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告范文10篇

编者按：本文主要从原告起诉的依据；被告行为的违法性两个方面进行论述。其中，主要包括：原告起诉的法律理论依据是人身权理论、人身权是不可与权利人人身分离的，无直接财产内容的权利、法律依据、像悼念权、贞操权等作为人格权益的具体表现，都属于人身权范畴、社会伦理道德的要求、辈亲属之间应当互为通知、共同进行祭祀、悼念、国内相似判例、传统民法上所说的公序良俗在现代法律条文中是没有这个术语、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是一项基本的法律原则等，具体材料请详见。

2003年11月17日，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了德晓明女士诉其兄长德永善妨害原告行使对母亲悼念权的案件。目前该案正在审理过程中，最终的结果还有待法院的判决。

该案的基本情况是：原告德晓明与被告德永善本是同胞兄妹，他们的母亲李玉珍于2003年6月15日去世。虽然原、被告并不信奉天主教，但其母李玉珍生前是信奉天主教的教徒，老人去世后，儿女将其安葬在某天主教陵园内。因其兄长未将安葬母亲的地址告诉原告；并且在安葬老人骨灰的塔灵内张贴了一张表达儿女思念父母的字条，落款上没有原告的名字；同时拒绝将保管骨灰的塔灵的钥匙给原告。为此原告找被告协商，在多次协商不成的情况下，遂将被告诉之法院。请求依法排除妨害，使原告能顺利实现悼念权；向原告赔礼道歉；赔偿精神损失费及相关费用共计22820元。

对于这起纠纷，在法律没有明文规定的情况下，如何使当事人的权利配置更显效力、更公正，通过灵活地运用法律，充分地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是值得探讨的一个话题：原告的主张是否有法律依据？被告的行为是否具有违法性？悼念权是否应该予以保护？本文认为：悼念权应该受到法律的保护。

一、原告起诉的依据

1、原告起诉的法律理论依据是人身权理论。

【内容提要】传统行政法理论将对行政权的控制限制在外部主体上不免有失偏颇。若要促进政府与公民之间的和谐，形成互利互惠、共同发展的协调关系，需要进一步开拓行政法理论的新视野，探索以政府自身为控制主体的行政自制。行政自制是行政主体对自身违法或不当行为的自我控制，包括自我预防、自我发现、自我遏止、自我纠错等一系列下设机制，其首要的功能指向在于弥补以单纯的他制为手段的制约模式的诸多不足，完善行政权的控制机制。在基本理论上，社会学、伦理学和文化基础三个方面均能为行政自制提供支撑。重要的是，行政自制与他制之间是互补而非排斥的关系。

【关键词】行政自制他制服务行政

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的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发展目标，十一届人大一次会议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着重强调的政府自身改革和建设、自觉主动接受监督听取意见，以及各地方政府针对自身行政权采取的一系列控制措施，带给行政法学的一个重要启示在于：政府与公民之间不应该是相互设防、相互对立的关系，而应该是和谐共存、相互支持的关系。而传统行政法理论认为，行政法的核心功能在于通过外部主体对行政权进行约束和控制，以防止具有强制性、扩张性、任意性的行政权侵害相对人合法权益。控制和规范行政权固然是行政法责无旁贷的任务，但将控制主体仅限于外部各方、将政府与相对人设置成冲突双方的研究思路显然不能适应和谐社会的支柱——官民和谐的发展需要。我们认为，若要促进政府与公民之间的和谐，形成互利互惠、共同发展的协调关系，需要进一步开拓行政法理论的新视野，在肯定外部控制的同时将关注的焦点聚集于行使行政权的政府，从而探索以政府自身为控制主体的行政自制的功能、方法及实现途径。

一、行政自制的概念解析

（一）行政自制的概念及要素

本文把行政自制定义为行政主体自发地约束其所实施的行政行为，使其行政权在合法合理的范围内运行的一种自主行为，简单说，就是行政主体对自身违法或不当行为的自我控制，包括自我预防、自我发现、自我遏止、自我纠错等一系列下设机制。这一概念主要包含如下几个要素：

