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范文10篇

十九世纪中后期，随着西方殖民者的侵入，清王朝军队节节失利，使之丧失了许多国家利益。“庚子之变”以后，民族危机和晚清政府的统治危机日趋严重。为适应日益高涨的军事、政治斗争的需要，清王朝军队开始了强弱兴替的演化过程，其军制变化呈现出由封建化逐渐向近代化演变的趋势。而在这场变革中，获益最大且有成效的当属北洋军阀的头目——袁世凯。他一手编练创建的北洋新军是中国第一支近代化军队，也是中国近代史上有名的军阀武装，在历史上起着反动作用，但是，这并不能否认袁世凯军事改革在中国近代军事史上应有的地位。

袁世凯认为，清王朝原有军队腐化，不具备国家机器的职能。他说：中国军政废弛，匪伊朝夕，其弊端之尤著者，在于营制不一、操法不齐、器械参差、号令歧异。为将者不习谋略，为兵者半属惰游，平时而心志不相孚，临阵而臂指不相使。聚同乌合，散同瓦解。而当时清军的状况是：

一、原有军队腐化，形同虚设

八旗是清入关前原有的军队，始建于满洲户口编制上，是兵民合一的军事组织，但是入关后迅速腐败，1673年三藩事件发生时，八旗几乎不能打仗。清军入关后，新招募的汉人军队——绿营在平三藩的过程中取代了八旗，处于冲锋陷阵的地位，但不久也没落了。

雍正八年以后，开始招募乡军和防军，绿营形同虚设，到鸦片战争时，已经“兵不见将，将不见兵”，纷扰滋事，全无纪律。八旗、绿营的蜕化，是封建地主阶级政权的武装力量在当权后的优越条件下必然走向衰落的一种现象，他们既不能对外御辱，也无力镇压国内人民的反抗，于是清政府不得不依赖汉族地主武装——湘军、淮军。

虽然湘军、淮军在镇压太平天国、捻军以及维护清廷统治过程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但是其本身的缺点却给了他们致命的打击。《光绪政要》中关于清朝的军事作如下描述：“军需如故；勇额日缺，上浮开，下折扣，百弊丛生”，“各营员皆以钻谋为能事，不以韬矜为实政，是兵官先不知战，安望教民以战”，“同属一军，而此营与彼营之器不同，前膛后膛，但期备数，德制奥制，并作一家”，“攻守之法，又沿旧习，湘楚各军，尚有以大旗刀矛为战具者”。这是清军的如实写照。因此，我们可以看出，清军既不能御辱于外，巩固清王朝的统治，更不能适应时代的要求，改革势在必行。

首先，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来自现代生产关系，现代生产关系没有确立，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不可能巩固地存在下去，马克思认为“如果资产阶级实行统治的经济条件没有充分成熟，君主专制的被推翻也只能是暂时的。”[2]辛亥革命推翻清统治，建立了共和国，但资产阶级远没有成熟到足以独立缔造共和制度并把政权掌握在自己手里。据统计，截至1911年，中国还只有近代厂矿企业562家，资本1.32亿元，其中商办企业只有469家,资本8700余万元。[3]可见，资产阶级经济力量十分微弱。另从资产阶级在国家财政收入中所缴纳主要贡赋厘金看，1910年清政府所作的1911年全国财政预算，总收入为2.96亿两，厘金收入仅为4300万两，故在该年财政预算中，其所占份额仅为9.43%。[4]上述事实表明，资产阶级弱小,资本主义经济力量微弱,不能为辛亥革命提供一个有力的经济基础。辛亥革命可以猝然成功，但无坚实的经济基础，势必会影响革命政权的巩固。

此前革命党人发动的起义屡战屡败，武昌起义猝然发动，猝然成功，革命形势蓬勃发展。但蓬勃之下掩盖着混乱。摆在国人面前的景象是：“盗贼纵横，土匪充斥，失业之民，全国皆是，焚烧劫掠，盗窃淫戮，商民之家被害者日必数起。”[5]，“言外患则日逼南满，俄涎蒙古也，言内忧则会党充塞，匪盗如毛也，再观内部意见丛生，内讧可惧。四崩五裂，论之堪忧，呜呼！天祸吾国乎？”[6]社会动荡，列强环伺，革命尚末成功，清军尚在眼前。面对此景，软弱的资产阶级迫切需要一个铁腕人物来完成革命的任务——推翻满清，同时又要这个铁腕人物来帮助他们稳定秩序，迅速统一内政，以防外人干涉。

有谁能够担当这样的重任呢？环顾四海，人们觉得袁世凯是最合适的人选。首先立宪派看好袁世凯。在辛亥革命爆发的前半年，上海、广东、汉口、天津四商会推张謇晋京，洽谈组织赴美游历报聘团事，同时向清廷进“最后忠告”。张謇绕道彰德拜访袁世凯，一夕深谈，达成默契。张对袁的政治默契，反映了资产阶级立宪派对袁深笃的政治感情和隐约的期待。武昌起义后四天，以立宪派为主体的江浙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就开始制定拥护袁世凯以及收拾大局的计划，即有名的“惜阴堂计划”。他们一方面让拥有实力的袁迫使清帝退位，另一方面则压迫革命党人交出政治权力，由袁任共和政府的总统。在他们的活动下，11月底，各省都督代表会作出决议：若袁君反正，当公举为临时大总统。1912年张謇电告袁：甲日满退，乙日拥公，东南诸方，一切通过。

不仅立宪派看好袁，就是革命党人也看好袁。在袁的帮助下出狱后，极力鼓吹袁饿反正的论调。他还以“民党代表”的名义，向袁表示：“中国非共和不可，共和非公促成不可，且非公担任不可（总统）不可。”[7]黄兴虽然对袁心存警惕，但就在同一天，他又写信给袁，称“明公之才，高出兴等”，呼恳他“拿破仑、华盛顿之资格出而建拿破仑、华盛顿之事功，直捣黄龙。灭此虏而朝食”。宋教仁也一再表示拥护袁做总统，并曾对人说：“现在非新旧势力合糅不可，正式大总统非袁公不克当此选。”[8]孙中山在担任临时大总统后，面对动荡不安的局势，穷于应付，颇感心有余而力不足，遂认为,清帝退位，民国统一,彼此建设之事，自应让熟有政治经验之人。孙中山在执行各省代表会议时应允：如果袁君反正，当公举为临时大总统。

