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轨范文10篇

[摘要]领导越轨是现代社会的一个重要问题，比较中西领导越轨的差异对推进我国政治体制改革具有重要的意义。文章从监督机制、越轨根源、越轨的表现形式、领导越轨与不同历史时期的关系等四个方面对中西领导越轨问题作了探讨，并提出了针对现阶段我国治理领导越轨问题的几点启示。

[关键词]领导越轨；中外比较；启示

越轨是一个既古老又现代的社会问题。简单来说，越轨指包括违反法律、规章制度、道德规范以及社会习俗等在内的所有行为。而领导越轨则是指领导者违背党纪国法、违背政策和规章制度以及背离社会道德规范的行为。

领导越轨问题是由权力本身带来的，在世界范围内都是一个普遍现象。领导越轨不外乎与“钱”和“权”有关，不管制度规范如何细密、监督机制如何完善，都不可能从根本上杜绝领导越轨行为的发生，在这一点上，中外有相似之处。著名思想家孟德斯鸠明确提出：“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一条亘古不易的经验。”因为公共权力主要是进行“社会价值的权威性分配”，它所从事的分配工作关系到人们的切身利益，掌握公共权力的人比别人有更多的机会来获得这些有价值的事物或资源，因此，公共权力容易使掌握这种权力的人越轨。

但是，领导越轨行为的发生都是在一定的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基础上形成的。由于中西方在文化背景、社会制度、经济发展等诸方面的差异，决定了中西领导越轨具有不同的形态和特点及不同的治理方式。深入比较两者之间的差异，对于如何有效地治理越轨行为、健全和完善领导者的行为规范、推进行政体制改革，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

一、强与弱：中西监督力度不同

[摘要]领导越轨是现代社会的一个重要问题，比较中西领导越轨的差异对推进我国政治体制改革具有重要的意义。文章从监督机制、越轨根源、越轨的表现形式、领导越轨与不同历史时期的关系等四个方面对中西领导越轨问题作了探讨，并提出了针对现阶段我国治理领导越轨问题的几点启示。

[关键词]领导越轨；中外比较；启示

越轨是一个既古老又现代的社会问题。简单来说，越轨指包括违反法律、规章制度、道德规范以及社会习俗等在内的所有行为。而领导越轨则是指领导者违背党纪国法、违背政策和规章制度以及背离社会道德规范的行为。

领导越轨问题是由权力本身带来的，在世界范围内都是一个普遍现象。领导越轨不外乎与“钱”和“权”有关，不管制度规范如何细密、监督机制如何完善，都不可能从根本上杜绝领导越轨行为的发生，在这一点上，中外有相似之处。著名思想家孟德斯鸠明确提出：“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一条亘古不易的经验。”因为公共权力主要是进行“社会价值的权威性分配”，它所从事的分配工作关系到人们的切身利益，掌握公共权力的人比别人有更多的机会来获得这些有价值的事物或资源，因此，公共权力容易使掌握这种权力的人越轨。

但是，领导越轨行为的发生都是在一定的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基础上形成的。由于中西方在文化背景、社会制度、经济发展等诸方面的差异，决定了中西领导越轨具有不同的形态和特点及不同的治理方式。深入比较两者之间的差异，对于如何有效地治理越轨行为、健全和完善领导者的行为规范、推进行政体制改革，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

一、强与弱：中西监督力度不同

新闻媒体在报道中会体现出其特有的传媒暴力，如过多地对暴力犯罪过程的细节进行描写，过度描写血腥的场面，并配以照片，还有淫秽色情的链接自动链接，不堪入目的画面随着自动跳出等。传媒暴力对青少年的影响巨大，吸引更多的时候是劫持青少年进行模仿，继而做出越轨行为，传媒暴力产生令青少年无法抗拒的越轨示范作用。面对传媒暴力下越来越多的青少年越轨行为，传媒应该加以重视，承担起传媒应当承担的社会责任，避免传媒暴力。暴力下阳光也会黑暗，传媒暴力下的青少年越轨行为是无需说明的，相反不越轨的情况却需要解释。青少年自身的可塑性高，被传媒暴力侵害的可能性加大；自制力差，面对传媒暴力时反抗能力弱。电影电视及网络等提供视频画面的媒体，暴力以画面的方式存在，视觉冲击力更为明显，影响更加直接。网络媒体存在大量的非法链接，一次有意无意的点击也会改变青少年的一生。