摘要：行政诉讼原告资格所要解决的是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是否有提起诉讼的资格，而并不涉及行政主体与行政相对人之间实体权利义务的裁判，这是一个程序性问题。我国行政诉讼原告资格的认定可以参考美国的做法，采用事实上的不利影响标准。

关键词：原告资格；法律上利害关系；行政诉讼

一、行政诉讼原告资格——概念、性质

原告资格是指某人在司法性争端中所享有的将该争端诉诸司法程序的足够的利益，其中心课题是确定司法争端对起诉人的影响是否充分，从而使起诉人成为该案诉讼的正当原告。如果起诉人符合原告资格的各项要求，具有为司法争端所影响的足够的利益，就可以认为起诉人在诉讼中享有法院应当给予保护的、实实在在的利益。原告资格的一个作用就是确定司法审查的范围，即法院是否享有审判某一司法争端的权力。原告资格与起诉人实体诉讼请求的是非曲直没有直接关系。凯尔森认为，由法律规范所调整的人的行为是由两种因素构成的：属事因素和属人因素，即必须要做或不做的事以及必须要做或不做这件事情的人。法律规范在决定作为法律条件或法律后果的人的行为时，就决定了这两个因素。原告资格所要解决问题无非就是，什么人是与某事有足够的利益的人和什么事是被称为司法性争端的事。就行政诉讼（或司法审查）而言，“什么人”之要素，是要保证该人拥有自己特有的、不同于他人的利益；“什么事”之要素，是要保证争端的性质属于一个行政争议。因此，行政诉讼原告资格，就是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就行政争议具有的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从而成为行政诉讼原告的法律能力。

关于原告资格的性质,学术界存在两种对立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原告资格具有实体和程序双重性质，即原告资格既是一个实体问题，又是一个程序问题。因为原告资格与引起诉讼的行政行为有直接联系，没有行政行为便无所谓原告；同时原告资格又是在程序中产生的。另一种观点认为，原告资格只是一个程序问题，而不是实体问题。因为原告资格所要解决的是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是否有提起诉讼的资格，而并不涉及行政主体与行政相对人之间实体权利义务的裁判，提起行政诉讼并不一定能胜诉，被诉行政行为是否违法要通过法院的审理来判断。

把行政诉讼原告资格的性质认定为程序性问题比较妥当。因为原告资格所要解决的是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是否有提起诉讼的资格,而并不涉及行政主体与行政相对人之间实体权利义务的裁判，把原告资格认定为具有程序与实体双重性质会不当限缩当事人的诉权，堵塞一些权利的救济渠道。

摘要：行政诉讼原告资格所要解决的是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是否有提起诉讼的资格，而并不涉及行政主体与行政相对人之间实体权利义务的裁判，这是一个程序性问题。我国行政诉讼原告资格的认定可以参考美国的做法，采用事实上的不利影响标准。

关键词：原告资格；法律上利害关系；行政诉讼

一、行政诉讼原告资格——概念、性质

原告资格是指某人在司法性争端中所享有的将该争端诉诸司法程序的足够的利益，其中心课题是确定司法争端对起诉人的影响是否充分，从而使起诉人成为该案诉讼的正当原告。如果起诉人符合原告资格的各项要求，具有为司法争端所影响的足够的利益，就可以认为起诉人在诉讼中享有法院应当给予保护的、实实在在的利益。原告资格的一个作用就是确定司法审查的范围，即法院是否享有审判某一司法争端的权力。原告资格与起诉人实体诉讼请求的是非曲直没有直接关系。凯尔森认为，由法律规范所调整的人的行为是由两种因素构成的：属事因素和属人因素，即必须要做或不做的事以及必须要做或不做这件事情的人。法律规范在决定作为法律条件或法律后果的人的行为时，就决定了这两个因素。原告资格所要解决问题无非就是，什么人是与某事有足够的利益的人和什么事是被称为司法性争端的事。就行政诉讼（或司法审查）而言，“什么人”之要素，是要保证该人拥有自己特有的、不同于他人的利益；“什么事”之要素，是要保证争端的性质属于一个行政争议。因此，行政诉讼原告资格，就是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就行政争议具有的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从而成为行政诉讼原告的法律能力。

