助，其他由内部人控制的企业也会产生被救助的预期，当所有企业都形成这种预期时，生产资源的最优配置就发生了扭曲，更多的资源被用于在职消费等内部人控制行为上，更少的资源被投入到生产过程中，低效率的产生也就不令人奇怪了。而当所有的企业都是低效率时，救助这些企业就成了政府事后有效率的选择。

控制权对内部人的重要性引起了软预算约束问题。当企业陷入生存困境时，对内部人来说，面临着两种选择，一种是让企业破产倒闭，自己冒失去权力、甚至失业的风险；另一种就是寻求保护，解救企业，这样自己可以保住地位，也就保住了权力和利益。那么，对于一个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经理人员来说，明智的选择自然是后者，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企业经理会想尽办法寻找外部救助了。而当企业所有者为企业提供帮助的时候，软预算约束也就产生了。

二、内部人控制导致的软预算约束的“硬化”治理机制———经营者激励硬化预算约束不能只依靠产权改革，特别是对“大型国有企业来说，所有权重要，但不是产权改革这一个口号可以解决问题的”。国有企业改革的过程就是不断硬化预算约束的过程。国家试图运用各种方法解决软预算约束问题，改革经营者激励也是其中的方法之一。现代公司制企业往往规模较大，复杂程度高，所有权和经营权相分离是一种普遍现象，无论是国有企业还是私有企业，两权分离，必然存在所有者和经营者之间的目标不一致问题，委托关系中道德风险问题就不可避免。国有企业重组，不仅包括权力的重组、资本结构的重组、生产的重组，还包括治理结构的重组，而形成经营者的有效激励，使经营者能从委托人的角度出发行事，保障委托人的利益，自然是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

在企业的项目投资中，投资人和经营者之间也是一种委托关系。投资人投资的目的是从项目中获得收益，而经营者的目的是获得个人收益。国家是国有企业的委托人，而企业经营者则是人。作为理性经济人，经营者追求个人效用最大化，在委托人与人之间存在信息不对称，委托人对经营者的经营能力、努力程度缺乏信息，只能从一些外部信号上加以判断，而且随着专业化生产程度的不断提高，委托人对生产过程、经营决策具有不完全信息，这样经营者往往掌握了企业的实际控制权。如果经营者付出努力，即使是差项目，也可以获得与好项目同样的收益，但由于经营者存在委托人软预算约束的预期，当预期会得到救助的时候，经营者会选择不努力。可见，软预算约束降低了经营者努力工作的积极性，硬化预算约束就要对经营者形成激励，使其有按照委托人目标努力工作的动力，避免经营者的道德风险问题。而对经营者形成有效的激励和约束机制，则是在下文要分析的硬化预算约束方式。

1当前我国保险市场呈现出供给约束型特征

当前我国潜在保险需求巨大，特别是随着我国和谐社会和全面小康社会建设的推进，经济快速发展，人们收入水平不断提高、消费结构不断升级、风险和保险意识不断增强，再加上我国人口老龄化趋势日益凸现，以市场为导向的社会经济体制改革不断深入，保险需求有着广阔的市场空间。就保费收入而言，2005年我国GDP世界排名第4位，但保费收入排名仅第11位，还不及GDP规模和人口数量都小于我国的韩国。就保险深度而言，世界平均为8%，我国为2.7%，世界排名第42位。就保险密度而言，世界平均为512美元，我国为47美元，世界排名第72位。我国的保险深度和保险密度不仅落后于发达国家，而且落后于许多发展中国家。最近有研究预测，未来5年我国保险业会保持年均16.2%的增长速度。我国保险市场的巨大潜力为中外保险公司所普遍看好，巨大的潜在保险需求产生了强大的吸引力。

