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效供给范文10篇

农村基础设施是为农村经济、社会、文化发展及农民生活提供公共服务的各种要素的总和。作为农村社会生产、生活活动的“共同生产条件”，基础设施是农业经济发展的基础，是加快农村现代化、城镇化建设的根本，是增加农民收入、缓解农村就业压力、提高农民生活质量的关键。但由于它具有潜在的高风险、农业自我积累能力弱、二元财政供给体制等原因，长期以来，我国农村基础设施投入不仅总量不足，而且结构不合理，以致农村基础设施供给能力严重滞后于农业现代化、农村可持续发展的需求。本文试图在评析农村基础设施供给现状的基础上，运用公共财政相关理论，从制度创新、体制改革、融资方式创新、政策导向等角度探寻近期我国有效增加农村基础设施供给的具体对策。

一、农村基础设施供给的现状及存在的主要问题

农村基础设施投资最关键的问题是投融资方式的选择，因为投融资方式不仅关系到农村基础设施投资的效率，还决定了农村基础设施投资的资金来源。从各国的实践来看，农村基础设施的投融资方式主要有：政府直接投资，无偿提供方式；政府直接投资，非商业性经营方式；财政投融资方式；建设—经营—转让投资方式，即BOT方式。当前，我国农村基础设施资金主要来自财政投资、农民集资（包括以工代资）等渠道。

（一）供给主体及其供给能力的基本判断

1、财政资金正在成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资金的主要来源之一。过去，在“二元化”发展模式和体制下，形成了城乡有别的差异性基础设施供给体制和基本制度。这种供给制度主要表现为：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所需资金主要由财政预算安排，而农村所需的基础设施政府提供较少，许多方面主要由农村基层负责提供，部分公共产品的供给责任落在了村委会的头上，所需资金主要通过向农民收取公积金、公益金和管理费的方式筹措，成本支出主要由农户或由属于村民共同所有的集体企业承担。并且，各级政府应提供基础设施的责任及其界限不明确，从而造成了城乡基础设施供给的严重失衡，形成了很大的历史欠账。近年来，国家财政对农村基础设施投入增加较快。就基本建设领域而言，“九五”以来，特别是1998年实施积极财政政策以来，国家较大幅度地增加了农业基本建设投资。1998年至2003年，中央累计安排农业基本建设投资总量超过3000亿元，在国债及中央预算内投资中所占的比重均达到30％左右。在2005年的国债投资和新增中央预算内投资当中，用于大农业方面的投资比例比2004年提高了2.4个百分点，主要投向农业和农村的基础设施建设，加强农村“六小工程”建设。但从整体上来看，我国农村基础设施供给尤其是农业基础设施的投资总量仍然明显不足，从投资的结构看，仍偏重于大江大河的治理，直接用于改善农业生产条件和农民生活条件的基础设施的投资比重偏低。在WTO规则所允许使用的12类“绿箱”措施中，我国仅使用了6类，政府支持总量占农业总产值的比例远未达到加入WTO时承诺的8.5％的水平。政府各部门对农业的投入总量不及美国联邦政府农业预算的1／5.

2、以工代资曾经是农民参与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主要形式。由于机构膨胀、县乡财政困难、分税制改革不彻底等原因，许多本应该由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或物品的责任却由农民承担，提高了农民的生产成本。在我国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乡镇道路、农业技术服务以及农村医疗卫生事业的资金主要来自农业和农民，财政支出对这些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没有显著贡献。近两年，由于农民收入增长缓慢，没有多余的资金投资于农村基础设施；同时农村基础设施产权不明晰，部分项目没有按照“谁投资、谁受益”的原则来运作，因而影响了农民投资基础设施建设的积极性。再者，农村税费改革以后，“两工”在3年内逐步取消的政策，使农村基础设施特别是小型基础设施建设失去了原来的主要投入渠道。