为什么大家都看好袁世凯？这是因为当时满汉矛盾十分尖锐。满汉矛盾由来已久，反满思想在清朝入关后，便深深地植根于汉民族的思想意识之中。同时它既是孙中山等革命党人投入革命的重要思想基础，又是他们用来动员群众的重要思想。早先孙中山的排满思想不免有些偏狭之见，但同盟会成立后，逐浙将排满与救亡图存，将民族革命与政治革命结合起来，而大部分领导人和人民群众并末达到孙中山这样的思想境界，在他们民族意识之中仍掺杂着偏狭的种族主义色彩。毫无疑问，宣传革命排满，使辛亥革命带有一定的种族主义色彩，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辛亥革命的进程和结局，为袁提供了可乘之机。

由于辛亥革命的“反满”色彩，袁世凯很便成了各派政治势力竞相争取的对象和稳定政局的强有力的人选。就革命派而言，由于袁的汉人身份及他同满人的某些矛盾，使他们从一开始就希望袁能以“民族大义”为重，支持革命事业，至于袁本人，则充分利用革命党人的排满心理，以调和者自居，诱使革命党人和平了结。1909年袁开缺回籍之后，远离政治斗争的漩涡，受到清廷猜疑，而这却使得资产阶级产生袁是清廷对立面的错觉，更有一部分革命党人在狭隘排满的大汉族主义支配下，把袁视为“同种”，并把他与“异族”的清王朝相区别，对其寄予厚望。

[论文关键词]:袁世凯;临时总统;国内背景

[论文摘要]:对于袁世凯出任民国临时大总统的原因，学界众说纷纭，文章中作者试从当时国内背景分析袁世凯出任民国临时总统的历史原因。

武昌起义猝然成功和各省相继独立，共和革命成为中国政坛的主流。然而辛亥革命却以孙中山让位、袁世凯当选为中华民国临时总统而收场。对于袁世凯何以能够当选为民国临时总统这一问题，学界众说纷纭，以往有学者对袁世凯出任民国总统的国际背景进行了探讨[1],认为,列强在中国需要的间接统治工具，必然是既衰弱得足以俯首听命，又强得足以镇压人民，而在革命中一触即溃的清廷，已不能充当这样的工具。列强看来，最适合的人选莫过于袁世凯。由此列强支持袁世凯取代孙中山出任民国总统。文章则试从当时的国内背景来阐释袁世凯出任民国临时总统的原因，希读者批评指正。

首先，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来自现代生产关系，现代生产关系没有确立，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不可能巩固地存在下去，马克思认为“如果资产阶级实行统治的经济条件没有充分成熟，君主专制的被推翻也只能是暂时的。”[2]辛亥革命推翻清统治，建立了共和国，但资产阶级远没有成熟到足以独立缔造共和制度并把政权掌握在自己手里。据统计，截至1911年，中国还只有近代厂矿企业562家，资本1.32亿元，其中商办企业只有469家,资本8700余万元。[3]可见，资产阶级经济力量十分微弱。另从资产阶级在国家财政收入中所缴纳主要贡赋厘金看，1910年清政府所作的1911年全国财政预算，总收入为2.96亿两，厘金收入仅为4300万两，故在该年财政预算中，其所占份额仅为9.43%。[4]上述事实表明，资产阶级弱小,资本主义经济力量微弱,不能为辛亥革命提供一个有力的经济基础。辛亥革命可以猝然成功，但无坚实的经济基础，势必会影响革命政权的巩固。

此前革命党人发动的起义屡战屡败，武昌起义猝然发动，猝然成功，革命形势蓬勃发展。但蓬勃之下掩盖着混乱。摆在国人面前的景象是：“盗贼纵横，土匪充斥，失业之民，全国皆是，焚烧劫掠，盗窃淫戮，商民之家被害者日必数起。”[5]，“言外患则日逼南满，俄涎蒙古也，言内忧则会党充塞，匪盗如毛也，再观内部意见丛生，内讧可惧。四崩五裂，论之堪忧，呜呼！天祸吾国乎？”[6]社会动荡，列强环伺，革命尚末成功，清军尚在眼前。面对此景，软弱的资产阶级迫切需要一个铁腕人物来完成革命的任务——推翻满清，同时又要这个铁腕人物来帮助他们稳定秩序，迅速统一内政，以防外人干涉。

有谁能够担当这样的重任呢？环顾四海，人们觉得袁世凯是最合适的人选。首先立宪派看好袁世凯。在辛亥革命爆发的前半年，上海、广东、汉口、天津四商会推张謇晋京，洽谈组织赴美游历报聘团事，同时向清廷进“最后忠告”。张謇绕道彰德拜访袁世凯，一夕深谈，达成默契。张对袁的政治默契，反映了资产阶级立宪派对袁深笃的政治感情和隐约的期待。武昌起义后四天，以立宪派为主体的江浙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就开始制定拥护袁世凯以及收拾大局的计划，即有名的“惜阴堂计划”。他们一方面让拥有实力的袁迫使清帝退位，另一方面则压迫革命党人交出政治权力，由袁任共和政府的总统。在他们的活动下，11月底，各省都督代表会作出决议：若袁君反正，当公举为临时大总统。1912年张謇电告袁：甲日满退，乙日拥公，东南诸方，一切通过。

唐老有许多代表作：《晚清七十年》、《李宗仁回忆录》、《美国民权运动》等，当然《袁氏当国》也在其中。捧读完这部史学传记，最深的印象莫过于他文白相杂，书口并用的写作风格。以袁世凯为主线的民国史在他笔下娓娓道来，绝无戏说成分却有引人入胜，史家讲故事的能力可见一斑。白寿彝大师曾言：“历史不能干巴巴，要让人爱看”，《袁氏当国》大抵符合这条要求。为了更好的体会唐老的写作风格，又去找了远流版本，果然收获颇丰，例如孙中山想联日倒袁就被唐老唾弃为“更是屎棋”，怒其不争的韵味十足，读来让人不禁莞尔。