与巨大的潜在保险需求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我国保险业的供给能力较弱，无法满足保险市场上的巨大需求，呈现出供给约束型特征。其突出表现是保险业资产规模较小，偿付能力不足。截至2005年底，我国保险公司总资产才达到1.53万亿元，占金融业总资产的比例仅为3.8%，而发达国家的这一比例一般在20%左右，甚至更高。就偿付能力状况而言，多家公司都存在着程度不一的偿付能力问题，甚至有的公司偿付能力充足率已经触到了被接管的底线。有研究显示，如果将偿付能力充足率选定在100%，到2010年底，我国人身保险供给能力缺口约为33亿元。如果将偿付能力充足率选定在120%，供给能力缺口预测值约为235亿元；选定在150%，供给能力缺口约为540亿元。巨大的供给能力缺口大大限制了保险需求的实现。此外，我国保险业的竞争能力和创新能力也较弱，不能有效推动和引导潜在保险需求向现实保险需求的转化。近年来，我国居民储蓄存款余额居高不下，而且呈现出快速增加趋势，2005年末高达147054亿元，年增加额达到近1.6万亿元，这与4928亿元的总保费收入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值得注意的是，我国大量的居民储蓄存款中以预防养老、教育、防病、失业等不确定事件发生的预防性储蓄居多，而这与保险所应发挥的保障功能是类似的。大量的居民储蓄存款难以转化为对保险的需求，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人们对保险不信任、保险服务质量低、保险产品创新能力缺乏等保险供给方面因素制约。

2我国保险市场供给约束的具体表现

2.1保险产品不能适应市场需求

当前保险产品开发上存在的问题不在于数量和品种的多少，而在于不能适应和满足保险需求，保险产品供给结构问题较为突出。据统计，目前正在市场上运行的险种有400多种，但真正具有生命力、适销对路的险种并不多。如中年人对保险需求最为强烈，而很多产品恰恰越过了这个年龄段；大多数产品只适合高薪阶层，而没有关注中等收入阶层，而且针对团体的保险多，针对个人的险种少；寿险产品抵御通货膨胀的能力差，产险市场提供的险种十分有限；综合各种风险责任的综合型险种多，消费者急需的单纯的医疗保险、老年护理保险等过于单一。各保险公司险种雷同，个别险种“克隆”现象严重。这样，一方面是某些保险产品的过度开发和供给，另一方面又有大量保险需求得不到满足，保险公司忙于出售开发的产品，而不是针对市场需求开发能售出的产品，保险产品供给结构问题突出，严重影响了保险需求的实现。

摘要：农村信贷约束是我国农村经济发展面临的一个严重问题。中国农村金融基础薄弱，信贷市场不完善，大量农村居民存在信贷约束，农业及农民获得贷款的机率很低。本文分析了农村信贷约束产生的原因，并针对这一问题，提出了完善农村金融信贷服务体系的政策建议。

关键词：农村信贷;信贷约束;金融服务

在市场经济时期，农户消费已在较大程度上货币化、社会化。一方面，农民消费所需的“产品”和服务不再自给自足，而是像城镇居民那样，以货币为媒介去交换所需商品；另一方面，农民的收入水平较低，收入和支出的很强的不确性。这样，农户收入与消费支出之间常常会出现不平衡，形成生产性和消费性的融资需求。在我国，农村经济发展面临的一个严重问题就是农村的信贷约束，中国农村金融基础薄弱，信贷市场不完善，大量农村居民存在信贷约束，农业及农民获得贷款的机率很低，这也成为抑制农民消费的重要原因之一。

一、我国农村居民存在较强的信贷约束

2007年，中国人民银行联合国家统计局对全国十个省的两万个农户进行专项调查。结果表明，有46%的农户具有借款需求，但仅有26%左右有借款需求的农户能通过正规金融机构获得贷款。根据调查显示，农村地区金融服务机构网点覆盖不足。截至2009年6月底，全国尚有2945个乡镇没有任何金融机构，有8000多个乡镇仅有一个银行网点，在全国所有乡镇中，金融服务严重不足要占1/3。