在全国烟叶工作座谈会上，姜局长指出：“今后几年烟叶计划安排，重点放在结构平衡上，下力气解决好等级结构和地区结构平衡问题，实现当年烟叶供给总量与需求相平衡、上等烟叶和优质烟区烟叶供给与需求相平衡”。何泽华副局长强调，为解决原料供需的结构性矛盾，必须坚持总量控制、综合平衡、主攻质量、优化结构，提升原料保障能力。明确提出了把优化烟叶结构、提高优质烟叶有效供给能力放在突出位置。这是国家局领导在正确分析我国当前烟叶工作新形势新任务以后作出的战略部署。之后，云南省烟草局以及各烟区闻风而动、一马当先进行了针对性地认真研究、狠抓落实，制定了一系列应对的积极有效措施，为各地烟区提供了可供借鉴的宝贵经验，鼓舞和鞭策了广大烟叶工作者。在此，百色作为广西重点烟区，在“十二五”开局极其关键的重要时期，如何准确把握新形势，理性估价自身的问题与不足，审时度势，抓住机遇，采取有力措施，优化烟叶结构，提高烟叶品质，提高优质烟叶有效供给能力，确保烟叶生产稳定发展，这已成为烟区各级党委、政府以及广大烟叶工作者当前一个重要的紧迫任务。

当前优化烟叶结构的紧迫性和重要性

国家局把“卷烟上水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行业工作的基本方针和战略任务。“原料保障上水平”是实现“卷烟上水平”的重要基础。原料保障上水平，关键就在于增强原料保障能力，控制规模、调整结构正是这种能力的具体体现。从国家局提出的“百牌号”，再到“两个10多个”到现在“532”、“461”品牌目标的提出，各工业企业为了争夺更多的市场份额，为自己的品牌能进入到“532”、“461”序列，都在纷纷储备烟叶原料，同时对原料需求的质量、结构等都产生了新变化。品牌规模扩张，客观上需要大批量结构合理、质量均衡、稳定供应的烟叶原料，要求保证原料供应的均衡性、一致性。

近年来，烟叶生产取得了很大成绩，发展前景令人鼓舞，但是烟叶生产的主要矛盾依然比较突出，“控总量、调结构”的压力也将更大，产非所需、供非所求的问题仍然存在，尤其是烟叶的结构矛盾比较突出，优质烟叶的数量和质量都不能满足卷烟品牌的需要。正如中国烟叶公司总经理赵振山指出的：

“首先是等级结构上存在矛盾。在前几年卷烟结构较低的时期，上等烟的消耗比例长期低于收购比例，曾一度出现上等烟库存偏高的局面。但现在，随着卷烟结构的提升，上等烟的消耗也在加速。从到，上等烟的消耗比例每年递增了4个百分点，去年达到了55.4%，大大超出了41%的收购比例，上等烟已经从供过于求快速转变成供不应求，发展到今年，这一矛盾已经比较突出。

其次是部位结构上的矛盾。一般情况下，烟叶的部位结构是比较稳定的，中部烟大约占50%左右。近几年，中部烟叶的消耗比例也在扩大。从到，中部烟的消耗比例每年递增2个百分点，去年达到了60%。近两年国家局根据生产实际确定了各产区上等烟和中部烟比例的“两条红线”，有效保证了烟叶等级合格率，却也使得烟叶等级和部位的结构性矛盾表现得更为突出。

“藏粮于库、藏粮于地、藏粮于科技”(以下简称“三藏”)都是平衡粮食供求关系、保证国家和地区粮食安全的重要手段。但建国以后，由于长期受粮食紧缺和计划经济的影响，一直对藏粮于科技和藏粮于地有机结合的问题研究较少，更缺乏这方面的实践经验。*总理在20*年全国农村工作会议上提出，要努力实现藏粮于库与藏粮于地的结合。本文对这一问题进行研究，以期探索建立新型的现代粮食储备体系，提高粮食自给率，降低国际依存度，确保国家粮食安全和谐，保证粮食产业可持续发展。

一、“三藏”的内涵释义

“三藏”是现代粮食储备的三种形式。“藏粮于库”是指通过仓库储存一定数量的粮食，在市场供求变化或粮价波动时，通过吞吐，增加或减少市场上粮食的供给数量，调节市场粮价，以此来维持市场粮食供需基本平衡和粮价大体稳定。目前，在我国“藏粮于库”有三种形式，即政府(中央和地方)储备、企业储备和民间储备。

“藏粮于地”是指在粮食供过于求时，采取休耕或轮耕一部分土地来减少粮食生产数量，在粮食紧缺时又将这些土地迅速用于生产粮食，通过耕地的增加或减少来维持粮食供求的大体平衡。实行土地休耕，虽然不生产粮食，但粮食生产能力还在，并且土地休耕后还可提高地力，实际上就等于把粮食生产能力储存在土地中。