接下来该说说本书男主角，他出使朝鲜，小站练兵，废除科举，可恰恰是他，或许就因他的出卖而失败，不仅如此，刺杀宋教仁，做起来丝毫不手软。唐德刚评价他为“毕竟是近代中国数一数二的治世能臣”，在余看来，他就是一个深谙民意的重要性却摸不透民意的政治老手，成也民意，败也民意。

之所以说他深谙民意的重要性，是因为他懂得为自己造势，利用民意达成自己的政治目的。孙中山暂代临时大总统后随即电袁表示虚位以待，无非迫于“非袁不可”的局势，不然也不会千方百计制定法律来约束“猛虎”了。国民党成立之际，袁为造出与国民党交好的假象，与孙公晤面达13次之多。蜜月期中的孙公还沉浸在三民主义已成二者，自己只要再修多20万里铁路就大功告成的美梦里，何曾想到自己只是袁世凯造势，拉拢民意的一着棋子呢？后来袁更把国民党扫地出门，自己当上终身大总统，可谓飞龙在天了，只是左右逢源，春风得意之时却忘了亢龙有悔，盛极而衰的道理，临了还要像汪曾祺、那样晚节不保，不可悲乎？可他远没有那样幸运，历史对他太苛刻，以至于窃国贼的骂名盖过他先前所有功绩。众人知道他野心勃勃要倒行逆施，却少有人为他辩解，他的洪宪年号实为弘扬宪法之意，只是此中有几分真情几分假意就没人在意了。

追根溯源，袁世凯称帝固有被袁克定坑了的缘故，但当时的政局也起了催化作用。共和这个美国模式原本是被新派人士视为解决中国一切问题的万灵法宝，事实却是，民国成立后，连袁总统也失掉信心了。留学回来对共和制有亲身体会的人毕竟只是少数，唐老更是断言“袁世凯对现代政治思想是一无所知”，当时的国民只觉得皇帝换了姓而已，民主？选举？啥玩意儿，能吃吗？再加上总统、内阁分权不清分权制衡这种舶来品来到中国就走样变型，袁有他的智囊团，宋教仁就搞他的政党内阁，双方都在掰手腕，能不乱吗？结果就是内阁还没断奶就夭折，议会那“八百罗汉”把民国搅得天翻地覆。其实早在1908年美国记者托马斯•F•来拉德造访袁世凯就有过报道”虽然袁世凯主张他的国家能真正适应西方的观念和方法，即是大清国也许还未做好充分的准备去接纳他们”，只是袁不撞南墙不回头而已。

等撞到头破血流了就想起昨日种种，这时候民意又粉墨登场了，君不见民怨民愤多强烈吗？民国不如大清！看重民意的袁大概觉得开倒车也比翻车强一百倍吧？这虽有为他开脱之嫌，但也算是实话。坏就坏在这次袁世凯摸不准民意了。大清比民国好和民国不如大清两种说法，失之毫厘，差之千里！前者恰是他以为的民意，却不料共和政体之于民众就如月信之于女人，女人每月那几天总会咒骂大姨妈，恨不得“她”快走，可等到亲戚不来了，又火烧眉毛似的求医问药。共和政体再不济，也算是跨出了第一步，缓慢前行着的列车断没有回头之理，袁世凯硬要回头，焉有不车毁人亡的结局呢？在他弥留之际，民意又有了新风向，从非袁不可到非段不可，不知病榻上的袁世凯作何感想？想必是百感交集，五味杂陈。

其二公子讽父诗曰“绝怜高处多风雨，莫到琼楼最上层。”唐老觉得如果袁世凯守着本分，一辈子也就过去了，但他如背叛民国，必然是不得善终。如果袁没有倒行逆施，历史对他的评价又会如何？中华民国走向又会是怎样一番景象？蝴蝶效应之下，我们如今还会不会是社会主义社会呢？只是没有那么多如果，历史在我们探索之时就已尘埃落定。《袁氏当国》大大激发了我对民国史的兴趣，这可能是作者一开始的写作目的。

中国同盟会是中国资产阶级早期的革命政党，一九○五年八月成立，一九一二年演化为国民党。在这短短七年里，它经历了一个由联合而分化，由分化而解体的历史过程。本文通过对同盟会上述历史过程的初步分析，阐明软弱的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不可能形成自己的独立而坚强的阶级政党，因而不具备领导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取得胜利的必要条件；并从辛亥革命的领导力量方面说明这次革命必然失败的主观原因。

一

中国同盟会产生于我国近代第三次革命高潮的前夜，是一个具有两重性质的政治组织，既是资产阶级的革命政党，又是一个包含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急进派、资产阶级自由派和地主阶级反满派的松懈的同盟。作为资产阶级性质的政党，同盟会提出了一个以推翻封建专制、建立共和国和实际上只能为资本主义发展扫清道路的“平均地权”为内容的资产阶级政治纲领，推动了辛亥革命的发展。作为反清各派别的松懈同盟，它的成员没有在同盟会纲领的基础上真正地统一和结合起来，只是在各自保留其政治观点的前提下，以“反满革命”为纽带才联系在一起，这就埋藏着必然分化的种子。

“反满”成为同盟会内部各派暂时联结起来的共同基础，是由特定的历史环境决定的。清朝统治的最后半个多世纪，即十九世纪后半期到二十世纪初年，正是世界资本主义发展到极点并向帝国主义阶段转变的时期，也是国内各种矛盾空前尖锐和激化的时期。在国内外矛盾的猛烈冲击下，中国的封建专制制度濒临崩溃，民族危机和社会危机一天比一天深重。而这一切恰恰发生在清王朝这样一个长期坚持民族歧视政策的异族王朝统治的年代。人们很自然地认为清政府是中国积弱贫困和一切苦难的渊薮。于是，“反满”这个曾经长期以来被汉族地主阶级反满派用以激励人们起来恢复“大明江山”的古老旗帜，被资产阶级拣来作为号召和联合一切“反满”力量的大□。资产阶级的革命家们俨然以地主阶级“未竟之业”的继承者自许，认为自己的历史使命首先是从异族手里夺回政权，即所谓“倾覆现今之恶劣政府，此造端之事业也<%汉民：《‘民报’之六大主义》%>”。一般地说，“反满”宣传在资产阶级革命派这里已经不再是单纯的排他主义和民族优越论，他们鼓吹“反满”，但很少同恢复明王朝或重建另一个汉族王朝联系起来，而是同建立一个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国联系在一起。正如孙中山所说：“我们推翻满洲政府，从驱除满人那一面说，是民族革命，从颠覆君主政体那一面说，是政治革命<%《孙中山选集》上卷第75页%>”。这就给“反满”这个传统口号赋予民主主义的时代内容，成为资产阶级政治纲领的重要部分。但是，“反满”的口号过于简单了，它不但符合资产阶级的利益，也迎合其他阶级包括地主阶级中的反满派的脾胃，为他们所赞同和接受，成为同盟会这个松懈联盟的思想基础，即同盟会组织的两重性赖以统一起来的重要前提。