媒体在报道事件时要考虑到青少年的感受。追求还原新闻真实的同时，不要忘记还有3.67亿青少年受众。过于刻画当事人越轨行为细节是不负责任的传媒对青少年施加的暴力。传媒应该用正确的方向引导，用健康的娱乐陶冶，用积极的文化熏陶，使我们青少年在传媒提供的和谐氛围中规范自己的行为，在积极向上的文化中避免失范行为的发生。大众传媒增强社会责任感，为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创造良好的信息环境。但客观上存在着传媒暴力，如何避免青少年越轨行为的发生，本文现做粗浅的探讨。

一、传媒暴力存在的原因

传媒以监测社会环境、协调社会关系、传承文化和提供娱乐等方式作用和影响着人类的行为和行为方式。1943年美国图书馆协会的《战后公共图书馆的准则》一书中首次使用传媒作为术语，现在已成为各种传播工具的总称，又被称为“媒体”或“媒介”，指传播信息资讯的载体。传播途径有纸类（新闻报纸、杂志）、声类（电台、广播）、视频（电视、电影）还有现代的网络类（电脑视频）等等。随着科技的发展，新的传媒方式还会出现，像利用量子态隐形传输技术，两地之间只需要知道其中一个光子的即时状态，就能准确推测另外一个光子的状态，从而实现类似‘超时空穿越’的通信方式。[1]

1．传媒暴力

传媒是传播媒体的简称，传媒暴力主要指大众传媒中渗透的暴力内容，是指媒体在传播文化中承载的过多过于详细的有关暴力色情镜头的描绘，详细地重现暴力过程以及暴力手段的分析，暴力心理叙述，渲染社会大众对越轨群体的普遍歧视与不理解，夹杂了过多传播者的主观道德评判而弱化法律分析等[2]。

新闻媒体在报道中会体现出其特有的传媒暴力，如过多地对暴力犯罪过程的细节进行描写，过度描写血腥的场面，并配以照片，还有淫秽色情的链接自动链接，不堪入目的画面随着自动跳出等。传媒暴力对青少年的影响巨大，吸引更多的时候是劫持青少年进行模仿，继而做出越轨行为，传媒暴力产生令青少年无法抗拒的越轨示范作用。面对传媒暴力下越来越多的青少年越轨行为，传媒应该加以重视，承担起传媒应当承担的社会责任，避免传媒暴力。暴力下阳光也会黑暗，传媒暴力下的青少年越轨行为是无需说明的，相反不越轨的情况却需要解释。青少年自身的可塑性高，被传媒暴力侵害的可能性加大；自制力差，面对传媒暴力时反抗能力弱。电影电视及网络等提供视频画面的媒体，暴力以画面的方式存在，视觉冲击力更为明显，影响更加直接。网络媒体存在大量的非法链接，一次有意无意的点击也会改变青少年的一生。

媒体在报道事件时要考虑到青少年的感受。追求还原新闻真实的同时，不要忘记还有3.67亿青少年受众。过于刻画当事人越轨行为细节是不负责任的传媒对青少年施加的暴力。传媒应该用正确的方向引导，用健康的娱乐陶冶，用积极的文化熏陶，使我们青少年在传媒提供的和谐氛围中规范自己的行为，在积极向上的文化中避免失范行为的发生。大众传媒增强社会责任感，为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创造良好的信息环境。但客观上存在着传媒暴力，如何避免青少年越轨行为的发生，本文现做粗浅的探讨。

一、传媒暴力存在的原因

传媒以监测社会环境、协调社会关系、传承文化和提供娱乐等方式作用和影响着人类的行为和行为方式。1943年美国图书馆协会的《战后公共图书馆的准则》一书中首次使用传媒作为术语，现在已成为各种传播工具的总称，又被称为“媒体”或“媒介”，指传播信息资讯的载体。传播途径有纸类（新闻报纸、杂志）、声类（电台、广播）、视频（电视、电影）还有现代的网络类（电脑视频）等等。随着科技的发展，新的传媒方式还会出现，像利用量子态隐形传输技术，两地之间只需要知道其中一个光子的即时状态，就能准确推测另外一个光子的状态，从而实现类似‘超时空穿越’的通信方式。[1]

1．传媒暴力

传媒是传播媒体的简称，传媒暴力主要指大众传媒中渗透的暴力内容，是指媒体在传播文化中承载的过多过于详细的有关暴力色情镜头的描绘，详细地重现暴力过程以及暴力手段的分析，暴力心理叙述，渲染社会大众对越轨群体的普遍歧视与不理解，夹杂了过多传播者的主观道德评判而弱化法律分析等[2]。

摘要：领导越轨是现代社会的一个重要问题，比较中西领导越轨的差异对推进我国政治体制改革具有重要的意义。文章从监督机制、越轨根源、越轨的表现形式、领导越轨与不同历史时期的关系等四个方面对中西领导越轨问题作了探讨，并提出了针对现阶段我国治理领导越轨问题的几点启示。