关于原告资格的性质,学术界存在两种对立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原告资格具有实体和程序双重性质，即原告资格既是一个实体问题，又是一个程序问题。因为原告资格与引起诉讼的行政行为有直接联系，没有行政行为便无所谓原告；同时原告资格又是在程序中产生的。另一种观点认为，原告资格只是一个程序问题，而不是实体问题。因为原告资格所要解决的是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是否有提起诉讼的资格，而并不涉及行政主体与行政相对人之间实体权利义务的裁判，提起行政诉讼并不一定能胜诉，被诉行政行为是否违法要通过法院的审理来判断。

把行政诉讼原告资格的性质认定为程序性问题比较妥当。因为原告资格所要解决的是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是否有提起诉讼的资格,而并不涉及行政主体与行政相对人之间实体权利义务的裁判，把原告资格认定为具有程序与实体双重性质会不当限缩当事人的诉权，堵塞一些权利的救济渠道。

摘要：行政诉讼原告资格所要解决的是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是否有提起诉讼的资格，而并不涉及行政主体与行政相对人之间实体权利义务的裁判，这是一个程序性问题。我国行政诉讼原告资格的认定可以参考美国的做法，采用事实上的不利影响标准。

关键词：原告资格；法律上利害关系；行政诉讼

一、行政诉讼原告资格——概念、性质

原告资格是指某人在司法性争端中所享有的将该争端诉诸司法程序的足够的利益，其中心课题是确定司法争端对起诉人的影响是否充分，从而使起诉人成为该案诉讼的正当原告。如果起诉人符合原告资格的各项要求，具有为司法争端所影响的足够的利益，就可以认为起诉人在诉讼中享有法院应当给予保护的、实实在在的利益。原告资格的一个作用就是确定司法审查的范围，即法院是否享有审判某一司法争端的权力。原告资格与起诉人实体诉讼请求的是非曲直没有直接关系。凯尔森认为，由法律规范所调整的人的行为是由两种因素构成的：属事因素和属人因素，即必须要做或不做的事以及必须要做或不做这件事情的人。法律规范在决定作为法律条件或法律后果的人的行为时，就决定了这两个因素。原告资格所要解决问题无非就是，什么人是与某事有足够的利益的人和什么事是被称为司法性争端的事。就行政诉讼（或司法审查）而言，“什么人”之要素，是要保证该人拥有自己特有的、不同于他人的利益；“什么事”之要素，是要保证争端的性质属于一个行政争议。因此，行政诉讼原告资格，就是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就行政争议具有的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从而成为行政诉讼原告的法律能力。

关于原告资格的性质,学术界存在两种对立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原告资格具有实体和程序双重性质，即原告资格既是一个实体问题，又是一个程序问题。因为原告资格与引起诉讼的行政行为有直接联系，没有行政行为便无所谓原告；同时原告资格又是在程序中产生的。另一种观点认为，原告资格只是一个程序问题，而不是实体问题。因为原告资格所要解决的是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是否有提起诉讼的资格，而并不涉及行政主体与行政相对人之间实体权利义务的裁判，提起行政诉讼并不一定能胜诉，被诉行政行为是否违法要通过法院的审理来判断。

把行政诉讼原告资格的性质认定为程序性问题比较妥当。因为原告资格所要解决的是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是否有提起诉讼的资格,而并不涉及行政主体与行政相对人之间实体权利义务的裁判，把原告资格认定为具有程序与实体双重性质会不当限缩当事人的诉权，堵塞一些权利的救济渠道。

摘要：在股东派生诉讼中，为了防止滥诉，各国和地区法律一般都对起诉股东派生诉讼中原告的资格进行一定的具有可操作性的细化规定。我国现行《公司法》规定股东须符合持股时间和持股比例两个条件，但是该项规定过于笼统，导致司法实践的无所适从以及法律适用的不统一。本文拟从分析我国现行公司法中对股东派生诉讼原告资格的规定、存在不足和完善建议三个方面入手，以期为股东派生诉讼制度的完善提供些许有价值的看法。