然而，同盟会组织的两重性本身包含着深刻的矛盾。“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同盟会纲领明确地提出了当时中国革命所面临的民族、民权、民生三大革命任务，但它并没有为所有的同盟会会员理解和接受。即使在民族革命问题上也存在着不同的认识。有的人抱着传统的“反满兴汉”的陈旧观念参加同盟会，他们从“夷夏之辨”这种狭隘的民族主义出发，狂热地宣传“排满”，以为只要推翻了清朝，“就是中国人（指汉人）做皇帝，他们也是欢迎的”，或者认为“只要能够排满，民族主义能够达到目的，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便自然跟着做去，没有别样枝节<%同上书，下卷第795页%>”。章太炎就是这部分人的代表。在章太炎的许多言论中，常常直接从清初汉族地主反满派那里汲取思想，借用语言，认为他们要做的事业“不离吕、全、王、曾之旧域<%章太炎：《光复军志》。“吕、全、王、曾”指吕留良、全祖望、王夫之、曾静。%>”。章太炎并不那么欣尝西方资产阶级的民主制度，在他看来，所谓共和、总统之类，只能在革命动乱时起某种“调剂”作用，所以他说“共和之名不足多，专制之名不足讳，任他人与之称号耳<%《章太炎自定年谱》载《近代史资料》一九五七年第一期第127页%>”，否认“共和”与“专制”之间有严格的区别。这些人是同盟会中的“一民主义”者，他们对孙中山极力倡导的民权主义、民生主义表示冷漠。在同盟会中，有更多的人是幻想在中国建立一个纯粹西方式的资产阶级共和国而赞同“反满”和拥护民权革命的，但对于同盟会纲领中以“平均地权”为内容的民生革命思想不感兴趣。宋教仁、胡汉民便是如此。宋教仁对于孙中山的民生主义的社会革命学说从来不赞一辞，只说“今而后吾乃益知民族的革命与政治的革命不可不行于中国<%宋教仁：《我之历史》%>”。胡汉民因为不同意“平均地权”思想与孙中山进行过激烈的争论。他们是同盟会中的“二民主义”者。只有孙中山和他的少数追随者如廖仲恺、朱执信等人才是同盟会三民主义纲领的真正服膺者。他们主张推翻清朝统治，不单因为它是一个满族人做皇帝的政府，而首先因为它是一个严重地阻碍着中国社会进步和资本主义发展的桎梏，所以“就算汉人为君主，也不能不革命”。不仅如此，由于孙中山等人目击过西方国家里贫富悬殊和“社会革命其将不远”的现实，又初步接触到早期社会主义的思想学说，于是幻想用所谓“举政治革命、社会革命毕其功于一役”的办法，使中国成为不但能够“媲迹欧美”，而且能够避免资本主义流□的理想国家。他们是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的真正代表者。

综上所述，可见对于同盟会的政治纲领真正能够完整地理解、接受并拥护到底的，只有极少数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急进分子，其余的绝大多数会员只是根据他们代表的阶级利益的需要决定弃取，对纲领中的民主主义的急进部分，或者漠然置之，或者反对。这种对于同盟会纲领的不同认识，乃是同盟会必然分化和解体的思想原因。

中国同盟会是中国资产阶级早期的革命政党，一九○五年八月成立，一九一二年演化为国民党。在这短短七年里，它经历了一个由联合而分化，由分化而解体的历史过程。本文通过对同盟会上述历史过程的初步分析，阐明软弱的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不可能形成自己的独立而坚强的阶级政党，因而不具备领导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取得胜利的必要条件；并从辛亥革命的领导力量方面说明这次革命必然失败的主观原因。

一

中国同盟会产生于我国近代第三次革命高潮的前夜，是一个具有两重性质的政治组织，既是资产阶级的革命政党，又是一个包含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急进派、资产阶级自由派和地主阶级反满派的松懈的同盟。作为资产阶级性质的政党，同盟会提出了一个以推翻封建专制、建立共和国和实际上只能为资本主义发展扫清道路的“平均地权”为内容的资产阶级政治纲领，推动了辛亥革命的发展。作为反清各派别的松懈同盟，它的成员没有在同盟会纲领的基础上真正地统一和结合起来，只是在各自保留其政治观点的前提下，以“反满革命”为纽带才联系在一起，这就埋藏着必然分化的种子。

“反满”成为同盟会内部各派暂时联结起来的共同基础，是由特定的历史环境决定的。清朝统治的最后半个多世纪，即十九世纪后半期到二十世纪初年，正是世界资本主义发展到极点并向帝国主义阶段转变的时期，也是国内各种矛盾空前尖锐和激化的时期。在国内外矛盾的猛烈冲击下，中国的封建专制制度濒临崩溃，民族危机和社会危机一天比一天深重。而这一切恰恰发生在清王朝这样一个长期坚持民族歧视政策的异族王朝统治的年代。人们很自然地认为清政府是中国积弱贫困和一切苦难的渊薮。于是，“反满”这个曾经长期以来被汉族地主阶级反满派用以激励人们起来恢复“大明江山”的古老旗帜，被资产阶级拣来作为号召和联合一切“反满”力量的大□。资产阶级的革命家们俨然以地主阶级“未竟之业”的继承者自许，认为自己的历史使命首先是从异族手里夺回政权，即所谓“倾覆现今之恶劣政府，此造端之事业也<%汉民：《‘民报’之六大主义》%>”。一般地说，“反满”宣传在资产阶级革命派这里已经不再是单纯的排他主义和民族优越论，他们鼓吹“反满”，但很少同恢复明王朝或重建另一个汉族王朝联系起来，而是同建立一个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国联系在一起。正如孙中山所说：“我们推翻满洲政府，从驱除满人那一面说，是民族革命，从颠覆君主政体那一面说，是政治革命<%《孙中山选集》上卷第75页%>”。这就给“反满”这个传统口号赋予民主主义的时代内容，成为资产阶级政治纲领的重要部分。但是，“反满”的口号过于简单了，它不但符合资产阶级的利益，也迎合其他阶级包括地主阶级中的反满派的脾胃，为他们所赞同和接受，成为同盟会这个松懈联盟的思想基础，即同盟会组织的两重性赖以统一起来的重要前提。