关键词：领导越轨；中外比较；启示

越轨是一个既古老又现代的社会问题。简单来说，越轨指包括违反法律、规章制度、道德规范以及社会习俗等在内的所有行为。而领导越轨则是指领导者违背党纪国法、违背政策和规章制度以及背离社会道德规范的行为。

领导越轨问题是由权力本身带来的，在世界范围内都是一个普遍现象。领导越轨不外乎与“钱”和“权”有关，不管制度规范如何细密、监督机制如何完善，都不可能从根本上杜绝领导越轨行为的发生，在这一点上，中外有相似之处。著名思想家孟德斯鸠明确提出：“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一条亘古不易的经验。”因为公共权力主要是进行“社会价值的权威性分配”，它所从事的分配工作关系到人们的切身利益，掌握公共权力的人比别人有更多的机会来获得这些有价值的事物或资源，因此，公共权力容易使掌握这种权力的人越轨。

但是，领导越轨行为的发生都是在一定的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基础上形成的。由于中西方在文化背景、社会制度、经济发展等诸方面的差异，决定了中西领导越轨具有不同的形态和特点及不同的治理方式。深入比较两者之间的差异，对于如何有效地治理越轨行为、健全和完善领导者的行为规范、推进行政体制改革，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

一、强与弱：中西监督力度不同

论文摘要：大学生越轨行为的发生，不仅对大学生自身健康成长构成障碍，而且对大学校园秩序甚至社会安定产生不良影响。本文从社会心理学角度，分析了大学生越轨行为现象及其发生的基本原因，提出了预防和处置大学生越轨行为的心理学对策。

论文关键词：大学生越轨行为心理分析

一、大学生越轨行为的界定

在社会学中，越轨行为是指社会成员(包括个体、社会群体和社会组织)背离或违反现行社会规范的行为，它存在于不同时空和制度的国家或社会，在一般情况下均受当时社会主导价值评判体系的否定性评价。根据越轨行为的一般定义，大学生越轨行为是指在其学习、生活、人际交往过程中，发生的较为严重地违反或背离应遵守的行为规范，产生消极影响并受到否定性评价的行为。

这一界定表明：第一，大学生越轨行为中的“轨”，是指大学生应遵循的社会行为规范，包括全体社会成员都必须遵守的一般规范和专门为大学生所制订的特殊规范，其表现形式既有成文的也有约定俗成的。第二，大学生越轨行为必须是较为严重地违反或背离了应遵守的行为规范的行为。第三，大学生越轨行为是受到否定性评价的行为，但是也不能一概而论。需要指出的是。大学生的越轨行为不等于都是消极的，有些是具有积极意义的，它能够打破旧的行为规范。引领社会潮流，甚至能够推动社会历史的进步。因此，大学生的越轨行为有些在当时看来是被否定的，而历史地看它却是值得肯定的。

本文所研究的大学生越轨行为，是指那些完全属于消极的、被社会否定的行为，主要包括违反社会公德、违反校纪校规、违法犯罪，以及自杀等行为。

内容提要在当代，科学研究总是和一定的科学组织相联系，任何组织都必然会对其成员的行为产生影响，因此，探讨科学组织对科研人员越轨行为的影响就是一个有意义的课题。本文认为：科学职业化与科学组织的结合导致实体性科学组织的大量出现，而实体性科学组织则从组织认可和组织权威影响力两个方面影响到越轨行为的发生，科学研究中越轨行为的动因主要地来自实体性科学组织的影响。

关键词越轨行为实体性科学组织组织认可组织权威影响力

随着科学事业的发展，渐渐增多的科学活动中的越轨行为越来越引起人们的注意，国外对此类问题的研究比较早，而在中国这方面的研究只是刚刚起步，但种种越轨行为同样存在。在已有的研究中，人们分别从人性之恶、科学家道德水平的下降与价值取向的变化，以及内外控制机制的不完善等方面进行了有益的探讨，但仍然没有完整地揭示出越轨行为的动力机制。本文认为今天的科学事业首先是与一定的科学组织相联系的，否则就不可能进一步发展，因此对越轨行为动力机制的探讨不能忽视科学组织对科学家行为的影响。本文试图从对越轨行为概念的明确界定和对科学组织形态变化的描述开始，逐步说明科学组织是如何影响科学活动中越轨行为发生的，以促进这方面的探讨进一步深入。