关键词：股东派生诉讼；原告资格；中小股东利益

股东代表诉讼，又称股东派生诉讼，是指当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等主体侵害了公司权益，而公司怠于追究其责任时，符合法定条件的股东可以自己的名义代表公司提起诉讼。2006年1月1日起实施的新公司法（以下简称现行公司法）第152条首次确立了我国的股东派生诉讼制度，弥补了以前公司立法上的缺陷，在公司法立法上迈出了值得肯定一步，将对司法实践产生极大的影响，有助于改变以往司法实践中不合理做法；但较其他国家立法相比过于简略，还有很多细节亟待完善。特别是对于原告资格的认定，线条比较粗糙，缺乏可操作性，且相当一部分没有涉及。基于以上分析，有必要对于原告资格相关规定进行细化处理，以更好的保障中小股东和公司的利益，保持公司的健康、持续、稳定发展。

一、对股东派生诉讼中原告资格的认识

传统诉讼法理论认为，民事诉讼当事人应当是与争议的实体法律关系有直接利害关系的人。《民事诉讼法》第108条也规定，原告是与本案的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按此理论，派生诉讼中股东自身与案件的结果没有直接利害关系，因而是非正当当事人。在理论上为了破解第三人非为本人利益提起的资格的不正当性的难题，我国学者提出了程序性诉权理论，认为非直接利害关系可以自己名义请求法院行使审判权解决民事争议或保护民事权益。这一理论在民事法的诸多领域有运用，如《合同法》确立了债权人代位诉讼就是明证，也为派生诉讼的股东成为正当当事人提供正当性基础。但是否跟所有跟公司有利害关系的人都有权提起股东派生诉讼呢？按照各国立法来看，股东派生诉讼的原告一般是指享有派生诉讼提起权的股东。有的国家，如加拿大将债权人也纳入了股东派生诉讼原告的范围。

根据我国现行公司法第152条的规定，股东派生诉讼的原告指的是有权提起派生诉讼的股东。对于债权人能否称为适格原告的问题，有的学者认为，债权人与股东是两种性质不同、法律地位不同的利益主体，债券人利益的实现完全可以通过其他途径予以解决，因此，不应当将债权人列入股东派生诉讼的范围。笔者同意上述观点，股东派生诉讼制度设计的目的是加强对公司董事的监督与制约，维护公司的合法权益，如果把债权人也纳入到适格的原告范围，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起到群众监督的作用，但由于公司跟债权人没有直接的公司治理上的利益关系，如果纳入适格原告范围，无形中会导致滥诉数量的剧增，此举不符合立法目的，总体来讲弊大于利。把股东派生诉讼原告提起权人限定在股东的范围之内，也不等于说每个股东都可以直接作为适格的原告。正如刘俊海教授所讲：代表诉讼提起权是每个股东都享有的一项股东权。但如同每个公民都享有结婚自由和权利，但不等于每个公民一出生即可结婚一样，我国《公司法》应当本着其应有的价值取向，设定股东提取代表诉讼的资格。

一、行政诉讼中原告资格涵义

对于行政诉讼原告资格的内涵，我国《行政诉讼法》等相关法律并没有加以明确界定。但可以通过以下法律条款予以认定，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以下简称行政诉讼法）第2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和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有权依照本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此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若干解释）第12条规定：“与具体行政行为有法律上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该行为不服的，可以依法提起行政诉讼。”除此之外，依据美国《布莱克法律大辞典》中针对原告资格的解释，原告资格意味着某人在司法争端中所享有的将该争端诉诸司法程序的足够的利益，其中心课题是确定司法争端对起诉人的影响是否充分，从而使起诉人成为本案的正当原告。如果起诉人符合原告资格的各项要求，具有为司法争端所影响的足够利益，就可以认为起诉人在诉讼中享有法院应给予保护的、实实在在的利益。原告资格的另一个作用是确定司法审查的范围，即法院是否享有审判某一司法争端的权力。原告资格与起诉人实体诉讼请求的是非曲直没有关系[2]。基于以上行政诉讼原告资格相关规定和解释的考察，行政诉讼法中的原告资格是指个人或组织在自身合法权益受到行政机关或者行政机关公务人员侵害时，请求法院介入进行司法审查所应具备的条件。具体包括以下构成要件“：第一，主体要件：原告是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第二，行为要件：必须是具体行政行为；第三，权益要件：具体行政行为所侵害的必须是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第四，结果要件：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只有在自身利益受到侵害的前提下才能提起行政诉讼。”[3]