然而，同盟会组织的两重性本身包含着深刻的矛盾。“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同盟会纲领明确地提出了当时中国革命所面临的民族、民权、民生三大革命任务，但它并没有为所有的同盟会会员理解和接受。即使在民族革命问题上也存在着不同的认识。有的人抱着传统的“反满兴汉”的陈旧观念参加同盟会，他们从“夷夏之辨”这种狭隘的民族主义出发，狂热地宣传“排满”，以为只要推翻了清朝，“就是中国人（指汉人）做皇帝，他们也是欢迎的”，或者认为“只要能够排满，民族主义能够达到目的，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便自然跟着做去，没有别样枝节<%同上书，下卷第795页%>”。章太炎就是这部分人的代表。在章太炎的许多言论中，常常直接从清初汉族地主反满派那里汲取思想，借用语言，认为他们要做的事业“不离吕、全、王、曾之旧域<%章太炎：《光复军志》。“吕、全、王、曾”指吕留良、全祖望、王夫之、曾静。%>”。章太炎并不那么欣尝西方资产阶级的民主制度，在他看来，所谓共和、总统之类，只能在革命动乱时起某种“调剂”作用，所以他说“共和之名不足多，专制之名不足讳，任他人与之称号耳<%《章太炎自定年谱》载《近代史资料》一九五七年第一期第127页%>”，否认“共和”与“专制”之间有严格的区别。这些人是同盟会中的“一民主义”者，他们对孙中山极力倡导的民权主义、民生主义表示冷漠。在同盟会中，有更多的人是幻想在中国建立一个纯粹西方式的资产阶级共和国而赞同“反满”和拥护民权革命的，但对于同盟会纲领中以“平均地权”为内容的民生革命思想不感兴趣。宋教仁、胡汉民便是如此。宋教仁对于孙中山的民生主义的社会革命学说从来不赞一辞，只说“今而后吾乃益知民族的革命与政治的革命不可不行于中国<%宋教仁：《我之历史》%>”。胡汉民因为不同意“平均地权”思想与孙中山进行过激烈的争论。他们是同盟会中的“二民主义”者。只有孙中山和他的少数追随者如廖仲恺、朱执信等人才是同盟会三民主义纲领的真正服膺者。他们主张推翻清朝统治，不单因为它是一个满族人做皇帝的政府，而首先因为它是一个严重地阻碍着中国社会进步和资本主义发展的桎梏，所以“就算汉人为君主，也不能不革命”。不仅如此，由于孙中山等人目击过西方国家里贫富悬殊和“社会革命其将不远”的现实，又初步接触到早期社会主义的思想学说，于是幻想用所谓“举政治革命、社会革命毕其功于一役”的办法，使中国成为不但能够“媲迹欧美”，而且能够避免资本主义流□的理想国家。他们是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的真正代表者。

综上所述，可见对于同盟会的政治纲领真正能够完整地理解、接受并拥护到底的，只有极少数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急进分子，其余的绝大多数会员只是根据他们代表的阶级利益的需要决定弃取，对纲领中的民主主义的急进部分，或者漠然置之，或者反对。这种对于同盟会纲领的不同认识，乃是同盟会必然分化和解体的思想原因。

一

中国同盟会产生于我国近代第三次革命高潮的前夜，是一个具有两重性质的政治组织，既是资产阶级的革命政党，又是一个包含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急进派、资产阶级自由派和地主阶级反满派的松懈的同盟。作为资产阶级性质的政党，同盟会提出了一个以推翻封建专制、建立共和国和实际上只能为资本主义发展扫清道路的“平均地权”为内容的资产阶级政治纲领，推动了辛亥革命的发展。作为反清各派别的松懈同盟，它的成员没有在同盟会纲领的基础上真正地统一和结合起来，只是在各自保留其政治观点的前提下，以“反满革命”为纽带才联系在一起，这就埋藏着必然分化的种子。

“反满”成为同盟会内部各派暂时联结起来的共同基础，是由特定的历史环境决定的。清朝统治的最后半个多世纪，即十九世纪后半期到二十世纪初年，正是世界资本主义发展到极点并向帝国主义阶段转变的时期，也是国内各种矛盾空前尖锐和激化的时期。在国内外矛盾的猛烈冲击下，中国的封建专制制度濒临崩溃，民族危机和社会危机一天比一天深重。而这一切恰恰发生在清王朝这样一个长期坚持民族歧视政策的异族王朝统治的年代。人们很自然地认为清政府是中国积弱贫困和一切苦难的渊薮。于是，“反满”这个曾经长期以来被汉族地主阶级反满派用以激励人们起来恢复“大明江山”的古老旗帜，被资产阶级拣来作为号召和联合一切“反满”力量的大□。资产阶级的革命家们俨然以地主阶级“未竟之业”的继承者自许，认为自己的历史使命首先是从异族手里夺回政权，即所谓“倾覆现今之恶劣政府，此造端之事业也<%汉民：《‘民报’之六大主义》%>”。一般地说，“反满”宣传在资产阶级革命派这里已经不再是单纯的排他主义和民族优越论，他们鼓吹“反满”，但很少同恢复明王朝或重建另一个汉族王朝联系起来，而是同建立一个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国联系在一起。正如孙中山所说：“我们推翻满洲政府，从驱除满人那一面说，是民族革命，从颠覆君主政体那一面说，是政治革命<%《孙中山选集》上卷第75页%>”。这就给“反满”这个传统口号赋予民主主义的时代内容，成为资产阶级政治纲领的重要部分。但是，“反满”的口号过于简单了，它不但符合资产阶级的利益，也迎合其他阶级包括地主阶级中的反满派的脾胃，为他们所赞同和接受，成为同盟会这个松懈联盟的思想基础，即同盟会组织的两重性赖以统一起来的重要前提。

