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南范文10篇

[内容提要]越南共产党巩固执政地位的战略措施主要有七个方面：坚持“社会主义是惟一选择”是党巩固执政地位的制度依托：构建“越南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理论体系”是党巩固执政地位的理论基础；“发展和经济增长”是党巩固执政地位的经济基础；“建设和逐步完善社会主义民主”是党巩固执政地位的政治基础；建设“先进的、具有浓厚民族本色的文化”是党巩固执政地位的文化精神基础；实行“独立、开放、全方位、多样化的外交政策”是党巩固执政地位的国际条件；搞好“党的建设”是党巩固执政地位的自身保障。

[关键词]越南共产党执政地位战略举措

从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开始，在苏东剧变的冲击和影响下，在世界格局的变化和经济全球化发展的挑战中，越南共产党执政的政治生态环境不断恶化，党的执政地位面临着严峻的挑战，越共将其高度概括为经济发展滞后、和平演变、偏离社会主义方向、贪污腐败“四大危机”。从1991年“七大”到2006年“十大”，越共为了克服四大危机，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在总结苏东剧变的经验教训和进一步深化革新开放的基础上，从确保“社会主义定向”、巩固共产党执政地位、实现国强民富的有机结合上，不断推出“以经济建设为重心、以党的建设为关键、以文化建设为社会精神基础”为总体思路的战略举措。

一、“社会主义是惟一选择”：党巩固执政地位的制度依托

越南共产党认为，共产党与社会主义是生命共同体，党的执政地位能否长久与社会主义制度能否稳固息息相关。所以，要巩固党的执政地位，首先就要解决好革新思维与坚守信仰、革新开放与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的关系问题。

1、提出“五项基本原则”，保证革新开放的社会主义方向。五项基本原则就是，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马列主义、胡志明思想，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和党的领导，坚持社会主义民主，坚持爱国主义与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相结合、民族力量和新形势下的时代力量相结合。从1989年越共六届六中全会正式提出五项基本原则以来，党的历次代表大会都强调革新开放要坚持五项基本原则，“改革不改色，融入不溶化”。

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处于低谷之时，越南的政治革新成为令外部世界颇为关注的一个亮点。经过25年的努力，越南的政治民主化不断深入，国内安定团结，共产党的执政基础得到了进一步巩固。目前，尽管越南的政治民主化仍在深入推进中，但其阶段性成果值得人们重视和借鉴。在探讨越南政治民主化成就时，中越两国理论界大多从“经济决定政治、经济发展决定政治发展”这一经典理论来论述，但该理论无法解释：中越两国经济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中国经济改革显然更为深入、经济发展水平更高，为什么越南的政治革新反而比中国进行得更为深入？实际上，“经济发展决定政治发展”这一基本原理只是从社会最终发展趋势而言的，具体进程如何则受到诸多特殊因素的影响，这些特殊因素虽不能决定社会发展的最终趋势，但足以使社会发展速度加快或减缓。对于一个国家的政治民主化来说，政治文化这一外在环境因素对其进展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一、革新开放以来越南政治民主化发展历程