“藏粮于科技”是指通过研究开发粮食科技，用科技手段维持粮食供求平衡，坚持应用一代、储备一代、开发一代的战略，根据粮食市场的平衡状态，适时地采用相应的技术’，始终保持科学技术的接续能力。

由于粮食产品生产周期长，受自然条件影响比较大，很大程度上是“靠天吃饭”，导致丰歉年之间粮食产量波动较大，供给弹性大；而粮食产品消费又不同于一般的工业品，刚性强、弹性小、需求刚性与供给弹性之间的矛盾决定了要保持粮食供给与需求的平衡，就必须要进行粮食储备。而“藏粮于库”、“藏粮于地”、‘‘藏粮于科技”则是粮食储备的三种不同形式，各有其不同的特点及其适用范围。

一、市场经济，一直处于左右之争。亚当?斯密“看不见的手”代表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是右；主张消灭市场经济，代之以不讲商品与市场的计划经济，是左。平常的经济政策，主张积极财政货币政策，或稳健的宏观调控政策，是人们经常争论的基本问题，它也反映了经济取向的左右之争。

这种争论系于一个因素，称为“市场景气度”。如市场景气度高则市场购销兴旺，企业产销两旺，社会投资高涨；但又潜存着经济过热风险。如市场景气度低则市场购销疲软，企业产能过剩，产品销售不顺而使公司陷于困境；此时，人们要求政府刺激经济使市场景气度回升。

因此，市场景气度高低是企业存活发展的环境与基本条件。市场景气度是一个宏观因素，它不被单个企业经营状况所左右（虽然市场景气度也不过是所有微观因素集中汇合的结果），只能顺从于它。在一定市场景气度下，有些企业可以生存，但有些不能生存。比如市场景气度为5时，50%企业能生存，50%企业不能生存。如市场景气度下降到4，只有40%企业能生存，有60%企业不能生存。

这就产生问题。如市场景气度下降太大使许多企业难以生存，就需要政府采取措施将市场景气度抬高，使市场状况适于更多企业生存。这即是凯因斯主义的实质，它主张通过政府财政货币扩张拉动市场需求，使市场景气度上升。但如果每个企业都患上“市场景气依赖症”，政府拉动市场需求的力量就要加大，政府就会耗费更多的财政资源，损耗更大的元气。最终，政府背负越来越重的财政赤字负担。财政赤字又诱发货币过量发行，造成通货膨胀。相反，如果每个企业都可在较低市场景气度下生存，就不需动用政府之力拉高市场景气度。由此可知主张政府财政货币扩张的凯因斯主义的实质：它其实并非经济自主行为所应有的内容，只是由于各经济体在一定市场景气度下无法生存，才人为抬高市场景气度，让它们得以生存。各个经济体经济自主行为所应有的内容是：自生能力。所谓自生能力是指一个企业能够在更宽市场景气变动程度下生存的能力，即既可在较高市场景气度下生存，也可在较低景气度下生存。如果每个企业都能这样，在较低景气度下生存，就不需损耗政府财政资源去拉动需求，从而抬高市场景气度。当然，如果每个企业都能在较低景气度下生存，市场景气度就会因此上升，使每个企业生存发展得更好。市场景气度能自主回升，就不需政府财政货币政策的人为拉动了。

二、企业自生能力就是企业向市场提供有效供给的能力。如果企业能做到有效供给，就可在一定市场景气度下生存；不能提供有效供给的企业，就难以生存下去。因此，有效供给是一个自主经济体所应具有的内容；通过向市场提供有效供给而获得生存发展，这是任何一个企业自主发展所必须。有效供给能够创造相应的需求，为什么？因为供给是有效的，是根据市场的潜在需求而制订的供给策略的结果。这种需求是内在的需求，而不是通过某种外在力量拉动起来的需求。政府财政货币扩张所实现的需求，就是一种外在力量所拉动起来的外在需求。前面说了，如果企业自生能力不强，有效供给能力不强，就不能开发潜在的内在需求，就需要外在需求的拉动。可见，政府对经济的宏观调控，应着眼于增强企业的自主活力，而不是一味通过外在需求的拉动，去迎合自生能力不强的企业。政府宏观调控的初衷是对过热的经济进行调控，这种过热经济往往是政府财政货币扩张所形成的结果。因此，政府宏观调控，实质上是将企业导向具有自生能力的方向，而杜绝其对政府扩张政策的过分依赖，对经济健康发展具有积极意义。