然而，同盟会组织的两重性本身包含着深刻的矛盾。“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同盟会纲领明确地提出了当时中国革命所面临的民族、民权、民生三大革命任务，但它并没有为所有的同盟会会员理解和接受。即使在民族革命问题上也存在着不同的认识。有的人抱着传统的“反满兴汉”的陈旧观念参加同盟会，他们从“夷夏之辨”这种狭隘的民族主义出发，狂热地宣传“排满”，以为只要推翻了清朝，“就是中国人（指汉人）做皇帝，他们也是欢迎的”，或者认为“只要能够排满，民族主义能够达到目的，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便自然跟着做去，没有别样枝节<%同上书，下卷第795页%>”。章太炎就是这部分人的代表。在章太炎的许多言论中，常常直接从清初汉族地主反满派那里汲取思想，借用语言，认为他们要做的事业“不离吕、全、王、曾之旧域<%章太炎：《光复军志》。“吕、全、王、曾”指吕留良、全祖望、王夫之、曾静。%>”。章太炎并不那么欣尝西方资产阶级的民主制度，在他看来，所谓共和、总统之类，只能在革命动乱时起某种“调剂”作用，所以他说“共和之名不足多，专制之名不足讳，任他人与之称号耳<%《章太炎自定年谱》载《近代史资料》一九五七年第一期第127页%>”，否认“共和”与“专制”之间有严格的区别。这些人是同盟会中的“一民主义”者，他们对孙中山极力倡导的民权主义、民生主义表示冷漠。在同盟会中，有更多的人是幻想在中国建立一个纯粹西方式的资产阶级共和国而赞同“反满”和拥护民权革命的，但对于同盟会纲领中以“平均地权”为内容的民生革命思想不感兴趣。宋教仁、胡汉民便是如此。宋教仁对于孙中山的民生主义的社会革命学说从来不赞一辞，只说“今而后吾乃益知民族的革命与政治的革命不可不行于中国<%宋教仁：《我之历史》%>”。胡汉民因为不同意“平均地权”思想与孙中山进行过激烈的争论。他们是同盟会中的“二民主义”者。只有孙中山和他的少数追随者如廖仲恺、朱执信等人才是同盟会三民主义纲领的真正服膺者。他们主张推翻清朝统治，不单因为它是一个满族人做皇帝的政府，而首先因为它是一个严重地阻碍着中国社会进步和资本主义发展的桎梏，所以“就算汉人为君主，也不能不革命”。不仅如此，由于孙中山等人目击过西方国家里贫富悬殊和“社会革命其将不远”的现实，又初步接触到早期社会主义的思想学说，于是幻想用所谓“举政治革命、社会革命毕其功于一役”的办法，使中国成为不但能够“媲迹欧美”，而且能够避免资本主义流□的理想国家。他们是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的真正代表者。

综上所述，可见对于同盟会的政治纲领真正能够完整地理解、接受并拥护到底的，只有极少数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急进分子，其余的绝大多数会员只是根据他们代表的阶级利益的需要决定弃取，对纲领中的民主主义的急进部分，或者漠然置之，或者反对。这种对于同盟会纲领的不同认识，乃是同盟会必然分化和解体的思想原因。

二

在新世纪的课程改革中，学校教育积极倡导教学方式和学习方式的转变，实现从“记忆型教学文化”到“思维型教学文化”的转变。为达成这一目标，在中学历史教学过程中，有意识地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是一个重要途径。当批判性思维成为历史教学的常态时，历史教学的质量必将发生质的变化。

一、何谓批判性思维

对什么是批判性思维，学术界有不同的解释。学者任长松指出，批判性思维是指这样的思维过程，即对他人或自己的判断（观点）做法或思维过程（论证过程）所开展的深入系统的审视与质疑，严谨的比较、分析与评估，以及在此基础上，通过综合，提出新的更科学全面、更系统完整的判断（观点）、做法或论证[1]52。学者刘儒德认为，批判性思维是指对所学的东西的真实性、精确性、性质与价值进行个人的判断，从而对做什么和相信什么做出合理的决策[2]。高中历史课程标准提出了“增强历史洞察力”“培养探究历史问题的能力和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养成独立思考的学习习惯”“注重探究学习，善于从不同角度发现问题”等要求，这些提法均与发展批判性思维相联系。培养批判性思维能力，不在于给学生多少高深的理论，而是提倡学会对问题进行深刻的探索性思考，并从中获得真知[3]。下面笔者就结合高考第一轮复习中《辛亥革命》一课的教学，谈谈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的几点体会。

二、历史教学中培养学生批判性思维的策略

为了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笔者在复习过程中采用的教学步骤是：第一，选定有利于培养批判性思维的典型议题；第二，精选有利于批判性思维培养的典型史料，基于史料提出并探讨有意义的问题；第三，采取自主学习和小组合作学习相结合的学习方式。在《辛亥革命》一课中，依据课程标准和江苏省考试说明的要求，结合相关学术研究成果，选定如下几个议题。

（一）辛亥革命的爆发是偶然还是必然？

[摘要]陈宦幕僚的成份复杂，新旧杂糅、进步势力与落后势力并存，具有异质性；陈宦的幕僚具有浓郁的地缘与业缘色彩。体现了其地城主义与任人唯索的用人特点。幕僚团队的异质性导致陈宦内部四分五裂，内耗和不稳定，无法形成坚强的战斗力；浓郁的地缘与业缘色彩及其用人的地城主义、任人唯索而不是五湖四海、任人唯贤，导致四川失势者对他恨之入骨，从而使陈宦在四川的权力基础很不牢固，最终不得不败退四川。