革新开放以来，越南的政治民主化进程大致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政治民主化的酝酿阶段（1986～1992年）。1986年黎笋病逝后，越南效仿中国开始革新开放，调整反思政治经济上“左”倾及个人专权的弊端，重新强调集体领导，首次提出了“党领导，国家管理，人民做主”的方针［1］128。这一阶段因为党内路线斗争激烈，政治革新层面没有取得实质性的成果。由于经济革新成效不理想，时任越共政治局常委、书记处书记的陈春柏抨击阮文灵“只革新经济，不革新政治，是‘半吊子’”［2］，并在电视上公开宣称越南应该实行多党制。这一举动超越了当时越共中央可以容忍的底线，陈春柏被免除了党内外一切职务。该事件标志着党内路线交锋告一段落，同时，政治层面的革新也由此提到了日程上来。第二阶段是政治民主化的启动和加速阶段（1992～2006年）。这一阶段越南走出了经济危机，但由于政治体制革新严重滞后，腐败蔓延，人民群众的不满日益高涨。面对这种状况，越共1994年提出“建设属于人民、经由人民、为了人民的社会主义法制国家”。1996年又提出：“对于党和国家的主张和政策由人民知情、人民讨论、人民做主、人民监督作为具体的实施方针并机制化。”［1］129但是这些措施仍不能有效缓解日益严重的社会不满情绪，1997年太平省最终发生了农民的武力反抗。当年年底，越共元老陈度上书中央，斥责“党正在退化变质，……那些手握权力的党员已经变成与人民利益对立的新的统治阶层，……已变成一股阻碍包括经济领域在内的国家各方面向前发展的阻力”［3］。此举获得了党内大批高级干部和知识分子的支持，在越南国内外轰动一时。由于陈度拒不妥协，越共开除了陈度的党籍并处理了一大批高级干部，但这并无助于挽回党的形象。陈度事件后，越共深刻地认识到了事态的严重性，在强调坚持加强党的领导的同时，逐步采取措施进行政治系统革新，扩大党内民主，反对腐败，改善党的形象，加速了政治民主化的进程。第三阶段是政治民主化的深化发展阶段（2006年至今）。这一阶段越南经济发展迅速，国内局势稳定，国际环境处于历史上最好时期，越共的执政信心大增。越共十一大指出：“民富、国强、民主、公平、文明和由人民做主是我们人民正在建设的社会主义的两个中心特征。”［1］131这一阶段在坚持加强越共领导地位的同时，在国内进一步扩大党内民主，改革国会选举，开放言论，强化一党执政的合法性地位，引起了西方的关注和兴趣。而最近建设“公民社会”构想的提出和国会代表差额普选及在部分省市和郡县试点直选产生省市委书记、郡县委书记的举措，则标志着越南的政治民主化渐向深水区发展。经过25年革新开放，越南共产党初步恢复了自身在人民群众中的形象，巩固了执政地位；扩大了党内民主，初步建立起了党内竞争与制约机制，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党意”与“民心”的矛盾，开始探索一党执政条件下的党政分开问题。但是政治系统中的弊端远远没有得到消除，贪腐现象并没有得到根治，裙带关系、官僚主义依然较为肆虐，“党意”与“民心”的矛盾没有得到根本解决，社会民主仍处于起步阶段，越南的政治民主化与革新依然面临着一些阻碍。

二、越南政治文化对越南政治民主化进程的影响

越南政治民主化进程相对快速发展是与其政治文化环境密不可分的。

（一）越南政治文化的主要特征

随后越南的外交政策出现了较大的转变，同意了美国在寻找失踪士兵方面提出的一些关键性请求。这些请求包括允许美国接近越南军方的战争记录和对调查报告做出快速反应，允许美国在越南各地搜寻失踪士兵遗物或信息，允许美国利用直升飞机在空中展开搜索活动，甚至准许美国人挖掘北越军人的墓地。1992年，河内决定允许美国调查组查看越南国防部的战争档案，以找到有关美国军人命运的任何证据。这在美越双方关系上是一大突破。

由于越南在寻找失踪美军士兵问题上的积极配合，美越双方增进了相互理解。另一方面，美国商界向政府施压，要求政府拓展政策，抓住商机，要求进入越南市场。因此，1994年2月3日，克林顿总统宣布终止对越南的禁止贸易令。对越南达47年的贸易制裁解除之后，两国关系迅速升级，1995年7月双方建交，互在对方首都设大使馆。近半个世纪的对抗关系宣告结束，两国关系迈上新的台阶。

影响两国未来关系进一步发展的障碍

尽管两位宿敌实现了握手，但是，两国关系的进一步发展还存在着一些障碍。要实现两国关系的迅速发展，必须消除两国在经济限制问题、人权问题和政治民主化问题上存在的分歧。在经济限制问题上，美国拒绝给予越南非歧视性地位（最惠国待遇），和享受普惠制待遇。这意味着，美国将根据1930年颁布的关税法，以高税率来评估来自越南的进口产品的关税，越南最有可能出口的产品（如廉价的服装、鞋类、基本家用设备，电子配件等）不能以竞争性价格进入美国市场。