一

科学活动中的越轨行为一般是指：违反科学活动中被共同承认的行为准则或者价值观念的行为。我们认为，科学活动中的越轨行为包括以下几类：

1.科研成果获得阶段中的越轨。主要表现为：伪造研究证据或数据。1912年，一个业余地质学家从皮尔当(Piltdown)挖掘出一个特别的颅骨，该发现被认为是填补类人猿和人类之间的一条直接进化线——所谓失缺的环——的证据，从而引起轰动，但到1953年该颅骨被发现是伪造的。并在最近被确认为是当时的英国历史博物馆馆长马丁·欣顿(MartinA.C.Hinton)所为。这就是一个明显的伪造证据的行为。而更常见的则是在实验数据上弄虚作假，例如：1923年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罗伯特·密立根(RobertAndrewsMillikan,1868—1953)在1913—1917年间进行的“油滴实验”中对实验数据采取了主观取舍行为，直到60年后才被发现。

信用机制

信用机制包含社会信用体系（信用信息的采集、评价和等），中小企业信用制度（合约管理、营销预警、商帐催收和财会制度等），信用中介机构的主体作用（资格认证和信用评价）等等。良好的信用关系对于市场经济的发展可以起到推动作用。目前，信用机制在我国还很不健全，对于私营企业的黑箱操作有关机构还往往无法有效地、经常性地、制度化地介入，使其信用度透明化。尽管中国的专业信用评级公司在80年代后期就开始出现，但其发展速度较慢，服务覆盖面相对较窄。以中央银行及其他金融机构为基础的信用监督体系还相当缺乏，未形成规范的企业信用和个人信用档案制度。各工商企业对其相互之间的信任关系的保障措施一般仍主要依赖法律（如：合同法、票据法、公司法）来制约，但成效不彰。

由于没有专门的、体系化的信用制度，导致与私营企业进行交易时所需支出的信息成本较高，经营者们进行成本一收益估算时往往要无奈地加上这样的经验性考虑，即遇到金额不到10万元的违约事件通常只能算自认倒霉。通常只是与私营企业交易的一方在事后才能得知企业的信用程度。因此，为达到利润最大化的目的，经济主体间很难形成稳定的横向信用关系，私营企业中的违约现象司空见惯，欺诈行为时有发生。如前一段时间曝光的工业油冒充食用油、毒大米、毒米粉、毒酒事件，以及其他诸如私自废除或中断合同、以假充真、以次充优、逃避债务、偷税骗税事件等等，其影响面之广、危害之深，已到了令人无法容忍的地步。2000年，仅工商行政管理系统就查处制售假冒伪劣案件23.05万起，商品总值38.81亿元，其中相当一部分涉及到私营企业。

信用机制的缺失除了导致私营企业的短期行为外，还导致了信贷服务的缺失。从理论上讲，在利率给定的情况下，影响银行信贷决策的根本因素是银行对客户对象的风险评级或认识。如果银行缺乏对企业客户风险的足够信息，就无法作出适宜的风险评级，从而也就不能合理地提供相应的信贷服务。

金融制度

金融制度是私营企业经济发展的最为重要的制度，当私营企业发展到一定程度，扩大再生产成为一种需要，而其融资的资金来源几乎取决于金融制度。对于公司的最优融资顺序，著名经济学家张维迎有这样的观点，“一个企业有好的投资项目需要资本的时候，先是内部融资，使用留利；如果留利不够了，再向银行借贷，或在市场上发行债券；最后实在没办法了，采取发行股票”（张维迎，1999:253）。我们不妨按照这样的一个顺序来看一看私营企业的金融制度。

改革开放之前，我国出生人口性别比较正常，但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我国出生人口性别比持续偏高并逐渐偏离102——107正常值。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将会带来严重的后果。它将导致婚姻市场的挤压，从而使现代社会婚姻关系和婚姻制度趋于弱化和无序，由此而引发性罪错导致的犯罪、拐卖妇女和性交易等社会问题，直接影响到人民生活质量、妇女社会地位、家庭幸福、公众安全、社会和谐稳定。因而阐释非法对胎儿进行性别选择行为产生的原因，并以此为基础提出了预防和控制非法对胎儿进行性别选择行为的对策具有重大意义。