二、学界关于行政诉讼中原告资格的争论

作为行政诉讼原告资格构成要件的重要内容，学界对“行政相对人”“、合法权益标准”以及“私益诉讼”存在着争论，大致分为三种观点，具体内容如下：1.行政诉讼中的原告应该是直接行政相对人，即行政行为直接影响的相对人，主张直接受害人诉讼。这部分学者指出，由于具体行政行为是指行政机关和行政机关工作人员以及其他由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行政机关委托的组织或个人在行政管理活动中针对特定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所实施的单方行政行为，因此，对行政机关做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不服的，只能由该具体行政行为的直接行政相对人提起起诉。而行政相对人作为具体行政行为所赋予权利或所课处义务的直接承受者，不应包括与该具体行政行为有其他关系的公民、法人或组织。至于具体行政行为中的其他关系人问题，他们认为，应该依照《行政诉讼法》第27条：“第三方原则”参与诉讼，即“同提起诉讼的具体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其他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可以作为第三方申请参加诉讼，或者由人民法院通知参加诉讼。”很明显，在这些学者看来只有当行政相对人自身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才具备行政诉讼的原告资格，其他利害关系人也只能在直接行政相对人提起诉讼的基础上才能以第三人身份共同参加诉讼。2.行政诉讼中的原告不仅包括直接行政相对人，还应包括间接行政相对人，即主张利害关系人诉讼。这些学者指出，如果把行政诉讼原告资格仅仅界定为直接行政相对人，一方面背离了《行政诉讼法》的立法宗旨，难以有效保护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不利于维护和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行政职权；另一方面，从当前司法的实践来看，“一些具体行政行为虽然是针对特定的人就特定的事项做出的，但其影响往往超过它所针对的对象，直接影响他人的权利和义务，使他人的权利或义务发生变化，如该具体行政行为实现，将使所影响的人的利益直接受到损害，从而他人成为该具体行政行为法律后果的直接承受者”[4]。此外，从西方国家行政诉讼原告资格的历史发展经验来看，各国也逐渐放宽了原告资格，例如，“例如，美国在20世纪40年代以前，规定当事人只能在权利受到侵害时才有起诉资格，经桑德斯兄弟一案开始，从1946年《联邦行政程序法》规定‘不利影响和损害’标准后，通过法院的判例，这个标准已被充分扩展了，甚至还有进一步扩大的趋势。损害和不利影响的程度，由直接扩大到间接；受不利影响和损害的对象由自身扩大到其他人”[5]。对于以上主张，《若干解释》第12条之规定指出“：与具体行政行为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该行为不服的，可以依法提起行政诉讼。”由此可见，行政诉讼的原告资格由直接行政相对人向直接行政相对人和间接相对人共同拓展，即行政诉讼原告资格的“利害关系人”标准。3.行政诉讼原告资格应该进一步放宽，逐渐发展民众诉讼和公益诉讼，真正保障公民、法人或组织的诉讼权利。尽管当前学界基本认同行政诉讼原告资格为“与具体行政行为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的行政相对人”，即直接行政相对人和间接行政相对人。但部分学者认为，当前的行政诉讼资格都关注的是行政相对人因“私益”受损进行诉讼时所获得的资格，现实生活却存在许多损害公共利益的行政行为，因此应逐渐建立和完善公益诉讼和民众诉讼。所谓行政公益诉讼是指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主体行使职权的行为违法，侵害了公共利益，依法提起诉讼，要求司法机关予以审查。行政公益诉讼制的建立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行政公益诉讼既是公民维护公益的法律手段，也是行使宪法规定参与管理社会事务的一种机制；更重要是，行政公益诉讼能够有效发挥社会监督作用，对于维护社会的公正、公平及合法运行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6]而民众诉讼是指任何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只要不服行政机关所做出的具体行政行为，而不管该行政行为是否与自身利益相关，均有权利提起行政诉讼，请求法院予以撤销。这种行政诉讼意味着社会公众对于行政机关行使职权状况的高度监督，促使其依法行政，切实维护相关公民、法人以及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因此，在行政公益诉讼和民众诉讼中，提起诉讼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通常是非法律上的直接利害关系人，即原告一般是与被诉的行政行为或不行为没有直接利害关系的组织和个人。但由于我国《行政诉讼法》规定了只有法律上有利害关系的行政相对人才具有原告资格，所以行政公益诉讼和民众诉讼很难取得诉讼资格，个人或组织不能有效地行使诉讼权。