二、农村信贷约束产生的原因

一、中小企业融资刚性约束

与大型企业相比，中小企业面临着特定的环境，而且经营规模小，数量多，随之而来的是融资渠道存在诸多方面制约，与其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相比，其融资中的“弱势”表现得尤为明显。且这种融资约束并未随其地位提高和外界环境的变化而有所改善，表现出其特有的僵硬性。这种刚性约束，使得相当数量的中小企业得不到其在成长过程中所需的资金，从而错失发展良机。

1.信用短缺的刚性。企业信用是指企业能够履行与客户、社会约定的职责而取得的信任。中小企业信用短缺表现出的硬性约束具体表现为：一方面，中小企业出于自身目的向社会(如银行、工商与税务等)披露的财务信息失真，往往是多套报表来应付不同部门与单位。这样的虚假财务信息直接损害了中小企业群体的信用；另一方面，一些中小企业信用意识差，有赖账、转移资产和逃废银行债务行为。因相对较短的企业生命周期和较小的经营成本与投资，中小企业逃废债务的机会成本比大企业相对小得多，当其财务状况不佳，没有偿还贷款的能力，信用观念不强时，也会逃废银行债务，或公开欠债不还，这些都会严重影响中小企业的整体信用形象，大大挫伤商业银行对中小企业资金支持的积极性。由此引起的信用短缺加大了资金供需双方交易的信息成本，并且这种信用短缺是刚性的，易引起资金供方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问题，从而堵塞了中小企业的融资渠道。

2.资本市场制度环境的刚性。中小企业融资渠道本来就不多，现行的制度更加硬化了中小企业的融资约束，而不是为其创造更好的政策环境。从内源融资渠道而言，我国《物权法》刚刚颁布，其实施及人们对其认可的程度还需一个过程，创业者及其亲友并不能放开地将自有资金投入到企业中；从直接融资渠道而言，较为苛刻的准入门槛阻止了大多数中小企业进入资本市场。目前，为中小企业融资服务的二板市场还极不完善，创投基金和风险投资的发展也十分缓慢。国有商业银行信贷政策、制度、管理办法主要是为国有和大型企业服务，并没有为中小企业尤其是民营中小企业的融资需求作适当而充分地调整，国有商业银行充当政府政策性银行的金融制度环境并没发生很大的改变，突出表现为：大型银行和中小银行之间业务及市场定位都趋向于向大型客户贷款，而忽视了优质的中小规模的企业。因而，在我国处于转型经济背景下，相对于中小企业而言，大型企业往往更易从政府控制的银行得到扶持。

3.商业信用的刚性。已有理论(如Ng与Smith，1999；Summers与Wilson，2002)表明，在转型经济国家，商业信用已经成为企业从外部市场进行融资的重要途径之一。与从银行等金融机构获得资金规模相比，商业信用作为企业的融资手段仍具有一定优势，因为企业在提供商业信用时，能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然而，对于中小企业而言，商业信用却不是银行信贷的重要替代方式。从获得商业信用的条件上，商业信用与银行信用之间具有一定程度的相似性。同样，商业信用也存在融资的“规模歧视”。提供信用的企业认为，一旦企业经营存在风险，规模较大的公司更易通过其他途径解除困境，即便经营失败，规模较大的企业也比小企业具有更多资产抵债。因此，规模较大的企业更易通过商业信用获得资金，用应付账款作为商业信用的替代变量。有关实证研究表明，企业获得商业信用，与企业规模呈显著正相关关系，说明规模较大公司能够较易地获得商业信用融资。

4.融资成长周期的刚性。中小企业其鲜明特点是自身的风险高、资产规模小、资金需求量大，以及盈利能力不明确。并且，在它的生命周期不同阶段，资金需求和风险、融资渠道都呈现出不同的特点，因而，中小企业呈现出融资成长周期的特点。相对于大企业而言，表现出不可逆转性。越小的、越年轻的企业，越是信息不透明，它们越要依赖内源性融资、贸易信贷和天使资本；当企业成长时，才会获得进一步发展。并且，信息也逐渐公开透明化，这时企业的融资需求和选择就会发生相应变化。当进一步成长时，它们会寻求金融中介的支持，如私募性质的风险资本、银行及财务公司的融资；如果企业仍然生存并继续发展，就会获得公众股权和公开性债务市场的融资安排和支持。