在人权问题上，美国指责越南存在着严重的人权问题。指责越南政府压制越南的联合佛教教会，关押反对越南佛教教会的和尚等。

而越南政府，则指责美国干涉越南的内政。

一、越南金融危机的成因

1.货币政策实施不当

从越南金融危机的发生过程来看,在应对高通胀时,货币政策的实施不当,是引发金融危机的直接原因:一是期望通过快速的本币升值来冲抵高通胀的压力。事实表明,在越南当前的经济实力下,企图以“浮动区间扩大促本币升值抑制通货膨胀”的货币政策来应对高通胀是错误的,因为在国际热钱已大举进入并获得本币升值的巨大利益前提下,利用本币加速升值的办法抑制通胀,其结果必然会促使国际资本的套利投机,并最终导致本币贬值。二是在危机发生之初,在本国银行系统中采取大幅度的紧缩性货币政策,即运用大幅加息和上调存款准备金率、巨额发行票据等货币工具来对冲抑制通货膨胀,造成本土金融系统资金链的极度紧张和加速对本国货币的预期性恐慌。

2.过多过快地吸引外国直接投资

多年来,越南实行比较宽松的金融政策,对国有企业的大量贷款形成部分呆坏账,金融体系本身并不健全;同时,也缺乏抗御金融风险的稳健实力。如,越南的外汇储备总量偏低,不到国家外债的50%,但为了促成经济的快速发展,制定了比较激进的吸引外资政策。外国直接投资的大量进入,虽然可以直接拉动GDP总量的快速增长,但也对通货膨胀起了推波助澜作用。一旦出现外资大规模撤出,就不可避免地发生货币层面的巨大波动和经济层面的较大动荡。

3.货币流动性泛滥,资本投资过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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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针对中国企业品牌效应低，难以国际化的现状，以中小MP3企业为例，设计了以越南为国际化第一站，使产品立足于越南市场的战略方案。主要包括企业市场进入战略、市场扩展战略的选择。将会给国内中小企业提供一种开辟国家化道路，变贴牌为创牌的方法。

[关键词]OEM出口双重价格策略直接分销国际促销差异化产品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跨国公司数量日益增加。然而在国际化的道路上，中国企业可谓困难重重，2008年度世界品牌500强中中国仅有15个企业入选，这对于一个世界贸易大国来说是极其严峻的形势。

由中国的贸易结构可以看出，虽然机电产品占我国贸易额比重最大，然而大部分均为加工贸易。也就是说我国很多中小企业都在做OEM业务。OEM即“原始设备制造商”，指承担著名品牌的加工业务的厂商。我国众多中小企业就是从这条路逐渐发展壮大起来的。然而正是由于这样的生产经营模式，导致我国众多中小企业无法创出自己的品牌，阻碍了国际知名化的道路。所以从贴牌到创牌的道路十分重要并且艰辛。在众多产品中MP3是新兴数码小电子产品的代表，随着成本的不断降低，国内MP3市场已经趋近饱和，国产MP3小企业大部分都靠贴牌生产为主要经营方式。在这种形势下，寻找新的出路来使企业走向国际化就更加有必要。而国际化的第一站应该选择与中国文化相近，贸易壁垒少，较容易发展国际业务的市场，越南就是最好的选择之一。

近年来，中越经贸关系稳定发展，合作领域和渠道不断扩大，进出口总额不断上升。中越两国贸易额由2000年的24.7亿美元增加到2007年的151.15亿美元，年增长率37.7%，提前3年完成两国领导人确定的至2010年双边贸易额150亿美元的目标。“中国成为越南第一大贸易伙伴最大进口来源地和第三大出口市场。”越南承诺在未来35年内，将计算机，手机等330种产品关税全部降为零，这对中国来说是一个抢占越南的电子产品市场的极好机会。