讲有效供给创造需求，会使人想起马克思曾批判过的萨伊“供给创造自己的需求”理论。马克思的批判没有错，但这里强调的是供给有效性，强调“有效供给”，而不是所有供给。有效供给与有效需求实际上是同一事物的两方面；有效供给意味着获得需求的供给；有效需求则首先意味着“有支付能力的需求”，这种需求正好从有效供给中获得，因为每个人的实际需求能力，都作为生产劳动者向市场提供有效供给后所获收入的购买力体现。但是，强调有效供给与强调有效需求仍具有不同意义。因为强调有效供给即强调生产企业的有效供给能力，强调它的自生能力，它的活力与竞争力。而强调有效需求则强调企业的外部需求环境状况，而这就有可能忽视对企业自身活力的重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实质是要增强企业活力与竞争力；但企业的活力与竞争力并非一朝一夕可以增强到理想程度的，在这过程中，还需政府创造更好外部环境，即创造更好市场景气度，让企业在渐渐独立生存的过程中得到发展。

［论文关键词］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有效供给；福建省

［论文摘要］文章先探讨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与有效供给统筹考虑的基本内涵、要素和评价标准，并以福建省为例分析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与有效供给实践上存在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进而提出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与有效供给的创新战略。笔者认为，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与有效供给是两个相互联系的方面，在利用财政手段等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同时，还必须重视公共服务的有效供给，推动公共服务质量的持续改进。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让改革的成果更多地惠及全民，是当前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建设服务型政府的基本要求。本文探讨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与有效供给的理论基础与创新战略问题。

一

公平正义是社会有序运行的基本原则，正如罗尔斯所说的，“自由和机会、收入和财富、自尊的基础——都要平等的分配，除非对其中的一种价值或所有价值的一种不平等分配合乎每一个人的利益”。［1］正是如此，公平正义作为公共行政与公共政策的核心主题，也是公共服务供给的重要标准。［2］［3］即使是当代民营化大师萨瓦斯也曾指出，“公共服务绩效很大程度取决于提供服务的设施、资源在空间上的公平分配”。［4］

当前，我国已经把公平正义确立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本特征，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即是促进公平正义的关键。但是，必须看到，对于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而言，仅仅强调公共服务财政经费的划拨与转移仍远远不够，对于公共服务的输送机制、质量水平、效率效益和实际可获得性的关注同样至关重要。这是因为，对于公共服务的绩效来说，效率、效益和公平是三个相互联系而不可或缺的评判标准。［5］这意味着，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战略目标的实现，不仅要依靠财政投入力度的加大，还需要公共服务有效供给的水平不断提高。而所谓的有效供给，就是指通过公共服务制度体制的完善（如国家和地方的财政与事权配置）、提供机制与工具的改革（运用竞争性、志愿性的工具以及新型供给技术）、质量持续改善（服务质量改进、评估与监督）等来改善公共服务自身的体系，促使用于公共服务的社会公共资源得到充分的利用，保障公共服务高效、优质、准确地输送给需求者。

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程度主要取决于两个变量：一是经济发展能力（决定财政汲入水平），二是公共服务供给水平。目前我国在公共服务领域出现的问题，主要根源并不在于没有提供公共服务的经济能力，而在于缺乏合理的公共服务制度安排和机制工具，导致公共服务供给处于粗放状态。如果没有高效的制度安排、多元的供给主体、灵活的供给机制的保障，就不可能真正推进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从这个角度看，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是调整和优化政府职能，改善公共服务体系，提高公共服务有效供给的水平。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与有效供给的协同推进，意味着我们必须处理好以下关系：

编者按：本文主要从造就有效的财务报告供给、需求主体；改革相关制度，减少财务报告粉饰的动机；完善会计准则和会计制度，压缩财务报告粉饰的空间；完善注册会计师制度，发挥“经济督察”的作用；强化政府对财务报告粉饰的监督进行论述。其中，主要包括：打造有效的财务报告需求主体、加强股东等财务信息需求者参与监控的动机和能力、完善上市公司的内部监控机制，以加强监控者对公司管理层行为的了解、打造有效的财务信息供给主体、完善业绩评价机制和管理人员薪酬制度、完善股票发行制度、将提高会计信息的可靠性作为首要目标、正确处理统一性和灵活性的关系、强化注册会计师审计的独立性、加强注册会计师审计的法制建设、加强对注册会计师审计的监管等，具体请详见。