[关键词]陈宦；幕僚；特点

春秋战国以来，幕僚问题一直是中国的一种典型而有特殊意义的政治现象，尤其是天下大乱、军阀割据之时。太平天国之后的近代中国出现了大大小小的军阀或者军政集团，也出现了大大小小的幕僚群体，目前学术界着重研究近代四大幕僚群体——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袁世凯四人的幕僚以及其他著名人物的幕僚，如刘建强的《曾国藩幕府》，梁勤的《曾国藩幕府》，朱安东的《曾国藩幕府研究》，欧阳跃峰的《人才荟萃——李鸿章幕府》，牛秋实的《李鸿章幕府》，黎仁凯的《张之洞幕府》，张学继的《袁世凯幕府》，阎团结的《试论冯玉祥幕僚的特点》。这些著述为研究陈宦的幕府提供了较为清晰的借鉴思路，也成为本文的写作起点和基础。本文针对陈宦主政四川期间的幕僚群体的两个特点及其影响进行一些探讨，以推进对陈宦和近代幕僚群体的研究。而值得指出的是，陈宦1915年2月20日被袁世凯内定为四川军政负责人后，他就开始组织自己的幕僚团队——建立会办行营的五大处：参谋处、军务处、秘书处、军需处、副官处，其聚集的有名字记载的幕僚就有50人之多，到1916年7月他被各方政治势力赶出四川之后，其近百人的幕僚团队解体了，所以本文选取1915年2月－1916年7月这段时间来研究陈宦幕僚团队的特点及其影响。

首先，陈宦幕僚的成份复杂，新旧杂糅、进步势力与落后势力并存，具有异质性。

从职业与出身看，陈宦的幕僚中既有从各种新式学堂毕业的人员，甚至留学归国人员，又有取得一定科举功名的人员。从各种新式学堂毕业的人员有：张联菜(1880—1966)，字馥卿，山东淄博人，先后就读于北洋武备学堂(1903—1905)、北洋保定陆军大学第一期炮兵科(1906—1908)。胡鄂公(1884—1951)，字新三，湖北江陵人，先后就读于郝穴预备中学堂(1906—1908)、北京江汉学堂(湖北旅京中学堂)(1908—1909)、保定高等农林学堂林业科(1909—1911)。邓汉祥(1888—1979)，字鸣阶，贵州盘县人，先后就读于昆明高等师范学堂(1905—1906)、贵州陆军武备学堂(1906—1909)、湖北陆军中学(1909—1911)。季自求(1887—1944)，字天复，江苏南通人，曾经先后就读于南通中学堂(1902—1903)、江南将备学堂(1903—1906)。李炳之(1882—1968)，字彪臣，河北正定人，先后就读于北洋保定武备学堂(1903—1905)、北洋保定陆军大学第一期(1906—1908)。雷飙(1873－?)，字时若，湖南邵阳人，曾经就读于湖北武备学堂(1903—1905.8)。刘郁芬(1880—1943)，字兰江，河北清苑人，先后就读于直隶省陆军小学、保定陆军速成学校步兵科。孔繁锦(1881—1951)，安徽合肥人，毕业于清末陆军讲武堂。其他如王彭年、张庆云、刘延杰、赵锡龄等人均接受过新式学堂教育。留学归国人员有：刘一清(?一?)。字杏村，湖北武昌人，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四期步兵科(1906.7—1908.5)。熊祥生(1880—1942)，字吉安，湖北孝感人，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四期炮兵科(1906.7—1908.5)。王炳坤(1876—1926)，字寿乾，安徽肥东人，曾经在日本留学了五年(1904—1909)。刘虎臣，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六期步兵科(1906—1908)。取得一定科举功名的人有：骆成骧(1865—1926)，字公辅，四川资中人，1893年中举、1895年中第一名进士(状元)，陈宦的老师——他曾经担任过陈宦母校京师大学堂第一提调。他还是陈宦在四川期间的幕后高级政治参谋，曾经在日本考察过两年宪政(1906—1908)。何积祜，湖南道县人，清末举人。出身于书香门第，其曾祖父何凌汉为探花，其祖父何绍基为进士(1836)、翰林编修，书画家，学者，其叔祖父何绍业、何绍祺、何绍京均为书画篆刻家。邓文瑗，蓝天蔚岳父，举人，河北著名书法家，尤其擅长于钟鼎文。楼蔷庵，浙江诸暨人，书法家。修承浩(1875～1953)，字翰青，湖南沅陵人，1902年举人，曾经担任过广西宜山县、富川县知事，广东阳江厅同知，云南都督府副秘书长。张之江(1882—1966.5)，字子姜，河北盐山县人，1899年考取了秀才。