一、越南职业技术教育改革的历史背景

在革新政策开始后的10年期间，越南出现了职业教育与培训的衰落，无法满足培养高技能工人的需求。1998年职业教育总局与教育和培训部分离，并入越南劳动、荣军和社会事务部。职业教育总局接管教育和培训部管理的越南职业技术教育的责任系统，而教育和培训部则更侧重于长期的专业培训。2006年，《职业培训法》定义了越南职业技术教育机构和资格水平等级。然而，现有的系统仍然是复杂的，越南职业教育与培训体系，很难得到可靠和全面的统计。根据MOLISA统计，在2008年，有1000多所其他培训机构提供职业培训，包括在教育和培训部监督之下的8所大学和100所学院和职业中学。职业教育与培训机构和学生的数量正在不断增加。

二、越南职业技术教育改革的现状

（一）越南职业教育系统

越南职业教育包括职业技术教育和职业培训两个方面。职业技术教育系统主要包括各类中等职业学校，由越南教育和培训部管理。职业培训系统主要由中等技术学校、专科学校、技术学校和职业培训中心构成，由越南劳动、荣军和社会事务部负责管理。各类学校都承担着特定的职业教育任务和培训内容。

1.中等职业学校。同时招收初中、高中毕业生，培训时间是3年或3年半。学生毕业时，取得相当于高中文凭和中等职业水平的职业资格文凭。高中毕业生的培训时间是2~3年，毕业后可以取得中等职业毕业证书以及相关的职业资格。

摘要：中越在两国关系正常化以来，双边贸易交往比较频繁，贸易额也在不断地增长，对两国的经济发展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本文通过分析中越边境贸易的一些特点、目前面临的困难、存在的突出问题以及不稳定因素，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和建议。

关键词：广西越南边境贸易发展

21世纪以来，随着中越两国高层互访频繁，两国的传统友好、平等、互利、互信关系在各个领域都得到迅速的恢复发展，双方都不断加深改革开放，制定了发展经济的优惠政策，两国的边境贸易的发展也不断增长。尤其广西具有中国联系越南最便捷的地理优势，与越南的经贸将更为密切，经济合作也将更加广泛。广西可以充分利用自身优势，积极发展对越经贸合作，实现优势互补，促进经济发展。

一、广西与越南边境贸易现状

广西与越南边境贸易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一是政府高度重视。越南政府为了发展对外贸易和投资，积极鼓励企业增加进出口，大胆革新法律法规，为广西与越南贸易发展奠定坚实的法律基础。二是产品结构具有互补性。广西出口到越南的产品主要是工业品、日用消费品等，越南出口到广西的商品主要以农、林、水产品为主。三是边境贸易实行多渠道、多层次、多形式经营。广西与越南在进行边贸的过程中,交通便利的优势促使双方可以采用很多渠道进行贸易，双方的贸易层次也很明显。以国有企业为主体，集体、个人参与的多元化的小额贸易和易货贸易；家口岸、地方口岸、过境、转口口岸一起的边境贸易；民互市贸易、边境小额贸易和边境地方贸易三种边境贸易形式并存，但以边境小额贸易为主。

广西与越南边境贸易的发展是近二十多年来的事，它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1)起步阶段(1982年9月～1988年9月)。我国有组织、有控制地先后开办了9个贸易点，允许越南边民前来参加集市贸易。这些贸易既起到了宣传作用，也促进了边境地区经济的启动，改善了边民的生活。(2)快速增长阶段(1988年9月～2002年11月)。自1989年初开始，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决定大力搞活、拓展边境贸易，并提出了“通贸兴边”的战略。自此，广西与越南的边境贸易发展迅速，商品成交额每年成倍增长，商品品种也由以前的农副产品和日用品向工业制成品和生产资料发展。边境贸易也逐渐向越南内地的河内、海防以及胡志明市延伸。(3)新的发展阶段(2002年11月—)。2002年11月在柬埔寨金边召开的第四次东盟和中国(10+1)领导人会议《中国-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和《中国-东盟农业合作的谅解备忘录》的签署标志着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进程的开始启动，广西边境贸易开始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随着中国-东盟博览会落户南宁和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早期收获计划的实施，广西边境贸易面临新的机遇和挑战。