三、结论

综上所述，学界对于行政诉讼原告资格的争论反映了我国行政诉讼原告资格的不断发展，即从“直接行政相对人”到“利害关系人”再到“全民诉讼”，由“窄”到“宽”逐步拓展的趋势。但有些学者认为，根据现阶段我国国情，对于行政诉讼原告资格应该坚持“利害关系人”标准，反对“全民诉讼”或“公益诉讼”的提法，因为当对行政诉讼原告资格不加限定时，容易造成个人或组织的滥讼，严重浪费国家司法资源，降低司法效率。然而，笔者认为，确立行政诉讼原告资格的目的，一方面是为了保障个人或组织的诉讼权利，从而维护其的合法权益；另一方面切实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使其职权。因此，行政诉讼原告资格“门槛”的高低直接影响着这些目的实现。所以，我国必须逐渐放宽和统一行政诉讼原告资格，由直接受害人诉讼向利害关系人诉讼和民众诉讼转变，由重视“私益诉讼”向“私益诉讼”与“公益诉讼”并重转变，不能因噎废食：因为担心所谓的国家司法资源浪费、司法效率低下等原因来限制行政诉讼中的原告资格，阻碍行政相对人诉讼权利实现。

引子

市民认为规划机关的许可行为“损害了自己的优美环境享受权”或“破坏了其享受自然景观带来的精神上的愉悦”，是否有资格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1]文体局没有应某位知名画家的请求，查处该局下属的进行色情表演、且张贴带有色情内容广告画的娱乐场所，失望和愤怒的画家是否可以认为文化局的不作为侵害该娱乐场所对面小学未成年人合法权益而诉诸法院？[2]普通公民向地方国税局举报某企业偷税行为，国税局置之不理，该公民是否有权对国税局提出行政诉讼？[3]夫妻一方死亡，死者与前妻所生子女以及死者母亲，是否可以认为婚姻登记机关为死者同第二任妻子办理婚姻登记的行为违反法定程序，侵害了他们的继承权，而提起行政诉讼？[4]购买商品房的业主认为房产管理部门给开发商颁发《商品房预售许可证》的行为违法，侵害其财产权益，他们是否可以把房产管理部门告上法庭？[5]……

上引数例，无非不计其数行政讼案之沧海一粟，然其皆有一个主题，即谁有权或有资格提起行政诉讼，进入法院大门，质问公共行政的合法性？作为扣动司法审查程序的扳机之一，此问题历来受实务与理论的关切。就法律术语而言，它经常被置于“行政诉讼原告资格”概念之下予以讨论。不过，当此一般性的设问与某些具体的案情及起诉人的诉讼请求相结合时，起诉人是否为适格原告的争议，则不可避免地产生。通过以上几件事例，大致可以观察到当前对待这一设问的两种路径：其一，在现有的关于行政诉讼原告资格的标准之中寻求答案，结论却有可能是截然相反的；[6]其二，依据现有标准得出起诉人并非适格原告之结论，但从规范的立场认为应该允许此类诉讼的进行，故而，建议引入新的规则，实现行政诉讼原告资格的尽可能放宽。[7]