1非法对胎儿进行性别选择行为的性质分析

对胎儿进行性别选择是指以对胎儿性别鉴定结果为依据对胎儿进行取舍的行为。对胎儿进行性别选择可分为医学需要的胎儿性别选择和非医学需要的胎儿性别选择。根据我国《母婴保健法实施办法》第23条的规定，只有在对怀疑胎儿可能为伴性遗传病，需要进行性别鉴定的，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指定的医疗、保健机构按照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的规定进行鉴定。因此只有依据我国《母婴保健法实施办法》第23条的规定进行胎儿性别鉴定并以此鉴定结果为依据进行的胎儿性别选择才是医学需要的胎儿性别选择，除此之外的性别选择均是非医学需要的胎儿性别选择。医学需要的性别选择行为是合法行为，本文所讨论的对胎儿进行性别选择行为是指非医学需要的对胎儿进行性别选择行为，因此，我们所要讨论的对胎儿进行性别选择行为是指为了实现自己所希望出生的婴儿性别的目的而违反相关法律法规对胎儿进行性别鉴定，并以此鉴定结果为依据对胎儿进行取舍的行为。《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第三十五条规定：严禁非医学需要的选择性别的人工终止妊娠。因此，非医学需要的胎儿性别选择行为违反了《母婴保健法实施办法》和《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的规定，是一种违法行为。

2非法对胎儿进行性别选择行为的原因分析

2.1影响非法对胎儿进行性别选择行为的社会因素

造成非法对胎儿进行性别选择行为的因素是多方面，这里主要就非法对胎儿进行性别选择行为的社会因素作一分析：第一，传统观念的影响。中国儒家思想长期占领着平常百姓的意识高地，“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这种传宗接代的思想是决定人们非法对胎儿进行性别选择的最深层的原因。第二，社会保障制度的缺位。面对缺乏必要的社会保障机制及利益补偿机制，“生子养老”更为可靠，因此这部分人选择非法对胎儿进行性别选择。第三，男女社会地位的不平等，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胎儿父母决定实施非法对胎儿进行性别选择行为。第四，计划生育政策的影响。

当体育场不再是纯粹的竞技场时，尤其在权力与影响力能够被金钱左右时，体坛贪渎犯罪便会层出不穷。体育贪渎犯罪是指掌管或者能够影响某一体育行业、项目的人员利用其职务之便或者能够左右某一行业、项目发展趋势的影响力，如贪污，索取、收受贿赂，徇私舞弊，不履行法定义务，侵犯职权的廉洁性、不可收买性的行为。贪渎犯罪在举国体制下更易滋生，其中以吸引民众眼球的“中国足坛窝案”较为典型，杨一民、谢亚龙等人以贪污、受贿、行贿等罪名获刑而告一段落。可以预断，这种极具衍生能力的犯罪行为会在全世界范围内呈蔓延之势，其对人类社会的严重破坏性业已成为国际共识。体育赌博是国际性犯罪，它是以体育比赛的结果论输赢，从而决定财物得失的特殊赌博行为，其社会危害性明显重于一般赌博，而且发展呈现出跨境全球化、集团渗透化、高科技智能化、灵活多样化和广泛巨额化等特点［2］。对此，我国相关法律、法规予以明令禁止。《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第34条规定严禁从事体育赌博活动，2005年修订的《中国足球协会纪律处罚办法》第23条规定运动员赌球的给予禁赛处罚，教练员和工作人员赌球的限制从事足球活动。因为体育赌博往往伴生作弊和操纵比赛结果的行为，所以体育赌博也可称为体育欺诈，不仅侵犯了体育运动的纯洁性，也欺骗了体育消费者。体育色情犯罪主要是指与色情交易和制作、复制、贩卖、传播淫秽物品牟利有关的体育犯罪，其中前者主要借助体育盛会的广泛参与度而组织、容留、介绍。事实证明，一些体育盛会往往也成为色情服务者及其组织者的盛宴。2012年F1巴林站打响之际，各国“性工作者”再次齐聚巴林，致使巴林政府不得不再次采取紧急措施，驱逐甚至拘捕这些“淘金者”。后者主要利用体育明星的“票房人气”，根据其绯闻或者桃色事件，以牟利为目的制作、复制、传播、贩卖以其为原型的淫秽物品。体育色情犯罪对人类的道德伦理自然是一种巨大挑战，它所造成的社会危害远不止于此，因为体育色情总是与、暴力犯罪相伴生。体育暴力犯罪可以分解为体育恐怖主义、体育伤害、体育流氓等犯罪。当体育竞技场上单纯的运动员之间的伤害还纠缠于其属于正当业务行为还是犯罪行为的学理之争时，随着体育活动的国际化因素增加，体育场已被暴力分子和恐怖主义者盯上了。从足球流氓制造事端到恐怖主义者袭击，近年来运动场上的暴力愈演愈烈，令人触目惊心。2012年欧洲杯足球赛行将落幕，波兰内务部长亚赛克•西乔奇基在半决赛到来之际向外宣称，德意大战赛前遭受严重的恐怖主义威胁。2012年2月1日晚，在埃及塞得港进行的一场足球比赛结束后，两队球迷发生了大规模的冲突，造成了74人死亡、248人受伤的惨剧。可见，体育暴力犯罪所造成的伤害已向广度和纵深蔓延。