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灵魂；儿童是一个国家的希望。人类社会的前进和发展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儿童的发展。儿童的教育应从多方面进行，而儿童文学的作为教育的地位不可忽视。优秀正面的儿童文学作品可以引导儿童树立积极向上正确的世界观和价值观，因此世界各国历来都特别重视儿童文学的建设和发展问题。越南也不例外，虽然在1975年才完成全国的统一，但是其儿童文学的发展值得关注。1986年越南实施经济改革以后，其儿童文学发展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局面,苏怀、范虎、武广等儿童文学作家作品深受广大读者的青睐,成为当今儿童文学领域走红的作家。

一、越南著名儿童文学作家及其作品

自古以来，越南文学受到中国很大的影响。而在近代，越南由于成为西方强国侵略扩张的目标，相当长的时间沦为西方国家的殖民地，所以也在不同程度上不自觉的受到西方文化的影响。在越南的儿童文学作品上不可避免地有所体现--不少作品取材于中国和西方的文学作品，并在改写过程有所创新，深受当地人民的欢迎。在形式上，越南儿童文学主要有儿童散文、儿童寓言、儿童故事、儿童歌谣、儿童科学文艺、儿童戏剧、影视文学等。比较有名的作家包括苏怀、范虎、武广和何恩等，

（一）苏怀（THoài）

苏怀，越南著名作家。自1954年开始，他致力于文学创作，至今已辛勤笔耕了近60年，他有100多部各种题材的作品如：短篇小说，长篇小说，回忆录，剧本，写作心得等等。他的儿童作品主要有《：蝼蛄冒险记》(DMènphiêulukí)、《鼠窝》(Ochut)、《两只鹅》(Haiconngng)、《儿童合作社》(Hptácxchúngem)、《年少志高》(Tuinhtrícao)等，其中一些被翻译成外文。他所获奖项很多，包括越南胡志明国家文学奖、越南文化协会最佳小说奖、亚非作家协会优秀作品奖等。

（二）范虎（PhmH）

一、越南法律和国际法之间和谐化的需求

在各国和国际共同体的发展中,国际法越来越显示出其不可缺少的作用、地位。如果缺少国际法,那么国际恐怖、环境污染、全球化进程中的分化等等各种国际问题不可能得到有效地解决。现行的国际法不仅调整各国在许多方面的合作关系,而且对于各国的路线、政策和法律产生各种不同程度的作用、影响。因此,每一个国家的职能部门必须制定与之相适应的处理方法以便有效地保证履行、遵守各国自愿做出的各种国际承诺。在国家主权的基础上,通过整理、修改、废除或者新颁布各国自身的各种法律规范文本,各国已经“促成”了国家法律和国际法的和谐。站在国家和国际的角度,国家法律和国际法和谐化不仅是需要,而且还是包括越南在内的无论任何一个国家的义务。

这样肯定的基础在于,国际法是在参与国际事务时调整国家合作活动的工具,它是自愿达成旨在融合各成员国利益的产物。因此,遵守国际法是每一个主体的义务旨在保护自身利益乃至保护其它各国的利益。如果不与国家法律和谐,那么将很难具有可行性。显然,如果不遵守国际法或者颁布与各种国际承诺相悖的国家法律文本则国家必须承担国际法理责任。另一方面,通过参与制定和组织施行国际法,国家法律将更加完善。正因为如此,国家法律与国际法之间的和谐化结果不仅是像越南这样个别国家的利益,而且还是所有共同体的利益。为了生存和发展,无论越南的任何法律领域的稳步发展(如《土地法》、《环境法》、《银行法》等等)几乎无一例外地受到越南法律和国际法之间和谐因素的支配,可以肯定,我们已经和仍然必将继续融入国际法。