中小企业信贷约束因素分析

影响中小企业借贷难问题的原因，大致可以分为两部分。一部分受到外部环境的影响；另一部分是由于中小企业自身一些共有特性决定的。（一）外部环境对中小企业信贷融资的影响外部环境也可以分为贷币供应量，所在产业及地区，本地银行竞争情况。货币供应量对中小企业信贷融资有着紧密的联系。在银根紧缩的时期，银行通常也将贷款放给风险相对比较小，贷款成本比较低的大型企业，而中小企业在这个时期很难贷到款。中小企业信贷融资难易程度，往往受其所处产业及所在地区的影响。政府与银行关系紧密，政府往往会通过各种方式干预银行的贷款活动。因此银行倾向于政府扶持的产业投放更多的贷款。一般情况下，这些处于政策扶持产业的中小企业相对于处于其他产业的中小企业更加容易得到银行的贷款。并且由于地方政府对于中小企业的政策支持力度不同，不同地区中小企业信贷融资难易程度也有所不同。由于中小银行往往与中小企业有着比较良好的银企关系。相对于国有银行，中小银行更有意愿向中小企业贷款。随着中小银行的发展，区域范围内银行之间竞争不断加剧，这有利于中小企业获得银行贷款。（二）中小企业自身因素中小企业由于对财务报表不透明、固定资产投入偏低、可抵押担保品不足、所有者与经营者的高度合一等因素，都使得中小企业风险升高，降低了银行对其放贷的意愿。1、企业基本特征因素：企业基本特征主要包括企业成立时间，规模大小，所有权性质。（1）企业成立年限往往决定了企业与银行关系紧密程度。而银企关系越紧密，越有利于消除两者信息不对称对信贷融资的影响。（2）银行偏向于向资产规模大的企业贷款。因此企业规模越大，受到的信贷约束通常也越小。（3）国有控股或者大股东背景良好的企业通常比较容易得到银行贷款。而这个因素通常与地区的金融发达程度和法制水平有关。2、企业经营特征因素：企业经营特征决定了企业的经营风险的大小，直接影响到企业的偿债能力。而在实际情况中，银行比较重视主营业务收入、长短期借款数量，资产负债率，流动比率和速动比率等财务指标。

政策意见

要解决我国中小企业信贷融资难的问题，还是需要从中小企业自身治理、金融体系和宏观政策三个方面去解决。（一）中小企业自身治理方面公司财务状况是银行对中小企业进行放贷的重要考量因素。建议企业完善自己的管理水平，提升产品在市场中竞争力，以提高企业盈利能力。同时注意财务风险，提高自身财务信息的可信度和透明性。（二）金融体系方面1、完善商业银行信贷结构，创新信贷产品。中小企业有着广泛、直接接触的是市县级的商业银行，而这一级的授权授信额度有限。商业银行应该积极调整信贷结构，增加基层银行的授信额度，使基层银行有一定的信贷经营决策权。满足符合信贷要求、信誉良好的中小企业的融资要求。同时结合中小企业特点提供金融服务支持。2、发展中小商业银行，促进中小企业信贷融资。同中小企业一样，中小型银行一般也具有地方背景的特点，其发展往往依赖地方经济。因此更能与当地中小企业有密切的联系。基于这个特性，中小银行相对于大型商业银行更加偏好于向中小企业放贷。因此应大力发展中小银行，加深与中小企业的合作，从而为中小企业提供专门、便捷的金融服务。（三）宏观政策方面1、完善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体系，实行多种类、多形式的中小企业信用担保机构。首先需要制定有利于担保机构持续发展的法律法规，促进信用担保机构有序健康发展。其次还需要建立健全中小企业信用担保机构风险补偿机制，加大资金投入，规范担保机构行为。再次强化风险管理，推进担保机构与协作银行平等合作，建立风险共担制度。通过完善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体系，使中小企业走出只能用固定资产担保的限制，提供更多的担保贷款的形式。2、健全中小企业法律体系，保证其有良好的融资环境。主要涉及《中小企业促进法》、《财税法》、《担保法》、《破产法》，特别《中小企业促进法》是支持我国中小企业发展的重要法律文件。但是由于其制定过于原则，而措施不大具体，所以在具体实施中不尽如人意。应当对其进一步深化，继续推出税收优惠、金融政策以及技术扶持等多方面促进中小企业发展。