体育犯罪的属性定位

体育精神能给人激励，体育运动也带给人们感官上的愉悦，体育产业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经济的发展，因此，必须给予体育充分的活动空间。以此而言，即便对待体育严重越轨行为亦需慎刑。换言之，对于体育非法行为，尽可能地运用民法和行政措施处理，只有其超出了民法或者行政法的调整范围和能力，才能交由刑法处置。即便对于体育犯罪行为，亦非必然采用刑罚手段，而要尽可能地运用非刑罚手段处理。对大多数体育非法行为不予刑罚处罚的做法，受社会行为整体可控制理论的影响，即社会中某一类行为虽然具有一定的社会危害性，但整体上仍然处于非刑罚措施可以控制的状态，所以刑罚将作为最后的选择。这也是由刑法的补充性和谦抑性所决定的，表现在体育犯罪方面，即称之为体育犯罪的补充性。体育犯罪的交叉性表现在2个方面:一是它与其他犯罪类型如故意伤害犯罪、赌博犯罪、贪渎犯罪之间的竞合;二是体育犯罪违法与罪责上的交叉。第1种交叉关系的形成是基于体育暴力、体育博彩、黑哨等越轨行为虽因活动在体育领域而具有特殊性，但在一定层面上它们仍然与故意伤害等传统犯罪行为有诸多吻合，因而体育犯罪与这些犯罪之间的竞合在所难免。第2种交叉关系源自于体育犯罪的双重违法性，即行政违法性和刑事违法性之间的结合。多数体育不法行为介于触犯行政法规和刑事法规之间，可能会出现不纯正的刑事不法或者不纯正的行政不法这种中间状态。实际上，这也是体育犯罪在行政违法和刑事犯罪之间的协调性问题，即某一体育活动中的严重越轨行为可能既违反了体育方面的行政法律规范，同时又违反了刑事法律规范。在此自然就涉及行政法规范与刑法规范间的衔接与协调，而此会给立法带来启示，即需要以数额、情节、方法、手段、特定时空等区分行政违法与刑事犯罪之间的界限。在司法上，须合理运用司法解释，协调好体育行政违法与体育刑事犯罪两者间的关系，如用定罪情节区别一般行政违法行为与刑事犯罪行为。体育犯罪的创生性体现在开放性、互动性和吸纳性上。体育犯罪活动场域的开放性和人员的流通性决定了它的开放性特质，凡是体育活动中发生的严重越轨行为都可以成为其吸纳的对象，这也是体育刑法的实践基础和价值所在。互动性除体现在与其他犯罪类型之间的相互转化之外，还体现在对体育领域越轨行为的走势具有一定的预见性。配之以体育犯罪的开放性、吸纳性特质，它有能力选择合宜的时机将某些体育越轨行为吸纳进来。如针对体育竞技赌博和体育彩票等行为可设置体育赌博罪等。当然这种互动是双向的，既可以表现为一般违法行为向犯罪行为的临界，也可以表现为犯罪行为向一般违法行为的靠拢。后者如性交易行为在我国1979年刑法中可归入素有“口袋罪”之称的流氓罪，现行刑法则将其斥除。以是否违反社会伦理为标准，体育欺诈、体育暴力等大多数的体育犯罪属于有悖伦理的自然犯。竞技体育活动中的犯罪行为在破坏体育公平竞争氛围、损害人类道德情操的同时，对和谐诚信社会的构建也提出了挑战。当然，反伦理性的强弱，并不能决定体育犯罪成立与否。例如，反伦理性较强的体育色情行为，并不必然被现行刑法规范规定为犯罪行为。