与此同时,必须增加缔结和履行各种双方和多方国际条约。融入国际社会对于越南法制体系的发展具有深远的影响。因此,必须建立和发展与国际法各种原则、与越南的各种国际承诺相适应的越南法制体系,同时,必须与越南的具体环境(条件)相适应,主要的一点就是在法制建设活动中,重点确保满足稳步发展的需求。对于越南而言,融入国际社会与其它许多国家相比起步较晚,在许多方面越南面临着巨大的挑战。除了中央委员会关于融入国际经济的第七号决议(07-NQ/TW)而外,政治局于2005年5月24日颁布了《关于至2010年越南法制体系建设和战略规划》的第48号中央决议(48-NQ/TW)和于2005年6月2日颁布了《关于至2020年司法改革战略》的第49号中央决议(49-NQ/TW),确定了至2020年的发展方向。这些都是越南融入国际社会时期中与法律和司法相关的重要文件。

按照中央第48号决议的评价,越南法制体系的现状是“未同步、缺乏统一、可行性低、进入生活迟缓。法律和法规的立法进度滞后,各种文本质量不高。越南作为成员国在研究和组织施行各种国际条约工作中未引起足够重视。法制宣传、普及、教育工作的效果还受到许多限制。保证法律施行的体制还存在欠缺和不足。造成上述这些不足的原因是由于没有制定一项全面、总体、具有战略视野的法制建设规划;司法干部105的培养、提高水平的工作和法制理论的研究工作跟不上实际的需求,组织施行法律工作不严格;大部分干部、公职人员和人民群众的法律意识淡薄。”面对法制体系存在的“诸多问题”而且在短期内难以克服这样一种现状,可以肯定对于越南而言,越南法律与国际法的和谐实实在在地面临着巨大的挑战。

二、越南在保证国家法律和国际法间和谐问题上的现状

［提要］在世界各国文化软实力的较量中，电视剧是跨文化传播中的重要指标。因地缘关系、文化接近性等原因，中国电视剧在越南的传播一度受到追捧，但因越南全球化发展、文化折扣、日韩美剧的竞争以及政治原因，中国电视剧在越南的传播也遭遇一定的瓶颈。通过多月的集中田野调查与驻地体验，对越南不同类别群体、组织进行走访和资料收集，将越南民众对中国电视剧的文化接受和消费进行阶段划分、特点分析、状态描述及根源剖析，并在国家“一带一路”背景下提出未来进一步以电视为媒介做好跨文化传播的现实策略。

［关键词］中国电视剧;越南;文化传播

一、问题的提出

从20世纪90年代第一部中国连续剧《渴望》进入越南开始，先后有很多中国电视剧风靡越南，创造了一次次的收视高潮［1］(P．5)，越南人喜欢看中国电视剧，越南各电视台在没有特殊事件发生时，每天都有中国电视剧在播放，且播放量巨大，占据了越南电视剧播放的一半以上时间［2］。越南每年引进全球电视剧总量中，中国电视剧占一半以上［3］(P．10)。对中国电视剧文化的消费已经渗透到越南人的日常生活，越南人不仅看中国电视剧，而且还“疯狂翻拍”中国电视，比如《西游记》、《笑傲江湖》、《神雕侠侣》、《还珠格格》、《花千骨》等等［4］。在越南的各种视频网站，中国电视剧的占有率和点击量都高居榜首，同时越南的电视杂志和很多都市生活报都连载中国电视剧内容，正版与盗版影碟也是越南人在网络特别是智能手机普及之前接触中国电视剧的一个重要途径。正如中国的年轻人通过美剧学习英文一样，很多越南人还通过看中国电视剧来学习中文。中国电视剧在越南的传播，无论是对比在全球其他几个州的国家的传播，还是在亚洲的邻居如菲律宾、马来西亚、缅甸、柬埔寨、泰国、老挝、朝鲜、韩国等国家的传播，从传播的数量到传播的时间以及影响力都有很大的不同，这些国家都只是小量小众传播中国电视剧，而中国电视剧在越南是大量在主流媒体中播放［5］(P．28)。相比影视产业强国，“中国电视剧对外传播长期处于贸易逆差的境地”［6］，中国电视剧在越南的传播只是一个很特殊的案例。我们若看国际市场，中国电视剧其实仅有着非常微小的比例和份额，在全球电视剧产业竞争中仍然还有很大提升空间。即使在越南，中国电视剧的播放在近年也呈下滑趋势，且不断受到日韩美多元文化力量的冲击。随着国家“一带一路”政策的贯彻和深入发展，中国与包括越南在内沿线国家的经济往来势必更加频繁，文化交流也同样会更加密切，电视剧作为视觉文化产品，在跨文化传播视野里也是国家形象塑造与民族文化传播的重要阵地。当前，总结中国电视剧在越南的传播规律与经验，对相关问题与现象进行描述、解析、阐释，以期对新时代的国家对外文化传播战略有所启示。