本文作者：黄昀工作单位：复旦大学

编者按：本文主要从导论；企业债券的政府约束制度分析；企业债券的市场约束制度分析；结论进行论述。其中，主要包括：政府主导市场的制度约束特征非常明显、本文的约束性制度分析框架是建立在新制度经济学对制度内涵的理解基础之上、政府通过制定行政法规，运用政府管理手段对发债企业的发债资格、债券发行价格以及发行数量实施严格限制、影响企业融资方式选择的基本决定性因素是融资成本、政府通过严格的行政审批，对发债申请企业实行严格的筛选、政府对企业的发债资格实施严格的审批、在市场约束制度下，政府对发债企业的资格审批将不复存在、企业债券市场的投资者必须自己承担投资决策失误的风险责任、市场约束制度不仅可以促进企业提高资本的运行效率，更有利于形成合理的证券市场融资结构、市场约束制度下的信用评级机构，必然是以投资者的需求为导向的等，具体请详见。

摘要：约束性制度安排对企业债券市场各参与主体的策略行为和互动模式产生影响，进而形成迥异的市场发展结果。我国企业债券市场发展滞后的真正根源，就在于政府约束制度对市场约束制度的替代。为了实现金融资源的有效配置，必须积极推进政府约束制度向市场约束制度转换，以修正企业债券市场参与主体的行为选择，从而形成良性的市场互动机制。

关键词：企业债券，制度，政府约束，市场约束

在我国企业债券市场的发展过程中，政府主导市场的制度约束特征非常明显，无论是最初的迅猛发展，还是急转直下的快速萎缩，直至最近出现的可喜抬升势头，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都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但也正是由于政府对市场的强势干预，才造成了企业债券市场自身的约束性制度无法形成，市场各参与主体的行为选择和互动模式表现出极大扭曲。深入研究企业债券市场各参与主体的策略行为选择，是我们认识不同的约束性制度安排对市场构成不同影响的关键。本文正是试图在博弈论分析框架下，探讨不同的约束性制度安排是如何影响企业债券市场各参与主体的行为选择的，并基于分析得出结论：只有从约束制度上实现根本性的转变，即从政府约束制度向市场约束制度转换，才能从根本上扭转企业债券市场主体的行为选择模式，从而推动企业债券市场的持续健康发展。

一、导论

本文的约束性制度分析框架是建立在新制度经济学对制度内涵的理解基础之上的，即制度是与具体行为集密切相关的规范体系。本文所谓的约束性制度安排是在制度抽象内涵基础上的具体化，是为了研究特定问题而做的有目的性的概念框定。所谓约束性制度，是指针对特定的目标和约束对象，由一系列规则(包括正式的与非正式的)、参与人及其实施机制所构成的制度均衡。根据定义，我们可以明确约束性制度的构成要素包括特定的约束目标和约束对象(即被约束的客体)、规则(包括正式的与非正式的)、组织或个人(即实施约束的主体)以及制度实施机制。不同的约束性制度安排会对市场参与主体的行为选择产生不同影响，进而引起市场运行效率的差异。就企业债券市场来说，约束性制度安排是为了保证市场的资源配置机制有效，从而对企业的发债行为实施必要的制度约束，以减少投资者和企业之间由于信息不对称而产生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问题。因此，约束性制度安排最重要的实施机制，就是能对企业的信用状况做出很好的鉴别，从而保证市场债务契约的有效执行，既要保护投资者的投资利益，同时又不能因噎废食把信用良好的企业拒之于市场之外，阻碍企业债券市场的正常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