其实，对行政诉讼原告资格问题，在既有规则之下进行具体的判断，以及超越现行规则寻求可能的立法变革，是两个历久存在的思路。前者着眼于实在法的理解和解释，若运用得当，自可对司法大有裨益；后者发觉法律之不足，故放眼未来、追逐更新的设计，虽暂时不能为司法所用，但有朝一日或可为民众和立法者所接受，而由理念演变为实在的规则。并且，两个路径之间隐含地存在如下假定：只有当现实提出应然之要求，即出于某些考虑应该赋予起诉人以原告资格，而实在法无论作何理解和诠释，皆不可能满足此要求时，前一路径才会走入“死胡同”，才会需要在后一路径上谋划新的发展。毕竟，若实在法尚有用武之地，何必追求新规则的制造。

然而，略加细致考察当前的讨论，却可发现，在前一路径上的探索存有不少的分岔，对原告资格判断标准究竟包括哪些以及如何解读，意见和争论丛生。在具体案件上发生的分歧，以婚姻登记案为例足以证明。而脱离具体案件的一般性讨论，也有诸多文献为证。[8]众说纷纭的局面进一步导致两个结果。一则，法官在认定起诉人是否具有原告资格时，难以求得比较一致的认识，在表面上看来，形成司法的困境。[9]二则，由前一路径向后一路径的转换，并非像给出以上假定那般容易，分岔的存在致使对前一路径是否“山穷水尽”产生不同认识。[10]

那么，司法是否真地处于无所适从或不一致的困境之中？现有规则或制度是否真地无法应对一些社会需求而需要引进新的？在我个人看来，为了对这两个问题作出一种更加成熟、更加复杂的回应，而不是简单地给出“是”或“否”的答案，仍然必须把目光聚焦于行政诉讼原告资格的判断标准之上，对目前规则所明确或暗示的标准进行慎重、详实的考究。惟其如此，方能使我们的认识在清晰的向度上更进一步。本文写作的出发点即在此。

摘要：行政诉讼原告资格所要解决的是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是否有提起诉讼的资格，而并不涉及行政主体与行政相对人之间实体权利义务的裁判，这是一个程序性问题。我国行政诉讼原告资格的认定可以参考美国的做法，采用事实上的不利影响标准。

关键词：原告资格；法律上利害关系；行政诉讼

一、行政诉讼原告资格——概念、性质

原告资格是指某人在司法性争端中所享有的将该争端诉诸司法程序的足够的利益，其中心课题是确定司法争端对起诉人的影响是否充分，从而使起诉人成为该案诉讼的正当原告。如果起诉人符合原告资格的各项要求，具有为司法争端所影响的足够的利益，就可以认为起诉人在诉讼中享有法院应当给予保护的、实实在在的利益。原告资格的一个作用就是确定司法审查的范围，即法院是否享有审判某一司法争端的权力。原告资格与起诉人实体诉讼请求的是非曲直没有直接关系。凯尔森认为，由法律规范所调整的人的行为是由两种因素构成的：属事因素和属人因素，即必须要做或不做的事以及必须要做或不做这件事情的人。法律规范在决定作为法律条件或法律后果的人的行为时，就决定了这两个因素。原告资格所要解决问题无非就是，什么人是与某事有足够的利益的人和什么事是被称为司法性争端的事。就行政诉讼（或司法审查）而言，“什么人”之要素，是要保证该人拥有自己特有的、不同于他人的利益；“什么事”之要素，是要保证争端的性质属于一个行政争议。因此，行政诉讼原告资格，就是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就行政争议具有的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从而成为行政诉讼原告的法律能力。

关于原告资格的性质,学术界存在两种对立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原告资格具有实体和程序双重性质，即原告资格既是一个实体问题，又是一个程序问题。因为原告资格与引起诉讼的行政行为有直接联系，没有行政行为便无所谓原告；同时原告资格又是在程序中产生的。另一种观点认为，原告资格只是一个程序问题，而不是实体问题。因为原告资格所要解决的是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是否有提起诉讼的资格，而并不涉及行政主体与行政相对人之间实体权利义务的裁判，提起行政诉讼并不一定能胜诉，被诉行政行为是否违法要通过法院的审理来判断。