二、田野调查与研究框架

(一)调查与访谈对象1．田野与访谈时间:2017年1—7月。2．访谈对象及途径:(1)中国部分。在前期准备阶段和在越南调研期间以及后期写作期间还对与本研究议题有关的中国相关专家、学者、电视台、政府相关部门工作人员和中国某国家媒体驻越南记者进行访谈:如云南电视台前台长、河口县电视台台长李子昂、中国中央电视台国际部工作人员ZDG(应受访者要求匿名)，中国广电总局电视出口相关部门工作人员GWW(应受访者要求匿名)、广西大学越南新闻研究学者易文、中国驻越南某媒体记者YJH(应受访者要求匿名)。这个过程从研究开始贯通了整个研究过程。(2)越南部分。对于越南的受访者的选择，本研究主要考虑了年龄、性别和职业和社会阶层等因素，原因在于不同的人生阶段电视剧对于观众有不同的意义。具体来说我选择了从18岁左右到55岁左右年龄阶段的越南人作为访谈对象，职业有高中生、大学生、普通职员、电视台管理者，著名演员、导演、政府高级官员。地点位于中国北京、昆明、河口、越南老街、河内、胡志明等地。没有选择更小年纪的受访者是因为作者在前期访谈和在越南多地的参与式观察中发现:越南更小年纪的电视观众对于观看什么电视剧没有太多的自主权，更多的是在课余饭后和家长一起观看，而在越南家庭中“家长制”依然非常明显，很多受访者表示电视不仅是一种娱乐工具，更是一种教育工具，因此在家庭中家长决定什么是适合孩子观看的，比如前期访谈中越南河内电影学院大学生YRY就谈到:“在家里一家人看电视时，要是出现接吻之类的镜头，奶奶或者爷爷马上就要调台”。在河内的PMH家中也观察到电视一般不会停留在越南南方制作的现代偶像剧上，当问及原因时她谈到:“我虽然很少看电视，但是我觉得越南南方拍的电视剧特别不是适合我的两个孩子观看，电视中那些演员穿着暴露，价值观不对，说离婚就离婚，完全不考虑对家庭的影响……”对于访谈对象的寻找，中国国内的受访者主要是通过朋友介绍朋友;中国的越南普通受访者(留学生以及几位在中国工作的越南人)主要是通过朋友介绍认识在中国昆明的越南留学生之后加入他们的微信群，然后从群里认识，再到现实中见面访谈，再通过他们介绍在越南的朋友，作者到了越南之后再对越南受访者进行访谈，大部分访谈经过同步翻译完成，少部分受访者是作者通过用英语直接交谈完成;对于越南电视台、明星导演和政府高级官员主要是通过作者的越南朋友帮忙联系完成，她是越南某高级官员家属，对于这部分受访的访谈也是她亲自充当翻译完成(本研究中提到的多位高级官员，为越南省部级或者副部级)。所有受访者，除越南高级官员之外，在访谈之前都会确认是:“特别喜欢中国电视剧”或者“经常观看中国电视剧”。(二)调查形式与问题1．越南观众的焦点小组。焦点小组成员是来自昆明市对云南师范大学、昆明理工大学、云南大学20名越南留学生，分为五组(每组两男两女)在不同的时间(2017年1月7日—2月4日每个周日，每次大约一个半小时)就以下几个问题:“为什么观看中国电视剧”、“喜欢中国的什么类型的电视剧”、“越南本国产的电视剧怎么样”进行开放式讨论。选择留学生进行焦点小组讨论的原因是，留学生基本都能用汉语表达自己的观点，在越南因为语言问题，作者只能通过翻译或者研究用英语进行深度访谈。2．对于越南国内观众深度访谈。对于普通受访者主要问题是以“您喜欢看中国电视剧吗?为什么?”