体育刑法的构设

作为刑法学的一个分支学科，体育刑法主要研究体育犯罪。构设体育刑法的学理价值和实践意义在于引起人们对体育领域越轨行为的关注，指导人们如何对体育犯罪行为和入罪临界点的体育不法行为做出技术甄别和处理。对刑法规范中的体育犯罪予以梳理并归类，以利于人们更为细致、深入地研究刑法。相对专注的研究路径便于人们警惕徘徊在罪与非罪之临界点的体育越轨行为，并做出快速反应。此外，对体育刑法的构设还面对如何协调刑法与行政法之间的冲突问题。由此也折射出体育刑法的边缘性特征，而此决定了体育刑法需要相邻学科的学理支持和经验支撑。当然，体育刑法的构设并不意味着对其研究将取代其他的刑法学研究路径，而是体育刑法的研究充实了刑法学研究内容，以利于刑法学研究的突破和整体繁荣。这些将通过对体育刑法的规范属性、运行模式、研究内容、目标定位的解析逐步体现出来。任何法律规范都具有强制性特征，正如耶林所言，没有强制力的法律规范是“一把不燃烧的火，一缕不发亮的光”［3］，以惩治手段严厉著称的刑法尤为如此;然而，法律规范的强制性是通过其不利法律后果被国家机关强制实施而体现出来，规范效果的体现依据是人的逐利心理以及对不利后果的畏惧，使人们服从法律规范的指引。通过强制而产生的规范作用，能够使人基于害怕而避免触犯法律，但由于法律规范的制裁并非必然性，所以侥幸心理始终会存在［4］。虽然法律的实效不佳并不影响法律规范的有效性，但是法律规范强制性在践行中大打折扣则显示了法律本身的局限性，而这种局限性甚至无法通过法律技术予以修缮。当然，竞技体育事业受到过多的职业化和滥用兴奋剂的干扰，尤其是受到体育商业化的冲击，致使其间滋生的体育犯罪现象亦日趋多样化和复杂化，于此仅仅依靠道德批判和行政处罚已难收成效，因而需要运用刑法的强制性才能有效遏制体育运动中的严重越轨行为。全民体育运动的推广、健康生活意识的增强使得越来越多的人参与到社会体育活动中，而竞技体育所蕴含的现代体育精神同样深入人心，尤其是现代传媒的强大力量可以让人们足不出户就能享受竞技体育所带来的精神愉悦。可以说，体育已然成为人们现代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鉴于此，刑法(主要是刑罚手段)在体育活动中的过多干涉难免不出现矫枉过正的情形，即在限制体育越轨行为的同时阻碍体育自身的良性发展。由此，最好采用先抑后扬的二元处理模式，即只对体育活动中的严重越轨行为进行刑法规制。这就要求在强制与任意之间寻找中间路线，即借鉴有关刑法分支学科所提倡的相对强制性属性定位体育刑法的规范属性。相对强制性规范是一种介于任意性规范与强制性规范之间并兼具两者属性的特殊规范形态。相对强制性规范可表述为由体育刑法所规定的，人们必须按照体育刑法规定去做，如果不这样做，会根据不同群体的行为选择而产生截然相反的法律后果的刑法规范。当然，体育刑法的规范属性必须回到刑法规范的本来意义上，在其文本安排和执行手段固有的强制性中寻求体育刑法的规范属性。如果说体育刑法主要调整具有一定风险性的竞技体育活动，其规范属性亦有特别之处，那就是强调在平等理念之下的保护性属性。体育刑法的保护属性可以做如下理解。一方面，体育刑法在风险认同主体之间权责进行确认的同时也履行了对其调整主体的保护职能。按照学者所言，保护性规范确定并详细规定了法律责任方式和保护主体权利的其他强制性措施，刑法规范属于保护性规范［5］，它是运用保卫的方法调整社会生活各个领域中所存在的社会关系［6］。另一方面，刑法对体育领域责任的认定并非主动出击，而是持观望态度。只有“民事性制裁和行政性制裁无法遏制犯罪行为时，才通过刑罚的方法加以遏制”［7］。鉴于刑罚手段的严厉性，观望实际上也是一种保护。由此，对体育刑法之保护性强制属性的定位，其实也是对整个刑法规范属性的揭示。此外，在作为刑法秉持的强制属性之外，体育刑法特殊属性还在于体现出刑法规范与行政法规范之间的交叉与互动性、衔接与协调性等。