摘要：防范上市公司的财务报告粉饰问题是一项极其复杂艰巨的系统工程，本文分析其关键在于造就有效的财务报告供给、需求主体，并进而分别从供给、需求主体两方面着重阐述了为此目标所需采取的诸项具体举措，包括完善公司治理结构、提升投资者素质等。同时，本文也指出、探讨了在制度层面应进行的其他配套改革，这些制度主要分为会计制度、证券监管法规、注册会计师制度三方面；并在最后对政府部门如何强化对这一问题的监督提出了建议。

财力报告粉饰一直是证券市场的“痼疾”，极大危害了投资者的利益以及证券市场优化资源配置功能的发挥，因而各国政府、学界均将其作为研究的重点。我国会计学者近年来也对这一问题展开了研究(黄世忠，1999；陆建桥，1999；刘杰，19995等)，这些研究侧重于证实这一问题的存在，分析其表现形式。本文拟对如何构健上市公司财务报告粉饰防范体系谈点粗浅认识。防范财务报告粉饰，提高财务信息质量，是一项极其复杂艰巨的系统工程，而完善公司治理结构，提升投资者素质，造就有效的财务报告供给、需求主体、是其中的一条根本性措施；与此同时，也必须实施如加强对财务报告编报的监督、完善会计准则和审计准则、“以及建立健全相关法律制度等配套措施。

一、造就有效的财务报告供给、需求主体

上市公司管理层与投资者之间客观上存在着信息不对称，财务报告是消除这一不对称的主要方式之一，或者说，财务报告是这两者之间围绕财务信息相互博弈的结果(Scott，1997)。因此，防范财务报告粉饰的根本性出路在于从这二者入手：造就恰当的主体，让它们拥有足够的理性、适度的手段。

1．打造有效的财务报告需求主体。当前上市公司存在财务报告粉饰现象的主要原因应在于需求主体缺位，即尚未形成有效的财务信息需求市场。因此，治理财务报告粉饰，必须侧重解决这一问题、其关键性的举措包括完善上市公司的治理结构和提升投资者素质。

摘要：本文以“市场景气度”为轴心引伸出了凯因斯主义与有效供给论的根本差别。指出有效供给是经济体自生能力的内在要求，而凯因斯主义并非经济自主行为所应有的内容，只是由于各经济体在一定市场景气度下无法生存，才通过政府扩张政策，人为抬高市场景气度，让它们得以生存。但如果各经济体的自生能力强，能够在较低市场景气度下生存发展，就不需要政府扩张政策的刺激作用，从而减轻政府的财政负担。

关键词：市场景气度，有效供给，凯因斯主义

一

市场经济，一直处于左右之争。亚当•斯密“看不见的手”代表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是右；主张消灭市场经济，代之以不讲商品与市场的计划经济，是左。平常的经济政策，主张积极财政货币政策，或稳健的宏观调控政策，是人们经常争论的基本问题，它也反映了经济取向的左右之争。

这种争论系于一个因素，称为“市场景气度”。如市场景气度高则市场购销兴旺，企业产销两旺，社会投资高涨；但又潜存着经济过热风险。如市场景气度低则市场购销疲软，企业产能过剩，产品销售不顺而使公司陷于困境；此时，人们要求政府刺激经济使市场景气度回升。

因此，市场景气度高低是企业存活发展的环境与基本条件。市场景气度是一个宏观因素，它不被单个企业经营状况所左右（虽然市场景气度也不过是所有微观因素集中汇合的结果），只能顺从于它。在一定市场景气度下，有些企业可以生存，但有些不能生存。比如市场景气度为5时，50%企业能生存，50%企业不能生存。如市场景气度下降到4，只有40%企业能生存，有60%企业不能生存。

摘要：我国社会经济的不断提高，使公共体育服务质量得到一定的提升，但是公共体育服务规模在发展的过程中，设施与面积在增加的同时与财政支出比例严重失调，导致指导服务需求与承载力不足、国民体质监测服务站点减少现象的发生。此外，最为重要的是供给与需求出现了一定的矛盾，致使内部结构不合理、分布不均衡。为此，需要采取必要的措施，以供需为基础，对公共体育服务供给一体化模式进行有效的构建。本文以陕西省为例，对公共体育服务供给具体情况进行深入的分析，并为我国公共体育的发展提出几点建议，仅供参考。