为开头，逐渐我们鼓励这些受访者自由表达，着重点在于自己对中国电视剧的兴趣与体验，也就是在本研究访谈中，我们没有采用封闭式的采访提纲，也没有以相同的顺序对相关问题进行编码然后将质化信息做量化处理;此部分本研究一共对40位越南河内与胡志明的高中生(5位)、大学生(15位)、各行业工作人员(20位:分别是宾馆工作人员2位、银行职员2位、普通公务员3位、卷粉店老板3位、中学教师2位、音像店老板3位、农民5位)进行深度访谈。3．对电视剧行业相关的越南人访谈。对于越南电视台、明星和导演主要就“越南电视剧的特点”、“越南播放中国电视剧的原因”、“中国电视剧有什么不好的地方”、“越南限播中国电视剧的原因”等进行访谈;此部分共有越南电视台3位工作人员，1位越南著名明星和一名导演。4．对越南高级官员的访谈。对于越南政府高级官员进行访谈的主要问题是:“为什么越南要限制播放中国电视剧?”此部分共有4位越南高级官员接受访谈，2位与文化部门直接相关，两位不直接与文化部门相关，而是管理更为广泛的行政事务，文化只是其中一个部分，对他们进行访谈，是希望从文化与政治的关系角度，了解越南高层对于中国电视剧在越南影响的看法。5．参与式观察。作者一共去过10个越南人家庭进行参与式观察，这些家庭分布在越南老街、夏和、河内、胡志明。(三)研究的基本理论与方法内容分析法。“内容分析法”(ContentAnaly-sis)是一种对文本进行深入分析，透过现象看本质的科学方法。这里，我们要提到一位美国传播学者，他是伯纳德•贝雷尔森(BernardBerelson)，他把内容分析法界定为一种客观地、定量地、系统地描述交流的研究方法。本研究采用内容分析法分析与本研究相关的一些文献，比如对越南的《宪法》、《新闻法》相关内容进行质化分析，对越南中央电视1台、河内电视台、中央电视3台节目表进行量化分析。汇总了越南研究者黎兰香对于1993年到2007年越南中央电视1台、河内电视台播放中国电视剧的统计数据，及个人途径获得了2011年到2016年越南中央电视3台的节目表，这一数据相对于前两个阶段的数据，多了不同国家的电视剧剧目、以及每个电视剧播放的时间，同时这一时间段的数据刚好覆盖了中越海上领土争端前后一段时间的节目表，能很好的反应出政治因素对外国电视剧在越南播放的影响。本文中所使用的数据，都是相应时间段这个电视台全部数据，非抽样数据。这个研究方法主要是用于分析中国电视剧在越南的传播历程以及政治经济与文化等影响因素。文化接近性与克里欧化。文化接近性与文化折扣性是跨文化传播中重要的影响因素。文化产品对于那些生活在与文化产品产地同一文化或者相似文化中的人来说会更加容易接受与理解，而对于那些不同文化的消费者来说，产品的吸引力就会大打折扣，即文化接近性与文化折扣性对文化产品消费的影响。文化折扣是与文化接近性相对相成的一个概念，它们都可以用来分析文化产品在跨文化或者跨国传播时的影响因素［7］(P．39－59)。克里欧化(Creolization)是一个文化人类学概念。“克里欧化”本意指以非洲在接受欧洲文化时过程中并不是照搬接受的，也有着包括音乐、食物、宗教、语言在内的创造力，其更深层次的意义是指两种以上的文化彼此碰撞融合为新文化。文化研究者们在对美国文化产品传播到欧洲以及世界各地的进一步研究发现，在克里欧化过程中相遇的两种文化会对某个人或者群体共同产生作用而生成不同的这两种文化的融合新文化［8］(P．160－16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