刑法规定的每一种犯罪，均具有犯罪定型的意义。在刑事立法上，基于所保护法益的关联度，相关罪名被技术性地安排一处，形成异于其他的罪域，这种罪名设置在刑法体系上的安排被称为专门刑法的立法模式。一般而言，对于某一类罪域的立法安排有如下几种方式:一是刑法典模式，即将现有的某类犯罪一概纳入刑法典的方式;二是单行刑法模式，即将某一类犯罪及其法律后果以决定、规定、补充规定、条例等名称颁布，单独成例的模式;三是附属刑法模式，即将某类行为罪刑规定在民法、经济法、行政法等非刑事法律中的方式;四是混合式模式，即某一类犯罪既采用刑法典模式，同时还有单行刑法模式或附属刑法模式。我国体育刑法的立法类型较为复杂，几近混合模式。对体育犯罪集中规定在刑法典中只是一种立法意愿。从上文关于体育犯罪的论述中可知，绝大多数的体育犯罪都以分散的方式分布在刑法典(包括刑法修正案)的各个条文中。由此而言，我国体育刑法模式乃理想中的法典式。因为从我国刑法的历史来看，刑法典包括刑法修正案的立、改无法常新，而体育领域的犯罪类型却不断出新，所以期望对体育犯罪毕其功于一役的法典模式只能停留在美好的愿望之中。对于体育犯罪，我国主要由《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等附属刑法形式以“……行为构成犯罪的，依照刑法追究刑事责任”的条文形式进行规定。正如学者指出，在新刑法已明确规定罪刑法定基本原则之后，这种附随性刑事规范至多只存有理论上的意义;而且，附随型立法模式虽然能够起到提示的作用，但是十分有限。因为这种附随型的刑法规范是以刑法规定为前提和基础的，一旦刑法本身没有相应的条款，那么由于受罪刑法定原则的制约，附随型的刑法规范就会被束之高阁，无法具体适用［8］。当然，可以借鉴域外附属体育刑法的有益经验，将体育犯罪的罪刑关系规定得更为明确、具体。如西班牙的体育法中对诸如“体育暴力事件的预防”“体育惩戒”“体育的庭外调解”等有关法规规定得很具体。希腊1986年的1646号法令第8条第1款规定:任何向运动员输送、供应或者提供兴奋剂的人都要接受为期1年的监禁。同样的处罚也适用于运动员本人，在这种情况下指控部门要确定运动员服用兴奋剂的意图。有了罪刑关系的实质性规定，这些非刑事法律才真正成为可资操作的附属刑法。在美国，虽以判例法见长，但是其《美利坚合众法典》第18编第224条对体育竞赛中的贿赂罪作出详细规定:任何人实施、意图实施或与其他人共谋实施任何商业计划，明知该计划的目的是以贿赂影响比赛，而使用任何方式以贿赂影响体育比赛的，依照本条处罚金、5年以下监禁或两者并罚［9］。美国刑法将受贿罪的主体分为3类，其中一类就是体育运动、竞技等活动中职业或业余的运动员或者裁判员［10］。与之相比较，我国体育犯罪的相关规定比较分散。这种情势既不利于刑法学分支学科的理论研究，也不利于刑事司法操作。那么，采取什么样的形式对严重体育越轨行为进行刑法规制才较为合宜呢?是否如有人建议的那样，在刑法典中设立各种专门的体育犯罪?如有人建议在刑法典中增设非法操控比赛竞赛结果罪，对利用权钱交易操控比赛结果的行为进行调整。从上述对几种刑法立法模式的分析来看，短期内进行全面的刑法典修订以便规制所有体育犯罪不可能，亦不可行。因为一部刑法的制定，除需要有充分的理论准备、明确的指导思想、充分的讨论时间之外，还需要完备的立法技巧，因而不是朝夕之事［11］。同时，在体育刑法理论和分支学科未形成气候的情况下，尚不具备制定单独且完整的《体育犯罪法》(即《体育刑法》)的基础，而且就某一类犯罪单独颁行刑法典的做法也与我国刑事立法的传统模式不符，但是可以采用对某一急需进行刑法规制的体育越轨行为采用单行刑法的立法模式。如对竞技体育服用兴奋剂行为，在现行刑法典中(甚至通过扩张解释)无法找到处罚依据，那么可以考虑由立法机关作出关于竞技体育运动禁止服用兴奋剂的规定。于此，我国亦有一定的立法经验，在1979—1997年刑法典之间，我国立法机关先后颁布了23个单行刑法。另外，也可以考虑采用附属刑法的模式规制体育犯罪行为。虽然我国现存附属刑法并非真正意义上的附属刑法，但是可以借鉴国外的经验，改变传统附属刑法的制定模式，即在附属刑法中对具体体育犯罪的构成要件(罪状)的规定采用叙明罪状的方式。当然，需要注意的是，体育附属刑法中的罪刑规范设置不得超越刑法典总则的规定，同时明确只有最高立法机关制定的行政法律才能针对体育犯罪制定罪刑规范(在我国，仅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而行政机关制定的行政法规与规章等不能进行罪刑规范。结合我国刑事法典的制定习惯，颁行单行刑法或者借附属刑法修订之机明确体育犯罪的罪刑规范仍是规制某一类体育犯罪行为的权宜之计，待全面修订刑法典之际将其纳入，以保证刑法典的统一性和稳定性，并建议借此机会将分散在刑法各章节的体育犯罪行为集中起来，统一到体育犯罪罪域。由此，构设体育刑法的基本思路为采用先单行刑法或附属刑法、再刑法典，从分散到集中，以刑法典为主、单行刑法或者附属刑法为辅的立法模式。至于体育犯罪在刑法典中的位置安排，对其附属刑法相关规定的处置，体育刑法形成后的补充立法等问题当另行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