把行政诉讼原告资格的性质认定为程序性问题比较妥当。因为原告资格所要解决的是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是否有提起诉讼的资格,而并不涉及行政主体与行政相对人之间实体权利义务的裁判，把原告资格认定为具有程序与实体双重性质会不当限缩当事人的诉权，堵塞一些权利的救济渠道。

行政诉讼是以被诉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合法性审查为核心的诉讼，与刑事诉讼、民事诉讼有明显的区别，在行政诉讼中，主要是审查被诉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问题，理所当然行政机关要向人民法院提供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证据和所依据的规范性文件。我国《行政诉讼法》第三十二条对此也特别有所规定：“被告对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负举证责任。”该法条蕴含了行政诉讼的举证规则，突出了行政诉讼的特点。那么，在行政诉讼中作为行政相对方的原告是否还要向人民法院提供证据；又如何提供证据；提供哪些证据呢？如果提供不出，将承担何种法律后果呢？本文拟从行政诉讼过程中原告的举证责任等方面进行分析，并结合审判实践，对在行政诉讼中原告举证若干问题进行研究，达到以增强在行政诉讼中处于弱势主体的举证能力，同时也引导其如何举证。

举证责任既不是权利，也不是义务，而是法律预先设定的一种法律后果。它所要解决的问题是在一定事实是否存在难于查明而法院又不能以此为由拒绝裁判的情况下，应由谁承担不利法律后果的问题。尽管我国《行政诉讼法》第三十二条规定：“被告对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负有举证责任，应当提供作出该具体行政行为的证据和所依据的规范性文件。”这确定了我国的行政诉讼制度采取被告负举证责任的分配原则。但并不等于原告就不向法院提供任何证据。事实上，行政诉讼程序的启动，是由于原告起诉而引起的，那么原告至少应当对其起诉是否符合法定条件等相关事项承担举证责任。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下称若干解释）第二十七条“原告对下列事项承担举证责任：（一）证明起诉符合法定条件，但被告认为原告起诉超过起诉期限的除外；（二）在起诉被告不作为的案件中，证明其提出申请的事实；（三）在一并提起的行政赔偿诉讼中，证明因受被诉行为侵害而造成损失的事实，（四）其他应当由原告承担举证责任的事项。”

一、证明起诉符合法定条件，但被告认为原告起诉超过起诉期限的除外。

《司法解释》第二十七条第（一）项规定原告承担“证明起诉符合法定条件”的举证责任，为原告对起诉成立负举证责任提供了依据。行政诉讼法第二条规定，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侵害其合法权益，可以提起行政诉讼。因此，有人认为，只要原告主观上认为具体行政行为有侵权，行政诉讼即告成立。这种观点如果成立，意味着原告无须承担证明起诉成立的义务，显然与《司法解释》规定相悖。

笔者认为，行政诉讼法第二条仅规定了当事人提起行政诉讼的条件，而当事人提起行政诉讼，仅仅是起诉成立的必要条件，并不充分。对此，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一条就起诉成立条件作了相应的规定，其中，原告起诉要有事实根据就是条件之一，如果只有原告的起诉，不具备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一条规定的其他法定条件，起诉不能成立。行政案件立案前，行政相对人应当承担证明其符合一定程序要件的举证责任，否则就不能进入以后的诉讼程序，如行政相对人认为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则应提供证据证明该具体行政行为的存在。具体行政行为具有书面形式的，应在起诉时向法院提交正本或复印件，具体行政行为是口头形式的，则应在起诉时向法院提交证人证言，视听资料等证据。提供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的证据，且被告必须明确适格；案件属于人民法院受案范围和受诉人民法院管辖；如果法律、法规规定行政复议前置，还要提供已申请复议及复议结果的证据，如果原告提供的证据证明其起诉符合法定条件，但是被告认为原告的起诉超过法定起诉期限，该举证责任不应由原告承担，原告也不会提供证据证明起诉超期，因此，该举证责任自然由被告承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