从政治立场看，陈宦的幕僚分为泾渭分明的两大派：“帝制派”(旧派、北派)和“反帝制派”(新派、南派)，两派围绕支持袁世凯还是支持护国军这个政治立场问题进行了剧烈的斗争。“帝制派”(旧派、北派)以张联菜为首，包括冯仲书、李炳之、熊祥生、刘虎臣、张庆云等人，大部分是北方的北洋派。“反帝制派”(新派、南派)以刘一清为首包括胡鄂公、邓汉祥、雷飙、王彭年、冯玉祥等人，大部分有过反清革命历史。曾任陈宦成武将军公署军务处参谋的张之江回忆说：“陈的左右分新旧两派，旧系以参谋长张联菜为首，是倾向拥袁世凯的；新系以总参议刘一清为首，是同情护国军的。”曾任陈宦成武将军公署军需处参谋的王彭年在1960年7月回忆道：“及筹安会起……凡筹安会傀儡场合，皆不令我参加。我等积极密谋，如何反袁，一时帝制派，反帝制派形成两大壁垒，暗斗颇剧。”1916年4月20日晚，“反帝制派”“集会于邓汉祥宅，讨论进止”。“反帝制派”采取各种措施推动陈宦宣布四川独立反袁，如屡次向陈宦分析时局、以轻重利害向他进言，最终促成陈宦决策宣布四川独立并和袁世凯断绝关系；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结成四川独立反袁统一战线；担任反袁联络官，东进南下秘密联合其他反袁政治势力，为四川独立创设了良好的外部条件。以张联菜为首的“帝制派”除了游说陈宦拥护袁世凯之外，还狂热地与护国军激战于泸州、綦江，如熊祥生和李炳之就与蔡锷部激战于泸州，导致护国军收复的泸州得而复失，损失惨重。刘虎臣与戴勘激战于綦江，曹锟说他“率领全团分赴合川、垫江防剿土匪，匝月以来，勤劳卓著”。熊祥生还在1916年3月27日致电袁世凯反对袁世凯退皇帝位：“忽奉撤消帝制之电，全体官兵同深愤懑……早歼巨憨，仰慰圣怀。我军休养数日，锐气全复，骤闻帝制撤消之命，官兵心无凭依，颇滋疑虑。乞诸公竭力耸动，勿轻听人言，遽变大计。务恳收回成命，以给人民之望，而系天下之重……副司令熊祥生叩。”李炳之在1916年5月10日得到陈宦在5月3日致电北京劝袁世凯退位的电文之后，马上发表《拥护中央决不听鼓(蛊)惑电》表示效忠袁世凯：“陆军部段总长，参谋部王总长钧鉴，借用唐次长定密。顷阅陈将军通电，恳求主座(即袁世凯一引者)退位，殊深骇异。吾辈始终以拥护中央为心，断不听信鼓惑谣言，现职旅第一团驻扎在重庆，其第二团之两营虽驻成都，军心可靠，请勿为念。惟此后本旅一切行动……仍恳钧座指示方针，俾资循率。毋任叩祷。李炳之叩。”尽管如此，“帝制派”还是没有阻挡住四川独立反袁的步伐。陈宦幕僚成份复杂，新旧杂糅、进步与落后并存，具有异质性的原因主要有如下几点：第一，民国初期的社会是一个处于新旧交替的转型期社会，整个社会的意识形态仍然是儒家思想占主导地位，但是政治层面与器物层面上出现了西方近代化因素。比如军队开始利用西洋、东洋的操典、器械。第二，这和陈宦的政治立场和态度有关，久经官场的陈宦为了减少政治风险、左右逢源、进退有据，特意在幕僚中既安排拥袁的“帝制派”，又安插同情蔡锷的“反帝制派”。正如刘一清所说：“其他调用人员，亦夹杂有不少民党分子，如修承浩、雷飙等系蔡锷所荐。陈处处含有两套手法，能说他无所容心，是偶然巧合吗?”第三，这和陈宦的经历、背景、嗜好、情趣、价值取向有关。陈宦接受过几十年的儒家经典教育，并且考取过秀才、廪生、拨贡，但他又曾经就读于新式学堂，如湖北武备学堂、京师大学堂，而且追随锡良推行新政达8年之久，1911年初曾经到德国考察军事。可见，他本身就是一个新旧杂糅的人物。

辛亥革命结束了清帝国260多年的统治。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为纲领的中国同盟会取得了重大胜利。可是，以1913年的“二次革命”失败为标志，不但国民党陷入困境，民国亦名存实亡。从1911年10月10日起义至1913年11月4日袁世凯下令解散国民党，国内政局跌宕起伏，成败交替。痛骂袁世凯专制、反动，可以解恨但无法增加政治智慧。袁氏本来是新旧参半的人物，要回答的问题恰恰是这个清末新政的翘楚，为什么没有在各方压力下继续前进。这里蕴藏着值得认真探讨的政治经验。本文着重从国民党和孙文方面的策略失误来看其中的症结。“春秋责备贤者”，与其骂反动派，不如让有志推动中国现代化的人们得到必要的教益。

南北议和与同盟会改组

民国成立，在新的形势下，如何适时调整自己的奋斗目标和策略，推动历史前进，成了考验同盟会领袖们的重大课题。有的史家至今仍在指责他们“软弱”，把政权轻易地让给了袁世凯。这有失公允。政治家必须审时度势，南北议和，让权于袁世凯，是基于以下形势的无可奈何的选择：

首先，军事力量对比十分不利于南京临时政府。袁世凯控制着训练有素的北洋六镇7万多精兵，再加上仍然忠于清帝国的禁卫军和其他新军，总兵力达14万多人。而南京临时政府方面，号称革命的各色民军很多，绝大部分是会党乃至绿林队伍改编而成。虽然人数上远多于北方，武器装备、训练、指挥和纪律等都远逊于对方。

其次，经济力量对比悬殊，南京临时政府已到了难于支撑的边缘。双方在财政上都困难重重，但袁氏出任清帝国内阁总理后毕竟仍牢牢控制着东北和华北大部，中央财政的基础仍在，原有的征税系统没有打乱，军费比较充足。于是，除了维持正常运作外，袁氏还有余力一再出手，拿出几十万乃至几百万两白银收买清帝国的王公大臣和革命党人。与此同时，身为临时大总统的孙文，却为维持临时政府所必需的经费在国内外频频伸手求援。他在私下谈话中坦率地承认：“倘近数日内，无足够之资金以解燃眉之急，则军队恐将解散，而革命政府亦将面临瓦解之命运……之所以断然实行汉冶萍日中合办，以取得五百万元资金者为此；此次又苦心焦虑，欲以招商局为担保，筹措一千万元借款者，亦为此。然而，虽经种种筹划，而时光荏苒，交涉迄无结果……于军队解散、革命政府崩溃之前，作为最后之手段，唯有与袁世凯缔结和议，以防天下大乱。”[1]当时各省虽然纷纷宣布脱离清政府“独立”，但起义军、民团等急剧增加，支出浩繁，自顾不暇，不但无力支持中央政府，反而要求拨款。再加上关税收入被列强在“中立”的名义下冻结，临时政府在经济上显然已走进了死胡同。

另一重要原因是人心思定。“排满”是触发辛亥革命的重要因素，“驱除鞑虏”成了同盟会政纲的头一条。占国民绝大多数的汉人，既对清廷腐败不满，更恨它是“异族”统治。1912年2月12日，隆裕太后颁发“逊位诏”，在许多人心目中，“异族”统治已经结束，其他便无关紧要了。用胡汉民的话来说是：“同盟会未尝深植其基础于民众，民众所接受者，仅三民主义中之狭义的民族主义耳。正惟‘排满’二字之口号极简明切要，易于普遍全国，而弱点亦在于此。民众以为清室退位，即天下事大定……故当时民众心理，俱祝福于和议。逆之而行，乃至不易。”[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