关键词：陕西省；公共体育服务；现状；策略

我国经济在发展的过程中，大大提升了人们生活质量，人们观念发生了较大的变化，这在较大程度上改变了日常行为习惯以及生活方式，其中体育文化是社会生活中较为重要的部分，对社会关系的有效协调起到较为关键性的作用，同时人们对体育参与动机以及行为的分层化，在较大程度上对公共体育服务系统的较好协调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由此可以看出，公共体育服务供给的多元化发展对社会整体公共服务的有效构建起到较为关键性的作用，并且公共体育在发展过程中也需要不同的供给模式，这对陕西省体育事业的未来发展起到较为关键性的作用，同时也为我国公共体育的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1．陕西省公共体育服务供给现状

1．1一些体育设施供给存在矛盾。由于不同体育设施的功能以及数量具有较大的差异性，会在一定程度上使体育设施供给存在不同程度的矛盾，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1，随着人们健身意识的不断加强，陕西省公共体育服务设施数量出现增长趋势，虽然如此，一些市区中低收费的体育场馆开放量相对较少，并且市民健身中心也需要增加，这在一定程度上对于经济收入相对较低的市民很难残垣场馆体育活动；2，陕西省在发展公共体育服务的过程中，增加了专门体育场数量，尤其是对足球的体育的发展较为重视，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其他体育项目的较好发展，这在较大程度上易使体育项目的单一性；3，陕西省对农村体育的发展较为重视，构建了较多的乡镇健身中心以及农民体育工程，但是与城市相比具有较大的差距。1．2后期维护问题。据不完全统计，我国陕西省市级体育协会53个，县体育协会163个，社会体育指导员1．8万人［2］。此外，为了满足人们体育锻炼需求，陕西省在发展的过程中不断提升了公共体育服务供给水平，建设了乡镇健身广场以及社区活动室等，由此可以看出，公共体育设施正处于不断完善阶段。但是，体育设施在不断增加的过程中，后期维护出现了不同程度的问题，比如没有对一些设施的安全性进行有效的检修，并且没有形成一定的监督机制，这在较大程度上会降低设施使用过程中的安全性。由于体育设施的数量的增加，导致维修人员数量与设施质量比例的严重失调，致使一些体育设施无法正常使用。

2．陕西省公共体育服务供给出现的问题

摘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背景下，职业教育人才供给端与市场需求端发展不平衡的矛盾日益凸显，职业教育作为整个国民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与经济发展结合最为紧密的教育类型。职业院校承担着为社会培养大批具备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的高技术技能型人才的重大任务，而实践教学是高技术技能型人才培养的重要途径。通过对实践教学改革的必要性进行归纳，分析了当前局势下职业院校实践教学理念、主体、师资等供给不到位的现状，提出了基于供给端实施有效性实践教学的对策建议和评估标准，从而保证职业院校的实践教学发挥最大效益，推动职业院校可持续发展。

关键词：职业院校；实践教学；有效性；评估；供给侧

2015年11月10日，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召开第十一次会议，首次强调了“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增强经济持续增长动力，推动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实现整体跃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理论基础，在深刻分析国际国内经济新形势、科学判断我国经济新走向的基础上，对我国经济发展做出的宏观战略布局。改革的根本目的主要针对的是现代市场经济发展的供需结构性失衡，提高供给结构对需求结构的适应性和匹配度，着力点在于解决我国中低端产业产品严重过剩、高端产品有效供给不足和有效供给不到位的问题。职业教育作为整个国民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与经济发展结合最为紧密的教育类型。但是，在面对智能化生产到来的新时期，职业教育作为人力资源的供给方却出现了与市场需求方匹配不适的新困境。这对承担着为社会培养大批技术技能型人才任务的职业院校提出了挑战，而实践教学是高技术技能型人才培养的重要途径，因此，如何在产业转型中实施有效的实践教学才能与市场需求有效衔接，成为职业教育亟待思考的问题。本研究中的实践教学侧重于一种教学思想，职业院校只有根据市场供给结构定制人才培养目标，以工学结合的教学模式动态发展及时跟进，在实践中获得新知识，在新知识中不断地创新实践，才能不断推陈出新，收获更有效的实践教学方法。

一、职业院校实践教学改革的必要性

教育的结构是指基础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和成人教育的各种不同类型和层次的教育组合和各自比例构成，包括教育纵向系统的层级与层级之间的比例关系和相互衔接，以及教育横向系统的类型与类型之间的比例关系和相互联系，具有多层次性和多方面性。[1]合理的教育结构对社会经济发展具有良性的指导作用。职业教育作为整个国民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承担着为社会培养高技术技能型人才的重大任务，是与经济发展结合最紧密的教育类型。从供给侧角度分析，在当今智能化生产的大数据时代，我国职业教育供给侧结构的发展，也存在着人才培养针对性不强、缺乏与市场对接机制和办学质量不断弱化等问题。职业教育最显著的特征是培养目标的应用性、专业设置的职业性和教学过程的实践性。[2]这些特性决定了合理的职业教育供给，对于解决当前经济发展对技术技能型人才需求的现实困境具有重要的作用。实践教学是实现这一目标的重要途径，同时，也是职业院校区别于普通高等院校的最有力的说明。职业院校培养的人才是要勇于面对社会竞争，适应社会需求，具有综合职业能力的应用型人才。虽然，近年来，随着信息技术以及互联网模式的高科技的发展，各职业院校纷纷重视实践教学在教学体系中的作用，推行建立在职业理论教学基础上的实践教学，加强实训基地建设；但是，当学生步入社会岗位时，却不能与时俱进地跟上企业的需求，这就造成了人才培养目标的应用性和职业性得不到凸显。人力资源的供给方与企业市场的需求方不能更好地实现无缝对接，造成人力资源的大量浪费，而那些新兴科技产业的发展也由于技术技能型人才的缺乏而滞后。因此，职业院校的实践教学需要进一步改革，应该以满足经济转型在规模、结构和质量方面的要求以及岗位能力的发展为出发点，从教学理念、课程设置、师资配备和实践基地等要素协同发力，推进实践创新，动态评估教学形式，从而保证职业院校的可持续发展。

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背景下职业院校实践教学的现实困境

农村公共产品对发展农村经济具有重要意义，其供给增加将使农户增收。现阶段我国农民对公共产品具有强烈需求，而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普遍不能满足广大农民的需求，农村公共产品的供需矛盾日益突出。

农村公共产品供需矛盾的形成原因

（一）供给方：政府财政投入不足

1.政府财政实力薄弱。公共产品因其所具有的非竞争性或非排他性的特征，不管是纯公共产品还是准公共产品的供给主体应该主要是政府，由政府通过公共财政加以提供才能保证公共产品内在的公共利益或福利的真正实现。近年，我国的财政收入规模扩大占GDP的比重虽有所上升，但仍不能满足人们对公共产品增长的需求。和国际上其他国家相比，我国这一比重明显偏低。如表1所示。

与中央财政相比，基层政府收入更为短缺，与其目前所承担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所需资金相去甚远。根据公共财政学，中央和地方政府应该分别承担全局性和地方性的公共产品的供给，但是我国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有悖于此，大量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资金来源于县、乡和村。根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调查，在农村义务教育的投资比例中，中央负担了2%，省和地区负担了11%，县和县级市负担了9%，而乡镇负担了78%。基层政府迫于众多的事权压力，在税费改革前主要通过农业税、农业特产税、“三提”、“五统”及各种摊派来筹集资金。2002年以来实行税费改革，取消了农业税和农业特产税，限制了基层政府摊派、收费的权利，使基层政府收入大幅减少，在财力受到约束而事权没有相应减少的情况下，基层政府减少部分公共产品的供给成为必然选择，从而导致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不足的局面。

2.财政对农村公共产品的投入少。长期以来我国一直采取城乡分割的公共产品供给体制，财政资源的城市化和工业化倾向明显，对农村和农业的投入明显不足。1992-1996年，财政经常性收入年均增长23%，财政支农支出年均增长只有16.8%；财政支农支出占财政总支出的份额也由1978年的13.42%下降到1999年的8.23%；财政支农支出占农业总产值的比重1978年为10.78%，2000年仅为4.36%。财政对城市的倾斜，造成农村基础设施、教育资源和医疗卫生等方面的公共产品配给与城市差距较大。以教育为例，2001年城镇小学生均预算内公用经费为95元，农村为28元，城镇是农村的3.39倍；初中生均预算内公用经费城镇为146元，农村为45元，城镇是农村的3.24倍。公共产品供给的城乡二元结构使得城镇人口基本上免费享受财政供给的各种公共设施和社会保障,而农民则主要靠自己解决农村公共产品的供应,自己承担养老、教育、医疗等费用，从而导致农民成本增加、减缓农村经济发展速度，进而加深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匮乏程度。